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法域范文10篇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竞争法域外适用的理论与原则

三、竞争法域外适用所产生的法律冲突及其解决方法

四、结语

一、问题的提出

［内容摘要］反垄断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主要法律形式，是各种利益的聚焦点，利益关系及其复杂，在维护市场竞争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同时还要兼顾国家利益、规制追求部门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的行政垄断。

［关键词］国家利益；行政垄断；社会整体利益

反垄断法所体现的利益关系极其复杂，在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还涉及到国家利益和政府（部门）利益，甚至私人利益，而且这些利益还存在冲突的可能。因此，分析反垄断法中的利益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反垄断法中的国家利益

“如果说各个法域的竞争法均以规范经营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的基本内容为其共同特征的话，那么在保护竞争的名义下，其所保护的利益和实现的功能却各有不同”①。也正是由于所保护利益的不同，反垄断法在各国呈现出明显的政策性特征,成为各国执行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有效工具。

作为“市场经济大宪章”的反垄断法，维护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竞争秩序，其执法对象通常是一些行业中的占支配地位或影响力极大的企业，其中不乏世界性的跨国公司。这些企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国家战略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执法者在执法时国家利益成为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在令世人关注的微软垄断案中，虽然维持了联邦地区法院有关微软从事了垄断行为的判决，但是美国司法部以分拆方式处罚微软公司的方案并没有通过。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这和当前激烈而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是分不开的，规模较大的公司才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如果将微软强行分拆，很可能使美国失去世界软件业的霸主地位，使美国的整体利益受损。

【摘要】本文通过对跨国公司管辖冲突产生原因的细致分析，总结国际法上对管辖冲突的解决原则和方法，结合国际经济法中对跨国公司法律规制的实践，针对跨国公司国际关联性、影响广泛性的特点，提出自己的解决设想。

【关键词】跨国公司；管辖冲突；解决

一、跨国公司管辖冲突的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繁荣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通过其位于世界各地的众多组成实体开展贸易、投资等日益频繁的国际商务活动，正如它的名称一样，处于不同国家的法律管辖下，它的行为突破了任何单独一个国家的管辖范围。

一方面，跨国公司作为国内法的产物，是国内法人，必须受到国家管辖和管制，另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从事跨国投资经营活动，又导致有关国家间的管辖冲突。

二、跨国公司管辖冲突的产生原因

摘要：反倾销法一直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热点问题，近年来关于反倾销法的探讨已深入到整套制度的合理与否及其发展趋势。本文从经济理论出发，论证了绝大多数倾销行为并非有害行为，而是可接受的商业策略和竞争手段，因此反倾销法从制度上来说具有反竞争的缺陷。本文接着介绍了“完全取消反倾销法”、“以竞争法取代反倾销法”和“对反倾销加以改进”三种方案的观点，分析了它们的可行性，并得出结论，最现实的途径是“对反倾销法加以改进”方案。最后，本文还就我国如何应对反倾销法的发展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反倾销法；改进

反倾销法自诞生以来就备受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反倾销实践的大量增加，反倾销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日益明显，因此，理论界对反倾销法的讨论也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深入。以往大多数学者持“倾销有害论”，认为反倾销法有助于维护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促进国际贸易公平、自由、有序地发展；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并非所有的倾销行为都是有害的，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倾销行为只是一种可接受的商业策略，它们反映了激烈的而又属正常的国际竞争现状，因此，反倾销法的实质是保护竞争者，而非竞争；从实施效果来看，它很可能削弱竞争，而非促进竞争；再加上目前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反倾销法极易沦为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从而极大地妨碍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损害世界福利。基于上述对反倾销法不合理性的认识，学者们提出了种种设想，归纳起来，主要可分为“完全取消反倾销法”、“以竞争法取代反倾销法”、“对反倾销法加以改进”三种方案。本文先通过经济学的分析和论证来判断反倾销法是否具有合理性，然后围绕这三种方案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前两种方案由于种种原因，均不够现实，在目前的状况下，大多数国家可以接受的是第三种方案（即对反倾销法加以改进，纳入或融进体现竞争的规则，消除有可能限制竞争的条款，使其尽可能地与竞争原则一致），最后再对中国面临这场大争论时应持的立场和态度提出建议。

