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法范文10篇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竞争法域外适用的理论与原则

三、竞争法域外适用所产生的法律冲突及其解决方法

四、结语

一、问题的提出

摘要：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市场竞争中的商业模式创新日益凸显其价值。互联网商业模式呈现出盈利的迁移性与创新的动态性，网络环境下的价值判断立场也随之多变。通过梳理我国互联网商业模式竞争法保护的司法实践可以发现，纠纷审理的地域较为集中，互联网商业模式的价值也逐渐为司法实践所认可，但利益分析具有一定局限性。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竞争法保护，应秉持谦抑性立场与开放性思维，审慎适用竞争法一般规则，以实现商业模式竞争法保护在市场规则维系与创新支持上的合法与适度规制。

关键词：互联网商业模式；开放创新；反不正当竞争法；谦抑性

一个优秀的经营模式，不仅能为企业迅速吸引到海量用户，更能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科技为引领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也影响着商业传统经营方式。网络购物、免费服务、共享出行等新的经营模式大量涌现，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消费观念。依托互联网所展开的企业经营之争，也被称之为“注意力竞争”，[1](p11)逐渐颠覆了既有的商业利润获取方式。当然，有市场就会有竞争，富于创新的企业向来不乏大量的跟随者、模仿者与介入者。在竞争与不正当竞争的“洪流”中，“商业模式”之争日趋白热化。对于互联网环境下商业模式的保护，由于其运行方式的新颖易变不易把握，传统法律规范相对滞后，主体利益交织复杂不易取舍而富于争议，为司法实践所关切。然而，何为商业模式，对其是否应当予以保护，互联网环境下商业模式的保护边界何在，需要司法审判实践的反复打量与论证。在新兴法律领域，司法具有规则引导与边界确定的功能，对我国司法实践互联网商业模式保护问题的考察与反思，不仅有助于司法机关日益明晰规则，正确裁断案件，更为商业主体的市场竞争行为划定边界，指明发展路径。

