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关系范文10篇

摘要：20世纪70年代，白宫与国会之间有关外交政策的争端成为福特政府时期的一个主题。在外交上，福特政府虽对苏继续推行缓和政策，但作为缓和重要组成部分的美苏经贸关系的发展却遇到了重重阻碍。围绕授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地位问题，美国政府、国会及苏联三方进行博弈，结果美苏经贸关系最终恶化并给美国政治、经济等领域带来影响。

关键词：缓和；外交政策；经贸关系；最惠国待遇

受水门事件影响，美国总统尼克松辞职，杰拉尔德•福特（1974年-1977年在任）接任美国总统一职，但国务卿基辛格仍继续主持国务院工作，所以福特政府的外交常被看成是尼克松外交的简单延续而没有什么建树。[1]113事实上，虽然福特政府对苏继续实行缓和的外交政策，但并非尼克松政府外交的简单复制，而是有所变化。在对苏关系方面，福特政府时期继续推行缓和政策。但围绕授予苏联最惠国待遇问题，美国政府、国会及苏联三方进行了较量，致使作为缓和重要组成部分的美苏经贸关系的发展遇到了重重阻碍，结果美苏经贸关系最终恶化并给美国政治、经济等领域带来影响。

一、福特政府时期美苏经贸关系的背景

（一）尼克松政府时期的美苏经贸关系由于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尼克松上台后优先考虑外交事务。早在1968年尼克松在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即声称，在对苏关系方面，要从对抗走向谈判。[2]4041972年5月，美苏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定。除军事方面的合作外，双方在经贸关系领域也开始了新的谈判。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下，双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最终在1972年10月签订了《美苏贸易协定》，其中包括苏联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以及苏联偿还债务的问题等。美苏经贸关系整体呈缓和之势。（二）福特上台初期的美苏经贸关系及苏联最惠国地位问题福特上台之初就继承了上述已成事实的协定，但这一协定缺少必要的执行法律，而这个法律必须由美国国会来制定。实际上，1972年缓和初期，美国国会与政府之间已开始产生分歧，而且此后双方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产生分歧的原因众多，如“水门事件”的影响，政府的秘密政策行为，参议员杰克逊与其他参议员共同的政治阴谋等。此外，还有福特自身的原因，任职之后，他的权力仅限于国内政策。而在外交领域，他完全依赖于基辛格，这一点在他就职当天所批准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得到了明显体现，备忘录中再次强调了基辛格在外交领域的核心地位。[3]210福特上台之初，就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他表明对发展美苏经贸关系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同时希望协定能够最终达成并被批准，并且指出美国政府及国会也会认真考虑苏联方面提出的建议。[4]28-29国务卿基辛格也在一开始就表明了态度，支持与苏联建立正常关系，承认苏联享有最惠国待遇，但是他认为政府必须加强与国会以及苏联方面的协商，这样才能推动法案的通过。[5]9-11为加强两国的经贸联系，美国政府欲在经贸关系领域授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并且此举也会让苏联感到美方已将其视为平等的贸易伙伴，从而有利于获得苏联在其它领域的让步与合作。[6]278-279但以参议员杰克逊为代表的国会部分议员认为必须先解决苏联35犹太人移民问题。

二、美国政府、国会及苏联围绕最惠国地位的较量

一、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概况

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主要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地进行间接贸易或通过双方民间机构开展民间贸易方式的直接贸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后，中韩两国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双边经贸关系开始迅速发展，1992年中韩建交时贸易额只有50亿美元，经过15年努力，2007年达到近1600亿美元。新世纪以来中韩经贸合作发展迅速，7年来以年均25.2%的速度增长，不仅高于同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4.7%的水平，更高于韩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3.6%的速度，也高于同期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欧盟(25.3%)、美国(21.9%)、日本(13.6%)的年均增长水平。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有纺织品与服装、煤炭、电子零部件、冷冻水产品、玉米、钢材等，自韩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石化产品、化工原料、电子产品、皮革、纸张、不锈钢材等。

韩国对华投资也快速增长，韩资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外资来源之一。2001年以来，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从韩国注入中国的直接投资资金占中国当年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1%上升到2005年10%。据中方统计，目前韩国在中国建立的企业已有4万家，实际金额达380多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对中国投资国。

二、中韩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双边贸易不平衡，中国贸易逆差严重

中韩建交前的1990年和1991年，两国贸易中中方都是顺差，且顺差增长幅度较大，但自1992年建交以后情况中方已经逐渐成为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尤其是最近几年两国间贸易不平衡加剧。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增长。从2001年的100多亿美元，到2003年一举突破200亿美元，2004年又突破300亿美元，2005年达到400亿美元，2006年达到453亿美元，再创新高。造成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有：（1）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从韩国的进口大大增加，而对韩国的出口增长则赶不上进口的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容量比较大能消费更多的韩国产品，而韩国的市场容量小，无法吸收大量中国产品。如2006年对韩国出口虽然增长26.8%，而进口在上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又增16.9%。（2）中国对韩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大。世界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向中国转移，利用中国低廉的成本，而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依靠从韩国或日本进口，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再出口到欧美等国家。（3）中国关税政策的变化刺激了进口，消弱了出口能力。1992年中国取消了16钟进口调节税比鞥开始逐年降低关税，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的关税持续下降，这些政策对中韩贸易的影响是刺激了进口削弱了出口能力。（4）韩国企业注重向中国出口，对从中国进口却不很积极，中国商品物美价廉，是韩国市场所需要的，但是在对韩国出口时却遇到很多困难，既有关税方面的原因，也有非关税方面的人为限制等，很难进入韩国市场。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和以色列就存在着小规模、间接性非公开的经济接触。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以经贸往来逐渐增多和公开化。1992年，中以建交从而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两国经贸往来也步入正轨。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以色列积极响应。2016年3月，以色列成为亚投行首批创始会员国之一，随后两国启动了中以自贸区谈判。2017年3月21日，正值两国建交25周年之际，中以建立了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当前，中以经贸关系进入了历史发展新阶段，其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其中，贸易结构不对称等问题十分突出。以色列对华出口以高科技产品为主，具有较高的附加值；而中国对以出口中工业原料占比较大。随着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中以自贸区谈判的推进，双方将不断深入创新领域合作，继续优化双边贸易结构，以逐步实现“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贸易畅通。

