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合作范文10篇

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多年来，在中俄经贸合作各个领域里均处于全国首位，是我国对俄合作中优势突出、竞争力强的最好省、最大省，被称为全国对俄沿边开放的桥头堡和枢纽站。黑龙江省在中俄经贸合作中举足轻重，占据重要地位，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一、黑龙江省在中俄经贸合作中的地位

黑龙江省因与俄罗斯地理位置毗邻、交通便捷、人文交流密切以及历史渊源深厚，在中俄经贸合作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1.黑龙江省是开展中俄经贸合作的最早地区

黑龙江省对俄贸易历史悠久。早在17世纪中叶，黑龙江省就与当时的沙俄有了最初的贸易。苏联解体以后，黑龙江省也是最早进行对俄边境贸易、开放口岸的省份。早在1982年1月3日，国务院以国函字第1号文件批准，同意恢复黑河口岸对外开放。口岸的发展为中俄经贸合作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黑龙江省成为中国对俄经贸合作的先行者。

2.黑龙江省在对俄经贸合作诸多领域居全国先列

本文作者：黄立本麻黎黎王宏斌工作单位：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浙台两地经济双向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全球化潮流下，两岸能否合理利用的资源和市场腹地，攸关两岸经济持续发展，开放两岸直航，促进浙台两岸经济整合。同时，浙台两岸经济双方合作是互利共享利益机制的驱动、浙台两岸经济双方合作是双方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实现最佳配置的合理选择；两地经贸物流交流的重要特征是台湾对浙江投资带动了两地投资贸易互动型增长。建立浙台两地经济合作机制的目的在于：促进两地经贸合作制度化、规范化。推动两地经贸关系从民间自发交流为主，纯粹市场导向为主，逐渐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而浙台两地经贸增长能促进浙台经贸两地产业合作逐步调整与升级，推进两地经贸关系正常化。改善两地交流秩序，实现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实现两地企业双向直接投资，推动两地经贸合作正常化。其关系良好的发展态势将对两地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两地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强调两地在现行合作的基础上，尤其在推动旅游、金融、农业、运输及医疗等现行合作基础上服务领域的合作，可以进一步扩大人才交流，实现浙台两地经济的全面合作与融合。

大体来说，其目的包括：扩大浙江出口市场份额，逐步调整贸易结构；加快浙台优势产业对接，打造浙台国际竞争力产业链；增强相关区域经济融合度，加快连结华人自贸区网络；扩大浙江现有对台投资领域，助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健全浙台经贸往来安全保障机制，促进经贸合作良性发展；借机引进台湾高端专业人才，增强浙企管理和运营能力。

本文从浙台经贸合作的新背景分析入手，找出目前浙台两地经贸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注重从发展浙台两地经贸合作的定位、功能、优势出发，提出基于“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五项原则，着力构建以产业联盟为载体，构建产业集群为重点；以智慧城市、海洋经济、现代港口物流业为经济突出增长极；创新浙台两地经贸产业合作新途径和新对策。浙台经济双向发展的“五个共同”原则在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背景下，浙台产业合作要本着“五个共同”（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共同受益）原则，抓住两岸全面经贸合作的良好机遇，大力发展浙台产业发展合作，持一种积极、促进的态度，通过双向开放和采取必要的对策，促进浙台两地产业合作制度化、规范化；推进浙台两地经贸关系正常化、程序化；促进浙台两地产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以优势互补产业链整合为重点以台塑、台化、华屋电子、康师傅、荣成纸业等在浙投资的台商为代表的台企已与大陆民企开展了多年合作。如共同开发国际国内市场，合作建立浙台民间产业基金，合作培养高端人才，合作建立石化园区、高纺园区、IT工业产业园区，广泛开展BPO、ITO、KPO等服务外包合作等等。在ECFA投资保障机制框架下，可探索建立侧重于技术研发、高端制造、服务外包、产业全面配套等内容的深度互信互惠的新型合作模式。在合作方式上除了股权合作、产品研发合作、产业链延伸等模式外，应侧重于在政府公信力依托下，创建更为自由、灵活的合作方式，增强浙企管理和运营能力。依托现有台资企业，大力引进和培育重点产业电子、石化和机械制造业是台湾较具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也是浙江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重点引进这三大产业对于浙江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前，浙江特别要抓住台湾当局将大幅放宽台商投资大陆限制这一难得的机遇，主动对接台湾产业转移，一方面鼓励现有台商增资扩产；另一方面以现有台资企业为依托，通过以台引台的方式积极吸纳电子、石化、机械等产业来浙江投资。发挥产业联盟的扩溢效应在浙台间形成若干个密切合作的产业联盟，并由产业联盟扩溢到其他方面的经济合作，由此形成一条可以推动两岸产业、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的路径。科学布局，建设产业园区可共同开发国际国内市场，合作建立浙台民间产业基金，合作培养高端人才，合作建立高纺园区、IT工业产业园区，石化园区、广泛开展ITO、BPO、KPO等服务外包合作等产业园区是产业聚集的重要手段，是产业发展的孵化器和推动力。在产业园区内鼓励企业间战略联盟，通过一定形式而组成的具有共同利益分享机制的联合体。通过园区建设，可以发挥带动、示范、辐射、集聚作用。依托海洋经济，进行新兴产业合作开发战略依托海洋经济，进行新兴产业合作开发战略，具体比如：近期可与台湾之间就海洋经济方面开展一些项目的合作，如深海机械，码头港机。推进宁波、舟山、象山、苍南以海洋装备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升级转型。远期可与台湾合作，探讨大三通概念下航运业中贸易服务业的发展，共同开发黄金航道。互利共赢，打造智慧城市构建浙台两地经贸产业合作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在“智慧城市”的打造上，台湾做不少探索：台湾建有“智慧城市展示中心，智慧交通与应变中心等解决方案，宁波可以借鉴台湾的经验，先建设些小规模的智慧试验场，然后再推广到全市。优势互补，建立浙台港口物流联盟整合港口优势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两岸港口资源的开发利用，推动甬台港口经济良性互动。两岸全面“三通”后，拥有得天独厚港口优势的宁波—舟山港口物流业应成为浙台两岸经贸产业对接的重点。依托海洋经济，进行新兴产业合作开发战略；进一步整合资源，各取所需，吸引台资的优势，实现物流业的协同合作。提高港口物流服务能力，整合优势互补，互动、互利、互惠建立浙台港口物流联盟利用台湾港口先进的技术条件和资金条件和宁波等地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资源优势，借助宁波港口健全的水陆空集疏运体系和宁波港口物流业硬件、软件基础建设。发展临港工业能够就近利用资源，最大限度降低运销成本，实现港口物流从原来“港到港”模式向“门到门”的一体化物流模式转变，进一步向涵盖加工、包装、报关、配送、库存管理、信息服务的综合物流服务延伸，促进港口物流资源集聚的优势进一步发挥，促进港口物流与临港工业联动发展。以港口物流为突破口，促进港口物流资源集聚的优势进一步发挥，拓展浙台两地经贸生产要素的有效聚集，最大限度地实现浙台两岸港口资源的开发利用，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另外，还可以培养浙台产业合作的硬环境和软环境。这里说的硬环境一是创新机制、实现甬台两地产业对接，带动两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加强海港、空港及口岸建设，完善基础设施；三是完善区域科技创新、信息产业平台；四是多层面推进，打造两岸融合实验区；五是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环境；六是加快建设浙台文化创意产业园；七是加大浙台两地农业合作；八是促进浙台旅游业发展；九是拓展浙台第三产业合作空间；十是构建绿色通道。而软环境一是指积极构建“平安浙江”；二是指完善法治建设，培养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环境；三是出台鼓励浙台双向投资的新政策；四是完善台商投资的综合配套服务；五是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六是搭建经贸活动平台；七是构建理论研究促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成立“浙台两地经贸合作科研机构或省级经济研究中心”，利用浙台两地文化，进一步加强浙台两地文化与理论交流；八是做好市场调研工作；九是创新教育合作方式；十是加强文化交流。

