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范文10篇

一、精准审计助力精准扶贫的思路

（一）以资金流向为抓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提出各级审计、财政等部门要加大对贫困县的审计和监督检查力度，并对贫困县监管职责落实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对地方探索实践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给予大力支持。扶贫资金是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基本保障，是扶贫攻坚的血液支持，审计部门要完成保障国家经济秩序的重要任务，应紧盯精准扶贫中的资金流向，以扶贫资金流向为抓手，从扶贫项目的立项、资金的划拨以及资金的使用对扶贫资金实施精准审计，及时关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违规行为以及精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做到扶贫资金运行到哪里，审计监督就及时跟进到哪里。对精准扶贫资金的分配、拨付、管理、使用要及时跟踪，尽早发现资金被挤占挪用、管理不善、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涉及相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通过对扶贫资金使用效益的审查，及时揭露和反映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体制障碍、制度缺陷和管理漏洞，促进项目有效发挥作用。（二）以跟踪审计为方法。精准审计助力精准扶贫，要求审计不仅着眼于扶贫资金的审计，对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跟踪审计是重要的方法，也只有实现全过程跟踪审计才能真正对精准扶贫的过程把关，取得脱贫攻坚的最终胜利。精准审计助力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实现路径摘要/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应在精准扶贫中有所作为，以精准审计的精神和工作思路助力精准扶贫。通过审计为扶贫项目严把关、把好关，检查扶贫的工作成效，保障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监督扶贫资金健康运行。关键词/精准扶贫精准审计理论研讨见》，要求把稳增长、促发展作为当前审计工作的首要任务。各级审计机关要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要求，集中力量、全力以赴、主动作为，把监督检查稳增长等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作为各项审计的重要内容，持续进行跟踪审计，促进政策落地生根、不断完善和发挥实效。按照政策的生命周期，可以从“形式、事实、价值”三个维度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的跟踪审计。形式维度着重考核精准扶贫这一公共政策的制定及贯彻部署，考核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地是否合理。精准扶贫政策形式维度应重点审计精准帮扶政策与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致贫因素的契合程度，政策执行机构及人员的保障情况，以及根据区域精准帮扶政策所制定的扶贫资金的投入与分配情况。事实维度的审计，应以政策落实中所确立的各个项目为事实和载体，对该项公共政策的执行程度以及执行进度进行考评。精准扶贫事实维度的审计应通过所确立的精准扶贫项目为载体来设立和实施评价指标，重点通过考核扶贫项目的管理和项目实施过程中资金的管理来实现，既考核扶贫资金的投入使用情况，又对存量资金的情况进行审计，判定相关职能部门是否存在懒政行为。价值维度为政策落实结果维度的考核，公共政策投入产生的各类效果均为价值维度的审计内容。该维度的审计应审查精准扶贫是否帮助贫困户建立长效的脱贫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否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即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绿色生活方式的优化程度。（三）以审计信息化为助力。面对精准扶贫涉农资金跟踪审计繁重的任务要求，在审计工作中需要创新审计方法，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实行联网审计，加强审计的信息化建设。一是要搭建数据整合平台，完善数据中心管理模式。审计署及其派出机构、地方各级审计机关通过采集被审计单位的各种电子数据，分别建立审计数据库，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实现数据库网络关联和审计数据联网。在跟踪审计的要求下，审计机关获得的数据范围大为扩展，被审计单位的数据成为审计大数据的组成部分。通过对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数据库的关联，实现数据资源共享，从而拓展数据利用广度，有效扩大审计范围。二是要创新数据分析方式，建立联网审计模式。数据分析技术是计算机审计、联网审计和数字化审计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审计人员运用数据库技术对被审计单位进行的查询和分析停留在初级阶段，尚未实现通过对被审计单位的总体和动态分析得到相关的审计疑点。在审计全覆盖要求下，单纯的查询——验证型分析已经不能满足审计工作的需要，亟需引入分类、聚类、异常、演化等挖掘型分析技术，充分利用统计分析软件，拓宽数据分析方式。通过云计算技术，探索基于云端的审计信息化建设，制定云间接口，推动开展联网审计模式。关口前移，加强对精准扶贫涉农资金各领域、各项目的审计监管。