一、互联网商业模式源流及其特点

在农耕文明时期以及商业文明早期，市场主体的经营模式相对单一，主要围绕产品与服务本身的品质与口碑开展竞争，赢利也来自经营主体提供的产品与服务自身。及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发展，商业主体的经营方式日渐多元化，开始出现近现代意义上各具特色的商业模式，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呈现出时代特征。（一）商业模式的概念缘起。商业模式的概念最早由创新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于1939年提出，并阐明了商业模式的重要性。[2](p160)经过长时间发展，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于1994年对商业模式进行了理论归纳，将其归入组织经营理论。[3](p95-104)随着互联网对产业的影响日益深入，新技术条件下的商业模式不断发生变革。1998年，早期涉足电子商务领域研究的经济学家保罗•迪姆尔斯将商业模式界定为由产品、服务、信息等所组成的有机体系。其中，依托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涵盖了制造商、销售商、广告商、信息中介商、经纪商、会员服务提供商、社区服务提供商、订阅服务提供商、效用服务提供商等。[4](p3-8)不同的商业主体存在不同的经营组织形式、商业模式与盈利方式。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商业模式亦有其特定的内涵。传统商业模式的概念缘起于社会分工的多样化，以及经营方式的差异化。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带来了社会协作与分工的复杂化与精细化。不同企业的盈利模式迥然相异，组织体系千差万别，也形成了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不同商业模式。在市场经济格局下，市场主体遵循着科斯所界定的“社会成本”规则。企业会调整自身规模与组织架构以适应市场竞争需要，“只要企业的行政成本低于其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企业活动的调整所获的收益多于企业的组织成本，人们就会将市场交易转为企业内部组织，而如果行政成本过高，市场交易通常就会代替企业内部的组织”。①对于企业而言，实现盈利是维系其运转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企业必须不断地调整自身的经营方式、经营规模、组织体系，以应对外部竞争，从而实现盈利。在市场主体的动态发展与探索试错过程中，结合不断涌现出的新技术、新科技，企业会通过创新其经营方式与经营模式，以实现差异化竞争，进而获取收益。这一创造性变革过程，会产生大量新的商业模式，通过市场竞争与消费者选择的检验，最终为企业所采纳并成为企业的主要盈利方式。商业模式因此也被称之为“企业竞争的最高形态”，[5](p20)被分解为运营与战略两个维度：经营性商业模式是指企业的运营机制；战略性商业模式是指一个企业在动态的环境中怎样改变自身以达到持续盈利的目的。[6](p87)商业模式概念逐步从商业实践走向自洽的理论体系。（二）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类型及特质。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科技对市场竞争主体的冲击与影响可谓天翻地覆，不仅网络科技产业，传统产业也同样遭受冲击，既有的商业主体经营模式、商业运营基本架构都面临着新竞争环境下的挑战。在“羊毛出在狗身上，猪掏钱”的互联网思维理念之下，所构建起的新型商业模式彰显了互联网公开、分享、自由的精神理念与商业经营之结合。[7](p77)互联网商业模式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商业模式的新形式与新特点。互联网商业模式在新的技术条件与商业理念之下，涌现出千差万别的形式。借助于互联网、人工智能所提供的技术创新手段，各个市场主体都希望借助于互联网为用户提供更为多元化、更高效、更低成本的产品或服务，以吸引用户。尽管商业模式呈现出多元化、差异化的特点，并随着技术发展不断推陈出新，但当前的基本模式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线下向线上转移的互联网营销模式，以互联网销售平台为代表。这一类商业模式以互联网技术及平台为基础，使传统渠道的生产、仓储、物流、营销等环节上的企业进行高效的互联互通，并辅之以网络支付、信用担保，降低流通成本，提升消费体验，实现多方共赢。第二类是免费平台加增值服务模式，此类商业模式在当前的互联网环境下应用最为广泛，大量的互联网巨头企业的成长与发展皆依托于该模式。企业借助免费平台吸引用户流量与关注度，然后通过广告、竞价排名、虚拟商品及服务消费等方式实现利润获取。第三类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模式，也就是共享经济模式。通过整合社会资源，打破原有消费的成本壁垒，实现社会资源的集约化利用，便利消费者，在较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用户，并实现依托于平台的盈利。在互联网竞争环境下，商业模式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发展，但商业模式自身也在不断进行着自我创新与变革。在以互联网科技为主导的格局下，互联网商业模式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互联网商业模式具备盈利本质的迁移性。互联网商业模式是一个体系，但无论其结构如何设计，资源如何配置，其首要的核心目标就是价值创造，这也是企业生存的命门所在。迈克尔•波特教授所提出的“五力战略理论”亦表明，每一个企业通过其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专一化战略使企业的经营在产业竞争中高人一筹，要贯彻任何一种战略，通常都需要全力以赴，并且要有一个支持这一战略的组织安排。[8](p79-93)这种组织安排与其商业模式密切相关，并最终实现企业的盈利目标。在互联网初创企业的营运初始阶段，为获取用户，通常会采取“烧钱”的模式，投入高额的补贴或是免费提供产品及服务。但此种模式终究难以为继，其必须达致利润创造的最终目标才能维系企业的生存与长远发展。国外的互联网企业巨头亚马逊、脸书，国内的京东、滴滴出行、摩拜单车无不如此。互联网环境下，新的商业模式仅仅只是延缓或者变通了企业的盈利模式与盈利预期，但盈利与价值创造的根本宗旨不会变。其二，互联网商业模式具备动态创新特质。在互联网竞争环境下，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要保持其竞争优势，必须不断进行变革，并保持其创新活力。市场主体对竞争环境的适应过程，体现为组织架构、管理体系、盈利模式的变迁。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加快了商业模式创新的步伐。商业模式创新理论认为，商业模式的变革体现为由内到外的过程，首先是企业对自身商业模式进行显化与模式化，对其展开准确的描述；然后进行自我审视，对企业自身的商业模式展开分析，延伸出新的商业创意；最后企业对其延展出的商业创意进行整合，以形成适应外部竞争环境的新商业模式。[9](p1)当前，企业商业模式的传统进化过程正面临着新的冲击。初创的互联网企业已经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颠覆式的商业模式成长为行业内的“独角兽公司”，如共享出行领域的滴滴出行、摩拜单车等企业。互联网商业模式变革体现出动态性与适应性，任何企业都不可能获得永远稳固的安全港，随时可能出现新的商业模式在短时间内对其形成颠覆，传统巨无霸跨国企业如诺基亚、柯达等的迅速衰退，给每个企业都敲响了警钟，也彰显了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与长期性。其三，互联网商业模式体现出价值立场的多重性。在迅速变化的竞争环境中，互联网商业模式在市场竞争中愈发显现出其价值。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尽管并不直接表现为利润，但其构成了企业创造利润的组织体系。有竞争就会有相互之间的影响与冲突，商业模式的竞争亦不例外。然而，在变动不居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商业模式应否保护，如何保护，目前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从静态的视角分析，互联网商业模式属于企业创造价值、实现盈利的重要途径，对企业商业模式的影响与介入可能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有可能对市场竞争主体形成不正当的干扰，可归之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但从动态视角分析，互联网商业模式本身处于不断变化与革新当中，市场主体之间商业模式的影响甚至是取代，属于市场竞争的应有之意，当归之于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当然，如果从经营者、消费者、社会公众的不同视角来判断，市场主体之间商业模式的竞争与影响可能存在不同的价值评判立场。我国当前司法审判实践中对商业模式保护的立场，从不同的视角观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巨大争议。

