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范文10篇

每个朝代都有主流学术思潮。由于思潮是有时代性的，就有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要研究这个过程，首先要弄清楚这个过程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之间的前因后果，其次对这些变化进行理论说明，阐明其中的逻辑性，并用它去解释其它历史时期的同类现象。这样，我们得到的结论就能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用以上思维来研究经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一、经学的产生过程

经书典籍先秦就存在，至少从孔子就已经开始传授经书的知识和思想。我们说那是古籍传授，不能算经学思潮。经学成为社会思潮应是汉代的事情。

经学思潮可以说直接产生于独尊儒术。儒家独尊以后，儒家的教科书才成为有权威性的经典。儒家学说为什么会升到独尊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

春秋时期，周天子衰微，各诸侯国自行其是，不太尊重周天子。这时出现霸主，来维持天下局势。开始都是以尊周天子为号令，以诚信作为结盟的基础，实际上实力是关键。后来，实力成为唯一的根据，讲诚信，被认为是蠢猪式的幼稚天真。韩非子说得好，这时是“争于气力”。在“争于气力”的时代，什么仁义道德都束之高阁。因此，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仁义，没有诸侯王愿意接受。战国时代的孟子也是这样，曲高和寡。他们都只好著书立说，将自己的理论通过文字流传下来。在春秋战国的几百年中，有许多思想家研究社会的动乱，探讨治理的方案，企图救庶民于水火。这些思想家治理社会的方案，都有一些拥护者，形成各自的学派。各学派之间进行争论，形成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许多学者认为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思想的春天。有人怀疑说：乱世还是春天吗?我认为乱世虽然在许多方面是不好的，比如人民生活很艰难。但是，坏不是绝对的坏。由于乱，统治者难于控制思想，思想就比较自由。另外，现实的苦难逼着人们思考。许多思想家就在忧患中产生出来。愤怒出诗人，忧患出哲学家。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乱世逼着人们去思考天下治理的问题，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任凭各种思想自由驰骋。这对于造就思想家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乱世时间长了，各种思想任意自由发展，各派自是而相非，社会没有统一的价值观、是非观，使百姓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思想混乱与社会混乱互动，安定不下来。因此，乱世时间一长，不论百姓还是思想家，都希望有统一的思想观念。这是社会的需要。战国中后期，许多思想家开始提出统一思想的要求。庄子认为以一家思想作为天下人的是非标准是片面的，要以道作为公共的标准。荀子写了《非十二子》，认为各个学派的思想都不行，只有孔子、子弓一派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实际上他是想用孔子、子弓一派的思想来统一天下的思想。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也是为了将正确的思想汇编在一起，形成能流传千古的巨著。在政治没有统一的时候，想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在“春秋无义战”的情况下，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实力，因此“争于气力”成为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秦国采纳商鞅的变法，以奖励耕战作为富国强兵的国策，最后吞并山东六国，统一天下。秦政府实行从商鞅到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取得成功，故秦朝以法家思想来统一天下的思想，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前期有成功的经验。但是，时代变了，形势变了，政策也应该有所变化，否则，就不能适应新社会。固守老规矩，是刻舟求剑。要与时俱进，逆取与顺守应该有别。逆取须凭实力，有时可以暂时不顾道义。而取得政权以后，就要马上改变方针，采取顺守的政策对待人民。攻守的形势变了，在守的时候仍然不施仁义，是秦政权败亡的根本原因。法家思想有利于发展实力，却不能维持社会的长久安定。虽适用于乱世，却非治世长治久安的法宝。很明显，法家思想在乱世，有快刀斩乱麻迅速解决问题的效用，而儒家思想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作用大。二者各有利弊，可以互补。总之，在乱世，需要用实力平定天下；在治世，需要用道义稳定人心。法家理论适合于发展实力，儒家理论有利于维护道义。

摘要：两汉时期，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即所谓小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与儒家经学的独尊和繁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彼此渗透，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特别是经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表彰六经之后，迅速跃居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成为各种学术门类建设、发展的理论依据和至上权威，语言文字学更是如此。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内容非常丰富，经书训诂本身就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它们与经学的关系极其明显，笔者在本文中不再涉及，而主要以几部专门的语言文字学著作为考察线索和研究对象，展开分析、论述。