二、精准审计助力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精准审计助力精准扶贫的路径，也应符合“六个精准”的工作思路，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用钱、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五大路径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一）精准识别机制的准确性与透明度。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第一步。审计人员应注重对精准识别机制的准确性和透明度进行审查，充分审查被评价、被识别并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是否真正需要被帮扶，信息是否真实、可靠、有效，识别的流程是否公平公正公开。另外，由于精准识别的过程是动态的，审计也要动态地对精准扶贫对象信息进行追踪，审查已脱贫的贫困户是否及时退出，精准扶贫对象是否及时进行调整。精准识别的审计应积极推行多部门联动机制，实行联网审计，将审计与财政、公安、地税、社保、公积金、工商、扶贫等重点部门或领域进行联网，不断提高审计的精准度和审计效率。如将识别的贫困户信息与社保局的退休金领取人员信息、缴纳养老保险人员信息、工商局的私营企业股东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缴纳公积金人员信息、地税局的纳税人员信息、交警大队的车辆信息、编办的在职在编人员信息、住建局的房产登记信息等各项数据进行关联比对，并将分析出的疑点数据移交给民政局进行深入核查。结合财政供养数据、车辆登记数据、税收缴纳数据、工商登记数据、社保缴纳数据等，审查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核查扶贫人口底数是否清楚、精准，是否制定了对扶贫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及调整的制度办法。（二）精准帮扶政策的合理性及可持续性。所谓精准扶贫，就是要因地制宜地选择脱贫路径，“输血”更“造血”。因此，精准帮扶政策应基于被帮扶地区的实际状况进行安排，发展能较快提升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产业，同时要考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筹协调，帮扶支持绿色经济发展的特色旅游产业。由于贫困地区的支柱产业多为农业，在制定帮扶政策的时候还应考虑投入资源对农村的农田水利建设以及基础交通的改善，变“输血”为“造血”，在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下建立贫困地区的内生脱贫机制，也应注重教育扶贫。精准扶贫涉及面广，精准帮扶的项目内容较为丰富，审计可以利用3S技术（地理信息系统、遥感与全球定位系统的统称），结合地理信息数据和国土数据考核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地是否合理，即考核精准帮扶政策是否合理，同时建立政策效果的前馈性审计预测模型，该模型将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来管理和展现分区域的经济和地理指标，进而通过空间建模预测拟制定政策的适合度和经济效果。同时3S地理信息系统不仅可以提供基于地理位置的直观数据展现图示，还可利用3S技术进行数据的动态跟踪与建模，生成系列图谱，从而建立基于动态的全过程审计模型和绩效评估模型。（三）精准扶贫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及效益性。扶贫资金是贫困户的救命钱，同时也是脱贫工作成效的催化剂，能够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起到杠杆的作用。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建立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跟踪审计机制”的要求，要规范扶贫资金管理、维护扶贫资金安全、提高扶贫资金绩效，保障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实现。扶贫资金能否及时到位、如何使用以及资金使用的信息透明程度都应列为扶贫资金审计的考核内容。针对扶贫资金的精准审计应重点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对扶贫资金使用的合规性进行审查，审查是否专款专用，杜绝出现挪用、出借、克扣、贪污扶贫资金等情况，使得财政资金的使用公开透明；有无购置车辆和通讯工具、弥补机关经费问题；有无发放人员奖金、津贴和福利，公款吃喝、挥霍浪费等问题。另一方面是对扶贫资金使用的效益性进行审查，通过对扶贫资金投入项目的效益指标进行评价，审查扶贫投入资金是否达到预定的效益，以产业发展动力激活贫困户的“造血能力”,真正发挥扶贫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四）精准扶贫工作管理的精准程度。精准扶贫精细化管理工作的实施，对于推进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和对于扶贫开发思路与扶贫工作机制的健全与创新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精准扶贫项目选择到位并且给予资金支持后，项目的推进程度及完成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准扶贫项目的管理精准程度。精准管理体现在精准帮扶制度的合理性以及满意度，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精准扶贫工作管理制度的审计，主要包括精准扶贫工作责任制度的设置及实施、帮扶到户责任制度的设置及实施、帮扶干部责任心满意度、精准帮扶联系人工作满意度以及精准扶贫评价考核体系满意度。二是精准扶贫资产的管理，主要审计各级财政扶贫开发资金所形成的资产，产权是否明晰、股份是否量化到人、收益分配是否到人，扶贫资产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有效，有无因政策不明或不切合实际，导致扶贫资产管理不到位，甚至造成资产流失、贫困人口的收益得不到稳定和持续等问题。（五）精准扶贫效果的评价机制。审计评价要以事实为依据，将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审计评价的重要标准，精准套用法律法规。应从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三个维度对精准扶贫进行审计评价。经济效果主要考核精准扶贫资金的投入绩效，精准扶贫的效果不仅仅是帮助贫困户短期摘帽，更应该建立长效的脱贫机制，帮助贫困户提升其脱贫的能力，可持续性正是体现精准扶贫由输血模式向造血模式转变的重要方面。我们应从收入增长、财富积累和可持续性三方面渐进式地考核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经济效果。另外，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还应考核政策提升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的贡献和环境的改善程度，如在基础设施、产业调整、社会保障措施、医疗卫生和教育水平等方面的改善情况，以及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绿色生活方式的优化程度。

参考文献：

[1]韦盛干.“精准审计”助力精准扶贫[J].当代广西,2015(23).

从社会法治意义上说，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之间的关系是帮扶主体与被帮扶主体的扶贫义务与脱贫权利的精准对应关系。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法治，就是建构并调整这一关系。关于建构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扶贫义务与脱贫权利的精准对应关系并使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全面法治化，法学界是有共识的。（1）对精准扶贫法律制度的实质进行深度解析。以往通行的理论，将扶贫分为经济扶贫、能力扶贫、权利扶贫。由于经济扶贫只解决“输血”问题，因而，近些年来，学界越来越重视对具有“造血”功能的能力扶贫和权利扶贫的研究。近期，有学者认为，能力扶贫和权利扶贫的关键在于扶贫和脱贫要具有充分性，因为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扶持对象具有脱贫的能力及权利，扶持对象有了充分的脱贫能力及权利，才会具有越来越强的致富本领和保障，从根本上解决“返贫”和“致贫”背后人的因素和保障因素问题。（2）提出精准扶贫的法律制度建议。学者多强调精准扶贫对精准脱贫的“先行”制度：其一，多以社会福利理论为依据，认为在精准扶贫法律制度构建的设计过程中，应不断扩大和增加国家的公共职能，凸显政府的给付义务，通过规范行政给付先定实现扶贫的目标；其二，借鉴外国反贫困立法经验，特别是在借鉴英、美、日及东南亚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巴西、印度、泰国、墨西哥、委内瑞拉、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法立法经验的基础上，规范救济制度，强化福利制度；其三，针对地缘条件改善、基本生活维持、弱者素质关爱三种精准扶贫类型，学者们对生态搬迁扶贫、精准扶贫的生活救助（包括支持就业、实行低保、医疗救助）、精准扶贫的弱者素质促进（包括基础教育、医疗服务、关爱服务）等法律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其四，多从政府职权的界定出发，包括政府在精准扶贫制度设计、扶贫资金投入、提供必要的保障以及监督等方面的职权界定，认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制度构建基础是政府职权的确定。（3）关于精准脱贫法律制度的长远意义。随着对精准扶贫制度化的研究不断深入，多数人认同精准扶贫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其根据是致贫和导致返贫的背后诸多因素特别是人的能力因素长期存在，所以需要法律制度促使这些因素的改善，以此建立可持续机制，尤其强调建立具有赋予脱贫权利、判断扶贫精准性、规范精准扶贫义务履行等作用的精准扶贫法律制度，以形成长效机制。关于扶贫精准性与扶贫机制长效性法律制度保障问题，学者们认为精准扶贫的目的是精准脱贫，只重视扶贫手段并不能从根本和长期解决脱贫充分性问题。

