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状态范文10篇

“紧急状态”一词于2004年被写人宪法，然而配套的紧急状态法的制定没有完全跟上，只是出台了一个《突发事件应对法》。在汉语中，“紧急状态”一词可有多重含义，这就使得存在于现行各种法条中的“紧急状态”意义并不一样，学理_L讨论的“紧急状态”也往往与我国的现实有脱节之处。

一、宪法意义上的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stateofemergency)是西方宪政法治环境中的产物，它作为一项“制度事实”，西方的普通人大抵也只能意会而难以言表一。紧急状态这项制度的诞生与宪政有着莫大的关系。古代社会君权无限，只要君主愿意，随时可以侵夺公民的各项私人权利，因此没有什么平时与紧急之分只有进人了近代社会之后，在限制权力的要求下，才可能出现紧急状态这种既能保障公民权利又能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制度。所以，应该从宪法角度来讨论紧急状态的涵义。

有学者认为，紧急状态是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这种对紧急状态的定性是准确的，然而过于简单。也有学者认为，紧急状态是指具有一定危险程度的非正常的社会状态，包括战争、叛乱、经济危机、严重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灾害、严重传染病流行以及重大刑事犯罪等，所有社会正常生活受到威胁或法律实施受到严重阻碍的状况。很明显，这种观点是把紧急状态这一规范概念与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紧急情况”这一描述性概念混在一起了。还有学者认为，紧急状态是指在发生了威胁到国家生存的紧急情况时，国家所宣布的一种关于行使国家紧急权而扩大国家权力行使与克减人权保障标准，并受到国际人权法约束的临时性的应对状态一。这是一种比较全面的体现了紧急状态内涵的观点，但是细究起来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国家只有在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才能行使紧急权，紧急状态是行使紧急权的前提。借助“紧急权”来给“紧急状态”下定义，不免有循环定义之嫌。另外紧急状态下，克减人权也并非是构成要件，而只是可能的一种表象而已。

最近又有学者认为，所谓紧急状态，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在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以及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公共事件等非常情况，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依法以国家紧急权力的形式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暂时限制或中止宪法或法律某些条款(不得克减的权利除外)的全部或部分效力并强化国家权力的法律制度。这种定义过于强调了“国家紧急权力”，以致于还需附加“国家紧急权力”的定义才算完整。

二、国际法意义上的紧急状态

论文关键词:“紧急状态”应急法制宪法国际法紧急状态法

论文摘要:在理论与实践中，紧急状态的涵义都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分析了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涉及的紧急状态的涵义。认为将来制定《紧急状态法》应使用狭义的紧急状态，规定为一种临时性宪法应对状态。

“紧急状态”一词于2004年被写人宪法，然而配套的紧急状态法的制定没有完全跟上，只是出台了一个《突发事件应对法》。在汉语中，“紧急状态”一词可有多重含义，这就使得存在于现行各种法条中的“紧急状态”意义并不一样，学理_L讨论的“紧急状态”也往往与我国的现实有脱节之处。本文由中国论文范文收集整理。

一、宪法意义上的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stateofemergency)是西方宪政法治环境中的产物，他作为一项“制度事实”，西方的普通人大抵也只能意会而难以言表一。紧急状态这项制度的诞生与宪政有着莫大的关系。古代社会君权无限，只要君主愿意，随时可以侵夺公民的各项私人权利，因此没有什么平时与紧急之分只有进人了近代社会之后，在限制权力的要求下，才可能出现紧急状态这种既能保障公民权利又能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制度。所以，应该从宪法角度来讨论紧急状态的涵义。

有学者认为，紧急状态是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这种对紧急状态的定性是准确的，然而过于简单。也有学者认为，紧急状态是指具有一定危险程度的非正常的社会状态，包括战争、叛乱、经济危机、严重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灾害、严重传染病流行以及重大刑事犯罪等，所有社会正常生活受到威胁或法律实施受到严重阻碍的状况。很明显，这种观点是把紧急状态这一规范概念与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紧急情况”这一描述性概念混在一起了。还有学者认为，紧急状态是指在发生了威胁到国家生存的紧急情况时，国家所宣布的一种关于行使国家紧急权而扩大国家权力行使与克减人权保障标准，并受到国际人权法约束的临时性的应对状态一。这是一种比较全面的体现了紧急状态内涵的观点，但是细究起来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国家只有在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才能行使紧急权，紧急状态是行使紧急权的前提。借助“紧急权”来给“紧急状态”下定义，不免有循环定义之嫌。另外紧急状态下，克减人权也并非是构成要件，而只是可能的一种表象而已。

