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绩效范文10篇

一、饲料企业总体特征概述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饲料企业属于“C制造业”下的“C13农副食品加工业”，指直接以农、林、牧、渔业产品为原料进行的谷物糜制、饲料加工、植物油和制糖加工等食品的加工。饲料加工大类上分为畜禽料和水产料两大系列。饲料企业的上游为豆粕、菜粕等植物性蛋白原料以及鱼粉等动物性蛋白原料生产商或贸易商，饲料企业的下游为畜禽、水产的养殖户或经销商。饲料企业的经营与业务管理通常划分为研发、采购、生产、销售以及其他职能部门板块。因此，本文对经营绩效指标中的财务指标将根据各个经营板块的具体业务特征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财务绩效指标。

二、饲料企业各经营板块具体特征与财务绩效指标设计

(一)研发板块财务绩效指标设计。饲料产品的成本结构中材料成本占比较高，通常可以达到90%以上。因此，对配方成本的管理和分析是饲料企业研发部门的核心任务。结合管理会计中对产品定价的分析，配销差指标是饲料行业人比较普遍认可的指标。配销差即销售净收入减去配方成本即材料成本后的差值。饲料产品价格的波动与其主要原料市场价格的波动关系密切，原料市场价格的波动通常会传递到饲料产品，虽然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原料市场价格波动的转嫁使得配销差指标更能体现配方结构的设计和安排，促使研发部门去重点考虑如何在保证产品品质的情况下进行原料替代或产品升级来提高配销差。(二)采购板块财务绩效指标设计。饲料企业产品的最大成本是材料成本，因此采购价格和原料周转效率的管理是饲料企业采购活动的核心管理项目。每一种主要原料对应的市场供需情况、原料供需的关键影响指标都是采购管理的监控对象。例如，水产饲料企业的主要原料鱼粉，每年进口鱼粉量、国产鱼粉量、鱼粉需求量分析，国外鱼粉捕捞配额、捕捞期、鱼粉生产国气候变化等等指标跟踪都是采购宏观分析报告内容。饲料企业可以设计采购价格指数、原料周转率以及应付账款周转率三个核心财务指标对采购中心进行绩效考核。原料周转率指标以原料的出库和库存平均数进行对比，比通常计算存货周转率时使用的营业成本与库存对比更加精细，更有利于考核原料周转效率。应付账款周转率采用入库成本计算，比通常使用的营业成本更能真实体现应付账款周转效率。(见表1)(三)生产板块财务绩效指标设计。通常情况下，饲料企业中畜禽饲料的加工成本比水产饲料略低一些，普通水产饲料的加工成本比特种水产饲料略低一些。饲料企业的加工成本主要包括人工成本、生产厂房及机器设备的折旧成本、水电气能源消耗成本、设备备品备件消耗成本、生产损耗成本等项目。饲料企业生产板块的主要财务绩效指标包括一次成品率、产出率、加工费等三项指标。(见表2)(四)销售板块财务绩效指标设计。饲料企业的销售板块是企业的利润中心，对销售板块进行利润考核在理论上是较为理想的，但实际上企业的管理模式、销售板块的权利大小与利润考核的可行性密切相关。如饲料企业通常由公司制定统一的价格政策，不同地区、不同产品系列都可能存在价格差异，销售部门不能决定产品成本的大小，而且产品成本每月都在变动，销售板块可以控制的是对销售费用、欠款额以及产品的周转速度。因此，饲料企业销售板块的价值创造活动量化财务指标主要为销售费用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饲料产品周转率三大指标。销售费用率是以销售板块可控的人工成本、差旅费用、促销费用等销售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计算，量入为出。不少饲料企业习惯采用吨费指标，这对于品种较多、单价差异较大的饲料企业不太具有可比性，因此，采用销售费用率指标促使销售板块在增加收入的同时考虑销售费用的降低。成品周转率指标是对销售板块在订单管理和销售预算计划安排时的集中和统筹管理，该指标考察了销售板块的成品调度和统筹能力。应收账款周转率是对销售板块综合对每个产品和每个事业部的市场分析、竞争分析以及公司策略分析后做出的对客户的授信管理安排，是对赊销资金成本和产品定价的平衡。(五)综合板块财务绩效指标设计。综合板块是指除了上述研发、采购、生产、销售之外的职能部门作为综合板块。饲料企业的综合板块职能从财务绩效的角度看，主要有营销中心对销售价格政策的制定、人力资源规划及成本控制、股东权益管理及职能部门其他费用管控等。