早先，我国精准扶贫的法律制度，涉及包括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在内的诸多法律部门，这在许多省份有关扶贫的地方立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近年来，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着重解决我国精准脱贫的“质量”问题：（1）扶贫长效性问题。扶贫的运作多以扶贫义务的履行为中心，不断强化给付义务，其对应的脱贫权利多集中于解除后顾之忧方面（如社保、搬迁、修路等），但在提升扶持对象能力素质方面缺少有效措施。（2）整体公平性问题。对不同脱贫权利进行评价的系统和标准比较紊乱，不同扶贫主体运用不同标准评价不同的脱贫权利，使得扶贫义务对接各个“权利”只能“各吹各的号”，致使出现“大量的标准差异”“评价难以精准”的现象。（3）权利义务对接的效率问题。即使有一些扶持对象的脱贫权利评价“精准”了，也在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等方面，对接缓慢甚至对接不上。进一步突出社会法律关系，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1）使精准脱贫法律制度的理论得以深化和具体化。首先，将“提高脱贫质量”的总要求，具体化到“脱贫能力提升”的权利实现的体制机制上来。应用“扶权”理论，包括脱贫能力提升权利的类型化理论和“量”化理论，履行精准扶贫义务，提升扶持对象的脱贫能力。其次，将精准扶贫义务和精准脱贫权利的落实纳入国家治理（如精准扶贫的政府主导、促进、给付）和社会治理（如对精准脱贫权利的社会评价、社会服务）相结合的轨道，将“治理”与法律制度相契合，建构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治理体系法制化理论。（2）使精准脱贫充分性的制度体系得以具体构设。首先，抓住我国当前乃至今后在精准脱贫方面存在的“扶权”不充分问题的“关节点”，一方面解决脱贫能力提升权利的精准分类及“量”化问题，另一方面解决扶贫义务精准对接脱贫能力提升权利的体制机制问题。这是落实关于精准脱贫的讲话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起来”“真扶贫、真脱贫”等“能力提升”要求的深层次问题和关键。其次，运用精准脱贫法治的理论成果，对精准扶贫义务和精准脱贫权利关系中“扶权”不充分的现象进行更加全面的梳理，更加系统地分析并深刻地揭示“扶权”不充分的原因，特别是在脱贫权利分类及评价方面不充分的深层次原因，进一步和具有创造性地提出并阐释解决“扶权”不充分的深层次问题的制度体系。“扶权”关系涉及调整精准扶贫义务和精准脱贫权利，其内外结构比较复杂。以精准扶贫的社会评价主体制度及其权利、义务配置与各方面制度对接的法律制度为例。不仅要确认其中的评价主体资格、招标投标规程、评价主体的操作规程，而且要明确政府、评价主体与被评价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政府购买的脱贫权利评价的项目和标准的确定”“中标后评价主体与被评价主体的对接和工作展开”“政府与公众对评价数据的评价”等，还要特别考量社会组织作为评价主体展开精准扶贫评价的社会成本（精准扶贫评价的重叠性）和有效性的节点以及精准脱贫的内生动力、实施脱贫的法律制度与各方面制度的具体对接机制，最终建立与精准脱贫权利对接的、具体的、有操作性的制度体系，以保障脱贫权利实现的充分性。

要全面落实“扶权”关系中的精准扶贫义务和精准脱贫权利，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特别是以关于精准脱贫攻坚的系列重要讲话，包括2018年2月12日在四川成都市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引，将精准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特别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及法治的现代化精神。针对“以往学界过多强调精准扶贫义务‘本位’，轻视精准脱贫权利内涵，使精准扶贫义务对接精准脱贫权利产生不充分”的问题，我们在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中开始突出了对如何平衡、调整精准脱贫权利和精准扶贫义务之间关系这个问题的研究，主张脱贫权利“本位”，强调脱贫权利实现充分性的价值，主要观点有三：第一，基于社会法的“扶权论”，提出扶贫义务以脱贫权利为基础来履行的理论，强调精准扶贫义务的“扶”与精准脱贫权利的“权”是“扶权”关系，主张通过建立法律制度来确立和调整这种义务和权利的关系，以保障“调整”充分性的需要；第二，脱贫权利是“脱贫能力提升”的权利，包括减少后顾之忧的能力提升的权利和脱贫素质提升的权利，扶贫义务应当对应这些权利来展开，形成精准性的“扶权”关系；第三，精准扶贫义务对应的脱贫权利应当“量”化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使不同的脱贫权利具有不同的“标准”并得到精准实施，以此保障“精准”的充分性需要。脱贫权利类型化和“量”化的制度，应当是近期理论研究的重点。以往的精准扶贫类型，多集中在地缘扶持（扶贫搬迁、基础设施）、劳动保障（就业等）、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和对弱势群体关爱）等扶贫义务方面，较难适应对接精准脱贫权利体系分类的脱贫攻坚需要。以往的扶贫对象、数量、方式，主要是由分散的各级国家机关以及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确定的，至于不同对象因何贫困、贫困程度多大、适用哪种扶贫方式，则缺乏具体的分类，进而难以具体对接不同的脱贫权利。尽管实施精准脱贫攻坚，增加了对致贫原因进行摸排和确认的要求，但由于缺乏一致的分类标准，以致“精准性”大打折扣。因此，要解决脱贫权利的“充分性”问题，对不同致贫原因带来的具体脱贫权利进行分类数量评价，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就成为关键。

作者:汤黎虹 单位:温州大学法政学院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承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充分吸收、邓小平等脱贫理论和我国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发展形成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扶贫开发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精准扶贫思想内涵丰富，提出了扶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扶贫开发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的关键是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切实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构建全党全社会共同关心的大扶贫格局，实行最严格的考核制度，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精准扶贫思想的价值和意义重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创新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推动了精准思维在治国理政中的深化，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

关键词：；精准扶贫思想；理论品格；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把精准扶贫事业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对精准扶贫作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判断，形成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扶贫开发战略思想。这是在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继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脱贫经验和理论，创造性地发展形成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扶贫思想契合了时代的要求，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促进世界反贫困进程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脱贫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进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对贫困问题现象和本质、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作出理论阐释的科学学说，理论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私有制是导致贫困的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的贫困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只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最终消除贫困。二是发展生产力是减少贫困的重要途径。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达到或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从根本上减少贫困。三是全面自由发展才能真正消除贫困。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最终必须要依靠自身解放，实现自身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够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将消除贫困作为奋斗目标，指出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是消除贫困的坚定领导力量，农民是反贫困的主导力量，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反贫困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合作化是反贫困的基本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揭示了生产力落后是导致贫穷的重要根源，必须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入手，探寻摆脱贫困的道路，并将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扶贫开发的基本前提，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扶贫开发的总目标。系统阐述了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性质、对象、主体、组织形式、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中国扶贫开发理论的基本框架。科学判断了中国扶贫开发所处的历史阶段，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等。可见，经过我国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和经验总结，逐渐形成了治理贫困的一系列理论，为形成新时代中国精准扶贫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渊源。

二、精准扶贫思想的基本内涵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就精准扶贫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新举措，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精准扶贫思想。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坚持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是我国“十三五”脱贫攻坚决胜阶段的根本遵循，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扶贫工作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精准扶贫;脱贫攻坚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从河北阜平、湖南湘西、陕西延安到贵州遵义、云南昭通、青海海东，从中央全会、扶贫会议、到发表新年贺词、减贫高层论坛，在历次重要会议，在每个关键节点，都持续强调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对扶贫开发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性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新举措。从2013年11月“精准扶贫”理念的提出，到2015年11月脱贫攻坚战冲锋号的吹响，再到“十三五”开局之年的攻坚拔寨，关于精准扶贫的论述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战略思想体系，内容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涉及精准扶贫的方方面面，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深刻揭示了精准扶贫的基本特征和科学规律，有力阐述了精准扶贫的有力举措和有效路径，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指引，我们要学深悟透其精神实质、精髓要义，准确把握脱贫攻坚战略思想所体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升攻坚拔寨、勇涉险滩、掌控精准扶贫复杂局面的工作水平，夯实自身在脱贫一线履职尽责、带领贫困地区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能力。

