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路范文10篇

一、税法司法化的现代性困境

税收司法,是指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机关——人民法院在宪法与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税法规定的程序,处理有关税收刑事诉讼与税收行政诉讼和税收民事诉讼的活动[1]｡税收司法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处理有关税收案件的诉讼活动,其目的是解决税收利益纷争,给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个人(集体)提供最公正､权威的保障和救济｡现代性理论倡导“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2],它必然体现出对每一个平等的人的价值､权利和尊严的切实关怀｡只有赋关怀于具体可行的税收司法运作之中,纳税人才能对此获得真切的体认,并最终形成对税收司法公正的真诚信仰和对税收法治的尊崇｡

然而,我国税法司法化面临着以下主要的问题:

1.税法司法审判不足,限制了司法权在税法领域作用的发挥｡因为我国的税收司法活动由公检法部门来完成,缺乏专业的税务司法法庭,办案效率低下;税务部门行政强制执行的时效性和公检法部门强制执行的准确性存在较大的反差:税务部门强制执行比较简便､灵活､迅速,时效性强;公检法部门由于缺乏专业性,其执法的准确性及时效性相对较差,很难保证税务部门申请的涉税事件得到迅速有效地处理｡

2.税法司法审查的范围偏小｡税法的侵权性使其不同于其他部门法,它要求税款的征收要征得纳税人的同意,由此需要强调税收立法的高层次性,但是我国税收立法的行政化以及限制司法对行政立法行为的审查使司法对税收行政权的制约作用很难得到发挥｡

3.纳税人知情权的司法救济力度弱化｡司法设置了以公力为后盾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税收司法作为纳税人权利的最后救济手段发挥着终局的作用｡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纳税人处于弱势地位,征纳双方地位不平等的事实和观念长期存在,使得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往往只停留在理论的理想化状态,这与法的现代性要求相去甚远,因为现代法是权利之法已经是现代各法治国家的共识｡但我国在义务本位至上的氛围中,只有强化纳税人权利的司法救济力度,才能达到契约精神要求的纳税人权利义务对等｡

【摘要】现代医院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实施医院成本管理成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工作。文章基于对医院成本管理要求的分析，提出对医院成本管理的一些方法及途径。

【关键词】成本管理；方法；途径

医院成本管理是医院经营管理的重要部分，借鉴企业的成本管理方法，认真开展医院的成本管理，对于提高医院的经营管理水平，提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医院管理者不能停留在追求业务收入这个最初级的经营观点上，而要更加关注成本，使用科学的成本管理方法。

一、加强成本管理是现代医院经营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医疗机构进入市场程度的深化，市场经济规律对医院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长久存在于公立医院的支出大于收入，医院发展依赖政府扶持的局面，将随着生存危机压力的增大而日渐转变，介入市场，参与竞争已成为医院改革的必然方向。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主动迎接市场竞争的挑战，就要尽快转变观念，增强经营意识，通过加强成本管理，使有限的资金、资产、人才资源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二、医院成本管理的原则和内容

对于一种相对长期存在、据此可以认定获得了特定时代人们之认可的法律制度或法律规则，应如何理解？应如何考查其历史的意义以及更重要的是如何恰当地审视这些制度或规则与我们当下生活世界的相关性？这个问题是当代转型时期中国法学研究中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一般性问题。它涉及的问题不仅是应如何理解和考察我们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应以及能如何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创新和改革；它也还涉及到如何理解外国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我们正试图借鉴的工业上先进的国家（这是我们目前比较关注的），以及在我们看来那些发展中乃至最不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尽管这往往进入不了当代中国法学家的视野）。

法条主义无法承担这一任务，尽管法条主义（或概念法学或形式主义）的进路对法律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训练并对常规时期法律的运作具有重要的、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意义。[注释1：这三者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一个东西，只是在中国一般称其为“法条主义”或“概念法学”，而在美国，至少是在波斯纳那里被归结为形式主义。波斯纳曾对形式主义法学以及——更广阔地——对一般的形式主义进行了细致地讲道理的分析，指出了其弊端以及优点。见RichardA.Posner，ProblemsofJurisprude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法条主义将法条作为不可质疑的权威，要求社会生活都服从法条。这种方法往往适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正处于变革时期，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规制社会生活的法律制度都处于——有时是急剧的——变动之中，并且作为社会生活系统内部一个组成部分的法治也必须同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相互协调。当代中国的法律制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法条主义，这并非学术本身的逻辑要求，而是学术所附着的生活世界使然。同时，中国法学如果要想真正形成学术研究的传统，也必须超越法条主义，因为学术发展本身不可能来自学术资料本身。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界一直在进行着这种超越法条主义的努力，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和社会变迁，已使得许多法学家不再满意法条主义，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一种新的研究法律制度的进路和方法。

