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范文10篇

[摘要]本文分析了俄罗斯经济中一个无处不在、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奇特经济现象——影子经济。通过对这一现象的现状和运行机制以及成因与后果的深度剖析，指出造成俄罗斯改革10年以来影子经济泛滥的主要原因是盲目的私有化、自由主义的市场取向和不恰当的具体经济政策，而且影子经济对俄罗斯的影响将是长期而深远的。

[关键词]俄罗斯；影子经济；经济转轨；私有化；市场经济

始于1992年的俄罗斯经济转轨为经济学者提供了诸多研究素材，而就一个经济现象的存在规模和它的研究难度来讲，影子经济犹为奇特。这种现象遍布俄罗斯整个社会经济，在1997年联合国经济合作组织所做影子经济国家排行榜上，俄罗斯仅次于秘鲁，位居第二。既然影子经济在俄罗斯的规模如此强大，完全有必要结合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对它进行分析。

一、影子经济的定义和表现形式

什么是影子经济?常见的有几种解释：

第一种观点认为，影子经济是违反现行法律和法规的经济活动，是指所有非法经济活动的总和，它包括各种程度的刑事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影子经济是指未纳入正式统计和未被社会监控的社会财富的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第三种观点认为，影子经济是指所有形成和满足人类各种“恶习”的经济活动。

始于1992年的俄罗斯经济转轨为经济学者提供了诸多研究素材，而就一个经济现象的存在规模和它的研究难度来讲，影子经济犹为奇特。这种现象遍布俄罗斯整个社会经济，在1997年联合国经济合作组织所做影子经济国家排行榜上，俄罗斯仅次于秘鲁，位居第二。既然影子经济在俄罗斯的规模如此强大，完全有必要结合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对它进行分析。

一、影子经济的定义和表现形式

什么是影子经济？常见的有几种解释：

第一种观点认为，影子经济是违反现行法律和法规的经济活动，是指所有非法经济活动的总和，它包括各种程度的刑事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影子经济是指未纳入正式统计和未被社会监控的社会财富的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第三种观点认为，影子经济是指所有用于形成和满足人类各种“恶习”的经济活动。

可以看出，以上每一种观点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影子经济活动的现实过程，从各个方面定性了影子经济，并且彼此之间根本上并不冲突。这样影子经济就可以被分做三个部分来考察：

一是灰色经济，它包括所有法律允许的经济活动，只不过在它们的运行过程之中存在为逃避税收和监管而未纳入正式统计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二是褐色经济，这是指与获得和转让“黑钱”有关的虚报、侵占、盗窃、投机交易与各种形式的欺诈舞弊。三是黑色经济，它是指法律严格禁止的各种类型的经济犯罪活动。

【内容提要】俄经济转轨的基本内涵是私有化、自由化、西向化和休克化，基本特点是官僚性、强制性和政治性，它是由西方国家策动，少数人出于政治动机，打着改革旗号，利用政权强制推行的官僚买办垄断经济模式。休克疗法造成4大恶性循环，成为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私有化使国有资产大流失，其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了希特勒侵苏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西向化造成资金大量外流、企业破产、对西方国家的严重依赖。这种模式祸国殃民，使国力衰竭。摆脱这种模式，寻求经济振兴新途径，是俄新政府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转轨金融危机西向化休克疗法

【作者简介】王金存，1936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俄罗斯金融危机引发了更为全面、激烈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同时也引起了俄罗斯国内对其社会经济转轨道路和模式合理性的反思。本文拟就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主要矛盾及其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做些概略分析，以就教于读者。

(一)俄罗斯经济转轨模式的基本特征

1992年初，由激进民主派代表人物盖达尔等人主持的俄罗斯新政府在其西方顾问的协助下，提出了内容庞杂而激进的经济转轨规划，其基本内涵大体可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中俄体制转轨路径选择的历史考察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问题，多数经济学家已达成一致看法，即中国体制转轨踩出了一条“渐进”改革道路，但就改革路径的选择行为本身，经济学家们存在着认识差异。实际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道路，其初始阶段压根儿谈不上关于改革模式的鉴别与自觉选择问题，也根本不存在一套事先设计好的完整改革方案，甚至不存在人为设计过程。改革来自于食不果腹的农民，之所以改革是因为原农业体制下的作业方式已不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是穷则思变。在市场经济模式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之前，各个改革阶段的改革方略，与其说是设计的结果，不如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一步一步探索的产物。值得庆幸的是，也正是这种非人为设计的改革进程，成为中国改革绩效突出的原因。因为非人为设计的制度演进，正符合市场体制本身的自然秩序性质[2]。即便是“渐进改革模式”概念，也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绩效引发中外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之后，在与苏联东欧改革绩效的比较过程中提出来的，这也表明了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并不具备事先的设计和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具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起点、缺乏理论指导的改革实践、制度创新从旧制度中孕育并诞生等等特征，都说明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道路的自发性、非主观选择性。

