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范文10篇

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上是要加快经济发展，具体要落实到经济政策的制定上来，这就给经济政策研究提出新的理论问题。

持续发展问题。我国的经济总量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从而给下一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上看，由于发展基数已经很大，下一阶段的全面小康建设将面对更加剧烈的产业结构变化、社会结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可以说，持续发展是全面小康建设的关键问题。

差别干预问题。一般说来，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程度差别的存在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但反过来，经济发展最终要体现资源配置的相对公平，这反映在经济发展要兼顾差别干预的问题，在政策目标中强调均衡发展、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具体到全面小康建设，就涉及区域差别干预、城乡差别干预、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干预等。总体说来，全面小康建设环境下的差别干预应得到进一步强化。

开放经济问题。随着我国市经济场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加入WTO为标志，我国基本确立了开放的经济格局，这使全面小康建设面临着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影响。如果说总体小康建设是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建设，那么全面小康建设就是开放后的经济建设，我们应把全面小康看作是我国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进的中期目标，要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处理好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小康建设问题。

消费经济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大事，旨在全面提升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准。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注意到居民的消费层次是不断提升的，它将导致服务于全面小康建设的消费市场的巨大变化。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国务院日前召开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动员和部署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强调要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淘汰落后产能。会议再次显示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早已将其作为推动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任务。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引导和支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一、金融政策大力支持绿色信贷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运用常规的行政、法律、税收等手段外，应充分发挥金融业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阀”、“控制闸”作用。早在7月，国家环保总局、央行、银监会三部委联合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首次提出将环保调控手段通过金融杠杆来具体实现的政策，这标志着绿色信贷全面进入节能减排的主战场。通过在金融信贷领域建立环境准入门槛，对限制和淘汰类新建项目，不得提供信贷支持；对于淘汰类项目，应停止各类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并采取措施收回已发放的贷款，从源头上切断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无序发展和盲目扩张的经济命脉，有效地切断严重违法者的资金链条，遏制其投资冲动，解决环境问题，通过信贷发放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随后，金融管理层相继了一系列政策法规，要求金融业全面加强绿色信贷建设。银监会制定了《落实“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具体措施》，并于11月公布了《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自此开始，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和管理制度。

两年多来，信贷政策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总体目标还在不断深化。12月23日，央行联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服务、支持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和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指导意见》，明确信贷投放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贷款，加大绿色信贷和对重点产业的支持力度。

二、发展绿色信贷建树颇多

[摘要]以经济过程排放的废弃物数量为主要指标，把循环经济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循环经济起步阶段；废弃物排放量逐步减少——循环经济发展阶段；废弃物零排放——循环经济成熟阶段。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在不同阶段循环经济发展的分析与介绍，分别概括出三个阶段的各自特征以及政府循环经济政策的演变进程；通过对循环经济发展中政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论证了政府循环经济政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通过对循环经济生态系统三个操作层次的研究，提出了中国政府应该采取的循环经济政策。

[关键词]循环经济；公共产品；经济政策

一、引言

循环经济是针对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简单流动的线性经济而言的，是以可循环资源为起点，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资源的“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废弃物)——产品”的反馈式闭环流动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经济过程排放的废弃物数量为主要指标，我们把循环经济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循环经济起步阶段；废弃物排放量逐步减少——循环经济发展阶段；废弃物零排放——循环经济成熟阶段。

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是为了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直接污染而采取的替代废弃物简单焚烧、填埋方式的环境保护措施；废弃物排放量逐步减少，体现了从废弃物末端治理到源头治理的环境保护措施的转变；废弃物零排放，是指所有的原料和能源都在反馈式闭环流动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得到合理的、充分的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低的程度。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使生态负增长变为生态正增长，实现人类与生态的良性循环。

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境保护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生产的非竞争性与消费的非排他性特征，注定了政府是环境保护这一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因此，政府在循环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要：邓小平关于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窗口”的著名论断，其完整的内涵表现在：经济特区是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窗口；经济特区是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窗口；经济特区是加强中国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窗口。不能简单地把经济特区定义和解释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大背景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圳经济特区，一直发挥着中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外经济政策窗口的作用。

