金钱范文10篇

金钱政治是与现代民主政治目标根本背离的现象，是政治文明肌体上的肿瘤和致命伤。防止金钱政治的滋生和蔓延，是政治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金钱与政治利益的交易古已有之。在封建社会，政治权利只被少数人拥有，因而政治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分肥的游戏。用金钱来换取政治利益，在当时是合理的事情。之所以历代王朝也查处卖官鬻爵的案件，那主要是因为，政治分肥后的剩余利益属于皇帝而不属于各级官员，其政治资源的转让收入不应装入大小官员的腰包。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金钱政治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选举权与财产状况挂钩，无产者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另一方面，花钱买选票成为选举过程中如影随形的现象。更不用说选举政治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需要竞争者大量的金钱投入，穷人根本沾不上边。即使到了现代社会，金钱政治现象仍未绝迹，只不过方式与手段更加隐蔽、更加巧妙罢了。例如，有些候选人在投票前请选民吃饭、娱乐；通过中间人游说投票者；在官员任命过程中用行贿的手段影响决策机关的意见，等等。在我国基层选举的实践中，也发生过少数贿选的案件，跑官要官的行为也并不罕见。这些现象都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机关的高度关注。

在政治制度安排上，允许用金钱换取权力或政治利益是根本不合理的。经济与政治分属不同的领域，游戏规则完全不同。金钱可以在市场上通过组织生产、交易和分配的方式获得，而且可以通过继承和赠与的方式获得。政治资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原始的基本权利，每个公民所拥有的这些权利是平等的，它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知情权、批评建议权、监督权，这些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能被剥夺；一部分是次生的权力，即通过选举或任命而委托、授予的权力，并不是人人平均拥有。政治资源不能继承和赠与，更不能进行交易。因为，一旦将经济生活中的原则引入政治领域，就会从根本上改变主权在民的本质，使许多公民丧失掉自己的权利，从而扭曲民主政治。在现代社会，许多国家都作出了各种各样的法律规定，限制金钱政治现象的产生和蔓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然而，由于巨大政治利益的诱惑和制度上存在的种种缺陷，使得金钱卷入政治事件的现象屡禁不止、层出不穷。我国的法律对金钱政治行为的禁止是十分坚决的，对其处罚也是非常严厉的。例如，刑法中就规定了贿选行为应承担刑事责任。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与金钱政治现象的斗争还将长期进行下去，任务仍很艰巨。

防止金钱政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加大监督与处罚的力度。特别是在投票前夕，要在选举委员会或大会主席团专门设立监督小组，负责监察、接受投诉和处理贿选事件。一经查实，必须取消候选人资格，同时对受贿的投票人作出严厉处罚。例如，如果各级人大代表在选举中接受贿赂，应当依法罢免其代表资格；一般选民接受候选人贿赂，其当次选票作废，并对其本人予以训诫。在本选区公布其违法事实，以为警示；第二，要在制度建设方面精心研究，不断完善政治运作的规则和程序，使搞金钱政治的人无机可乘。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贿选手法不断变换，花样翻新，这些也会对我国的政治建设造成一定的影响，有的人会搬来照用。要研究金钱政治的新动态，及时地修订选举规则。例如，调查中发现，村委会选举前夕，有的候选人请选民吃饭，这当然会对投票行为产生影响。但请吃饭算不算贿选？人们的看法不一。应当在法律上作出明确规定。又比如，候选人在投票前给村里捐款，也会增加得票，这种行为是否允许？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第三，广泛动员群众，对金钱政治行为进行监督、举报。要建立贿选举报制度，同时也允许候选人之间相互监督。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氛围，使金钱政治成为过街老鼠，使搞权钱交易的人身败名裂。

总之，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一定要保持文明的政治环境，坚决防止金钱政治对政治生态的污染。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

国库柜面监管，是指国库会计核算人员在经理国库业务时，对预算收入、预算支出、预算收入退库及国库会计对帐等一系列会计核算行为予以审查、监督、管理，确保每一笔业务的真实性、合法性。国库资金是国家预算资金收纳入库后的资金，也是国库部门管理的财政预算资金。加强柜面监督，不仅可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国家预算计划的顺利进行，而且可以保障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就如何加强国库柜面监督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前国库会计核算中存在的问题：

（一）国库库款直拨操作欠规范

一是预算拨款凭证存在由用款单位自行送往国库的现象，未按《国家金库条例》规定派专人送。传送过程中的漏洞，威胁着国库资金的安全。二是财政部门不能及时、全部向国库提供各种经人大批准的预算执行计划、预算调整文件、正常的预算拨款单位名册（一般人大会议在三月份召开，预算计划经人代会审议通过后，才能送往人行国库），使得国库监管无据可循。三是对拨往非预算单位的资金，财政部门很少主动提供报告和批件，国库部门跟其后索要。四是年终集中支付现象比较突出，以“暂收”、“暂付”科目列支或以“科技三项费用”、“企业挖潜改造费用”支出，以转移收入、减少收入基数，国库库款支拨的真实性确定较难。