但俄罗斯的体制变革具有不同特征。俄罗斯体制变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变革，还包括政治体制变革，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一方面是对渐进改革失望之后的又一次试错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指把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作为改革前提的“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结果。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检索发现，俄罗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并非从选择“休克疗法”才开始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无论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盲目极端否定，还是勃列日涅夫狂妄自大的“新经济体制”，直到戈尔巴乔夫修修补补的经济体制变革，前苏联各届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推行的经济改革实质上就是在计划体制内调整的渐进模式改革。但无论是哪个阶段的改革，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病，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收效甚微，并且一旦遇到保守力量的抵制，就停滞不前或者左右摇摆，不仅没有实现经济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反而在“新思维”等意识形态冲击下引发了经济衰退和各种社会危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大推进的业绩为市场化模式改革奠定坚实基础之际，前苏联还深陷于经济改革的摇摆之中而不能自拔。

劳而无功的前苏联体制内改革，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认为是改革目标与苏联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结果。要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须以彻底地否定旧体制为前提，而对体制的彻底否定，不可能在旧体制中进行，而激进的“休克疗法”正是否定旧体制的理想途径。以戈尔巴乔夫1987年推出的“新思维”为转折点，前苏联政府在推动经济体制变革的同时，把政治体制的变革作为经济变革的前提，最终促成了私有化法案的出台和“休克疗法”的实施。

二、经济体制改革第一行动集团的目标差异

在推动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力量上，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本质差异。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制度需求者是私人部门，但传统体制下的制度惟一的供给者是政府，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只能是政府。中国由政府推动的经济变革，其第一行动集团具有二元目标：既要通过变革摆脱经济贫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又要维护现存体制的安全与稳定。二元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变革不可能是完全打破旧体制之后的体制性重建，甚至不是在现存体制内的调整，而只能是不威胁现存体制的增量经济变革。该框架内的经济变革，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表现为制度需求群体的自我满足，在得到中央政府认可并给予合法地位后，依靠传统的制度装置[3]对创新制度加以推广的过程，其中只有对经济增长有利而不变动现有体制的制度变革才会生存、壮大和发展。

一、俄罗斯1990年代经济转轨的矛盾与结果

俄罗斯10年的改革从本质上改变了国家的性质和制度以及所有的经济关系，可以说，如今的俄罗斯已经是另外一种国家了。这10年当中，经济转轨的目标和任务与实现机制经常发生矛盾。

1.经济转轨目标与实现手段的矛盾。关于经济改革的目标，“休克疗法”的设计者和拥护者们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以私有制和竞争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直到现在俄罗斯部导人为了取悦于西方仍要求使“经济进一步自由化”。这种提法本身就混淆了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提高经济绩效，在现有的生产资源条件下生产出最多的物质产品来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对任何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尽管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证明了它不能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但也不能由此认为市场本身就是经济改革的目标。此外，“休克疗法”的实质是反危机，并非单纯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措施，这是导致俄罗斯1990年代经济灾难的主要原因。

2.价格自由化的矛盾。把价格从各种形式的计划管制当中解放出来被认为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奠基石，所以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全面的自由化。自由价格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素，但这一要素是与另一要素——竞争有机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完善的竞争制度下的自由价格才能不依赖于市场交易主体的意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看不见的手”。而在俄罗斯普遍存在垄断，没有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之时，价格自由化实际上只是变成了生产者对自己商品任意规定价格的自由，结果使俄罗斯人民饱尝物价飞涨和生产崩溃的恶果。