一、倾销的性质分析

何为“倾销”？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它指的是一种价格歧视或差价销售（pricediscrimination），即在两个市场上，同一种货物以两种不同的价格出售。按照西方国际贸易权威JacobViner对倾销所下的经典经济学定义，倾销即“国家市场之间的价格歧视”。[1]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就是循此给倾销下定义的：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在出口市场上销售某产品。正常价值是指企业在其国内市场“通常贸易过程中确定的价格”。如果长期（通常为一年）以低于平均总成本（总成本即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加上销售、一般开支及管理成本的总和）的价格销售大量产品，则不视为通常贸易。如果国内市场的销售太小以致于不能进行价格比较，第三国市场的最高可比价格或结构价值（出口商预计的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额、管理、销售及其他费用）可用来确定正常价值。WTO《反倾销守则》继续沿用了关贸总协定中有关倾销的定义。

国际贸易中倾销现象的存在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条件。首先，国家市场之间相互独立，相互分隔，由于存在着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等障碍，进口国的企业难以将倾销的进口产品再运往出口国销售，从而使得倾销商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实行价格歧视成为可能，否则，除去运输及交易成本，市场间的价格差异可能会通过套利而消除。[2]其次，出口国市场与进口国市场对某一商品需求的弹性系数不同，具体来说，当进口国市场的需求弹性比出口国市场的需求弹性大时（即随着价格的变化，外国消费者对需求的变化比国内消费者要大），出口商可能会基于适应竞争和战略考虑而实行价格歧视。再次，出口商在出口国市场占有垄断地位，这样它可以在国内市场维持垄断高价，并以获取的垄断利润来弥补在进口国倾销而造成的损失。

摘要：反倾销法一直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热点问题，近年来关于反倾销法的探讨已深入到整套制度的合理与否及其发展趋势。本文从经济理论出发，论证了绝大多数倾销行为并非有害行为，而是可接受的商业策略和竞争手段，因此反倾销法从制度上来说具有反竞争的缺陷。本文接着介绍了“完全取消反倾销法”、“以竞争法取代反倾销法”和“对反倾销加以改进”三种方案的观点，分析了它们的可行性，并得出结论，最现实的途径是“对反倾销法加以改进”方案。最后，本文还就我国如何应对反倾销法的发展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反倾销法；改进

反倾销法自诞生以来就备受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反倾销实践的大量增加，反倾销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日益明显，因此，理论界对反倾销法的讨论也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深入。以往大多数学者持“倾销有害论”，认为反倾销法有助于维护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促进国际贸易公平、自由、有序地发展；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并非所有的倾销行为都是有害的，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倾销行为只是一种可接受的商业策略，它们反映了激烈的而又属正常的国际竞争现状，因此，反倾销法的实质是保护竞争者，而非竞争；从实施效果来看，它很可能削弱竞争，而非促进竞争；再加上目前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反倾销法极易沦为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从而极大地妨碍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损害世界福利。基于上述对反倾销法不合理性的认识，学者们提出了种种设想，归纳起来，主要可分为“完全取消反倾销法”、“以竞争法取代反倾销法”、“对反倾销法加以改进”三种方案。本文先通过经济学的分析和论证来判断反倾销法是否具有合理性，然后围绕这三种方案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前两种方案由于种种原因，均不够现实，在目前的状况下，大多数国家可以接受的是第三种方案（即对反倾销法加以改进，纳入或融进体现竞争的规则，消除有可能限制竞争的条款，使其尽可能地与竞争原则一致），最后再对中国面临这场大争论时应持的立场和态度提出建议。

一、倾销的性质分析

何为“倾销”？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它指的是一种价格歧视或差价销售（pricediscrimination），即在两个市场上，同一种货物以两种不同的价格出售。按照西方国际贸易权威JacobViner对倾销所下的经典经济学定义，倾销即“国家市场之间的价格歧视”。[1]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就是循此给倾销下定义的：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在出口市场上销售某产品。正常价值是指企业在其国内市场“通常贸易过程中确定的价格”。如果长期（通常为一年）以低于平均总成本（总成本即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加上销售、一般开支及管理成本的总和）的价格销售大量产品，则不视为通常贸易。如果国内市场的销售太小以致于不能进行价格比较，第三国市场的最高可比价格或结构价值（出口商预计的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额、管理、销售及其他费用）可用来确定正常价值。WTO《反倾销守则》继续沿用了关贸总协定中有关倾销的定义。

