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主权范文10篇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主权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从经济学角度看，它主要涵盖贸易、金融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劳动力的自由跨境流动以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比进而实现国际经济体系的高度融合(或一体化)，因而要求各民族国家的政府放宽或解除在国家间经济交流上的种种限制，这就使各民族国家的国家经济主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国际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日益增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种世界性、区域性经济组织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范围内建立的国际经济组织多达109个，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对国家经济主权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经济组织。一些综合实力较弱的国家(尤其是要加入这些组织或者是向这些组织寻求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对拥有雄厚实力的国际组织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且近些年来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已逐步带上了国际政治的色彩，其利用所具有的职权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国家的经济主权。此外，一些区域性经济组织如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也都以部分经济管理职能公共化的形式，在有限的范围内“攫取”了原属于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权力。

(二)跨国公司及其经济扩张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

正如美国学者惠特曼所指出的“就对民族经济主权具有巨大威胁性和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来说，没有哪个组织比跨国公司更为有利了。跨国公司对主权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冲击不容忽视，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跨国公司执行全球生产战略，往往视国家经济主权为其障碍，因此其超越国界的经济活动总是力图逃避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对其进行的监督，从而模糊了国家的管辖权也冲击了国家的经济主权。第二，跨国公司腐蚀政府官员的非法活动，使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行政决策权和国家最高权威面临挑战。第三，跨国公司在金融市场利用转移价格而逃避转移利润、通过买卖股票和证券等逃避外汇管制、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汇率差价把资金调入调出等等的投机行为，直接影响主权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

一、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的内涵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国家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主权这个新概念得到广泛传播，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给予这个问题以高度的重视。在传统的政治安全以外，经济主权的提出表明国际关系的重点开始向经济领域转移，国家经济安全显得日益重要。

经济主权出现以来，对于其体现及其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其中主要有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从国家经济自然资源的角度来认识，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的提法，即经济主权是指“所有公民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地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的权利”…；另一种是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的观点，即经济主权是指“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的自主权”，“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并可自由行使此项主权”。二是从经济发展权的角度来认识，认为它是指“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权益”。三是从国家处置内外经济关系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主权主要体现的是发钞、征税和各种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_4J。四是从保护民族经济能力、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谈经济主权问题，认为“国家经济主权主要是指国民经济完整权及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自主管理权。比如，如何调适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国家与国际巨型投资之间的诸种关系等，都需要相关法律规范的确立、健全、完整和切实践行”。

以上人们对经济主权的认识，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经济主权的表现及其内涵，它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人们对国家主权认识不断深化的产物，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笔者认为更为完善的提法应是，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是一国“所有公民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地处置他们的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权利”，“它主要体现在发钞征税和各种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等方面”。笔者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主权的思考，也正是以此为基点，着重探讨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主权面临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是多领域的，最重要的是体现在经济主权方面，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面临更为严峻的问题。肯尼亚总统莫伊说：“经济全球化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确立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权。”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影响力上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越来越多地涉足各国国内经济问题，这一切向国家经济主权提出了挑战。例如，一国的发展规划、债务、贫困、资源生态环境等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组织的干预。其次，国际经济机制的建立限制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例如由于当前国际上普遍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绝大多数国家也必须在国内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否则，就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限制和排斥。中国加入WTO谈判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同时，国家在决定本国经济体制时的决策权受到限制，要对同国际体制不相适应的外贸、金融、税收体制进行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再次，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就必须对外开放跨国公司如果投资于土地和资源，就会侵蚀一国的“自由处置他们天然财富和资本”的经济主权。另外，引进的资金技术也会影响一个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力，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的宏观决策权力。最后，随着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无国籍论”，再加上民族国家企业的所有权多元化，使国家经济主权保护本民族经济发展的能力弱化，国家经济主权日益受到新的国际生产和国际分工的潜在威胁。此外，目前世界上大量人口的贫困化大范围的粮食危机，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超出了一个国家或部分国家的能力范围，必须通过所有国家的努力，包括“让渡”“自由处置天然财富和资源”的绝对经济主权。三、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的维护

