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国防经济制度创新主要措施

【论文摘要】新世纪新阶段实现我国国防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关键在于不断深化国防经济制度创新。文章从完善宏观调控制度、健全运行机制以及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探讨了新时期深化我国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的主要措施。

中国国防经济60年来深刻的制度变迁实践为我们继续推进国防经济制度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为切实消除不利于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的诸多制度缺陷，更好地推动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式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的国防经济制度创新应采取以下主要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制度

国防经济制度创新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与发展全局，涉及各有关部门的职能和利益的调整，需要国家从宏观上进行管理和协调，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家相关的宏观调控制度。

1、完善指导性的计划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日益发展，我国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的市场化取向也日益明确。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即使市场机制是完全地发挥作用，也解决不了全部问题。”而国家利益的刚性又使国防经济运行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离不开国家计划的宏观指导，在坚持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取向时，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家指导性的计划制度。

论文关键词：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交易费用

论文摘要：本文拟从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各自的概念入手，通过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最终得出结论：经济制度对于生产关系的形成、运行和变革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生产关系也对经济制度起着巨大反作用，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一、制度、经济制度、生产关系

“制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含义：一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西方制度经济学者所认同的制度含义与前者相似。

凡勃伦提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康芒斯认为，所谓制度无非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规则(1934)。舒尔茨说：“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思则认为制度是“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其它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定义也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可见，在制度学派看来，制度无非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那么所谓经济制度，就是在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

通过更深人探讨，笔者认为制度实为一种具有执行力，即有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协调机制，它在交易中发挥着对权利分配和义务分摊的指导作用。换言之，虽然制度类型众多，种类繁复，但究其本质都是交易中具有执行力的指导交易主体间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的协调保障机制，其差别只在于协调对象、作用方式和保障手段的不同。

本文作者：李晓新工作单位：安徽大学法学院

事物发展的多元化与特殊性决定了没有四海皆准的经济改革理论,更没有所谓普世的宪法发展经验,每个国家的成长道路都是不同的。六十年建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审视这段时间里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发展历史,我们可以肯定中国宪法在推动经济制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制度发展是一个永不停滞的过程,现行宪法囿于旧有的立宪思维和立宪环境,存在着很多不适应经济制度发展需要的问题,着眼于未来的经济制度发展与改革,我们需要认真反思我国宪法基础的不足,反思我们的宪法文化,继往开来,为中国的宪法改革开启思路。整体来看,中国宪法在保障与适应经济制度方面主要体现为四者不足:经济权利的宪法保护体系不健全、宪法中的政府职能定位有待转变、缺乏系统化的宪法经济原则引领,以及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分配机制有待完善。

一、经济权利的宪法保护体系不健全

计划经济是以权力本位为宪法制度构建的基本出发点,强调国家对经济活动和生产资料配置的控制力,市场经济则是以权利本位为核心,强调经济权利、经济自由、经济平等的重要地位,并以此为出发点来构建国家权力体系。因为,相对于国家权力本位而言,权利本位强调的是人的生存价值和人的自然属性。〔1〕事实上,现代国家之所以选择与古代国家所不同的宪法制度,就是因为现代国家认识到: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们原则上在有任何形式的政府之前就享有的权利;这些权利乃是造物主的赐予物。〔2〕而现代宪政政府要既足够的强大,以至于能够充分地满足人的自我保全的需要,又是能够控制并且愿意接受控制的政府。〔3〕因此,近代宪法就是以权利和人的自然属性为基础设计宪法制度,法律制度的建构、国家权力的规范等都是在保障权利这一前提下形成的。从我国情况来看,八二宪法既没有对契约自由、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等权利作出规定,也没有肯定罢工自由、市场主体平等权的宪法地位,因此,宪法中的经济权利体系是不完整的,这是需要我们在今后的修宪过程中予以逐步完善的。另一方面,从权力本位主义到权利本位主义的转变背景下,对宪法与宪政体制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要求是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要使公民权利与自由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如果宪法确认的权利与自由仅仅是一种宣告性的,在现实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得不到有力的保护,那么这种制度就不能满足宪政的需要。比如,国家的司法制度缺乏公正性,国家机关保护公民经济权利和自由的手段受到法律外因素的限制,宪法确认的公民经济权利与自由缺乏宪法上的救济手段,导致正常的经济合同难以履行等,所有这些都将使宪法的权利性规范虚置,最终导致法律制度背离制度正义,背离现代国家对法律正义的根本要求。第二个要求是国家制定的限制公民权利与自由行使的法律的最终目的应当有利于权利的行使,而不是让它无法行使。在现代国家,即使是对最基本的财产权的保护也已经不再强调其绝对性,而是附加以公共利益要件,强调权利和自由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但同时,这种限制性要求不能成为国家权力压制公民权利的手段,制度的正义体现为制定法对权利的限制本身不能违背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其根本点应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充分实现。比如,对一个企业营业自由权的保护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对本地企业经营利益的保护不能以限制异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为手段,这些都是违背制度正义要求的。第三个要求是宪法和法律对所有公民的权利保护或限制要一律平等。市场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是承认社会主体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独立、平等的地位。虽然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是在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是所有制制度还是分配制度等,都经历了一场从管制到放开,从不平等到逐渐平等的过程,财产权制度、财税制度、劳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很多方面依然存在诸多不平等现象。因此,在实现法制现代化和构建市场经济法治体系过程中,我们必须以自由平等权利为核心,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源头,重点从经济主体地位(包括自然人、法人和作为特殊法人的国家)、基本市场规范、以及失范行为惩治与受损权利救济机制等几个方面进行努力,创建以平等为基本理念的立法、执法与司法体制。