2021年1月26日，我国与新西兰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关于升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以下简称《升级议定书》）。这是中新自贸协定自2008年10月实施以来的重大升级，不仅有效落实了“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主要举措，提振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信心，同时也展示了我国着力提升自贸协定水平，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

《中新自贸协定》签署以来双边经贸关系持续提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中新自贸协定》）于2008年4月签署并于10月实施，是当时我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诸多领域。12年来，《中新自贸协定》为扩大中新双边经贸往来发挥了巨大作用，使中新两国人民享受到了彼此更大的开放红利。据海关统计，12年来，中新贸易总额由协议实施当年的309.1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1255.3亿元；其中，我国对新西兰出口由176.3亿元增长至419.4亿元；自新西兰进口由132.7亿元增长至835.9亿元；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2.4%、7.5%和16.6%，较同期全国外贸增速分别快7.4、2.6和11.6个百分点。从进口产品看，新西兰的乳品、原木、牛肉、水果、水海产品等在我国进口中占据较大比重。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自新西兰进口乳品347.3亿元，占同期我国乳品进口总值的40.1%，其中超过7成为奶粉；同期，分别进口原木、牛肉、水果和水海产品130.7亿元、60.5亿元、35.6亿元和29.7亿元，分别占同期我国同类产品进口总值的22.5%、8.5%、4.4%和3.3%，为我国人民生活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选择。从出口产品看，机电产品是我国对新西兰出口的主要产品。2020年，我国对新西兰出口机电产品181.4亿元，增长7.2%，占同期我国对新西兰出口总值的43.3%；其中，出口电工器材10.6亿元，增长2.5%，出口笔记本电脑13.9亿元，增长9.1%，出口手机3.9亿元，增长5%。同期，对新西兰出口纺织服装等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120.8亿元，增长7.3%，占28.8%；其中，分别出口服装、纺织纱线、塑料制品36.6亿元、24亿元和25亿元。《升级议定书》涵盖范围更广2016年11月，中新双方启动了自贸协定的升级谈判，2019年11月，双方宣布完成升级谈判，今年1月26日，《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协定的升级，意味着中新双方相互开放的领域更大、水平更高，由此将会给两国企业和人民带来更多的好处与实惠。《升级议定书》对原自贸协定进行了进一步修订。除对原协定的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贸易与合作等领域进行升级外，还新增了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环境与贸易4个领域内容。在中国对新西兰的投资、特色工种自然人移动、化妆品贸易、木材制纸品关税减让等领域达成共识。在服务贸易方面，双方在市场准入方面作出更大的开放承诺，大幅扩大了最惠国待遇承诺的涵盖范围，如中国将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航空、教育、金融、养老、客运等领域对新西兰开放。新西兰则将中国公民申请量较大的汉语教师和中文导游赴新就业的配额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倍。双方还约定在升级议定书生效后两年内，以负面清单方式开展服务贸易的后续谈判，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货物贸易方面，此前，至2012年新西兰已对从中国进口的100%商品实施零关税；除特定商品（乳制品、羊毛和羊毛条）实行农产品特别保障措施外，中国对从新西兰进口的97%商品实施零关税。此次升级后，新西兰99%的木材和纸品（主要包括木纤维板、餐巾纸、书写纸、牛皮纸、胶黏纸、纸板及纸制标签等）将免税进入中国市场。在投资方面，新西兰确认给予中资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成员同等的审查门槛待遇。如果中国政府投资者对新西兰的投资不超过1亿新元、非政府投资者的投资不超过2亿新元，将不需要被审查，比以前新西兰对中国1000万新元的投资审查门槛明显放宽。在贸易规则方面，双方承诺在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与贸易等领域增强合作，其中环境与贸易章节超出RCEP，就提高环境保护水平、加强环境执法、履行多边环境公约达成了较高水平的合作条款。下一步，双方将尽快履行相关国内程序，使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升级协定尽早生效实施。