二、互联网商业模式竞争法保护的司法实践梳理

摘要：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中消费者往往是互联网竞争中最终受到损害的一方。本文通过研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核心,在互联网视域下探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问题。

关键词：互联网消费者；权益保护

一、互联网视域下不正当竞争中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必需性

（一）保护消费者权利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1）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目前在反不正当竞争领域，国内外立法将保护消费者权益作为最高阶的价值之一，在执法与司法过程中，将消费者权益作为重要的评价尺度。①《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中明确规定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故出现在不正当竞争中的消费者也应该是该法的保护对象，在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2款中加入消费者也体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实需求以及立法者的导向。因此，对消费者合法权利进行保护是该法立法的重要目的之一。（2）保护消费者权利是竞争法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纵观竞争法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立法中消费者的地位逐渐增高，这是竞争法在适用后不断发展的结果。最初制定竞争法时保护的主体仅限于市场经营者，而消费者则不再保护的范围内。但随着消费者运动此起彼伏，各国在立法实践中也发现无论经营者之间存在如何的冲突与矛盾，其最终受到伤害的仍是消费者这一方。②消费者的利益与经营者的利益在竞争法中的地位仍无法等量齐观，这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因此，保护消费者权利是竞争法针对目前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的客观要求。（二）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权利急需保护。（1）互联网消费群体数量激增且被动。数据显示，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普及率达59.6%，较2017年底提升3.8个百分点，全年新增网民5653万。③这意味着互联网消费群体数量的庞大，但由于经营者相对于消费者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经营者所进行的一系列经营活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大部分消费者所能看到的信息（如网站、广告等），这就使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受到了侵害，而且在交易过程中也极为被动。（2）网络不正当竞争隐蔽性提升且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随着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互联网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愈加的具有复杂性以及隐蔽性的特征，而这些新的特性则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假使其他经营者并未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发起诉讼或提出异议，甚至消费者完全不知道自身的合法权益遭到了侵害。并且在实际生活中，消费者维权意识也极为单薄。消费者往往对某些软件或网址产生依赖性（比如QQ、百度等），即使遇到不正当行为的侵犯也会因为“怕麻烦”、“凑合用”或“不懂法”等消极心理驱使下而放弃维权。因此提高我国消费者对权利保护的了解与认知也迫在眉睫。