二、宪法中的政府职能定位有待转变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学习苏联的管理模式,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整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集中在中央手中,国民经济的运行长期依靠指令性计划,政府的职能长期以来被固定在运用国家权力对经济运行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控制。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内涵理解发生了转变,开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现实地看待社会主义的经济实现形式,从而对政府职能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起点是公民权利保障,其核心是以宪政制度来制约政府的权力、规模、职能及行为方式,实现政府与市场、公民和社会的合理、良性互动,从而使得政府权力的运作获得合法性。〔4〕这就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远离直接配置资源,远离企业的微观经营。在处理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时,必须遵守市场优先的原则,市场先于政府,是有效且有限政府的基础,作为扩展秩序的市场扩展到哪里,政府的规模与范围就应该收缩到哪里〔5〕。第二,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市场经济对政府权力的要求是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有多大的权力负多大的责任,这就需要政府从重视权力享有到重视公共责任,这一理念要求现代政府必须是人民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与控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符合人民的意志与利益,直接或间接地对人民负责的政府。〔6〕换言之,政府要做到:一是严格履职,切实为国家、社会、公民负责,为市场负责;二是权力与责任挂钩,对权力的行使实行问责制;三是权力必须接受监督,包括接受来自政府机关内部的权力监督和来自新闻舆论、社会公众的权利监督。第三,从计划经济下的法制到市场经济下的法治。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对各种经济社会关系真正起作用和进行调节的是对市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体系。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政府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政府职权法定,依法行政;二是政府受法约束,违法必究。法治政府的主要标志就是要将重视立法与依法行政结合起来,控制政府权力的膨胀,对政府自身的违法行为,也要依法追究。但是,与这种实践中的认识转变所不同的是,我国宪法中始终保持着对强权政府的规范体制,将很多职能都加在了政府身上。比如,5宪法6第8条规定: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而非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不受侵犯;第13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而非公民享有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不受侵犯。此类条款还包括第19条、第2条、第21条和第26条等。可以说,我国宪法从各方面都给予了政府几乎是无限授权,但唯独缺少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管原则,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对政府的期望越高,政府所享有的公权力就越强大,公权力可能导致的危害也就随之增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权力配置也许是合理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期待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能够有所作为的前提下,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和市场法则。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依然保持这样的制度设计,就必然会导致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必然会在市场与政府之间造成权力冲突,从而产生权力寻租、践踏市场规律的现象。因此,经济的转型必须配合以政府职能定位的转型,政府转型一天没有实现,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一天不能完成。而从宪法上来说,政府转型的基础就是要对宪法的赋权式体制和语言进行改革,增强其权利语言色彩,减少对政府任务的高压式表述方式,同时还要保证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构建起一套切实可行的宪法监督机制。