(二)预算收入退库监管有难度

退库是将已入库的预算收入从国库中退还给纳税人的一种政策性行为。国库作为直接办理者，对正确把握退库政策，维护国库资金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国库退库牵涉到不同部门的利益，财政、税务、海关、国库各有自己规定的退库政策，所以常常出现政策之间相互理解矛盾的地方。加之有关退库文件很难及时到达国库，只有在这些部门办理退库时才见到（如新华书店的退库），这种时滞性，使国库部门审核其依据的可靠性、适时性难把握。对年初预算安排的“计划亏损补贴”，由于财政部门事先未向国库提供办理亏损退库企业的名单、预算计划亏损的指标，国库无法对其进行控制和监管。对调增调减的退库，审批机关也存在不主动提供审批报告的现象。认为开出了退库凭证，就视同它已审批同意。这些不规范的退库行为，很容易造成国库资金的流失。

1引言

对于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传统经济学家认为，财富如收入和资产对幸福或生活满意度有直接的影响，因为高收入能为个体提供更有利的机遇和选择，因此增加财富就能增加幸福。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较大改善，物质生活得到了较大满足，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步入小康社会。按理说，人民会感到生活越来越幸福。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另有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十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问题出在哪里？

近几十年来，这个课题也成为积极心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在此，人们平常所说的幸福常用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SWB)①这一术语来描述。它是指个人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整体性评估而产生的体验，主要由情感和认知两种基本成分构成，其中情感成分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相对独立的锥度，认知成分则指个体对自己生活满意程度的评价。1967年，WarnerWilson在一篇《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中指出，幸福的人是有高收入的。自此以后，心理学家们围绕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拟对这些研究进行总结，并探讨金钱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心理机制，以使人们更科学地理解金钱与幸福的关系，从而更有效地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同时为政府制定以提高我国人民整体幸福感的公共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2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

积极心理学认为，幸福感是主体对客观生活的主观感受，这种主观感受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不是很大。研究者从多个角度考察了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有国内层面的，也有国际层面的；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

首先，在一个国家内部，个体的收入一般与其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但相关系数不高，即便二者的相关在贫穷国家里比在富裕国家里更强烈。Diener等在美国选取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发现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12。即使当非常富有的人被考察时，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仍然很小。Diener等曾对1985年《福布斯》杂志公布的100位最富裕的美国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与一般的美国人相比，他们只是稍微幸福那么一点点。49位超级富翁中，有80%的人报告“钱可以增加或者减少幸福，关键看你怎么使用它。”一位富翁从来不记得自己曾经幸福过。一位妇女报告钱不能解除由她孩子的问题所造成的痛苦。

金钱树属天南星科观叶植物，又叫美铁芋、发财树，原产热带非洲，常绿多年生，具地下块茎。地上部无主茎，不定芽从块茎萌发形成大型复叶，小叶肉质具短小叶柄、坚挺浓绿，明亮光泽，观赏价值高。适宜在不同光强下生长，耐阴性强，有“耐阴王”之称，为新引入的高档室内观赏植物。金钱树有硕大的块茎，其萌发众多的芽和形成群多的小块茎，复叶具2-3年以上寿命，并被新叶不断更新。金钱树苗生长不快，可作小、中盆栽培观赏，也宜作大型拼盆。

通常金钱树靠分出母块茎上产生的带小球的小株来繁殖，大株每年仅能产生2-5株，繁殖系数较低，速度慢。金钱树叶插于基质中易生根，可用于繁殖。每成熟复叶上有15-25小叶，如果用于繁殖则可大大提高繁殖率。剪取不同成熟度的小叶或双叶带总叶柄或单叶带总叶柄。用250ppm的引哚丁酸或萘乙酸浸泡过夜或用粘土混粘叶柄或叶基。插于清洁河沙床中，也可直接扦插于泥炭等基质中。扦插时叶平放或立插，扦插后保持沙床湿润。50-60天后叶柄或总叶柄基部出现膨大，随后侧部长出粗壮的新根。出根后，很快形成根群。

当形成5-6条根以上时，从扦插床取出栽在蘑菇渣+黄泥+泥碳+河沙的基质盆中。插穗形成一定根系时，出根部中间逐渐膨大形成球状小块茎。块茎逐渐增大。部分较幼嫩的扦插叶上盆后由于高温或水分管理不好会枯黄死，但块茎能成活。老熟叶和带总叶柄插穗能保持绿色和活力。少量块茎当年出芽并长出新叶但生长势弱，生长缓慢。次年块茎会长出粗壮的新芽而生长

一九八六年，素以严谨著称的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在目睹了令不发达国家痛苦不堪的债务危机之后，大胆地预言在二○○○年的千禧之日全球将爆发一场更为酷烈的金融危机。不幸的是，由于全球化脚步的加速，斯特兰奇预言的这幅画面在一九九七年提前出现了。“二战”后，乃至冷战后流行起来的各种笃信资本“被驯服”的观点在亚洲危机面前似乎成了痴人说梦，而日益痴迷数量化的经济学以及不断受到经济学帝国主义蚕食和毒化的社会科学给出的回答也显得苍白，有意无意地掩盖了金钱背后隐藏的各种不平等以及冲突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一段话在这里非常合适：“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但是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都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创始人之一，斯特兰奇教授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致力于把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等多学科结合在一起，分析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问题。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在东亚危机之后她完成了《疯狂的金钱》这本著作。遗憾的是，在本书出版不久，她就永远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桃李园地，终年七十六岁。她说，国际关系领域由于长期受行为主义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只要掌握足够多的数据，建立起预测模型就可以把握国际关系的前景。这种误导使许多学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烦琐而且呆板的数据之中，忽视了历史以及真实多彩的世界，因此，“包括经济史在内的所有历史是知识分子傲慢自大的必要解药”，对于经济学家尤其如此。在她看来，不断全球化的国际金融将是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首要问题，而且也是其他社会科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金融已经成了改变我们生活的关键性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未来不是信息时代而是金融时代。

