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范文10篇

经济增长理论的成长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三个发展阶段。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家就特别关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代表人物有Adam.Smith,David.Richado和Thomas.Malthus。

Smith（1776）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Smith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他把劳动区分为生产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和不能生产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并认为生产性劳动创造财富，而非生产性劳动只消耗财富。所以，Smith认为，在劳动投入量中增加生产性劳动投入的比例将会促进经济增长。

其次，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Smith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基于分工可以使得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提高，减少工作转换所造成的损失，利于机器的发明，所以，分工使得单位劳动的产出量增加，进而导致收益递增。至于分工的程度，他认为分工取决于交换，交换又取决于交换的能力，而交换能力的大小由市场容量加以刻画。这样一来，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场容量的制约。所以，Smith认为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加深，而分工又促使劳动效率的提高，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

除此之外，Smith也注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资本积累可以使得资本存量扩大，与之相联系的劳动数量增加，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资本积累往往与专业化和分工相联系，从而也会借助于分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总之，Smith指出了分工和资本积累对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些因素都有赖于投资，而投资又受到利润的驱动，因而以自由竞争为理念的政府政策成为Smith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所有这些思想，包括收益递增、分工利于机器发明（技术进步）并导致劳动效率的提高、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程度的加深等思想，都成为了后来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源泉。正如在上文理论模型的综述中所归纳的那样，Smith的经济增长思想涵盖了分工、贸易（交换）、技术和制度（政策）四大类因素，所以说，现代新增长模型无不与这位古典大师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分工模型才与Smith思想有关。

Richado（1817）对于经济增长的分析是围绕着收入分配展开的。在考察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关系、变动规律以及影响这些分配比例变量的外部因素后，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而停止。他认为，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土地上生产的产品（谷物）也是有限的。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对土地上生产的产品需求增加，这将导致生产向肥力较低的土地上扩展。这就意味着，随着土地投入的增加，土地上产出的增加越来越小，从而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现象。收益递减趋势使得土地上产出的价值提高，从而又导致劳动的工资上涨，进而使得资本家的成本提高，利润降低。由于利润是投资的引导器，致使投资下降，最终导致资本积累减少。同时，由于土地产出的价值提高，这将引起有限土地的地租增加。但地主只进行非生产性消费而不进行投资，因此上述过程必将导致资本积累停止。

摘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十分强调物质资本的作用，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新古典经济增长强调了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分别从技术变化、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变迁、分工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使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侧重点和方向发生了转移。关键词：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

1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的起源

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就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20世纪40年代后期，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提出了含义完全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型，故称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代表，其标准表达式为：

G=Sσ

G表示经济增长率，S表示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σ是资本产出系数即资本的生产率。

由于σ被假定为不变，S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

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问题,并力图说明是什么因素导致经济增长以及各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罗默、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又称R＆D模型),将知识或技术创新在模型中内生化,从而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大大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在实践上对各国政府加强技术创新激励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然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均得出了规模效应这一不合事实的结论。因此,近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就是围绕消除规模效应而进行的。本文将对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进行一个综合分析与简要评价,并阐述其对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意义。

一、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埋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政府的政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政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0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问题,并力图说明是什么因素导致经济增长以及各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罗默、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又称R＆D模型),将知识或技术创新在模型中内生化,从而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大大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在实践上对各国政府加强技术创新激励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然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均得出了规模效应这一不合事实的结论。因此,近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就是围绕消除规模效应而进行的。本文将对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进行一个综合分析与简要评价,并阐述其对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意义。

一、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埋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政府的政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政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0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国外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国内学者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作用相混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是直接动力还是间接动力认识并不统一、忽视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反作用、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反作用等，具体资料请见：

一、国外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已有所讨论。西蒙·库兹涅茨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上,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他在大量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数量和结构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趋势作了说明。他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们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先进基础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发展经济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揭示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制度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

