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囚关系范文10篇

内容提要：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对于构建平安监狱、和谐监狱具有深远的意义。由于职务犯的社会背景、心理特征、个人素质、行为特征等，决定了其在服刑改造中表现出有别于普通刑事犯的特点，民警在职务犯的刑罚执行中,既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大胆管理，又要考虑其各种个体特征，因人施教,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推动监狱公正文明执法。

监狱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监狱的发展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程度，社会发展又会促进监狱的发展，监狱和社会是种互动关系。作为监狱的两大刑事法律关系主体：执法者（警官）与被执法者（囚犯）同样是一种互动关系。金堂监狱作为全省集中关押职务犯的监狱，如何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呢？本文进行了一些探讨。

一、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意义

（一）刑罚的目的决定了警囚关系是良性互动的。社会主义监狱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监狱执行刑罚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惩罚而惩罚，也不是为了对犯罪者实行报复，而是通过教育改造、惩罚管理等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罪犯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和对社会有用的劳动者，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监狱的两大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

（二）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中国刑罚制度变革的需要。我国目前仍处于一个自由刑为中心的时代，犯罪者80%以上由“自由刑”加以处置。在中国社会现代社会转型影响下，刑罚制度变革，无论是倡议“废止死刑”，还是主张推行“社会矫正”等，皆可视为企图缓解刑罚关系的“紧张”。而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其实也是在具体刑罚执行过程中缓解这种“紧张”的一个缩影吧！

（三）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简单、最朴素的理解就是刑事措施既要有“宽”,又要有“严”,而且两者之间必须“相济”。但是不同的时代,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价值理念,对于如何“宽”,如何“严”,宽严之间如何“相济”其实有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理解。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取向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冲突,最大限度地防止社会对立,建立警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就很有必要。

内容提要：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对于构建平安监狱、和谐监狱具有深远的意义。由于职务犯的社会背景、心理特征、个人素质、行为特征等，决定了其在服刑改造中表现出有别于普通刑事犯的特点，民警在职务犯的刑罚执行中,既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大胆管理，又要考虑其各种个体特征，因人施教,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推动监狱公正文明执法。

监狱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监狱的发展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程度，社会发展又会促进监狱的发展，监狱和社会是种互动关系。作为监狱的两大刑事法律关系主体：执法者（警官）与被执法者（囚犯）同样是一种互动关系。金堂监狱作为全省集中关押职务犯的监狱，如何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呢？本文进行了一些探讨。

一、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意义

（一）刑罚的目的决定了警囚关系是良性互动的。社会主义监狱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监狱执行刑罚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惩罚而惩罚，也不是为了对犯罪者实行报复，而是通过教育改造、惩罚管理等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罪犯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和对社会有用的劳动者，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监狱的两大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

（二）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中国刑罚制度变革的需要。我国目前仍处于一个自由刑为中心的时代，犯罪者80%以上由“自由刑”加以处置。在中国社会现代社会转型影响下，刑罚制度变革，无论是倡议“废止死刑”，还是主张推行“社会矫正”等，皆可视为企图缓解刑罚关系的“紧张”。而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其实也是在具体刑罚执行过程中缓解这种“紧张”的一个缩影吧！

（三）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简单、最朴素的理解就是刑事措施既要有“宽”,又要有“严”,而且两者之间必须“相济”。但是不同的时代,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价值理念,对于如何“宽”,如何“严”,宽严之间如何“相济”其实有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理解。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取向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冲突,最大限度地防止社会对立,建立警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就很有必要。

本文作者：杨永林工作单位：广东嘉应学院

司法公正是时下司法界和学术界谈论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但司法公正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人类社会很早就关注这个话题,中国早在夏商时期,就产生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5左传襄公二十六年6)的刑罚原则,就是指宁可违反常规或不用常法漏杀有罪者,也决不错杀无辜或罪不至死者。西周统治者又进一步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提出司法官要考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即要求司法官在听讼时,一定要慎重地审查犯人的供词,三思而后定断(5尚书康浩6),以后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司法公正,汉宣帝曾下诏说: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5汉书刑法志6)因此,他遣廷尉巡查下级司法机关,以发现并平反冤狱。唐太宗也主张严明执法,对于违法犯罪行为,要不分亲疏贵贱一律惩处,他本人也以身作则。由于有了思想上的重视,中国古代统治者也努力探索保障司法公正的措施,很多措施也走在世界法制文明的前列,纵观中国历史,统治者保障司法公正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证据的运用