无论哪种经济学教材都不否认金钱逐利的本性：只要有可能，资本就会突破所有约束和障碍占领利润最大的空间和领域。简单地说，“二战”之后的资本扩张是以两种方式实现的：一种是空间的延展，另一种是领域的深化。金融创新使资本真正实现了全球共时流动，并且可以脱离实物经济毫无顾忌地加快自己的流动速度，瞬间实现价值的成倍增长。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切身感受到了资本全球化的冲击，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深切感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因此揭示这些数据背后发生的政治社会变革以及资本全球化造成的社会政治影响比简单地描述现象实际上更有价值。

虽然一直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依然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占据主导性比重，但是这并不说明资本向非西方国家的流动模型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资本流动的空间变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九九七年的危机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这个近三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二战”后资本流动的恢复实际上是在美国霸权支撑下，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的目的而实现的。为了遏制苏联集团的力量，美国在西欧实行了“马歇尔计划”，在东亚、东南亚，以及其他大陆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加强了军事援助。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资金流动是有限的，而且主要是官方提供的。六十年代以后，私人资本也加入进来。但是由于两大集团的对峙，这些资本流动的范围受到了限制，主要集中在有美国的“后院”之称的中南美洲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前殖民地。

随着世界政治中战争因素的减弱，经济增长成为各国主导战略。对于渴望经济繁荣、政治合法性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现在面临的最激烈竞争来自昔日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战友们。由于这些国家在资源禀赋、产品结构等诸多方面基本上呈水平而非垂直分布，彼此之间缺乏互补性和相互替代性，因此必须为了争取外国资本、技术以及市场而不断向发达国家的资本做出让步并且相互竞低条件，自由化成了必然的选择。倡导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以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九十年代肯定目睹了这样一个总体性趋势：各国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正统理论，并且遵循着它提供的政策措施。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对政治主张以及职业观点的牢牢控制肯定是从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论文摘要】：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说，社会竞争更加激烈，毕业后都会面临工作、买房等问题。会不会理财，能不能理财，这直接关系到大学生未来的发展。文章从实践的角度研究和分析了大学生如何理财，并从教育策划、投资策划和财务策划三个方面提供给大学声理好财的途径和方法。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理财

一、大学生理财的必要性

1.什么是理财

市场经济时代，“财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理财”这一以前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银行、网络中到处可见“理财”这一名词。相对“财富”而言，很多人认为理财就是生财、发财，是一种投资增值，只有那些腰缠万贯家底殷实既无远虑又无近忧的人才需要理财，在自己没有一定财富积累的时候还很难涉及理财。其实这是一种狭隘的理财观念，生财并不是理财的最终目的。理财的目的在于学会赚钱、花钱和管钱，使个人与家庭的财务处于最佳的运行状态，从而提高生活的质量和品位。

2.大学生为什么要理财

企业管理论文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工作动机上的个体差异是明显的。比如，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两个人，洛克菲勒一生追求财富，圣雄甘地一生粗布缠身，人生目标截然不同。在我们周围，一些员工更在乎物质激励，另一些员工更在乎精神激励。但是圣雄甘地除外，不管对于谁，金钱的激励作用毋庸质疑。思考以下五个问题，有助于更好地发挥金钱的激励作用。

问题一，薪酬福利是成本还是投资？

薪酬福利既是成本又是投资。管理者的观点见仁见智。认为薪酬福利是成本的管理者自然把薪酬福利当成一个头痛，并且尽量把工资定得低一点，尽量少加薪、不加薪。认为薪酬福利是投资的管理者，自然期望通过高工资、高福利、以及奖金、加薪激励员工，并期望从此项投资之中获得回报。两种观点反映出截然不同的管理理念，导致截然不同的管理效果。

据说，把一个人从胜任加愉快的现有岗位上挖过来通常需要提高其25%左右的薪水。你给的薪酬越高，越容易挖到别人的人才；你的人才薪酬越高，越不容易被人挖走。高薪是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吸引和留住精英的杀手锏之一。效果如何，聪明的你自有判断。

问题二，金钱在马斯洛（AbrahamMaslow）的需要层次里属于高层次需要，还是低层次需要？

根据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要求和县委政法委统一部署，现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就司法行政领域开展“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专项整治工作，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要求，着力解决在执法司法重点环节上损害群众利益行为和不正之风，促进执法办案进一步规范、纪律作风进一步严明、队伍形象进一步好转、执法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提升，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打造“强富美”新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二、整治主要内容