一、引言

在多个重要场合、历次扶贫相关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不断阐述精准扶贫的理念，适时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持续传达精准扶贫的精神，绘就了脱贫攻坚中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形成了精准扶贫思想。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考察时指出，扶贫开发要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好高骛远。这是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精准扶贫”一词。2014年3月7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围绕扶贫对象与扶贫资源如何有效对接阐述了精准扶贫的理念。2015年6月，在贵州考察期间明确提出“六个精准”，阐释了精准扶贫的内涵特征及努力方向，把精准扶贫确定为新时期中国扶贫开发战略。2015年11月底，在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加快贫困人口精准脱贫。2016年12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遵循原则与指导思想写入《“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从时间维度上看，是我国扶贫开发事业进程的纵深延续，从空间维度上看，标志着我国扶贫路径从大规模宏观减贫向集中针对贫困人口的脱贫的转变，更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模式与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变革。“十三五”时期是我国脱贫攻坚决胜阶段，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吹响以来，建章立制，多措并举，精准扶贫稳步推进，脱贫攻坚呈现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但精准扶贫过程中也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精准扶贫思想深入把握脱贫速度、脱贫难度、脱贫动力等不断变化的新特点，顺应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决胜阶段的新形势，坚持并体现党的思想路线，全面阐述有机联系的系统性思想，始终强调崇高自觉的使命担当，必将指导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凝聚力量、攻坚克难。

二、精准扶贫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坚持与发展

摘要:习针对现实情况，总结实践基础，提出“精准扶贫”的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在内的“六个精准”以及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在内的“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对全面推进新时代的扶贫工作，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完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精准扶贫”;“六个精准”;“五个一批”

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难题，中国历经几代领导人和全体国民的努力，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困类型多样化等问题依旧突出，这急需我们提出新思想新方法，确保全民奔向小康的路上不落下一人。针对现实情况，总结实践基础，习提出“精准扶贫”的思想。这对全面推进新时代的扶贫工作，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完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精准扶贫”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

一、“六个精准”

