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范文10篇

一、近年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轨迹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起伏。1997年东盟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98年各国经济普遍陷入严重衰退，1999年和2000年却出现快速复苏或强劲反弹，而到2001年多数国家经济又急转直下，甚至呈现负增长。2002年初，东盟国家经济再次出现复苏的态势。在战后东盟经济发展历程中，这种经济增长的轨迹是不多见的。

据东盟五国的官方统计显示，1996-2002年，印尼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4.5%、-13.1%、0.8%、4.8%、3.3%、3.7%；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7.3%、-7.4%、6.1%、8.3%、0.4%、4.2%；菲律宾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8%、5.2%、-0.6%、3.4%、4%、3.4%、4.3%；新加坡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7%、8.5%、0.1%、5.9%、10.3%、-2%、2.2%；泰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9%、-1.4%、-10.8%、4.2%、4.4%、1.8%、3.6%。2003年，据近期各国的预计，印尼经济增长率为3.5-4%、马来西亚为4.5%、菲律宾为4-4.5%、新加坡为2-5%、泰国为4.5%。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关的国际机构和官方部门普遍预测，东盟国家经济将陷入长期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复苏将是缓慢痛苦的过程。东盟国家经济将在低谷徘徊较长时间后，才能走出低谷呈现U型复苏。然而，1999年东盟国家经济竟在短时间里出现迅速复苏，呈现V型的强劲反弹。不过，当时就有人警告东盟国家经济V型复苏的基础脆弱，随时有变成V型危机重返的可能，以至出现W型的经济波动。因为东盟国家经济从严重衰退到快速复苏主要是拜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全球电子业景气循环之赐。但是，各国遭受金融危机冲击后经济基础依然脆弱，结构性矛盾仍未解决，国内外投资继续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居高不下。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出现逆转，这些国家经济将重新陷入衰退之中。

1996-2002年东盟五国经济增长率(%)

附图

[摘要]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通过进口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来说明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阐述了我国进口的现状及对我国进口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进口贸易经济增长机制

在研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进口始终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减因子，然而从长期来看，进口通过突破供给约束、创造有效需求、升级产业结构等手段对促进经济增长。

一、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1.突破供给约束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多种生产要素，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经济增长所需的全部生产要素，某种要素的稀缺就会造成经济增长的瓶颈。通过进口国内短缺的原材料、关键设备等要素来缓解国内资源约束的压力，弥补了国内供应的缺口，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

长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呈阶梯式增长，引起国际范围的高度关注。与高速经济增长相对应的，是随之而来的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十一五”规划强调走自主创新之路，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实现“十一五”规划发展目标的战略重点，是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解决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认真分析经济增长的方式和实现条件，根据国情选择切合实际的经济增长道路。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及其理论渊源

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应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两个方面进行把握。从增长机制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之分。从增长路径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外延型和内涵型增长的区别。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但也涉及经济增长的路径，两者是有机结合的。

从经济增长机制看，相对于资源的使用，存在着“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粗放”或“集约”概念，起初应用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后来才扩大到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增长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农业中的级差地租时，就阐述了“粗放耕作”和“集约化耕作”两种农业生产方式，以此将“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区别开来。历史地看，可耕地扩展的有限性，是促成农业部门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重要经济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内容，从来就是与资源有限性直接相关的。

当代意义上的“粗放型”和“集约型”概念，是扩展了整个国民经济意义上的不同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由于具有低质低效的增长特性，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扩张，而生产要素的扩张主要是在规模、数量、产值、速度和投入等方面，较少重视质量、效益和效率。集约型增长由于具有高质高效的增长特性，依赖于现有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提高生产要素效率主要是依托于科技进步、节约能源投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管理水平，并在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产品竞争力，同时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程度。

从经济增长的路径看，经济增长总是表现为生产成果数量上的增长，生产成果的数量增长取决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又是不同的，因而经济增长有“外延式”和“内涵式”之分。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时，针对固定资本折旧费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使用问题指出，折旧费既可以用来扩大企业规模，也可以用来改良机器，提高生产效率，“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可见，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生产能力提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一是更多地利用资源以扩大生产能力；二是提高生产效率以提高生产能力。