一、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现

金融全球化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既可以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也可指现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扩展，使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同化，还可以指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全球监管共识的达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义应当是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各国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一种客观历史趋势。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8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条件。二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电子网络的形成，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交易系统的联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金融市场所构成的覆盖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标志着全球统一的“24小时”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实现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的膨胀化。从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金融机构先后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随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断扩张，全球经济虚拟化。四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它包括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年到1998年上半年，亚洲市场上通过公开方式发行资产证券达30多亿美元。从融资方式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占国际筹资总额的58．9％。五是国际金融资本规模膨胀，全球经济频繁波动。

1990年以来，国际金融资本规模急剧扩张，无论从总量上还是速度上已经远远脱离了世界贸易和世界总产出等实物经济指标的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资本无限供给，自由流动，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更为频繁。六是金融监管国际化。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巨额流动于各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追逐投机，潜在的金融风险随时都会发达。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塞尔协议”、“清迈协议”等的签署，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督合作的空前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更趋国际化。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不是迫于“胡萝b加大棒”压力下的开放，而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自发选择。实行金融开放并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与国际金融的互动是一种良性互动。

一、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形成与发展

经济主权原则是国际经济法中的首要基本规范。传统国际法一直把国家主权等同于政治主权，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继夺得政治上的独立，但在征收境内的外国资产或对其实行国有化时，其行动的合法性普遍遭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议。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政治主权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本国重要的自然资源和其他经济要害部门仍不同程度地受到原宗主国的控制，造成“不发达的发展”的不利局面。20世纪5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纷纷提出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经济主权开始被提到国际层面上来，此后经过南北双方20多年的激烈斗争，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才通过联大的三个决议(<资源宣言><新秩序宣言>和<经济宪章>)最终得以全面的确立。对决议中的某些内容，发达国家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但迫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一体的强大力量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硬碰撞”已不符时代潮流，不得不转而采取“软侵蚀”的策略。经济全球化恰好为这一策略的实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它要求生产要素跨国界自由流动，并在全球范围内加以配置和重组，使得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程度不断加深。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宰着全球化的进程，利用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的现状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迫切愿望，以跨国公司、区域性组织和国际经济组织为媒介制订一系列的国际游戏规则来制约、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发展中国家脆弱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他们抵御和化解主权风险能力的有限性；而他们要发展民族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又必须融人全球化的大潮。因此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善于趋利避害，进一步地巩固和坚持既得的国家经济主权，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二、借全球化提出的几种弱化经济主权的主张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经济主权原则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各种要求国家放弃或削弱其经济主权的观点层出不穷，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家经济主权“过时”论和“废弃”论。它们否定“国家主体中心主义”的现有国际法和国家关系理论，认为国家将不再是国际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主体，国家主权的核心概念如经济主权领土主权等早已过时，主张重构与国家经济主权概念相对应的概念体系，如全球经济社会、超国家经济体系等，一些西方学者甚至主张抛弃国家主权。其根本目的是要消解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动摇现代民族国家的能力、形式、独立、权威和合法性，本质上是美国学者杰塞普(P．JeSSup)的“国际政府”和“跨国法优先”等学说在新时期的翻版，依旧带有强烈的经济殖民和大国霸权气息。

2．国家经济主权“弱化”论。此种观点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跨国公司利用信息技术的膨胀，整个世界成了没有国界的“地球村”，国家经济主权的神圣性、国家经济决策的能力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

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在博鳌论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分论坛演讲时称，主权财富基金是现存的不合理的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从5O年来的历史上看，主权财富基金在市场上没有不良记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力量.。

主权基金(SovereignFund)又称主权财富基金，是指掌握在一国政府手中用于对外进行市场化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盈余、外汇储备盈余、自然资源出口盈余等，由政府设立专门的投资机构管理l2J。主权基金是一种全新的专业化、市场化的积极投资模式，其投资方向不仅包括股票和其他风险性资产在内的全球性多元化资产组合，也拓展到外国房地产、私人股权投资、商品期货、对冲基金等非传统类投资类别。