一、中以建交前的经贸状况

中以建交前经贸关系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1949—1979年是中以经贸合作的空白期。客观上来说，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建国，对于这个新建立的国家而言，其面临着紧迫的外部军事压力，其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军事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当时，以色列国内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加之国内资源贫乏，缺乏大力发展经济的内外条件。从中国方面来说，新中国也刚刚成立，长期内战造成的经济困境同样十分严峻，工业基础薄弱，百废待兴。当时中国受国际环境①影响，主要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进设备和技术。所以，不论是当时的中国还是以色列都不存在发展经济贸易的条件和基础。随后，1980—1991年是中以贸易逐步接触的试探期。中以在经历了长达近30年的经贸空白期之后，逐渐开始了一些间接性、小规模的非政府间经贸合作。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大政方针出现了一些转变，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寻求广泛合作。以色列方面，在本国国际商人带动下，开始通过香港，间接向中国出口商品，进行一些小规模、实验性的农业合作。不过在这一阶段初期，中以的经贸接触是非公开的，名义上中国仍禁止同以色列进行贸易，这主要是为了不影响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日益增多的经济利益。毕竟在20世纪80年代，中东地区成了中国最大的外汇来源地，是中国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地区。②事实上，在这一阶段，中以间接性的经贸来往也为后来两国建交后的经贸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中以建交后的经贸发展