一、消费问题，从消费行为角度看，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从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构成看，消费是重要总体变量，它的总量和结构变动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即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因此，消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宏观经济范畴。我们对消费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是对经济增长的关注。

消费问题在近两年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发生变化，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贬值压力、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使得消费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变化，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因此，将开拓国内市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消费与增长，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了才能适当增加消费，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经济建设和制定宏观发展计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变革，也获得了认识和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这一增长观点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获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费与低收入低消费两种模式比较。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历史经验表明，与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相比，1979年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获得巨大的提高，原来的低收入低消费，经济发展滞缓模式已彻底改变。即使是同一时期在我国不同地区，例如东南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不同的消费模式伴随着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再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高收入高消费模式，伴随着成功的经济增长。所以，低收入低消费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滞缓和效率低下；高收入高消费伴随的是经济增长的高产出和高质量。第二，生产函数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而劳动力离不开消费。衣、食、住、行消费是劳动力的基础需要，没有这些消费活动也就不存在劳动力，消费水平决定着劳动力的总量水平和素质构成。所以，消费不但是人口再生产需要，也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前提条件，经济活动，最原始的、首要的是从消费开始的。消费决定了劳动力，劳动力传导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1、消费需求的现状、特点和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构成分为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总消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20年，尤其是海南建省十年来，经济取得相当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提高。见表2-1。

本文作者：张鸿工作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指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要科学调控宏观经济，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所谓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一般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一、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但问题仍然很多。经济增长但总量过剩。我国经济从2003年～2005年，连续3年平均增速达两位数（10%），整个“十五”期间平均增速达到9。5%，连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我国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总量已超过英国、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综合国力、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财政收入超过3万亿元。但部分行业由于过度投资出现生产能力过剩，许多企业出现亏损。据商务部报告，2005年下半年全国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172种，占28.7%;供过于求的商品有428种，占71.3%，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严重。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建国50多年来，GDP增长了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资源利用率较低，从投入与产出看，2004年我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当年全球消耗的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30%的钢铁和31%的煤炭。我国每创造一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2005年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33位，在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多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经济结构不协调，资源不能合理循环、效率低下。从农业来看，我国农业基础依然薄弱，“三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不仅直接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影响农村市场的开拓，进一步制约着其他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从服务业来看，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仅低于全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45％的水平。从工业来看，虽然我国工业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不高，许多关键设备都要依赖进口。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模式，在一些发达国家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全世界钢产量的三分之一、铜产量的二分之一、纸制品的三分之一来自循环使用，一些发达国家在17个产业的生产中，已经实现水资源消耗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我国资源回收率比较低，综合利用率不高，许多可以利用或再利用的资源却成了废弃物。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的增长，必然是低效率,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十分之一、日本的十八分之一、法国的十六分之一、德国的十二分之一和韩国的七分之一。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二、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粗放式增长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消费结构整体升级并呈多样性变化。但经济结构调整相对滞后，形成了需求与增长的落差，适应于需求增长的产业与产品供给不足，而原有结构下的产能和产品大量过剩，造成新形式下的短缺与过剩并存，供给与需求不对称增长，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过度积累必然会影响居民的消费。过分依靠各种资源的大量消耗去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的严重依赖，使得这种增长越来越接近资源和环境约束的边界，我国主要矿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越来越大，从199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50%。此外，土地资源和水资源锐减，目前，我国缺水总量约为300亿～400亿立方米，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我国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并且耕地后备资源非常紧缺。一些地方用地粗放，浪费严重，土地承载压力空前突出。这种“不择手段”、“不惜代价”、“血拼式”经济增长方式极大地影响了未来发展。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被动地位。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产业分工的总体格局中我国承担了重要角色，中国的加工工业已经成为国际产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是我国对外贸易总额2004年虽已跃居世界第三位，而加工贸易出口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分别占到55.3%和57.1%的份额。我国加工贸易的特点是技术开发严重不足，关键技术大多掌握在外商手中，或者主要依靠引进；销售和服务网络也基本为外商所控制，利润的大头在别人手里，我们只是承担中间加工或者组装的任务，收取少量的加工费。中国成了“世界工厂”，而工业污染也留在了中国。同时，对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产品研发、销售网络、市场开拓等则重视不够，不仅丢掉了利润的大头，而且也严重制约了企业的长远发展。