【内容摘要】可持续发展是西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而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障碍，并提出了解决制度障碍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西部循环经济制度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十一五”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时期，面对人口不断增加、资源约束突出、环境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应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西部地区是我国的生态屏障，亦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所在。西部开发不仅仅是生态环境的治理恢复和建设过程，也是经济发展过程，更是制度创新过程，如何在西部大开发中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两者兼顾、法规建设与制度创新齐头并进，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所沿用的以大量消耗资源为特征的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非但投入和产出效率不尽人意，而且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使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累积性问题日益严峻，极大地制约着西部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制度障碍的长期存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因此要解决西部循环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加大循环经济的发展力度，必须分析循环经济的制度因素，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问题，进行制度建设和创新是西部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论文关键词: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策略

论文摘要:用制度创新推进国防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容之一。新时期的国防经济制度创新必须采取有效策略，主要是要建立有利于制度创新的权威决策机构、坚持市场化的创新方向、发挥国家的制度创新职能以及强化用技术创新激发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等。

制度创新的实质是用新的更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取代旧的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的国防经济制度创新，一方面应以过去制度创新的知识积累为基础，保证制度创新的传承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应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以及国家安全形势出现的新变化，对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制度或制度的部分内容进行必要的、科学的扬弃与修正。在我国国防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远未破除、各种利益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的现实条件下，要通过新一轮的制度创新推动国防经济全面转型、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促使国防经济走上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必须采取有效的策略。

一、建立有利于制度创新的权威决策机构，做好顶层设计

世界主要国家在国防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为了实现创新发展和保证新制度安排的落实，普遍建立了由国家和政府首脑亲自挂帅的权威机构，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我国的国防经济制度变迁中也有这样的成功先例。而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国防经济制度创新不力且举步维艰，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正是由于相关制度决策部门的权威性不够、职能受到不同程度地弱化所致。因此，在推动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发展的新一轮制度创新过程中，必须切实增强国防经济制度决策部门的权威性，在国家层面上搞好军民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推动制度创新的顺利进行。

首先，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的领导决策机制。我国《国防法》规定，要建立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之间的协调会议制度。但是，现在的协调会议制度仍不完善，难以全面实施协调，从而使军民融合的协调，缺乏规范的制度和稳定的机制，沟通的渠道也不够畅通。为了保证将军民融合发展的国防经济制度创新落到实处，有必要在国家最高决策层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并将其常态化、制度化，从国家层面上加强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对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发展的进行宏观领导、科学决策和战略规划。以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对国防经济军民融合的制度创新进行战略部署，切实消除制度创新中决策部门权威性不高、具体部门执行不力的现象。

在宪法学上,经济制度是一个存在分歧的概念,说法不一,不同的宪法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众说纷纭。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认为经济制度是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之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的制度的总和。而前两种观点,把经济制度混同于了经济基础,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是一种法律化了的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而和经济基础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

首先,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归谁占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等三个方面。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上层建筑由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及意识形态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国家、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通常被称为政治上层建筑。后者包括政治观点、法律观点、等等。在上层建筑这个庞大的体系当中,政治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包括国家的制度、物质设施、政策、法令等等,是上层建筑中最有力的部分。

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确认生产关系的制度;一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该经济管理体制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

其次,从宪法学这门学科看,经济制度应属于上层建筑。宪法学是一门以宪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对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观点,但归根结底,宪法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是研究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宪法的本质、特征、形成和作用,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宪法的解释、修改和监督,以及各种宪法规范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宪法关系,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宪法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历史发展,国家性质,国家形式,选举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政党制度,宪法的保障与监督等。这些都属于国家政权,属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都是政治上层建筑。

[摘要]本文研究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以人为本”问题，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人为本”的价值目的，从而为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提供学理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能够代表和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建议和人本价值的制度评价内容。

[关键词]制度经济制度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制度本质上是人们设计出来用于调节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其基本功能就是规定、调节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基本的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制度的作用。

一、制度本质上是调节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

制度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行动准则。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依靠一套制度规范来调整和维系。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用于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制度本质上是人们设计出来用于调节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其基本功能就是规定、调节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基本的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利益对立和摩擦会变得很频繁，经济社会不可能达到健康发展。因此，在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制度的作用。