重点围绕社区矫正、法律援助、公证、律师等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在社区矫正执法领域：重点整治违反“六不准”规定，滥用刑罚权力，不按规定开展调查评估、接收（解除）社区矫正对象，不按规定对社区矫正对象警告、提出撤销缓刑（假释）、收监执行建议等执法行为，以及存在脱管、漏管、未经批准外出或者逾期未归、违规超期限超权限办理社区矫正对象请销假等不作为、乱作为、徇私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问题。在法律援助领域：重点整治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拒绝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公职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违规领取办案补贴，或从事有偿法律服务。在公证领域：重点整治违反规定办理公证业务，与当事人存在利益往来，接收当事人吃请或礼金礼品；违规收取公证费用，不开票、少开票谋取私利，以及未严格执行司法部关于公证执业“五不准”的规定，即：为未查核真实身份的公证申请人办理公证，办理非金融机构融资合同公证，办理涉及不动产处分的全项委托公证，办理具有担保性质的委托公证，未经实质审查出具公证书。在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领域：重点整治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统一受案、收费，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支付介绍费、向当事人明示或者暗示与办案机关、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特殊关系，或者在司法机关、监管场所周边违规设立办公场所、散发广告、举牌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的行为以及其他违法执业纪律、职业道德等情况。

三、目标任务

欠条状况说介评

(一)欠条状况说欠条状况说即是主张，不能笼统地认为欠条即代表了或没有代表其所记载的金钱债权，而应根据欠条的具体状况来判断其与所记载的金钱债权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在该说看来，欠条固然是金钱债权的行使依据，但更是金钱债权存在的证明材料或证据。不过，不同具体场合的欠条对金钱债权所具有的证明力并非完全一致。部分场合，债务人所出具的欠条是金钱债权的惟一证据，或曰只有欠条才能证明金钱债权的存在。在此情形下，欠条与其所记载的债权之间具有极其紧密的联系，对金钱债权具有绝对的证明力。“丧失这种凭证，债权人就难以甚至根本无法向债务人主张自己的财产权利，甚至最终会丧失财产所有权。可以说，在特定情况下欠款凭证往往就等于同值的财产”［4］。易言之，欠条为金钱借贷惟一证据的场合，欠条与金钱债权同在，可以将欠条与其所记载的金钱债权等同视之。在此情形下，盗窃该欠条的即被视为盗窃金钱债权(数额较大)这种财产性利益，构成盗窃罪。骗取该欠条的也被视为骗取金钱债权这种财产性利益，构成诈骗罪。抢劫该欠条的也被视为劫取金钱债权这种财产性利益，构成抢劫罪。另一方面，某些场合即便债务人为债权人出具了欠条，尚有其他证据或证明材料能证明金钱借贷关系的存在。在此情形下，欠条仅仅是金钱债权的证明材料之一而已。如此即便欠条被盗取或骗取，其他的证明材料也能证明金钱债权的存在，因此欠条的缺失对债权存在的确定性影响甚微或者不具有根本性的影响，甚或几乎没有影响。易言之，该种“债权凭证丧失，并不意味着财产的丧失，这种凭证不宜归入刑法上的财物”［3］706。故以此种欠条为作用对象的，窃取或骗取等行为不能构成财产罪。倘若行为人窃取或骗取欠条后通过实施其他行为取得了财产或财产性利益，则只能依据行为人非法获取欠条后所实施的其他后续行为来判定其行为的属性。概而观之，欠条状况说主张必须以欠条自身的证明力大小来论及其与所记载的金钱债权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如果债权凭证的丧失意味着该凭证记载的财产丧失，则该债权凭证属于财物;反之，则不宜认定为财物［3］706。2002年1月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联合出台了《关于抢劫、盗窃、诈骗、抢夺借据欠条等借款凭证是否构成犯罪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债务人以消灭债务为目的，抢劫、盗窃、诈骗、抢夺合法、有效的借据、欠条等借款凭证，并且该借款凭证是确认债务关系存在的惟一证明的，可以以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论处。可见，该意见也是着眼于欠条等借款凭证的具体状况，在借款凭证是金钱债权的惟一证明材料的场合，认为欠条等借款凭证即代表了金钱债权的存在。抢劫该欠条的即构成抢劫罪;窃取该欠条的即构成盗窃罪;骗取该欠条的即构成诈骗罪。反之，倘若该欠条等借款凭证并非金钱债权惟一证明材料，则应认为欠条等借款凭证与其所记载的金钱债权处于分离的状态，以此类借款凭证为作用对象的行为并不直接构成财产罪。上述《意见》的立场不仅为浙江省司法机关代表所广泛使用，而且也成为我国司法机关的主流立场。例如2009年夏天，荥阳市刘河镇人崔洋向同村青年朱某借款一万元，并打了一张期限为3个月的书面欠条。借款到期后，朱某多次讨要，崔洋一直推托没有归还。2010年9月5日傍晚，当朱某再次催讨欠款时，崔洋便叫来邻村的樊国虹(另案处理)与朱某见面。崔洋提出要看看欠条，毫无戒备的朱某刚拿出欠条便被崔洋一把抢走。此时，站在一旁的樊国虹迅速跑上前用身体挡住朱某，崔洋则随手把欠条撕碎后扔到地上。在二人扬长而去后，朱某将撕碎的欠条捡起来，回家后小心翼翼地再将碎片一一拼贴起来。这张拼贴而成的欠条便成了崔洋与朱某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惟一凭证。荥阳市人民法院审理后即认为，崔洋抢夺欠条的行为构成抢夺罪。不过，被撕碎的欠条经拼贴后仍可以作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凭证，其犯罪行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属于犯罪未遂［5］。(二)欠条状况说之评价欠条状况说着眼于欠条对金钱债权证明力的大小来论及侵害欠条行为的属性，并且该见解为我国司法机关所广泛接受。但是，以此将部分欠条与其所记载的金钱债权等同视之，其合理性有待商榷。大体而言，欠条状况说具有下列弊端。第一，违背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犯罪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产物，故在犯罪成立与否的判断上必须将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行为统一起来综合考量，作为犯罪种类之一的财产罪也无法置身于度外。在通过作用于欠条以获取财产性利益的场合，行为人具有同种主观罪过实施同种行为，却因欠条自身的状况而导致犯罪成否的认定出现差异，显属不当。以窃取欠条为例，都具有盗窃的故意，都意图通过欠条来获取财产性利益，只因有的欠条是金钱债权的惟一证明材料便成立盗窃罪，有的欠条不是金钱债权的惟一证明就不构成盗窃罪，此种解释结论着实令人费解。在犯罪成否的判断上，只要其具有相同的犯罪构成，即理应得出相同的判定结论，切不可无端地以某种外在因素作为犯罪成否的重要判断因素。第二，欠条作为金钱债权证据的“惟一性”具有偶然性窃取、骗取或抢夺他人欠条的，何种场合的欠条是金钱债权的惟一证据，何种场合还存在欠条之外的其他证据，存在极大的偶然性。例如部分金钱借贷的债务人仅仅向债权人出具了欠条，而部分场合的金钱借贷则存在欠条、视听资料、证人证言等多种证据。退而言之，即便同样存在多种证据，倘若其他相关证据缺失，债务人所出具的欠条也成为金钱债权的惟一证据。可见行为人在窃取、骗取或抢劫欠条的场合，何种欠条对金钱具有惟一绝对的证明力具有极大的偶然性，难以或无法为行为人所知晓。倘若以欠条对金钱债权的证明力作为判定财产犯罪成否的标准，则会导致同种危害行为遭受不同的法律评价，违背犯罪判断的客观性。故以此种极具偶然性的因素作为财产罪成否的标准，显然不合理。第三，欠条具体状况说误读了犯罪成立的标准欠条具体状况说之所以主张欠条为金钱债权惟一证据的场合判定侵害欠条的行为构成财产罪，在于缺失该种欠条即意味着金钱债权丧失了行使依据，债权人无法获取与该金钱债权相当的财产性利益。然而，窃取、骗取欠条等行为即对金钱债权造成了不能实现的客观危险，足以成立盗窃罪。至于债权人丧失了与该金钱债权相当的财产性利益抑或行为人获取了该种财产性利益，则是构成财产罪既未遂的重要要素。