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将制度视为研究的重要变量。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诺斯发展出了一种把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在诺斯看来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二、国内学者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有些学者也作了不少分析。其中将制度变迁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之一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如刘伟和李绍荣,2001;李萍,2001;韩晶,朱洪泉,2000),舒元、徐现祥(2002)甚至认为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也从制度变迁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肯定了制度变迁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知识经济被誉为世纪之交人类社会一场新的产业革命，继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浪潮”，正在全球范围内发达信息网络上迅速传播。它以一种历史性的力量使有形的“资本”向无形的“知识”转变，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社会的整体结构。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为了能正确处理好发展知识经济与推动经济增长的关系，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实现跨世纪的战略目标，本文探讨了知识经济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机制。一、识经济的理论诠释与发展现状知识经济是区别于以前的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新型经济。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基础，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具有高素质并会用高科技手段处理信息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1、知识经济的理论诠释OECD在世界上1996年的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对知识经济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OECD的另一份报告中把迄今创造的所有知识分为四类形态：事实知识（know-what），原理知识（know-why），技能知识（know-how）和人力知识（know-who），并用统计数字说明知识是支撑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最大的不同在于，知识经济的繁荣不再直接受制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和增量，而直接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运用。知识经济的外形是无形资本、人类社会的知识总量、人力资本、智能、高科技、网络、电脑等等，它的内核或者内在精神、制度的精神都将更加体现人对精神的需要与物质财富的需要的真正统一。目前，尽管对于知识经济定义本身仍有不少争议，但知识经济被用于描述世界未来经济形态的名词得到了各国经济界和科学界的普遍认可。2、知识经济的发展现状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信息和通讯技术处于中心地位。在全球的GDP中，有约70%的产业与信息有关。1982年，全球信息产业销售额定2370亿美元，1985年为4000亿美元，1995年达6400亿美，而2000年则将超过18000亿美元。在美国，由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的两倍，其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使美国享受到了自越南战争以来经济成就最辉煌的时期。据我国科技部技术创新战略与管理研究中心设计的包括知识的生产、投入、激励、存量、流通等指标体系，若把美国现有发展标准用1来衡量，视为刚进入知识经济阶段，则我国仅有0.26，尚处于知识经济的萌芽期。但90年代以来，我国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发展同样迅猛之势，1990年我国计算机工业产值才500亿元，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50%.而到2000年，我国计算机信息产业产值将达1700亿元。为了适应新的挑战，美国继90年代初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决策后，又提出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主线，实施包括“因特网II计划”等多项跨世纪计划；欧盟提出了建设“知识经济”的计划，并在今后10年内投资900亿法郎建设“欧洲电子高速公路”；日本明确了“科学创新立国”政策；韩国提出建设“头脑强国”；新加坡推出了“信息岛计划”；马来西亚兴建“多媒体超级走廊”；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工商业研究与发展（R&D）经费的近2/3用于高技术产业。对迅猛而来的全球性知识经济浪潮，中国则确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和“技术创新工程”、“211工程”、“信息产业工程”等政策和措施。二、知识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界认为知识已成为一种无形的“第一生产要素”具有了第一生产要素的基本特征：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根源，具有配置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能力，拥有知识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取得了对经济的支配权力。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主要产业等等。1、知识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形式下，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内容是结构高一档次的优化，经济增长是结构升级的一种表现。（1）需求结构变化快，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是以高科技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不仅使增长高质量，人均收入水平也稳定快速提高，从而导致了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的变更。需求结构的变化通过市场这个中介环节影响生产和供给。对生产的直接作用就是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变化，在总产值来源的产业分布上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的服务业的份额相对上升，农业和传统制造业的份额相对下降。可见，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2）科技发展迅速，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基石。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研究与开发、在职培训的投资不断增加。由于教育的发展，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而且提高了全体劳动者的素质，因而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应用具有可靠的人力资源保证。由于研究和开发活动积极活跃，经费也充足，使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科技进步速度加快，而技术进步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首要因素，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正相关，科技进步越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就越快。（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知识经济，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经济一体化，使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很紧密。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加快各类要素、商品在国际间的速度，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国外消费示范作用的冲击和带动下，必然引起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生产、技术结构的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一国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不仅推动了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且由于国际贸易活跃，引起其他国家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产的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2、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可持续发展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表现，人们在工业经济时代下，实施可持续发展主要紧紧依靠科学技术这把利剑来解决，虽然使有些问题得到缓解，但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生态环境还在恶化，资源枯竭势头没有得到抑制，发展中国家在重复发达国家过去的“高生产、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等。因此，只有更加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用，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资源成为主体资源，实现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升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1）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发展迅猛，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起先导作用，而且将成为第一支柱。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高附加值有力地支撑着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据1993年联合国有关组织统计，在发达国家中，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的产值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在制造业产值中，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已占到国内生产的产值已占到达25%，比20年前增长了解1倍；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有65%与微电子技术有关。高新技术产业中信息成为发展最快的带头羊，全球GDP中，已有1/3的产值与信息产业有关。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以微软为代表的5000家计算机软件公司，微软公司市场价值现已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美国的经济增长有27%归功于高新技术产业。除此之外，高新技术使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汽车、建筑、石油、钢铁、运输和纺织等）披上了“知识”的新装，并延伸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决定着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应用的能力和效率。知识的生产是无穷无尽的，非消耗的，通过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投入，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使高新技术产业无可非议地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第一支柱产业，从而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下经济发展从萧条、复苏、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性，使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可能。（2）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成为主体资源，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这个概念的内涵被大大地扩展了，工业经济时代，资源原来是指自然资源，随后扩大到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等。在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已经成为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得以进行和开展的外在条件的总称，可分为信息资源与实物资源两大类。经济活动是永远离不开实物资源的，但信息资源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实物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成为辅助资源，而且成为主导资源，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成为主体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用它来辅助与支配物质生产，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资源，进行独特的生产，形成独特的产业即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美国“新经济”的经济周期问题。我们首先给出相关文献一个简要的回顾及评价，然后给出自己的分析。我们强调增长和波动的联系，通过研究增长来把握波动。我们的分析表明：如果不考虑制度的作用，那么经济表现出波动的特性，就一定包含了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凯恩斯循环。经济会不会波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能力与需求之间的对比关系。如此的话，第一，经济的波动就与创新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是因为，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能力的增长一般地最终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就这一点来讲，总会有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创新可以创造新需求。一定程度上讲，增长就是通过创新而进行的结构调整过程。那么，为什么现实中又常有有效需求不足发生，有衰退发生？我们证明很可能不仅仅是创新能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可实现的创新有没有需求的问题。然而，在网络经济下，后一个问题不存在了。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使得供给可以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第二，经济的波动还与产品的耐用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即是说，经济中耐用品的比重越高，经济的波动就应越剧烈。我们证明尽管软硬件是耐用品，尽管信息产业的比重在不断地上升，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使得供给可以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其比重的上升却不是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而是增加了经济的稳定性。综合上述两点，美国经济这一轮的超长扩张有其必然性。至于何时终结，要看各种因素作用的净影响。现阶段美国经济的下滑，并不否定“新经济”所特有的扩张因素。我们的分析补充和完善了既有的论述。另外，我们还给出了其它一些相关的结论和启示。

