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碍范文10篇

精神障碍是人类常见的病症，其患病率高。进入现代社会，人们愈重视精神障碍的诊治，药物治疗在半个世纪中也取得长足的发展，成为治疗精神障碍的主导方向之一，而且有助于非药物治疗手段的全面开展。治疗精神障碍药物是当前药理学中比较贴切的命名，传统上包括了抗精神病药物、抗抑郁药、抗躁狂药物几个类别。鉴于上述药物所治疗的适应证不断扩展到综合医院与社区医疗，再加上药物类别的日新月异，有关这些药物的进展与合理应用的基本知识，亦应加以推广［1，2］。

1抗精神病药物［3～6］

1.1传统抗精神病药物

旧称神经阻断剂，是各种主要作用于脑内多巴胺受体的拮抗剂，其适应证是各型精神分裂症。由于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约占人口1%，而且病程冗长，具反复发作与慢性化倾向，所以此类药物使用非常广泛，使用不当所产生的不良反应也层出不穷，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结出许多治疗不当的教训。

1.1.1氯丙嗪和酚噻嗪类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是第1个问世的酚噻嗪类抗精神病药，在50年代占首选位置。氯丙嗪的系统治疗可以减轻或消除精神分裂症既往视为顽症的幻觉、妄想、攻击、违拗以及退缩、木僵等症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其后精神药物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打下了基础。当时，为追求疗效而增大剂量，引起了许多不良反应，至今在基层医疗单位仍存在这种治疗过度的倾向。

氯丙嗪治疗过度通常产生锥体外系不良反应，重者进食时噎呛致死，有的使用过量引起排尿困难、过度镇静、直立性虚脱、中毒性肝炎、剥脱性皮炎、粒细胞缺乏或治疗中突然死亡等，产生后救治困难。

[摘要]目的探究安全护理管理对于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效果。方法选取2016年2月～2018年2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74例，给予患者安全护理管理措施，对比患者安全护理干预前后的精神状况。结果患者干预后疾病认知、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干预前（P＜0.05），抑郁、焦虑评分均低于干预前（P＜0.05）。结论安全护理管理能够有效改善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关键词]安全护理管理；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焦虑；抑郁

酒精是一种精神性活性物质，人体摄入后会产生相应的精神效应。长期饮用酒类可引起各种精神障碍症状，此外，还可能伴有躯体异常等体征[1]。酒精所致精神障碍临床表现为高度兴奋、紧张、中毒性幻觉症、抑郁、人格缺失等[2]。本研究为所选患者实施安全护理管理，与常规护理效果对比，总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6年2月～2018年2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74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34～61岁，平均（45.3±3.7）岁；文化程度均为初中以上。纳入标准：经临床确诊为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饮酒史＞10年患者；患者家属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医院伦理会批准。排除标准：其他精神疾病患者；伴有其他严重脏器疾病患者[3]。1.2方法。入院时，医护人员给予患者苯二卓类药物，加强营养支持，适当补充维生素B、维生素C。随后开展安全护理管理，具体措施如下：①急性期护理。对患者施行封闭性管理，医护人员为其提供舒适、安静的病房，保证病房日常光照与通风。密切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疾病发展情况，同时加强饮食护理，避免患者出现水电解质失衡、营养失调等情况。必要时可采取保护性约束及心理疏导，以患者舒适度为基准，缓解患者的痛苦；②过渡期护理。患者的戒断症状已基本消除，此时一般表现为妄想或幻觉。医护人员严格遵照医嘱给予患者镇静安神药物，着重于患者的心理护理。耐心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尽可能满足患者的需求，逐步获得信任，帮助患者消除焦虑、暴躁等不良情绪，坚定戒酒的意志。同时加强日常巡视，杜绝一切酒类进入；③康复期护理。患者病情逐渐康复，临床精神异常症状也逐渐消除，此时一般表现为对社会的恐惧、对家庭生活的忧虑。医护人员可通过组织娱乐活动来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同时鼓励患者制定康复计划，增强其戒酒自觉性，建立自信心。出院时，叮嘱患者及家属相关护理措施[4]。1.3观察指标。利用相关评分量表调查患者安全护理前后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疾病认知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其中焦虑评估量表、抑郁评估量表满分100分，得分越高说明患者焦虑、抑郁程度越深；疾病认知评估量表由研究人员自制，满分100分，得分越高说明知识教育效果越好；生活质量测定量表采用国家标准。1.4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用（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一、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制度下患者的人身权及其限制