国际贸易中倾销现象的存在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条件。首先，国家市场之间相互独立，相互分隔，由于存在着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等障碍，进口国的企业难以将倾销的进口产品再运往出口国销售，从而使得倾销商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实行价格歧视成为可能，否则，除去运输及交易成本，市场间的价格差异可能会通过套利而消除。[2]其次，出口国市场与进口国市场对某一商品需求的弹性系数不同，具体来说，当进口国市场的需求弹性比出口国市场的需求弹性大时（即随着价格的变化，外国消费者对需求的变化比国内消费者要大），出口商可能会基于适应竞争和战略考虑而实行价格歧视。再次，出口商在出口国市场占有垄断地位，这样它可以在国内市场维持垄断高价，并以获取的垄断利润来弥补在进口国倾销而造成的损失。

【内容提要】现代程序价值观的演进中实际暗含了经济法的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律精神，这是中国经济程序法存在之可能性及其必要性的客观反映。同时，经济程序法本身也可以为中国经济法的存在和成长提供外在支持，这是由现代程序法本身的价值功能目标所决定的。中国经济法完全可以通过程序理性而使得自身的法精神得以体现。

【摘要题】理论探讨……

一、程序理性及经济法之程序理性

西方有法谚曰：法的生命在于适用。这和经典作家关于审判程序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之论述不谋而合。[1](P126)它们共同揭示的一个事实是，法律首先是人类知识系统中的一种实践理性，这要求它必须应对实践的需求，而一切法律制度的价值也莫过于满足社会需求。显然，文本的法律和观念的法律都只有通过实际运行才能达到这一效果。这也揭示出，我们讨论任何法律制度的生命力问题时，必须首先将目光投向其实际运作，也就是马克思所言的审判程序(注：通常所言的法律程序在广义上并非仅指审判程序，它还应当包括立法、行政等几种主要类型，但审判程序在其中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我们今天在一个历史的过程中来看法律问题，审判程序无疑是包括立法和执法在内的一切法律制度承前启后、自我更新的一个中介，即旧有的法律文本需要通过其得以实现，而新的社会要求又可以通过其得以彰显，从而实现法律的新陈代谢。)。在这一点上，拉德布鲁赫的论断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他曾指出，“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2](P96)相对于实体而言，形式无疑更具灵活和易变的特性，据此，拉氏认为程序法“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作出强烈的摆动。在程序法的发展过程中，以极其清晰的对比反衬出社会生活的逐渐变化”。[2](P96)由此不难看出，程序作为法律的外在形式，对于社会实践的要求具有很强的放大功能，它通过与社会生活的直接接触，得以将社会生活之要求反馈给法律制度本身，并最终成为新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产生的起点。法律程序的这一放大功能对于我们了解经济、社会的现实要求，从而准确把握时代的走向和要求也是最便利的分析工具。

经济法之所以在传统民商法和其他法域中显示出独特的生命特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传统的民商法、行政法等法域的主要作用是实现已有的利益资源的分配、交易，以及为这种分配和交易提供不受干扰的外部保障，它所体现的是人类利益的存量。一般言之，民商法为主的私法解决分配、交易问题，行政法及宪政制度则为这种交易、分配的顺利、独立进行提供担保。经济法作为一种后于民商法产生并与之有深刻渊源的新法域，其着眼点在于如何使人类社会在现有的资源利益之外，尽可能的获取更多的资源，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人类整体利益的增量。正因如此，有学者才指出经济法必须成为这种在人域之外获取更多资源的“必须的新秩序方式的一种形式”。[3](P98)从这个角度看，经济法所着眼的人类整体利益资源增量的获取，势必会在现有的立足于民俗(传统的和现代的)的民商法规则之外去寻求新的手段和方式。很显然，现行的制度路径采用国家权力的媒介，这样便打乱了原有的私法与公法所划定的权利与权力的界限，私的权利关系被国家以整体利益考虑为由进行再次调整，而传统的行政权力的担保作用也一跃具有干预的新内容。这种新的制度格局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现实，同时也为经济法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这种推陈出新的秩序形式所反映的制度体系如何在旧传统与新取向中获取自己的合法性的地位(注：这里的合法性的含义无疑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于经济法所导致对既有的法域进行重新界定的事实而可能招致的来自法律内部的质疑；另一方面在于经济法对于个体利益的重组可能招致的特殊利益个体或群体的抗拒。)。对此问题，重谈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老调，无疑会在懒惰思想的同时跌进循环论证的陷阱。跳出井底，我们发现还有更为广阔的天空，法律程序是我们发现的经济法的又一道风景。