《升级议定书》为疫情下全球经贸合作提供样板

当前，由于受肺炎疫情冲击，世界经济正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各主要经济体纷纷把自贸协定作为国家间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事实证明，高水平自贸协定能够有力促进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有效减少企业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的不确定性。企业进口产品时，符合自贸协定规则的，可减免关税。出口产品时，也可通过相关规则降低国外进口商进口成本，有利于提高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达成更多贸易合作。《升级议定书》明确，新西兰对自我国进口的全部商品实施零关税，而新西兰除约1%的木材和纸品仍按照原最惠国税率进入我国市场外，其余商品全部零关税进入我国市场。这将为中新贸易发展带来更多更大的空间，有利于对冲外贸发展压力，节约企业成本，消费者有了更多样化的选择，企业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同时也拥有了更多合作伙伴。《升级议定书》进一步完善了电子商务贸易管理和程序条款，要求缔约方为电子商务创造有利环境、保护电商用户的个人信息和为在线消费者提供保护、免征关税等等。我国对新西兰出口的多数商品将涵盖在电商商品许可范围之内，预计电商业务有望成为中新贸易发展的新增长点。

利用自贸协定促进外贸增长的建议

【摘要】特朗普执政后，中美之间出现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四次贸易摩擦。但从两国经济发展需求来看，构建双边互利共赢经贸关系依然有着现实基础。一方面美国国内虽然有着“精英美国”与“传统美国”两种思潮的博弈，但追求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不仅发展路径十分明晰，而且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通过分析中美经贸合作关系的现实基础及发展基础，提出了“短期目标应是努力把握主动、长期目标应是努力提升自身竞争力、终极目标应是构建双边新型经贸合作关系”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美贸易;互利共赢;经贸合作;新时代

一、引言

中美建交四十年来，两国经贸合作越来越紧密，相互成为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并逐步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经贸合作关系。两国稳定发展的经贸合作关系，为全球经济平稳运行奠定了基础。2018年以来，中美经贸合作关系似乎走到了一个分水岭，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奉行“美国优先”战略，并在2018年3月22日通过了知识产权侵权总统备忘录，拉开了对华贸易战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之间虽然先后4次开启贸易战，但这次贸易战与前3次不同，本次贸易战两国经贸合作关系表现出了更大的不确定性。面对逐步强大起来并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声的中国，特朗普政府坚持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极力遏制中国经济崛起。

二、新时代中美经贸合作关系的现实基础

（一）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博弈中。新时代中美经贸合作的开展必须充分考虑到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当前美国国内实际上存在着“精英美国”和“传统美国”两种思潮。所谓“精英美国”主要由世界银行、华尔街等金融机构构成，其对华政策倾向于将中国逐步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美国保持对中国的足够优势，就可以阻止中国在军事领域可能出现的对美竞争。[1]“精英美国”强调的是美国主导，无论是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现在的单极世界，都是在“精英美国”主导下谋求全球领导权的产物。所谓“传统美国”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群体，他们有着融入国民性的孤立主义，更愿意做好自己的事，追求的是美国利益。即使是参与到全球治理中，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利益。在“精英美国”看来，近些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在全球事务中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力日益提升，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精英美国”主导全球的重要挑战。在“传统美国”看来，中国通过廉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优势，在国际分工中获得了大量工作机会，致使美国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因此，美国极力抑制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等方面的竞争优势，提出了美国制造业回归战略。总之，美国国内“精英美国”与“传统美国”两种思潮的博弈，在给美国政治经济格局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给中美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带来了契机。（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已经十分明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一直在找寻自己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共十八大以来，通过“中国梦”“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以及“四个自信”等一系列表述，中国的发展道路已经十分清晰。[2]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再次明确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包括“两个百年目标”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伴随发展道路的日益清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更加自信、更加稳定。二是中国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5%的增速，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从2%升至17%，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2%快速升至63%。2015年～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排名第一，达到31.6%，超过了美国的18.2%、欧盟的8%和日本的3.7%。中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规模升至全球第二，在全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量中的占比分别达到11.7%和7%。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298.3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三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显著提升。近些年来，中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到了全球治理中，如中国领导人多次在达沃斯论坛、联合国大会等场合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充分体现了大国担当。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并给沿线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效。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为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6.3%，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3％。借助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金融组织平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大幅攀升。积极参与对WTO改革等全球经济治理活动，彰显了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的决心与信心。[3]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契合沿线国家发展与合作的现实需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先行先试项目，中国增大了对巴基斯坦的投资，帮助巴基斯坦进行公共建设，实现双边贸易共同发展。本文从中巴关系、中巴经贸合作壁垒以及扩大中巴经贸合作措施等方面展开探讨。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一带一路”如何推动中巴两国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拓展，并提出中巴扩大经贸合作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巴经贸合作;中巴经济走廊;公共设施建设

1中巴经贸关系

1.1中巴贸易合作现状及特点。目前，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两国的贸易额也在逐年增加。除此之外，中巴贸易合作呈现出较强的多样化特征，在各个方面之间都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合作。随着两国之间交往程度的不断加深，在巴基斯坦投资的中国企业数量越来越多，投资量也越来越大，并且涉及很多主要领域，如农业生产、纺织、机械制造、家用电器等。除了上述合作领域之外，贸易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充分体现了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合作形式趋向多样化形式发展，有利于两国的长期合作。1.2中巴扩大经贸合作的内容及其影响。近年来，中巴两国严格按照2008年12月签署的《中国与巴基斯坦全面经贸合作联合规划》发展双边贸易合作，通过加强政府及相关机构合作、工程承包、交通运输、能源、教育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等方面推进两国经贸合作。在中巴经济走廊的作用下，两国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使巴基斯坦对相关基础设施和服务的需求增加，在更广阔的社会经济领域创造新的合作机会；中国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进出口贸易部门的沟通和合作，保证经贸合作的顺利展开；中国新疆地区与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地区接壤，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两地经贸关系密切，双方政府代表直接参与双边谈判以促进两地经贸合作发展；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经验交流和合作，提升金融服务水平能够有效减轻双边贸易结算渠道不畅、融资条件差等问题对于两国经贸合作的制约作用，为两国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