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

通过儒家经典，可以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窥见我国(这里主要是指汉族地区)语言文字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情况。像汉字的产生，前人依据《周易?系辞下》之说，将上古结绳而治或伏羲作八卦与文字的起源联系起来。这尽管是一种传说，但并非空穴来风、向壁虚造。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的发现，完全可以证明，我国文字的起源，正是在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时代。再者，不少经书还论及语言文字问题，特别是《论语》中孔子的有关论述更多。《先进》记有孔门四科，其中“言语”是仅次于“德行”的一科。《子路》则记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正是本着这一原则，孔子十分注意字词的斟酌，力求恰如其分，并在整理六经尤其是修《春秋》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孔子在鲁国旧史的基础上修《春秋》，注重正名，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这种《春秋》笔法不仅在中国史学史、文学史上影响巨大，而且对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也颇多沾溉。胡适先生曾经特别强调《春秋》及其体现出来的孔子正名思想在“语言文字上的影响”，指出：“孔子的‘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一句话，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观念。故《公羊》、《谷梁》，都含有字典气味。……大概孔子的正名说，无形之中，含有提倡训诂书的影响。”[2]（P90）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中国修辞学、训诂学的萌发，并非《春秋》一书使然，而是时代之必然，但毋庸讳言，《春秋》在其中确实是起着促进作用的”[3]（P22）。另外，《周礼?地官?保氏》还有关于文字“六书”的记载，只是未见具体所指。更为重要的是，大致在战国时期，本用于经书训诂的《尔雅》诸篇相继问世，使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实现了一次飞跃。凡此种种，表明具有兼容各科知识特点的儒家经典及经学，一开始就与语言文字学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继甲骨文、金文之后，中国早期的语言文字教学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字书或者说童蒙识字课本的编写表现出来的。相传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则接连出现了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三者多取于《史籀篇》，广泛流传。可惜今已亡佚，仅有辑本和部分残简传世。入汉以后，又有司马相如《凡将篇》等一批新的字书陆续推出，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仓颉篇》的影响，或取其正字，或加以续补。但与《仓颉篇》不同，它们已经带有较为明显的儒家经学的色彩，成为经学独尊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直接反映。在这里，就文字而言，“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4]（(汉书?艺文志》）。遗憾的是，在这些著作中，仅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撰作的《急就篇》流传下来。

《急就篇》提到：“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治礼掌故砥厉身，智能通达多见闻。”这就是说，为仕宦所必需学习的各种知识中，《诗经》等儒家经典占有核心地位，人们从小就应培养读经入仕的思想。我们知道，汉武帝独尊经学、以经取士之后，研习儒家经典成了最主要的仕进方式，甚至几乎发展到非通经学，不能作官的地步。特别是在西汉后期，朝廷公卿大都通过经术而进身。士人学子也普遍意识到读经与入仕的关系。曾以《洪范》察变的夏侯胜就常对弟子们讲：“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4]（《汉书?夏侯胜传》）这种氛围，自然会对学童的启蒙教育有所影响。因此，本于为封建政治服务的经学之旨，《急就篇》极力渲染刘汉皇朝的威德和业绩：“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5]另外，从书中似乎亦可窥见经学自身的演变。汉武帝尊崇的经学，实际上是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立于学官、设置博士的都是今文经。直到元成之时，古文经学尚未走上前台。在社会上，人们接受的也主要是今文经学的教育。如《急就篇》有言：“圣贤并进，博士先生。”[5]还有它罗列的一些姓名，唐人所见“《易纬》中颇有姓名与此同者”[5]（颜师古：《急就篇注》）。这说明，与今文经学密切关联的谶纬之学对《急就篇》十分看重，多有取资。应该说，这些都透露出经学领域今文经学独盛的信息。

两汉是我国古代经学全面确立时期，在经学上的成就斐然。而汉代经学并非孤芳自赏的孔雀，它还以其独特的魅力，从多个层面对汉代文学进行着影响和渗透。

一、经学的全面确立和繁荣

“经”是对于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经学”则是以诸经为对象的阐释、考辨、研究之学。经学的滥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而其全面确立亦在于两汉时期。《庄子•天运》载“孔子”之语：“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虽出自庄派学人之口，却表明战国中期或稍前儒家已有“六经”之说。《荀子•劝学》云“：(学)其数则始乎诵经”。在春秋战国时，儒家把《易》、《诗》、《书》、《礼》、《乐》、《春秋》等一批古籍列为经，随后对这些典籍进行传习与研究。孔子、孟子、荀子以及一大批儒门弟子，都曾于此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实已启经学之发端。然而，直到周末，儒家传经、治经，却局限于儒家学派内部，无“经学”之名。秦火焚书，给儒家典籍的流传带来了挫折。直至汉建国以后，经学才得到真正的确立和全面的发展。汉代立国之初，与民休息、黄老之学因无为而治大行其道。随着汉朝的逐渐恢复，“无为而治”的统治策略无法满足汉代统治者的进取雄心。而经学适用于汉代早期的顺治守成，“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对健全和完善社会、伦理、政治等级秩序有规范作用。贾谊称“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经学在汉代初期强化宗法制度、巩固专制政权、维护皇家尊严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和作用。统治者们已经注意到儒家经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作用，并开始有意抬高它的地位。西汉前期，由于“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家的地位空前上升，而为儒家所极力尊崇的《易》、《诗》、《书》、《礼》、《春秋》等，遂由本门学派之经，一变而成为王朝治国的要典，成为天下之经，并且被正式赋予“经”名。《汉书•公孙弘卜式兄宽传》：“(宽)见上(武帝)，语经学，上悦之。”是“经学”之名见于现存文献记载之始。事实上，汉代文、景之际，已设经学博士。而自武帝起，在王朝的提倡、“禄利之途”的诱导下，对于诸经的研究更形成规模空前、“天下学士靡然向风”之势，内容则广泛涉及于经籍本身的考证，诸经传授源流及其派别的梳理，以及大量经文的训诂、阐释、评说，甚至包括一定的附会、演绎等等。这样，汉代的经学就不仅具有了特殊的社会地位，而且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相当庞大的学术体系。