债务人限制说介评

(一)债务人限制说与上述欠条状况说的立场相对，债务人限制说则认为，应依据行为人与金钱债权的关联而非欠条的状况来判定欠条与其所记载的金钱债权之间的关系。债务人限制说主张，欠条所记载的金钱借贷关系仅仅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只有债务人通过作用于欠条以妨害金钱债权行使的场合方能构成财产罪。与此无关的第三人盗取、骗取甚或抢劫欠条，都无法获取金钱债权这种财产性利益，故不可能成立财产罪。债务人限制说的理由主要在于，论定作为金钱债权凭证的欠条与其所记载的金钱债权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必须以民法上债权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来展开。与物权所具有的绝对性不同，债权具有相对性的特征。所谓相对性，即是指债权所具有的权利义务仅仅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债权人仅得向债务人行使权利，债务人也仅需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基于此，债权被冠之以“对人权”，以区别于物权这种“对世权”。正因为债权债务关系仅仅局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债务人通过作用于欠条以妨害债权行使或使债权的行使在事实上变得不可能时，使自身的债务履行得以免除从而间接获取了财产性利益，故具有构成财产罪的可能性。“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欠条代表了债权债务这一财产性利益，任何一方对欠条的侵犯都应被视为对财产性利益的侵犯，可构成相应的财产犯罪。”［6］134反之，“无关的第三人取得欠条并无任何意义，尽管此时也可能造成债权人的损失，但是不能把此种情况下的欠条视为财产性利益或财物”［6］134。不仅如此，作为财产罪对象的财产性利益的内容必须是财产权本身，即行为人必须通过犯罪行为取得他人的财产权或者至少使他人丧失财产权时，才可能成立财产罪［6］134。获取欠条的第三人无权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既不可能获得积极利益的增加，也不能获得消极利益的减少”［7］，所以其单纯作用于欠条的行为不构成财产罪。即便第三人可以通过将欠条低价卖给债务人等行为获取事实上的经济利益，但该种经济利益并非是欠条所代表的金钱债权，因而难以被作为盗取、骗取欠条等侵害欠条的行为所包含。2005年1月5日，个体户李某从他人手中购买一批货物，欠下15万元货款，当时就出具了欠条，写明两个月内付清。同年2月28日，李某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说要和他做一笔两全其美的“生意”。原来对方是个小偷，刚偷盗得手，所盗之物并不值钱(也达不到应受刑罚处罚的数额)，只是其中有张大额的欠条。小偷抱着试探的心态，按欠条上李某留下的电话打了过来，称只要李某愿意按欠条中的钱款数额付给20%即3万元，他就可以将欠条交给李某。李某想到，如果拿到欠条，债权人便没有证据向其索债，自然就可以赖掉债务，这笔“生意”就赚大了。于是，他欣然同意了小偷提出的条件，当日下午与小偷“成交”，几天后东窗事发。对于本案，即有论者认为，债权是对人权而非对世权，仅对债权人和债务人有直接法律效力。因此，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欠条代表了债权债务这一财产性利益，任何一方对欠条的侵犯都应被视为对财产性利益的侵犯，可构成财产犯罪。但对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而言，欠条不能被视为财产性利益的表现形式，而其本身又不是财物，因此，对其的侵犯不能构成财产犯罪［8］。(二)债务人限制说之评价债务人限制说认为盗取、骗取或抢劫欠条的，只有债务人才能获取与金钱债权相关的金钱债权。故在以欠条为侵害对象的场合，只有债务人才能构成财产罪。但是，该见解存在下列疑问。第一，第三人通过作用于欠条能够获取财产性利益债务人说限制说之所以将财产罪的成立范畴仅仅限于债务人而为之的场合，在于其认为第三人无法通过作用于欠条以获取财产性利益。但是现实与其恰恰相反，第三人不仅可得通过作用于欠条以破坏债权人的权利行使，而且能够以此获取财产性利益。例如小偷窃取他人欠条后，债权人的债权行使即在事实上变得困难或不可能。与此同时，小偷也可通过将欠条低价出售给债务人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故以债权的相对性为由无法推知只有债务人作用于欠条的场合方能成立财产罪。事实上，第三人通过作用于欠条也能获取财产性利益。既然如此，第三人盗取、骗取或抢劫欠条的行为就具有成立财产犯罪的可能性。质言之，第三人既有客观行为，又有主观的罪过，并且通过实施危害行为能够获得财产性利益，没有理由将其排除在犯罪成立的范围之外。第二，债务人限制说的差别化对待欠缺科学的解释理由依据债务人限制说，第三者窃走欠条的不成立盗窃罪，而债务人盗取欠条的则构成盗窃罪，导致针对同一对象所实施的同种行为在犯罪属性的认定上存在差异性评价。倘若如此，则必须提供合理的解释理由。然而，债务人限制说以债权相对性原理作为其解释依据无疑欠缺说服力。所谓债权的相对性是指“债权为债权者与债务者之间的关系，和其他的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9］。但是由此无法推知只有债务人方可侵害债权的行使。民法通说即认为，第三人对债权也“负有不得侵犯之义务，当债权遭受不法侵害时，亦得依侵权行为之规定主张损害赔偿”［10］55。事实上，无论债务人还是第三人，都可得通过作用于欠条以获取与金钱债权相关的财产性利益。故债务人限制说以债权相对性作为解释理由，显属不当。