但是，现有的中外传统的法理学著作对法律研究方法一直缺乏足够的系统关注和理论分析。传统的法理学著作很少提及方法问题（更不用说讨论了），偶尔提及，也往往非常粗略和概括；既没有结合具体实例的细致分析，也未能提出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系统表述，只是笼统地提一些方法甚或是命题。近年来，在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为基础，法律经济学分析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规范且卓有成效的方法论论述，但是法律经济学分析对数据要求的标准很高，对经济学素养要求也很高，其方法难以在传统的法律研究中普遍沿用，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法律界。广义的法律社会学实际是由多个交叉学科构成的，无法形成或尚未形成统一的、便利法官和其它法律人运用的研究进路和方法。而狭义上的法律社会学（sociologyoflaw）更多借助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实证调查方法，尽管有助于理解特定社会中的法律和制度，可供法学家参考，但对于大批受传统法学教育的、强调操作的法律人来说，出于学科传统和研究时间的限制，实证研究的方法似乎也缺乏足够的相关性。要寻求一种与法律人有更多相关性的研究进路和方法，因此，在放开眼界的同时，又不能不重视法律界已经形成的、哪怕是有明显弊端的学科传统。

本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努力，它试图提出一种我暂且称为“语境论”的进路。这一进路坚持以法律制度和规则为中心关注（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职业法律人偏好的法律形式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力求语境化地（设身处地地、历史地）理解任何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规则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因此它又与法律社会学、哲学阐释学具有一致之处）。就态度而言，这种语境化一方面拥有法条主义一般说来容易表现出来的尊重既定具体法律制度的特点，同时又要求或至少是隐含了对任何具体法律制度的学术的而不仅仅是政治的批判态度；并且，也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学术的强调，这种进路在一定意义上也隐含了某种建构的因素，而并非完全是批判法学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战略。就总体而言，这一进路反对以抽象的、所谓代表了永恒价值的大词来评价法律制度和规则，而是切实注重特定社会中人的生物性禀赋的以及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把法律制度和规则都视为在诸多相对稳定的制约条件下对于常规社会问题做出的一种比较经济且常规化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当从宏观上考察时，这种语境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是一致的，但它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命题或原则的简单搬用或重复；它有哲学的因素，但它本身不是哲学，也不强调哲学，而是强调细致、具体地考查和发现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受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法律制度的塑造和制约。

必须对本文标题中的一些关键词加以强调和说明。首先，本文强调的是法律制度层面的研究进路，在这一层面上，法律往往是相对长期稳定的社会规范，与法律条文并不等同，有时甚至完全没有或无需正式条文的规定（习惯）。因此，这一研究进路关注的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也不是个别的司法活动，而是一个社会制度化处置社会常规性问题的方式。其次，希望读者注意，本文强调语境论是法律制度研究的一种进路，而不是唯一的或最佳的进路。因此，这一进路并不意味着对其它研究进路（包括法条主义进路）的否定和排斥，相反，它欢迎法律研究的其它进路和视角，只要能有效地说明和解决问题。但这并不因此意味着本文作者采取的是一种简单到没有原则的“兼容并蓄”的态度，笼统地谈“兼容并蓄”，如果不是因为言者缺乏智识能力（分不清理论之是非），就是因为媚俗、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也正是基于此，本文将在对目前中国法学界比较流行的、同样旨在超越法条主义的两种主要法学研究进路提出理论上的分析批评。第三，尽管有种种危险，本文还是试图对语境论的进路提出一种略为“公式化”或“程式化”的表述，以求这一进路不停留于一般命题，使之有可能更操作化、程序化或具体化，成为一种方法或类似于方法的东西。但我必须承认，这种努力不仅有可能失败，这种公式化的表述也有完全可能成为一种新教条。因此，我提醒读者，本文对这一进路所作的方法论概括，只是试图帮助读者在其它法律制度问题研究上运用这一进路，是为了获取这种研究能力的一种联系或训练，而并非获得恰当或真确结论的保证；它更多是一种入门指南，而不是一种操作手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上，真正有洞见的研究成果，至少是很难（如果不是完全不能的话）严格依据某一操作规则而获得。因此，读者只应把这种方法论表述作为获得“语境论”和思考问题方式的一个或许有但不必定有帮助的过程；做人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做学问过河拆桥则是提升自己能力之必须。