3.反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的矛盾。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一般总是货币现象”，所以反通胀措施一般总是货币政策问题。实际上，控制货币量远不能解决问题，流通中的货币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远比货币主义者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俄罗斯通货膨胀的根源应该是畸形的经济结构，军事工业恶性膨胀，原料部门和加工部门比例失衡，消费品生产严重落后并且残缺不全，商品极度短缺。在这样的经济结构条件下，价格自由化只能导致价格螺旋上升，引发通货膨胀，而控制货币量的结果也只能是生产的崩溃。

4.在私有化问题上，理论上的误区造成了实践上的失误。俄罗斯变形的私有化在理论上没有划分清楚所有权的法律意义及其经济实现之间的界限，实质上忽视了所有者对使用所有权的条件及其应负的责任问题。当人类社会走出小封建主的田园农庄，所有权与使用权、支配权、管理权等相分离成为可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民作为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使用的则很少，民主管理更流于形式。如果所有者不能选择有效的使用者或管理者，不能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那么其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而俄罗斯1990年代首先是从效益好的经济部门放弃所有权的，正是最有利的生产部门成了首先私有化的对象，这与起初的假设相矛盾：国家应当退出它不能保障经济绩效的领域。同时，庞大的国有财产被少数人廉价地得到支配权，他们对如何有效地使用以及保护生态平衡和雇员的社会保障等问题不负任何责任。

我们在对改革过程的回顾中，通常注重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国有经济的规模、国民经济的运行与调控方式等角度来分析。这些分析的主要着力点在于制度变迁的宏观层面。不确定性是转轨经济中的一个基本特征。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表现在目标的体制模式由于受到转轨的初始条件与路径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不确定性；从微观层面来看，由于经济中的微观个体难以预料未来的体制走向，从而难以对个人在将来可能发生的收支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的宏观经济虽仍保持了平稳的增长趋势，没有出现类似于俄罗斯、东欧的大起大落。但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大量职工下岗，收入水平下降；原有的社会福利政策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尚欠完善。这就意味着对居民来说，经济中的风险因素有所增强而不是减弱。

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也就是对微观主体经济利益的调整，即个人收入与支出的相对增减。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导源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改革的方式是渐进式的，由增量调整逐步过渡到存量调整。在增量调整时期，新的体制是在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受损的条件下产生的，新体制的建立也不直接触及原有的体制，也不对原体制覆盖下的居民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新的体制对经济效率的释放在一定时期内几乎可以提高经济中所有个体的收入，这一过程表现出帕累拖改进特征。而存量调整阶段，原有的某些体制逐步被淘汰，这就意味着原体制覆盖下的个人的利益也逐步丧失。这一过程已不具备帕累拖改进性质。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居民的支出形式与支出范围发生深刻变化。收入分配的形式逐步货币化；为减轻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负担，原有的社会职能逐步剥离，导致职工原来所享有的暗中补贴等逐步取消，相关部分的隐性收入被逐步取消、甚至转化为居民的支出内容。相应地，从居民收支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转轨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特点是居民收入增加，但居民支出福利基本上没有减少，居民对收入的增加具有稳定的预期；在后一阶段中，虽然居民的收入水平整体上仍在增加，但对收入的增加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与此同时，居民支出福利被逐步取消，实际的支出项目和内容有所增加，并可能导致实际支出水平有较大幅度上升。

Friedman曾从收入的非预期性下降与支出的非预期性增加的角度来理解不确定性。本文将基于这种对不确定性的理解，以城镇居民的收入支出状况变化为依据，从居民这一微观角度描述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确定性的演变。本文的讨论仅限于收入、就业、教育和医疗方面。

一、居民收支的基本特征

1.居民收入的总体变化

市场经济对学校德育的影响具有双重性的特点，它在给学校德育工作的改进和发展带来机遇和提供条件的同时，也使学校德育工作产生了新的困惑和冲突。其中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随着经济形式的转轨，学校德育工作的有效度变小了，困难度增大了。分析和研究当前学校德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讨造成当前学校德育工作困难的原因，是我们面对挑战采取对策，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一、青少年价值观的多元化与学校德育社会主义一元化导