证据的运用是否科学,对认定案件事实起着关键的作用,证据运用的合理程度与人类的认识水平及科学发展水平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统治者很重视据证定罪,有关证据的运用也明确载入法典,如5唐律疏议6规定:计赃者见获真赃,杀人者验得实状,赃状明白,理不可疑,问虽不承,听据状科断。这条规定就是要求据赃定罪,物证是能否定案的关键所在。中国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就总结出一套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五听方法,就是运用察言观色进行审讯。五听包括辞听,主要是观察受审者言辞,若语无伦次,则表明心里有鬼;色听,即观察其脸色,若面红耳赤,则表明所述非实;气听,即观察气息,如果理屈则紧张喘息;耳听,就是观察当事人的听觉,若所言非实,则听觉迟钝;目听,即观察其目光,亏理则慌乱失神。五听的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它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审判案件,比起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还在完全依靠神判来断定案件事实,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五听方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被司法官用来审判案件,并且法律中还明文规定要用这种方法,如5唐律疏议断狱6讯囚察辞理条规定:依狱官令,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五听方法将心理学知识运用于司法领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中国古代除了以五听来听狱治讼以外,也非常重视其他证据的运用,如:人证、物证,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法医学的运用,中国古代的法医学非常发达,早在秦朝,就有专门从事法医工作的人员令史、医和隶妾等;南宋时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5洗冤集录6,这部书已经包括了现代法医学中心内容的大部分,系统地阐述法医学的尸体检查方法与各种死亡情况下的检查所见,对尸体的法医检验作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理论阐述和实务经验的总结,在明代被译成日、英、德等多国文字,流传于欧洲和亚洲,是古典的法医学的代表作。继5洗冤集录6以后,又不断有新的法医学专著问世,如元代王与的5无冤录6,清朝许的5洗冤录详义6等,这些法医学著作为司法官进行法医检验,查找犯罪证据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此外,古代中国还将检验方法法制化,元布了检尸式,规定了悬缢、火烧、杀伤等各类尸体的检验方法;明朝建立了一套从活体到尸体检验的完整程序,清朝根据制定大清律的需要,在吸取了元代检尸法式合理部分的基础上,又确定了尸格和尸图,中国古代法医学在司法中的运用为司法公正提供了科学上的保障,通过法医学的运用,平反了很多冤案,这一点,很多古代的判例法著作和法医学著作中多有记载。

二、强调司法官的责任,强化对司法官的监督。

强调司法官的责任,对于违法司法的官员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这在当代社会也是保障司法公正的一个有效措施,中国古代也有对徇私枉法的司法官追究其责任的法律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要求司法官在司法活动中要依法办案,5尚书吕刑6就记载: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矜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就是要求重视司法官的人员素质,禁止任用奸佞之人决狱断案,要求司法官在断案过程中,要慎重量刑,要依照刑书量刑,对于刑书没有规定的,就按照法律类推原则,以确保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处理。对于司法官妨碍司法公正,违法断案的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如5尚书吕刑6记载: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就是说对于司法官徇私枉法的五种行为,即畏惧权势,报复恩怨,搞裙带关系,贪赃受贿,接受请托等行为,按照与犯罪者同等的罪处罚。以后各个朝代都对司法官徇私枉法、出入人罪的行为规定了处罚措施,秦朝就非常重视法官责任的规定,5秦简法律答问6规定:论狱(何谓不直?可(何)谓-纵囚.?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弗论,,,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就是强调法官判案量刑不当,应承担失刑之责,故意重判或者轻判,应承担不直之责,故意有罪不判,应承担纵囚之责。唐代规定法官出入人罪必须承担责任,出罪就是重罪轻判或者有罪不判,入罪就是轻罪重判或者无罪判有罪,对于故意者,采取反坐原则,对于过失者,减故意者三至五等量刑。明代则强化了具体的司法责任制,即应受理而不受理和不应受理而受理的,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清代也有类似的规定。由于对司法官规定了严格的责任,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大多能做到公正司法。此外,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对官员的监督,从秦代开始,就设有专门的监察机关,负责监督百官,同时参与对重大案件的审判工作。汉代则建立了比较系统而完善的监察组织和监察制度。在监察机关方面,中央以御史大夫为监察长官,其下设御史中丞,地方则设司隶校尉负责京官之监察,州刺史负责外官之监察,在地方行政组织中,还设有都吏监察官风官纪。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面文官政治的重要时期,与文官政治相适应,就是行政监察制度的系统化、完备化。唐朝中央监察机关是御史台,御史台机构设置较前代更为完备,内设有殿院和察院,其察院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纠视刑狱,其中就有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的职能。宋代随着皇权的发展,并在防臣下甚于防外寇的心理作用下,监察制度进一步发展,御史台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且御史之任用权由皇帝掌握,对御史之任用要求也更为严格,宋代要求御史必须曾经担任两任县令,以保证其有足够的施政经验,此外,宋代还加强了对地方的监察,明清时期,中央的监察机关是都察院,都察院有权纠弹全国大小官吏,此外,在刑部还设有给事中组织,监督刑部官员,地方设有提刑按察使司,其职责是掌一省刑名弹劾之事,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吏治。(5明史职官志6)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和监察官员的职能是纠弹违法犯罪的官吏,也包括司法不公的官吏。