针对以上职能，饲料企业可以选择毛利率、职工薪酬收入比、销售净利率及净资产收益率四个指标来考核。毛利率指标反映了饲料企业营销总部对产品的定位、价格策略制定等，可较为全面反映饲料企业的产品力。职工薪酬收入比指标考虑了量入为出原则，将各个部门对职工薪酬的控制与饲料收入挂钩，体现每万元饲料收入所需耗费的职工薪酬成本支出。销售净利润率指标考虑了综合板块对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销售费用等期间费用的管控能力。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则综合体现了公司对股东权益的运营产生的收益能力。

作者:许梦华 单位: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面对激烈的竞争，服装企业为自身在同行中站住脚、站稳脚并有更大发展，开始对服装品牌进行延伸。目前，对服装品牌的延伸大致有4种情况：一是服装服饰类内延伸；二是服装档次间的延伸；三是年龄延伸；四是性别延伸。文章通过对上述4种延伸的分析，对其在品牌延伸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和策略。

关键词：服装；品牌延伸

品牌对于服装犹如生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品牌制胜已经成了服装企业间竞争的不二法则。很多企业为扩大规模、提高经营绩效，让自身在同行业中站住脚、站稳脚并有更大发展，开始对服装品牌进行延伸。我国在过去的10年里，品牌运作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品牌延伸。

1服装服饰类内延伸

服装品牌的延伸最常见发生在服装服饰类之间，这种延伸可以分为3种情况：一是服装不同类别之间的延伸；二是服装向服饰的延伸；三是服饰向服装的反向延伸。众所周知，浙江是全国的服装大省，雅戈尔、杉杉、罗蒙、报喜鸟、庄吉、步森等已成为中国服装界最响亮的品牌。我们先来看看这些企业的延伸情况，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这些服装企业普遍采用了品牌延伸策略，由单一品牌转变为综合性品牌。如雅戈尔由衬衫向西服、西裤等多种产品方向扩展。实践证明，对于服装不同类别之间的延伸，是被企业普遍采用。而且往往是成功的。