（一）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权保障的国家义务

与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直接关涉的基本权利是公民的人身权，人身权是人对其人身所享有的与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是近代以来备受尊重的基本人权，对于人身权的含义和基本内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根据现有的大部分观点我们可以推断，人身权作为集合概念，一般包括生存权、生命权、人身安全权、人身自由权。我国《宪法》第37条第1款以一般条款的形式，确认并表述了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而第2款、第3款以特别条款的形式，主要针对国家的刑事诉讼权能与行政权等其他公共权力的行使而作出的禁止性规定，由此具体地确定了人身自由的法定主义的底线。《精神卫生法》第4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精神障碍患者的教育、劳动、医疗以及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障。”人身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国家提供全方位的保障，首先从公民与国家的起源来看，依照社会契约理论，国家的产生是为了保障人，是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自然权利”而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平等随着私有制的发展逐渐不平等，而为了实现新的平等，“要寻找一种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和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由此看来这种“形式”要求国家有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而人身权作为基本权利其保障自然是国家义务的应有之义。其次，从基本权利的功能上来看，人身权作为基本权利需要国家保障。根据德国基本权利理论，基本权利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规范的双重含义，从主观权利上来讲，基本权利首先意味着公民个人方面权利，是对于公民个体而言的，个人有权按照自己意愿行使基本权利，而国家负有对公民基本权利不得侵害的“消极义务”，此时，基本权利具有防御权功能。而客观规范，又称为“客观价值秩序”功能，这意味着基本权利作为一种客观价值秩序，有拘束立法、行政、司法等公权力机关的功能，公权力机关负有积极的保障和给付义务，使得基本权利成为公权力机关的价值指引。以此为基础，德国形成了一整套保障基本权利的体系，并形成了对宪法学解释的基本理论架构，而这些，对我国基本权利的保障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公民的人身权需要国家履行积极义务，推进保障人身权的实现。

（二）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下人身权限制的合宪性基准

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会存在限制公民人身权的情况，而公民人身权作为基本权利的一种，其限制应该由宪法确认，“宪法离开了基本权利是没有灵魂的宪法，基本权利离开了宪法是被抽掉了脊梁的基本权利，明确并保障基本权利才是宪法的根本宗旨。”因此对于人身权等基本权利的限制问题，涉及到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基准问题。目前宪法学理论一般认为，基本权利的限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但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基本权利。限制的对象是基本权利，但实质则是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纵观德、日等国的对基本权利限制的违宪审查实践，对基本权利限制可分为形式合宪性基准和实质合宪性基准，形式合宪性基准是指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用宪法或宪法授权的普通立法进行限制；而基本权利限制的实质合宪性基准是指对基本权利限制的违宪审查中应考虑限制的目的、手段和结果以及基本权利的主体、行为和法益等方面所遵循的实体标准。对人身权限制的方式与标准是对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基准的运用，是基本权利限制在人身权限制上的具体化。依宪法对基本权利限制的基本理论，对人身权限制也应遵循形式合宪性基准和实质合宪性基准，全面考虑限制公民人身权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寻求二者之间最佳的结合点，确保限制人身权在合宪性的原则下进行。从本质上讲，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权利冲突和权益平衡，其价值取向是维护和促进“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权利，其主旨和目的是以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为核心，实现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性回归”，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虽然会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也要遵循人身权限制的合宪性基准。首先，对人身自由权的限制应当遵循形式合宪性基准，也就是要遵循宪法授权及法律保留的基本原则，依据2000年《立法法》第8条第5项“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明确将其作为法律制定的事项，并且在第9条中强调将“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列为绝对的法律保留事项，对人身自由权的限制，只能由法律进行设定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同时，应遵循正当程序原则，诚如美国大法官福兰克福特所言“自由的历史就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因此遵循正当的条件、步骤、方法等程序性规定也是设定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应有之义。从人身自由权限制的实质合宪性基准上讲，对于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强制医疗而言，从限制的目的来考虑，显然限制精神障碍患者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精神障碍患者，这种对人身自由权的限制也归属于保障性限制之列。所以，应从限制人身自由权的目的正当性考虑，遵循比例原则，综合考虑限制公民人身权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平衡。因此，需要在形式合宪性基准和实质目的正当性的宪政视角下审视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