二、完善互联网背景下消费者在不正当竞争中的权益保护体系

（一）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专门立法保护。因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专门立法保护迫在眉睫，例如赋予消费者集体的诉权、以法条的方式对消费者在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原告的资格予以确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中明确规定该法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但是在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中，特别是在网络经营者之间发生的不正当竞争中，消费者的利益往往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一方面，法院在审判时的关注点一般为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很少能注意到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另一方面，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中仅仅明确了对经营者的权利救济，而对消费者则没有相应的规定。而消费者可谓是互联网经济的根本所在，立法上规定的不完善使得《反不正当竞争法》从体系上来说与其保护宗旨不一致，特别是在消费者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及消费者利益相冲突时，严格按照立法规定，消费者的利益也会处于劣势地位。即使在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2款中对不正当竞争的定义引入了消费者标准，但其实质上并没有为消费者创设出直接的权利救济通道。因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专门立法保护迫在眉睫，例如赋予消费者集体的诉权、以法条的方式对消费者在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原告的资格予以确认。（二）司法：建立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与举证责任倒置制度（1）建立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承接上文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专门立法保护，我们应当进一步看到,在竞争法领域被相对于经营者消费者仍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因占据的信息、经济资源、法律资源处于劣势,在提起诉讼和进行诉讼的时候会遭到种种现实的困难和尴尬。而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往往不是特定的、小范围的,如果消费者分别起诉,不但会导致诉讼成本增加,还会造成诉累，给司法带来压力。因此我们应建立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2）建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受互联网虚拟性、双边性、行为超时空性等特点影响，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相比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愈加隐蔽，产业链式结构更为复杂。④基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经营者相对于消费者往往掌握着更多信息与证据，这样再让处于劣势地位的消费者来证明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显然不是公平的。因此，通过建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由被告即经营者来对因果关系进行证成，使得消费者进行诉讼的压力减小，更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中对消费者保护的思想。。

关键词:商业秘密；竞争法

内容提要:本文在与商业秘密保护民法理论相比较的基础上，从法律调整的价值理念、范围方式、违法追究三个方面阐述了商业秘密法律调整的竞争法理论。

一、商业秘密竞争法调整的价值理念

法律的价值理念是其所构筑的法律秩序的目标及其调整的社会关系所应遵循的方向和原则。长期以来，对商业秘密的法律调整都限于私法领域，商业秘密保护的合同理论、侵权理论、产权理论都是遵循民法的个人本位，以维护人体自然权利为目的的。民法注重个体权利，强调机会均等，着眼于增加个别交易的效率，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它认为，社会效率是个体效率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的总和，无数个体利益和个体效率得到了最大化，那么社会整体利益和效率也就实现了最大化。民法以私权界定为其作用的基础，要求的只是消极地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积极地去促进社会公共利益。民法对商业秘密的调整，保护也好，限制也罢，都是在平等主体之间对私权利进行分配和协调，通过这种权利分配与协调，来满足社会经济生活对商业秘密这种资源进行配置的需求。

与私法不同的是，竞争法作为现代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合了公法与私法的因素，因而在对商业秘密调整的理念上，竞争法从社会本位出发，以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为目的，对商业秘密权进行保护和限制。竞争法则强调结果公平、经济秩序,着眼于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增进,通过实现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来实现对个别利益的一般保护。竞争法以市场的有效竞争为目的，所谓“有效”指能够符合社会的整体效率和效益，有效竞争包括公平竞争与自由竞争。公平竞争主要指竞争者遵循平等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市场交易，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自由竞争指竞争者有进入市场，按自己意愿参与竞争的自由。竞争法在对商业秘密权进行调整时，力图平衡个体与社会的利益，长期与短期的效率。因为社会利益和整体效率与人体利益和个别效率虽不完全一致，但前者也是建立在后者之上的，只有二者平衡，才能真正符合社会整体效率与效益。知识产品具有正外部性，边际成本（边际成本指额外一单位产量所引起的总成本的增加）接近于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味着社会要付出较高的价格购买知识产品，个体生产知识产品的积极性和效率得到了保障，但社会的整体福利下降了，从短期看社会整体利益没有得到最大化；如果加强对知识产权的限制，公众可以较低的价格得到知识产品以满足公共福利的需要，但人体生产知识产品的积极性和效率下降了，从长远看也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竞争法就是要在这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限制当中把握适当的尺度，创造一个公平、自由的竞争秩序，才能产生真正的效率和效益。在对商业秘密的竞争法调整上，同样也要遵循竞争法的一般原则：