企业国际化与绩效文献评述

Hitt(2007)认为国际化是一种战略，企业跨越边境扩张其产品或劳务进入不同的地理市场。国际化战略绩效对国际商务和战略管理有重要的理论含义，国际商务就是在国际化能增进企业经营假设下进行研究的(Contractor，2007)。战略管理理论认为国际化能为产品多样化或发展其他组织能力提供一种十分有效的选择，提高和应用现有组织能力、搜寻有价值的特质性资源。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关系的研究迄今已有三代模型。早期研究大多强调国际化水平对企业经营的正向影响。Hameletal(1985)认为国际化企业能增进市场势力;Vernon(1971)强调国际化过程中能沿着学习曲线的迅速增长;BartlettandGhoshal(1989)主张跨国经营企业在多市场接触中培育多样化能力;Rugman(1981)、Caves(1971)和Dunning(1988)认为跨国企业更有机会获取低廉的特质资源从而培育企业特定的无形资产使得国际化企业获得竞争优势;Hennart(2007)则强调企业特定资源在市场交易中难以定价，通过国际化经营活动内化这些高昂的交易成本。早期的经验研究大多致力于寻求国际化水平和绩效间的正向线性关系，但这些研究结论各式各样甚至相互冲突，一些研究支持正向效应，另一些研究却是反向效应或没有系统性联系(Sullivan，1994)。对于国际化水平和经营绩效关系早期研究结论使学者对于二者间简单线性关系产生怀疑，同时也是出于构建更为复杂理论的需要，第二代研究考虑到国际化水平和绩效之间的二次关系。对于国际化水平和绩效二次关系的研究结论同样饱受争议，其中LuandBeamish(2001)、Wagner(2007)支持了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存在“U型”关系，但GomesandRamaswamy(1999)、Hittetal(1997)的研究支持二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很自然，“U型”假说和“倒U型”假说分别代表国际化－绩效关系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U型”假说表明因为规模经济水平和国际化早期阶段对新市场的适应等不利因素使的企业必须越过某个国际化水平的门槛后才能充分分享到因为国际化带来的利益。对“U型”理论的通常解释是国际化经营的部分成本支出具有固定成本的特性(Overheadnature)，如对国外市场知识获取、培育跨国交易的能力、国外市场合法性地位的获得和总部经济运营等活动都可能包含初始的装套成分(setupcomponent)，而不论企业处在国际化水平的哪个阶段。某些经营能力和跨国经营所需的知识需要通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渐渐培育，以克服在国际化进程早期企业对新市场的陌生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在经过某个国际化水平的门槛后，国际化经营企业处理这些不利因素能力提高和规模经济开始作用，使得企业开始从国际化活动中受益。相比之下，国际化水平与绩效关系的“倒U型”假说表明国际化水平对绩效的正向影响在某一水平上停止，因为协调不同国际经营活动的复杂性带来成本超过从进一步国际化中获得的累积利益。于是超过某一水平后，国际化水平与绩效的正向关系被负相关系取代。目前关于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关系文献处在第三个阶段，该阶段理论实际上将前述理论进行了综合，国际化水平和绩效的关系随着企业经历三个连续的国际化扩张阶段而变化。依照“U型”假说的分析逻辑，国际化初期国际化绩效与水平的反向变动关系。初期的负相关系随着企业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外跨境经营经验和知识的累积，国际市场经营合法性的确立以及从国际商务中获得的规模经济等因素作用而逐渐淡化。在第二阶段中，对于大部分国际化水平来说，从国际化经营中获得的增量收益超过这一过程中的增量成本，使得国际化水平和绩效间呈现正向联系。最后，在“倒U型”的分析逻辑下，三阶段模型预测超过一定国际化水平后，跨国运营中困难的协调成本会超过进一步国际化的增量收益。构成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关系的理论基石是在不同国际化水平上的收益和成本比较，对不同理论关于国际化活动中收益和成本变动的基本原理进行梳理就显得十分有必要。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研究者例举了一系列企业从国际化经营中获得的优势，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强化企业特定的无形资产(Caves，1971;Dunning，1988;Vernon，1971);延伸和增进市场势力(Hameletal．，1985;Hymer，1976);获取低廉的特定地方性资源的机会(Rugman，1981);通过国际市场分散风险(Bartlettetal．，1989);通过对更广范围市场刺激的反应，培育多样化能力(Hennart，2007)。国际化的利益主要是从这一过程中实现的规模经济中获得，而成本则直接来自于国际化经营活动本身:从事跨国商务活动各种困难如不同区域经营活动管理、增加的协调和信息处理成本、应对不同制度环境的需求反应等都会直接增加国际化经营成本。概言之，已有关于国际化利益的大多数理论都直接或间接与规模经济相关，但是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完全可以通过国内市场而不是国际化来获得。换言之，这些文献最大不足之处是未能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国际化企业从国际化经营本身中获得利益。与此相反，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企业面对新的市场和环境等不利因素却直接给跨国经营企业相比较国内经营企业增加额外成本。Hittetal．(1997)强调地理上分散组织单元的协调费用;Denisetal．(2002)强调信息不对称和总部经理与分市场经理的激励冲突;Luetal．(2004)强调信息在管理层传递过程中组织成本。国际化经营不可避免地增加企业必须面对的股东和机构投资者的数量，随着国际化程度上升，这些不同投资者利益的协调将变得异常困难。国际化企业管理信息处理需要面对不同的政府规章制度、贸易法规和币值波动等，随着国际化程度提高，这些信息处理难度将成倍上升(Hittetal．，1997)。近年来国内对于国际化程度和绩效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鲁桐(2000)提出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蛛网模型，包括跨国经营方式、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战略、组织结构、人事管理和跨国化指数六个方面;季春礼、李振东(2010)以2007年中国国有控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嵌套层级模型方法着重考察企业管理层特征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学习能力、持股比例和年龄对于企业国际化绩效有显著影响。但季的研究将国际业务销售占总业务销售比重来衡量企业国际化绩效值的商榷，显然企业外销比例做为国际化程度而不是国际化绩效更为合理。钱海燕、张骁、杨忠(2010)认为关系网络对于知识和经验缺乏的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尤为重要。以江苏省184家中小企业为样本，考察了企业横向社会资本和纵向社会资本与企业国际化绩效关系，结果表明横向社会资本对国际化绩效有正向影响，而纵向社会资本对国际化绩效存在负向影响。许晖、邹慧敏(2010)研究国际化企业感知风险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对463家中国国际化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国际化感知与国际化绩效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影响因素与政策支持方面，夏清华(2003)认为，国际市场选择、投资能力和战略方式方面的差异对企业国际化绩效产生不同影响，国内企业要提升国际化竞争能力和维持竞争优势，必须在创利与创牌、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战略目标上进行权衡;宋渊洋等(2010)认为，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CEO特征对企业国际化发展有一定影响，发现CEO的教育程度与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呈负相关，CEO年龄与国际化程度之间表现为“U型”关系。总体来看，这些文献是国外研究方法对中国国际化企业的简单应用，未能体现出转轨经济中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特殊性。