向之间的矛盾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其中不容忽视的是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社会的价值观体系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人们的价值取向由单一变为综合，由一元走向多元。各种价值观交错并存，既有与社会主义要求相一致的积极进步的价值观念，又有与社会主义要求不一致甚至是相矛盾的消极落后的价值观念，社会上各种价值观念相互混杂、相互冲突的现状必将对青少年产生巨大的影响，促使其价值取向多元化。据调查，当前青少年价值观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如多元复合、偏重自我、注重务实、变化不定等。这样，一方面，我们学校德育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的一元化导向，即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青少年一代，从而使他们形成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青少年精神生活的空间拓宽了，接受影响的媒体增多了，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也多元化了。这种状况势必导致社会主义学校德育一元化的导向和青少年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倾向两者之间产生矛盾冲突。我们认为，这两者的矛盾是导致当前学校德育有效度较低，学校德育困难度增大的一个根本原因。学校德育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和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把一定的社会意识和道德准则内化为学生个体的思想品德。因此，学校德育的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道德进步本身的渴求及其对社会意识和道德准则的内化程度。而这种内化的过程与学生个体所确立的价值观体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价值观制约着学生对社会意识、道德准则及行为方式的内化过程和选择模式，它在由社会意识、道德准则内化为学生个体思想品德的过程中起着一种中介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德育过程可用下图来表示：

（附图{图}）

经济多极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与世界经济格局发展变动密切相关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既是南北两方、多极类型构成的且两极分化的格局又是几大国、经济中心构成的且多极化的格局。总体上说，目前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为美、欧、日三极并存。在90年代至21世纪的一个时期，不仅三极之间发生着实力消长的新变化，而且新的经济力量中心也在崛起之中。

一、美、欧、日的经济实力地位

（一）多极之首的美国经济

10年前的人们对三极实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复兴的欧洲，衰落的美国。然而90年代后的情况表明，美国遏止了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的态势，显示了其不仅是世界经济多极之一，更是实力之首的实力。其经济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连续增长10年，10年中年增长率达3.5%，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出现了“一高两低”并存的所谓新经济现象，主要动因在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为期10年比较良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经济

90年代后的世界经济三极中，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状态与美国产生此消彼长的位置互换。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个10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欧、更快于美国的，从而使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伴随着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践过程的不断推进,经济转轨理论研究也不断推进,形成了风格各异、内容不同的多种转轨经济学范式。由于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的结构和机理、经济转型的性质和规律、政府的作用、国有企业地位和宏观政策的目标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别,由此形成了转型经济学的不同范式[1]。从其基本内容与主要影响来看,我国转轨经济研究主要有五种经济学范式: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转轨成本-转轨收益”范式。新制度经济学转轨研究主要是在大的制度环境即基本制度结构为既定前提下着力研究的是具体制度(行为规则)变革问题,提供一个关于转轨经济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转轨的主要原因在于新体制给人们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明显高于旧体制的实际收益,转轨路径选择的标准就是转轨过程的效益最大化[2]。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化经济改革-资本主义宪政转轨”范式。以“华盛顿共识”为标本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必须把产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手中,实现产权的私有化,同时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中央计划转向自由市场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一方面主张实行大规模的制度转轨,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另一方面主张以激进方式实现产权的私有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认为这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市场经济体制”范式。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是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经济运行机制中用市场机制对原有的计划机制的置换任务。中国经济转轨的路径应当是: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基本前提下进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3]。四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化生产方式-市场型社会主义制度”范式。有的学者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运动。社会主义经济转轨是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基本路径是全面推进市场化制度创新,基本方向是全面构造市场化生产方式为基础、民主法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4]。五是整体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该范式试图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整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过渡经济学理论框架,这一框架有两个基本特点:①对目前国内外流行的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以新古典范式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提出了批评,强调从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中去深入剖析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②否定了目前国内外流行的把渐进与激进的差别仅仅归结为改革的速度和方式的流行观点,而把中国渐进式改革定义为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的市场化,把工业化、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三者的关系当作支配中国渐进式改革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的“普照之光”[1]。从总体上看,一方面,已有各种转轨经济学研究范式都有一定的科学性,对经济转轨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已有各种转轨经济学研究范式也各有其局限性。在发展与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应当认真总结转轨经验、科学揭示转轨客观规律,继续推进经济转轨的理论研究,努力探索新的转轨研究范式,以更科学地解释转轨现实、更有效地指导转轨实践。目前方兴未艾的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从经济与政治互相联系与互相作用的整合研究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转轨研究视角,对社会主义经济转轨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业已成为经济转轨研究的一种重要理论范式。