二、经学与两汉文学

儒家的经典，不仅肩负着将如“诗言志”之类根源性的中国文学观念延续下去，还为文学创作的流传提供母题、素材和典范形式。汉代，经学的创造性诠释，为保持文学创作的活力积极的努力着。汉代初年，在社会意识领域黄老刑名之学占优势地位，儒家经学从秦火与战乱的惨痛中挣脱出来，处在恢复期，但已开始为进入意识形态领域探索通道与方式。同时，文学创作上多承袭前人，然而已透露出以经学的价值规范来评判文学价值。这一时期，虽然知识阶层还没能创作出与汉代精神风貌相当的文学体类与品格，但已经开始致力于“把文学创作与个人的关系发展成一种个人与社会、个体命运与政治生活的紧密结合体”，文学创作的基点已经开始向儒家经学转移，在政论散文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汉初，政论散文以儒家经学为创作的思想根基，通过对前朝兴亡教训的总结，在儒家所推崇的文化价值“仁”、“礼”与政治实践之间企图建立起某种密切关系，经学向文学的渗透促使作品风格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

汉武帝开始，儒家经学开始全面进入政治文教制度，进而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经学与文学的关联也表现出多个特点，而今古文与经学的争论已超出经学本身，这样对汉代文学的嬗变起到了直接影响。政论散文方面，“炳焉与三代同风”的“大汉之文章”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真正确立，文章风格也从汉初的纵横驰说开始转变为典雅醇厚的坐而论道，这以董仲舒的散文创作可见。在史传散文的创作方面，从司马迁开始，史家们也开始自觉运用经学来组织史料，结构文章。而班固创作的《汉书》不仅以维护刘汉王朝治统的正当性为己任，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原褒贬人物依经学伦理，而且结构整齐详密，语言典雅凝重，标志着经学对史传文学的融合的最终完成。更具代表性的是汉赋。虽然“枚乘摘艳，首制《七发》”，初步具备了汉大赋的基本特征，但是司马相如赋作的出现才标志着大赋的真正成型。而《上林赋》的创制，以大一统政治服务为主旨，不仅标志着藩国地域文学的终结与宫廷统一文学的定型，也标志着汉代文人终于找到了将个体命运与社会、个人情感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的文学活动方式。经学对汉大赋的融合表现在多个方面：赋家的创作是基于内心渴望赋作能够如《诗经》的美刺讽谏一样对社会政治有功效，大赋创作的基本主题则是通过文学的虚构来诠释君权神授等经学理论，而汉赋创作的基本方式则是文学话语表达的博采。

通过儒家经典，可以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窥见我国(这里主要是指汉族地区)语言文字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情况。像汉字的产生，前人依据《周易?系辞下》之说，将上古结绳而治或伏羲作八卦与文字的起源联系起来。这尽管是一种传说，但并非空穴来风、向壁虚造。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的发现，完全可以证明，我国文字的起源，正是在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时代。再者，不少经书还论及语言文字问题，特别是《论语》中孔子的有关论述更多。《先进》记有孔门四科，其中“言语”是仅次于“德行”的一科。《子路》则记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正是本着这一原则，孔子十分注意字词的斟酌，力求恰如其分，并在整理六经尤其是修《春秋》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孔子在鲁国旧史的基础上修《春秋》，注重正名，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这种《春秋》笔法不仅在中国史学史、文学史上影响巨大，而且对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也颇多沾溉。胡适先生曾经特别强调《春秋》及其体现出来的孔子正名思想在“语言文字上的影响”，指出：“孔子的‘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一句话，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观念。故《公羊》、《谷梁》，都含有字典气味。……大概孔子的正名说，无形之中，含有提倡训诂书的影响。”[2]（P90）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中国修辞学、训诂学的萌发，并非《春秋》一书使然，而是时代之必然，但毋庸讳言，《春秋》在其中确实是起着促进作用的”[3]（P22）。另外，《周礼?地官?保氏》还有关于文字“六书”的记载，只是未见具体所指。更为重要的是，大致在战国时期，本用于经书训诂的《尔雅》诸篇相继问世，使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实现了一次飞跃。凡此种种，表明具有兼容各科知识特点的儒家经典及经学，一开始就与语言文字学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继甲骨文、金文之后，中国早期的语言文字教学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字书或者说童蒙识字课本的编写表现出来的。相传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则接连出现了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三者多取于《史籀篇》，广泛流传。可惜今已亡佚，仅有辑本和部分残简传世。入汉以后，又有司马相如《凡将篇》等一批新的字书陆续推出，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仓颉篇》的影响，或取其正字，或加以续补。但与《仓颉篇》不同，它们已经带有较为明显的儒家经学的色彩，成为经学独尊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直接反映。在这里，就文字而言，“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4]（(汉书?艺文志》）。遗憾的是，在这些著作中，仅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撰作的《急就篇》流传下来。