法律程序在已有的制度实践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于恣意的限制；其二是作为理性选择的保证；其三是其作为国家与公民个体间联系纽带的功能；其四是其反思性整合的特性。[4](P15-19)从第一方面看，程序作为恣意的限制的实质在于通过对程序参与者的角色定位而明确其权利(权力)义务(职责)，使其各司其职又相互牵制，从而减少恣意发生的余地，这实际上是对公民绝对权利和国家绝对权力的一种限制。从第二个方面看，程序通过其固定化的处理流程，将一种对不确定结果的担忧转化为一种对确定过程的关注，并以结果的拘束力来巩固这一选择的确定性。从第三个方面看，公正化的程序通过其类似过滤性装置的设置，将公民过去的要求通过法律程序的沉淀和反馈，最终成为未来社会生活场景的一个事实状况，是现代法制向生活世界渗透的一种成本最小的做法。从最后一个方面看，程序作为交涉过程的制度化，通过对于形成法律决议过程的“反思性整合”，既可以发挥程序的灵活性作用，以解决形式法功能之缺陷，另一方面也通过程序法定，防止和消除因司法和执法者的过度自由化而导致的法律过度开放和确定性消弥的危险。

现代化既是理解本世纪中国历史的主轴,也是下世纪国人孜孜不倦的目标。值此世纪之交,很有必要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问题进行研究。我们拟对中国经济法的现代化予以探讨。

一、传统经济法向经济法现代化的嬗变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肇端于19世纪末,距今已有百年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60年代中叶,我们谓之“传统经济法”;从60年开始至今,经济法的演进则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考察各国传统经济法的产生,虽然因受该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但大都体现了危机对策法的特色。德国在本世纪初颁行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钾盐经济法》实际上是迎合了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的德国经济的需要,而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又是导致罗斯福实行新政,颁行经济法(如1933年的《紧急银行法》、1938年的《农业调整法》)的最主要原因;而“二战”以后至60年代中叶各国出台的各种经济法,如英国的《塔夫脱——拉特克列夫修正案》,美国的《就业法》,其主旨亦大多在于振兴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由于传统经济法大都是各国政府基于严峻的经济现实而采取的对策性方案,因而呈现三个极为明显的特征:(1)完全理性的假设。完全理性的假设是传统经济法法哲学的认识论基础,所谓完全充分理性假设是指“人类理性具有至上的地位,因此,凭借个人理性,个人足以知道并能根据社会成员的偏好而考虑到建构社会制度所必需的境况的所有细节”。〔1〕由于对人类充分理性的崇奉和仰赖,故传统经济法认为由一批具备完全理性的人类精英所组成的政府是可以无所不能的,而这无所不能的政府是有能力左右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2)全面干预。全面干预是完全理性假设的逻辑延伸。正因为这样的政府是由一批具备完全理性的社会精英所构成,它便有能力对社会的各种因素予以精确的计算,并对社会发展可能发生的各种变数进行准确预见,从而它便有资格对社会各个层面进行统一的安排或干预,在此种意识的推动下,又适逢凯恩斯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以国家干预为主旨的经济革命。缘于此,传统经济法便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比如罗斯福新政颁行的经济法,其涉及领域就非常广泛,涵盖了货币金融(如《存款保险法》)、工业(如《全国产业复兴法》)、农业(如(农业调整法))等社会各个重要的经济层面。(3)经济控制权的高度集中。全能政府理念必然导致权力拥有者高人一等的精英意识,即认为唯有社会精英才可以把握时代脉博和市场动向,而其他平民大众则难以承负发展社会的重任。于是决定社会发展的经济权力只能依托于建构全能政府的社会精英,从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便成为传统经济法一个重要的表征。这可从近代许多西方国家都对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功能的漠视得以佐证。