关键词：经济特区；对外政策窗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深动和形象地把经济特区描述“对外政策的窗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国际背景下，经济特区始终发挥着中国外交战略格局前沿阵地作用，尤其是广东经历了SARS的考验之后，使我们深刻地感到邓小平这一判断的高度科学性、深刻性和战略性，而决不仅仅是“对外开放”或者是仅仅只是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经济特区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中国整体发展发挥前沿支撑和样板作用，进而带动全国的发展，发展起来的中国，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一、政治上，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加强同第三世界团结和合作的窗口作用

(一)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窗口作用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力量，而经济特区是这个重要力量的窗口。在和平与发展为当今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华政策逻辑仍然是“遏制＋牵制＋分化＋推销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其核心内涵就是最终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中国经济特区都设置在东部沿海地区，他们的榜样力量不只是表现在经济发展能力和财富积累手段方面，还表现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政治立场的辐射能力和吸引力，对全国都会产生直接的或潜移默化的影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这样如此关键的地方进行渗透的力度和重视程度是很容易推测到的。针对和平演变，国内有这样几种消极的情况：一种是出发点善意者，他们认为经济特区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中国的颜色，使之演变为西方反华势力的桥头堡，持这种想法的人既不代表“左”，也不代表“右”，他们只是表达了一种本能的担心，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第二种则是“左”，就是邓小平批判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者；第三种则是“右”，这些人虽然不多，但是非常危险，他们“非常希望中国被和平演变，只要中国领导人坚持改革开放政策，这就正中了和平演变的下怀”。在国际上，西方国家都希望中国被全盘西化，首先是要把中国变为西方国家的精神奴隶，进而政治上让中国成为西方的附庸，其方式主要是加强思想渗透、利用经济科技杠杆、培植亲西方势力、争取下一代亲西方派、进行宗教渗透等等；从战略上，正如邓小平早就告诫我们的，“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西方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作长期谋划和打算；从地缘选择上，西方国家主要把目光集中在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键区域——特别是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他们的基本假设是，中国东部沿海相对于内陆，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最先受到西方的感染，所以最容易被西化，因为在他们看来，“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和日本的感情复杂。诸如殖民地占领、反共产主义活动、和平演变都来自沿海方向和被分割的中国沿海地区”。但是深圳发展的事实和结果正好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愿望完全相反，经济特区反其帝国主义之“道”而行之，不但经济科技蓬勃发展起来，政治上也成长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突出代表，这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大为迷惑不解，他们认为中国的这种表现实属西方政治文化和政治思维所不能解释。他们简单地认为，中国肯定会因抵御和平演变而必然采取“收”的政策，中国必然会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实际上，中国抵御和平演变，正是为了更好更健康地开放。中国在坚定地反和平演变的情况下而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在健康发展，中国不是“收”，而是更加“放”了，这些都是西方学者感到非常“困惑不已”之所在。实践充分证明，经济特区不但充当了中国经济起飞的领头羊和试验田，而且也实实在在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发挥模范堡垒和示范作用。

(二)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窗口作用在传统安全领域，深圳特区等沿海经济重镇，正如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一位中校所描述到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沿海地区作为生产基地、经济市场和战略防御目标变得日趋重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如果冒然发动对华军事冒险行动，这些地方必然首先成为攻击目标。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维护国家安全，其实主要是维护中国关键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镇的安全。深圳这样战略地位如此重要的经济重镇，它在中国总体外交政策中的地缘前沿地位，也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深圳人参与外交的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今年，环境问题可以说是我国社会生活的焦点话题。有人说，环境污染是任何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国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有人说，环境保护是一个后现代的命题，即富裕国度、富裕民众“吃饱了”以后提出的更高需求。但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如果学西方那种“吃法”，中国还没“吃饱”就要提前为生态环境付账。因为我国的人均资源少、环境容量小，走不成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发展的路子；因为那些发达国家早已制订好了有利于他们的各项国际规则，使我们的污染成本不能像他们当初那样转移出去，只能自己“硬扛”；因为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更非帝国主义道路，不能搞生态殖民主义。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人民负责，也要对世界人民负责。因此，我们只能在人均3000美元时提前解决环境问题。