《急就篇》提到：“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治礼掌故砥厉身，智能通达多见闻。”这就是说，为仕宦所必需学习的各种知识中，《诗经》等儒家经典占有核心地位，人们从小就应培养读经入仕的思想。我们知道，汉武帝独尊经学、以经取士之后，研习儒家经典成了最主要的仕进方式，甚至几乎发展到非通经学，不能作官的地步。特别是在西汉后期，朝廷公卿大都通过经术而进身。士人学子也普遍意识到读经与入仕的关系。曾以《洪范》察变的夏侯胜就常对弟子们讲：“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4]（《汉书?夏侯胜传》）这种氛围，自然会对学童的启蒙教育有所影响。因此，本于为封建政治服务的经学之旨，《急就篇》极力渲染刘汉皇朝的威德和业绩：“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5]另外，从书中似乎亦可窥见经学自身的演变。汉武帝尊崇的经学，实际上是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立于学官、设置博士的都是今文经。直到元成之时，古文经学尚未走上前台。在社会上，人们接受的也主要是今文经学的教育。如《急就篇》有言：“圣贤并进，博士先生。”[5]还有它罗列的一些姓名，唐人所见“《易纬》中颇有姓名与此同者”[5]（颜师古：《急就篇注》）。这说明，与今文经学密切关联的谶纬之学对《急就篇》十分看重，多有取资。应该说，这些都透露出经学领域今文经学独盛的信息。

汉代语言文字学的进步，主要应归功于古文经学的兴起，归功于古文经典的陆续发现。相对于今文经典，这些古文经典或收藏于秘府，或流传于民间，处于在野地位，未设博士，不列学官，但却引起一些好学深思之士的兴趣。为了研习、宣传这些经典，他们随即致力于探究其中所用古字的原义。应当承认，此举对语言文字学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促动。刘向、刘歆父子在其间占有重要地位。刘向虽在总体上属今文学派，但却对古文经典很感兴趣，并有所研究。桓谭《新论?识通》提到：“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三人，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者。”[6]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群书，曾用古文经校勘今文经，尤其重视二者在文字上的相异之处。倾心于古文经的刘歆则建议哀帝将《左传》及《毛诗》、《古文尚书》、《逸礼》立于学官。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他特别强调：“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4]（《汉书?楚元王传》）作为一种经典诠释学，古文经学的优势突出表现在其对经典字义的关注和精通。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对古文经学的宣传就是对语言文字学的重视。刘歆移书太常博士，不仅正式拉开了经今古文学之争的序幕，而且也使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获得了一个重要契机。刘向、刘歆还在《七略》中首次将周秦以来的字书及“六书”之学称作“小学”。“小学”的定名，颇有利于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独立发展，有利于语言文字学家队伍的不断扩大。在王莽专权的汉平帝时期，刘歆倡导的古文经学一度得势。“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4]（《汉书?艺文志》）与刘向、刘歆父子大体处于同一时代而潜心研究语言文字学的古文学家确实不少，如张敞、桑钦、杜邺、杜林等，只不过他们的著作今已亡佚。当时站在古文经学立场上考释语言文字最有名的，当推与刘歆相知甚深的扬雄。据《汉书?艺文志》，扬雄曾“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4]。遗憾的是，这一著作亦已散佚。其著名的《方言》一书则流传至今。

扬雄是一位多有建树、卓有成就的学者。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语言也有古今之异、雅俗之别，有口头语和书面语的不同。这给研习经书造成诸多不便，连扬雄都感到“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7]（扬雄：《与刘歆书》）。于是，他以为“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8]（卷10上）。《方言》全称《??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周秦时期，常有官员奉命到各地调查方言。“??轩使者”就是古人对调查方言官员的称呼，本于《尚书?夏书?胤征》之“遒人”、《周礼?秋官》之“行人”。扬雄收集了大量当代以及部分周秦时期的方言词语，尽管没有明标门类，但大致是按照《尔雅》的体例，采用分类编次的方法，分为13卷。在解释词语时，主要是将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集中起来，先作一简略的解释，然后说明异地方言的不同，这明显地是受到《尔雅》的影响。《方言》中也有不少词语见于此前的经传。如卷一：鞠，养也，汝颍梁宋之间或曰艾。悼，伤也[7]。按《尔雅?释诂下》：艾，养也[9]。《诗经?小雅?蓼莪》“母兮鞠我”毛传：“鞠，养。”又《小雅?南山有台》“保艾尔后”，《鸳鸯》“福禄艾之”，毛传皆曰：“艾，养。”《诗经?卫风?氓》“躬自悼矣”毛传：“悼，伤也。”[10]这也反映出《方言》与经学著作之间的某种关联，显示出它在经学史上的意义。惟其如此，后世学者一方面推崇它在语言文字学特别是训诂学方面的奠基作用，一方面又往往将它与经学著作联系起来。王引之在《〈经籍纂诂〉序》中说：“训诂之学，发端于《尔雅》，旁通于《方言》。六经奥义、五方殊语，既略备于此矣，嗣则叔重《说文》、稚让《广雅》，探啧索隐，厥谊可传。”[11]黄侃先生也指出：“扬子云纂集《方言》，实与《尔雅》同旨。今考其书，大抵可与《尔雅》相证明。”[12]（P263）更为重要的是，《方言》的撰作，与否定汉大赋一样，也进一步反映了扬雄在经学上的立场，即倡导古文经学，反对今文经学。众所周知，挟有官方之势的今文经学到了西汉末年，已经弊端日显。由于功名利禄的驱使，今文学者的学问变得更加浮躁、空疏、烦琐，并与谶纬之学结欢，使经学出现日益严重的宗教化、神学化倾向。这也导致了对经典文本有意或无意的误读，既不利于经学的发展，也不利于语言文字学的进步。扬雄坚持古文经学严谨、朴实的学风，致力于进行活的语言调查，通过《方言》的撰著，以自然口语为本体，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文献语言，彰显了被今文学者文饰、遮蔽和割裂的经典文本的原义，客观上支持了古文经学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当年刘歆怀着急切心情致书扬雄，求取《方言》，也不能排除其中有这一方面的考虑。