欠条属性的规范分析

(一)欠条侵害的刑法属性如前所述，欠条自身不具有值得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利益。与之相反，行为人盗窃、骗取、抢劫欠条的场合是否构成财产罪，取决于欠条所记载的金钱债权是否遭受侵害，故只有欠条所记载的金钱债权才是刑法所关注的中心。概而言之，盗取、骗取欠条等行为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具有侵害金钱债权的现实危险欠条是金钱债权的证明，也是债权人行使金钱债权的重要凭证，故欠条对金钱债权的有效性尤其是债权行使具有重要意义。欠条的缺失往往意味着丧失了债权行使的依据，债权人无法有效行使债权。即便有其他证据材料可得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在社会通念中，欠条即是金钱债权债务关系最直接、最主要的代表。何况在绝大多数场合，欠条仅仅是金钱借贷的惟一证明，丧失了欠条，往往意味着丧失了债权。故以欠条为侵害对象的，具有侵害金钱债权的现实危险，足以成立财产罪。或许有见解认为，债权存在的证明材料并不等同于金钱债权，只有以侵害债权凭证的方式对债权造成实际损害的，才能认定成立财产罪。债权凭证仅仅是债权存在的证明材料而已，窃取、骗取欠条等行为确实会导致金钱债权难以或无法行使，具有侵害金钱债权的危险。不过，仅有侵害危险尚不足成立财产罪，必须造成金钱债权现实侵害的场合才能认定构成财产罪。但是，既然存在侵害他人财产的主观罪过和客观行为，且对他人的金钱债权造成了现实危险，就不能否定财产罪成立的可能性。金钱债权是否在实际上遭受侵害，则是犯罪既未遂判定之际所需参考的因素。质言之，欠条既是债权存在的证明，也是债权行使的依据，故欠条对于债权行使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以欠条为侵害对象的，具有侵害财产的危险性，足以成立财产罪。当然，司法实践中窃取欠条的行为与窃取普通财物的行为在犯罪认定和处罚上会存在差异。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盗窃罪于1997年11月4日出台的司法解释指出，盗窃未遂情节严重的才定罪处罚，情节严重就包括数额巨大。鉴于欠条自身的属性，只有以数额巨大的欠条为犯罪对象，或者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抑或事实上造成债权人财产损失的，才能处罚。第二，对金钱债权的侵害具有间接性与物权对财物所具有的控制支配关系不同，债权系以请求特定债务人给付为内容，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间之权利义务关系［11］29。细言之，物权系“对物的直接支配权。物权人得仅凭自己的意思，无须他人的意思或行为的介入而对标的物实施占有、利用或处分。……债权的效力表现为对债务人的请求(请求权)，其请求权不能直接及于债的给付之标的物。”［10］53与此相适应，对物权之侵害与债权之侵害在行为构造上也存在差异。质言之，对物权之侵害具有直接性特征，譬如将某人所持之照相机窃走的，其窃取行为即是破坏他人对该相机之占有以建立自己之占有。与此相对，“债权仅系对人之请求权，其实现依赖于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行为，在债务人依债的规定为给付前，债权人既不能实现其权利所包含的利益，也不能对给付之标的物或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有任何支配管领，亦即债权人依据债权所享有的利益具有一种‘期待性’而非现实性。因此，当言及‘设定于某物之上的债权时’，实际上只是表达了债权与一定财产的关联。债权不可能直接设定于物(即便是特定物)，即债权与作为移转对象的财产(特定物或者种类物、现存之物或者将来之物)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债务人的行为(即‘给付’)而加以连接”［10］54。故民法上一般认为，“第三人行为对于债权是否构成侵害，其行为本身往往不能说明问题，而必须具备其他条件。此点与只要侵害物权即属违法有所不同。”［11］28由此而观之，盗取欠条等行为对金钱债权之侵害具有间接性特征。所谓间接性，即是意指其对金钱债权之侵害实质并非在于直接获取对某种财物的占有抑或直接获取对某种财产性利益的控制支配关系，而是使债权人无法(有效)行使债权。也即，通过对债权人权利行使的破坏，以间接获得财产性利益。故盗取、骗取或抢劫欠条的，即便行为人能够通过该侵害行为获取某种财产性利益，也无法改变其间接性的性质。第三，对欠条的侵害并不等同于金钱债权所实际遭受的损害通过作用于欠条以非法获取财产性利益，其实质是使债权人丧失债权的行使依据而间接获取与金钱债权相关的财产性利益。但是，不能将债权侵害的危险性与债权所遭受的实际损害混为一谈。