企业国际化与经营绩效关系经验研究结论差异的原因

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学界对国际化程度和经营绩效关系的理解不同，对国际化程度和经营绩效的测算指标也不完全一致，这或许是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比如说对于国际化程度很多研究采用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衡量，而另一些研究以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FETE来表征，还有一些研究以海外雇员比例FETE或海外机构占总机构的比例FOTO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尽管采用单维指标简化了问题分析和数据收集难度，国际化程度指标间存在或多或少的相关性，但是由于不同企业所处的国际化阶段和类型不同，任何单维指标只能刻画企业国际化的一个侧面，无法完整揭示企业国际化全貌。一般而言，对国际化程度衡量指标的单维简化会影响其对绩效的作用程度和显著性，特殊情形下这种简化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直接导致变量的影响方向发生突变。企业国际化动因可以归纳成六种类型:市场获取型、资源获取型、效率增进型、战略资产获取型、获得制度优惠型和产业推动型。对于市场获取导向的国际化企业，使用FSTS是一个十分不错的国际化程度指标，但该指标肯定会低估资源获取导向的国际化企业国际化程度。而对于资源获取导向国际化企业，使用FETE指标更能体现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同时，国际化程度指标通常都是相对指标，忽略了企业绝对规模大小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一家针对某特定市场的出口导向型小企业其FSTS可以高达95%以上，而另一家大企业FSTS虽只有60%，但在多个国家拥有海外子公司，仅使用FSTS衡量国际化程度就可能给研究带来重大偏误。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测量指标也不完全一致。多数研究使用净资产收益率ROE衡量企业经营绩效，而有的研究采用托病Q值做为绩效指标(Grant，1987)。尽管绝对财务指标数据增加了研究可信度，但获取准确的财务数据相当困难，因而许多经验研究采用相对绩效。通常认为财务绩效能反映国际化企业经营的一个侧面，而主观绩效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企业绩效水平且便于横向和纵向比较。