进入东汉以后，今文经学虽然仍旧占据统治思想和官方学术地位，但已很难摆脱式微的基本走势，而注意求真务实，尤其在语言文字学方面优势明显的古文经学，尽管一再受到打压，但却声名大振、逐渐兴盛，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好感和认同。汉章帝曾让古文学者参与白虎观会议，诏命倾向于古文的班固编集《白虎通》，并特别欣赏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学问，选拔优秀学生从其学习《左传》、《古文尚书》、《毛诗》等古文经典。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许慎写成著名的《说文解字》。许慎本人就是贾逵的弟子。除了《说文解字》，他还撰有《五经异义》(今佚，有辑本)，时谓“五经无双许叔重”[13]（《后汉书?儒林传》）。更好地把握、宣传、弘扬儒家经义，是许慎撰成《说文解字》的内在动力。许慎之子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中说道：“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盖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14]许慎自己在《说文解字叙》中也说过：“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d。”[14]这说明，许慎作《说文》，主要目的并非分析文字训诂本身，而是要用以阐发“五经之道”。在他看来，语言文字乃是研习、传播儒家经义的重要载体和工具。

当代儒学话语——无论是叙事还是论辩，基本上循着两个路数：一是历史的，重其发展脉络、迁延历程；二是观念的，往往拣金弃沙，只把握根本的传统。前者多为治历史学者所取，处之极端，往往陷溺于所谓“史学的偏见”。三十年代以还，喜宋明理学或研哲学者，于此多有掊击，兹不具论。而后者为习哲学诸人惯常所用，不管是批判儒家，还是复兴儒学，关键处均是一些观念铺陈和范式架构，难免于“良知的傲慢”之讥。海外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流派学者对此多有指证。如张灏谓“把儒家思想等同于一种哲学体系或学术研究的倾向是危险的”。[1]自称“更注重哲学的框架”以著述的艾尔曼也指出：迄今以新儒家讨论为中心的思想史领域，只不过是“较为浅显的中国哲学史”。深受德国人以“精神史”研究哲学史之取向的影响，普遍服膺“观念史”的模式，“结果，中国思想史只能以叙事方式进行，精于哲学却短于历史脉络”。[2]因现代知识体系的学科分际而造成的史、哲之别，深深濡染了当代的儒学识辨与言说，使儒家的本来面貌在强烈的古今之辩意识的现代阐释之下，更多增添了难以圆合的裂痕。“史学的偏见”与“良知的傲慢”之争讼与对垒不见消弥，反愈加剧。于此，若不能有更深刻的说明和消解紧张的有效途径，势必将成儒?Ы胂执杂锞车募笳习?BR>也许用发生学的方法以观其眇是一可行之道。当代的儒学话语（批判的、旁观的、弘扬的）及其复杂的形态，均是在百年间原有体系发生剧烈的动荡、裂变、转型过程之中的迁延或歧出。尽管有西学东来的重大外缘，但起决定因素的还是体系内在的变化。所以，对清末儒学的状况作些了解和分析，当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清理。另外，我们今天所说辩腾喧于口的儒学，早已走出了经学时代的范式，在形态上已被现代的知识体系所夹裹和切割，这一转换的发生机制和微妙历程也是饶有趣味的问题。本文即围绕清末经学的解构和现代形态儒学的创发作一思考，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三大争论宣告了经学时代的结束

清末，皮锡瑞总结有清一代经学。谓有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3]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承继此说，以佛理生、住、异、灭喻思潮之流转，将这一段思想史概括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又进而将清学“屡迁而返其初”的独特现象解释成为“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郑许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4]鹿门“义愈推而愈高”、“一变而至于道”的说词，明显带有保守的今文家自吹自许之意，远不能和任公“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的揭示之敏锐与深刻相比。但皮、梁二人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站在清学的落幕处，对已经逝去的一个时代作全景式的观察和描述。这一“离场”的宏大叙事虽有助于从全体上把握清代学术的纲节，?灰欢苁刮颐钦嬲氲角逖翁坏母丛勇雎缰小?BR>倒是《汉学师承记》这样在今天看来过于偏宕、缺少客观性的谱系，更能引发出来问题和思考。江藩坚执汉学的纯洁性，以三惠之学为典范，摈除一切经世和义理的成分，甚至将公认的朴学开山顾炎武附赘在卷末。这一切都表现了乾嘉考据学发展到极盛之时，正统汉学家“唯我独尊”、“目无余子”的自大心态。以经学考据为正统、以吴派为标准，不但彻底否定了程朱理学的权威，实际上也颠覆了儒学赖以存在的整个基础。沉溺于文献考据之中，以文本、音符为道统，可以无关社会、不涉人生，此固能成就一二经生的安身立命之业，但于整个社会、芸芸大众悬隔千里。这绝不是孔孟的初衷。江藩的谱系学一方面说明考据在清代学术界的主流地位，至乾嘉后期势力是何等的强大；另一方面视野如此的狭限，似乎也把儒学纳入到了没有出路的犄角之中。所以，随后激起的反弹，在形式上是挽救儒学，而实质上则是“对于孔孟而得解放”，最终导致了传统儒学的解体。梁启超在解释“道咸以后，清学曷为而分裂耶”时，举出了内、外各三因。内因一是考据之范围“甚拘迂”，末流落入空而不实；二是成一“汉学专制”之局，其驺卒多为盛气临人的“学阀”；三是自身发展，不断突创，必至异端涌现。外因一是“嘉道以还，积威日驰，人心已渐获解放”，学问必由虚逐实；二是咸同间，清学的根据地江浙一带“受祸最烈，文献荡然”，致“百学中落”；三是国难日重，西学渐输，学者“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对旧学体系做根本的冲击。[5]钱穆也指出，“嘉道之际，在上之压力已衰，而在下之衰运亦见”，汉学家正统皆有“途穷将变”之迹。诸先进“起而变之者，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终于思人才，极于正学术”，最后导出康南海的“尽变祖宗之法”，于是乎传统彻底瓦解。[6]“所谓乾嘉诸老的风流文采，到这会只成为望古遥集的资料。考证学本已在落潮的时代，到这会更未绝如缕了”。[7]伴随着汉学的衰落，是宋学复振的呼声、今文经学的崛起和诸子学的兴盛，正是在汉宋、今古文、经子三大争论之中，一步一步迎来了经学时代的终结。