二、新政治经济学经济转轨研究的主要特色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整体化趋势,西方经济学界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概念,促使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出现了把经济与政治进行整合研究的“新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新政治经济学试图把理性选择分析和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把政策评价、规范描述和实证分析融入同一个理论体系,这使得新政治经济学具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明显不同的特征,从其研究取向来看,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的经济学和单纯的政治学无法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研究经济问题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分析政治问题需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因为政治和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问题无法脱离政治或制度因素,政治过程也无时无刻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从其实质来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两个层面:从较高的层面来看,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确立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这一基本制度结构构成了社会成员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从较具体的层面来看,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形成具体的经济政策,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对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新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基本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而且着重研究具体制度(各种规则)对经济政策与经济活动的影响,这样,就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开始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转轨问题。新政治经济学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研究经济改革和转轨,而是着重研究在决定转向市场经济的最优路径时政治因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重要影响,因此,新政治经济学的转轨研究的最大特色在于把经济体制转轨与政治制度变革结合起来,对经济转轨进行“经济-政治”的整合研究,对经济转轨所必然引起的经济变化与政治变化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重心在于探讨政治约束如何影响转轨决策、转轨性质、转轨过程与转轨结果。2000年,阿伦•德雷泽(AllanDrazen)把新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其核心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现实世界的经济政策,不是由蛰居在教科书中的社会计划者———他不受利益冲突的影响,而只在那里计算最优政策———所选定的。经济政策是平衡利益冲突,从而产生集体选择的决策过程的结果,基于这样的认识,阿伦•德雷泽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概念和技术工具,系统分析了隐藏在大规模经济改革和转轨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解释了经济改革和转轨的政治维度,阐明了改革和转轨的共性和差异,论证了改革和转轨的经济与政治约束,尤其是政治约束对改革和转轨战略选择的显著影响,从而建立了“改革和转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新政治经济学经济转轨研究的主要特色在于:在转轨理论方面,它强调政治因素与制度因素在经济转轨中的重要地位,阐明利益关系、权利结构与政治约束对于经济转轨的重要作用,提示我们必须重视约束改革和转轨的政治因素与制度因素的研究;在转轨实践方面,它强调应当充分考虑政治因素与制度结构对改革战略和转轨路径的选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三、新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转轨的理论分析