一、什么是环境经济政策

国家环保总局四年来进行了四次环评执法，靠的全是行政手段。这些手段虽然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但长期效果却十分有限。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除了环境指标的考核问责制度未到位外，还缺乏一套激励各级政府和企业长期有效配置环境资源的机制。总理指出，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实现“历史性转变”，即“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必要的行政办法”指的便是“区域限批”这类手段，而经济手段则指的是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它以内化环境行为的外部性为原则，对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基于环境资源利益的调整，从而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与传统行政手段的“外部约束”相比，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内在约束”力量，具有促进环保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与行政监控成本等优点。

根据控制对象的不同，环境经济政策包括控制污染的经济政策，如排污收费；用于环境基础设施的政策，如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如生态补偿和区域公平。根据政策类型的不同，环境经济政策又包括市场创建手段，如排污交易；环境税费政策，如环境税、排污收费、使用者付费；金融和资本市场手段，如绿色信贷、绿色保险；财政激励手段，如对环保技术开发和使用给予财政补贴；当然还有以生态补偿为目的的财政转移支付手段等等。

二、环境经济政策在国外的实践

1经济政策的概述

1.1经济政策的含义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就为我国的经济政策开创出当下开放性经济环境的基石，通过这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巨大的进步，经济政策也得到了有效的完善，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由经济体系。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由经济体系是开放、自由、平等的，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控来保障我国的经济发展可以保持健康、稳定、高效的事态。我国的经济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的手段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两项政策对我国的国民经济起到了扶正的作用，保障了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1.2我国经济政策的种类

为了保障我国的经济高效稳定发展，就需要通过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和收支平衡作出一定的调整和保护，这种政策的管理是一种具有弹性和连续性的管理措施。现代社会的经济市场不断变化，为了适应变化多端之时，经济政策也需要跟随市场不断的作出调整，而在国家对经济政策作出调整的时候，经济政策又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影响，所以为了保障国家经济政策随时保持在稳定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地位，就需要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对我国的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社会供需需要来总体规划国家的产业布局。为了达到对国民经济调节的目的，可以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与信贷中和平衡政策等达到调节的目的。

2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及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

为履行好工商联调查研究、参政议政基本职能，当好党和政府的“桥梁”、“纽带”和“助手”，我会根据省工商联要求，就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3号），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苏发[**]7号），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改善企业发展环境的规定》（苏政发[**]40号）和市委《关于加快发展民营经济推动全民创业的若干意见》（连发[**]2号）的贯彻落实情况，在组织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先后对100多家民营企业通过走访、召开座谈会和问卷调查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调研的情况汇报如下，供参考。