清后期的复宋思潮以“经世”为志帜，它并非简单回到宋儒的义理之学，和清初的“汉宋兼采之学”也不尽相同。面对考据的学术霸权，先是理学家唐鉴等人发出抗争的声音；继之桐城派的方东树挑起了汉宋争论的巨大波澜，曾国藩以理学名臣身份所创下的经国大业无疑为复宋势力增添了重要的法码；最后是岭南陈澧等人调和汉宋的努力，不但打击了乾嘉学术的正统观，而且也起到了分化汉学家阵营和扭转清末汉学走向的作用。宋学派、桐城派、调和派均站在正统汉学的对立面，对乾嘉考据学的权威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动摇了汉学的独霸地位。

清代前期的理学家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修身层面，服膺宋儒的道德义理，因缺乏对应现实的创造性而逐渐被边缘化了。到了嘉庆年间，开始有一部分理学人物力图纠正这种偏差，重新将社会政治内容纳入儒家的信仰体系。如唐鉴的“守道救世”说，虽不离“守敬”和“穷理”的道德根本，但还是对儒家经世致用的关怀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如果说积衰已久的理学之老凤雏声已难引起汉学正统派的注目；那么，来自桐城派的方东树则以《汉学商兑》一书给了对方以极大的震憾。方著可以看作是汉学权力强压下的反弹,所谓“孤蹤违众，河滨之人，捧土以塞孟津，不自度其力之弗胜也，要心有难已”，[8]颇能道出作者心迹。对于江藩门户森严的谱系学，来自汉学阵营的焦循等人只是委蜿商榷。而龚自珍则以考核名实（“十不安”）的方式提出异议。唯方东树直接了当，以强大火力直攻汉学要塞，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罗列材料，攸举事实，对汉学家中重头人物的言论，逐条批驳。方氏之言，多能切中汉学弊端，且有很强的针对性。如斥汉学“六蔽”之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9]是指当时汉学家“内苞污行，外饰雅言，身为倡优而欲高谈伏郑”的普遍情形。[10]《汉学商兑》后来因得到曾国藩的大力表彰而风行一时，从此对考据学的抨击日起而日兴，汉学威势开始走向衰落。是不是因为方东树的批判而使汉学之焰“遂渐熄”尚可考量，[11]但陈澧《与徐子远书》中的一段话却明白道出道、咸之间小学颓败的消息。“今海内大师，凋谢殆尽。……后生辈好学者，则不过二三人耳。夫以百年来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推原其故，非尽时文之为害”。[12]由是，汉宋调和之风日盛，汉学阵营迅速分化，形成了以岭南派为中坚的综合汉学与宋学的运动，纯汉学退居到次席，晚清学风随之大变。

反汉学思潮的得势，从表面来看似乎只是清代义理、考据、词章三大学术板块的力量比重发生了改变，考据学的一统天下被打破，宋学派的义理和以桐城派为代表的词章借学术复古的面貌重又恢复了自身的价值，夺回了自己在儒学中应占有的份额。但实际上，打落汉学正统派权威的既不是义理也不是词章，而是经世致用之学。反汉学的三大思想流派都强调经世致用，这正是乾嘉考据学的致命弱点，以此为利器，对垒之下，汉学焉能不败？但是，以经世思想批判汉学，同时也就面临了脱轨的危险，传统经学结构中的三个板块可能一损俱损、一起打落，义理、词章是不可能真正挽救经学的。如果说汉宋之争尚能保持在传统儒学体系之内而尚未出轨；那么，随之而来的今古文之争则从根本上颠覆了儒学，宣告了经学时代的完结。