在欠条是金钱债权惟一证明的场合，即便小偷将该欠条窃走，倘若债务人依然认可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亦或愿意偿还债务，金钱债权并没有遭受实然的损害。盗取、骗取或抢劫欠条之后所实施的其他相关行为，只能作为判定犯罪形态的重要依据。概而言之，既然作用于欠条的场合具有侵害金钱债权的危险性，即足以成立财产罪。行为人是否获取了与金钱债权相关的财产性利益，则是财产罪既未遂的判断标准。(二)欠条侵害的具体展开以上述解释方法为依据，即可对相关的事案作出合理的解析。前述小偷将所窃得的欠条低价卖给债务人的事件，在小偷和李某行为属性的认定上即存在多种解释结论。有人说，小偷构成盗窃罪的未遂，与债务人李某共同构成诈骗罪的预备犯;有人讲，小偷与李某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共犯;有人言，小偷与李某的行为都不能认定为犯罪［8］。依据犯罪构成的基本原理，成立某种特定的犯罪必须要同时具备相应的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行为。该案中，小偷以盗窃的故意窃取欠条，而后将欠条低价卖给债务人，自始并无毁坏财物的主观故意。判定小偷将欠条“低价转让给债务人的行为，应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论处”的见解无疑不合理。与此同时，李某收购欠条的主观意图是免除债务的履行而非毁坏他人财物，也不存在毁坏他人财物的主观罪过。故认定小偷与李某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共犯显属不当。主张李某与小偷构成的诈骗罪预备犯的主要理由在于，李某是为赖账而收买欠条的。实施欺骗行为使债权人免除自己的债务的，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李某还没有向被害人实施欺骗行为，只是为后来的欺骗行为创造了条件，而且李某具有赖账的(诈骗)的故意，所以，可认定李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预备犯。由于小偷也将欠条卖给李某可能使李某赖账，而且将欠条提供给李某，因此，就诈骗罪的预备而言，小偷与李某构成共犯［8］。但是，该种见解值得商榷。依据民法基本原理，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欠条后，债权人即应保管欠条并在行使债权时向债权人出示，否则应承担债权不能实现的后果。与此相对，债务人仅负有到期履行债务的义务。不仅如此，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时，债务人不仅可以对债权及欠条的内容提出异议，甚至可得否认债权及欠条自身的真实性。即便债务人具有赖账的意图，并且捏造事实或隐瞒真相否认金钱债权的存在，也无须为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毕竟，提供真实有效的债权行使依据是债权人义务。既然此种为赖账而否认债权债务关系的行为为民法所“宽容”，则不能判定该种行为构成刑法上的诈骗行为。“在刑法分则的解释中，在判断处罚某种行为这种解释论的妥当性之际，必须将该种事例与其他类似的事例作比较，考虑二者之间的平衡”［12］。基于此种考量可知，债务人收购欠条后的赖账行为不构成诈骗罪，故为赖账而收购欠条的行为不能被评价为诈骗罪的预备犯。小偷窃得他人欠条后，将欠条低价卖给债务人的。小偷窃取欠条的行为具有侵害他人金钱债权的危险，足以构成盗窃罪。将欠条卖给债务人李某的行为，属于利用该欠条获取与金钱债权相关的利益，构成盗窃罪的既遂。债务人李某明知小偷窃取欠条的事实而购买，为他人的盗窃行为加功，构成盗窃罪的共犯。或许有人认为，小偷所窃欠条的金额是15万元，而小偷将其卖给李某所获得的钱款是3万元，倘若认定构成盗窃罪的既遂，应以何种数额作为盗窃罪犯罪既遂的数额?笔者认为，应以3万元而非15万元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数额。小偷窃取欠条意在获取与金钱债权相关的财产性利益，故只有实际取得相应钱款的才能判定其行为构成既遂。小偷窃得15万元的欠条，只是意味着其具有获取15万以下的可能性。窃得欠条后以3万元将其卖给债务人的，与小偷意图窃取15万元的财产但实际仅窃得3万元的财产具有同种属性。退而言之，倘若小偷窃取欠条后没有将其售卖，导致债权人因不能出具欠条而无法行使债权，小偷的行为也只能构成盗窃未遂而非既遂。从盗窃罪等夺取罪的本质出发，行为人必须现实取得财产才能构成既遂。即便受害人丧失了财物，只要财物没有处于行为人的控制支配之下，便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既遂。