一、我市民营经济政策落实情况

从内容上来看，这些政策大多涉及到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财税金融支持、完善社会服务、维护合法权益、提高自身素质、改进监管、加强指导和政策协调等七个方面。而这些政策，多数是国有企业或外资企业早就享有，现在也正在享有的，但是民营企业还没有完全享受到的。这些文件的制定出台，就是要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主体环境。从落实情况来看，这些政策基本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贯彻落实。有的贯彻比较好，如市委2号文件中的鼓励发展外向型民营经济、支持农副产品加工型民营企业发展、扶持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发展、加快商贸流通类民营企业发展、完善收费公示制度、多措并举改善融资环境、建立发展民营经济联席会议制度、完善学习培训机制、健全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民营企业主的政治社会地位等，在实际贯彻落实中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各部门配套实施措施相继出台。**年全市十万人全民创业动员大会召开以后，全市上下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7号文件和市委市政府2号文件精神，落实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民营经济推动全民创业的若干意见》的32条政策措施通过各部门进一步完善配套实施意见，以各种有效形式向企业和群众传递。市工商局、质监局、地税局、建设局、民政局、检察院、司法局、人事局、药监局、农开局、海洋与渔业局、农业局、海事局、卫生局、城市管理局、**海关、物价局、农业银行等19个部门单位先后制定出台部门服务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措施和办法。市民经局、工商局、税务局、质监局都将省市民营经济相关支持和部门的实施意见汇编成册，印发近2万份。市民经局印发的《**全市民营经济目标体系实施意见》将民营经济的各项主要指标首次纳入市政府全市年度主要工作考核范围，进一步加大了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督察考核力度。根据市政府机关行政效能建设的要求，各部门切实加强和提高了机关效能建设，全力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发展环境。市行政审批中心为民营企业设立服务组，开辟了民营企业注册登记快车道，并成立10个项目审批代办服务组，免费发放了3万册《交费明白卡》，制定了《行政事业性收费公示实施办法》，为民营企业提供便捷优质的服务，民营经济得到了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二是民营经济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去年相继成立的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市民营经济投资发展服务中心、市民营企业投诉中心、市职业培训服务指导中心、干部创业服务指导中心等一局四中心，为重点投资商、重点企业及重大项目直通卡服务的内容和办法更加明确，为直接服务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工作保障。在加强引导、建设社会服务体系方面又有了新的探索和新的进展。在银企合作方面，**年全市共落实银企合作项目236个，金额32.53亿元，项目数量比上年增长22.9％，金额是上年的1.07倍。**年3月召开的银企合作联席会上，达成合作意向的项目319个，意向贷款金额46.72亿元，比**年的合作意向又有较大幅度增长，分别增长25.59％和24％，其中，民营企业项目资金占1/3以上。在担保机构建设方面，到今年4月份，全市各类担保机构已达13家，累计为1200余家企业和个人实施担保总金额近10亿元。仅市区4家担保机构就为859户企业提供担保金额3.7亿元。在引导行业组织建设方面，市浙江投资企业商会等一批行业组织在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创业辅导、人才引进、法律咨询服务和以商引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市各有关部门、单位组织承办的中国沿海地区民营经济发展企业家论坛、省“333”工程苏南企业家东陇海产业带投资考察、苏南企业家苏北行等投资考察活动，为让更多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企业了解**、投资**积极搭建了服务平台。

三是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明显改善。民营经济进入的领域和行业进一步放开，在金融、担保、教育、卫生、公用事业中民营企业不断进入。按照市委2号文件“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主参政议政，推选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具有一定参政议政能力的优秀分子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要求，去年以来，市工商联积极配合市委统战部推荐一批优秀的非公代表人士进入市工商联的领导班子，7位民营企业家增补为市政协委员。先后推荐我市民营企业（家）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就业和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省优秀民营企业”、“省优秀民营企业家”、“省民营企业纳税大户”、“省民营企业就业先进单位”、“省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奖”等省级以上表彰27个。去年市委市政府表彰了28名“创业之星”和8位优秀民营企业家。今年，市政府表彰了20名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10家纳税先进民营企业和24家先进民营企业。这些表彰推荐活动不仅建立起了激励机制、营造了舆论环境，而且发挥了典型引路的作用。问卷调查显示，民营企业家对于自己社会地位在很高、较高、一般、较低和很低的五个选项中，33.3%的企业家选择较高，63.3%企业家选择一般，只有3.4％的企业家认为社会地位较低。对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土地等资源利用上，仅有20％的企业家认为不平等，16.7％企业家认为很平等，63.3％企业家认为是基本平等的。70％的民营企业家认为金融部门对企业的支持较以前有所改善或大大改善。对于政府部门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情况，有40％的企业家认为较好或很好，56.7％企业家认为一般，仅有3.3％企业家认为较差。对于行政事业性收费，70％企业家认为很少或较少，26.7％企业家认为较多，仅有3.3％企业家认为仍然很多。对于**年企业发展，53.3％企业家表示要进一步增加投入、扩大规模，30％企业家表示要加大技术创新，走科学发展之路。这些调查数据说明，随着民营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这些文件的出台和实施为我市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对激发全面创业热潮，加速民营经济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截至今年5月底，全市个体私营企业已达73129户，注册资金122亿元。其中，私营企业已达10638户，注册资本108.2亿元，实现现价产值791454万元，同比增长15.03%，实现增加值131141万元，同比增长19.92%，实现出货值43535万元，同比增长7.49%，实现营业收入753748万元，同比增长16.47%，实现利税43496万元，同比增长26.06%,实交税金总额12457万元，同比增长27.26%。