二、我国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下人身权保障的立法现状及不足

摘要：在当前阶段中，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对精神障碍患者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在2013年，我国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为我国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进行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对于其基本的社会保障而言，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其中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为了使我国精神障碍患者的基本社会保障更好的进行应用，本文就对精神障碍患者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进行了研究，首先阐述了当前我国精神障碍患者社会保障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了几点建议，使我国更好的构建出精神障碍患者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我国社会快速、稳定的发展。

关键词：精神障碍;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的庞大，导致我国人们增长的速度非常的迅速，从而使精神障碍患者的数量不断的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共有不同类型的精神疾病患者一亿以上，其中中性病症的患者达到了1600余万，严重的威胁到人们与社会的安全，在我国各项疾病当中，患病人数占据第一的位置，严重的影响到我国疾病总负担。而在对这部分人员管理时，缺乏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精神障碍患者得不到有效的看护，常常会使社会发展中增加安全隐患，不利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因此，加强对精神障碍患者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精神障碍患者社会保障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保障水平不高。在人们出现精神类疾病后，工作单位从安全与工作效率两个角度来考虑，就会将患者辞退，这种情况下，就会使精神障碍患者不能正常的进行工作，无法获得生活收入，对生活的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而其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为了使其能够更好的生活，通常需要家人对其进行看护，保障其不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减少了家庭收入的来源，使家庭开支更加的紧张，因此，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家人虽然对患者进行了一定的看护，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常常在没有监护人员的陪伴下，出现在街道与小区中，增加了公共安全隐患。

2.使用范围较窄。在我国当前阶段中，已经建立出了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该保障体系当中，医保、慈善机构等多方面的对其给予了支持，但是由于我国精神障碍患者的群体较为庞大，在对患者进行服务时，具有很多的限定范围，使其应用的范围较窄。例如在职工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补助中，就将受益人群限定在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人权，而且对病症也非常的单一，只有精神分裂一种疾病。而当职工出现病症之后，就无法正常的进行工作，不能使用该项保险项目，无法享受到应有的待遇。而对体系中其他的项目而言，又需要各种证明，而在办理证明的过程中，通常需要治疗一年以上的时间才可以，而在一些家庭当中，资金本来就不是很充足，无法达到一年的治疗要求，使其无法办理出相应的证明，加大了患者享受权利的门槛。

摘要:在我国，很多精神障碍患者在就业的过程中都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一些精神障碍患者自觉无法融入到社会群体当中，不仅会产生自卑心理，也会造成性格的扭曲。本文从精神疾病的释义角度出发，简单的阐述了支持性就业的相关概念。文章中还简单的阐述了就业歧视对于精神障碍患者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影响，并给出了合适的解决策略，促使政府逐渐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

关键词:就业歧视;精神障碍患者;社会保障

随着时间的推移，精神障碍患者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精神障碍患者在就业方面的问题不仅会使其经济受到冲击，也会增加社会负担，促使社会团体更多的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社会保障。如今，就业歧视成为精神障碍患者的一大难题，促使精神障碍的患者受到了太多不公平的对待。为了改变该种现状，我国根据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相关就业模式研究，转变了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就业态度，促使精神障碍患者更加具有社会保障。

一、精神疾病释义

所谓的精神性疾病，指的是人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而导致的大脑功能混乱，使一些心理活动及情感出现失常行为。该类患者在外在行为方面已经无法如同正常人一样进行工作和学习，在生活上的一些行为也会被人们视作为异类。精神障碍患者的主要特征是其精神与常人存在差异，在行动上也与其他人不同。尽管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精神疾病的患者数量在不断的递增，但很多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其病因并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先天被遗传的。大部分的精神障碍患者其发病的时期都在青壮年。青壮年所经历的社会环境不同，需要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容易引发其精神疾病的发生。该种情况下，只要患者能够按时就医，并在药物的帮助下，患者的病情很容易就能够得到缓解，并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近年来，精神障碍患者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关心和讨论的话题之一，不少人都对精神障碍患者存在偏见，该种情况导致精神障碍患者在就业的过程中遭受比常人更多的挫折和伤害。

二、支持性就业概述

【关键词】重型颅脑损伤精神障碍

重型颅脑损伤后出现精神障碍时有发生，表现为当患者神志由昏迷转模糊、清醒时出现烦躁、易激惹、不安、伤人、智力低下等症状，是造成精神残疾的常见原因。作者收集本科自2005年2月至2007年9月重型颅脑损伤致精神障碍患者28例，现就其住院期间的特点及治疗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本组28例中男16例，女12例；年龄12～65岁，平均(33.8±12.9)岁。致伤原因：车祸伤10例、打击伤9例、坠落伤6例、其它伤3例。伤后就诊时间：均在10min～10h内，其中＜30min15例、30min～1h6例、1～3h5例、＞3h2例。