研究设计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目的是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鉴于以往研究对于国际化程度的测度上存在分歧，因此建立科学的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是获得可靠研究结论的前提基础。(一)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的建立关于国际化程度，过去研究常用指标包括海外销售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FA-TA、海外雇员占总员工比例FETE、海外子公司数目OSC和跨国经营国家数OCC等指标。但在具体某项研究中，很少有文献同时使用这些指标并探求指标间内在关系。任何一个单维指标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国际化程度，但每个指标又不能完全蕴含国际化的全部内涵。Sullivan(1994)发展了国际化程度的多维指标，提出国际化程度模型，包括外国销售占总销售的比重、外国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海外子公司占全部子公司的比例、高级管理人员的国际经验、海外经营的心理离散程度等指标。值的一提的是，海外市场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不能准确反映国际化深度，因为企业海外销售既可以源于国内生产，也可以源于国外分支企业生产。参照Hitt等人的研究，这里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从国际化深度(depthofinternationalization)和国际化广度(breadthofinternationalization)两个层面展开。国际化深度可以从国际化企业海外具有承诺价值的资源投入程度，一般可以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中得到体现。如通过出口能有效降低企业在海外承诺资源价值，国际化深度较低，而对外直接投资兴办海外工厂的承诺资源价值高，代表国际化深度较高。国际化广度指企业海外运营市场的范围和分布。结合Sullivan(1994)发展的国际化程度的多维指标，将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FATA，海外雇员占总员工比例FETE和海外子公司占总子公司比例FOTO视作企业国际化深度指标。国际化广度可以应用国际化企业跨国经营国家数OCC和分布范围OCD来衡量。据此，这里建立如下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二)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在本研究中，将企业国际化定义成那些在海外市场有大量稳定的贸易或商业活动，不包括零星或偶然的出口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拥有或控制海外分支分配机构;海外生产设施的投资、收购或控制;拥有海外重要的R＆D机构;总部在中国的上市公司。基于数据可获性与真实性考虑，这里选取200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有较多国际化经营业务的制造业为研究样本。以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不低于10%为界限，排除该会计年份股票被特别处理、破产重组或者年报中审计师出具否定或保留意见的企业，经过筛选后共得到137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样本包括纺织业、灯具制造、重型制造业、家用电器、建筑材料、钢铁、医药、化工、汽车制造和冶金等行业，基本包括所有制造业子行业，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北京色诺芬CCER数据库200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库，部分数据源于上市公司年报。(三)研究假设与变量设计1、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设计根据前文对单维指标衡量国际化程度局限性讨论，我们从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两个层面设计了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定义如下:其中海外资产比例核算中仅统计实物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用以体现出国际化企业海外经营资产的承诺价值，更准确反映企业所处的国际化经营阶段。海外经营国家数OCC和海外经营地区分部从不同侧面反映企业国际化广度，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对于中国某个制造业外向型企业，在亚洲15个国家有国际化业务与在分属亚洲、欧洲、美洲、非洲15个国家开展国际化业务，其国际化程度不能相提并论。具体核算海外经营地区分部OCD采用打分法，考虑到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业务赋值1，相应地非洲赋值2，欧洲、美洲和亚洲日韩赋值3。在核算总国际化程度时，为了与国际化深度指标相匹配，对国际化广度指标做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对分析结果的影响。通常认为，国际化企业强化企业特定的无形资产、延伸和增进市场势力、获取低廉的特定地方性资源的机会、通过国际市场分散风险、培育多样化能力等优势。除了从规模经济角度，近年来许多文献从学习视角研究国际化经营的优势和利益。主要观点有:企业面对不同的环境和经验的积累增加自身知识基础，助长企业在产品价值链不同阶段的革新能力(Huber，1991)。国际化经营企业在特殊的环境下开拓市场，学习机会随着企业面对各种制度环境、竞争条件和消费者行为而得到提升，这反过来也激励企业在新的竞争环境下不断尝试新方法，从一个市场上获得的知识在另一个市场上发现新的问题。产品扩散使企业有足够激励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迎合按购买行为和购买力分层的不同市场单元消费全体的需求，也会提高企业的技术和营销能力(BarkemaandVermeulen，1998)。有理由认为国际化程度越高，企业经营绩效越好，于是提出以下假说:假说1: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国际化程度越高，经营绩效越好。2、经营绩效变量绩效主观变量的准确性受到质疑，这里采用客观财务指标衡量企业经营绩效。尽管用财务指标衡量国际化绩效也有不足之处，如一个富有远见的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会通入更多资源在研发、开发新的市场渠道等方面的投入获得未来更多的收益流，而这些投入对企业短期财务指标影响甚微，但客观财务绩效指标仍是一个不错的次优选择。由于本研究样本是制造业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最大化在于股东财富最大化，净资产收益率最能体现企业的获利能力。故在各种财务绩效指标中，我们选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企业经营绩效，利用企业税后净利润与所有者权益比值来衡量。3、企业国际化与管理层特征委托理论主张增加企业管理层持股水平可以作为一种内在激励机制缓解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管理层持股部分协调了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减少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管理层学习能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提高经营绩效的关键，对于从事国际化业务的企业管理团队更是如此，只有尽早适应东道国的经济、文化，企业才能从国际化中获得收益，克服国际化带来的不利成本。一般说来，管理团队的学习能力与高管人员的学历、海外经营经验和年龄等因素相关。年轻化的管理团队比年长的管理团队更有国际化视野和锐意进取的意识，从而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正向影响。这是因为青年管理团队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相对较强，更容易适应不同国际市场文化、制度差异，管理决策更好把握国际市场需求。故提出以下假说:假说2: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越高、管理团队越年轻和学习能力越强，国际化绩效越好。与发达市场国家不同，中国国有经济成分仍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制造业上市公司国有经济比重更为突出。对那些国有控股企业，管理者的激励机制有一般公司制企业的共性，其特殊性表现在管理人员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管理者本身就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行政官员。由于此时管理者经营的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监督缺位使得这些企业比普通公司制企业面临更严重的委托问题，管理者更便利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发生短视行径。因此，我们在分析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时，将产权结构变量进入分析模型增强模型分析稳定性与解释力，这也构成本研究区别于以往研究的特色。依据经典产权和激励理论，我们提出以下假说:假说3: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国有经济比重越低，国际化绩效越好。关于变量的选取。学习能力取决于人力资本，管理团队的学习能力一个简单易行的衡量方式可以应用管理团队中拥有硕士以上学位人员比例(DBR)。管理层激励度用公司高管(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数的比例来衡量(MSR)。管理层年龄用管理层年龄平均数的自然对数来LnMGA衡量表示。产权结构变量简单起见选用国有资产占企业总资产比重Rsown衡量。4、其他控制变量为增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对国际化绩效的经验研究中需要对某些变量进行控制。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该企业在行业中市场势力越大，越容易通过控制价格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国际化绩效许多文献研究都将公司规模纳入控制变量中，这里也借鉴这一做法，以企业资产的对数Lnsize衡量企业规模水平。其次，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营运风险高低对经营绩效也有一定影响。通常情况下，资产结构指标如资产负债率可以反映企业经营风险，这里选用更为稳健的长期资产负债率LDR作为风险控制变量，它等于企业长期负债总额与总资产比例衡量。