为避免方法论的讨论“玄学化”或过分“概念化”（这常常是难免的），讨论必须有所附着。为此，本文特别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作为展示这种研究进路和方法的范例。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那些在今天看来具有法律意味的制度，我希望展现这种分析进路和方法的有效性和解说力。但是，由于本文的中心论题是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因此我又必须提醒读者，不要过分注重本文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分析结论，而是这种分析的“路数”；有关婚姻制度的分析结论仍然是一座过后就可以拆的“桥”。但是这并不意味本文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分析完全是虚构的，没有经验材料支持，因此是没有意义的。的确，本文中谈及的中国传统婚姻制度是“理想型”的构建，即它不等于某个朝代或某个地区的具体的婚姻制度，但是，它是有一定的经验材料支撑的。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对这一“理想型”的某些细节提出质疑，但是一般说来，这既不影响这一理想型的构建，因此并不影响本文的方法论讨论的意义。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违宪审查制度进路的基本原理；制度进路视野下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研究的缺失；构建违宪审查制度的环境要件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制度的形成路径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历史诠释、制度的形成总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制度结构的实质及违宪审查的内核、本质性认识往往使人们因虚词而忘记真物、学者们没有本着平和、现实的心态来看待制度形成的渐进性、自然性、学者们也没有充分注意到制度的生存环境、着力培养公民的宪政文化意识和能力、合理选择违宪审查的对象、着力提高司法工作者运用法律的素养等，具体请详见。

在当今中国，以违宪审查或者宪法司法化为主题、关于宪法司法实现方面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经过中国学者多年的努力，在使我国宪法真正进入操作运作层面或者变成实践性话语方面，都已在学者的笔下得到了比较充分地陈述和论证，无论是在宪法本身特征上（如宪法的法律性、程序性、可诉性等），还是有关现实的紧迫性；无论是宪法诉讼的政治性，还是司法性；无论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法律政策学视角，还是法律解释学视角；无论是参照国外已存的制度，还是立足于本国的模式设计，我国司法性违宪审查还尚未正式启动，为什么在有足够的理论支撑和正当化论证的情况下，现实回映却不太积极呢？笔者愚意，研究者们或许还忽视至少是不重视一个基本事实，违宪审查或者宪法司法化是一个制度，是一个以司法制度角色出现的隐含着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制度，研究者们不必拘泥于制度的概念，但应了解制度的产生、发展的规律、运作的方式、生存的条件，所以应该把问题聚焦为――制度进路的分析。

一、违宪审查制度进路的基本原理

既然是从社会制度进路来审视、探索和分析宪法司法实现，特别是违宪审查制度的建设和运行，那么我们关注的就不是宪法实现究竟有多少正当性和合理性，也不是闭门造车式的纸上设计，而是用社会学的方法和本着现实的情怀，来看待制度分析的各种因素，对制度的形成、构成和生存诸方面的理论内涵以及在违宪审查制度领域的演绎，可以建构制度进路分析相对完整的原理框架。

1、制度的形成路径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历史诠释

制度的形成总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可能是朝夕之功，而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民主、法治和自由制度的形成，哈耶克有过精彩而深刻地论述，他说道：“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备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这意味着哈耶克认为制度和秩序“并非人的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在无言知识的引导下自然演进的和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所以哈耶克更倾向于经验进化论，即“文明乃是经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结果，或者说它是经验的总和。”而对唯理主义即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智识的和道德的秉赋，这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持反对态度。当然，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哈耶克不是简单的偏向经验主义而反对理性主义，他是把理性也与行动和经验事实结合在一起，他认为，理性是“基于无数独立心智的合作的社会运作事实上发挥的作用及其能够发挥的作用。”

我国正处于新兴加转轨时期，市场经济朝纵深方向发展，社会转型持续加快。金融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应当而且可以有所作为。如何推动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调节收入分配，突破金融活动的经济效果与社会效果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瓶颈，是新时期作为规范和保障金融发展制度基础的金融法所面临的重要命题。在收入分配调整与市场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受“行政主导、营利至上、管制中心”思维范式影响的金融法似乎有点捉襟见肘而略显尴尬。为了充分回应金融法的时代使命与现实需求，金融法的研究和制度构建应当实现范式转化，在平衡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之外追求金融公平，并且可以尝试超越对于行政力量的过度依赖，通过法律赋能即创建相应的制度环境提升各类市场主体参与金融活动、实现金融权利的能力，以最终实现金融公平。