1992年1月24日，中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为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坚固保障。③建交后两国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发展迅速且增长很快。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处于经济自由化时期，中国对于以色列来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广阔经济市场。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也吸引了众多以色列企业来华投资和开展经济合作。2000年，中以双边贸易额超过10亿美元，2010年更是超过100亿美元。2013年，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以双边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合作领域更为广阔。2017年，中以双边贸易额已达131亿美元，比1992年建交初期增加了250多倍。中以建交后的贸易额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双方经贸发展大体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92—1999年是两国经贸发展的磨合期。这一阶段，双方贸易量增长速度有限，但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中以建交后不久，双方签署了双边贸易及投资协定和双方给予最惠国待遇的协定。1992年，双边贸易额达5147万美元；1993年再增至1.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倍；1994年达2.498亿美元，比1993年增长了63.5%；199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3亿多美元，比1994年同期增长22%。这一时期，中以贸易虽然呈连年增长趋势，但是由于起点低，贸易规模也较小。以色列国内缺乏大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能力有限，主要对华出口一些农业技术、医疗设备等。中国对以主要出口产品为轻工业产品、纺织品及化工产品等。中以贸易额在两国对外贸易额中所占比重都很小。因此，双方存在的贸易潜能还未完全发挥出来。①2000—2009年是中以经贸发展的成长期，双方经贸发展开始打开局面，贸易额逐年攀升。但这期间，中以经贸关系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中国需要以色列高端技术以及先进的军事设备，但由于美以的特殊关系，以色列难以抵抗美国的强力施压来满足中国的需求。如2000年7月，以色列迫于美国压力，单方面取消了向中国出售费尔康预警机的合同。②虽然事后以政府向中国退还了预付款并给予了一定赔偿，但这对中以关系造成了很大伤害。2004年12月，由于以色列对20世纪90年代向中国出售的哈比无人机进行升级维护，美国强制要求以色列停止正常的售后服务，以色列最终对美妥协。③由此可见，中以在军事方面的高端技术合作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而且这一阻碍因素很难克服。2010年至今是中以经贸发展的巩固期。这一阶段，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10—2013年至今。由于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以经贸额在2009年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但从2010年开始，中以双边贸易额迅速上升，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近年来，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世界很多国家纷纷表示支持和响应。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强国对此也持积极立场。中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两国政府对经贸合作高度重视。2013年7月11日，以色列经济部部长内夫泰利•班尼特（NaftaliBennett）访华，有近30家以色列企业来华寻找经济合作机会，并且与中国多家软件、金融服务类企业进行配对。以色列在农业、能源、医疗、安全、金融服务行业等领域以及水处理技术方面有着强大的优势。以方对华输出优势技术，尤其是向中国推广包括海水淡化在内的水处理技术以及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等能源利用技术，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中国投资。2013年度，中以双边贸易额达108.3亿美元，其中中国向以色列出口76.5亿美元，从以色列进口31.8亿美元，中国成为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④2014年5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访问以色列，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关于成立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备忘录》。以方对中以经贸合作的良好成效表示赞赏，并强调以方重视双方在自由贸易、风险投资、基础设施等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中方也表示会继续深化各种形式的经贸合作，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⑤2014年，中国成为在以色列进口贸易额中居第二位的国家（位于美国之后），在以色列的出口贸易额中，中国居第四位（位于美国、英国、土耳其之后）。据中国海关统计，2014年中以双边贸易继续保持稳步增长之势，进出口总额达108.8亿美元，同比增长0.5%，占以色列对外贸易总额的8.5%。⑥中以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双方从以食品、钻石、化工等传统产品贸易为主，不断向高科技、新能源、生物技术、现代医药等领域发展转变，且产品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2015年3月3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签署了以色列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申请。⑦4月15日，经亚投行意向创始会员国同意，以色列正式成为了第57个意向创始会员国之一，这为中以加强贸易合作提供了良好平台。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指出，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尽早签署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推动与海湾合作委员会、以色列等自贸区谈判，力争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建设亚太自贸区。①这是以色列首次出现在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见中国高度重视与以色列的经贸合作。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度以色列从中国的进口额约为57亿美元，以色列向中国出口额约为32亿美元。在2016年的中以双边贸易中，中国对以色列出口额达到80多亿美元，以色列对华出口额约32亿美元。可以说，2016年中以经贸关系和政府间合作达到了新高度，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的双边协定。3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访问以色列，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同宣布启动中以自贸区谈判。4月10日，由以色列议会代表团议长尤利•埃德尔斯坦（YuliEdelstein）率领包括议员艾里•阿拉罗夫（EliAlalof）、迈克尔•罗津（MichalRozin）以及亚科夫•佩里（YaakovPeri）等在内的以色列议会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关系。9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接受以色列议长埃德尔斯坦的邀请对以色列进行回访。两国领导人的高层互访加深了政治互信，推动了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在中国运营的以色列企业已超过1000家。11月3日，中以企业家投资论坛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以色列经济与产业部对外贸易管理局、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等机构官员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代表团、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代表团等百余名中国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共同出席。此次论坛的中国与会者中包括近10个城市政府代表团及140多名各省市企业家代表。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是以色列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中以创新合作是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力量，企业是中以合作与创新的主体，此次会议即为中以企业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②中以科技与经济发展需要市场支持，中国对以色列来说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更是世界级的创新力量。以色列85%的初创企业资金来源于外国投资，50%的出口额来自科技领域，中方的资金和外贸市场是以色列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中以自贸区是促进中以深化合作强有力的框架支持。随着中国的经济腾飞，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产品前往以色列，中国已被以色列企业和民众视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市场，中国对于以色列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同时，远程医疗、食品安全、水处理，以及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未来科技，也是以中两国未来可以加强经贸合作的潜力领域。③2017年3月21日，主席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宣布中以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内塔尼亚胡称，访问期间中以签订了25项合作协议，涉及的总金额约达20亿美元。两国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将进一步推动中以创新合作，更好地实现优势互补，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中以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稳步推进重大合作项目，重点加强科技创新、水资源、农业、医疗卫生、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拓展两国务实合作的深度和广度。④6月7日，中国（广东）—以色列经贸合作交流会在特拉维夫举行，以色列与广东省政府经贸代表团及双方商界人士就中以经贸合作、中以关系等话题召开了主题会议并进行讨论。以色列经济与产业部部长艾里•科恩（EliCohen）、特拉维夫副市长阿萨夫•扎米尔（AsafZamir）、中国驻以色列大使詹永新及广东省委书记一行出席交流会。据新华社报道，交流会现场签署合作项目共21项，金额共计14.65亿美元。⑤7月11—13日，中以自贸区第二轮谈判在北京举行。中以双方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自然人移动、贸易救济、经济技术合作、电子商务、争端解决和其他法律问题等议题展开磋商，并且取得积极进展。①三、中以经贸关系发展前景中以经贸关系发展经历了空白期（1949—1979年）、试探期（1980—1991年）、磨合期（1992—1999年）、成长期（2000—2010年）和巩固期（2010至今）5个阶段。两国之所以能在经济方面取得如此大进展，与双方经济发展状况密不可分。中以经济互补性强、吸引力大。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广阔，消费需求量大且国内又有大量劳动力。以色列国内市场狭小，劳动力缺乏，但其高科技产品和技术有一定优势，特别是在通讯设备、电子设备、农业技术（包括新品种培育、蔬菜和水果加工、喷灌和滴灌设备的技术等）、化工产品、部分医疗设备等方面都比较先进。②然而，以色列不产石油和煤炭，原料和动力资源短缺，对轻工业品、日用品、工艺品、丝绸、家用电器、一般医疗器械、医药和部分食品都有一定需求。而这正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中国可引进以色列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促进自身经济发展，以色列则可以利用中国市场，进口其所需轻工产品，以达到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目的。尽管如此，也应看到中以经贸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一是以色列政府将中以合作领域仅局限于商业，从中以签署的双边协定和经济合作中可见，中以间大多数核心技术上的合作都不涉及军事、航空航天等敏感领域。③二是以色列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以化工产品、集成电路等为主，相对比较单一。而中国对以色列出口的商品种类相对较多，从机电产品到纺织服装、从金属制品到化学产品、从塑料橡胶到各类生活用品，涵盖了工业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④