【摘要】从某种程度上讲，汉代的古文经学对于文学创作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汉代古文经学更多的是追求相对简明的文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篇大论，也使得文学创作逐渐向由繁趋简发展。此外，汉代的古文经学更加讲究兼通,可以博采众长，文化创作过程中借鉴汉代古文经学能够使文章的表现题材更加包罗万象以及无所不至，增强文学创作的批判精神。本文就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相关影响展开详细论述。

【关键词】汉代古文经学；文学创作；影响

从专业化角度出发，与今文经学表现出来的烦琐以及迷信相比较,汉代的古文经学更多表现出了不同的解经取向。具体来说，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在于汉代古文经学的简明性，一般情况下不会为章句之学。其次是讲求兼通,而不重视家法师法,可以博采众长。最后是通常会反对谶纬,而不会凭空臆说,具有相对较少的迷信成分。汉代古文经学引起自身的优点为当前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深远影响。

一、汉代古文经学所具有的简明文风有助于文学创作的发展

汉代的古文经学通常情况下不会是章句之学，也没有广征博引，而是尽量追求简明文风，并以才学为胜,从而使得文章可以深刻地表现出才气横溢。从历史角度出发，古文经学得到广泛重视是在东汉时期，影响深远，其文学著作也逐渐向由繁趋简方向进行发展。汉大赋所表现出来的鸿篇巨制也已经逐渐消解,短篇式小赋日益兴盛。该种短篇式小赋内容方面并不追求富博，在抒写过程中也非常平淡，但是却可以把物、志趣、景、事与情感因素进行有机结合，形成虚实相衬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其想象空间,有效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例如蔡邕作品《蝉赋》、赵壹作品《穷鸟赋》以及阮!作品《纪征赋》都是短篇小赋[1]。此外，小赋由于其自身的体式相对简短，而且更加注重章法，再加上取材相对集中、讲究意趣，具有相对较强的个性以及情深意切，所以技巧弥精，在人物刻画方面非常细致，章法趋严以及辞采日美。文章的气韵相对生动，具有言短意长的特点，从而为之后的诗体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比如张衡的《思玄赋》已经逐渐暗合了七言诗体。汉代的史传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古文经学所具有的简明特点,将《史记》以及《汉书》进行对比，能够看出《汉书》在语言内容方面已经相当简练[2]。《史记》作者司马迁是私家著史，所以受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少，且司马迁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将自己的满腔热情也融入其中，以此发愤抒情，在相对客观的史实叙述过程中，已经倾注了大量的正义评判。但是《汉书》作者班固则不同，他的著史是官修，受正统思想影响非常大，没司马迁深沉。《班固传》中评价班固赡而不秽以及详而有体，显然与《史记》有着较大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讲，司马迁以及班固之间的分歧也是时代所盛行的风气造成的。

二、汉代古文经学迷信色彩较轻有助于增强文学创作的理性思维

尊敬的领导：

您好！衷心的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翻阅我的自荐书！

我是××财经学院会计系200*届专科毕业生，借此择业之际，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真诚的推荐自己。在大学期间，我努力学习本专业的课程，掌握了基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能熟练运用用友、金碟等财务软件,将理论与实际很好地合,于**年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同时利用课余时间,我学习了计算机相关知识,掌握office办公软件的操作,并能灵活运用.此外我还参加公关员的学习,懂得了一些社交礼仪、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等的公关知识,并拿到相关的资格证书.在大学里，丰富多彩的文体生活和浓厚的学习气氛，使我得到多方面不同程度的锻炼和考验；在担任班干期间，我以强烈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努力的做好本职工作；在生活中，我爱好广泛，利用课余时间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学习中，我勇于探索创新，能很快的掌握新知识、新技能。

“器必试而先知其利钝，马必骑而后知其良驽。”我深信只要您们给我一片土壤，我将用我的全部去耕耘，您不仅能看到我的成功并将收获整个果实。

我衷心希望您们能接纳我，我将与您们同呼吸、共命运、同发展、共进步，为贵公司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最后祝愿贵单位事业蒸蒸日上！

此致

[摘要]陈澧是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遵信乾嘉汉学，中年以后论学不分汉宋门户，强调通经致用。王懋竑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对陈澧会通汉宋、回归孔孟的经学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陈澧；汉宋；王懋竑；顾炎武

陈澧(1810—1882)，广东番禺人，字兰甫，一字兰浦，人称东塾先生。陈澧早年受业于广东学海堂，秉承乾嘉汉学的治学方法，所著《切韵考》和《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为士林推重。中年以后走出汉学旧辙，融合汉宋门户，强调通经致用。晚年所著《东塾读书记》，阐发孔孟要义和五经大旨，考索经学源流正变，通论古今儒学得失，为其代表作。

在陈澧经学观的演变过程中，王懋竑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但王氏的影响，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使陈澧契接朱子学，这是他会通汉学和宋学的关键；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则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陈澧，以下详述之。

被称为“汉学护法”的阮元，在两广总督任上，大倡乾嘉汉学之风。道光四年创建学海堂，仿抚浙时的诂经精舍例，以经史小学课士。阮元在《学海堂集序》中说：“古者卿大夫士皆有师法……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此后训诂考据学在广东兴起，而学海堂则成为汉学重镇。