一、当前基层民警队伍中存在主要问题。

（一）年轻民警的所占的比例较大,业务工作能力总体水平不高。自2006年以来，为了适应监狱工作需要，同时为了应对监狱外流人才较多的情况，我省监狱系统招考的新民警较多，队伍结构趋向年轻化。很多民警是从院校毕业直接到新岗位上，没有经过艰苦的锤炼，且年轻民警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缺少吃苦耐劳的精神。造成个别青年民警不安心基层中队工作，怕苦怕累，不愿在基层一线干。一些基层青年民警对法规学习和业务工作热情不高，学习钻研精神欠缺，被动学习的多，主动研究的少。在日常工作中多数青年民警中认为，只要能管得住犯人、不出监管事故就可以了，只求过得去，不注重更深入学习监管法律、法规和管理技巧，久而久之造成业务水平下降、整体素质停滞不前等问题。

（二）当前“高压线”多，社会期望值高，心理压力大。

近年来，为了从严治警，从司法部、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章、禁令，如司法部“六条禁令”、监狱法“十不准”、“九不得”等。而今年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躲猫猫”事件的发生，社会影响较为恶劣，高检也出台了相应的监管检察文件。另外，今年的监管事故和罪犯脱逃频频发生，监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驻监检察室从原来的县级检察院派驻改由地市级检察院派驻。民警普遍感到“高压线”太多，易触电，心理压力大，而且现在的罪犯维权意识逐年提高，管理难度加大。

（三）近阶段涉黑罪犯多，押犯数多，犯情复杂，工作难度大。

自2009年以来，公安部门开展打击“涉黑涉暴涉枪”等专项活动，特别是沿海城市的看守所、监狱的在押犯数暴增，我监也同时存在类似的情况。一是上半年押犯数较多，涉黑团伙比例大。民警的压力较大，对涉黑团伙的管理和分化需要发挥较大的精力，实时防范监管隐患的发生，难度较大，使得民警的身心较为疲惫。二是押犯疾病复杂。民警要在做好日常的管理工作之外，还要预防传染性疾病，顾及到这些罪犯的身体健康，预防正常与非正常死亡的发生，压力较大。同时对监狱的医疗条件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三是工作时间较长。基层民警不仅要完成日常工作，而且还要随时准备抽调警力参加学习、开会、防暴演习、清监、集训等任务。

党风廉政建设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通过这次“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迫切性。下面从理想信念、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群众观念等方面结合学习内容谈谈学习心得体会。

一、理想信念是防腐拒变之根本

从警示教育案例中，不难看出,那些“东窗事发”者，之所以成了阶下囚，究其原因，根源在于理想信念的动摇。他（她）们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党的干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平时，他们淡化了理想信念的自我教育和学习。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结果，自然地就肆无忌惮地受贿、贪污。王天义、温国强等的腐化变质便是鲜活的警示经典。从这些人的忏悔录中也不难看到，理想信念动摇的危险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国家干部，特别是即将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干部，要时刻提醒自己，保晚洁。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信念，不断加强自身思想建设，从源头上解决信念不坚定问题。

二、工作作风过硬是防腐拒变的内在要求

没有过硬的工作作风，就很难经得起现实对你的综合考验。工作作风是一个人思想的外在行为表现。光有好思想而不去身体力行不行，只有去做了，才能真正实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生价值。作风不过硬，就容易为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名利所诱惑。警示教育的案例中，一些人就因为作风不过硬而被别有用心之人牵着鼻子下水。于是，在没被纪委挖出前，总是会上谈廉政，会下收好处费。同样是党的干部，如任长霞同志，就能顶住压力，从严要求自己和身边的人。从她的事迹中，不难看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过硬的工作作风是经不起考验的。

三、廉洁自律是约束自我保护自我的真正法宝

一、收获：杰出代表及著作之点评

江苏监狱理论研究能够取得新成就并勇于争当全国排头兵，最突出的特征和标志就是有一批理论精英的强势推进和成果创新，持续引领全国监狱理论研究的时代方向，树立监狱理论研究全国领先的一流地位。根据中警院翟中东教授《2008年中国大陆监狱学研究综述》的统计，当年出版的监狱学著作主要有16部，而江苏监狱系统创作的就占了将近半壁江山，达到7部，由此可见一斑。

讲过“蛇无头不行”，邓小平认为“一个集体要有坚强的核心”，突出的就是群体中作出重要贡献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人的作用和地位。在理论研究方面，江苏监狱拥有一批全国系统内具有相当威望和影响的专家学者，他们以对监狱事业的虔诚和热爱，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以其孜孜不倦的作风和丰富的成果为江苏继续领舞监狱理论研究发挥了中坚作用。