三是随着中以在高科技创新领域

一、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概况

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主要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地进行间接贸易或通过双方民间机构开展民间贸易方式的直接贸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后，中韩两国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双边经贸关系开始迅速发展，1992年中韩建交时贸易额只有50亿美元，经过15年努力，2007年达到近1600亿美元。新世纪以来中韩经贸合作发展迅速，7年来以年均25.2%的速度增长，不仅高于同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4.7%的水平，更高于韩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3.6%的速度，也高于同期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欧盟(25.3%)、美国(21.9%)、日本(13.6%)的年均增长水平。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有纺织品与服装、煤炭、电子零部件、冷冻水产品、玉米、钢材等，自韩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石化产品、化工原料、电子产品、皮革、纸张、不锈钢材等。

韩国对华投资也快速增长，韩资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外资来源之一。2001年以来，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从韩国注入中国的直接投资资金占中国当年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1%上升到2005年10%。据中方统计，目前韩国在中国建立的企业已有4万家，实际金额达380多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对中国投资国。

二、中韩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双边贸易不平衡，中国贸易逆差严重

中韩建交前的1990年和1991年，两国贸易中中方都是顺差，且顺差增长幅度较大，但自1992年建交以后情况中方已经逐渐成为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尤其是最近几年两国间贸易不平衡加剧。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增长。从2001年的100多亿美元，到2003年一举突破200亿美元，2004年又突破300亿美元，2005年达到400亿美元，2006年达到453亿美元，再创新高。造成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有：（1）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从韩国的进口大大增加，而对韩国的出口增长则赶不上进口的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容量比较大能消费更多的韩国产品，而韩国的市场容量小，无法吸收大量中国产品。如2006年对韩国出口虽然增长26.8%，而进口在上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又增16.9%。（2）中国对韩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大。世界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向中国转移，利用中国低廉的成本，而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依靠从韩国或日本进口，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再出口到欧美等国家。（3）中国关税政策的变化刺激了进口，消弱了出口能力。1992年中国取消了16钟进口调节税比鞥开始逐年降低关税，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的关税持续下降，这些政策对中韩贸易的影响是刺激了进口削弱了出口能力。（4）韩国企业注重向中国出口，对从中国进口却不很积极，中国商品物美价廉，是韩国市场所需要的，但是在对韩国出口时却遇到很多困难，既有关税方面的原因，也有非关税方面的人为限制等，很难进入韩国市场。

一、中欧经贸关系的现状

1992年以来，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欧经贸关系主要包括贸易往来、对华投资和经济合作三方面的内容，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及其他一些特点。具体是：1、中欧贸易发展速度呈明显加快之势。贸易总量不断上升，贸易逆差不断缩小，1997年迅速变为顺差，2002年则出现了90多亿美元的顺差。2、中欧贸易地位不对等。中欧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5%左右，但欧盟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性则小得多，出口额占欧盟进口额比重不到2%，进口额占其出口额的比重仅在1%左右。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赖性要高得多的现状也导致了中欧贸易谈判地位的不对等。3、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向欧盟出口主要为传统的大宗商品及轻工产品，进口的主要是成套设备及钢材等产品。以后进出口结构有了一些变化，但进口商品仍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而出口产品除初级产品外也开始有了工业制成品。4、欧盟在华直接投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投资质量相对较高。欧盟在华直接投资主要特点是投资项目规模大、技术含量高；投资部门分布广；投资形式多种多样；投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5、双边经济技术合作逐步机制化。

二、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受制因素

虽然中国和欧盟之间经贸交往发展迅速，双边关系日益密切，与此同时双方之间贸易摩擦仍不断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方面。1．中欧经贸关系始终受到官方政策影响。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中欧经贸合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1978年4月，中欧签署第一个贸易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1985年5月，中欧又签署了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中欧经贸关系处于迅速增长期。欧盟官方政策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好坏影响很大，而欧盟的政策常常在经济要求和政治企图之间摆动。欧盟在意识形态上坚持“冷战思维”定式，把西方价值观念作为全球战略的指导，在一些具体问题，如“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等方面制造障碍，是影响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一个重要因素。2．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它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利益观，是国家利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这些因素既相互联系，融成一体，又独自存在、相互区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别成为国家追求的重点目标。在整个冷战时期，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抑制。冷战初期，两大阵营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均服从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只是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双方外交决策中意识形态因素作用的淡化，国家中的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出来，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90年代后，随着意识形态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下降，经济利益在调整后的国家利益中占据重要位置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加强，它成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中欧经贸关系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发展。3．美国因素的作用。就现代中欧关系而言,无论是广度还是纵深方向的延展或跌宕,都有着东方与西方两种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历史厚度,有一种内在的整体性。而对这种整体性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所谓的“美国因素”。美国因素一直是影响中欧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注意到，欧美之间近年来虽有矛盾，欧盟极力想摆脱美国的控制，但是它们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这是由于欧美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共同利益以及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和相同的价值观，所以双方之间关系仍以合作与发展为主导方面，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它们仍立场一致联手对华，对中国施压乃至制裁。此外，美国为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实现其全球战略，在其自身实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不得不借重欧洲的影响与力量，因此，欧盟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正如亨廷顿所说:“与欧洲的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成功的关键所在。与欧洲健康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大大减轻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这种孤独的局面。”对于欧盟而言，“欧洲一体化加上与美国这种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不仅是西欧在二战后时期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是它在后冷战时期继续走向强大的关键。”4．欧盟东扩的负面影响。根据《尼斯条约》的决定，2004年5月1日欧盟接受包括塞浦路斯、捷克、波兰等国在内的15个新成员国，从而完成其成立以来的第五次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东扩后的欧盟成员国达到25个,拥有4.5亿人口，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20%，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从而新欧盟成为了一个贸易规模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大市场。欧盟东扩无疑是欧盟经济及世界经济中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经贸和资本市场交往这一角度来看，欧盟东扩对中欧经贸关系的消极负面影响是明显不能低估的。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是有一亿多人口的广大而有发展潜力的市场，总体上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大致相同。在同欧盟发达地区发展进出口贸易和吸引投资等方面，我国与中东欧、东南欧国家无疑存在竞争关系。这些国家在发展经贸关系上明显占据了天时、地利与人和方面的优势。