1．适度自由原则。由于商业秘密，尤其是高新技术秘密的稀缺性，持有人总乐于利用其从他人那里最大限度地掠取利益，对于那些可能或已经危及整体社会的“自由”竞争法必然加以限制。

根据国家工商局局领导的指示，国家工商局市场经济监督管理研究中心于1999年11月8日至10日在昆明市召开了“1999年国家工商局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讨会”。研究中心各特约研究员除了就有关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外，还着重谈了当前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难点、热点问题，主要是围绕《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障碍展开讨论。现将有关情况总结整理如下：

一、反不正当竞争是未来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主旋律

一些与会代表指出，反不正当竞争应是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未来的主旋律，是今后的发展方向和重中之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法》）的立法宗旨是“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竞争规则的基本法律，该法涵盖了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制售行为、打击欺诈交易、打击限制竞争行为、打击商业贿赂和打击倾销等诸多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从工商行政管理的现状、国外市场经济监督管理执法的先进经验、当前机构改革的趋势等多种因素出发，同志们主张把工商职能划分为登记注册和公平交易监督管理两大类，把反不正当竞争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整个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突出监管重点，改变工商部门目前“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彻底”的工作现状，以贯彻执行《反法》为契机，促进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全面到位。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自颁布实施以来，《反法》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反法》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来。工商部门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努力完善，从而使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体系日趋成熟，更好地发挥其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作用。

（一）关于强制措施和授权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观点认为，国际私法调整的是涉外的或国际的民商事这类具有“私法”性质的法律关系，其方法是通过冲突规范来决定适用内国法还是外国法，或国际统一实体规范。因此，具有“准公法”性质的经济法一直被排斥在外。这是因为，经济法是一国政治意志和经济利益的直接体现，国家干预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而传统国际私法中的双边冲突规则在这一领域显得无能为力。事实上，在这一领域总是适用内国法，外国法被拒之门外。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商事活动日益频繁，一国的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容入到国际经济循环中，由此，带有“准公法”性质的经济法逐渐被他国承认并接受，这是各国法院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新问题。对于这一“准公法”域外适用所引起的法律冲突，传统的国际私法理论与规则已很难适用，需要一种新的、能够调整经济冲突法的方法。本文以竞争法作为切入点，分析竞争法域外适用及其法律冲突的原因和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实践，随着中国加入WTO与我国经济走向国际化，我国竞争法的域外适用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竞争法域外适用的理论与原则

内国竞争法的域外适用，始于美国的司法实践。早在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美国烟草公司案”时就主张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域外效力。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美国对一英国公司享有管辖权，并判定一家美国公司与英国公司划分市场的协议违反了《谢尔曼法》（ShermanAct）。之后，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和发达国家推行的强权政治，这种域外适用一方面受到许多国家的抵制，另一方面也被更多的国家接受。一些发达国家纷纷立法，仿效美国的做法。这部分法律，不但针对发生在本国内的行为，而且把他们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本国以外的他国领域，这种域外适用势必导致与其他国家的立法与政策相冲突，从而产生竞争法的域外适用及其法律冲突问题。

从法理角度来分析，竞争法的域外适用是为了阻止来自本国以外的行为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危害。按照传统的国际私法理论，只有“私法”才会发生域外适用问题，而“公法”仅具有域内效力，即所谓的“属地管辖原则”。实践中，有些经济行为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具有“准公法”特征，如果坚持属地原则，有可能使这部分行为逃避一国的法律管辖。例如，在本国域外成立跨国垄断公司，控制本国的进出口市场，以逃避本国的反垄断法制裁。可见，属地原则已不能适应国际经济的迅猛发展，各国在涉外经济管制立法方面开始突破域内适用的界限，并提出域外适用的法律依据。一般而言，一国对外国企业是否适用国内的反垄断法，是一国的司法能力的范围问题，应属于国际公法。所谓司法能力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即规定权和执行权。规定权指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制定一般或个别规则的权力；执行权是指一国有权对个

