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损失范文10篇

本文所指的旅游合同指旅行社提供旅游给付、旅游者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长期以来，无论实务界还是理论界，关于旅游合同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争议一直存在。这中间尤以旅游合同中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依照什么样的法律进行赔偿、对哪些范围内的精神损失予以赔偿等问题为主要焦点。笔者试就旅游合同纠纷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几个问题提出一家之言，以供商榷。

一、现实案例对旅游合同纠纷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不同态度

以下是笔者从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中选取的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均为公开及生效判决，后文的说理也将基于这三个案例展开。案例一：1999年8月，原告王某参加了由雄都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出发前，原告预付了旅游费用7000元（含人身保险费）。旅游期间，王某的儿子王呈(14岁)不幸死亡。但因旅行社未给王呈办理保险手续，所以保险公司拒赔。原告于是诉至江苏扬州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旅行社赔偿30万保险金损失以及精神抚慰金20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旅行社违约，故被告应赔偿原告可得利益的损失30万元，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合同的违约方需要向另一方给付精神抚慰金，因此，对原告关于精神抚慰金20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案例二：2000年1月，冯林、段茜与海峡旅行社及北京招商国际旅游管理总公司在履行旅游合同过程中，由于招商国际旅游管理总公司的过失，致使冯段夫妇在出国旅游期间因证件不符被当地政府扣留遣返回国。于是原告向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双倍返还旅游费用以及利息，并向每人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招商国际旅游管理总公司因疏忽造成冯林夫妇人格受到侮辱，造成精神上损害，根据《合同法》第107条、第424条的规定，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每人2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二审法院认为赔偿数额过高，改判为每人获得5000元的精神抚慰金。案例三：2001年初，原告刘志斌等十三人与被告广东永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中山四路营业部签订广州一日游旅游合同。旅游团乘被告向另一个公司租用的客车从白云山风景区下山时，客车坠入山涧，致多人不同程度受伤。后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认定：大客车司机驾驶制动效能、转向器不合格的大客车上路行驶，应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刘志斌等十三名旅游者以违反合同为由，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标准赔偿自己的各种损失，总计近300万元人民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认定，双方存在旅游服务合同，原告有权选择依照合同法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或依照其他法律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第一119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刘志斌等十三名旅游者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355多万元。

二、旅游合同纠纷中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和发展，人格尊严和精神因素对人和社会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非财产性损失，逐渐成为违约行为的另一项后果，受到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支持。旅游合同，正是这一特征最为显著的合同。相对其它合同，旅游合同虽然也以金钱为标的之一，但对游客而言，合同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得与交付的金钱对价的物质和经济，而是为了追求精神的愉悦和内在的享受。当合同的这一主要目的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精神损害，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双方纠纷的主要内容。案例一和案例二，从相反角度体现了人民法院对旅游合同纠纷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不同观点。江苏扬州中院认为，没有法律规定合同的违约方需要向另一方给付精神抚慰金，原告在合同违约纠纷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于法无据；而北京朝阳区法院认为，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享有人格尊严得到尊重的权利，在人身、财产受到损害时，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这种分歧也体现在民事法学理论界，赞同的观点各有不同，反对的声音则几乎一致，其中尤以传统民法理论的泰斗王利明为代表，他认为，“精神损害是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难以预见的，同时这种损害又难以通过金钱加以确定，因此受害人不能基于合同之诉获得赔偿”。①笔者认为，旅游合同纠纷中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违反旅游合同能否造成游客的精神损害，二是这种损害是否应当在合同法的框架内得到赔偿。对于第一个问题，各方观点已经取得一致，即一方违反合同的行为，可能导致另一方精神受到损害。根据民事法律最基本的平等、公平的原则，一方因另一方的违约行为而产生的损失，不论是哪一方面的损失，均应得到赔偿，尤其是在违约方由此产生收益甚至是不当利益的情况下，对受到损失（当然包括精神损失）的一方予以赔偿，则更显得理所当然。按照否定说的观点，《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侵犯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的，予以精神损害赔偿，故精神损害赔偿只能在侵权事由中，以侵权纠纷的名义提出，即使是同一行为既属违约也属于侵权时，也只能选择一种起诉，如果选择了违约之诉，则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也是案例一所采纳的观点。但从逻辑上说，《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可以在侵权之诉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并不能说明法律禁止在其他合同行为中以违约之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相反，这至少证明了一方因另一方的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有权主张赔偿。李永军先生认为，在遵守限制规则的前提下，在一定条件下给予因违约造成的包括精神损害在内的非财产性救济，是生活逻辑的必然要求。②程啸先生也指出，在特定情形下因违约造成他人非财产损害时，必须允许受害人通过违约之诉要求赔偿。③长期以来，一些观点将侵权与违约的区别绝对化，并将能否对精神损害提供救济看成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之一。J?弗兰克指出，法律现实主义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更多地回应社会需要”。④对于违约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在实际案例中已经大量出现，受损害方有强烈的赔偿需求，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上并无明显禁止的情形，法律就应当对这一需要做出回应，案例二、三中人民法院都对旅游合同纠纷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持支持意见，正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三、旅游合同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