（二）经济方面。1．中国在中欧市场依赖程度和重要性中处于劣势地位。据统计，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依存度相差很大，表现为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存度高，而欧盟对中国的依存度要小很多。同时，欧美之间的贸易是欧盟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日本以及欧盟成员国原先殖民地国家间的贸易仍在欧盟贸易中占比较重要的位置，中国的重要性则次之，投资方面也是如此。中国对欧盟的市场依赖程度大于欧盟对中国的市场依赖程度，这些事实决定了中欧贸易关系中中国处于劣势地位。明白了此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挑起贸易摩擦的总是欧盟，也就明白了在处理经贸冲突时双方态度和立场的不同。2．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低且结构不合理。产品价格低廉理应是构成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的一个方面，但只依靠低价格去占领市场容易引起反倾销调查等贸易冲突。中国产品成本本来就低，许多企业至今仍然坚持低价竞销的营销观，不注重新产品的开发、产品包装的改善，不积极利用广告、公关及提高质量与服务的手段来扩大出口，忽视了非价格竞争，使欧盟等国家对中国产品的低价格和增长迅速过于敏感，以致引发了不少摩擦。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还不尽合理。据一项用“相对出口绩效指数(REP)”来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的研究成果，中国制造业中具有较强

摘要: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亚太地区作为海外战略的优先事项，并在该地区投入更多的军事、经济和政治资源。其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其在经济领域的核心政策，其目的就是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重新掌控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抵消中国在亚太地区政治特别是经济方面日益增长的影响，遏制正在不断崛起的中国。

关键词:“亚太再平衡”;TPP;中美经贸关系

2017年1月20日，奥巴马正式卸任美国总统一职。他8年的执政生涯可以说是政绩与争议并存。作为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一项重要的政治遗产，“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核心，被看作是美国自冷战以后最重要的对外战略调整之一。关于该政策，奥巴马在昆士兰大学的演讲中曾提到，美国确实需要返回亚洲，并将继续留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是美国外交政策“根本重点”。他确实这样做了。8年来，美国利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手段在亚太地区进行了大量精心的布局。尽管随着特朗普的就职，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被宣告正式结束，“亚太再平衡”与“重返亚太”已成为一种过去时表述，但是该战略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特别是其中的经贸关系的影响，仍然具有研究意义。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中的经济因素

冷战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长期放在欧洲。冷战结束后，欧洲威胁解除，美国安全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中东地区。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重新认识到了亚太地区对美国战略价值的重要性，从而作出了战略调整。2011年11月17日，奥巴马在对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说时称:“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亚太地区是美国未来的战略重点地区，并将为此倾注力量。”［1］奥巴马甚至说美国的削减防务预算并不会以该地区为代价。奥巴马认为:“亚太地区对于实现我们的最高优先事项至关重要”，“必须把我们在亚太地区的使命和任务放在首位，我们正在将注意力转向亚太地区的巨大潜力。”［1］白宫首席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说:“总统的判断是，我们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过大，包括我们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我们在亚太等其他地区的权重过低。”［2］2011年1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发表文章称，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主要驱动力。亚洲经济的活力是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对外战略的一项重要优先事项。［3］根据多尼隆的解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最主要的任务是保持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和开放的经济环境，建立一个可以使争端和平地解决以及基本人权得以被尊重的地区秩序［1］。“亚太再平衡”战略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使美国更深入地融入亚太这个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二是防止发展迅速的中国在该区域占据更多的优势。［4］而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两个目标，美国实施了一个全方面、多方位的战略，包括:强化旧有联盟;与新兴国家深化伙伴关系;与中国建立一个稳定、高效和富有建设性的关系;在该区域建立可实现共同繁荣的经济框架等。该政策有三个核心支柱:一是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二是加强美国与传统盟国和新伙伴的军事合作关系;三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的谈判。尽管奥巴马及其官员再三否认，美国并不寻求遏制中国，但一些学者认为奥巴马的亚太政策是不必要和适得其反的，因为它破坏了中美互信以及双边关系的发展。经济贸易是美国向亚太地区“再平衡”的原因和途径之一。奥巴马称，“亚太地区极具活力的经济对美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指出:“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振经济的机会。而亚太市场所带来的经济福利将极大地缓解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压力。自2000年以来，亚洲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国和继北美地区后的第二大出口市场。”［5］此外，亚太地区在奥巴马的国家出口计划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2011年，亚太地区就有4个国家成为美国全球出口战略的新兴出口市场，分别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5］。然而，在此大好情况下，美国经济软实力、影响力却在亚太地区急剧下降，这引发了美国的担忧。首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双边经济发展并不顺利。此前，美国致力于发展双边关系，倡导更开放、透明的市场和更少的关税，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例如，在亚太地区，美韩之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自出台之日起便孤立存在;而由于诸多复杂因素影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迟迟未取得进展;进出口银行则受制于共和党国会党团会议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前景堪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干脆已经被美国众议院忽略［4］。与此同时，美国担心自己已经被高度整合和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所排斥。这是因为1997年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在应对此类问题上反应迟缓、作用甚微的弊病，从而导致了亚洲国家对美国经济领导能力的不信任，后又发展成对美国所主导的一系列制度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东亚经济体开始启动区域“自救”机制，形成了一系列以东盟为中心的同心圆合作机制。据研究，亚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从2000年到2010年增加了20倍［5］。其中，以“东盟+6”自由贸易区为基础计算的东亚贸易集团的GDP总量在2006年就达到了美国的82%。而亚太经济一体化还将导致美国福利严重受损，大约会使美国每年减少约250亿美元的利润，相当于丧失20万个高薪就业岗位［6］。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里的主导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多边框架下推行新的贸易规则的阻力越来越大。除了面临愈加强大的亚太合作的冲击，美国也面临着中国和印度等新型经济力量崛起的新挑战。自2010年起，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它还将于2030年超过美国。中国目前还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以中国、印度和东盟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总量，从2004年的仅占美国经济总量的28%飙升至50%(2008年)。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推动由自己主导建设、帮助欧亚大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项目，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亚投行目前已有86个成员国，这其中也包含许多美国的传统盟友。中国还在该区域进行大量贸易，利用现金和巨大的市场影响力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影响力。