[摘要]紧急状态法为我国立法空白，借鉴国际上紧急状态立法形式，探讨我国紧急状态法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及立法选择，紧急状态法的基本原则，紧急状态指挥机构，紧急状态预防，紧急状态信息通告与制度，紧急状态程序的启动，紧急状态应对预案，紧急状态的应对措施等问题。

[关键词]紧急状态，危机管理，立法

“非典”引发了国人对政府危机管理和紧急状态立法的深刻反思。总理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强调要建立国家安全体系。历经1998年全国洪涝之灾和2003年“非典”之难，国人重新审视我国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弊端所带来的重大损失。全社会终于形成共识：危机管理应以法治之。制定紧急状态法的呼声日高。本文通过对紧急状态法的国际立法比较，阐述我国立法必要性及立法选择，探讨紧急状态法的体系内容、立法原则、调整方式和手段等问题，以期推动紧急状态法的立法尽快提上日程。

一、国际立法比较及我国立法选择

紧急状态（有些国家立法上称为“特别状态”、“非常状态”、“紧急情况”等[1]）是指一种重大突发性事件在一定范围和时间所形成的危机状态，这种危机状态对社会秩序与生命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和损害，阻止了国家政权机关正常行使权力，必须采取特殊措施才能遏制威胁，恢复秩序。

许多国家早在20世纪初就已重视紧急状态立法，大致归纳国际上调整紧急状态的立法形式如下：

紧急状态是危及一个国家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正在发生的或者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事态。如何在紧急状态时期始终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法治化水平的标志。

紧急状态制度的原则

总结世界各国宪法关于紧急状态制度的立法经验，大致上确立了关于紧急状态制度的以下几项原则：

1、合法性原则。

紧急状态是涉及到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高度危险事态，为了迅速和有效地制止危险事态的蔓延，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秩序，国家机关，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组织力量消除紧急事态，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此，国家机关仅仅依靠宪法赋予的在平常时期享有的权力是不足以应付紧急状态时期各种危机的需要的，必须在宪法上赋予国家机关一定的紧急权力。

所谓紧急权力，就是国家机关在紧急状态时期可以依据特殊的法律程序、采取特殊的措施来组织各种力量迅速平息紧急危险事态，恢复社会秩序的国家权力。相对于国家机关可以依据紧急权力享有的平常时期的权力来说，紧急权力最大的特征就是国家机关可以依据紧急权力对公民的宪法和法律上的各项权利实施较平常时期更加严格的限制。由于国家机关在紧急状态时期可以行使紧急权力，并且紧急权力的行使会给公民的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利带来较大的限制，所以，从保护公民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利角度出发，就要求国家机关在行使紧急权力的时候必须要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否则，就可能导致国家机关在紧急状态时期用紧急权力随意限制公民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利；或者是随意扩张本部门的紧急权力，破坏宪法所确定的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秩序。

“紧急状态是民主宪政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各国处理紧急危险局势所采用的最主要的应急措施”。[1]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实施紧急状态是国家生活和国际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尤其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应对各种国内冲突和动乱，一般都在矛盾无法化解的情况下，将实施紧急状态作为恢复正常统治秩序的最后手段。正如1983年由国际法协会组织的一项对15个国家的紧急状态进行的调查报告所指出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最近的任何时期，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生活在紧急状态之下”。[2]即使在人类进入了21世纪之后，我们仍然可以从美国、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以色列、巴勒斯坦、尼泊尔、苏丹、科特迪瓦以及埃及等国家所实施的紧急状态实践中发现紧急状态的普遍存在。