2“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巴经贸发展新政策

2.1中巴贸易进入人民币结算时期。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央行)批准贸易商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此举为人民币进入巴基斯坦市场亮了绿灯，有助于增进中巴两国双边贸易水平，促进巴基斯坦经济平稳增长，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按照巴基斯坦现行外汇管理规定，人民币是经过批准可在巴基斯坦用于外汇交易结算的外币。巴基斯坦央行已经制定了用于开立信用证、使用人民币计价融资工具等监管框架，确保进出口和融资交易可自由使用人民币。巴央行预计，根据近期世界和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尤其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迅速推进，用人民币计价的对华贸易将大幅增长，这符合两国长远利益。2.2巴基斯坦制定新外交政策：侧重对华关系。“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多方面促进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使巴基斯坦一改颓靡之风走国际化、全球化。巴基斯坦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大力支持，无论是四通八达的瓜达尔港还是连通巴基斯坦两大重要城市的经济要道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有中国的参与。除此之外，中国更是巴基斯坦国际事务的坚实盟友。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之后国际局势动荡不堪，巴基斯坦曾试图缓和的巴美政交关系，在特朗普提出新阿富汗政策后岌岌可危。巴基斯坦试图依靠美国似乎成为了过去式，中国才是巴基斯坦坚不可摧的忠实盟友。2017年9月11日，巴基斯坦《国民报》称巴基斯坦将改变外交重心，制定新的外交策略。不变的是巴基斯坦将继续以中巴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为外交战略基石，持续加强在政治、经济、防务等各方面与中国的密切合作。毫无疑问，巴基斯坦新的外交政策将使两国外交关系抵达一个新的高度。

中华民族和阿拉伯语民族是世界上两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与文明，语言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中阿之间的友谊与交流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些差异。早从丝绸之路开始，中国人民就同阿拉伯国家人民有着密不可分的民间往来和经贸发展，从此开启了中国文明与阿拉伯语国家在文化、市场、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尤其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使得中国高度重视中阿语言的交流，为增进中阿人民的互相往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为今天的中阿经贸合作的深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取得了重要意义。

1中阿经贸发展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全球战略的发展，中国经济体系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广泛。阿拉伯地区国家处于连接中欧的经济枢纽，且中阿都属于发展中的经济体，所以中阿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随着中阿全面经济战略合作的发展，为了推动我国内陆经济与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党中央、国务院及商务部、外交部等部委的正确领导及高度关注下，在我国宁夏先后举办了多届中阿经贸论坛，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全面开放的一种重要步伐。在中阿经贸论坛中，先后落实并促进了中阿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其中包括了经贸、金融、能源、文化、科技、出版、人才、广播电视、旅游、农业、教育、清真产业等多个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3年中阿首届博览会在银川举办，进一步拉近中阿双边经贸关系，博览会期间共签约达成合作项目30多个，总签约金额达600多亿元人民币。中阿双边贸易也在稳步增长，2013年1月至10月，中阿贸易总额达到1950亿美元，同比增长5.8%，双边贸易都得到优化。在非金融领域，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投资总额达到16亿美元，同比增长179%，投资领域从原来仅有的资源开发、石化工业、纺织服装向机械制造、汽车组装等不断拓展，有力地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其中文化经贸领域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在经贸关系稳步向前发展的同时，中东的政治动荡也对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中国近年在阿投资承包的工程领域在过去两年中不断连续下落。但对于两个互补性经济发展的需要，地区局势的动荡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发展，中阿经贸关系发展全面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阿关系的发展日益与整个国际体系转型和全球治理密切结合在一起。总的来说，中阿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性相互依赖，在文化领域的相互融通，在推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资源合作、贸易往来、文化教育交流等各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有利发展条件大于不利因素，贸易合作发展前景良好。

2中阿在文化经贸合作深化的重要性

中阿贸易合作的发展离不开非金融经济的合作，文化贸易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国与国之间发展经贸合作就需要充分了解对方的文化、语言、礼仪及信仰等，阿拉伯民众主要信奉伊斯兰教，所以有效地沟通交流才能创造出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华民族跟阿拉伯语民族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信仰，语言区别非常大，除了中国的汉语言难学之外，阿语也是其中之一。阿语即阿拉伯民族语言，有27个亚非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把阿语做为官方语言，主要通行于中东地区和北非地区，使用人数超过2亿多，且分布广泛，有着不同地区的方言，而“标准”阿拉伯语则是以回教经典《古兰经》为准。所以在文化经贸合作中，有效沟通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中阿经贸双边往来离不开历史悠久的文化贸易的宝贵资源与财富，随着中阿经贸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提升，中阿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活动必将密不可分，人员往来也必将频繁，文化交流也会日趋活跃，这也是经济贸易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将对两个地区的文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阿文化贸易的发展最早可以从丝绸之路开始探究，它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使两个地区的文明需要进一步融合有了充分的依据，发展中阿经贸合作也需要源远流长的文化做基础和铺垫，因此，文化交融会为中阿经贸注入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3文化经贸合作深化的重要意义

1贵州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进程

1．1贵州省国际贸易发展概况

贵州省深居内陆，开放程度不高，经济比较落后。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尤其是2012年国发2号文件的颁布，为贵州省经济的发展与腾飞带来了希望。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进出口额在波动中迅速上升。其中，从进口额来看，1978年贵州的进口额是1360万美元，2012年进口额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24倍，达到了167933万美元；从出口额来看，1978年贵州的出口额是256美元，而2012年则达到了495223万美元，是1978年的1935倍，可见其出口额增长迅速。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在关税减免、贸易补贴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出口增长非常明显，从2010到2012年这三年间，出口额增长率分别达到42．14％、56．01％、64．87％。纵观贵州省近年来的贸易状况，其进出口贸易在波动中快速增长。纵观近年来，贵州省进出口额变化是呈持续高速增长的趋势，但是由于基数较小，外商投资企业规模偏低，进出口货物额不高，使得全省进出口规模较全国其他省份仍然处于落后水平。同时，由于新兴市场机制尚未建立，国际贸易交易不足，相对于广西、云南国际经贸发展状况，贵州进出口贸易比较落后。根据以上分析发现，美国金融风暴，对贵州进出口贸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贵州省对外贸易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