二、美国推进下的TPP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摘要: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合作共赢”，以相互尊重与公平正义为基础，是双方或者多方在合作中互惠互利、相得益彰，从而实现各方的共同收益。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为中国与个别东盟国家处理有关南海主权争议问题进而发展与整个东盟的关系提供了思路。中国与东盟的货物与服务贸易增减情况与南海争议密切相关，没有争议发生的年份均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争议一旦发生并激烈化，便持续下跌。从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变化可以看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大势所趋，需要双方具有共同的认知;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基础。

关键词: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东盟

长期以来，对抗性思维是各国处理传统国际关系的主要方法，国际社会也会因此产生一种周期性动荡。以对抗性观念为指导思想构建的国际体系从建立之日起就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无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是凡尔赛体系①都是如此。这种根植于零和博弈观念之下的周期性动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因此构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成为当务之急。与以各国对抗为主的传统国际关系相区别的是，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须在合作共赢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合作中谋求共赢在现实中不乏成功的案例，尤其体现在经济领域。近年来，中国与东盟不断深化合作，促进了两者经济战略的对接。但是，今天的国际社会，传统对抗性思维仍然占有一定的市场，且不时地冲击双边关系，以经贸交往为例，受冲击的双边经贸(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交流量急剧下降，而合作共赢理念指导下的新型国际关系也难以生长。

一、新时代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

(一)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与内涵

2013年3月，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概念，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而后总书记又在党的报告中对“新型国际关系”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2015年5月，外交部长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午餐会上发表演讲，用一句话阐述了新型国际关系“新”在何处，即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1］。“新型国际关系”核心是“合作共赢”，它以相互尊重与公平正义为基础。相较于过去的“你输我赢、你失我得”的零和博弈思维，“合作共赢”是双方或者多方在合作中互惠互利、相得益彰，从而实现各方的共同收益。首先，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尊重不同国家的制度模式和民族文化，把相互尊重作为国家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新型国际关系的准则是公平正义，反对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主张维护世界各个国家的合法权益，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时常用自己的力量威胁、霸凌弱小国家。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打破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秩序，让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话语权和地位。第三，新型国际关系的达成方式是合作共赢，要求摒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以共赢为追求目标，共同发展，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理念被提及最多的是在经济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削减和取消了许多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最后，新型国际关系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要求改变以往滥施权力、利益争斗、二元对立等思维，用新的理念来倡导，用新的制度去搭建，进而促使国际体系转型［2］。

[摘要]俄欧关系是当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而俄欧经贸关系又是双方关系的重要内容。但俄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受众多因素的影响，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而本文只对美国对俄欧经贸关系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

[关键词]俄欧经贸关系美国

俄欧经贸关系发展受美国因素的影响非常大，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的形式及其所起的作用不同，但美国对俄欧经贸关系的影响却是深刻而久远的。

一、冷战时期，美苏对抗人为地割断了俄欧之间的经贸联系

二战以后，美苏两个大国凭借它们在战争中取得的优势，极力扩大对世界的干预能力，都把对手视为敌手，双方在各个领域的摩擦和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美国为了达到遏制苏联的目的，通过马歇儿计划对西欧的进行经济援助，在欧洲为苏联培植了最强硬的竞争对手。而苏联对此反应迅速，利用在二战期间所形成的巨大政治优势，把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积聚在自己周围，共同与西欧展开对抗。

由于在冷战期间，东西方对抗是主流，包括经贸关系在内的一切关系都服从于东西方对抗中，因此俄欧经贸关系降到了最低点，这从俄罗斯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贸易国别方向上可以得到验证。见下表:

［论文关键词］中欧经贸关系现状影响因素

［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盟大幅调整政策，中欧政治关系迅速发展，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受政治影响，双边贸易迅猛增加，中欧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时期，呈现出快速增长、稳步发展和日益加深和扩展等重要特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和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目前同时处于上升趋势，相互间如何处理双边互动关系、实现“双赢”，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研究课题。