主权基金的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新加坡、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巨额顺差常态化，而这些国家又不希望汇率上升过快，于是外汇储备急速膨胀；此外，以俄罗斯和海湾国家为代表的另一批新兴国家则直接受惠于全球化带来的能源需求激增，在石油价格、矿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凭借国家对资源开发权力的拥有，也积聚了大量国家财富。这些国家具有政府主导的传统，市场运作下的理财工具又不完善，于是财富大量集中在主权基金手中。目前，主权基金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一个日益活跃的参与者，其资金规模已经超过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市场影响力正不断增强。据统计，年全球主权基金的规模仅有约5亿美元；而年全球已有3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主权基金，资金规模约2．8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阿联酋阿布扎比基金规模高达9000亿美元；中国和俄罗斯拥有的主权基金规模也分别达到亿和1280亿美元。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双赢的角度考虑，主权财富基金的存在不应被视为一种威胁，只要各国努力规范其行为并改善其透明度和信誉，主权财富基金理应为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从国际经济法视野来看，主权基金对于现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主权基金是国际经济法中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直接体现。该原则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永久主权，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而主权基金本身就是一国对经济活动的自主决定权和对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延伸，属于国家利益的范畴，一国政府对其主权基金享有完全的占有、管理和支配权。主权基金主要来源于属于国有资产的财政盈余、外汇储备和自然资源出口盈余，是国家主权财富在现代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的重要表现形式。特别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主权基金不仅是国家经济主权的象征，更是保障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进而实现国际经济格局多元化的有力武器。根据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vrinWelhFnnst—年4月的数据，截至年，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局旗下的华安投资管理公司管理资产约为347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中国的另一只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亿美元资产排名第八H]。2004年，具有主权基金背景的联想集团以l7．5亿美元成功收购IBM全球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在中美高科技贸易中相对弱势的地位，使中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2008年6月，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宣布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中，美方也明确表态：欢迎来自中国的主权基金，并将在修改投资法时认真考虑中方的立场。

其次，主权基金的积极发展是国际经济法中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的充分体现，使得全球资本市场更为安全、稳定。由于主权基金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低风险，当资本市场面临崩溃危机时，投资者不必担心主权基金会陷入恐慌性抛售中，而且大部分主权基金并不像养老基金一样需要定期支付红利，从而避免频繁地在证券市场上套现。因此，主权基金能够成为一个长期战略投资者参与世界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这将有助于稳定国际股票和债券市场。此外，主权基金的兴起使得新兴市场国家从发达国家的债权人转变成资产所有者，使国际金融市场的权力重心发生根本性转移，全球金融市场格局将从美国一元支配格局向欧亚国家和能源输出国共同参与的多元体系转变，发展中国家正逐渐成为国际金融投资的强势力量，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据美国财政部统计，仅年以主权基金为主体的跨国投资就使得美国资产净增加1．9兆美元，为社会提供了万个就业机会，并对研发支出有13％的贡献引。

摘要：国际政治是从政治角度来研究国际社会演变和发展规律的。当今，面对跨世纪的国际社会大转折时期，国际政治的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其中有的是属于老主题需要新研究的，如战争与和平问题；有的是冷战后新突起的，如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问题；有的则是伴随世界经济国际化而出现的与国家主权碰撞问题，等等。新课题，需要有新的理论来概括，需要有新的理论作预测。这是学术性研究，也是政策性研究。现就经济国际化与国家主权碰撞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和突出，主要表现在：（一）资本的国际化。其标志是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商品资本国际化，以国际信贷为重要内容的货币资本的国际化等。（二）生产的国际化。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拥有不同资源、工艺和劳动力的国家在更多更细的程度上进行分工协作，国际分工也日益深化：各国在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整合中，更加紧密地与国际产业的更新和转移相结合，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形成生产的国际化统一经营网络。（三）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方面，它表现在：跨国公司间的相互控制逐渐增强；国际技术合作与联盟更加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同类产品中更具竞争力的显然已是那些经过国际合作与支持的项目；国际技术转移、高科技产品的国际贸易以及科技人员的国际流动日益增多。在此以前，更多地从政治角度来探析国家主权的涵义也许是天经地义的，而如今，经济的触角已经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家间的关系也从以战争手段掠夺领土转向以经济手段争夺市场。

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崛起，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单元世界体系正在演变成为多元层次的世界体系。国家主权就是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管理自己的国家，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权。主权是国家属性的主要特征。而经济一体化的特征是开放、合作、互相渗透。由此，国家主权的排他性和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性和渗透性发生了碰撞。