1．2贵州与东盟经贸合作状况

贵州省地理位置优越，被誉为西南经济区的东翼，具有西南地区与东盟开展边境贸易、腹地和西南经济区与华中经济区商品集散地及物流枢纽的区位优势。东盟历来是贵州省进出口的重要地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后，各国相继出台税收减免、产品扶持等相关政策，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以及资金投入。在贵州与东盟贸易往来中，贵州主要发展和出口初级工业品以及技术含量低的纺织、化工、生物技术、传统中药等行业；同时，贵州对东盟富有吸引力和有比较优势的轮胎、化肥、钢绳、烧碱等产品，以及食品、中药材等的出口量将会有明显的增长。此外，在能源贸易中，贵州与东盟的合作空间比较广阔，相关资料预测显示，贵州在未来的20年间电力市场前景较好，市场广阔。但是贵州的资源结构性问题不容忽视。根据上述分析发现，近年来贵州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主要集中于传统药业、农产品以及初级工业品等方面，其市场前景广阔，自身区位优势突出，加强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是历史所趋、民心所向。

2贵州与东盟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蒙古国交通运输建设现状的地缘映像

从经济运行结构来说，蒙古国的交通运输由铁路、公路、航运和水运构成，但因铁路和公路为主体，故在此主要以其为据谈起。从交通运输道路的地理长度看，蒙古国铁路总长由2007年的1815公里增长到2017年的1908公里，其中增长的90多公里属钢铁余热河公司承建。蒙古国公路总长由2007年的42000多公里增长到2017年的49250公里，国家级公路由9000增长到12700多公里，但其绝大多数为硬面土路。在航空运输上，蒙古国国内空运只有5个硬面跑道的民航站，国际航运仅有通往中、俄、德、韩、日等国的9条航线。在水运方面，由于蒙古国属纯内陆国家，没有国际水运，而其国内水运，据资料显示，2002年水运货量为1800吨，但到2005年却大幅度下降为500吨。上述情况表明，蒙古国交通运输状况的突出特征是设备的陈旧性、效能的低速性和发展的滞缓性。从交通运输道路的地缘区域布局看，在铁路布局上，蒙古国内仅有两条铁路线，一条是从靠中蒙边界扎门乌德经乌兰巴托到蒙俄边界的苏赫巴托城以及由此到达额尔登特铜铝厂、巴嘎淖尔、沙林河、纳莱赫煤矿的分支线。另一条是位于蒙古东部的乔巴山与连接蒙俄边界的额仁查布并与中国满洲里相汇的铁路专线。对这种布局状况，有专家认为其特征为：一是铁路密度低且不相交，更未形成运输网络；二是过境铁路通道不畅通，导致轨道宽窄等引发连锁问题；三是铁路运输技术水平与中俄差异较大。在公路布局上，蒙古国的三类公路即国家级公路、地方公路、单位自用路，其辐射和互联互通体现出的特征：一是与邻国之间公路数量非平衡；二是乌兰巴托与各地公路质量差异较大；三是国内公路布局逐步落实不到位，如对2001年规划的“千禧之路”落实建设不到位即是例证。从交通运输技术水平的地缘意义看，蒙古国铁路的电气化程度为低，与现代运输技术要求差距较大，无法高速运行。在公路技术构成上，蒙古国柏油路仅1400多公里，硬面路仅3100多公里，经整修的碎石路3000多公里，其他均为汽车自行压出来的沙土路，自然运输速度低缓。因此，蒙古国的货物和客运长期处于低速徘徊之中，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从交通运输枢纽的地缘功能看，首都乌兰巴托市是蒙古国交通运输的枢纽。在从铁路功能上，由于以纵贯乌兰巴托南北的铁路与其他线路的铁路均未连接，致使其交通枢纽功能受限。在公路交通上，由于乌兰巴托与全国各省、市的公路级次不同，交通运输的速度、承载量以及安全系数的差异，导致其在公路运输中的枢纽功能严重受限。同时，从地理条件和地缘关系看，在蒙古国156万多平方公里广袤美丽的草原上，连接300万蒙古族人民的交通枢纽应该是次第有序，彼此照应，内外通衢，但在目前，这种需求仍处于理想之中。从交通运输与地缘经贸合作看，作为处于中俄之间的内陆大国，在铁路运输上，蒙古国的收益无法与中俄比拟。以中国为例，与蒙古国乔巴山近在咫尺的中国满洲里铁路口岸，截至2018年7月12日，进出境中欧班列共开行748列，同比增长15.4%，货值34.21亿美元，同比增长25.5%。这是蒙古国望尘莫及的。在公路运输上，中蒙的互联互通亦较艰难，如从中国阿尔哈萨特口岸到蒙古国乔巴山200公里，再到乌兰矿120多公里的自然公路，道路崎岖，承载量低；没有路标，常致迷路。由此可见，蒙古国的交通运输若欲在中蒙俄经贸合作中有较大的飞跃和收益，存在机遇，但挑战艰巨。