一、传统金融法思维范式的反思

尽管我国金融法远未到达统合立法阶段，但以不同金融业别为区分的分散立法之中也存在着体系化的联系。有学者将金融法分为金融监管法和金融交易法，①认为金融法调整纵向的监管关系和横向的交易关系。也有学者在经济法的视野下将金融业的国家协调关系细化为金融市场规制和金融调控，进而确认金融法的体系包括金融机构组织法、金融调控法、金融监管法和金融经营法。②理论上的体系化分类为我们对金融法思维范式的分析提供了路径和方向。笔者尝试遵循理论体系的路径对金融法的运行进行检视，发现金融法制度的设立和运行无不呈现出以行政权力为核心而展开的特征，并且由此形成了政府部门及大型金融机构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权利结构。尽管金融法制在努力追求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的调和，但却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以下需要我们反思和检讨的问题:

首先是监管中的行政主导色彩。通常而言，金融监管包括政府监管和自律监管。政府监管主要是由具体负责某一具体业别的监管机构依据其行政权限所实施的监管，而自律监管则是由该金融业别的市场参与者所组成的行业协会所实施的监管。但是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行业协会往往受到该行业的监管机构掣肘，易言之，政府监管已然凌驾于自律监管之上。甚至是金融市场上纠纷的解决，行政权也处于主导地位，呈现出一种强行政弱司法的诡异态势。事实上，对于金融市场主体及其活动的监管既非政府监管部门一己之责，亦非其力所能逮。自律组织和其他市场主体处在金融市场第一线，相比政府监管部门而言能够更加直接地发现违规行为。在行政主导的金融监管之下，自律组织和其他市场主体的比较优势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其参与金融监管的积极性受到抑制，进而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

其次是交易中的营利至上理念。市场化的金融活动以营利为目的无可厚非，但是由于金融法权利结构的错配，造成了金融资源的畸形配置以及交易主体地位的失衡，进而导致了金融机构在金融交易中形成了营利至上的理念，金融活动不再以调剂资金余缺和提供金融服务为宗旨，而是陷入了一种片面地追逐利益的怪圈。这种营利至上理念一方面是因为金融法制的放任而形成的结构性原因。例如银行业长期存在的高利差现象，就与银行业垄断造成的信贷资源分配失衡以及利率结构不合理不无关系。③占据了市场优势地位的银行客观上获得了制度上形成的利益，主观上也积极地争取和维持这种利益，以获取超额利润。④营利至上理念另一方面产生于制度设计的缺失。如在新股发行定价中，由于缺乏对发行过程中利益冲突的有效规制，新股发行价虚高，上市公司大肆圈钱，中介机构赚得盆满钵溢。除此之外，金融法律制度容易被规避以及监管乏力也间接助长了营利至上理念。譬如尽管金融法制对于投资者适当性以及风险提示高度重视，但许多形式上的程序会被金融机构操纵。比如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容易在金融机构的操纵下轻易地实现规避，风险提示的过程也往往只是走走过场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又如银行理财产品虽然不允许承诺收益，但事实上保证最低收益是银行理财产品销售中的潜规则。可以说营利至上理念的形成与金融法制度的不合理密切相关，制度不合理给营利至上理念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而营利至上理念又进一步绑架和突破制度，进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再次是调控中的管制中心主义。管制中心主义与行政主导色彩关系密切，管制中心主义是价值取向和实际效果，行政主导色彩则是手段选择，金融市场的管制依托行政权力的主导，而行政主导又不可避免地走向管制中心。管制与自由相对应，两者处在金融监管和调控的两端，经历着长期以来在加强管制的效率缺失与放松管制的秩序紊乱之间的治乱循环，⑤从金融市场监管的历史经验来看，无视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片面强调管制也并非明智。⑥但是检视我国当前金融法的运行状况，管制的痕迹依然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利率管制和市场准入管制。就利率管制而言，我国当前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及浮动幅度均有严格的控制，利率形成与维持在某种程度上并未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金融宏观调控的目的和特定政治任务，这种现象与正常的市场规律相悖离。而追问利率市场化进展迟缓的原因，有学者研究发现与金融制度的质量不无关系，制度改革的滞后影响了利率市场化的推进。⑦客观评估金融法制本身，依然存在着利率市场化的诸多制度障碍，⑧需要其完成自身进化，奠定放松管制的制度基础。⑨就市场准入管制来看，正规金融垄断了几乎所有的金融资源，非正规金融几无立锥之地。在金融抑制下，非正规金融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因为当前金融法并未给非正规金融相应的合法地位，由此产生的大量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使得非正规金融处境愈益尴尬。瑏瑠过度的管制必然导致效率的低下，金融法中管制中心主义的倾向亟需得到遏制，在制度层面厘清管制与监管的分野，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摘要：文章以某市服务业企业A公司为例，首先介绍业财融合的目的与意义，进而阐述了A公司业财融合工作推进的现状，最后从事前充分酝酿、事中严格监管、事后全面分析等角度来探索服务业企业业财融合的推进路径。