最明显的是区域性的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国家间在经济上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不断“侵蚀”到国家的主权，使得国家在处理本国内外事务的时候，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都受到了制约。以跨国公司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跨国公司飞速发展，到1995年，世界上已有约3.9万家跨国公司，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多达27万家，国际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7万亿美元。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拥有资产3.4万亿美元，一些跨国公司所覆盖的国土面积和运营范围比有史以来任何帝国的地域更加浩瀚。跨国公司在各个领域向主权国家的经济主导权发出严峻挑战：由于拥有巨大的生产规模和庞大的管理组织体制，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已经并正在继续影响着国际贸易的方式和未来发展的趋向，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并不可避免地涉及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同时，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转移也被牢牢地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发达国家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控制着这些国家90％的生产技术，在跨国公司内部所发生的技术转移占全世界的80％。跨国公司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基础影响到主权国家的决策和利益，从而实现自身的目标——更大的利润。无论对母国还是东道国都是如此。比如一些美国的大公司在把资金和技术向海外转移的时候，为寻求生产的低成本和销售的新市场，也不拒绝把部分产品“返销”到美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会从中得益，在国与国的争议中，这些有利益关系的大公司未必会站在美国一边。同样，由于跨国公司对技术转移严格而有效的控制，往往使得技术落后的发展中东道国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形成经济依附性发展，削弱了国家经济主导权。

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表现在通过经济手段涉入政治领域。远的，如1953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帮助推翻伊朗摩萨德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的，如韩宝事件在韩国掀起的政治经济危机等。

众所周知的是，区域性组织以及一些国际性的经济机构也越来越多，而且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日益不可分割，这些国际性机构实际上已经深深地介入世界政治的运行轨道，对国家主权产生着越来越深的影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欧盟、东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由此，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全球性问题将不可能由单个国家或国家间的合作来解决，那些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肯定会积极参与。这就必然导致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国际利益势必出现多样化和分散化。

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石是不争的事实。但国家主权原则历来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限制并随国际社会的变更而演变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环境下，国家主权原则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将沿着什幺方向发展呢？我们认为，考察主权原则，必须从相关社会的层面，用动态的眼光加以审视。同时，任何一项原则或规则都有其时间性，从历史的长河的角度看都是相对的。并且，一项原则或规范今天对某人某国有利明天便可能转而对他人它国有利并对某人某国无利。

主权原则是一项传统的国际法的习惯法原则。主权原则的最重要内容是主权国家的平等。《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则进一步宣布主权平等原则包括：各国法律地位平等；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它国家之人格；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得侵犯；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每一国均有责任充分并一秉诚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它国家和平相处。[1]

作为“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的一部分，国家对其境内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及其相关的处置权一直是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承认的主权原则的一部分，即经济主权。这可从联合国《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决议》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文件得到证明。事实上，在前述决议和宪章通过之前，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便已存在，但大多以国家对外国人和外国人的财产的责任之形式表现。例如，西方的学者大多主张，根据国际习惯法，主权国家国有化或征收外国人的财产，负有赔偿的责任。但从来没有人认为主权国家无权采取国有化等措施。[2]这就恰恰说明：主权国家对处于其境内的资产，包括外国人的资产，有权进行处置。外国人的私人财产尚且如此，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处置权自不在话下。进而言之，联合国的决议主要是宣布和以国际文件的形式确认了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当然，这些国际文件对新独立国家发展经济、维护独立的保障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如前所述，任何法律原则都是随着相关社会的发展而演变。主权原则亦然。在列强可以任意以炮舰打开其它国家的门户的年代，政治和军事上的主权就至关重要。在原殖民地国家刚刚独立的时侯，强调经济主权包括国有化和征收的权力非常重要。随着国际社会的变迁，世界经济一体化成为主流，合作取代了对抗。主权的概念亦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接受对主权加以较多的限制，[3]以换取国际资本和技术。