蒙古国交通运输建设现状的地缘成因

从地缘视野探析蒙古国交通运输建设现状的成因，如下几点值得关注：从自然地理结构看，世界上第二大内陆国蒙古国地处亚洲中部，境内多山，平原相对少，地势相当高。土壤有高山冻土、山地森林草甸土、黑土、戈壁棕盖土、荒漠灰棕土、草甸沼泽土和盐土等。远离海洋，属典型的内陆型气候，季气温、日气温和地区气温相差都很大，有夏季气温最高可达35℃和40℃的地区，有冬季气温最低可达-45℃和-53℃的地区。如此的地理气候环境，对修建理想广延的交通运输设施，技术上的困难和资金上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此，蒙古国的地理气候条件是其交通运输的地缘建设受阻的客观原因。从民族的地缘历史及习性看，蒙古国的民族构成相对单一，其人口主体为蒙古人，约占全国人口的92%，另有6%的哈萨克族和其他操突厥语的少数民族。由于生存条件所致，蒙古人祖祖辈辈从事草原畜牧业生产，以牛羊肉和奶及奶制品为食，以毛皮为衣。游牧式的生产方式，使蒙古人习惯于“哪儿有草那儿即是家”的生活方式，也形成了“蒙古人敢问路在何方，路在马蹄之下”的民族习性。对其而言，草原广阔任驰骋，公路铁路未必强于马蹄之路。这种气度，无意中成为其现代交通运输建设缓慢的主观原因。从人口地理地缘分布看，交通运输建设是为人服务的载体，而人口的分布在地理上受地形、气候、植被、资源和水流的影响，在地缘上受经济水平、移居动态等因素的影响。就蒙古国而言，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生活在中央地区，50%以上的人口沿铁路干线生活；在聚居上，人口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如2016年，首都乌兰巴托人口140.8万人，几乎达到全国人口的1/2；另加达尔罕市、额尔登特市和乔巴山市,这四大城市占全国人口的2/3左右。并且，目前人口仍急速向这几大城市迁移，致使有人惊叹说：蒙古国“是全球最尴尬国家，全国50%人口拥挤首都，70%地方荒无人烟！”这种人口分布密度的巨大差别，成为蒙古国交通运输建设畸形发展的原因之一。从地缘经济的运行看，交通运输建设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在蒙古国经济发展中，由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中，对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关系把握水准有限，加之自然灾害影响，致使其经济状况长期不景气，因此，投资交通运输这种花费大见效慢的行业，肯定力不从心。从地缘经贸关系看，蒙古国对外贸易的特点是输出资源和进口制成品，如其出口的绝对多数是矿产品和动植物产品，进口的则是粮食蔬菜、日用品、电子、机械和仪器等制成品，这使贸易收益极其低下；同时，国家总体债务连年累升，如2016年9月为237.4亿美元，2017年9月为260.2亿美元即是例证。这种经贸收益和负债状况，使蒙古国难以承载起交通运输建设的负担。

对蒙古国交通运输建设发展的地缘思考

客观地说，蒙古国对其交通运输发展状况有着清醒的认知和积极改进的愿望，如2001年“千禧之路”规划，2015年蒙古驻华大使表示的中蒙俄经济走廊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铁路和高速公路问题，2018年8月与亚洲开发银行签署价值6000万美元的协议建设本国道路，均是如此愿望的体现。在此基础上，为了使蒙古国发展交通运输建设沿着科学高效稳妥的道路前行，本文从地缘认知出发，略述几点思考。第一，在地缘心理上，从地缘历史经验和现实运作来看，蒙古国需要以开放、开阔的心态，以信任、安稳的情态，营造基础设施建设软环境，笑迎各方积极投入到交通运输建设中来。第二，在地缘政策上，蒙古国在对外奉行中立政策的基础上，首先，须做好交通运输建设的定位，如铁路、公路线路建设，是以开发矿藏还是拓展旅游为重，是以联通国内为先还是联通国际加速出海口建设为先等，定位必须明确；其次以多方沟通、聚同化异、统盘规划、分层推进、边建边享、量力而行的政策，促进交通运输快速发展；再次，在地缘运行中，奉行市场运作、多元竞争、规范公正、机会平等、多管齐下、优势居先、推己及人、互谅互让、有序推进、效益为本的政策，将会收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效用。第三，在地缘空间布局上，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历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蒙古国的交通运输建设，需要将自身地理条件的适用度、资金力量的承载度、交通收益的贡献度以及综合效应的满意度统筹兼顾，科学布局。具体而言，蒙古国若能在原有规划基础上进行新的论证和调整，将交通运输建设与自然条件、资源优势、人口密度、人力成本、技术力量和经济需要的轻重缓急统筹起来，平衡发展，那将有事半功倍之益。第四，在地缘经贸合作上，蒙古国发展交通运输建设，可以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走与美、加、澳、日、欧、韩等“第三邻国”合作之路。历史证明，镜子里的金子不如手边的烧饼，远亲不如近邻，因此，蒙古国若能积极与中俄两个邻国加紧加深友好关系，以铁路、公路、口岸建设为基点，首先夯实中蒙俄三国互利共赢的交通基础，然后拓展经贸合作交通运输建设的广阔空间。第五，在地缘金融上，蒙古国需要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将交通运输建设的点、线、网及工程项目开发，与世界各国的国资、民资、国际资本等金融机制协调好关系，以灵活多样的方式，通过独立参与、合资参与、并列参与、交叉参与、短期参与、分期参与、全程参与等运行机制，实现交通运输建设的先行、快行和通行。中蒙两国地理相邻，经济互补。在发展全面伙伴关系中，中国对蒙古国的交通运输建设贡献积极，如2013年二连浩特到乌兰巴托660公里公路的全线贯通，2014年中国妥善解决蒙古国过境运输、出海口问题、2016年中国援建乌兰巴托到货西革新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开工建设，2018年在两国元首青岛会晤前后，中国驻蒙古国大使先后两次与蒙古国交通部领导对蒙古国铁路、公路、桥梁和跨境运输进行建设性交流，均为例证。现在，中国仍保持以“雪中送炭、急对方之所急”的积极态度，愿为蒙古国交通运输特别是大项目民生工程建设给力，以实现中蒙俄三国人民的经贸合作，互利共赢。

一、引言

越南是中国山水相依的友好邻邦和好兄弟，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境外第一站，地缘战略位置十分优越。两国人民曾在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战争中相互扶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相互借鉴和交流。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特别是中共之后，中越两国的友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地位，双方不断深化合作关系，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经贸、产能、跨境经济合作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合作，致力于构建中越利益共同体。笔者根据相关理论和数据，以近年来中越两国经贸合作现状作为切入口，分析两国经贸合作中现状和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深化的建设性建议。