关键词：服务业；业财融合；推进路径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企业经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公司健康良好地运行，不仅取决于业务经营能力的强弱，还取决于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财务和业务就好比公司的左膀右臂，只有双手抱团才能打出强劲有力的组合拳。因此，打破财务与业务的边界，提高财务的业务渗透能力，强化业务的财务管理理念，才能促使公司有效提高组织协同效益，更好地推动公司业务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公司持续发展。

一、业财融合的目的与意义

在财政部2014年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指出“管理会计是会计的重要分支，主要服务于单位（包括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管理需要，是通过利用相关信息，有机融合财务和业务活动，在单位规划、决策、控制和评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管理活动”。2016年6月22日，财政部发布了《管理会计基本指引》（以下简称“基本指引”）进一步明确了单位管理会计应遵循“融合性原则”即管理会计应嵌入单位相关领域、层次、环节，以业务流程为基础，利用管理会计工具方法，将财务和业务等有机结合。“指导意见”和“基本指引”均重点突出了财务及业务的有机融合，即业财融合。由此不难看出，业财融合是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顺时应势的发展方向。通过业务和财务的有效融合，能使财务及时地、全面地了解公司各类业务的财务和非财务数据，为公司管理层决策提供实时、可靠的数据和信息，精准发现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导公司有效地开展经营活动，改变财务和业务完全隔离的状态，让业务更好地了解财务，让财务更深地融入业务，从更专业的角度，引导公司业务长效发展。

二、公司业财融合推进工作的现状

摘要：要想很好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那么对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必须重视起来，而对要想解决出现在农村环境中日益严重的危机，那么首先应正确认识农民的水环境权。在本文中将着眼点定为农民水环境权的概念，就农民水环境权而言，对其保护的法律之路进行探索以及对其特殊性质进行着重分析等等，以上行为均是为了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农民;水环境权;法律进路

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正在不断转型，而近几年正是转型的节点。部分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企业伴随着相关产业的转移以及不断调整的经济结构而持续向我国的农村地区进行迁移，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以及不完善的技术手段等等，使得环境污染事件在农村不断发生，在这样的状况下面对自身水环境权不断遭受侵害的问题，农民们却无力救济，那么此类问题的不断呈现都严重挑战了社会的稳定以及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对农民特殊的水环境权应重视起来，切实保护农民的水环境权，使得法律在农村中逐渐应用起来。

一、实现农民水环境权价值的重要性

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享有权利生活在福利以及尊严的环境下，且享有充足、平等以及自由等基本权利的生活条件，需要注意的是人类有责任改善以及保护这一代以及将来世代的环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水环境权已然获得肯定，而在环境权中，水环境权是其关键组成部分，换言之，人人都有权利用水环境的功能以及资源等对其生存的发展需要以及其基本需求等进行维护，且在利用水环境权利的基础上获取相应的社会以及经济效益，它对人类来讲不仅是一项应有权利，更应是一项实有权利或者是法定权利，在水环境权中，富有、洁净的水资源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水资源意义无比重大，它作为一种稀有的自然资源尚存于干旱的地区，作为一项基本的前提条件存在于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条件下，更最重要是它也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保障。在2015年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指出，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以及人们群众的切身利益等都与水环境息息相关，它同样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它要求对建设的生态文明进行持续的推进，将水环境安全保护作为保障国家水资源安全而提升到一个见所未见的高度。2011年国家统计局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在其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当前约有6.74亿人口居住在乡村，占总人口的一半多一点，而要想实现《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那么水环境权的实现便至关重要。