虽然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造成贫困的原因以及类型也愈加复杂多样，出现综合特征，扶贫工作难度向纵深发展。针对出现的问题，在贵州考察调研期间，提出“六个精准”作为“精准扶贫”的基本要求，丰富发展了“精准扶贫”思想，同时也为“精准扶贫”工作指明方向。“六个精准”的主要内容包括: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方面。(一)扶贫对象精准。“精准扶贫”首先要确保扶贫对象的精准，准确地找到需要帮扶的贫困家庭和人口。这有助于完善传统扶贫对象调查的方式方法，增强扶贫对象瞄准的准确性、全面性和公正性。2014年，中央经济会议上强调要“更多面向特定人口、具体人口，实现精准脱贫”。针对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等，增强贫困人口自主发展能力，做到可持续发展，避免出现脱贫又返贫的现象。可以说“精准扶贫”思想是把贫困单位降到贫困家庭和贫困个人，不再是对贫困地区、贫困县和贫困村的大面积帮扶，而是更有针对性地运用扶贫资源来帮扶贫困对象。我国统计识别贫困人口主要通过大面积普查、民主评议等方式，可以从全局把握我国贫困状况，为中央决策部署提供数据支持。首先，这些方式仅是单方面从人口收入来定位贫困人口，确定贫困人口时缺失多维度的考察。比如，贫困人口的消费大于支出、教育贫困、灾害贫困等因素考虑较少，可能会导致对贫困人口定位的偏差，造成少部分贫困群众遗漏帮扶范围之外。其次，贫困人口的调查深入基层，需要考虑人为因素的存在，包括人际关系的和谐程度、乡镇村负责人的执行能力等，都会影响贫困人口的识别和定位。最后，个别地区为得到政府的帮扶资金，虚报夸大贫困事实，将资金挪作他用，存在贪官腐败的现象，这些都是在贫困对象识别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根据现阶段贫困人口识别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分析“精准扶贫”思想中扶贫对象精准的部分，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监督和管理，促进贫困人口识别工作的公平、公正，对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彻底杜绝隐瞒欺诈行为;其次，多方面考虑致贫原因，全面、系统地对贫困人口进行有周期性的排查，适当扩大调查范围，特别是在识别贫困人口的过程中，要注意对贫困人口的动态管理。(二)项目安排精准。项目安排精准是在扶贫对象精准基础上，针对扶贫对象多样的贫困原因、贫困需求进行相应的项目安排，按照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精准施策。贫困人口致贫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以缺乏资金、技术、人力资源、教育和疾病为主。对于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贫困原因有较大差异。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中最先发展，农村的人力资源大量涌入城市，为城市建设提供劳动力，导致农村缺乏适龄劳动人口，农业种植面积减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突出，造成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现象。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特殊，交通相对闭塞，人口密度稀疏，经济及城市建设较东部地区而言相对落后，由于地区地理位置的现实条件，高校教育建设速度相对较慢，产业项目缺乏资金、技术的支持，劳动人口就业率低。对于贫困个人而言，致贫原因复杂多样，可能存在多个致贫原因，包括内外部原因、短期长期原因等。这些致贫原因成为扶贫项目安排的重要因素。扶贫项目安排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家庭个人的需求和实际能力进行，对于生产劳动力不足的家庭，可以将土地等资源承包或转让出去，请专门的公司、个人进行打理，定期收取分红，这样可以提高扶贫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在项目安排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消除产生贫困的因素，还有注意项目安排的具体实践、长期成效的可能性，项目安排要注重保障贫困人口生活质量，将社会保障项目与产业扶贫项目相结合，加大社会企业项目的投入比重，确保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利用教育产业的发展，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自主可持续发展。长期项目和短期项目交叉进行，改善贫困地区产业结构，丰富贫困地区产业数量。(三)资金使用精准。1.扶贫资金主要通过中央政府根据扶贫需求下放到各个贫困地区，但在地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上，有多重的限制和约束，资金管理缺乏灵活性，导致部分不符合规章制度的潜力项目因为没有资金支持而被搁置。这不仅会降低扶贫工作的效率，还会打消企业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对“精准扶贫”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地方政府要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调整下放资金的条件，灵活地运用扶贫资金，切实地为贫困人民扶持好项目。2.“精准扶贫”强调精准二字，在扶贫资金的使用上，要根据具体项目的实施情况，有主次、有层次地分配资金，把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同时要严厉监督相关工作人员的资金使用行为，防止贪污腐败现象出现。3.政府的各类扶贫资金在做到贫困全覆盖的同时，要避免资金的重复补助。我国扶贫资金种类多样，包括专项扶贫资金、地区扶贫资金、各部门扶贫资金等，要确保这些资金的数额及使用方向，各个部门定期整合沟通。防止过多资金流入同一贫困地区、家庭及个人，避免地区或个人偷取扶贫资金以及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对帮扶资金过分依赖，对其自身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4.扶贫要做到以政府财政收入为主体、以社会帮扶资金为辅的综合帮扶投入，整合社会企业的力量，加大社会产业的竞标比重，在政策和制度上为信誉良好的企业设置便利条件。利用贫困地区的自身优势，寻找适合的企业产业，精准选择扶贫项目，运用企业资金精准发力，带动贫困地区人民摆脱贫困。(四)措施到户精准。措施到户精准是“精准扶贫”在实施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是实现“精准扶贫”效果最大化的关键实施步骤。指出“坚持精准扶贫，认真落实每一个项目、每一项措施，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以行动兑现对人民的承诺”［1］，可见措施到户精准对于扶贫的重要意义。措施到户精准实际上是要确保贫困人口通过扶贫项目精确到户，家庭及个人积极参与到扶贫项目从而实现脱贫。在实际操作中，经常出现很多项目难以到户或者到户后收效不好的现象。造成这样后果的原因主要是配套措施不到位，比如，政府的项目安排精准较适合贫困户的个体需求，政府也补助了所需资金，但是在后续经营和管理中，贫困户因为缺乏市场信息、技术指导、经营管理、教育培训等，导致项目经营不善，难以脱贫甚至返贫。针对这种现象强调要“教会农牧民先进生产技术和市场经营方式，帮助农民增加收益”［2］。措施到户精准就要求政府及社会企业，在帮助贫困户落实项目的同时，要结合贫困户的发展阶段，提供持续的经营帮扶，提高长期生产效益，增强个体竞争力，促使贫困户真正地加入社会生产产业链中，并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要做到措施到户精准需要多方面的共同配合，政府、综合企业和社会福利组织联结力量，为贫困人口扶贫项目到户措施的实施提供长期、多重保障，逐步解决贫困户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后顾之忧。(五)因村派人精准。因村派人是指在原有的村级领导组织的基础上，由中央向地区调派专门的扶贫工作人员，帮助“精准扶贫”工作顺利实施。因村派人精准是“精准扶贫”顺利实施的领导保障，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就阐述过基层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基层是基础。”［3］“精准扶贫”的实施重点在基层地区，由村级的领导负责组织实施，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地区领导事务繁忙，外界交流机会较少，特别是贫困村的村级领导年龄普遍偏大，思想老旧，文化程度低，这些都可能会导致“精准扶贫”在地方开展中障碍重重，这就需要在扶贫工作实施期间，向存在问题的村级组织调派相应的工作人员。首先，向贫困村输送书记及工作团队可以为贫困村带来新鲜血液，注入工作活力，增强基层组织的工作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激发贫困人口的生活、生产热情，提高扶贫工作的运行效率。其次，配合原有村级单位人员，了解贫困村实际困难，精准识别贫困人口，贫困成因，制订扶贫计划，运用多种技术手段以及社会力量，培养贫困人口可持续的发展能力，促使扶贫项目协调顺利开展。最后，可以培养派出队伍的工作能力，积累实践经验，为“精准扶贫”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做出贡献。因村派人精准首先要了解该村该地区的贫困原因、贫困人数、扶贫措施，然后在各个机关工作单位挑选合适的人才，确保帮扶村的需求与调派人员的条件相匹配。对于选派人员方面，指出:“鼓励和选派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年轻干部、退伍军人、高校毕业生到贫困村工作。”在人才选聘的工作中要秉持自愿原则，广开渠道，选派条件可以适当放开，给予调派人员一定的奖励措施和生活补偿，激发各机关单位有识之士的工作热情，为“精准扶贫”的实施提供人才保障。(六)脱贫成效精准。脱贫成效精准是在“精准扶贫”措施实施完成后，对扶贫工作成效进行考核和评估，以及时有效地监督考察“精准扶贫”工作的实施结果，促进贫困人口脱贫目标的实现。“精准扶贫”的最终目的在于贫困人口的精准脱贫，“精准扶贫”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目标是要到2020年实现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全面脱贫。这一目标的实现不可缺少的是对“精准扶贫”后脱贫成效的考核和评估。考核和评估可以及时有效地查处扶贫工作中的虚假信息，并促使有关单位修改完善扶贫计划，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如期实现。要完善扶贫工作考核评价制度，建立多维度的考核评价制度。评价主体要全面，包括受帮扶群众评议、地方政府评议、专家评议等，考核内容要覆盖贫困人口脱贫成效的多个方面，比如，贫困人口收入、贫困人口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可持续脱贫、绿色生态脱贫等。帮助扶贫工作单位及时修正工作中的不足，提高脱贫人口数量及质量，考核评价制度还要设定相应的奖惩条款，重在监督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激励扶贫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提高脱贫工作效率，实现脱贫成效的精准。“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的基本要求，作为“精准扶贫”的中心要义贯穿于“精准扶贫”过程始终，是“精准扶贫”工作顺利实施的原则保障。“六个精准”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保证“精准”精神覆盖于“精准扶贫”工作的全过程，促进“精准扶贫”工作落到实处。

二、“五个一批”

摘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国家扶贫战略，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强化精准扶贫政策保障，健全脱贫攻坚支撑体系。为方便精准扶贫审计工作把握，结合实际，提出扶贫审计职业判断把握原则、审计重点、实现路径与方法。

关键词：精准扶贫;原则;审计重点;路径与方法

党和国家把精准扶贫全面脱贫工作提升为国家战略。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大、分布地域广、地理环境差异大、贫困原因多、群众诉求多样化，精准扶贫工作任务艰巨，地方政府制定的扶贫、脱贫政策措施多种多样。为促进扶贫政策落实到位、确保扶贫资金管理规范安全、使用高效，扶贫建设项目符合基本建设规定，发挥审计在扶贫领域的有效监督。