如果将腐败的基本模式描述为特定不合法条件下的权钱交易，那么按照腐败对政治关系的影响来区分，就可以看到现实中存在着政治性质截然相反的两种腐败类型：“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和“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前者与权力垄断的集权体制相一致；而后者则是竞争性政治制度的条件和结果。当前中国的腐败模式正在从前者向后者过渡，这种转变反映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之变迁，也折射出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正经历着一场革命性的转型。

本文对腐败问题的讨论，不准备从常见的批评官员品行和政策漏洞之类的肤浅议论层次入手，而是试图揭示腐败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性质，进而剖析中国改革时期的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转变的特点，并探讨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因。

一、统治关系与权钱交换

分析腐败问题首先必须确定它赖以存在的国家框架。作为分析性概念的国家，既是一种政治构造，又是一个经济体系。所谓的政治国家，是指国家作为纯粹的政治组织，为满足其成员的政治抱负（追求个人影响力或曰集体认同）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认同体系。[1]另一方面，经济国家则是一个交换体系，它本身就是自发性的社会交换关系的产物，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是这种国家观的典型。腐败乃公共权力的滥用或国家功能的异变。本文对腐败及其所反映的统治关系之分析，建立在假设国家具有经济理性的基础之上。

按照经济理性的契约主义观点，国家是一个拥有强制性权力的保护性组织，它提供公共服务给其成员（公民），而公民则需要为此而付出，这样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交换关系。公民对国家的付出当然以货币为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即纳税），但也不限于货币，公民对国家还有其他的付出，如付出“忠诚”。国家对公民的保护是以税收为基础的，税收保证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交换在整体上是等价的，但是国家必须通过税收制度内含的再分配手段调节不同受保护者的个人税负。提供保护性服务是一个国家从事再分配活动的唯一正当理由。国家作为一个制度场所，构建了权力与金钱这两种最基本的有价物相互影响和交换的框架。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国家，不仅为权力与金钱的交换留有余地，而且其本身就建立在这种交换基础之上。权力与金钱在统治关系中相互依赖，各具有用性。一方面，国家是一个权威结构，林德布洛姆认为，在争夺权威的斗争中，金钱比之于暴力更为重要，因为金钱是一个更间接的影响控制的手段，它能雇用支持者，是利益集团等权威的后援组织的支柱，权威的竞争对手有时甚至还能直接买通对手（中译本1992：181页）。另一方面，金钱力量总是试图控制国家权力，因为国家权力能够对金钱的收益性产生最关键的影响，国家不但是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而且它还是影响普通交易的收益──成本计算的规则的制定者。

从权力为金钱势力服务的角度看，国家作为公共权力应当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为社会提供基本、必需的安全保障和权利制度框架，这是国家权力存在的自然基础，是对国家最低的道义要求，不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国家是没有合法性的。公民纳税和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公民（金钱）与统治者（权力）之间交易合同的基本规定。其次，国家为公民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之后，可能还提供其他追加服务，如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以达到良治或优政，或直接组织生产以提高社会整体的财富水平。再次，国家也可能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甚至谋取统治集团自身的特殊利益，对这一点，或许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情愿承认，但事实又确实如此。由于权力实体必然是垄断性的，所以它能在交易中产生租金；又由于统治者（经营权力的“资本家”）在与公民（类似于工人）的合约中拥有剩余索取权，所以它有权利支配租金，使之服务于其特殊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