二、分析侵害农水环境权的原因

摘要：近年来，“一带一路”学术研究热潮在各个学科领域中相继涌现，传播学亦然。本文以CNKI（中国知网）中“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成果为样本，借助CiteSpace软件对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对于“一带一路”泛传播现象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直至2013年前后新闻传播学科领域中的“一带一路”研究方才渐成气候。按照文献的时序和词频分布，我国的“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业已形成了几个比较重要的热点聚类。此外，应当受到学者关注的一个重大趋势是未来“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还应意识到来自人文社科领域其他学科乃至自然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学理辐射。

关键词：“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文献计量学；CiteSpace

一、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概况

2013年，“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作为一项新的国家发展规划而登上时代的舞台，次年官方《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其纳入国家战略体系之中而予以大力推广和认真执行，而2017年5月14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则昭示着“一带一路”建设在实践层面业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与之相呼应，自2013年起，以“一带一路”为背景的相关学术研究的热度也显示出井喷式增长之态，其研究内容呈现出广泛性和多元性的特点[1]。“一带一路”自诞生伊始便是一条交织着经贸往来、政治互信、技术扩散和文化交流的泛传播之路，时至今日，即使其最初的功能已几近被全球化浪潮所湮灭，但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留下浓墨重彩印记的跨时空传播现象，“一带一路”不仅以贸易网络和交流通道的方式参与塑造整个复杂交织的人类世界，更将成为主宰未来全球传播新格局和重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重要表征。传播学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研究，既有沿袭自传播学历史观照的应然性，也有生发于传播学现实取向的实然性。有鉴于此，“一带一路”的传播学研究也日益聚焦为一个新鲜且重要的研究课题。追随着“一带一路”的足迹，研究其主导性贸易产品行销推广和代表性文化因子历史变迁的论文并不鲜见，但此时研究者们所提及的“传播”仅仅是一种物质交易或文化交流的现象而尚不具备传播专业学术价值。第一篇严格意义上对于“丝绸之路”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发表于1983年——《试论围绕电视特性制作节目——从电视片<丝绸之路>的编辑特色谈起》（王纪言，现代传播），作者从广电业务层面就中日两国电视工作者在其联合摄制的《丝绸之路》系列片的编播工作加以比较，提出应围绕电视特性制作节目。尽管研究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于电视节目的传播效果，但在实际的对比分析中，以“丝绸之路”为样本的分镜头解构还是从学理意义上对其核心符号要素进行凝练和传播。此后，“一带一路”的传播学研究逐渐开始显露出专业化和广域性的特征。《马可•波罗和他传播的元代新疆新闻》（王洪祥，新疆新闻界）从新闻史的角度梳理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新疆地区见闻的新闻价值。《略论古“丝绸之路”的华夏文明传播》（哈艳秋、鄢晨，国际新闻界）通过媒介分析、控制分析、内容分析、效果分析等论证了“古丝绸之路”在传播华夏文明中焕发生机，进而指出今日中国亦将如此。《广州亚运会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的开发策略研究》（刘根勤、陈超华，文化遗产）建议借助广州亚运会契机，尝试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为主题的旅游资源开发、文化产业建设、城市形象塑造等开发策略。《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中的媒介形态转向》（马廷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考察了媒介形态转向命题，指出时间偏向媒介的式微和空间偏向媒介的崛起，引发了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机制的流变。《浅谈丝绸之路文化中的艺术传播——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为例》（白莹、刘子建，艺术与设计）分析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丝绸之路”艺术传播符号的运用情况，提出以不同的文化传播形式来推动人类物质与精神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可以看出，尽管学者的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对于“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学探究已然迈出了第一步。“一带一路”概念的正式提出使2013年成为文献计量学意义上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相关学术研究也在经贸、政治、文化、农业、医药等不同学科领域中次序展开，“一带一路”俨然成为学术研究的公众话题和“引爆点”；另一方面，具体到科研文献本身，无论是研究者的数目还是研究成果的数量都取得了显著提升，并逐渐形成了由一定辐射力的科研机构和较高影响力的作者群共同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传播学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研究亦然。在CNKI（中国知网）上以“一带一路”和“传播”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搜索，并按照统一标准清洗数据之后，共获得有效文献1565篇①：其中2014年文献6篇、2015年文献138篇、2016年文献278篇、2017年文献503篇、2018年文献640篇，其中，得到各级或各类项目支持的成果占比近4成（35.3%）。可以看出，因应着政策导向和主流趋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传播学命题，其中既涌现出了大量的青年学者，也不乏一些重量级的知名专家，新闻传播学科领域中的“一带一路”研究由此渐成气候。考虑到“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是一个新鲜话题，参与者众而深耕者少，仅有个别学者致力于该领域的深度研究，且相关成果的最高H指数仅为3（庄严、史安斌、程曼丽、李宝贵、陈力丹、何明星、陈刚）。同时，囿于选题本身尚处于萌芽期而未能产出系列研究成果，更罔论绝大多数研究者仅仅是“灵光乍现”式的探索而并未形成相对持久的研究兴趣，因此缺乏本领域有代表性的经典文献。仅就单个研究者的个别研究成果而言，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无疑是衡量其关注度和影响力的科学指标。表1是以此为标准的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中相对重要的研究成果的统计概况，对照2013年至2018年期间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排名靠前的研究文献的基本情况，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上述研判结论。