一、精准扶贫审计应把握的原则

各级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一要转变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对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正确的做出职业判断，在审计职业判断中应遵循以下原则。1.坚持客观求实，正确把握“三个区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是否符合中央决策布置和重大改革方针政策作为审计定性判断的标准，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将推进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与明知故犯，把还无明确规定的创造性工作与明令禁止仍自做主张，把为推动改革和促进发展与谋取私利，这三种不同行为的失误和错误严格区分开来。在审计结论中，谨慎的作出评价、定性和处理处罚意见，并及时总结经验，建立完善相关制度，规范相关行为。2.坚持问题导向，对违法犯罪问题“零容忍”。在审计工作中，对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环境污染和资源毁损、履职尽职不到位等违法乱纪问题，对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骗取套取扶贫及相关涉农资金、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问题“零容忍”，一定要做到定人、定责、定损失、定利益输送，追查到底。3.坚持鼓励创新，敢于为创新者保驾护航。在审计工作中，要保护利于扶贫政策落实、财政资金整合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维护群众利益的创新举措，要坚决支持，做好总结宣传推广。4.坚持推动改革，剖析体制制度机制问题。关注影响扶贫开发工作中的体制机制问题，对扶贫开发政策措施落实、简政放权、降低绩效等体制机制性阻碍问题，要及时反馈，积极推动制度完善和深化改革。5.坚持绩效审计，提高扶贫资金自然资源利用效益。通过精准扶贫审计关注政府部门履职尽责、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关注困难群众、自然资源、规划、扶贫资金及项目的有效结合，规划跟着自然条件资源群众意愿走、项目随着规划报、资金围着项目给，发挥扶贫资金与自然资源在精准扶贫脱贫中效益最大化。

二、精准扶贫审计重点

摘要: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86万，精准扶贫工作成效卓著。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扶贫政策恣意修改、贫困户认定和退出缺乏可行标准等问题亦不容小觑。相比于以政策来进行规范，完善我国精准扶贫立法，是引导扶贫开发健康发展更为有力的保障。应分析我国扶贫开发规范体系存在的问题，以加强立法的方式将精准扶贫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关键词:扶贫开发;规范;地方性法规;中央立法

近年来学者对于农村基层法制建设的讨论不在少数。而贫困村属于特殊类型的村落，不仅应在农村基层法制建设中予以重视，还应对精准扶贫进行特别的规范，对此学界给予的关注度并不高。国务院刊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明文规定:“加强法制建设。加快扶贫立法，使扶贫工作尽快走上法制化轨道。”加强精准扶贫立法已是共识。

一、扶贫规范的现状

通过北大法宝以“扶贫”为标题对“中央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数据库进行精确检索，对于现行有效的扶贫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性规范进行量化分析，以得出对于扶贫开发规范体系现状的宏观认知:(一)概念界定。由于本研究所采取的检索工具对于规范文件的分类较为细致，同时为了突出本文所研究的“地方与中央”、“政策与法律”两个对立面，有必要对以上分类进行界定。本文以“是否全部属于我国法律的正式渊源”为标准将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四类文件区分了狭义与广义。作为中国法的正式渊源的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本文界定为狭义。而本文所界定的广义不仅包含了相对应的同名狭义法律文件，也包含了其他制定部门相同、规范性性质相似但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或命令。如广义的部门规章不仅包含了狭义的行政法规，也包含了同样由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制定，同样对行政事务有规范效力，但是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行政批复许可、部门工作文件和部门规范性文件，以此类推。法律与政策皆为规范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规范体系亦包含这两个部分。除具有法渊意义的法律规范外，表中所列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两高工作文件、国务院规范性文件、部门工作文件、部门规范性文件、行政批复许可、地方政府规章、地方工作文件、地方行政许可批复、地方规范性文件等，不是当代中国法的正式渊源，其标题以“意见”“通知”“批复”居多，具有鲜明的行政色彩，本文将其界定为政策规范。(二)现状及其原因分析。通过对于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政策化取向明显、法制化程度低由表中数据可以得知，法律规范仅占扶贫开发体系的0．52%，而政策规范所占比例可达99．48%，形成强烈的反差。可见我国目前主要以政策对扶贫开发活动进行规范，法制化程度低，行政化色彩浓厚。在工作开展前期，扶贫活动“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合适路径中不断发展变化，可以“朝令夕改”的政策文件自然更具灵活性，扶贫开发政策化取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其应然性。2．地方性法规走向完善，而中央立法迟滞我国共有34个省级行政区，截止至2018年，全国共17个省级行政区②通过了地方性扶贫开发条例。农村贫困率超过3%的省级行政区中③，未立法的省级行政区仅有山西省和西藏自治区。地方性法规已能覆盖大部分农村贫困发生率超过3%的地区。且广义的地方性法规所占扶贫开发规范体系的比例高达91．37%，可以说我国地方对于扶贫开发工作的规范及立法工作已逐渐完善。恰恰相反的是，中央立法却较为迟滞。早在2014年，确立《农村扶贫开发法》就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但时至2019年仍迟迟未出台。中央扶贫立法的呼声日渐高昂，却因一些因素陷于迟滞:一是中央法律难以调整扶贫开发中较为具体的社会关系。精准扶贫讲求“精”与“准”，各地贫困状况千差万别，扶贫开发中要处理的关系更加复杂、具体。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即为贫困户的识别标准难以统一。2014年，扶贫办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明确贫困户识别标准为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736元(以2010年2300元不变价)，很显然这种僵化的标准并不能适用于人均收入千差万别的大江南北。二是扶贫开发是一种覆盖面较广的社会活动，出台专门扶贫开发法律易出现法规竞合。扶贫开发是由多主体所共同参与的社会活动，涵盖农田水利、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等多个方面，由特定的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组成，各个方面可找到对应的现行法律来规制，如《合同法》《劳动法》《农业法》等。在立法中若只是对于已有法律的简单重复，《农村扶贫开发法》也就失去了可操作性和确立的意义。拿捏好法律规制的“宽严度”、通过立法创新填补空白并防止简单重复，都是中央立法需要解决的难题。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滞后性，良法的构建难免需要时间和经验。

二、中央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摘要:马关县很多旅游扶贫项目发展缓慢，原因在于没有科学的旅游精准扶贫模式作指导。本文认为旅游精准扶贫模式主要由旅游发展模式、营销市场定位和贫困人口参与方式等环节组成，并立足于马关县旅游发展现实条件，对三个环节选择路径展开了研究。

关键词:马关县;旅游扶贫;旅游发展

在脱贫攻坚时期，旅游扶贫作为我国精准扶贫工程的一种重要扶贫模式，具有1:5的经济带动率和1:4．3的就业带动率，其产业带动效益显著。因此，云南省马关县也将其确定为强推动县域扶贫事业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然而，旅游精准扶贫的效益取决于相应地区旅游扶贫模式的科学运作程度。同时，马关县众多旅游精准扶贫项目发展缓慢的原因，也在于没有科学的旅游精准扶贫模式作指导，因此本文针对马关县应有的以旅游发展模式、营销市场定位和贫困人口参与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尝试作出探索。