新政治经济学的转轨研究主要是利用公共选择理论提供的分析工具,将改革与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与之相联系的权利调整与制度变迁作为分析重点,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的社会制度变迁作出系统而深刻的理论解释。具体来说,新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转轨的理论解释包括三个主要内容:(一)利益冲突———经济转轨的动因与过程。新古典经济学等转轨研究范式属于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理论,它们认为,制度变迁只是用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只要实现简单的“替代”或“转换”而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就够了,因此,它们没有分析改革与转轨中的利益关系问题,它们或者认为在改革与转轨中人们的利益是一致的,经济改革与转轨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或者认为人们福利增进的利益问题会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自动解决,这就是经济转轨研究中的“利益分配无关论”。与此不同,新政治经济学的转轨研究则十分重视经济改革与转轨中的利益问题,它不仅充分肯定了在改革与转轨中人们利益冲突的必然性,而且充分肯定人们的利益关系在改革与转轨中的重要作用。对利益关系问题的高度关注既是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又是我们应当引进和借鉴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的重要缘由①。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研究的基本前提就是承认与肯定在转轨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人们的利益冲突,经济转轨绝不仅仅是一个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的技术性过程,而且也是同人们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性过程。现实的经济转轨决策,不是由远离现实的转轨设计者所设计的最优路径,而是受社会利益冲突影响的经济转轨决策。同时,在经济转轨中资源配置的改善不仅不会自动解决利益分配问题,而且还会出现利益冲突,这是因为,一个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改善的新的制度安排,既不能使每个经济主体的收益都有所增长,更不能使每个经济主体的收益同等增长。改革与转轨最难处理的就是这样的问题:那些可以极大增进生产力与社会财富的改革方案,却可能因为分配导致的利益不一致而无法被采纳与实施。换言之,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并不在于改革能否极大增进生产力与社会财富,而在于能否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5]。经济转轨中的制度变迁在更多时候意味着法律制度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会强制性地改变权利结构与利益格局,而且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共选择规则,从而使转轨在本质上具有利益冲突的性质与内涵,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视并着力研究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它认为利益分配、利益冲突及对利益冲突的解决方式主宰着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的过程、命运,是转轨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②。从现实来看,尽管中国转轨经济学主流范式忽视了中国转轨经济中的利益冲突问题,但这些冲突和矛盾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日益加剧。具体来看,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人们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5个方面的问题:①在国企改革中,出现了许多暴富起来的国有企业官员,同时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②在农村改革中,产生了许多“先富起来”的乡村干部,同时产生了大量失地或收入微薄的贫困农民;③在多种经济形式与多种经营方式的发展中,产生了许多富甲一方的私营企业主,同时出现了收入低微的打工人员;④在行业结构方面,产生了许多获取高额利润的垄断行业与大型垄断企业,同时竞争性行业许多中小企业陷入困境、苦苦支撑。⑤在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由于政府统制、行政审批以及地方政府直接从事投资、基本建设,产生了大量的寻租行为,从而一方面许多政府官员腐败暴富,另一方面广大民众收入增长缓慢③。因此,不管从经济个体还是社会总体来考察,中国转轨经济并没有真正实现帕累托改进,在肯定改革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转轨中所出现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问题。新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冲突”理论不仅可以解释经济转轨中的利益关系特征,而且能够解释与解决经济转轨路径的形成与转轨方案的设计等重大问题。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认为,改革与转轨的方式选择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客观的,它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利益结构。利益格局、利益再分配和利益冲突是理解制度变迁速率或方式选择的关键。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之所以要采取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增量到存量的渐进性改革方式,完全可以从利益冲突及冲突解决方式中找到答案。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是在原有的宪政秩序约束下、在维护而不能改变原有的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方面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必然遇到原有制度环境限定下可能的利益调整边界(底线)的约束,另一方面还会遇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员阶层)的约束。在这种利益格局与利益关系下,为了维护计划经济体制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承认与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转轨必然而且只能采取以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和双轨制等为主要特征的渐进性转轨方式,而绝不可能采取体制内改革、存量改革和“休克疗法”等为主要特征的激进性转轨方式④。从客观事实来看,各国经济转轨之所以会产生转轨具体路径的差别,其主要的原因既不在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上的差别,更不在于人们的“无知”与“失误”,而在于人们的“利益”“偏好”与力量对比关系的状况及其变动。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实践经验证明,经济转轨方案与转轨路径的设计,绝不能由理论家们脱离实际去设计一张理想的宏伟蓝图,相反,我们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去探索转轨路径,只有从不同社会主体对制度的需求以及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出发,才能科学地设计出实现经济转轨与制度创新的具体路径,才能真正对有效推进转轨有所裨益。(二)权利配置:经济转轨的核心与实质。新古典学派以成本和收益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资源的配置效率,认为市场机制会使得资源配置自动达到最优。我国实行市场化经济转轨的初期,人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改革的实质就是实现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向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转变,只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资源配置效率就会大大提高。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经济改革与转轨过程既是充满利益冲突的过程,也是全力结构调整与变革的过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利益冲突的背后存在着权利的对立。在一定社会中,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利益是通过分配得到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又是各种权利博弈的结果,而且分配体系与权利体系是同构的,权利的格局决定分配的格局,利益的冲突归根结底就是权利的较量。权利配置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导致社会福利减少,使利益冲突得以形成并不断加剧,利益冲突的加剧必然导致社会变革,以改变权利结构、改善社会福利状况⑤。从实践经验来看,社会主义经济转轨过程中之所以存在大量的利益冲突,其原因就在于人们之间的权利冲突与权利配置结构的失衡,其主要表现是国家机构拥有过多、过大的权力,而民众的个人权利明显缺失。从历史上来看,计划经济失灵并不只在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计划体制的深层次问题是缺乏个人自由权利和激励机制。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一切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完全集中于国家手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居高临下”统领、统配全社会的一切资源,主宰全社会的一切,剥夺个人的经济社会权利,使个人完全依附于国家政府、各级行政部门及企事业单位,成为各级行政组织的附属物。个人经济权利的空缺,当然也就会波及到企业自主权的落空,从而最终导致全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低下。从现实来看,40多年的经济改革与转轨虽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但并没有触及社会权利结构问题,更没有解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问题,也没有建立起防止政府官员渎职与腐败的制度保证。无论是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至今还未能从最本质、最深层次上触及社会权利配置问题。由于原有的权利格局没有打破,致使国家官员阶层拥有过多的经济、政治权利,而社会公众个人权利严重缺失,因而也在改革过程中产生了大量腐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特殊利益集团侵害社会大众利益、攫取改革成果的严重现象。由于以国家官员为主体的社会权利结构没有改变,就使得改革和发展从惠及大众的普惠模式逐步向仅仅惠及少数人的权贵化模式转换,这不仅是对社会公正的挑战,也大大加剧了社会冲突,大大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的危险。近年来党和政府实行的惠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些矛盾,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但惠民政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深层矛盾。只有实现社会权利结构的变革并且全面确立公民权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同时,由于私人资本的迅速发展并“俘获”政府官员,从而使资本的权力过大,而劳动者权利严重缺失,由此导致了大量资本严重侵害劳动者利益的现象,这样,由于国家与公民权利结构和劳资权利结构的严重失衡,就产生了大量的官民利益冲突和劳资利益冲突,使民众与劳动者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从而没有实现经济改革与转轨过程中的“帕累托改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如果经济转轨始终回避而不触动权利配置这一本质问题,就会导致“千改万改最终会重来”,进一步加大改革与转轨成本。因此,未来中国推进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的核心在于真正解决权利配置问题,应当正确处理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真正落实公民的各项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只有从以往资源配置的理念转变为权利配置的新理念,并以此来进行下一步的经济体制转轨设计,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向纵深推进,才能真正建立市场经济体制⑥。(三)制度创新:经济转轨的要求与路径。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人们的权利配置既是由一定社会制度结构所规定的也是由一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制度所实现的,因此,经济体制不仅是一个社会一定时期关于资源占有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的系统化的制度安排,而且是确立、维持和协调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与权利结构的制度框架与行为规则。利益冲突与权利配置不合理的根源在于经济社会制度结构的缺陷,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意味着变革旧的制度结构与行为规则、构造新的制度结构与行为规则,改革与转轨这种重新缔约的性质本身意味着社会权利结构和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的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建立与完善,其关键就在于是否建立和培育了这种制度结构。从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一般规律来看,经济体制转轨的根本问题在于解决制度结构而不是运行机制问题,经济体制转轨过程必然伴随着全面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因此,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基本路径在于全面进行制度创新,实现社会制度结构的变革,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从这一角度讲,市场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是一个制度的替代、转换与重建过程,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构成微观基础的社会产权结构及其生产制度的变化,多种所有制形式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二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及其宏观调节机制的变化,市场交易制度、竞争制度与商业银行制度开始形成,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与国家间接调控制度。向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持续演进成为改革中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由于市场化改革与转轨的内在逻辑与来自社会大众的外在压力的作用,不断推动着市场化的制度变革与创新。回顾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历程,不难发现,每一次重大制度创新都给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带来了国民经济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可以说,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与转轨实际上是制度变革与创新的过程,同时中国经济的波动实际上也是一种“制度波动”,经济周期实际上也就是“制度创新周期”,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⑦。然而,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在保持原有制度框架的条件下推进的,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战略,双重体制并轨运行。由于政府目标函数的多元性和政府官员特有的目标函数,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一方面会遇到原有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和抵抗,另一方而又很容易出现“寻租”现象,产生特定的利益阶层,干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从而形成“坏”的市场经济。不改变这种局面,要完成市场化的经济转轨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用制度创新推进体制转轨,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确立系统的制度框架。现代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而且是以权利配置权利为核心的“宪法经济”,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具有特定的游戏规则,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游戏规则就是基于宪法的规则,宪法与市场经济之间有极为密切的关联。从宪法的层面来观察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及其问题能得出许多富有新意的理解⑧。在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就会侵犯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市场自发秩序就难以形成,即使已经形成的市场秩序也会面临瓦解的危险。在中国市场化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的定位不合理,中国社会目前正承受着市场竞争不完善和“市场失灵”消极影响的双重之苦。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但由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配置不合理,政府集中了过多的经济政治权力,同时,又由于国有制和政府主导意识的存在,一方面使政府严重越位而成为经济建设型政府,大量地卷入微观经济活动,过多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另一方面,在调节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持市场秩序等方面严重缺位而成为弱政府甚至导致无政府状态。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在于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机构的地位与作用还没有完全纳入民主、法治的宪法制度轨道。权利配置与制度结构都是由一定的宪法制度规定的,权利配置与制度结构的变革必然要求并导致宪法规则的变革。宪法的基本精神是民主、法治与人权,宪法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和保护公民权利。在我国,宪法规则改革的关键在于确立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理界限,对公民权利进行有效保护,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约束:一方面,国家应当放权还权于公民,使广大人民真正拥有与切实行使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与自由;另一方面,实现公民对国家权力的有效监督,使国家机构在合理的权限范围内活动。因此,在法治建设中首先要清理和废除限制微观经济主体市场活动空间的法律,必须加快制定与实施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在此基础上,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政府和转轨时期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这就需要削减那些与服务政府身份不相符的权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决定作用,而且必须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基础与法治环境。