自冷战结束以降，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的限制出现了更加值得注意的倾向。首先，安第斯条约（AndeanPact）签字国于1991年撤销了对国际投资有严格限制的第24号决议。其次，世界银行于1992年主持通过了《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GuidelinesontheTreatment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4]虽然该指引是由专家起草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在国际社会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特点是一改国际组织过去强调外国投资者和跨国公司的责任的作法，而是规范投资东道国应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包括国有化的赔偿标准等。此外，《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目的是逐渐发展国际投资的规则，而不是以总结国际社会关于投资的惯常作法为己任。[5]同时，虽然《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仍然承认国家国有化其境内财产，包括外国人的财产，的权力，但其主张国有化或征收，包括与国有化和征收有相似效果的措施，应依照法律程序，是诚实地为了公共的利益，不应带有基于国籍的歧视，并应给予原财产所有者“充分、有效和即时”的赔偿。[6]这事实上是为国有化附加了四个前提条件。遇有任何国家在国有化时未完全满足这些前提条件，被国有化财产的原所有人便可指控相关国家违反国际法规范。同时，有的前提条件，如公共利益，是很难有客观的标准界定的。关于国有化的赔偿标准，《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完全认可了发达国家一直坚持、发展中国家一直反对的三项原则。不仅如此，该指引还具体规定了计算、评估国有化资产的方法和标准。《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对主权原则的限制可见一斑。再次，1994年，欧盟和俄罗斯达成了科孚协议（CorfuAgreement），洛美条约（LomeConvention）并完成了对该条约的中期评议。上述协定和条约都对保护外国投资有具体的规定。其总的特点是关注对外国投资的保护，但不注重投资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管辖和限制。

当然，在国际投资方面走的最快和最远的当属于1994年签定的《能源宪章条约》。该条约的谈判肇始于前苏联的瓦解，西欧发达国家希望与新独立的东欧和亚洲国家就能源的开发和贸易作出安排。[7]最初的谈判是在欧盟和东欧国家间进行。美国唯恐欧盟独霸东欧诸国的广大能源资源的开发从而控制能源市场，主动加入谈判。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亦相继加入谈判。[8]《能源宪章条约》对与能源相关的国际投资、贸易等均有相当重要的规定。例如，签字国承诺提高本国法律的透明度并承担义务在谈判能源投资方面给予外商非歧视性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外国资本进入投资东道国以后则应享有最惠国和国民待遇，受到公平和公正的对待。同时，投资东道国征收外商的资产应给予充分的赔偿。[9]事实上，《能源宪章条约》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关于争端解决的强制性规定。根据该条约第二十六条，任何个人投资者都可以将其与投资东道国关于投资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裁决，不需投资东道国的同意。易言之，《能源宪章条约》的所有签字国均不得对强制性国际仲裁条款作出保留。此种规定，在国际条约和经济交易的实践中，都是史无前例的。

摘要：国际政治是从政治角度来研究国际社会演变和发展规律的。当今，面对跨世纪的国际社会大转折时期，国际政治的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其中有的是属于老主题需要新研究的，如战争与和平问题;有的是冷战后新突起的，如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问题;有的则是伴随世界经济国际化而出现的与国家主权碰撞问题，等等。新课题，需要有新的理论来概括，需要有新的理论作预测。这是学术性研究，也是政策性研究。现就经济国际化与国家主权碰撞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和突出，主要表现在：(一)资本的国际化。其标志是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商品资本国际化，以国际信贷为重要内容的货币资本的国际化等。(二)生产的国际化。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拥有不同资源、工艺和劳动力的国家在更多更细的程度上进行分工协作，国际分工也日益深化：各国在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整合中，更加紧密地与国际产业的更新和转移相结合，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形成生产的国际化统一经营网络。(三)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方面，它表现在：跨国公司间的相互控制逐渐增强;国际技术合作与联盟更加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同类产品中更具竞争力的显然已是那些经过国际合作与支持的项目;国际技术转移、高科技产品的国际贸易以及科技人员的国际流动日益增多。在此以前，更多地从政治角度来探析国家主权的涵义也许是天经地义的，而如今，经济的触角已经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家间的关系也从以战争手段掠夺领土转向以经济手段争夺市场。

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崛起，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单元世界体系正在演变成为多元层次的世界体系。国家主权就是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管理自己的国家，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权。主权是国家属性的主要特征。而经济一体化的特征是开放、合作、互相渗透。由此，国家主权的排他性和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性和渗透性发生了碰撞。