局长于爱荣研究员，是地方省监狱局领导中为数不多的中国监狱学会常务理事，代表了监狱地方实务部门在监狱学界的较高地位。他主持编写的司法部部级法学科研项目——21世纪监狱管理创新丛书《矫正技术原论》、《矫正质量评估》、《矫正激励统论》、《监狱民警执法质量评估》分别于2007年底和2008年相继出版，受到了储怀植、陈新良、王平、蔡道通等著名法学家的一致好评并欣然作序，其中关于矫正技术、罪犯改造质量评估、民警执法质量评估等的研究在全国来说无疑是成系统的首创。《矫正质量评估》继获得司法部金剑文化工程二等奖、全国法学教材和理论专著三等奖后，今年又被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评为2008年度“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一等奖。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加上预计不久即可面世的《监狱信息化导论》，这5本丛书直接奠定了作为政府实务部门的江苏监狱系统在全国监狱理论研究方面的难以超越的地位。

张晶，这位中专毕业至今只是本科文凭的南大兼职教授，被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高文主编称为“监狱实务部门屈指可数的在理论研究上有辉煌成就的人”，在2008年被江苏省社科院评为研究员，继那部极具宏观视角和政治设计的专著《中国监狱制度从传统走向现代》之后，他又接连创造了三个第一，《正义试验》（2005年）——全国第一部监狱学随笔集，《走向启蒙》（2008年）——全国第一部监狱学书评集，《总矫正师》（2009年）——全国第一部监狱学学术小说。作为现代监狱制度、囚权主义、人性化的始作俑者，有的观点可能要有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但他的胆识和多产，让人佩服之余又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这样的个人成就，真是很难超越。

吴旭博士的著作《超越惩罚和规训——犯罪人人格完善与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2008年），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将人格理论和社会学引入监狱学研究的力作，他提出将人格作为行刑目的的一个核心概念，这对于我们跳出监狱看监狱、将犯罪和监狱矫治纳入社会学研究范畴是一个很好的启迪。

前段时间，全县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并结合省局组织开展的“看警示、记警句、设警戒、敲警钟”为主要内容的警示教育，我局认真组织全系统同志观看了《厅（局）县（处）级领导干部腐败案件警示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先进事迹报告》和《王怀忠的两面人生》等警示教育片，组织学习了《工商系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从辉煌到末路》等材料。《警示录》选择了近年来浙江省查处的12名原厅局县处级领导干部和3名领导干部配偶的违法违纪案件，该片作为典型材料拍摄的警示教育片，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可看、可警、可思，总结教训很深刻，发人深思。这些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反腐倡廉就在我们身边，对自己不能有丝毫放松。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深深的认识到，这次警示教育是我们工商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必要一课，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推动工商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强化行政执法、促进职能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警示教育活动中，我最大的收获和体会是，对于人和事中的“人”、“事”，一定要先做人，后做事。一撇一捺写个人，一生一世学做人。正人先正己，作为一名工商局的纪委书记，做好工作固然重要，但为人之道才是根本。

学做人，就是要学做好人，怎样的人才是好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同的人又有不同要求。所以说、角度立场的不同，步换景移，好人的标准也随之改变。在这里，我的目的并不在于给什么是好人一个定义，我只是通过这次警示教育，谈谈我的体会，我认为要学做人，应该要有四知，即要知深浅、知是非、知廉耻、知轻重。

一是知深浅。所谓知深浅，是要扪心自问一下：“我是谁？我有什么？我能为社会做什么？”有些人违纪违法，就是从对自己不了解开始的，不知深浅，以为手中的权力是自己的努力所得，忘了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让人民赋予的权力成了私有财产；由于不知深浅，忘记了自己是谁，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少了对自己的约束；由于不知深浅，忘了自己有学习，放松了学习，大权在握，一劳永逸，躺在功劳簿上睡觉。我认为，做人，要从知深浅开始，只有知道深浅，才会知道自身的不足，才会谦虚，才会放下架子好学上进，才会看低自己尊重别人，才会看得起人民群众，才会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二是知是非。所谓知是非，就是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是一个人要有是非观念。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分得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二是要在具体行动中做对的、做得对。有些人搞得清事情的是非，做起来就犯错误，是行动中的低能，或者不做好事专做坏事，是天生的坏人。我认为，我们要知是非，就要分得清事情的对错，要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以做，其实这并不难，我们每个人只要做到遵幻纪守法，遵循道德，事情的是非问题也就解决了99％，重要的是如何做对的？观看了《警示录》，我发现，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懂法知法，都知道制度的存在，有的甚至是制度的制订人，所以不能说他们不知道事情的对错，但是却为何偏偏做了错事而沦为阶下囚呢？在《苟警录》中不少当事人都谈到了这个问题：“第一次很重要，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这说明，一是不要恶小而为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二是不能心存侥幸，偶然带来必然。所以说，知是非的关键在于对“非”的防范。