关键词新经济新经济周期消费策略互动

1.引言

近十年来，美国经济状况极不一般，出现了一些在以往的经济实践中从未见过的，在正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看来也似乎不可思议的新现象，以至有人将其称为“新经济”，并引起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徐长生，2000，P.48；刘树成、李实，2000，P.3-5；萧琛，2000，P.5）。争论的问题之一便是：“新经济”是否改写了经济周期的规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90年代究竟是一个长期繁荣的开始，还是仅仅是一个扩展了的、延长了的周期？以及扩张为何超长、会否终结、何时终结？

Roamer（1999）强调政策因素，指出：政策因素在二战后的美国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频繁应用，一方面消除了以往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的随机干扰，使得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周期中经济扩张较以往明显延长；但另一方面，政策失误的存在又为衰退增加了政策诱因，产生新的“政策引发的衰退”。在Roamer所做的消除政策冲击的模拟检验中，美国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都增加了。据此，Roamer认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周期。美国经济繁荣的出现主要归因于合适的政策，而不像某些“新经济”论者所主张的是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一旦政策决策出现失误，美国经济就可能重新陷入衰退的泥潭。

结构论者主张：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波动性相对较弱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美国经济的稳定性增强，经济持续扩张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特别是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强了经济自身的稳定性（Mandel，1997；刘树成、李实，2000，P.11、55）。持相反观点的人则通过比较二战后美国三次最长的经济扩张期（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得出结论：就各项经济指标而言本次经济扩张与前两次并无明显差别，结构变化说无法获得有说服力的证据支持（Zarnowitz，1999）。

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新领域。多数的实证分析证实股票市场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我国股票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呢?回归分析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因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股票市场发展是我国金融深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股推动力量。

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当经济学家详细探讨了贸易与经济增长、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后，感到如何界定股票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是要揭示未来股票市场的发展前景和经济增长的潜力。对于股票市场尚未充分发展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假如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那么，促进股票市场的发展就是显而易见的政策建议。

截至2000年3月初，我国股票市场的A股流通市值已达10609．4亿元，在上海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A股的公司达到了929家。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指标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相比，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我国1993—1999年间A股流通市值与GDP的比率平均为0．052，46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1976—1993年间的平均比率为0．32。1993—1999年间我国A股的平均交易率(股票成交金额与GDP的比率)为0．275，1976—1993年间美国股市的平均交易率为0．29，英国为0．253，韩国为0．183，泰国为0．144。显然，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