【摘要】物流业在我国现代服务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面对着日益剧烈的同业竞争及经营效益差等问题，科学的经营绩效评价体系及方法可有助于物流企业认识自身不足，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提高自身的经营绩效。目前关于物流企业经营绩效相关研究已经较为丰富，通过梳理关于物流企业经营绩效评价体系及评价方法相关文献，可为物流企业科学评价自身经营绩效及给未来相关领域研究者提供相应的参考。

【关键词】物流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方法

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物流业成为当下热门行业。而良好的经营绩效水平是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及重要保障。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可有效反映物流企业在经营效益及服务质量方面的表现，有助企业了解自身发展优势与不足，制定有效的发展策略、提高自身服务能力与水平补缺发展短板，促进自身经营绩效可持续。

1关于物流企业经营绩效评价

经营绩效是指一个企业在一定经营期间时的经营效益与经营者业绩，总体来说表现为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资产运营能力等。评价一个企业的经营绩效水平，要依据企业所处行业性质而定。国内外学者对物流企业绩效评价主要从财务及服务两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NeelyA(1998)［1］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经营绩效评价进行了分析。章芳等(2020)［2］认为主要从物流运作质量、物流基础设施、物流从业人员及客户服务质量四个方面构建物流绩效评价体系。于书凤(2009)［3］认为企业物流绩效评价应从整体角度考虑，从物流资源、持续竞争力、财务发展水平及服务质量出发。杨静(2019)［4］也认为物流绩效评价指标应该从一个全面系统的角度出发，从财务、内部流程、市场与顾客、员工成长等四个方面构建经营效率评价体系，克服了单一评价的局限性。学者ChowG(1994)［5］则认为对物流绩效的衡量是多维度的，应从多个视角考虑。周玉梅(2019)［6］、谢阿红(2019)［7］基于生态文明视角，从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环境与能源、企业运营管理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马丽荣等(2019)［8］从物流经济效率、物流投入系数、物流投入弹性系数三个方面构建指标。FugateBS(2010)［9］也认为物流绩效是有物流效率、物流有效性、物流差异化三个维度构成的形成结构。王娟等(2000)［10］指出物流系统是一个涵盖供应商、采购、制造、分配等一个全面的过程，对物流绩效的财务评价体系应从反映物流与商流、资金流的关系入手。

2关于物流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方法

一、企业经营者现状与绩效考核中的问题

（一）企业经营者的现状

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目标不一致而产生的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任危机，将直接导致企业未来发展状况。通过对企业经营者现状进行的分析将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

1、视自我为环境主宰。成功的经营者都是瞬时而变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法控制身边的环境，面对市场这个大的经济环境，他们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变化而做出决定。但是，有些经营者却看不到这点，他们认为自己能主宰周围的环境，在做出经营决策时，往往不顾市场的需求，以致做出错误的决定。

2、将公司与个人混为一体。如果CEO是公司的创办人或是协助公司成长的元老级人物，他们就特别容易将公司的成就混淆为个人的成就。有这种心理的CEO常常利用公司为他们实现一些并不能够为企业带来利润的个人野心。

3、固执己见、铲除异己。胸怀宏图大略的CEO在他们经营期间，在全公司灌输他们理想中的信念，让公司所有员工都为达到他们所设立的目标而奋斗。如果有某个经理游离于CEO制定的这一目标之外，这些CEO就会觉得他们的理想受到了侵害。在给出对方一段很短的宽限期后，他们最终会给这些踌躇不前的经理两个选择：要么照计划行事，要么卷铺盖走人。最终导致公司大量人才流失，使企业人才短缺，失去市场竞争力。

内容摘要：经营绩效是保险公司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综合体现。本文尝试采用基于极效率DEA模型，对我国9家主要保险公司绩效进行评价，并且区分出基于传统DEA模型的有效决策单元之间的绩效差异，实现对9家主要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排序。并对各家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简单评价，为其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极效率数据包络分析绩效评价指标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保险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个以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为主、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的多元化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随着国内保险业的竞争日益剧烈，迫切要求国内保险公司加强自身管理，提高经营绩效。因此，能否科学合理地衡量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水平并据此分析经营管理中的优势与不足变得十分关键。目前国内对保险公司绩效的考察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出发，多是采用一些常规单因素指标，存在极大的局限性。本文采用极效率DEA模型，有效区别出有效决策单元（绩效值＝1）之间的绩效差别，对我国9家保险公司经营绩效做出有效排序，并对各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简单评价，为其进一步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极效率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Charnes和Cooper等学者在“相对效率评价”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系统分析方法，其功能是进行多个同类样本间的相对优劣性的评价。利用数学规划技术，该方法可以较好的解决具有多输入多输出特征的同行业企业生产率评价问题。学者魏权龄也证明了相对有效的决策单元就是在相同情况下采用多目标规划解出的Pareto有效解。