国家在紧急状态期间的权力行使和人权保障与正常状态下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在正常状态下，国家权力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和规定来行使，同时人民也享有由宪法所保障的广泛的基本权利。而在紧急状态下，由于维护国家的生存成了社会生活和生活的首要价值，此时宪法效力的最高性要让位于紧急状态的现实需要，或者完全失效，或者部分失效，国家权力的行使因而摆脱了宪法的约束，表现出一定的超宪性，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也要予以克减。[3]因此，紧急状态的出现事实上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的行使和对人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克减，如果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的话，那么紧急状态的宣布很可能就是独裁专制的开始，《魏玛宪法》下的德国宪政已经提供了很好的例证。[4]

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在应对威胁其生存的紧急情况时所采取的一系列与正常状态下的民主宪政的一般原则及实践所不同的关于国家紧急权力行使的方式、程序、原则以及人权保障与人权克减的手段和界限的法律制度的总称，其目的是“为了在紧急状态下更好地保卫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维护最基本的社会秩序，同时给予公民基本权利及社会组织、法人的活动等以最低限度的保障”。[5]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是民主宪政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对民主宪政制度在处理威胁国家生存的紧急情况时的内在局限性的补充与完善。事实上，紧急状态制度本身就是社会制度到民主宪政阶段之后的产物，它仍然以分权制约和人权保障为其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只是在一些具体运作方式上与正常状态下的民主宪政有所区别。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行使是高度集中与扩大的，同时人权的行使又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如何在维系国家自身生存与实现普遍人权保障之间寻得适度的平衡就成为紧急状态制度设计与运行的主要。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各国的紧急状态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例如《菲律宾宪法》规定的是以戒严为核心的非常法律制度，《印度宪法》和《巴基斯坦宪法》等则建立了统一的紧急状态制度。但是，从世界各国民主宪政的发展趋势来看，建立统一的、以紧急状态制度为核心的非常法律制度是民主宪政原则的内在要求，正如莫纪宏、徐高在《戒严法律制度概要》一书中所指出的：“建立以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为核心的非常法律制度是符合民主宪政要求的，因为紧急状态制度更地反映了依法行使国家紧急权、保障公民人权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秩序的宪政要求，而戒严制度由于过于注重军事力量在对付紧急局势中的作用，显然是不能作为民主宪政的基石，而只能作为一种特例而存在”。[6]我国民主宪政制度建设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之处。我国宪法和法律没有建立统一的紧急状态制度，现行宪法仅仅对战争、戒严、动员和非常情况做了非常原则的规定，而且也没有出现紧急状态的概念。其他法律例如《戒严法》、《专利法》、《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中虽然出现了紧急状态的概念，但都缺乏明确的关于构成要件以及程序方面的规定。我国应当在借鉴和外国紧急状态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切实有效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从而为我国的民主法治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

一、我国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现状及其不足

我国目前并不存在统一的紧急状态制度，应对紧急情况的法律制度主要是戒严，宪法与戒严法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此外，我国宪法虽然没有规定紧急状态，但是在一些部门法和我国签署的双边国际条约中都有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随着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逐步发展以及积极参与人权国际保障事业的进程，目前的这种立法现状不仅不符合世界范围内各主要国家逐步取消戒严制度而代之以统一的紧急状态制度的发展趋势，[7]而且也存在着法律规定之间以及国内法与我国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尤其是我国在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必须按照公约对国家实施紧急状态的一系列实体和程序要件的规定对我国目前的紧急情况应对制度做出比较大的改动。因此，我国应当建立统一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从而使国家生存和人民权利行使有一个终极性的制度保障。

摘要：行政紧急强制是指在有权主体依法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特定行政机关针对紧急状态，为了实现行政目的，无须为相对人事先设定义务，而直接对其人身、财产自由进行强制性限制的一种即时强制。行政紧急强制的特征包括紧急性、强制性、单方性、高裁量性、具体处置性、侵益性与程序的灵活性等。根据其定义与特征，应从多个方面进行规范。

关键词：行政紧急强制，概念，特征

概念界定是分析问题的基础，也是交流沟通的前提条件。对行政紧急强制概念的探讨也是对行政紧急强制制度进行探讨的基础。因此，本文对行政紧急强制的概念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行政紧急强制的概念