三是知廉耻。所谓知廉耻，是指一个人在道德意识中要有因自己的言行的过失而引起羞辱惭愧之情，要对自己违背道德的意识和行为产生不体面、不光彩的心理，要有因周围人的责备产生自责心理。不知廉耻，就是无耻，就是俗话说的厚脸皮。人一旦丧失了廉耻，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无耻则无道，廉耻历来被视为“立人之大节”，耻感迷失，“做人无以治已，做事无治事”。所以，人如果不知廉耻，连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了，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一个人只要知廉耻，才会做应该做的，不该做的坚决不做。朱自清在《论气节》中说：“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要“守节”，不要“失节”。而《警示录》中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一切“失节”都是从不知廉耻开始的。

反复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格，指的是人们对于事物有热切的感触时，往往不免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申说以表现强烈的情思，［1］P199而修辞结构又是一种组织话语和运用话语的整体策略，［2］P43因此，修辞并不仅仅指文辞的修饰和调整，还包括作家驾驭语言的辞章功夫，“文学家的语言本领，简单说就是善于叙述的本领”。［3］P220所以，在叙事作品中成系统的接连反复或间隔反复，在语言运用上表现为反复修辞形式的同时，也体现为一种高明的叙事策略，《史记》便是灵活运用这一高超策略的典范之作。清代学者牛运震曾说：“他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复。”［4］P274可谓深得《史记》复笔叙事策略之真味。《史记》“藉人以明史”，［5］P4629再现了众多形象生动的历史人物，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其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栩栩如生，除了它善于叙写重大历史事件、长于截取与人物性格命运相关的轶事，恰到好处地运用话语反复，更是在多方面提升了历史人物的活性。

一、场面描写中夹用反复修辞，昭示人物的命运

《史记》多选取一些重大的历史场面以明示历史的转折、揭示历史人物的命运起伏，在百忙的场面描写中，《史记》又往往通过语词的反复凸显人物命运的节点。如《项羽本纪》选取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彭城大战”、“垓下之围”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记述项羽的“兴之暴”和“亡之忽”。《史记》不仅对上述重大事件的场面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而且在多处运用反复修辞，凸显出对项羽命运影响至深的一系列节点。陈涉被叛徒所杀、项梁战死定陶，这无疑是对反秦义军的连环重击，士卒皆为之震恐：“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黄河以南的反秦义军退守东部的彭城一线：“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6］P303-304当时，黄河以北尚有张耳等奉陈王生前之命攻取之赵仍在义军手中，秦将章邯击败项梁军后不复以河南之军为忧而倾力攻赵，大破赵军，迫使赵军困守巨鹿城中，情势万分危急：“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6］P307救赵与否关系到反秦大业的成败，项羽果决地斩杀鼠首两端的宋义夺取兵权，北上救赵，破釜沉舟，大破秦军于巨鹿城下，逆转了义军反秦的颓势，使反秦义军士气复振，项羽本人也由斩杀宋义时的楚“假上将军”、攻巨鹿时的楚上将军成为“诸侯上将军”：“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6］P307三个“无不”分别写出了项羽所率楚兵决死奋战的英勇、不敢与秦军接战的诸侯军观战时的胆战心惊和破秦后对项羽的威服。因此，李晚芳称：“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迄今正襟读之，犹觉喑噁叱咤之雄，纵横驰骋于数页之间，驱数百万甲兵，如大风卷箨，奇观也。”［4］P295元代学者吴澄评点：“三‘无不’字，唤起精神。”［7］P21加之“莫敢”的叠用，写尽了项羽的神勇，凌约言谓：“羽杀会稽守，则‘一府慑伏，莫敢起’；羽杀宋义，‘诸将慑伏，莫敢枝梧’；羽救巨鹿，‘诸侯莫敢纵兵’；已破秦军，‘诸将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势愈张而人愈惧，下四‘莫敢’字，而羽当时勇猛可想见也。”［7］P21凌约言结合项羽吴中起兵时吴中守将的反应、斩杀宋义后楚军将领的立场、巨鹿救赵时各路诸侯兵的观望及破秦后诸侯将的举措神情，道出了项羽本人与其所部义军在困顿中雄起的不可阻挡之势。而在鸿门宴中，《史记》项羽得知拥盾持剑而闯入鸿门宴的樊哙是沛公之参乘时，“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两番夸赞，两番赐酒，特别是遭受樊哙饮酒啖肉后的一番责让之后，“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6］P313沛公招呼樊哙离开鸿门宴，范增刺杀沛公于座的计划便彻彻底底地失败了，此计之失除了项王为人不忍、竖子不足与谋外，从项羽对樊哙两番“壮士”，先后两番“赐”酒肉，最后受樊哙数落后又赐之“坐”的处置措施中便可以看出，鸿门宴上项羽对连本无资格参加鸿门宴的樊哙尚且不予责罚，哪里再会怪罪卑辞厚礼的刘邦呢？鸿门宴上，“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加之刘邦阵营内给项羽通风报信的曹无伤、夜告张良的项伯、拔剑起舞的项庄和闯帐而入的樊哙，刘项双方的最高首脑、顶尖谋士、核心近属、隐藏间谍均呈现在读者眼前，鸿门宴实为刘、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唯一一次最高级别的会晤。而范增计谋的破产与项王处置樊哙的失常之举又有着莫大的关系，若以项羽吴中起兵、斩杀宋义、巨鹿之战中任意一处勇武之性，恐怕十个樊哙也得殒命当场。然而，鸿门宴上的项羽与巨鹿之战后诸侯将“莫敢仰视”之项羽相较，简直判若两人，凌稚隆曾评项羽“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志”，鸿门宴上“壮士”的赞语、“赐”酒肉之举措，活画出了彼时身为诸侯上将军的项羽志得意满之态。垓下之战后，项羽一直被汉军紧紧追赶，至东城时仅余二十八骑，而汉军追骑数千，项羽乃对其部下说：“‘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瞠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6］P334-335东城溃围是项王意欲证明其败亡“非战之过”，实乃“天之亡我”的一场快战，也是项王在楚汉之际的谢幕之战，尺幅之间用了三个“复”字：汉军包围圈被项羽击溃后“复围之”；项王“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后，“复聚其骑，亡两骑耳”。联系太史公论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缪哉”之语，［6］P339三个“复”字的叠用，流露出太史公对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批判的同时，也包含了太史公对这位盖世英雄的华美功业和悲壮人生的行将落幕的几多惋惜与慨叹。