1.制度是现实社会关系中不同人们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社会分层加剧、社会关系复杂多样，如何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规则可循，制度在此就提供了准则。在经济发展中，工作千头万绪，最根本的起基础和保障作用的是制度建设。

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着经济制度的变迁而改变，经济制度是影响人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从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发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转变中，中国人的交往环境和交往结构随之改变，传统的乡土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市民社会，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相互关心、共同进步的新型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形成。

一、社会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人际关系的演变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在人类发展的原始阶段，人们为了共同的物质利益而形成了一个个生活群体。那时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极低的劳动生产能力等条件的制约，物质产品极度匮乏，只能实行原始的公有制，由此人与人之间结成了一种简单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其目的就是向自然索取物质财富来满足自身的生存。原始社会末期，人们追求利益的目的、手段、能力的逐步分化与发展促进了利益分配方式的转变，进而产生了私有制，产生了阶级。于是，人与人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即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依附于人的等级关系，古代社会就是一种等级身份社会。古代等级社会中，财富和权利是按照身份等级配置的。等级和身份越高，享受到的权利和财富越多。古代中国如此，古代西方也如此，世界各地大都经历了自然经济形态下的等级身份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打破了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依附关系，促进了平等和自由，使人际关系建立在互利交换的契约基础上，结束了暴力和强权对人际关系的支配。此时，商品交换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社会成为商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也使得商品和货币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形成了货币拜物教。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货币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是一个资本自由的社会。其结果是新的剥削产生，贫富差距加大，人际关系物质化。于是，人们产生了公有制社会的理想，也产生了对新的人际关系的渴望，并为之奋斗，一个新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到来。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人际关系总体而言是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合作的同志式关系。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物质财富还不够丰富，民主还不够充分，人际关系还会受到多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人与人之间还不能达到完全的平等和自由，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和冲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人际关系的真正和谐，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做到。此时，由于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也由于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人的基本生存和消费都能达到相当的水平，人与人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就不会明显。在这样的制度下，人的价值已不再体现于经济性财富的占有量，而是体现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即由此产生的社会荣誉和个人成就感，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一个全面发展的、自由和谐的社会及其人际关系，就能真正建立起来。

二、自然经济形态下的等级依附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这种小农经济缺少开放性，具有封闭性特点。人们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经济落后，商品交换不发达。人与人之间没有形成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而是一个人依附于人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社会。这是一个人际交往不发达的熟人社会、乡土社会，父子、夫妇、长幼以及由血缘家庭关系延伸出来的君臣、朋友、乡邻关系构成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因而，古代中国人立身处世或交友的范围，基本上都是指自己周围熟习的狭小的生活圈子。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有着一生不可变更的血缘关系、亲戚关系、熟人关系、乡土关系，固定的等级和身份始终束缚着人，亲朋、族人、乡人等是其交往的主要对象。因此，有学者将中国传统社会称之为“乡土社会”、“身份社会”，而把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市民社会称为“城市社会”、“契约社会”。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地域或亲族关系为纽带，交织成一个“熟人”的世界，个人处身于此，多半的人际关系受这种“先于人”的社会关系所制约，其创造空间极为有限。而城市社会、契约社会则因其流动性与开放性，人与人的交往就会很发达，社交活动也就成为一种相当重要的社会活动。鲜明的等级身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又一大特点。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不对应，货币并不能买到一切，货币的价值依赖于人的身份。社会财富是按照身份等级配置的，所以那些渴望财富的人，并不直接追求财富，而是热衷于追求身份、等级、官职。有钱的商人不一定得到尊重。与等级制相伴而生的是血缘世袭制，财产不再按照个人能力来配制，而是凭借血缘继承下来的身份得到。这样的模式不仅不公正而且缺乏效率，难以刺激人的能力发挥，还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依附和压迫。中国传统伦理的目的就是维护等级制度下的人际关系和谐。这是一个以“亲亲尊尊”、“孝弟忠信”、“三纲五常十义”为统率的伦理体系，其核心就是要在把一切人际关系视为家人（有时包括仆婢）或亲属之间的关系，用血缘亲属关系的准则来换算一切非亲属性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可见，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又是一种以血缘亲情为主导的人际关系，并不以利益为主导。这样的人伦秩序重视亲情、强调亲属之爱对国家和政治的优越性，把亲情扩大到国家＼社会以建立和谐的秩序；反对以物欲害亲情，有效避免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情感的商品化、金钱化。近代中国，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传入，反专制反等级、要求平等自由的呼声和运动日益高涨。人们在西方思想潮流影响下，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对中国的人际关系也进行了新的构想。如康有为的“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大同书》）的大同世界，梁启超的民主、自由、爱已、利他、爱国的“新民说”，洪秀全的无处均匀、无人不温饱的“太平天国”，还有孙中山的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实现“人民自治”的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等。但是这些美好的理想在近代没有实现，只能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人际关系也不断发展，一个公平正义、平等互助、团结友爱的人际关系模式日渐形成。