最明显的是区域性的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国家间在经济上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不断“侵蚀”到国家的主权，使得国家在处理本国内外事务的时候，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都受到了制约。以跨国公司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跨国公司飞速发展，到1995年，世界上已有约3.9万家跨国公司，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多达27万家，国际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7万亿美元。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拥有资产3.4万亿美元，一些跨国公司所覆盖的国土面积和运营范围比有史以来任何帝国的地域更加浩瀚。跨国公司在各个领域向主权国家的经济主导权发出严峻挑战：由于拥有巨大的生产规模和庞大的管理组织体制，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已经并正在继续影响着国际贸易的方式和未来发展的趋向，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并不可避免地涉及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同时，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转移也被牢牢地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发达国家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控制着这些国家90%的生产技术，在跨国公司内部所发生的技术转移占全世界的80%。跨国公司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基础影响到主权国家的决策和利益，从而实现自身的目标——更大的利润。无论对母国还是东道国都是如此。比如一些美国的大公司在把资金和技术向海外转移的时候，为寻求生产的低成本和销售的新市场，也不拒绝把部分产品“返销”到美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会从中得益，在国与国的争议中，这些有利益关系的大公司未必会站在美国一边。同样，由于跨国公司对技术转移严格而有效的控制，往往使得技术落后的发展中东道国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形成经济依附性发展，削弱了国家经济主导权。

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表现在通过经济手段涉入政治领域。远的，如1953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帮助推翻伊朗摩萨德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的，如韩宝事件在韩国掀起的政治经济危机等。众所周知的是，区域性组织以及一些国际性的经济机构也越来越多，而且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日益不可分割，这些国际性机构实际上已经深深地介入世界政治的运行轨道，对国家主权产生着越来越深的影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欧盟、东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由此，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全球性问题将不可能由单个国家或国家间的合作来解决，那些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肯定会积极参与。这就必然导致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国际利益势必出现多样化和分散化。

当然，主权国家在面临这些矛盾与冲突时，并非是束手无策。首先，在当今，经济一体化趋势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符合时展规律和主权国家利益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给单一的主权国家既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经济实惠。其次，为了巩固国家主权，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国家宁愿付出某种代价——让渡部分经济主权，这种“让渡”是有条件的，即以不构成对国家主权的损害为前提。如跨国公司为母国带来可观的利润，同时，为东道国提供了急需的资本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三，国家在权衡利弊的过程中享有自主权，即经济一体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是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家之间仍以主权平等为原则。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以及相互依存的国家仍会小心翼翼地维护这种主权让渡的“契约”。因为任何导致主权国家对“侵蚀”其主权行为作出反弹的因素都会反过来“侵蚀”他们自身的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第四，经济的联合毕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主权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影响它的因素除经济外还包括文化、传统、语言等更为深层次的方面。事实上，正是由于文化上逐渐趋同，才有可能在政治上达到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经济的联合，将欧盟国家联结在一起的，是其相近的文化观念，在这个层面上，主权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同时，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家创新体制也越来越引起更多的国家、政府及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国家创新体制是指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

一、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现

金融全球化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既可以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也可指现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扩展，使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同化，还可以指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全球监管共识的达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义应当是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各国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一种客观历史趋势。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8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条件。二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电子网络的形成，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交易系统的联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金融市场所构成的覆盖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标志着全球统一的“24小时”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实现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的膨胀化。从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金融机构先后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随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断扩张，全球经济虚拟化。四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它包括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年到1998年上半年，亚洲市场上通过公开方式发行资产证券达30多亿美元。从融资方式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占国际筹资总额的58．9％。五是国际金融资本规模膨胀，全球经济频繁波动。

1990年以来，国际金融资本规模急剧扩张，无论从总量上还是速度上已经远远脱离了世界贸易和世界总产出等实物经济指标的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资本无限供给，自由流动，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更为频繁。六是金融监管国际化。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巨额流动于各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追逐投机，潜在的金融风险随时都会发达。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塞尔协议”、“清迈协议”等的签署，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督合作的空前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更趋国际化。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不是迫于“胡萝b加大棒”压力下的开放，而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自发选择。实行金融开放并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与国际金融的互动是一种良性互动。

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石是不争的事实。但国家主权原则历来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限制并随国际社会的变更而演变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环境下，国家主权原则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将沿着什幺方向发展呢？我们认为，考察主权原则，必须从相关社会的层面，用动态的眼光加以审视。同时，任何一项原则或规则都有其时间性，从历史的长河的角度看都是相对的。并且，一项原则或规范今天对某人某国有利明天便可能转而对他人它国有利并对某人某国无利。