行政紧急强制是指在有权主体依法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特定行政机关针对紧急状态，为了实现行政目的，无须为相对人事先设定义务，而直接对其人身、财产自由进行强制性限制的一种即时强制。该定义的涵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性质上，行政紧急强制属于行政即时强制的一种。所谓行政即时强制，是指行政机关根据目前的紧迫情况没有余暇命令，或者虽有命令的余暇，但若命令便难以达到预期行政目的时，为了创造出行政上所必要的状态，行政机关不必以相对人不履行义务为前提，便可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予以强制的活动或制度[ii].即时强制既可以适用于正常状态，例如警察对酩酊大醉横卧马路者实施强制管束，也可以适用于紧急状态。行政紧急强制便是适用于紧急状态的一种即时强制。

摘要:应急管理方面立法空白到如今逐渐完善的法制体系，从单一立法到综合立法，从多部门管理到单一部门统筹协调，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走出了自身的特色。应急管理更加注重法制的完善，也更加要求应急管理在法治的轨道上展开。但是在突发事件的挑战中，应急管理法制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常态和非常态社会状态的转换，突发事件应对法站位不足和私权利保障等问题需要在应急法制体系中进一步完善落实，期望在今后的应急管理领域不再因为法律的不完善带来应急管理的一系列诟病。

关键词:法制体系;突发事件;行政应急权;紧急状态法

1当前应急法制体系凸显的问题

1.1缺乏一部《紧急状态法》

国家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的目的则是为了保障国家紧急权行使的有效及合理;设置对国家紧急权力行使的限制和监督制度，以克服或削弱权力滥用可能带来的危险;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就是要把紧急状态下的公权力限制在制度和法律的框架下，避免因为情况紧急而对公民权利的急剧削弱。我国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主要存在于《宪法》第六十七条和第八十九条，《宪法》规定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有权机关和范围;另外，在《戒严法》和《国家安全法》等法律中也规定了紧急状态，但《戒严法》和《国家安全法》中规定宣布紧急状态的情形主要指危害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的情形，而不包括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在《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六十九条中规定了发生特别重大的突发事件需要宣布紧急状态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国务院依照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决定。但具体何种情形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的开始和结束，紧急状态的持续期间，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可以行使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保障和义务等。所以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我国是缺乏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的。在我国当前的应急法制体系中，《突发事件应对法》是非常态行政法律制度的基本法，但在我国宪法中并无“突发事件”的表述，只有紧急状态的表述，造成立法逆位现象，上下位法之间的关系不协调。这就造成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我国各地纷纷宣布进入一级响应状态，理论上是达到了宣布紧急状态的现实条件，但受制于“无法可依”的局限，无法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所以，在这时急需一部能够转换社会状态的法律，对紧急情况下的公权力行使条件和范围给与规定，以免某些权力在紧急情况下缺少规制，处于游离状态。

1.2一事一法的立法模式不能适应多变的突发事件和多部门协调的应急救援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是中国宪政与法制建设的大事，应当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紧急状态法用非常的法制方式应对非常的事件，以特殊快捷的制度安排对付突发的重大事件，大敌当前，它可以对常规宪法和常态宪政秩序做出改变，强化和集中公权力，弱化和克减人权保护，以非常规宪政和法治的方式化解危机，恢复宪政秩序。因此，对于宪政体制而言，紧急状态法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为善，也可能为恶。中国今天制定紧急状态法，必须扬善抑恶，最大限度地彰显它的理性，最有效地制约限制它的“必要的恶”。

一、紧急状态法的宪政立法原理

与宪法相比较，紧急状态法有很多类似于宪法的地方。紧急状态法涉及公权力的授予、权限、职责等，涉及公权力中诸如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之间的关系，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之间的关系，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经济、社会、文化等基本权利。从紧急状态法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程度、方式等意义上，说紧急状态法是“宪法性法律”绝不为过。

但是，紧急状态法又有着与宪法很不相同的、有时候甚至是相反的取向：宪法是常态下的国家根本法，紧急状态法则是非常态下的国家法；紧急状态法源自宪法，其合宪性、合法性、效力范围和等级、实施方式等，均需符合宪法要求，但紧急状态法的许多内容又常常呈现出“反宪法”的特点。