【摘要】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抚慰与惩罚的双重功能,可以达到伸张法律正义,维护合法权利的效果。环境侵权作为侵权方式的一种,其维权模式自然与精神损害赔偿有着密切联系,分析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并结合我国现存的环境侵权救济机制,建立与完善符合环境保护与权利保障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当引起理论界与实务部门的关注,也是本文核心之所在。

【关键词】精神损害赔偿;环境侵权

现在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与日俱增,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精神利益。自从我国有了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之后,在环境质量日益恶化的今天,受污染者不仅在财产上遭到了损失,在精神上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污染者不仅要赔偿受害者的经济损失,也应该赔偿受害者的精神损失。

1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学者各有不同的看法,有单一功能说、双重功能说、三重功能说,每种学说又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各学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在于抚慰和惩罚。

(1)抚慰功能

摘要我国虽没有精神损害法定性的明文规定，但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性始终是贯穿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主线，鉴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复杂性以及成文法本身存在的局限性，本文就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性原则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论证，并对其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具体的构想，以求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不断完善。

关键词：精神损害；赔偿法定性；损害赔偿制

一﹑“精神损害”具体内涵的分析界定

对于“精神损害”的具体内涵，我国法学理论界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学说。广义说认为，精神损害包括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损失。其中，精神痛苦是指自然人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导致自然人的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而精神利益的损失是指自然人和法人的人身利益（包括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遭受侵害，如名誉权受到损毁，肖像权受到侵害等。狭义说认为，精神损害就是公民因其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上、心理上的痛苦及其他不良情绪。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路，不难发现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分歧，实际上是由于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导致的差异。这个问题就是精神损害与非财产损害之间的关系。对此笔者认为，精神损害与非财产损害不能混为一谈，两者无论是在概念的宽泛度上，还是在救济方式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非财产损害的概念要明显大于精神损害的概念。因此，狭义说的观点更加符合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设计，突出了精神损害的特殊性。

其一，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一种对人格权的补救方式，是对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所进行的补偿，以求实现精神损害赔偿调整、慰抚与制裁的功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精神损害应限于因人格权或其它权利受到侵害以后所遭受的生理痛苦、精神痛苦以及其他不良情绪，而不应包括人格权遭受侵害的事实本身，即所谓精神利益的损失。因为精神利益的损失仅仅是导致精神损害的根源，也是精神损害能够获得赔偿的前提，其本身并不是精神损害。

其二，精神损害应该具有特定的主体适用范围，它只能是自然人在其人格权等权利受侵害以后所遭受的生理疼痛和精神痛苦。因此法人不可能存在精神损害。其原因在于：其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为法律人性色彩的集中体现，是“以人为本”和法律人文关怀思想的产物。法人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尽管一定程度上负载着人们的情感，但是，“法人，相对于这世界终极价值源泉的自然人而言，只能是手段”，因此法人不具备承认其精神损害人本关怀的价值基础。其二，现实生活中，法人精神利益的丧失，主要表现为财产上的损失，如企业收入的下降，利润的减少，这些损失都可以通过主张财产赔偿，或其他民事责任方式的承担来予以弥补。因此，凡是精神损害，必须与自然人相联系，而与组织体无关。这也正是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以及我国民法将精神损害的主体范围限定于自然人的原因所在。

【论文关键词】离婚；精神损害；赔偿

【论文摘要】我国的离婚精神损失赔偿制度在立法上仍然有一些不足，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离婚精神损失赔偿制度的完善已经提到议事日程。本文结合理论界关于离婚损失赔偿制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离婚精神损失赔偿的不足及完善措施进行分析与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随之而产生的离婚率居高不下，而由离婚带来的离婚精神损失赔偿问题也因此成为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离婚的精神损失赔偿问题已经成为摆在我国法律理论界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1精神损失赔偿的概念、性质