二、“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的热点聚焦

尽管传播学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研究尚处于其学科生命周期的萌发阶段，但受到诸多利好因素的推动，相关研究在历经了爆发式增长之后已然颇具规模，并从中逐渐析出若干彼此独立又紧密相关的研究热点。以2013-2018作为时间阈值，对1565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借助CiteSpace信息可视化技术手段，可以较为清晰的勾勒出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所形成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热点聚类（图1）。无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还是联结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以城镇和海港为空间节点开辟了通达开放的商贸链带。但“一带一路”从来都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线路，而更多是边界开放的地理空间跃迁。这种地理空间上的跨度，决定了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合作框架，也是一种地缘政治关联，更承载着一份文化交往使命。正如研究者所考证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是一种夹带着精神的物质[2]”那样，究其本质，“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3]，围绕着其不同维度的空间指涉，亦形成了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的学科构面。首先，就“一带一路”所辐射的物理空间范围而言，“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是一种典型的“国际传播”（Freq=129，Centrality=0.19），其传播属性为“对外传播”（Freq=144，Centrality=0.12）。在这一研究主题之下，产生了对于“海外传播”（Freq=28，Centrality=0.07）、“全球传播”（Freq=11，Centrality=0.10）、“中国对外传播”（Freq=7，Centrality=0.09）等关键词的聚焦，并在“国家战略”层面（Freq=10，Centrality=0.16）形成了将中国作为“区域性传播中心”的一系列“传播策略”（Freq=33，Centrality=0.04）的探讨：采取“走出去”（Freq=35，Centrality=0.01）的传播思路、意在构筑“命运共同体”（Freq=39，Centrality=0.21）、通过讲好“中国故事”（Freq=30，Centrality=0.16）、以“互联互通”（Freq=5，Centrality=0.01）实现“互利共赢”（Freq=8，Centrality=0.11）、最终提高对外“传播力”（Freq=18，Centrality=0.12）等等。其次，在具体的对外传播活动中，进一步明晰了我国“一带一路”传播行为的主旨——藉由“一带一路”“传播实践”（Freq=6，Centrality=0.01）进而建构一个全新的“传播体系”（Freq=6，Centrality=0.01）或称“传播格局”（Freq=6，Centrality=0.01）；在“品牌传播”（Freq=11，Centrality=0.01）战略的指引下，通过“主流媒体”（Freq=18，Centrality=0.07）塑造并传播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Freq=37，Centrality=0.03）和“城市形象”（Freq=6，Centrality=0.005）。不同于以往政府行政主导下的“政策传播”（Freq=15，Centrality=0.005），“一带一路”传播体系尤其强调对于多元化“传播主体”（Freq=6，Centrality=0.23）和多样化“传播渠道”（Freq=11，Centrality=0.01）的准确认识：既有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舆论”（Freq=15，Centrality=0.19）的营造和“国际话语权”（Freq=20，Centrality=0.10）的争取，也有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等参与进行的“公共外交”（Freq=22，Centrality=0.15）；既有官方实施的“对外宣传”（Freq=8，Centrality=0.10），也有来自网络社群乃至个人的“人际传播”（Freq=5，Centrality=0.04）。再次，推进“一带一路”须坚持文化先行已成为各界的共识，这是因为与地理空间的跃迁相勾连的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场域的差异，承认并尊重多元文化之间的文化间性，将“文化”（Freq=18，Centrality=0.15）视为一种交互要素，在树立“文化自信”（Freq=28，Centrality=0.01）的同时，以“文化交流”（Freq=26，Centrality=0.13）消弭“文化冲突”以及谋求“文化认同”（Freq=13，Centrality=0.03）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得以实施的关键。有鉴于此，“文化传播”（Freq=82，Centrality=0.16）成为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的焦点所在。“一带一路”的宏大战略，地理上指向的正是跨文化传播最为活跃的区域，亦是传播学研究大有作为的领域[4]。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得以实现的关键之一即为“跨文化传播”（Freq=49，Centrality=0.25）的成功展开。“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战略既探究泛化的“中国文化”（Freq=28，Centrality=0.09）和“中华文化”（Freq=25，Centrality=0.01）的对外传播，也思考涵盖“茶文化”（Freq=33，Centrality=0.13）、“中医药文化”（Freq=19，Centrality=0.12）、“体育文化”（Freq=10，Centrality=0.01）、“武术文化”（Freq=6，Centrality=0.01）、“海洋文化”（Freq=7，Centrality=0.01）和“中原文化”（Freq=7，Centrality=0.01）等具体文化现象的海外传播。当然，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展，在上述几个业已成形的研究聚类之外，也出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新鲜话题：其一，由“新媒体技术”（Freq=6，Centrality=0.01）进化所驱动的传播渠道（Freq=11，Centrality=0.01）拓展对于我国“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取向的影响日益凸显。网络空间语境下的“新媒体”（Freq=28，Centrality=0.06）、“新媒体传播”（Freq=8，Centrality=0.02）、“社交媒体”（Freq=15，Centrality=0.04）、“数字化传播”（Freq=3，Centrality=0.02）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词。其二，以“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的“文化产业”（Freq=14，Centrality=0.01）空间新布局、“图书出版”（Freq=2，Centrality=0.11）贸易机遇，以及“纪录片”（Freq=23，Centrality=0.01）和“中国电影”（Freq=7，Centrality=0.01）等为代表的更加专门化和专业化的传播学研究方兴未艾，以及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在新时代，爱国主义又被赋予了时代印记，其内涵丰富，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作为民族文化的底色，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的要求，也是适应时展的应然之举，还是实现“育新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贡献青春力量的重要途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深化爱国主义知识教育、深沉爱国主义情感教育、深刻爱国主义理性教育、深入爱国主义行为教育。彼此之间依次承接，逐层递进，共同构成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逻辑进路。