别规则，通过执行而使之产生效力。可见，规定权是由一国主权决定的，各国对规定权的相互承认和尊重对双方的利益都不存在影响；只有当执行权超出一国的管辖范围时，才会发生法律冲突问题。竞争法的域外适用有可能导致各国执行权的冲突，而不是规定权。

内容提要：作者分析了GATS协议中与竞争政策与竞争规则有关的条款，指出服务贸易领域履行国民待遇原则的特点和难度；并对我国在服务贸易中存在的非公平竞争问题进行分析，建议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建立和完善竞争法制。

关键词：GATS，服务贸易，公平竞争，竞争法

GATS是服务贸易领域第一个多边协议，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主要成果之一。根据GATS的规定，国际服务业必将进入逐步自由化阶段。GATS协议有三方面构成：第一是GATS文本，这是一个总则方面的内容，包括适用服务、定义、一般义务和纪律、具体承诺、逐步自由化、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第二是有关服务贸易附件；第三是各成员提交的承诺表，即成员方对具体义务的承诺。本文从竞争政策与竞争规则的角度，分析GATS协议中涉及的有关服务贸易的公平竞争原则，并对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法的完善提出若干建议。

一、GATS协议中与竞争有关的规则

从GATS文本及其附件来看，涉及竞争政策与竞争规则的条款主要有：

1、GATS第1条“范围和定义”。GATS的适用范围是指，各成员方的中央或地方机构或这些政府机构授权的非政府机构采取的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并且协定所述的服务是指，除为行使政府职能而提供的服务之外的任何部门的任何服务。这里，GATS所约束的不仅是成员国全国性的，或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还包括“地区或地方政府和当局授予行使权力的非政府团体”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将非政府机构包括在GATS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同与GATT只约束政府行为的规定。这种扩大使影响服务贸易领域的国内法律和政策更为复杂，这意味着成员方应通过相关竞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确保获得政府或当局授权的非政府机构不从事违反GATS的反竞争活动。如违反GATS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等规则而歧视或排除其他成员方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竞争。

内容提要：作者分析了GATS协议中与竞争政策与竞争规则有关的条款，指出服务贸易领域履行国民待遇原则的特点和难度；并对我国在服务贸易中存在的非公平竞争问题进行分析，建议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建立和完善竞争法制。

关键词：GATS，服务贸易，公平竞争，竞争法

GATS是服务贸易领域第一个多边协议，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主要成果之一。根据GATS的规定，国际服务业必将进入逐步自由化阶段。GATS协议有三方面构成：第一是GATS文本，这是一个总则方面的内容，包括适用服务、定义、一般义务和纪律、具体承诺、逐步自由化、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第二是有关服务贸易附件；第三是各成员提交的承诺表，即成员方对具体义务的承诺。本文从竞争政策与竞争规则的角度，分析GATS协议中涉及的有关服务贸易的公平竞争原则，并对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法的完善提出若干建议。

一、GATS协议中与竞争有关的规则

从GATS文本及其附件来看，涉及竞争政策与竞争规则的条款主要有：

1、GATS第1条“范围和定义”。GATS的适用范围是指，各成员方的中央或地方机构或这些政府机构授权的非政府机构采取的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并且协定所述的服务是指，除为行使政府职能而提供的服务之外的任何部门的任何服务。这里，GATS所约束的不仅是成员国全国性的，或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还包括“地区或地方政府和当局授予行使权力的非政府团体”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将非政府机构包括在GATS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同与GATT只约束政府行为的规定。这种扩大使影响服务贸易领域的国内法律和政策更为复杂，这意味着成员方应通过相关竞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确保获得政府或当局授权的非政府机构不从事违反GATS的反竞争活动。如违反GATS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等规则而歧视或排除其他成员方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竞争。