二、中国与越南经贸合作的现状

2013年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后，越南积极响应倡议，并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与中国相邻的国家，中越两国凭借便利优越的地缘位置，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对接投资、出口、跨境合作和旅游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与收获，双方贸易额不断攀升。1.投资方面状况。自1986年越南启动革新开放以来，为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吸引外国投资，加速国内经济建设，促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在制定和修改相关投资法律法案等政策制定方面作出了重大努力。2016年1月越南国会通过了《关于修改和补充<投资法>第6条和附录4附条件经营的业务清单》的法案，其中汽车制造、组装和进口业务备受关注。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推动下，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加快实施积极的进口政策，持续带动世界经济发展。正是在这样优越的投资环境下，中越两国不断调整和优化进出口商品贸易结构，逐步呈现出对越投资比重增长趋势。据越南计划与投资部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前6个月，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总金额8.4亿美元，高居越南外资来源地排名第六位。其中包括价值总额3.3亿美元的新批投资项目163个；追加投资项目34个，总金额为1.9亿美元。12月21日，防城港市、东兴市与广东企业和越南企业签订了23个跨境合作投资项目和协议，总价值超过100亿元。据相关数据分析，近年来，中国对越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电力、农业机械、钢铁、化工、纺织服装、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等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方电网公司在越投资的第一个BOT项目———永新燃煤电厂一期项目。该项目通过引进和采用中国先进技术设备，预计将会提前投入运营，将会有效缓解越南南部地区供电短缺和能源瓶颈问题，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2.进出口贸易状况。中越两国由于自然资源和消费需求等因素的差异导致二者互补性很强，进而促使两国商品进出口贸易往来频繁，成就突出。过去几年，中国已经连续13年保持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尤其是凭借“一带一路”平台的良好机遇，中国还一度超过美国，成为越南最大出口市场；越南也已成为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和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合作再上一个新台阶。从具体数据来看，2018年越南对华出口总额约达412.68亿美元，增幅为16.6%。同时，越南对华的商品进口额约达654.38亿美元，增幅为11.7%。因此，过去一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约达1067亿美元，同比增长12.71%。中国是第一个成为越南双边贸易额1000亿美元的贸易合作伙伴。2018年越南对华出口领域主要分布在农产品、矿石、手机、电脑及其零部件等领域。其中，手机及零部件对华出口额达93.75亿美元，增幅为31.1%；电脑、电子产品及零件约达83.64亿美元，增幅为21.9%；蔬果约达27.84亿美元。进口方面，2018年越南对中国进口额达超10亿美元。其中，机械设备进口额约达120.25亿美元；汽油进口额达逾10亿美元；普通金属约达13.31亿美元；纤维、纱线达12.34亿美元。此外，手机及零件进口额约达8.58亿美元，下降1.9%。从上述数据可知，中国作为越南最大的机械设备进口国和最重要的原材料市场的地位已然得到认可，这也极大地促进了越南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一直以来，越南对中国出口商品中传统行业产品一直处于稳定地位，电子产品中手机和电脑则成为“黑马”，逐渐呈现出由原料、燃料等低附加值产品向高价值技术产品转变的积极良好趋势。这正好符合越南十二大报告提出的要力争在2020年基本建成现代工业化国家的战略目标。3.产能合作状况。革新开放后的越南经济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工业化水平低，电力问题成为了制约越南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对外产能投资依赖性比较大，对产能输入需求也相当急切。反观中国已经拥有较为完备的工业发展体系，逐渐扭转经济增长由中低端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变。因而，中国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和清洁能源等优势资源，通过提供先进技术和充足资金，加大对越南企业的投资建设，弥补越南急需领域的不足，可以实现越南产业工业化快速发展和中国产业机构的转型升级。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重要对象，越南也是中国促进与东盟紧密合作的重要“桥梁”。因此，加强与越南产能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中越产能合作的主要平台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太阳能产业基地———云中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中越产能合作的示范园区之一。二是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境外园区的龙江工业园区。三是越南永新燃煤电厂一期项目，这是落实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越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的重点产能项目。四是中越经贸合作（2017年~2021年）5年发展规划重点合作项目———深圳—海防经贸合作区。中越产能对接合作发展具有独特优势和很强的现实性，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带动了越南偏远贫穷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也提升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4.旅游方面状况。中越蕴藏着丰富优质的人文旅游文化资源，两国人民到对方国家旅游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据越南总局报告显示，2017年，赴越旅游的中国游客达400多万人次，占赴越海外旅游者的30%。2018年赴越南旅游的中国游客量约达500万人次，占越南接待国际游客量的三分之一，旅游收入增长21.4％。越南也成为中国的第二旅游客源国。近年来，中国去越南旅游主要集中在海岛、文化、自然风景和都市4个领域，形成了以胡志明市—岘港—下龙湾—河内—芽庄—沙巴—海防为主轴的旅游路线。相反，中国在吸引越南游客方面的竞争力却比较低，原因在于日韩、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压力。自2010年之后，越南到中国旅游的游客数量逐渐增多。2010年~2014年，越南到中国旅游的越南人数为170.94万人次，年均增长19.68%；2015年，来中国旅游人数增长为216.08万人次，年增长率达26.4%。由此可知，中越两国已经成为对方重要的旅游合作对象国。中越旅游合作可以有效地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提升两国经济发展，对推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双边关系正常稳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中越经贸合作存在的问题

1.中越贸易不平衡问题突出。自两国开展经贸合作以来，两国的贸易额总量不断攀升，但是中国长期占据贸易顺差地位，越南对华贸易结构性逆差数据不断扩大，双方贸易关系并不平衡。据越南共产党官网报道，2016年越南贸易逆差达280亿美元，2017年为227亿美元。2018年5月份开始呈逆差之势，达5亿美元。从以上数据可知，尽管越南对华贸易逆差现象问题仍然存在，但可喜的是，2016年至今，越南对华贸易不平衡现象得到了进一步改善，这应该归功于越南政府着力调整了进出口贸易结构，缓解了贸易逆差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越南对华贸易逆差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在于：一是两国发展阶段和水平不同；二是越南进出口商品结构正好与中国相反；三是越南商品市场竞争力不能与中国相抗衡。长期以来，越南对华出口产品品种单一，主要以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品为主，比如农产品与原料；而进口的则是高附加值产品，比如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2.贸易合作地区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当前中越经贸合作主要依托接壤边境地区的互市点和口岸来实现的，尤其是接壤的广西、云南在两国合作中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和广阔发展前景。尽管中越经贸合作发展快速，但是交易区的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善成为中越双方深化贸易合作的“瓶颈”，阻碍了双方经济增长和区域的互联互通。截至目前，30％的跨城港口没有连接道路，50％的边境贸易道路坡度低，道路条件差，卡车交通困难。此外，一些边境口岸通讯、供水和供电等资源较为紧张，有的要么没有国门、验货场、储货仓，要么是规模小、功能不健全，无法满足双方贸易日益增长的实际需求。3.旅游交通可达性低。旅游通畅性是支撑现代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的动力基石，更是深化两国旅游合作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和越南游客前往对方国家的首选是航空运输，但越南民航飞机较少，国际航线较少，通往中国的航线较少。同时旅游乘客数量有限，调整困难。从中国到越南的航线也较少，这些航线位于北京，广州，上海等主要城市以及与越南接壤的昆明和南宁等省会城市。其他城市的航线运行时间比较晚，飞机航班比较少。其次铁路，目前仅有两条线路：一是中国北京—南宁—凭祥—河内。另一条是中国昆明—河口—老街—河内。中越铁路标准设置不同，双方铁路存在火车出发时间不合理，列车速度慢，通关时间长等问题。中国和越南有三条海上航线：东兴—芒街—下龙湾，北海—下龙，防城港—下龙湾。，最后一条自2003年运行后因各种原因被暂停，于2014年恢复正常运行。显然，这些航线很难满足两国游客日益不断增长的需求。