尽管传统经济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危机对策法,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肯定传统经济法所表现的三个特征在特定情形下具有一定的存在的合理性的。然而当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危机现象业已消除或者已发生变化,而传统经济法依然运作如故的话,那么它便难以适应业已变革了的社会。进入60年代后半叶,西方国家经济相继发生“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交替并发,由此便宣告了“凯恩斯革命”的终结。凯恩斯主义作为经济政策的传统经济法就很难有效地调控社会经济了,于是是便导致了由传统经济法向现代化经济法的嬗变。

现代经济法是在人类对市场与国家干预关系的认知更为深入和全面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故而是一种较为成熟的经济法,其特征也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有限理性假设。它认为,作为传统经济法的认识论前提的完全理性假设是一种“致命的自负”。〔2〕实践证明,人不可能完全洞察并精确计算社会发展的各种变数,因而在现代社会,各国立法者只能以有限理性的假设来建构现代经济法。所谓“有限理性”包含两层含义,即“一方面,个人理性在理解它自身运作的能力方面有着一种逻辑上的局限,这是因为它永远无法离开它自身而检视它自身的运作;而另一方面,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的作用方面也存在着极大的限度,这是因为个人理性乃是一种植根于由行为规则构成的社会结构之中的系统,所以它无法脱离生成和发展它的传统和社会而达到这样一种地位”。〔3〕其二,国家的适度干预。承认有限理性假设,便必然认同国家不可能完全替代市场并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宰性力量。60年代末各国经济“滞胀”从客观上反映了国家全面干预给社会引发的各种弊害。亦正因为此,从60年代后半叶开始,各国逐渐修正了既往的全面干预经济的错误做法,从而使现代经济法出现了体现国家对经济适度干预的发展趋向。如通过立法“减少或取消航空、铁路、公共汽车的限制性管理条款、法令,放松对价格的控制,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降低税收和简化税率等”。〔4〕其三,经济民主。有限理性假设必然包含平等的真谛,精英意识也就因之被现实所摒弃,故而面对日趋复杂的多元社会,充分讨论的对话机制就应运而生。于是,使经济法的执行更富有社会大众基础,又成为经济法现代化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

在回顾西方国家经济法嬗变的历程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把考察视角转向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原苏东国家所实行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因而这些国家建构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经济法则呈现出与前述西方国家经济法有所不同的特征:不仅西方国家传统经济法所具有的三个重要特征得到了全面反映和进一步强化,而且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法还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质:一是把经济法置于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这可从世界上第一部经济法典——《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对经济法的定义中得以佐证。根据该法典的规定,国家对在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和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进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关系,国家在确立社会主义组织的地位和社会主义组织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关系,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协作、支付和信贷关系,均由经济法典统一调整,从而使经济法无论是立法实践还是在理论上,呈现出取代或者排斥民法作用的倾向;二是强调国家计划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忽视乃至反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这反映在立法实践上原苏东国家均借助经济法乃至民法赋予了计划的强制执行效力;三是经济法的运用具有明显的人治倾向,经济法治程度不高。

[内容提要]：以往关于经济法的纷争，否定派未能区分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机械地认为经济关系由民商法调整，而无产生经济法的必要；肯定派虽然认识到了经济关系需要干预的社会现实，但却未能从根本上指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泛泛而谈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需要干预。本文认为经济法的产生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法律体系对置经济于控制之下（包括调整的专业化）和民主程度提高这两个新任务的回应，是突破了公私法二元结构的社会法域下的部门法。

[关键词]：经济法独立性社会法

关于经济法的独立性，自经济法诞生之时起，争议就从未停止。综观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诸多流派及观点，关于经济法的独立性可分成两派-否定派与肯定派，否定派认为“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一个十分必要的法律学科。因为经济法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所以无论是单个的经济法规或是这些法规的总和，都不能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1]肯定派则是以肯定经济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为依据，认为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肯定派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又有“干预说”、“协调说”等多种观点。但均认为经济法是调整“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但具体到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各派则各执一词，尚未统一。