宪法原理要求把立法权赋予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由立法机关用民主的方式负责人民意志的表达和汇集；要求把行政权赋予行政机关（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由行政机关以追求效率为取向负责人民意志的执行；要求把司法权赋予司法机关（法院和检察院），由司法机关以追求公正为取向负责人民意志的裁判。紧急状态法将突破宪政的这一常规，它以追求快捷的效率为第一要义，以行政权的突显（行政主导）为主要方式，立法民主和司法程序将被简化、压缩到较低甚至最低限度，公权力的存在和行使方式将按照“紧急状态”所需要的游戏规则重新安排。

宪法原理要求保障人权与基本自由，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非经立法机关以法律方式规定不得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不得科以新的公民义务；非经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对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但在紧急状态法中，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如财产权，某些基本自由如人身自由将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公民的某些诉讼权利将因为适用特别简易程序而克减。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许多国际人权公约，都允许在某些法定条件下对人权与基本自由予以克减。当然，克减公民权利与基本自由必须依法进行，且不得超过与紧急状态相适应的程度，正如正当防卫不得超过必要限度一样，否则就可能是国家或者政府对紧急状态的“防卫过当”。

紧急状态是危及一个国家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正在发生的或者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事态。如何在紧急状态时期始终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化水平的标志。为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注重通过宪法和法律来确立国家的基本紧急状态制度，以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通过赋予国家机关必要的紧急权力，来建立有效的应急反应机制，迅速恢复宪法和法律秩序，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另外，还有一些国家依据宪法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制定专门的紧急状态法来规范在紧急状态时期的各种社会关系，维护国家宪法和法律秩序的统一。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但是，刚刚闭幕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紧急状态第一次写进了宪法。紧急状态入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通过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国家机关行使紧急权力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又为全国人大依据宪法的规定制定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已经列入了2004年度全国人大立法议程。眼下，社会各界正在积极地依据宪法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认真研究和探讨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为了使即将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能够较好地反映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要求，有必要对与紧急状态立法相关的国内外紧急状态立法的状况等重要问题进行比较细致和深入地研究分析，增强紧急状态立法的科学性，并为紧急状态立法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

一、国外紧急状态立法的内容及特征

（一）国外紧急状态立法的状况：

国外有关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其突出的特点就是紧急状态机制首先通过一系列相互配套的法律、法规加以规定，其中，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紧急状态制度，尤其是规定政府行使应急管理权力的法律依据，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重视。具体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宪法确立紧急状态制度。许多国家在宪法中设立了专章来规定紧急状态制度，而绝大多数国家宪法中都对紧急状态制度作了专条规定。在宪法中对紧急状态制度作专章规定的有1979年《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章（甲）“紧急状态条款”，1949年《印度宪法》第18篇“紧急状态”，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0章（甲）“防御状态”，1973年《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10编“紧急状态条款”等等。也有在宪法中对紧急状态作专条规定的，如1962年《尼伯尔王国宪法》第81条“紧急权力”，1982年《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第119条至第122条规定了“紧急状态下的管理程序”。

摘要：行政紧急强制是指在有权主体依法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特定行政机关针对紧急状态，为了实现行政目的，无须为相对人事先设定义务，而直接对其人身、财产自由进行强制性限制的一种即时强制。行政紧急强制的特征包括紧急性、强制性、单方性、高裁量性、具体处置性、侵益性与程序的灵活性等。根据其定义与特征，应从多个方面进行规范。

关键词：行政紧急强制，概念，特征

概念界定是分析问题的基础，也是交流沟通的前提条件。对行政紧急强制概念的探讨也是对行政紧急强制制度进行探讨的基础。因此，本文对行政紧急强制的概念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行政紧急强制的概念

行政紧急强制是指在有权主体依法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特定行政机关针对紧急状态，为了实现行政目的，无须为相对人事先设定义务，而直接对其人身、财产自由进行强制性限制的一种即时强制。该定义的涵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性质上，行政紧急强制属于行政即时强制的一种。所谓行政即时强制，是指行政机关根据目前的紧迫情况没有余暇命令，或者虽有命令的余暇，但若命令便难以达到预期行政目的时，为了创造出行政上所必要的状态，行政机关不必以相对人不履行义务为前提，便可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予以强制的活动或制度[ii].即时强制既可以适用于正常状态，例如警察对酩酊大醉横卧马路者实施强制管束，也可以适用于紧急状态。行政紧急强制便是适用于紧急状态的一种即时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