一、中欧经贸关系的现状

1992年以来，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欧经贸关系主要包括贸易往来、对华投资和经济合作三方面的内容，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及其他一些特点。具体是：1、中欧贸易发展速度呈明显加快之势。贸易总量不断上升，贸易逆差不断缩小，1997年迅速变为顺差，2002年则出现了90多亿美元的顺差。2、中欧贸易地位不对等。中欧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5%左右，但欧盟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性则小得多，出口额占欧盟进口额比重不到2%，进口额占其出口额的比重仅在1%左右。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赖性要高得多的现状也导致了中欧贸易谈判地位的不对等。3、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向欧盟出口主要为传统的大宗商品及轻工产品，进口的主要是成套设备及钢材等产品。以后进出口结构有了一些变化，但进口商品仍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而出口产品除初级产品外也开始有了工业制成品。4、欧盟在华直接投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投资质量相对较高。欧盟在华直接投资主要特点是投资项目规模大、技术含量高；投资部门分布广；投资形式多种多样；投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5、双边经济技术合作逐步机制化。

二、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受制因素

虽然中国和欧盟之间经贸交往发展迅速，双边关系日益密切，与此同时双方之间贸易摩擦仍不断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摘要]中美经贸关系如何走向成为摆在两国面前的重大议题。从1949年到2019年，中美贸易关系经历了冰冻隔绝期、解冻破冰期、成长蜜月期、波动上升期、入世黄金期和正面对抗期。回顾梳理七十年历史，中美贸易虽然呈现出“长期政治化”“长期摩擦”“非对称性”“互补性竞争”等特点，但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和驱动力。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美国企图推行另一种全球化，因而中美贸易战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中国应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马尔萨斯陷阱”等四大困境，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中美经贸关系；中美贸易战；陷阱；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和驱动力。中美经贸关系如何走向是摆在两国面前的重大议题。每一次中美经贸关系的突破，都推动两国关系迈上一个新台阶，每一次中美关系的回转，都离不开经贸关系的“稳定器”作用。可以说，构建积极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事关两国的根本利益，也事关世界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回顾中美经贸七十年的历史，有助于两国摒弃政治考量和意识形态冲突，回归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经济逻辑。