主权原则是一项传统的国际法的习惯法原则。主权原则的最重要内容是主权国家的平等。《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则进一步宣布主权平等原则包括：各国法律地位平等；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它国家之人格；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得侵犯；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每一国均有责任充分并一秉诚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它国家和平相处。[1]

作为“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的一部分，国家对其境内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及其相关的处置权一直是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承认的主权原则的一部分，即经济主权。这可从联合国《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决议》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文件得到证明。事实上，在前述决议和宪章通过之前，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便已存在，但大多以国家对外国人和外国人的财产的责任之形式表现。例如，西方的学者大多主张，根据国际习惯法，主权国家国有化或征收外国人的财产，负有赔偿的责任。但从来没有人认为主权国家无权采取国有化等措施。[2]这就恰恰说明：主权国家对处于其境内的资产，包括外国人的资产，有权进行处置。外国人的私人财产尚且如此，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处置权自不在话下。进而言之，联合国的决议主要是宣布和以国际文件的形式确认了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当然，这些国际文件对新独立国家发展经济、维护独立的保障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如前所述，任何法律原则都是随着相关社会的发展而演变。主权原则亦然。在列强可以任意以炮舰打开其它国家的门户的年代，政治和军事上的主权就至关重要。在原殖民地国家刚刚独立的时侯，强调经济主权包括国有化和征收的权力非常重要。随着国际社会的变迁，世界经济一体化成为主流，合作取代了对抗。主权的概念亦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接受对主权加以较多的限制，[3]以换取国际资本和技术。

自冷战结束以降，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的限制出现了更加值得注意的倾向。首先，安第斯条约（AndeanPact）签字国于1991年撤销了对国际投资有严格限制的第24号决议。其次，世界银行于1992年主持通过了《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GuidelinesontheTreatment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4]虽然该指引是由专家起草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在国际社会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特点是一改国际组织过去强调外国投资者和跨国公司的责任的作法，而是规范投资东道国应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包括国有化的赔偿标准等。此外，《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目的是逐渐发展国际投资的规则，而不是以总结国际社会关于投资的惯常作法为己任。[5]同时，虽然《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仍然承认国家国有化其境内财产，包括外国人的财产，的权力，但其主张国有化或征收，包括与国有化和征收有相似效果的措施，应依照法律程序，是诚实地为了公共的利益，不应带有基于国籍的歧视，并应给予原财产所有者“充分、有效和即时”的赔偿。[6]这事实上是为国有化附加了四个前提条件。遇有任何国家在国有化时未完全满足这些前提条件，被国有化财产的原所有人便可指控相关国家违反国际法规范。同时，有的前提条件，如公共利益，是很难有客观的标准界定的。关于国有化的赔偿标准，《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完全认可了发达国家一直坚持、发展中国家一直反对的三项原则。不仅如此，该指引还具体规定了计算、评估国有化资产的方法和标准。《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对主权原则的限制可见一斑。再次，1994年，欧盟和俄罗斯达成了科孚协议（CorfuAgreement），洛美条约（LomeConvention）并完成了对该条约的中期评议。上述协定和条约都对保护外国投资有具体的规定。其总的特点是关注对外国投资的保护，但不注重投资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管辖和限制。

当然，在国际投资方面走的最快和最远的当属于1994年签定的《能源宪章条约》。该条约的谈判肇始于前苏联的瓦解，西欧发达国家希望与新独立的东欧和亚洲国家就能源的开发和贸易作出安排。[7]最初的谈判是在欧盟和东欧国家间进行。美国唯恐欧盟独霸东欧诸国的广大能源资源的开发从而控制能源市场，主动加入谈判。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亦相继加入谈判。[8]《能源宪章条约》对与能源相关的国际投资、贸易等均有相当重要的规定。例如，签字国承诺提高本国法律的透明度并承担义务在谈判能源投资方面给予外商非歧视性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外国资本进入投资东道国以后则应享有最惠国和国民待遇，受到公平和公正的对待。同时，投资东道国征收外商的资产应给予充分的赔偿。[9]事实上，《能源宪章条约》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关于争端解决的强制性规定。根据该条约第二十六条，任何个人投资者都可以将其与投资东道国关于投资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裁决，不需投资东道国的同意。易言之，《能源宪章条约》的所有签字国均不得对强制性国际仲裁条款作出保留。此种规定，在国际条约和经济交易的实践中，都是史无前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