摘要：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在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英国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马歇尔完成了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古典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80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1998年至今，我国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目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已进入第五个年头，有人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到了“淡出”的时候。事实上，判定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淡出，应综合考虑三个条件：一是通货紧缩趋势是否得到有效控制；二是国内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内生增长机制是否形成；三是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看，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时机并不成熟。

首先，物价总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消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1月份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了0．9％，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1．1—2．4％之间。7月份，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9％，衣着类价格下降2．4％。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从去年6月以来就持续走低，至今没有回升的迹象。据统计，今年1—6月各月，生产资料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分别下降6．3％、5．4％、4．7％、4．4％、3．8％和2．6％。这些指标都表明：生产和消费两不旺，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不利于企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产经营者的正常投资和经营。我们认为，只要通货紧缩趋势存在，就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与计划体制相比较，市场机制无疑更有效率。但是，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的，它还存在着许多缺陷，而这些缺陷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在宏观上表现为一个盲目、自发的过程，一方面，单个市场主体对于信息的获取是不完全的；另一方面，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市场主体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当价格信号显示出某种产品的生产有利可图时，生产者会蜂拥而至，趋之若鹜；一旦该产品生产过剩、相对价格水平自动降低时，商品生产者明白过来已为时晚矣。

这种盲目、自发的过程必然会导致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又如，市场机制还会造成社会收入两极分化、垄断、企业内部行为经济性与其外部行为不经济的对立等现象，同时在社会领域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也会大大降低。所有这些，都是市场机制自身固有而无法避免的缺陷，都会破坏市场作用的发挥。所以，经济运行客观上要求作为宏观管理者的政府对市场进行调控与管理，以弥补或消除其缺陷，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

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制定并实施各种经济政策来进行的，针对不同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

各种经济政策在具体实现手段上可以是各不相同的，例如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运用政府开支与税收等工具来干预经济的运行，而货币政策则主要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比率等三大工具来实现政策目标。但是从实质上讲，各种手段、工具都是通过对社会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的调节来实现各自政策目标的；同时又因为在短期内影响社会供给总量变动的因素如生产技术、资本设备的数量与质量、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等都可视为不变因素，因此，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就是在总供给为既定的前提下，来调节总需求，即进行需求管理。如果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存在紧缩的缺口，引起经济增长停滞等问题，此时政府就应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措施来调节总需求，促进总供需的平衡；如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存在过度需求，则会存在膨胀的缺口而引起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政府就应该采取紧缩性政策措施来抑制总需求，促使供需趋向平衡。

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或松或紧的政策，将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自然也会涉及到投资领域。投资是在整体经济大环境中进行的，当经济出现过热局面、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政府必然会采取各种紧缩性政策抑制过度需求，如增加税收、紧缩银根、提高利率等等，对投资者来说势必增大其筹措投资资金与投资物品的难度，降低其投资收益水平，因此投资行为受到抑制。反之，景气不旺、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政府的扩张性政策措施如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率与利率、增加进口等，都将会刺激有效需求，投资者此时投资不仅易于筹措资本与投资品，还可降低投资成本，所以投资需求将会增大。如果投资者能够及时预测政府针对不同经济运行态势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那么必可先发制人，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等到政策公布之后，即可稳收厚利。因此，对投资者来说，经济政策分析技术构成了宏观分析技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经济政策分析的首要步骤是了解各种经济政策的功能特性等。只有对各种经济政策的目标、政策手段、政策工具、种类等等有全面认识，才能知道在何种经济形势下应采取何种政策措施，才可能作出正确的分析与预测。其次，是对现行政策有效性的评价，目的在于了解目前实行的政策取得了何种成效，在哪些地方还存在不足，在哪些领域失去效用等，为预测下阶段可能的政策措施打基础。最后，是对计划年度政策目标及政策目标选择的预测。前面已经讲过，政府制定各种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方面：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及其他因素如国内国际政治条件的变化等。因此，投资者进行预测也应该从这几方面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