1826年，时年十七岁的陈澧应学海堂季课，开始接受乾嘉朴学教育。从1826年至1844年，是陈澧治学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陈澧尊奉汉学，撰写了《切韵考》、《说文声统》等音韵学专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三统术详说》、《弧三角平视法》等天文、舆地、历算类考据专著。散篇的考据文章也不少，如《明堂图说》、《深衣说》、《校毛传也字说》、《月令考》等。

[摘要]陈澧是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遵信乾嘉汉学，中年以后论学不分汉宋门户，强调通经致用。王懋竑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对陈澧会通汉宋、回归孔孟的经学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陈澧；汉宋；王懋竑；顾炎武

陈澧(1810—1882)，广东番禺人，字兰甫，一字兰浦，人称东塾先生。陈澧早年受业于广东学海堂，秉承乾嘉汉学的治学方法，所著《切韵考》和《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为士林推重。中年以后走出汉学旧辙，融合汉宋门户，强调通经致用。晚年所著《东塾读书记》，阐发孔孟要义和五经大旨，考索经学源流正变，通论古今儒学得失，为其代表作。

在陈澧经学观的演变过程中，王懋竑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但王氏的影响，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使陈澧契接朱子学，这是他会通汉学和宋学的关键；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则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陈澧，以下详述之。

被称为“汉学护法”的阮元，在两广总督任上，大倡乾嘉汉学之风。道光四年创建学海堂，仿抚浙时的诂经精舍例，以经史小学课士。阮元在《学海堂集序》中说：“古者卿大夫士皆有师法……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此后训诂考据学在广东兴起，而学海堂则成为汉学重镇。

1826年，时年十七岁的陈澧应学海堂季课，开始接受乾嘉朴学教育。从1826年至1844年，是陈澧治学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陈澧尊奉汉学，撰写了《切韵考》、《说文声统》等音韵学专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三统术详说》、《弧三角平视法》等天文、舆地、历算类考据专著。散篇的考据文章也不少，如《明堂图说》、《深衣说》、《校毛传也字说》、《月令考》等。

古代官德成为培训的“必修课”，在我国干军队伍治理中可谓史无前例，这引来了社会各界的热议。

无须置疑，当下中国社会呈现了品德滑坡。在这种景遇下，增强对引领社会品德风气的干部进行德的教育，的确十分需要也十分主要。然则，要求干部进修古代官德能否为最佳选择呢？

我感觉，增强对干部进行德的教育，主要的是学好《为人民效劳》。众所周知，《为人民效劳》是1944年9月8日在中心戒备团悲悼张思德的会上所作的有名讲演。它虽然很短，只要800多字，却通篇闪烁着伟大的思维光辉。在讲演中，高度地归纳综合了党和戎行的主旨：“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指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步队。我们这个步队完满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好处任务的。”深入地阐释了共产党人的死活观：“人老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分歧。中国古时分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好处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负责，替盘剥人民和压榨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明白地提出了看待批判所应有的立场和查验任务质量的规范：“由于我们是为人民效劳的，所以，我们假如出缺点，就不怕他人批判指出。不论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需你说得对，我们就矫正。你说的方法对人民有益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些睿智和精辟的阐述，组成了“为人民效劳”的高尚精力，将共产党人的品德观、价值观提拔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此，“为人民效劳”成为我们党主旨的高度归纳综合（1945年4月，在《论结合当局》一文中，又将其表述为“一心一意为人民效劳”），并成为发动和凝集广阔人民与党同心协力，英勇斗争，推进革命不时走向成功的精力旌旗。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效劳”还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及其任务人员的举动指南，成为查验党员干部言行及其任务的主要规范。可以说，《为人民效劳》是共产党人的“品德经”。固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些关于官德的谈吐，我们不否定它们的积极意义，但其内在的深度、思维的境界要远远减色于的《为人民效劳》。我们党的主旨是为人民效劳，党员干部的举动指南也是为人民效劳，因而，德的教育培训理应以《为人民效劳》为“必读教材”。

增强对干部进行德的教育，还要学好共产党人的榜样。翻阅中国的封建社会史，的确有屈指可数的“清官”，他们曾带给某一期间的庶民以微弱的但愿。但是，真正将人民解救出水火之中、使国度完毕支离破碎、为民族领上繁荣富强大路的，唯有中国共产党人。这支由中华民族最优异的儿女构成的前锋队，自降生那天起，就一直把完全彻底为人民、代表最广阔人民的好处作为目的追求。他们中有在仇敌屠刀下和革命战争中英勇献身的夏明翰、、刘胡兰、江竹筠、、等烈士，也有在普通岗亭与和平年月因公殉职或鞠躬尽瘁的张思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杨善洲等榜样。他们的英雄豪举和贡献精力逾越了前人、逾越了前史，进而使得我们党站在了时代的品德高地上，还博得了最普遍最坚实的道义支撑。在变革开放和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日，这些品德榜样依然是党员干部进修的典范。令人遗憾和忧虑的是，有些党员干部降低了对本人的要求，做人干事仅仅知足于守住品德底线；有的甚至丢弃了党的主旨，以机谋私、贪污腐化、堕落蜕化，成为人民的罪人。共产党员是进步前辈分子，国度干部是公事人员，思维境界和品德水准理应高于古代的“清官”。因而，党员干部要学好共产党人的榜样，像他们那样，坚决幻想信心，对峙和践行党的基本主旨，对峙一心一意为人民效劳，永远做人民的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