一、中美经贸关系的六个阶段

（一）中美经贸关系的冰冻隔绝期（1949—1970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美国利用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和外交上不承认的手段，企图把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中。根据国内外形势，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决策。1949年美国制定二战后第一部出口管制法，规定任何军事和政治上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禁止出口到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对中国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1950年12月，美国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下令禁止进出口中国，中美两国从此开始了二十一年的贸易隔绝期。1951年2月，美国确定了对中国经济遏制的总体战略，出台一系列制裁措施。1951年5月，美国通过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作出了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1951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巴特尔法》，迫使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必须禁止与中国贸易。1952年美国成立禁运执行机构“巴统中国委员会”，对中国的禁单项目比苏联多500余种。从1949年到1970年中美经贸关系基本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冰冻隔绝期。（二）中美经贸关系的解冻破冰期（1971—1978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国内反战声音此起彼伏，美苏争霸处于僵持胶着状态。美国开始转变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缓和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希望借助中国对抗苏联。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也希望联合美国施压苏联。因此，从1969年起美国宣布了一系列决定：放宽美国人民到中国的旅行限制；允许美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向中国出售非战略物资；允许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中国的船舶加油，诸如此类突破中美经济往来的内容[1]7-8。1971年4月，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尼克松发表声明，美国将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签证；对在中国使用美元将逐步放宽限制；对美国石油公司供应往来中国的船舶或飞机的燃料将不再限制；取消对在非中国的港口之间运输中国货物的美国船舶的限制；列出可以向中国出口的非战略性物资的清单[2]。1971年6月，美国公布了对中国非战略性项目贸易货单，长达二十一年的贸易禁令从此成为过去。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后，当年中美贸易额就达到近500万美元。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总理邀请访问中国，双方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当年中美贸易额立刻接近1亿美元，实现了1949年以来的历史性突破。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并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两国结束了长期的对抗，为发展经贸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两国关系的解冻破冰，中美经贸往来不断增多，中美贸易额从1971年的490万美元飞跃至1978年的11.477亿美元，增长234倍；其中出口额从1971年的490万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3.241亿美元，增长66倍；进口额从1971年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8.236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三进口国和第三出口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整个七十年代，中国贸易额基本处于逆差地位，1976年和1977年处于顺差地位，但中美贸易额有所下降。随着中美贸易额的增大，中国对美贸易逆差也在不断增加。由于中美经贸关系刚刚重建，在需求结构和市场容量尚需磨合，因此未形成比较稳定的贸易格局。（三）中美经贸关系的成长蜜月期（1979—1988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中美经贸关系迅速上升双边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79年3月，中美建立联合经济委员会，并于1980年9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会议，签署民航协定、海运协定、纺织品协议和领事条约。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协定于1980年2月1日生效，两国的经贸合作框架逐步开始建立。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问中国，中美签署文化交流协议和水利发电合作议定书，商定在广州和上海开设领事馆，扩大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1980年中美贸易额第一次超过美苏贸易额，这刺激美国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双边经贸发展的政策。1983年中美成立商贸联合委员会，它被称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灭火器”，是促进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平台。1984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他是中美建交后首位来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198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文化协定、教育合作交流协定和渔业协定，促进了中美经贸的进一步发展。1987年中美在北京召开史上规模最大的中美投资贸易法律讨论会，被称为中美经贸关系新的里程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的重心转向发展经贸关系，贸易和投资成为中美双边主要议题，中美贸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进入了快速成长的蜜月期。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100亿美元，增长4倍，年均增长率达16.9%，1982—1983年因台湾问题中美政治关系变得紧张导致贸易额有所回落，其中进口额从1979年的18.6亿美元增长到1988年的66.31亿美元，增长3.5倍，年均增长率15.2%；出口额从1979年的5.95亿美元增长到1988年的33.8亿美元，增长5.7倍，年均增长率21.3%。中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美国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第十三大出口贸易伙伴和第九大进口贸易伙伴。（四）中美经贸关系的波动上升期（1989—2000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失去了制衡苏联的价值，加上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美国用人权指责中国，取消一系列拟签协议，宣布一系列制裁措施，使中美关系从巅峰上跌到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中美双方经历了1993年银河号事件、“中巴导弹”风波、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以及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使得中美关系一波三折。同时中美就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谈判，双方在谈判过程中都做出了相应的让步和妥协。以最惠国待遇为例，根据1980年2月1日生效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中美两国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但是根据美国法律，美国总统要在年中对关于是否延长这一待遇做出决定，然后提交国会进行审议。中美从1989年到1993年进行了激烈地较量，最终美国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1993年克林顿首次把贸易问题政治化，将人权问题与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1994年克林顿在内外压力下，最终宣布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人权问题不再作为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附加政治条件。1996年中美就中国的“入世”问题进行多轮双边磋商，同年美国国会通过将“最惠国待遇”更名为“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1998年7月，克林顿将“最惠国待遇”更名为“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1999年11月，中美经过谈判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2000年10月，克林顿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法案。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年12月27日，美国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至此贯穿九十年代的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终于解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美经贸关系最显著的特点是中美矛盾争端不断，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中美政治关系热度下降，经贸往来持续加温，这得益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有着巨大的经济合作空间。中美贸易额从1989年的122.5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744.7亿美元，增长6倍，年均增长率17.8%；其中中国进口额迅速增长，从1989年的78.60亿美元到2000年的223.6亿美元，增长2.8倍，年均增长率达10%；对美出口额从1989年的43.9亿美元到2000年的521.0亿美元，增长11.9倍，年均增长率23.3%。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从1993年起开始转为顺差，并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段时期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五）中美经贸关系的入世黄金期（2001—2016年）。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全面挑起贸易战之前，中美经贸关系处于竞争与合作同在、摩擦与对话并存局面。从2001年到2006年2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中贸易关系全面评估报告，是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加剧期。从2005年8月到2016年6月，中美进入战略对话期。2005年8月到2008年12月进行六次中美战略对话，2006年12月到2008年12月进行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9年7月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合并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至2016年6月中间进行了八轮谈判。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双边贸易进入了黄金期，贸易规模大幅度提升。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804.8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5196.1亿美元，增长6.4倍，年均增长率13.2%；出口额从2001年的524.8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3852亿美元，增长7.3倍，年均增长率14%；进口额从2001年的262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344.1亿美元，增长5.1倍，年均增长率11.5%。美国对中国逆差从2001年的280.8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2507.9亿美元，增加近9倍，年均增长率15.7%，由此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采取各种法律措施来规制中美贸易，扭转美国对中国贸易的不利局面。2003年中美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2005年中美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2007年中美贸易额突破3000亿美元，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中美贸易造成了负面影响，中美贸易总额在2008—2009年明显下降，2011年中美贸易总额超过4000亿美元，2013年中美贸易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美贸易总额每隔几年就翻一番，2015年中国超越加拿大首次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场，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六）中美经贸关系的正面对抗期（2017至今）。2016年中国入世十五年缓冲期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入世进行全面评估，认为中国没有完全兑现承诺，并否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外开始采取一系列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措施，相继退出各种国际机构，并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为遏制中国的崛起，启用第六次“301调查”，并进行反补贴反倾销和“201调查”“232调查”“337调查”等各种调查，对中国挑起贸易战并不断升级，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正面对抗期。美国不断扩大加征关税和极限施压，中国被迫应对反击，也对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从2018年2月到2019年10月，中美双方共进行了十三轮经贸磋商谈判，几经波折，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发起贸易战声称是为了改变中美贸易严重失衡的局面，但实际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在于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过度消费的低储蓄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限制等[3]。2018年美国通过关税战，导致美国企业在关税执行期间加大订单，从而激增了中美贸易总额和逆差，2018年中美贸易额突破600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3222亿美元；美国又通过投资战、技术战、汇率战、金融战等综合打压，阻滞了对华订单从而造成了2019年中美贸易额暴跌，2019年上半年中美贸易额跌至2583.3亿美元，远低于2017年和2018年同期贸易额，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降到1404.8亿美元。尽管如此，就国家而言，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就关区而言，仅次于欧盟和东盟。美国重新将贸易政治化，已经引起了美国有识之士的反对，逾600家公司和100多名美国名人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中美关系应该着眼于两国人民的经济利益，中美关系要真正以经贸作为“压舱石”，回归到理性的经济逻辑轨道。

二、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