二、历史叙事时叠用词语，揭示人物的心理

《史记》在运用反复记述史事时，还通过叠用一些实词或虚词揭示历史人物的心理，并借以传达叙事态度。如《淮阴侯列传》叙写韩信悲惨的结局便是以四个“欲”字昭示了韩信被斩的冤屈：“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彊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6］P2628四个“欲”字中，两个“欲”字均关涉淮阴侯：“欲发以袭吕后、太子”、“欲杀之”，然而前者并未发作，后者仅仅停留在意念的层面上，皆未成事实；“告信欲反状于吕后”，虽被韩信囚系的舍人之弟实名举报，也只不过是“反状”，而且是“欲反状”，焉有谋反事实？但是，“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待萧何诱骗韩信入朝后，吕后随即将其斩杀，“欲”、“恐”则写出了吕后内心对韩信是意欲除之而后快的急切而又惮怕的复杂心理。吕后、萧何联手斩杀韩信时罪名落在“欲”字上，并且韩信被诛后高祖和吕后捕获了蒯通，却并没有追究他当初游说韩信反汉之罪，因此，汤谐称太史公对淮阴侯“既深责之又重伤之”：“既深责信之矜功要爵，自取灭亡；又重伤汉之蓄意剪除，激令愿望。因特详叙蒯通说信反汉奇策于前，更将释通之罪作结于后，以见通劝信反犹得无辜；信本不从通反，而汉奈何因疑生嫉，激而罪之至于此极也。”［4］P532韩信拒绝武涉、蒯通劝其三分天下而反汉自立的一节极其精彩，寓论断寓叙事中，表明韩信终不忍背汉之心迹。而韩信最后被治罪杀身时，“欲发家臣袭击吕后、太子”、“欲反状”均属于隐约之辞，李景星评此：“叙武涉之说淮阴，蒯通之说淮阴，则以最鲜明最痛快之笔写出之，叙淮阴教陈豨反汉，则以隐约之笔出之，正明淮阴不反，而挈手避左右云云，乃当时罗织之辞，非实事也。又恐后人误以为真，更以蒯通对高祖语安置传末，而曰‘竖子不用臣策，故令自夷如此’，夫曰‘不用’，曰‘自夷’，则淮阴之心迹明矣。”［9］P84-85所以《淮阴侯列传》可视为一篇太史公为韩信满洒同情泪水的翻案史传［8］P1546，而叠用的“欲”字不仅揭示了吕后图谋诛灭功臣的心理，也传达了太史公对“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6］P3315之韩信的无限同情。又如《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刘长、刘安和衡山王刘赐相继谋反，最终身死国除。在叙述刘安实施谋反计划时，“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6］P3082淮南王太子事发后，“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计欲无遣太子，遂发兵反，计犹豫，十余日未定”，“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淮南王患之，欲发”，“王欲发国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计未决，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6］P3092叠用六个“欲”字，将淮南王刘安蓄谋已久的叛乱之心写得非常通透。李景星称，淮南王刘安的传记写其谋反犹豫不决处“全在心上写”，所以用了“欲”、“亦欲”、“时欲”、“偷欲”、“计欲”等字，将淮南王刘安一味狐疑的性格摹写入微。［9］P110在叙写西汉丞相陈平时，“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陆生往请，直入坐，而陈丞相方深念，不时见陆生。陆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6］P2700-2701陆贾所道之“念”认为陈平是在忧江山社稷：“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因此陆贾提醒陈平应该结好绛侯周勃，陈、周因此结识且交往日厚，吕氏之谋日衰，不仅写出了吕氏威权在吕太后健在时便不得人心的史实，而且昭示了吕太后崩殂后陈平、周勃联合刘章等人迅速剿灭诸吕的必然结局。而连用的五个“念”字内含却不同：“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活现出将其忧心忡忡的心理。结合《陈丞相世家》中高祖时出计伪游云梦擒灭韩信、吕后称制时讨好诸吕、吕后一死倒向反吕阵营剿灭诸吕迎立刘恒复居丞相等事来看，陈平所“念”更多的是其个人的安危荣辱，其“燕居深念”是为太史公所厌恶的。《史记》还长于叠用虚词刻画人物心理并传达叙事态度。如《封禅书》中凡涉求仙、求不死药之处，正文中多处采用了“或曰”、“然”、“若”、“焉”等虚字，据初步统计，该篇用“或曰”9次、“若”19次、“焉”43次，使得整篇《封禅书》有恍惚迷离之感。钟惺评之：“累累万余言，无一着实语，每用虚字诞语翻弄，其褒贬即在其中。”［1］P73可见前贤早已认识到了该篇的虚字叠用传达了太史公史笔之深意，在表现武帝意欲求仙的微妙心理同时，对武帝求仙、求不死药万方之终不可得的惊世扰民之举不无讽刺。因此，吴见思称：“篇中用字用句，有‘若’者、‘云’者、‘盖’者、‘焉’者、‘或曰’，俱冷语微词，意在字句之外，而不尖利露锋。但见其峻冷，不见其刻削，故妙。”［11］P14又如《袁盎晁错列传》载，闻听晁错削藩王之地后，晁错之父从颍川赶到京城，责问晁错为政之事，晁错答以尊天子、安宗庙更，其父听罢，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随即服毒自尽，“吾不忍见祸及吾身”。［6］P2747晁错父亲临终喟叹的三个“矣”字，道出了一位老父亲目睹亲子因行削藩之政而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的痛心，表现了老人在现实面前的万般无奈，在惮怕日后受到儿子牵连的畏惧心理趋势驱使下自杀身亡。钱钟书先生称：“叠用三‘矣’字，纸上如闻太息，断为三句，削去衔接之词，顿挫而兼急迅错落之致。”［12］P448太史公也正是通过三个“矣”叠用，从行文中表达了对晁错悲惨遭遇的无限同情。