重型颅脑损伤的诊断标准：格拉斯哥昏迷分度表(Glasgowcomascale,GCS)评分，总分≤8分，伤后昏迷或再次昏迷≥6h［1］；根据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2版修订本有关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的分类进行精神障碍的评估及诊断［2］：颅脑创伤所致精神障碍，包括智力障碍、遗忘综合征、人格改变、精神病性症状、情感性障碍(躁狂症或抑郁症)及神经病样症状(包括神经衰弱症状、癔症样症状、焦虑样症状等)等。

1.2临床表现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昏迷，有中间清醒期16例，GCS：4～5分19例、6～8分9例。所有患者均在入院后急诊行头颅CT检查，28例中脑挫裂伤19例，其中额叶挫伤9例、颞叶挫伤3例、广泛脑挫伤(以额颞叶为主)7例；颅内血肿14例，蛛网膜下腔出血8例，额骨凹陷性骨折6例，颅底骨折8例；硬膜下积液(以前额为主)2例。

【摘要】目的探讨急性期精神障碍住院患者暴力风险的相关因素，为医务人员对精神障碍患者暴力风险的早期识别与干预提供参考。方法查阅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病历系统，选取2016年1月-12月急性发病的1107例住院精神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均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诊断标准。入院时采用危险性评估表评定患者的暴力行为危险性等级，选取一般人口学资料和临床资料共8个变量探讨急性期精神障碍住院患者暴力风险的相关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精神障碍患者高暴力风险的影响因素。结果在1107例急性期精神障碍患者中，高暴力风险者357例（32.25%）。回归分析显示：男性（OR=1.747，95%CI：1.303~2.342）、诊断为躁狂发作（OR=2.018，95%CI：1.310~3.108）、急诊入院（OR=4.244，95%CI：3.083~5.840）是患者存在高暴力风险的危险因素。诊断为抑郁障碍（OR=0.397，95%CI：0.233~0.677）的患者较其他精神障碍患者的暴力风险更低。结论对于急性期精神障碍患者，急诊入院的男性以及诊断为躁狂发作的患者更可能存在高暴力风险。

【关键词】急性期；精神障碍；暴力行为；相关因素

精神障碍病程多为慢性，有持续性或间断性特点，我国精神障碍管理强调多部门综合管理及医院-社区一体化的全程治疗，提倡精神障碍急性期病情严重者入院治疗，稳定期在社区康复管理［1］。目前，我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近600万例［1-2］。精神障碍患者有潜在发生暴力行为的风险，与非精神障碍患者相比，精神障碍患者暴力风险高2~4倍［3］。精神障碍患者在疾病急性期和稳定期均可能发生暴力风险事件［4］。暴力风险事件例如攻击行为、危险行为等，表现为言语威胁、对财物的损毁、对自我的伤害及对他人的侵害［5］。研究表明，75%以上的精神科急诊护理人员受到过精神障碍患者的攻击［6］。既往关于社区管理中精神障碍患者暴力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4，7-8］，但患者多处于疾病稳定期、且多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而针对急性期发病的精神障碍住院患者暴力风险评估及相关因素分析的研究较少。Iozzino等［6］研究表明，急性期精神障碍住院患者的攻击性与年轻、男性、非自愿入院、未婚、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住院次数较多、暴力史、有自伤行为史和药物使用史有关。本研究通过分析某精神专科医院急性期入院精神障碍患者的暴力风险情况及高暴力风险的相关因素，以期为临床医务人员识别和预防暴力风险事件以及减少精神障碍住院患者暴力攻击行为的发生提供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查阅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住院患者病历，收集2016年1月-12月因急性发病住院的1107例精神障碍患者资料。纳入标准：①出院第一诊断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ofDiseases，tenthedition，ICD-10）诊断标准；②入院当天完成危险性评估表，由精神科执业医师评估；③病情不稳定，本次发病时间≤1月。排除标准：①长期住院办理周转的患者；②病例资料信息不全的患者。本研究通过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关键词】骨科创伤

临床工作中，骨科患者由于非脑源性创伤引发的精神病症状和反应性精神障碍并不少见，因此，给护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缺乏相关知识和对该疾病的认识以及专科护理经验，就会使护理工作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