三、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平等互助式的人际关系

一、引言

首先必须澄清这个副标题里面“批判”的涵义，因为在中国现代语境里这个语词被污染得很厉害。康德作《纯粹理性批判》并非要对理性加以批判，而开宗明义提出要对“理性”的适用范围加以界说。“批判(kritik)”就是扬弃和理解。理性反省理性自身，于是有了“批判理性”。我们今天反省“知识经济”，于是可以有“知识经济批判”。对一件事情加以“批判”地理解，这可以理解为是出于人类理性要运用自己能力的“冲动”，也可以理解为是出于人的追求“自由”的天性。因为所谓“自由”首先便意味着“思想”的自由。当一件事情例如“知识经济”变得如此时髦以致获得了“意识形态(意蒂牢结)”般的话语权力的时候，思想的自由便意味着要对这一新生的“意蒂牢结”加以批判，通过批判，思想才获得了独立。

“知识经济”，把知识与经济联在一起使用，我以为始自德鲁克(PeterDruker),至少经过他1994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而获得广泛认可。德鲁克定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阶级冲突的形态从古典的“有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冲突演变为“知识阶级—无知识阶级”的冲突。他把这一社会形态叫做“知识社会”。在我看来，“知识”作为一种经济物品，固然表现出特殊的技术属性(例如“规模收益递增”)，但当它被当成经济物品时，它的基本属性仍然是“资本品”。换句话说，作为“知识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改变知识的“资本”性质。其实只要存在谋利动机，就永远存在着将知识转变为商品的动机，从而永远存在着以“知识”为手段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化”的过程。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知识被纳入经济发展的范畴。换句话说，只要“资本”还具有积极意义(除非我们不要经济发展)，作为“资本品”的知识也就具有积极的意义。

把知识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在中国还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渊源。这一渊源可以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来概括。这一口号一方面是对“文化革命”反智传统的否定，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作为“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延伸，正在或已经成为市场化制度变革的障碍。在这一双重的背景下，澄清“知识”与“经济”之间的复杂联系和二者间互动演进的多种可能前景，就超出了单纯学术探讨的范围，进入社会批判领域。

下面我将要讨论的，首先是“知识”的经济学性质；其次，“知识”能否，以及在何种社会条件下成为“生产力”，从而解答“知识救国”与否的问题；再次，被当成生产力的“知识”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意味着什么，从而，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追求“发展”；最后，在“格物致知”的知识与“权力意志”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这一差异以何种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灵与人生。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样几个层次上把握“知识”与“经济”问题，我们也就初步完成了对“知识经济”的批判，从而获得这一问题上的思想自由。

二、“知识”与其“互补性”

【内容提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体育竞技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在基本价值、形式特征、基本原则、运行规则等方面具有同一性，发现这种同一性并积极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不仅对拓展体育的文化功能、促进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具有积极的文化影响。

【摘要题】体育与经济

【英文摘要】Fromthepoint……

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体育发达的国家，往往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体育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体育规则与市场规则具有同一性。由此产生了体育文化与市场文化的双向互动效应。发现这种同一性并主动地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不仅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建构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促进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一、“制度”的本质和一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进行着举世瞩目的深刻的制度变迁，而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构成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因此，探索制度创新，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创新的文化动力，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体育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社会渗透力最强的文化形式，探索体育竞技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相关性及其良性互动的可能性，显然应当成为体育研究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一切应当从“制度”的概念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