三、复见人物话语，活化人物形象

反腐倡廉教育

反腐倡廉心得体会

近日，参加了全局组织的警示教育片《贪婪人生××××》的观看和听取公安部有关对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敛财各色腐败干部的通报，对于××××等人的腐败行为，使自己真正在思想上受到了震憾和教育。看着这些人，哪一个过去不是热血方刚、踌躇满志的同志，而今天却成为阶下囚，这就是因为他们在这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转型阶段，没有时刻进行理想信念的修养，加强作风建设，导致理想信念动摇，丧失党性原则，宗旨观念淡薄，把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资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占据头脑，价值观发生偏离，堕落为犯罪分子。观看结束后，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对存在的这些社会问题，下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在这些反面典型中，××又是典型的典型。××一案发人深省，××××虽“官职不大”，但胆大妄为，品德低下，“官德”败坏，“精通”权术，且贪婪成性。那么，在他强取豪夺完成由腐而败的进程中，为什么会一路畅通，即使怨声载道仍能稳坐“科长”“处长”和“局长”的宝座呢？这些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深挖其根源有如下几点：

一、执法观念严重错误，权力异化，把党和人民赋予权利当作自己的东西。对于××××这个“巨富警霸”、××××等人而言，贪婪成性，手中的权力就是他们敛财、“称霸”的“法宝”。那么权力的本质是什么？权力因何而生，又应为谁而用？权力何以异化，在××××案的背后我们应看到些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手中的权力却蜕变为强取豪夺、祸国殃民、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为了小单位的利益随意执法，置国家利益不顾，而肥了自己。权力的异化有内外两方面因素。从自身来看，职务犯罪有一共同点，即虽然犯罪人级别不尽相同，但法制观念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是其共性。而不正常乃至畸形的心理状态无疑是他们堕落的“源动力”。××××作为手握实权的“税警”长达年职务犯罪和××××短短几年收受贿赂的根源，就是人生观的迷失和价值观的倾斜。当一个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追求享乐，把对权力的追逐和对金钱的挥霍当作目标时，就会借权力牟私，借权力生财，成为权力的寄生虫。人格的失衡和品德的低下，助长了其贪婪自私和鲜廉寡耻，以至恶招损术层出不穷，搜刮民脂民膏，坑害国家，无所不用其极。