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j(j=1,2,Λ,n)的输入输出向量分别为xj=(x1j,x2j,Λ,xmj)T>0yj=(y1j,y2j,Λ,ymj)T>0

摘要：2020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剧变对我国金融系统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银行业能否高质量稳定发展关乎国计民生。作为行业领头羊，上市银行经营状况与银行业整体发展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建立评价模型，基于因子分析，立足投资者回报、盈利能力、资本充足度、经营健康度和流动性五个维度，就2020年前三季度A股36家上市银行的经营绩效开展实证研究，分析各类银行在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利用大数据红利、顺应市场层次化发展、完善普惠金融四方面优化建议，为我国上市银行提升经营绩效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上市银行；经营绩效；因子分析；实证研究

1.引言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年，也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同时，受肺炎疫情和西方单边主义抬头等的影响，我国内外部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银行通过经营货币使资金得以筹措和融通，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发挥着信用中介的职能，是金融系统三大支柱之一。作为“领头羊”，上市银行经营状况与银行业总体发展息息相关。我国上市银行能否化解不利因素带来的危机，不仅关乎银行业高质量稳定发展，还关乎国计民生。因此，研究我国上市银行经营绩效对维持金融体系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针对A股36家上市银行2020年前三季度的经营绩效开展了研究，以期发现业内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

2.文献综述

Deyoung(1998)认为资产规模和不良贷款率是影响银行财务绩效的重要因素；Kaplan&Norton(1992)利用“平衡记分卡”模型，从财务、运营、客户和成长四个维度对银行经营进行评价；此外，杜邦分析法等传统分析法也为评价银行经营绩效提供了思路；梁彩欣，李友谊[1]从合规性、盈利性等五个维度评价了2017年粤浙两省24家农商行的经营绩效，为农商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蒋雪柔[2]通过研究利率市场化，得到了商业银行必须保持盈利能力才能继续生存的结论；陆召众[3]基于年报数据和因子分析，分析总结出26家银行财务竞争力存在差异的成因；唐莉萍，任双倩等[4]侧重研究股份制商业银行，从资本、盈利等四方面研究了17家上市银行的经营绩效，并提出促进银行健康发展的相关建议。

［提要］环保型上市公司为保障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始终坚持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但企业的研发投入与其经营绩效的关系，以及和经营绩效之间的滞后性，还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在查阅相关文献后，使用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的形式，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三者关系，为其他环保型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提供借鉴。

关键词：环保型上市公司；滞后性；研发投入；经营绩效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规模和总量在不断扩大，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之伴随的是环境问题日趋尖锐。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呈现整治速度远赶不上毁坏速度的场面。生态环境指标的恶化已经十分明显地影响着当前经济指标和预期经济趋向。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意味着必须要推进绿色产品和生态服务的资产化，使生态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坚持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同步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加环保产业研发投入。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技术的提高能够促使产业结构的完善与升级，而研发投入又是可以推进技术进步的关键要素。因此，有效合理的研发投入也变为企业竞争的关键。本文在对研发投入与环保型上市公司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中，也对企业的研发投入需要多久才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发生作用，进行了论证。以环保型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样本选取的是沪市板块中的环保型企业37家。通过查阅这些公司2014～2017年的财务报表，搜集一系列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演绎、处置和剖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发投入滞后性的多元线性回归、线性回归模型的检验等研究方法。结合样本企业的经营现状、我国经济发展的各种推力，深入调查，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今天，在已有的研究结论基础上，做出突破性研究，填补相关理论的不足之处。