精神损失赔偿制度萌芽于古罗马时期，在20世纪得到确立与发展。精神损害现已涉及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贞操权等许多方面，财产和人身损害造成的精神痛苦也可以请求物质赔偿。

1.1精神损失赔偿的概念我国立法明确规定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失赔偿。这一法定范围，显然是过于狭窄了，其与现实状况不适应，就我国司法实务而言，采取司法解释的方法，将隐私权、自由权、信用权某些方面的保护，纳入了精神损失赔偿范围，类推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关于保护名誉权的规定，但是，即使采取了这些办法，也没有彻底改变我国精神损失赔偿适用范围过于狭小的弊病，对于民事主体人身权的保护，仍存在诸多不完备的情况。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损失赔偿司法解释解决了这个问题，使精神损失赔偿民事责任方式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大。

摘要：我国司法诉讼制度中的刑事附带民事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其本质是以立法为根本，能够更好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能够更好的使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之后造成的损失可以在法律上获得救济。但在实践过程中，立法的简约造成了司法的消极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大，既不符合立法本意也不能真正体现被害人合法权益在实体上的切实保障。因此有必要在维护法律的同时，寻找可以完善的方式方法，提出可以构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制度的思路和具体方案，最终真正体现本质的存在。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损失;司法诉讼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由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或者人民检察院所提起的、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物质损失而进行的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就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案件中同时要遵守《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一系列相关的司法解释。兼顾多部法律，那必然对于其要求规范性之高可想而知。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中的“物质损失”就是本文谈及的重点，也是法律的不完善的体现。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规定问题的解释》规定，明确当事人可以因为他人侵权而获精神损害，但是司法解释又规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不能获得精神损失赔偿。

一、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范围

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导源于古代社会赎罪制度中，中国的附带民事诉讼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起来。附带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其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损失赔偿而进行的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均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法律均限定为物质损失。“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的人身、财产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所遭受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附带民事诉讼规定》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作出了规定：

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上述法律规定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能够使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后就其损失获得法律救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实践中，也出现了因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不完备或不合理而影响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的情形，实有完善之必要。现简要分析如下：

一、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于这里规定的是法院“可以告知”，而非“应当告知”，不是强行性规定，实践中就出现了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因为怕麻烦而怠于履行或疏忽大意忘记履行该项义务的情况，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到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却被告知刑事案件已经审结，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虽然其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但却要交纳诉讼费，而附带民事诉讼是不收取诉讼费的，这就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并且造成权利救济的迟延，更为严重的可能使被害人本应得到的赔偿无法得到。因为在刑事案件与附带民事案件同时审理时，被告人为了得到从轻处理，本人或其亲属往往会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但如果刑事判决已经宣告，再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就不会主动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因为他知道即使赔偿了刑事判决也不会更改。这种情况的出现是违背法律设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本意的，因此应当予以纠正。笔者建议将“可以告知”修改为“应当告知”，增加“如果因为法官没有及时告知而导致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在刑事判决宣告前未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应由同一审判组织来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并且要追究法官不作为的责任，以减轻被害人的负担，促使法官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

二、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

（一）侵财型犯罪造成的财产损失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故在实务中，对于盗窃、诈骗、抢劫、贪污等侵害财产的犯罪，采取追赃和退赔的办法，将追回的赃款赃物返还被害人或者由人民法院责令被告人退赔，不得由刑事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属于限制解释，违背了立法的本意，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损失得到有效救济。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规定为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或者物质损失的场合，也就是说，只要被害人遭受了财产或物质损失的，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却缩小了该范围，仅仅局限在因人身权利受到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笔者认为，最高法院之所以限制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可能是基于避免过度增加法院刑事审判庭的负担的考虑。如果将盗窃、抢劫、诈骗等侵财型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财产损失也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将会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大幅度增加，由于刑事案件审理期限较短，再要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将会使法官不堪重负。有人认为，虽然这类案件的被害人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并不妨碍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一、损害的认定

何谓损害，理论不一，关于损害的分类，也存在不同标准。按一般理解，损害指因违约造成的对非违约方的不利益。抽象的概念始终具有争议性和模糊性。但不可回避或必须要解决的重点是，哪些损害可以获得赔偿？