一、调整对象是争论的焦点以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即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作为部门法划分的依据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法律的调整对象是社会关系，一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归根到底是由该国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决定的。“法律部门划分属于法学及思想意识范畴，社会关系由立法者、司法者，也即上层建筑……而塑造出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没有罗马帝国地中海周边各民族参与的大规模贸易，引致商品关系特征无扭曲的普遍体现，贯彻平等原则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关系应运而生，罗马私法和中世纪的商人法就无从谈起”。[2]尽管相同类型的社会关系蕴涵着共通的性质，但其“本身却并非也不可能天然的表达任何意思”，[3]因此，法律部门的划分不可能排除主观因素，它是世人根据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从经世致用的目的出发对其进行加工的结果。法学家、立法者提炼出指导该领域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司法者归纳总结出在调整该类型社会关系普遍适用的一般方法，因此而使法律能根据社会现实需要得以便捷高效的创立和运用。但是不管如何，法律部门划分的客观基础在于现实生活中实在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法律部门划分的逻辑起点（并不排除用相同的方法调整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探究经济法是否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仍然必须从社会关系入手。在经济法的论战中，否定派坚持认为，商品经济孕育了民商法的产生，民商法是调整商品经济之法，只要现阶段的经济关系仍然是商品经济关系，那么就应当靠与商品经济相对应的民商法来调整，而无产生新的法律部门的必要。对此肯定派并没有从正面予以反驳，只是强调现阶段的经济关系需要权力的干预，强调“商事关系的发展必然存在的是商事主体的复杂性，难以明辨性和交易的多环节性，识别当事人动机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的直接机会相对减少，行为的自我把握愈为困难，商事关系所隐含的投机性相应增大，利益损害的不特定性、广泛性与弥散性扩大，对商事行为与商事关系监控难度越来越大，以往民事关系中的当事人自我监控机制运用与商事关系中愈发显得局限，因此除当事人的自我监控外，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在急切寻求一个某种具有中介力与约束力的社会机构或国家机构来从社会或国家的另一个视角监控社会关系，充当商事关系的保护人……”。[4]这些类似的阐述只是表明了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现实需要，可以作为新的法律部门产生的动因解释之一，但是为何这一法律部门被称为经济法，上述阐述并没有从基本概念上回答“经济法调整对象是什么”这一关键性问题。

二、调整对象应是社会关系而非经济关系首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关系是人们在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为基本内容的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

[内容提要]：以往关于经济法的纷争，否定派未能区分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机械地认为经济关系由民商法调整，而无产生经济法的必要；肯定派虽然认识到了经济关系需要干预的社会现实，但却未能从根本上指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泛泛而谈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需要干预。本文认为经济法的产生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法律体系对置经济于控制之下（包括调整的专业化）和民主程度提高这两个新任务的回应，是突破了公私法二元结构的社会法域下的部门法。

[关键词]：经济法独立性社会法

关于经济法的独立性，自经济法诞生之时起，争议就从未停止。综观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诸多流派及观点，关于经济法的独立性可分成两派-否定派与肯定派，否定派认为“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一个十分必要的法律学科。因为经济法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所以无论是单个的经济法规或是这些法规的总和，都不能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1]肯定派则是以肯定经济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为依据，认为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肯定派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又有“干预说”、“协调说”等多种观点。但均认为经济法是调整“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但具体到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各派则各执一词，尚未统一。