1旅游发展条件分析

探索马关县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的前提，是对旅游发展条件进行综合分析。其中，主要是针对马关县的旅游资源、发展现状及其所处环境等方面展开分析评价。1．1旅游资源分析。丰富的民俗节庆活动，如花山节、兜阳节、花饭节等，是马关县的主要人文旅游资源，且大部分具有较强的参与性、趣味性和体验性。多民族的节庆活动和各民族独特精美的手工艺品(如壮族木刻版画、苗族刺绣等)，可以支撑马关县发展民俗节庆旅游项目。同时，马关县山清水秀，自然环境优良，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旅游村寨坐落其中，为马关县的特色村寨度假休闲旅游提供了基础。此外，马关县地处国家边境，外与越南接壤，可依托都龙集镇打造旅游增长极，开发边境自驾游。1．2发展现状分析。马关县的旅游资源虽然数量众多，但是体量普遍偏小，且资源禀赋不高。调查数据显示，马关县现有古林箐原始森林、老君山等自然资源为主的景点5处，有马关中山公园和马关烈士陵园等遗址遗迹3处，有边境旅游集镇都龙集镇1处。然而，马关县具备奇异性和唯一的旅游市场垄断地位的旅游景点或高品位资源，数量不多。因此，马关县的旅游市场竞争力不强，旅游经济发展有待提升。1．3发展环境分析。现下的旅游发展环境，同时给予了马关县机会和挑战。一方面是有利的旅游发展机会，如浓郁的边境少数民族风情和优良的自然生态条件为马关县的旅游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21个全国重点旅游扶贫村落和多个云南省旅游扶贫示范村为马关带来了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另一方面，旅游发展基础薄弱、地理区位较差、口岸人气不足以及周边地区占据旅游市场先发优势等诸多因素，都给马关县的旅游发展带来了阻碍和困难。因此，马关县旅游发展环境不太明朗，扬长避短的发展节奏将成为其破局的关键。

2旅游发展模式选取

[摘要]在对我国旅游精准扶贫研究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了前人关于旅游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领域：旅游精准扶贫概念的界定，及其内涵；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研究；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研究；旅游精准扶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实现路径；旅游精准扶贫的案例研究；旅游精准扶贫的其他研究。而关于旅游精准扶贫的核心内容（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以及旅游精准扶贫的绩效考核与评估等研究涉猎较少，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与研究。

[关键词]旅游扶贫；精准；研究进展

1引言

旅游扶贫作为一种特殊的扶贫方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旅游扶贫的研究既有定量研究，也有定性研究；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践研究，无论对业界还是学界都有重要的贡献。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我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2020年我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让我国贫困群众与与全国人民同步进入小康社会。2013年考察湘西地区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他要求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切忌喊口号和好高骛远。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旅游精准扶贫”，强调旅游扶贫要精准。基于以上三个大的政治环境，全国各地，各地政府积极推进“旅游精准扶贫”项目，希望通过发展旅游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旅游精准扶贫的提出除了得到政府、企业等业界的响应，也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2旅游精准扶贫研究述评