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中蒙俄经济走廊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省委书记张庆伟到牡丹江调研时强调，绥芬河、东宁口岸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地位极其重要，是全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重点，东宁如何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对接、融入、引领该条大通道建设，继而打造符合自身实际的通道经济，是当前我市发展开放型经济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对俄经贸合作转型升级的自我分析

（一）优势所在。1、首要优势。我市居中俄朝日韩交界地带的中心，是连接绥满产业带和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关键节点，东北亚国际贸易大通道上的交通枢纽。与俄滨海边疆区毗邻，距俄十月区24公里，距俄远东最大铁路编组站乌苏里斯克53公里，距俄远东港口城市海参崴153公里，是黑龙江省进入太平洋出海口最近口岸。2、基础优势。我市对俄贸易形成了多个特色专业基地，先后建成机电、旧机床、废旧金属、松子、果菜、干调等多个全省全国最大的进出口集散地。3、主体优势。具有外经贸经营权的企业近300家，在对俄林业、玉石、金矿、煤矿、废旧金属、危化品、种养殖、海产品合作开发及进口落地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和稳定的俄罗斯人脉基础，正在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寻求新的发展契机。4、载体优势。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建了4个境外园区，2个工业园区，2个农业园区；二是连续成功举办3届中俄机电展；三是有格林伍德黑龙江名优商品展销中心；四是建设运营了黑龙江省珠宝玉石产业基地；五是华信集团牵头成立了黑龙江省对俄农业合作产业联盟，为全省对俄农业合作搭建了理想平台。（二）制约因素。1、口岸的通道功能不够健全。中俄东—波口岸为双边公路口岸，没有第三国通关权，特别是俄口岸为私人所有，俄联邦政策支持弱化，基础设施和查验设备相对落后，人员配备明显不足，导致通关环境难以改善，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对俄经贸合作转型升级步伐。2、境内外园区互动不够紧密。我市受劳动力不足、产业配套不完备、运输成本高等因素制约，境外园区所需的半成品仍由江浙直接发送至东宁口岸通关。总体看，我市境内外园区在产业规划、运行机制、政策支持等方面互动空间仍然很大。3、对俄旅游市场要素发育严重滞后。我市在旅游市场要素发育方面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旅游资源有限；二是旅游设施薄弱；三是服务水平严重滞后。4、外经贸对县域经济带动力不强，税收贡献率低。从进出口结构看，出口商品中绝大多数都不是本地产品，东宁口岸只发挥了单纯的通道功能，未形成一定规模的出口加工基地；进口商品如木材、松子等虽实现了落地加工，但规模不大。这些都与我市的口岸地位极不相符。

二、对俄经贸合作转型升级的现实路径

（一）口岸功能探索突破，巩固对俄经贸大通道。应统筹考虑口岸功能完善的一揽子工作，既要坚定信心，又要从长计议。一要转变思路，要由基层直接推进向高层支持推进转变。二要专人负责，要由单项推进向整体推进转变。三要突出重点，要由全面推进向重点推进转变。（二）提升经贸发展水平，建设进出口加工大基地。开阔中俄经贸合作的视野，对进出口加工业重新定位，打破行政、产业、区位等固有藩篱，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发挥东宁的独特优势，密切与省内外其他对俄基地、市场的要素关联，提升东宁在中俄经贸合作中的参与度，从而建立以东宁进出口加工基地为牵动、辐射全国、横跨中俄的“双扇形”进出口加工新格局。（三）转变园区发展思路，构建境内外互动大平台。1、境外园区提档升级取得重大进展。一是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载体功能和管理水平。二是要实现投资方式、发展模式多元化。三是要从低附加值、低端产品向高附加值、高端产品转变。四是要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变。2、境内外园区实现深度互动。要提升境内外园区的载体功能，在产业谋划和布局中对境内外园区统筹考虑，推进境内外园区深度互动，有效承接“走出去”和“引进来”两大战略，努力将双向贸易、双向加工的跨境连锁加工模式引向深入。（四）探索新的经贸合作方式，打造对外开放新引擎。1、加快打造对俄旅游产业新模式。首先要全面培育旅游市场要素。第二要在更高层面上探索对俄旅游合作模式。三是探索与珲春、绥芬河开展旅游合作，实现资源互补和共享，建立跨越中俄朝三国的国际旅游大环线，实现借力发展。2、加快推进对俄电子商务等贸易新方式。做大做强对俄电子商务平台，抓住牡丹江市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机遇，在对俄电子商务领域先行先试。打造对俄电商贸易服务平台建设，谋划推进中俄电子商务自贸区。3、加快支持绥东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要抓住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建设及中韩签订自贸协定契机，研究完善试验区的产业定位、功能布局和发展规划，举全市之力推动试验区成为大通道上的重要经济板块和有效载体，争取建设中俄自由贸易区，并发挥其虹吸和外溢效应，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而带动全市经济提档升级。加快探索建立对俄资源合作服务平台。我市应发挥口岸、地缘、本土企业及跨境连锁产业诸优势，将国内的资本、市场、人才、技术等吸引到东宁进行整合，探索建设中俄投资合作服务平台，为中俄两国资源能源合作提供高质便捷服务。

作者:修俊芝 单位:中共东宁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