怎样研究和确定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呢?莱文和泽尔沃斯(LevineandZeros，1998)在总结阿切和乔万诺维克(AtjeandJovanovie，1993)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证实了一个重要的假设：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运用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提出的方法对1993—1999年期间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一、变量与数据的解释

为了检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需要确定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

一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粗放增长方式进一步加强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仍主要是靠人力、资金、能源等资源的大量投入实现的。高投入、低产出仍是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基本特征：投资下降速度高于经济增长下降速度，物质消耗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人力资源投入的增长快于产出率的增长。以工业企业为例，1994～1999年，在俄私营工业企业工作的工人数占工人总数的比例从1994年的22.6％增加到1999年的39.9％，而同期私营企业工业产品的产量占全部工业产量的比重从1994年的15.0％增加到1999年的29.6％，工业的产出增长速度远小于人力资源投入的增长速度。其中主要产业部门的情况亦然。从工业生产单位产品用水量来看，1997～1998年增长14％，大大超过同期工业生产增长5％的水平。此外，整个国民经济净水的消耗增长则更快，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消耗净水量比1990年高近20％。

二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延续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消极后果

1.大大降低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不断下降：1990～1995年材料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下降近40％，工业下降近30％。1998年俄罗斯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2.0％，德国的18.0％，法国的16.0％，英国的23.0％。20世纪90年代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幅度达20％，其中各个具体工业部门下降幅度从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的13％～15％到石油加工工业的60％。而同期主要西方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则上升18％～36％。加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发达国家平均低80％～83％，比新兴工业化国家低33％（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从私营工业企业情况看，情况亦然：在1998～1999年私营工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工业的48％，却仅生产了27％～30％的工业产品，即仅相当于工业人均相对劳动生产率的0.7％～0.75％。进入新世纪初，俄劳动生产率仍仅相当于美国的15％和西欧国家的25％。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则更低，按照农业部门一个从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计算，俄罗斯比西欧主要国家低93％～95％。世界主要工业强国在1973年世界能源危机之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呈稳定下降趋势。通过采取节约和合理利用能源措施，其单位国内总产值能耗下降22％，石油消耗下降近38％。而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单位国内总产值的能耗上涨了31％，工业生产上涨了39％，其中生产合成橡胶的能耗上涨了120％，黑色金属轧材上涨了110％。工业的原材料消耗量1997年上升了15％。整个国内生产的原材料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2％～2.5％（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0年第5期。）。

2.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益水平

摘要：文章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回归等计量分析方法，对美国风险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美国风险投资业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的关系，并具体分析了美国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提出发展我国风险投资必须营造良好制度环境、促进风险投资市场化、构建风险投资生态系统模式的战略对策。

关键词：风险投资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检验

经验和统计资料表明，风险投资的发展对就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等具有重要贡献，特别是在风险投资业比较发达的美国。风险投资加速了高技术的产业化和商业化进程，促成了新兴产业的成长和发达，并因此而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娱乐和社会交往方式。本文拟以美国为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回归等计量方法对美国风险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发展我国风险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美国风险投资发展概况

美国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源于1946年“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mericanResearchandDevelopmentCorporation，简称ARD）的成立，标志着风险投资进入组织化和制度化发展的新阶段。1958年，为了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美国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投资法》（SBIA），授权中小企业管理局制订和实施中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通过设立政府风险基金，引导和促进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风险资本市场，支持企业的早期发展并帮助创建新的企业。在该计划的鼓励下，中小企业投资基金发展迅速。从1959年到1963年的5年时间内，全美就有692家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在中小企业管理局登记注册，资金总规模4.64亿美元，其中公开募集的投资公司47家，募集资金3.5亿美元。

然而，由于存在一些内在不足，中小企业投资基金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以后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到1977年，全美风险投资总额仅5000万美元。为了挽救毫无生气的风险投资行业，美国国会在1978年至1981年4年间连续通过了6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法案，分别是：1978年的收入法案，将资本增值税从原来的49.5%下降到28%；1979年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谨慎人条款，修正了1974年制订的退休收入保障法案中有关投资指南的规定；1980年的《小企业投资促进法》，将风险投资公司重新划归为商业性开发公司；1980年的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安全港条款规定，消除了其接受退休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时所承担的巨大风险；1981年的经济复苏税务法案，进一步将资本增值税从28%降到20%；1981年的《激励股票期权法》，允许股票期权的持有者在行权以后再交税，并降低了税费标准等。正是这一系列法律与政策上的调整为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加之受70年代末风险基金投资于苹果、英特尔和联邦快递等获得了不菲业绩的激励，从80年代初开始，美国风险投资业步入复苏和快速增长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