1995年5月～2005年5月我院共收治因骨科创伤引发的反应性精神障碍7例。现分析该类精神障碍的临床表现,并浅谈心理护理体会。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本组男4例，女3例。年龄19～45岁,平均26岁。四肢多发性骨折5例，脊柱骨折2例。患者受伤后入院至出现反应性精神障碍的时间为1～3天，平均2.5天。精神障碍的类型：焦虑症合并癔症4例，抑郁症3例。

1.2临床表现焦虑症合并癔病患者主要表现为烦躁谵妄、不能分辨周围人群、胡言乱语且有攻击性行为。抑郁症者主要表现为长时间不语、对人漠然、答非所问、有轻生心理等。所有患者均有24h以上未眠史，并有拒食、大小便失禁、不能配合治疗等症状。

摘要：目的：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老年精神障碍患者跌倒的影响。方法：收集2015年2月～2016年2月浙江省金华市第二医院老年精神科收治的老年精神障碍患者104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数字随机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52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的基础上开展综合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跌倒率、致伤率和家属护理满意度。结果：观察组跌倒发生率和致伤率分别为1．92％和0．0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3．46％和7．69％（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率较对照组显著提高（P＜0．05）。结论：给予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可显著降低患者跌倒率，提高护理满意度。

关键词：老年精神障碍；跌倒；综合护理

跌倒指的是一种意外突然倒地的现象，是我国第四大伤害和死亡的原因之一，且多发生于老年人。跌倒可能会导致骨折、软组织损伤以及心理创伤等严重后果，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各项机能逐渐退化，反应迟缓，自我保护能力差，其发生跌倒的概率更高［1］。因此，做好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对于减少患者的心理损伤和躯体损伤具有重要意义。我科自应用综合护理措施以来，有效减少了老年精神障碍患者跌倒率。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以2015年2月～2016年2月浙江省金华市第二医院老年精神科收治的老年精神障碍患者104例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均60岁及以上。按照数字随机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52例。观察组男20例，女32例；年龄63～83岁，平均（69．18±5．33）岁；病程1～5年，平均（2．45±1．03）年；阿尔默茨海默病20例，老年期精神分裂症2例，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13例，血管性痴呆14例，其他3例。对照组男18例，女34例；年龄60～85岁，平均（70．26±5．28）岁；病程1～6年，平均（2．52±1．10）年；阿尔默茨海默病18例，老年期精神分裂症1例，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15例，血管性痴呆13例，其他5例。患者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家属知情同意书。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一、强制医疗双轨制模式的文本分析

(一)刑事诉讼强制医疗模式

《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程序、解除、监督、救济方式做出规定。根据规定，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在客观上实施了暴力行为且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考虑其他犯罪构成要件，单从客观方面来看该行为已经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如果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则可能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对象是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安全且达到严重的程度，这就使其与一般意义上的扰乱生活、破坏公私财物以及轻微伤害公民健康等行为区分开来;同时要求行为具有持续性，即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才需要采取强制医疗的方式进行控制，否则不需要通过强制方式进行社会管控。强制医疗的适用程序明确了决定主体是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采取合议庭审理的方式决定是否进行强制医疗;对没有委托诉讼人的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强制医疗的解除方面明确了两种解除方式:强制医疗机构定期评估解除和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这两种解除方式都要求对被强制医疗的人的精神状况及人身危险性进行重新评估，且都由人民法院最终批准。人民检察院作为监督机关，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实施全程监督。救济的方式为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复议，救济的主体包括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

(二)精神卫生法强制医疗模式

《精神卫生法》没有使用“精神病人”而是采用“精神障碍患者”的用语，并对其进行了限定:“精神障碍，是指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感知、情感和思维等精神活动的紊乱或者异常，导致患者明显的心理痛苦或者社会适应等功能损害。严重精神障碍，是指疾病症状严重，导致患者社会适应等功能严重损害、对自身健康状况或者客观现实不能完整认识，或者不能处理自身事务的精神障碍。”。在此基础上设定的强制医疗包括两个部分:强制诊断和强制入院治疗。强制诊断的范围比较广，包括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强制入院治疗的范围就缩小了，其适用条件限定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且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情形，患者或其监护人不同意住院治疗，则需要进行强制住院治疗。精神卫生法将强制住院治疗的主导权赋予了收治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机构，公安机关处于协助的地位。患者及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对再次诊断结论仍有异议的，可以自主委托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但再次诊断和鉴定不影响医疗机构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解除的方式采取收治医疗机构告知解除，即医疗机构对患者病情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表明患者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通知患者及其监护人。

(三)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