内容提要：作者分析了GATS协议中与竞争政策与竞争规则有关的条款，指出服务贸易领域履行国民待遇原则的特点和难度；并对我国在服务贸易中存在的非公平竞争问题进行分析，建议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建立和完善竞争法制。

关键词：GATS，服务贸易，公平竞争，竞争法

GATS是服务贸易领域第一个多边协议，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主要成果之一。根据GATS的规定，国际服务业必将进入逐步自由化阶段。GATS协议有三方面构成：第一是GATS文本，这是一个总则方面的内容，包括适用服务、定义、一般义务和纪律、具体承诺、逐步自由化、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第二是有关服务贸易附件；第三是各成员提交的承诺表，即成员方对具体义务的承诺。本文从竞争政策与竞争规则的角度，分析GATS协议中涉及的有关服务贸易的公平竞争原则，并对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法的完善提出若干建议。

一、GATS协议中与竞争有关的规则

从GATS文本及其附件来看，涉及竞争政策与竞争规则的条款主要有：

1、GATS第1条“范围和定义”。GATS的适用范围是指，各成员方的中央或地方机构或这些政府机构授权的非政府机构采取的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并且协定所述的服务是指，除为行使政府职能而提供的服务之外的任何部门的任何服务。这里，GATS所约束的不仅是成员国全国性的，或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还包括“地区或地方政府和当局授予行使权力的非政府团体”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将非政府机构包括在GATS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同与GATT只约束政府行为的规定。这种扩大使影响服务贸易领域的国内法律和政策更为复杂，这意味着成员方应通过相关竞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确保获得政府或当局授权的非政府机构不从事违反GATS的反竞争活动。如违反GATS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等规则而歧视或排除其他成员方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竞争。

关键词：知识产权/竞争法/垄断/利益平衡/公共利益

摘要：知识产权法不仅需要维护权利所有人的利益，而且需要服务于维护公平竞争的目标。在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竞争法之间，存在一种利益平衡问题，需要实现知识产权的行使与反垄断控制、反竞争控制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机制总的来说是平衡各种应当保护的利益，主要涉及知识产权的私人利益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社会利益。

在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竞争法之间，存在一种利益平衡问题，需要实现知识产权的行使与反垄断控制、反竞争控制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机制总的来说是平衡各种应当保护的利益，主要涉及知识产权的私人利益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社会利益。

一方面，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必须得到充分保障，以使创造性劳动得到公平的补偿，从而进一步刺激智力创造活动，增进人类知识宝库；另一方面，也需要切实禁止妨碍技术革新、知识与信息传播的行为，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确保公平竞争的社会利益。知识产权的私人利益与这种社会利益存在平衡协调关系。知识产权法本身涉及到确保这种平衡的制度设计。本文拟对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在促进有效竞争方面的平衡与协调问题进行探讨。

一、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的平衡与协调的基本理论

知识产权法具有限制竞争和促进竞争的机制。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当然，两者的运行机制不同。竞争法通过国家干预排除对竞争的妨碍而营造公平竞争秩序。知识产权法作为对法定垄断权保障的法律机制，在一定范围内排除竞争具有合法性。而且，知识产权法本身具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功能——“知识产权法在其诞生之日起，就有禁止不正当利用和不诚实牟利的作用，反映在商业上就突出表现为禁止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法的目的旨在赋予并保护权利人的独占权，帮助权利人消除他人搭便车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知识产权侵权的制裁，直接表现为对知识产品流转、利用的市场不公平竞争行为的制止，打击假冒商标行为就是一个例子。这一功能在现实中表现为知识产权法直接或者间接地促进了市场的有效竞争。但是，知识产权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也可能具有反竞争性质的行为。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权，这种财产权确实可能被知识产权人或者其被许可人滥用而成为竞争法规制的对象。知识产权本身的垄断权的性质决定了知识产权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有可能与竞争法促进有效竞争的目标相冲突，即知识产权人从事了反竞争性的行为。这种反竞争行为来自于知识产权的不适当地行使。不当行使意味着权利的行使超过了合法界限，构成了对公平竞争机制的扭曲与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