二、缺乏执法监督机制、体制漏洞，民主建设形同虚设，出现利用手中职权为所欲为，以个人意识代替法律。从外部环境分析，这十几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转型阶段。新旧体制转轨，两种体制并存，思想意识形态多元化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体制上漏洞为××××等的犯罪提供了空间和土壤，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促使一部分公职人员对自己手中的权力产生了错误认识。从制度层面看，我们的一些制度缺失，或者虽然存在但是形同虚设，也是××××们犯罪的重要原因。作为国家干部的××××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鞍山市利达实业开发公司的老板！这种集官商身份于一身的“红顶商人”现象，是我国目前不少党政干部违法犯罪的一大特点，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党和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予以遏制，但是收效仍然不很明显。从法制层面来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职务犯罪中玩弄权术，林的上级或疏于管理或视而不见，群众在恶权面前的是无奈和妥协。从深层次看，是社会法律意识的缺失和法律的不完善。因为前者的缺失使人们不懂得、不善于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唯有妥协；制度的缺失，则导致无法可依，对霸权的滋生横行无能为力，为权钱交易留下空隙。社会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防腐拒败的基础，务必长抓不懈；现有的法律规范更多的是关注和惩罚已然的职务犯罪，对职务犯罪的预防性立法远远不够。立法的欠缺和法律监督权限设置上的结构性缺陷，也给现阶段预防职务犯罪的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

近日，参加了全局组织的警示教育片《贪婪人生××××》的观看和听取公安部有关对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敛财各色腐败干部的通报，对于××××等人的腐败行为，使自己真正在思想上受到了震憾和教育。看着这些人，哪一个过去不是热血方刚、踌躇满志的同志，而今天却成为阶下囚，这就是因为他们在这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转型阶段，没有时刻进行理想信念的修养，加强作风建设，导致理想信念动摇，丧失党性原则，宗旨观念淡薄，把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资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占据头脑，价值观发生偏离，堕落为犯罪分子。观看结束后，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对存在的这些社会问题，下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在这些反面典型中，××又是典型的典型。××一案发人深省，××××虽“官职不大”，但胆大妄为，品德低下，“官德”败坏，“精通”权术，且贪婪成性。那么，在他强取豪夺完成由腐而败的进程中，为什么会一路畅通，即使怨声载道仍能稳坐“科长”“处长”和“局长”的宝座呢？这些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深挖其根源有如下几点：

一、执法观念严重错误，权力异化，把党和人民赋予权利当作自己的东西。对于××××这个“巨富警霸”、××××等人而言，贪婪成性，手中的权力就是他们敛财、“称霸”的“法宝”。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那么权力的本质是什么？权力因何而生，又应为谁而用？权力何以异化，在××××案的背后我们应看到些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手中的权力却蜕变为强取豪夺、祸国殃民、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为了小单位的利益随意执法，置国家利益不顾，而肥了自己。权力的异化有内外两方面因素。从自身来看，职务犯罪有一共同点，即虽然犯罪人级别不尽相同，但法制观念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是其共性。而不正常乃至畸形的心理状态无疑是他们堕落的“源动力”。××××作为手握实权的“税警”长达年职务犯罪和××××短短几年收受贿赂的根源，就是人生观的迷失和价值观的倾斜。当一个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追求享乐，把对权力的追逐和对金钱的挥霍当作目标时，就会借权力牟私，借权力生财，成为权力的寄生虫。人格的失衡和品德的低下，助长了其贪婪自私和鲜廉寡耻，以至恶招损术层出不穷，搜刮民脂民膏，坑害国家，无所不用其极。

二、缺乏执法监督机制、体制漏洞，民主建设形同虚设，出现利用手中职权为所欲为，以个人意识代替法律。从外部环境分析，这十几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转型阶段。新旧体制转轨，两种体制并存，思想意识形态多元化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体制上漏洞为××××等的犯罪提供了空间和土壤，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促使一部分公职人员对自己手中的权力产生了错误认识。从制度层面看，我们的一些制度缺失，或者虽然存在但是形同虚设，也是××××们犯罪的重要原因。作为国家干部的××××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鞍山市利达实业开发公司的老板！这种集官商身份于一身的“红顶商人”现象，是我国目前不少党政干部违法犯罪的一大特点，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党和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予以遏制，但是收效仍然不很明显。从法制层面来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职务犯罪中玩弄权术，林的上级或疏于管理或视而不见，群众在恶权面前的是无奈和妥协。从深层次看，是社会法律意识的缺失和法律的不完善。因为前者的缺失使人们不懂得、不善于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唯有妥协；制度的缺失，则导致无法可依，对霸权的滋生横行无能为力，为权钱交易留下空隙。社会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防腐拒败的基础，务必长抓不懈；现有的法律规范更多的是关注和惩罚已然的职务犯罪，对职务犯罪的预防性立法远远不够。立法的欠缺和法律监督权限设置上的结构性缺陷，也给现阶段预防职务犯罪的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要防止腐败，需作到以下几方面：

一是始终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员，只有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才能确保高质量地完成好党交给的工作任务，才能更好地保证自身的廉洁清正。因此自己将坚持经常性的深入学习和钻研，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结合十六大精神，深入理解“三个代表”理论精髓，用“三个代表”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言行；在学习中，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反面案例与正面教育相结合，注重学习效果，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同时，自己要按照党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渐，确保不出任何违法违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