关键词：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逻辑进路

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始终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拼搏奋斗。总书记曾多次在讲话中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六个下功夫”，并把要在厚植爱国情怀上下功夫放在重要位置；他对爱国主义教育做了明确的内涵界定：“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对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有重大深远的意义。由此可知，爱国主义是一个统合性概念，其生成遵循心理学教育中知、情、意、行的逻辑关系，这就决定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应该以增强爱国知识、丰富爱国情感、坚定爱国意志、强化爱国行为教育为着力点和逻辑进路。

1爱国主义教育应抓好“知、情、意、行”

爱国主义作为新时代民族心、民族魂，是民族精神的精神支柱和民族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其最终目的是要做到知行合一。但是从“知”到“行”，还需要“情”和“意”两个重要的心理环节需要把握，知、情、意、行是学生德育过程的一个培养提高的过程，也是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过程，其中知是基础，行是关键，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真正实现由心到行的转化。

1.1爱国知识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

[论文关键词]生态伦理学生物中心主义生态整体主义个体主义路向整体主义路向

[论文摘要]在对生态伦理学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结合生态伦理学所涉及的主要流派对其内部自然观念的发展变化进行梳理，指出生态伦理学发展的基本理论趋向；进而厘清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发展路向，即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关于生态伦理学的界定问题，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生态伦理学是环境伦理学内部以生态学为依托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的环境伦理学。…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生态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指自然界有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生态系统，所以生态伦理学强调人只是生态共同体中的一员，而非其中心。正由于生态伦理学以生命实体乃至整个自然为研究范围，关注生态系统中所有自然存在物，强调生态的整体利益，所以理论相对较为激进，因此在环境伦理学中具有独特的理论地位。

就生态伦理学的特点和关注的问题而言，可以把动物权利论／解放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涵盖在其研究范围之内。其中，生物中心主义立足传统伦理学理论，以生命个体的权益作为自己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而生态整体主义立足于生态学，以生态整体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试图把伦理关怀的范围由生命个体拓展到整个自然系统。

在生态伦理学内部，针对自然的伦理观念从生物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经过了一个从关爱生命实体到关爱整个生态系统的过程，其目的都是要扩展人类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而这种自然伦理观念的转变恰恰体现出它的两条基本致思理路，即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一、生物中心主义视角：从个体生命角度出发的生态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