经济转轨是整体性的制度结构变迁，这里特指20世纪末许多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运动。对经济全球化则有不同的解释，在俄罗斯比较普遍认同的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全球化意味着：第一，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体、经济主体和其他主体之间建立关系的可能性；第二，这些关系与国家法律和规范相比，其重要意义增长得更快。”（注：［俄］Π．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最佳方案》，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上述定义的第一个方面是指全球性经济和生产关系的加强，各国各经济主体之间商品、生产要素和信息等各种交易的空前迅速的发展；第二个方面则强调了全球性制度结构在市场经济原则下的一定程度的趋同，经济主体所确立的跨国家边界关系的规则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有人提出经济全球化将朝着5个方向发展：金融全球化、跨国公司形成、经济地区化、世界贸易集约化、趋同发展趋势。（注：［俄］В．库兹涅佐夫：《什么是全球化？》，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8年第2期。）有的经济学家则强调各国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区别，提出：由于战后生产、技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金融的发展，使世界经济开始成为整体性的全球经济，导致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联系的纽带不仅是市场作用下的国际分工，还有规模巨大的世界性的生产和销售结构、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和信息网络等，使经济主体的运行空间扩大为整个世界。（注：［俄］Ю．希什科夫：《20世纪的对外经济关系——从衰落到全球化》，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8期。）在此前提下，上述两个方面的发展才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内容。