（一）所受损失与可得利益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7．4．2条：此损害既包括该方当事人遭受的任何损失，也包括其被剥夺的任何收益，但应考虑到受损害方当事人由于避免发生的成本或损害而得到的任何收益。合同法第113条：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范围相同。《法国民法典》第1149条规定：对债权人应负的损害赔偿，除下述例外和限制外，一般应包括债权人所受的损失和所失的可得的利益。

法国学者认为，所失的可得的利益即指间接损失。（根据损害与违约行为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来区分，如果损害是由违约行为直接引发的，没有介入其他因素，那就是直接损害；如果介入了其他因素，就是间接损失。）这样的问题在于，如果是间接的损害，则不能认定为间接损失。

（二）精神损失

论文摘要

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的被害人是否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已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本论题阐明了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含义，对精神损害的范围和标准予以明确界定。并运用大量的理论和事实，深刻阐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有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

笔者认为，精神损害既包括犯罪行为侵害人身权和人格权导致的精神损害，也包括侵犯财产权犯罪而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主要理由是，1、在法治社会中，只要有侵权，必然就有赔偿，有物质损害，应就物质损害赔偿；有造成精神、心理上创伤的，应就精神损害部分弥补损失。2、附带民事诉讼在性质上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就应保护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剥夺，不管它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还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行。3、尽管时下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以于法无据为由，不予支持、不予受理，但因犯罪行为而导致的被害人精神损害的情况大量存在，根据有损害后果发生，就应当有司法上的救济，做出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已成当务之急。4、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和要求犯罪分子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责任。前者是犯罪分子对国家承担的公法责任，后者则是犯罪分子对受害人承担的私法责任，追究刑事责任不能代替民事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尚未明确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但从长远来看，这亦应当成为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是许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目的和内容为物质损害的赔偿。然而，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许多人愈来愈认识到，物质损害赔偿不再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唯一内容和目的，精神损害赔偿也应纳入其中。“附带民事诉讼的目的，物质赔偿是主要方面，但也不应把追究其他民事责任排除在外”。①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是被害人遭受的损失赔偿，要由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损失可以是物质损失，也应包含精神损失在内。

一、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内涵的法理性分析

摘要全国人大第四次修宪规定了公益征收征用应该给予“补偿”的原则，国家应当制定公益征收征用法，依据实际情况确立“补偿”的具体标准。文章认为，根据大陆公益征收征用的具体情况，对被征收征用人的补偿可分别实行“完全补偿”、“适当补偿”、“超值补偿”几种不同标准。现阶段不宜主张公益征收征用中的精神损失补偿，也不宜把对财产权的限制即“实质侵犯”也包括在公益征收征用的补偿范围之内。

关键词公益征收征用补偿标准完全补偿适当补偿超值补偿

（一）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改时（以下简称第四次修宪），明确规定了国家实行公益征收征用应该给予“补偿”的原则。其具体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将现行宪法第10条第3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二是将现行宪法第13条“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一、食品安全的民事责任

狭义的食品安全是指食品、食物等用于使用的食物，必须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食品安全必须从食品的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环节都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的要求，必须不能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广义的食品安全不仅包括食品的健康与可使用，还包括实物量的安全。本文主要探讨食物物质的安全和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食品安全的民事责任是指食品有毒害或食品不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造成或可能造成包括急性、慢性危害的公民或法人因此而应当承担的民事违法行为，并且当事人必须对相应的民事违法行为承担的不利后果和责任。我国《食品安全法》中关于食品安全的民事责任中明确规定:如果违反了食品安全法中的相关规定，生产、销售造成人体健康损害的食品对人身、财产或其它造成损害的笔下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和民事责任。生产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了可以获得相应的造成的损失的赔偿金，还可以依法向食品生产商或食品销售商索赔，索赔金额为食品价款的十倍。

二、我国食品安全立法的局限性

(一)我国食品立法归责举证责任不明确

所谓归责原则是法律审批中根据相应的标准和原则确定行为人导致的损害而造成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处理侵权纠纷的基本原则和造成侵权损害是的赔偿标准原则。当前我国对侵权的归责主要有无过错、过错和公平责任等原则。我国民法中对于食品安全的归责提出因食品、产品质量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时，产品的制造和销售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和义务。我国《食品安全法》中明确食品生产者和食品销售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和过错责任并存。这种并存的归责原则容易导致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后，举证责任不明确，不利于食品安全责任人的判定和食品安全责任人赔偿金额的确定。

(二)我国食品安全民事赔偿范围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