本文针对旅游精准扶贫研究的文献进行述评，所得文献主要来自“中国知网”，通过中国知网，主题搜索“旅游精准扶贫”共有412篇文献。纵观这些文献，可以看出我国旅游精准扶贫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内容：旅游精准扶贫含义的界定；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研究；旅游精准扶贫的模式研究；旅游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以及实现路径；旅游精准扶贫开发的案例研究；旅游精准扶贫开发的其他研究等。2.1旅游精准扶贫的含义与内涵。旅游精准扶贫的提出，虽然引起了业界与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对此，不同的学者给出了各自的理解。熊林海、张乐认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有别于一般的输入式扶贫方式，是一种“授人以渔”的造血式扶贫方式，是指充分挖掘当地的资源优势，发现和培育乡村价值，通过乡村价值与旅游相结合带动经济发展，并通过贫困户的精准识别，有针对性的帮扶贫困户，惠及真贫困户，实现精准扶贫的一种“真扶贫、扶真贫”的旅游扶贫方式。杨静则认为精准化旅游扶贫是指在具有资源优势的欠发达地区，通过政府、社会、企业、民众的力量，科学合理的大力发展当地旅游业，通过旅游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此外，马勇提出了旅游精准扶贫内涵的三维价值，认为旅游精准扶贫不仅仅只强调依托旅游业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还需要从时间维、空间维和关系维三个维度解释旅游精准扶贫是有长远利益的扶贫，是产业聚集的扶贫，是有尊严的扶贫。2.2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研究。关于旅游精准扶贫机制，应依目的地、目的地情况而定，不同学者也提出了不同扶贫机制。张春美提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的帮扶下，识别出该地区适合开发的旅游项目、贫困人口，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采取科学、合理的开发方式发展乡村旅游，建立健全的管理手段，确保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的。吴亚平提出少数民族村寨“农旅融合”机制，即通过发展山地绿色有机农业，就地把农产品转化为附加值较高的旅游消费品，极大的提高农业产出效益，使贫困人口在不需要做出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实现脱贫的目标。龙祖坤提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政府识别出贫困户，针对不同的贫困户采取不同的帮扶措施，并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逐步使贫困户脱贫。杨海平提出了武陵山片区的旅游精准扶贫机制，包括议事决策机制、利益协调分配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马芬认为南江县旅游精准扶贫的机制应该是政府主导实现旅游扶贫跨越发展，市场主导精准定位，景区帮扶助力当地贫苦人口脱贫。2.3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研究。旅游精准扶贫的模式是由当地的政策、地理、资源、社会环境等因素决定的，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李静以米仓山大峡谷旅游景区为例，提出米仓山大峡谷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统筹精准利用专项基金，引入市场主体搭建旅游精准扶贫平台，通过公私合作保障旅游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邢惠斌提出河北省连片特困区旅游精准扶贫的模式：协调环境保护和旅游发展关系，拓展乡村旅游产业链，将强政府精准扶贫的引领作用，加强对居民旅游素质和能力培养，构建旅游扶贫监管体系。罗兴构建了全域旅游背景下的旅游精准扶贫模式：①全域覆盖、拓展扶贫广度和深度（旅游扶贫路径），加强当地与周边市县的联系、建设公路，充分发挥地理优势、挖掘旅游资源潜力，把旅游业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来培育和发展；②全要素参与，构建“旅游+”精准扶贫平台（精准扶贫方式），旅游+购物、旅游+互联网、旅游+生态；③全产业融合，延长精准扶贫产业链（精准扶贫产业），以旅游业为依托，打造旅游农业、旅游轻工业、旅游地产等特色旅游产品。杨袆分析了六安市旅游精准扶贫的模式有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邻里互助型和景区帮扶型。桂拉旦提出了旅游精准扶贫的文旅融合模式：在市场需求、产品创意、科技进步等推动下，充分挖掘文化资源及其价值，与旅游要素内外融合，实现向新业态，新产品升级的融合过程，带动经济发展，实现脱贫目标。2.4旅游精准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实现路径。在不同地区，旅游精准扶贫存在不同的问题与难点，既有主观方面也有客观方面。董艺婷总结了龙潭大峡谷西南岸青牛山村旅游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①思想意识落后、缺乏发展思路，村民对乡村旅游的认识不高、发展乡村旅游的意识薄弱，大部分居民认为发展乡村旅游与自己关系不大，参与积极性不强，处于观望状态；②驻村帮扶存在问题；③扶贫资金出现问题，补助资金不匹配。曾茗芹介绍了广西乡村旅游生产要素在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旅游资源开发欠缺科学性导致旅游精准扶贫效益低下，旅游产品开发深度不够导致旅游精准扶贫内容单一、没有特色，旅游企业抗风险能力差导致旅游精准扶贫外部主体作用力有限，旅游人力资源缺乏导致旅游精准扶贫缺乏保障，旅游投入相对不足导致旅游精准扶贫进程缓慢。洪业应分析了涪陵区旅游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①多头管理、责任不明确、缺乏科学的规划；②旅游资源开发和资源保护村在冲突；③产品结构单一、缺少创意；④人才匮乏，服务水平低；⑤政府引导不力，融资困难，缺乏资金。彭婷认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困境有规划开发不合理、基础设施不完善、服务管理不规范、旅游产品缺乏特色、宣传效力不理想、旅游扶贫被动化。邓伟杰、杨佳润则认为旅游精准扶贫扶贫存在的难点主要是：①精准识别存在难点，扶贫对象识别和扶贫项目识别存在难点；②精准帮扶中存在需求排斥和市场排斥；③精准管理中存在难点。为了解决旅游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更好地实现精准扶贫的目的，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实现旅游精准扶贫的路径。针对旅游精准扶贫中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存在的问题，薛定刚、吴靖南、刘民坤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①精准识别扶贫对象与项目资源，要扶真贫、全方位扶贫；②精准制定旅游精准扶贫的帮扶措施，建设旅游精准扶贫的政策环境；③完善旅游精准扶贫的管理体制，精准实施旅游扶贫动态管理，精准实现旅游扶贫目标考核，保质保量。林移刚则认为乡村旅游扶贫是典型的产业扶贫，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关键是“扶业”，而生产要素的不合理配置制约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发展，因此提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合理规划旅游生产要素；升级旅游生产要素的配置；创新旅游高级生产要素。李荣菊进一步补充旅游精准扶贫需要多举并施、创新发展：创新开发方式，提高组织化程度；强化旅游精准扶贫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服务能力；突出旅游产品特色，提高产业竞争力。陈秋华、刘阳提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①“三产”融合，延伸农村产业链；②因地制宜，实施精准帮扶；③树立“五化（乡村化、创意化、土木化、低碳化、景村一体化）”理念，打造乡村旅游精品。2.5旅游精准扶贫案例研究。荷茜灵、彭华、毋佳佳分别以葫芦岛市建昌县玉带湾村、巴中市恩阳区万寿村、庄浪县为例对其旅游精准扶贫进行SWOT分析，并提出了各地旅游精准扶贫的发展思路与对策。白丽分析了山西省实施旅游精准扶贫的条件：旅游资源丰富、特色鲜明，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机遇良好、需求旺盛；并提出了推进山西省旅游精准扶贫发展的建议。卞茜燕总结了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双廊村的扶贫状况，认为双廊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困境主要有社区居民从旅游中的获益不均贫户差距拉大、资源破坏严重、社会问题突出、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并提出了社区参与旅游精准扶贫机制。曾茗芹介绍了广西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现状与旅游精准扶贫的优势，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提出了广西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思考。黄文娇以六纳村为例，分析六纳村致贫的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六纳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对策：双向定位、精准识别，扶正思想、拔掉穷根，多模式结合、融资促发展。杨娜介绍了六盘水市旅游精准扶贫的现状，并对旅游精准扶贫的开发条件进行精准识别分析，主要包括资源条件分析、配套条件分析。龙晓春分析了南丹旅游业的发展优势与现状，介绍了南丹发展生态旅游的主要问题，同时提出了南丹区域旅游精准扶贫的对策。2.6旅游精准扶贫的其他研究。蔡克信认为旅游精准扶贫要厘清三方面的内容：①社区贫困居民是旅游精准扶贫的重点对象；②社区居民参与才能确保贫困居民能从旅游开发中获益；③政府角色转变是旅游精准扶贫的关键，随着旅游管理的规范化和运行的有序化，政府要逐渐从“主导者”向“引领者”角色转变。邓小海阐述了旅游扶贫精准识别的概念和意义，提出旅游扶贫目标人群识别的市场甑别机制和“意愿—能力”识别模型及旅游扶贫项目识别的“RHB”框架。邓小海构建了旅游扶贫精准帮扶的“三位一体”体系，即地区层次帮扶、社区层次帮扶和个体层次帮扶；精准帮扶的主体为政府部门、旅游企业、非政府组织、贫困人口和旅游者。龙祖坤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分析了武陵山区旅游扶贫效率，结合MI指数评价其效率形态分为潜力型、朝阳型、黄进型和夕阳型；并提出了各类效率形态适宜的旅游扶贫模式分别为产业联动模式、战略联合模式、政企合作模式和项目支撑模式。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使7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对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这个成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史册浓墨重彩的一笔。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扶贫攻坚的效果尤为显著，交出了一份让世界惊叹的"中国答卷”。但是，由于历史、区域发展等多方面原因，按照现有标准，我国仍有5575万贫困人口尚需脱贫，“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繁重最艰难的任务在农村，尤其是在特困地区。中国扶贫开发已进入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全力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探索精准扶贫的有效路径，需要集全党全社会的智慧，在扶贫思路、机制、体制、政策和措施上做出重大创新。

［关键词］精准扶贫，反贫困，问题，路径

一、理论基础：贫困的定义、标准及反贫困理论

（一）贫困的定义与标准

对贫困定义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但就一般意义而言，贫困可分为两个方面。从狭义上讲，贫困是指生存主体经济范畴上的贫困，生活条件难以维持在最低水平的状况。广义上的贫困除了包括经济范畴层面贫困以外，还包括文化、社会、环境、发展等方面的因素，例如生存年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就业失业等方面的状况。贫困标准，又叫贫困线，指的是在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一定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生计所必需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的最低费用。世界银行在2015年10月初宣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将国际贫困线标准从此前的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25美元上调至1．9美元。此次大幅上调意味着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大量增加。12011年11月29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2比2010年提高了80％．按照当时汇率计算，中国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大致相当于每日1美元。按此标准，当前我国贫困人口数量为7017万人。

（二）反贫困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