基于以上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我们对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可以在许多不同层次上进行，如在全球范围的、国家的和企业的层面上分析。这里，将以经济转轨大国俄罗斯作为研究客体，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关系是受各类复杂因素影响的，既有国际环境的因素，也有国内条件的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因素又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本文侧重分析政府的经济转轨政策是如何使经济转轨和经济运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使经济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经济转轨过程的。

预期与现实

20世纪的最后10年，既是世界上大多数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又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反映了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向市场经济转轨，就是要使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调节由原来的计划机制转换成市场机制，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在现代经济中，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为此，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转轨内在地要求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也实行市场化趋向的体制转型，由封闭经济的体制转变成开放经济的体制，使国民经济运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才能利用国际市场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所以，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上，表现为国内经济转轨与对外经济体制转型在目标模式上的一致性及其相互联系和制约。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在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形成国内经济转轨与国际接轨之间的互相配合和互相促进，对外经济开放有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与此同时，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紧密关系，还反映在经济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经济转轨过程的机制方面，进而反映在经济实际运行方面。以融入经济全球化从而利用世界市场为目标的对外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国内经济转轨，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旧制度下无法得到的潜在利益，提高全国经济效益，为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制度性基础。因此，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的良性关系，就国内经济运行的效果看，应该表现为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国内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并为本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物质基础；而开放型对外经济体制所创造的国际贸易和其他国际经济交往关系的扩大和优化，又对本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各种积极的促进效应。

俄罗斯在转轨初期，正是出于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开放的美好预期，采取了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方式，同时进行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市场。它在迅速推进国内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同时，也立即摧毁了阻隔俄罗斯与世界市场联系的几乎所有藩篱和障碍。这一转轨战略的实际效果是众所周知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制度转换和经济实际运行两个方面都没有取得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的预期效应。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尽管私有化任务已基本完成，价格和市场自由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应的立法也在积极进行，一般说来，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是，无论在国内经济制度还是对外经济关系的制度方面，都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进展极不顺利。而且，在整体上，很难发挥市场经济体制应有的经济效应。所以，至今，许多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是“扭曲的”市场经济，甚至是“假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