二、文献回顾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整理发现，相较国内学者来说，国外学者较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Sougiannis（1994）将研发支出作为自变量，继而将市场价值作为因变量。研究结果显示：每增加1%的研发支出，则将引起市场价值增加5%，且该影响是具有明显滞后性的。以Narin为代表的学者（1999）探究了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研发投入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呈现明显的促进作用。Jeffer-son等人（2008）研究发现，研发投入能明显促进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国内学者梁莱歆和张焕凤（2005）以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索研发投入和经营绩效的关系得出了研发收益具有明显滞后性的结论。王烨等人（2009）把R＆D人员与资金投入作为指标来衡量研发投入，以及选取EPS和ROE等财务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经分析实证表明：研发投入与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郭丹丹、冯国忠（2015）采用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研究，经各方比较发现研发人员、政府资助占比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比较强烈的影响。上述文献表明，大多数的国外学者以企业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和实证，而大多数国内学者则更倾向于通过分行业从而进行研究。企业在研发投入与综合绩效关系的衡量指标选取方面，许多公司选择了没能全面地反映出企业经营状况的盈利能力作为衡量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而且发现研发投入的收益具有些许滞后效应。为进一步实证研究，本文拟以我国沪市37家环保型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选取企业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这三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以获得企业综合绩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研发投入与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摘要】为比较国有和民营两种经营模式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营绩效，选择了浙江省55个样本城市，以车辆、能耗与从业人员为投入指标，而以运营里程、客运量为产出指标，采用投入导向的数据包络分析(DEA)计算样本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运营绩效为因变量的Tobit回归显示，经营模式对运营绩效的影响显著于人口和GDP，这一影响主要来自规模效率而非技术效率。结果表明，推进民营化改革或提升国有公共交通系统的规模效率，是改善公共交通运营绩效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公路运输;公共交通;数据包络分析;绩效评价

1、前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事业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公共交通领域形成了国有和民营两大“阵营”共存的局面。由于地方公共交通供给体制与机制的形成有着复杂多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与历史渊源，实践中对“国有好还是民营好”一直存在争议。类似地，公共交通民营化取得长足进步的发达国家，从运营绩效角度进行公共交通运营模式比较的结论也不一致。一方面，西班牙、挪威和美国的实证研究表明，国有和民营公共交通绩效的差异并不明显，而且VicentePina与LourdesTorres(2001)认为民营与国有的绩效差异不受外部因素影响，FinnJor-gensen、PalAndreasPedersen和RolfVolden(1997)提出不应为提升生产效率而进行私有化改革，SuzanneLeland和OlgaSmirnova(2009)认为经营模式的绩效差异不明显的根源在于垄断经营导致缺少竞争和交易成本增加;另一方面，瑞士、法国的实例分析发现，民营公共交通的绩效明显高于国有;更多研究认为，民营公共交通的绩效比国有高，是受规制环境、市场结构及所在城市社会与经济条件等因素影响。显然，不同经营模式下公共交通运营绩效比较研究未形成一致结论，有必要从运营绩效构成及其影响因素角度进行探索。而且，国内公共交通经营模式与运营绩效实证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尝试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DataEnvelopmentAnalysis)方法，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角度分析公共交通运营绩效影响因素，比较两种经营模式下运营绩效的差异，旨在为公共交通产业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2、数据描述

2．1样本选择。样本选自2015年《浙江省城市公共交通年度综合报表》，该报表共包含浙江省67个县及县以上城市的公共交通行业统计数据。为进一步明确经营模式对运营绩效的影响，剔除了国有和民营混合经营的11城市及数据不完整的1个城市，保留了55个城市作为本文数据包络分析的决策单元，其中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城市38个、私营或个体经营的城市17个。2．2变量选取。公共交通系统主要投入要素为车辆、人员和燃料，通常选择公交车辆标台数、从业人员数和能源消耗量三个投入指标，其中从业人员包括驾驶员、乘务员和其他相关工作人员。由于公交车辆消耗燃油、天然气、电等不同燃料，这里统一折算为标准煤。同时，运输产品的无形性使其产出的度量复杂且具有争议性，车辆行驶里程(车公里)、客运周转量(人公里)、客运量(人次)、营业收入等在不同情况下均会被用作产出指标使用。不过，由于客运周转量(人公里)作为产出指标容易导致公交企业为获取补贴而产生无效行驶里程，同时考虑各地票价差异会对公共交通运营收入产生影响，因而借鉴Karlaftis的做法选择运营里程和客运量作为产出指标。具体投入和产出指标如表2－1所示。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外国研究学者近几年来对无形资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仅仅有从理论角度出发的，也有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的。既有定性的分析，也有定量的分析。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近几年国外的一些学者开始集中研究其价值相关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影响，其大量结果表明，无形资产与企业的经营绩效有很大的相关性。

（二）国内文献

国内关于无形资产的研究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最开始我国学者致力于研究无形资产的性质、内容、确认、计量以及信息的披露问题，主要采取规范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些研究缺乏实证方面的支持，说服力较弱。直到后期逐渐有学者开始采取实证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的适用以及信息披露以及其对企业盈利的相关性影响。

二、研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