一、调整对象是争论的焦点以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即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作为部门法划分的依据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法律的调整对象是社会关系，一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归根到底是由该国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决定的。“法律部门划分属于法学及思想意识范畴，社会关系由立法者、司法者，也即上层建筑……而塑造出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没有罗马帝国地中海周边各民族参与的大规模贸易，引致商品关系特征无扭曲的普遍体现，贯彻平等原则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关系应运而生，罗马私法和中世纪的商人法就无从谈起”。[2]尽管相同类型的社会关系蕴涵着共通的性质，但其“本身却并非也不可能天然的表达任何意思”，[3]因此，法律部门的划分不可能排除主观因素，它是世人根据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从经世致用的目的出发对其进行加工的结果。法学家、立法者提炼出指导该领域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司法者归纳总结出在调整该类型社会关系普遍适用的一般方法，因此而使法律能根据社会现实需要得以便捷高效的创立和运用。但是不管如何，法律部门划分的客观基础在于现实生活中实在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法律部门划分的逻辑起点（并不排除用相同的方法调整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探究经济法是否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仍然必须从社会关系入手。在经济法的论战中，否定派坚持认为，商品经济孕育了民商法的产生，民商法是调整商品经济之法，只要现阶段的经济关系仍然是商品经济关系，那么就应当靠与商品经济相对应的民商法来调整，而无产生新的法律部门的必要。对此肯定派并没有从正面予以反驳，只是强调现阶段的经济关系需要权力的干预，强调“商事关系的发展必然存在的是商事主体的复杂性，难以明辨性和交易的多环节性，识别当事人动机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的直接机会相对减少，行为的自我把握愈为困难，商事关系所隐含的投机性相应增大，利益损害的不特定性、广泛性与弥散性扩大，对商事行为与商事关系监控难度越来越大，以往民事关系中的当事人自我监控机制运用与商事关系中愈发显得局限，因此除当事人的自我监控外，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在急切寻求一个某种具有中介力与约束力的社会机构或国家机构来从社会或国家的另一个视角监控社会关系，充当商事关系的保护人……”。[4]这些类似的阐述只是表明了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现实需要，可以作为新的法律部门产生的动因解释之一，但是为何这一法律部门被称为经济法，上述阐述并没有从基本概念上回答“经济法调整对象是什么”这一关键性问题。

二、调整对象应是社会关系而非经济关系首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关系是人们在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为基本内容的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

摘要：我国经济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经济与法律互动结合框架、经济法规体系框架、“主体-行为-责任”框架、“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法益主体框架、比较框架、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相结合框架等较为成熟的研究框架。总结和分析这些研究框架，有助于经济法学走向成熟。

关键字：经济法学研究框架

所谓研究框架，就是人们在研究活动中形成的比较定型的思维体系，包括切入点的选择、话语形式的认同、论证步骤和层次的安排等等。它表明一个学科在研究问题时惯于遵循什么理念和逻辑、从什么角度、依据什么要素、按照什么顺序来分析问题。它属于研究范式与方法的范畴，是衡量一个学科的成熟与科学程度的重要标志。法学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已探索出许多研究框架，如以“主体-客体-内容-法律事实”为要素的法律关系研究框架，以“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为要素的主体资格研究框架等等，成功地论证了诸多法律问题。同时，这些研究框架一直处于不断创新的过程之中。经济法学作为新兴学科应当继承和发扬传统法学研究框架，同时还应当产生能对传统法学提出批评、进行挑战、突破其给定前提的新型研究框架，以提出和解决传统法学没有提出或解决的问题。法学界尽管对经济法是否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争议，但对经济法学作为独立学科却无人质疑，主要是由于它已经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法学的诸多研究框架。然而，人们对经济法学进行回顾和总结时，只重视各种观点、学说的综述，对其研究框架却缺乏必要的关注[1].本文拟从经济法学文献中梳理出对传统法学有所突破的研究框架，以吸引学界同仁投入到研究方法的探索之中。

一、经济与法律互动结合框架

经济法学比传统法学更加重视经济与法律的关系，并基于这种关系来研究经济法律问题。这种研究是围绕经济现象、经济学、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相互关系而展开的。

（一）经济现象与经济法的关系。经济与法律的关系，首先是经济现象与法律的关系。经济现象最直观地反映出对法律的需求，法律的作用和效果也可以从经济现象中得到最直观的评价。经济法学研究应当从观察和分析经济现象出发，来探求经济与法律互动的规律。当前，应当特别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经济秩序、经济波动、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现象与经济法的关系。如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具有跨世代性、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反波动性的发展模式，普遍被世界各国所选择。这一重大现象给经济法的立法和实施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我们应将环境、生态、人力资源等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经济法学研究的视野，从全新角度、更大范围、更长远利益来考虑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决策重点和实施手段、政策后果的评价以及政府行为的作用方式等理论课题。在研究中，应注意到并非所有经济现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来规范。能对法律起决定作用、需要由法律来着重规范的经济现象，是常态而非短暂、定型而非临时的现象，是由深层原因而表层原因所导致的现象。经济法学只应研究这些经济现象，并依据以这类现象为对象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法律对策。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机理，描述其过程和后果；经济法学研究经济现象，则主要是针对其利弊、原因和过程进行制度设计并寻求如何将其设计的制度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