1问题的提出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纵观世界主要国家，交通运输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其发展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交通运输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本文的目的就是概括、总结这一关系中重要的一方面，即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并提出新的思路。

2现有理论和方法的总结

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角度、理论基础、结论，本文将其概括为6大类：

(1)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分析。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在《政治算术》中提出“发达的交通运输是一国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在他的着作中对运输经济问题有较多论述，如“运输和货币变成了商品流通的两个车轮”，“商品经济越发展，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也就越是重要”。亚当•斯密（AdamSmith）的经典三段论更是被反复引用，斯密认为“生产力和财富的增长由分工引起，分工的程度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市场范围大小由运输条件决定”，这体现的是运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摘要：乡村旅游业发展有利于美化城镇环境,也有利于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区域经济的增长。以河南省嵩县为例，利用协整方法分析乡村旅游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对河南省嵩县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旅游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都对河南省嵩县经济增长有着正向影响，且乡村旅游业发展拉动河南省嵩县经济增长的效应比新型城镇化的拉动效应要大，同时，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更加明显，而乡村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比较明显。今后嵩县应着力于促进乡村旅游业开发，注重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促进三大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以推动嵩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河南省嵩县；乡村旅游业发展；新型城镇化；经济增长

乡村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其规模大、发展快、关联广的特点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很多相匹配的地方，新型城镇化在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尤其是乡村旅游业的就业吸纳力强，对吸引城镇人口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新型城镇化起着重要的带动作用。而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又能加快城镇开发，美化城镇环境，巩固新型城镇化水平，为旅游业的发展和消费需求空间创造提供更多有利条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支撑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推进,乡村旅游业发展成为新一轮城镇化发展的关注点和热点,而推进乡村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共同发展过程中，要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投入，让其形成较大的产出，以促进地区经济稳步持续增长[2]。可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科学引导新型城镇化，与地区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关联性。因此，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业发展之间内在关联与影响效应到底如何，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重要命题。本研究结合河南省嵩县实际，探讨乡村旅游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对河南省嵩县经济增长的影响。

1研究区概况与方法

1.1研究区概况，嵩县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南部，地处豫西伏牛山生态核心区，位于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水系的分水岭地带，总面积3009km2，辖16个乡镇322个行政村，人口62万，其中农村人口53万，人均耕地不足0.8亩，素有“九山半岭半分川”之称，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境内旅游资源丰富，境内自然景观秀丽，人文景观独特。山岳奇石景观方面，有白云山、玉皇顶等；森林景观方面，有唐代银杏林、高山杜鹃、原始森林等；潭瀑水域景观，有高山天池、陆浑水库、九龙瀑、双龙瀑布等；物候气象景观方面，春有鲜花、夏有绿萌、秋有红叶、冬有雪韵。这些自然景观天然而成，构成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而在人文景观方面，有以两程故里、伊尹祠、庆安禅寺、万氏佳城等。近几年，嵩县坚持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之路，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重要抓手，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县为载体，通过景区带动、公司合作、社会帮扶、美丽乡村建设、易地搬迁等方式，让嵩县的发展因旅游而富，让乡村因旅游而美，让贫困县因旅游而兴，形成了“旅游带动、脱贫加快”的良性发展局面。2016年，全县接待游客1200万人次，实现综合收益37.6亿元，旅游业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比例达68%，全县贫困人口由2011年的8.46万人减少到2016年底的4.67万人，嵩县用实际行动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旅游带动城镇开发以及经济发展新路子。近年来，嵩县发展乡村旅游，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践路径主要是：以白云山、木札岭、天池山景区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龙头景区，通过旅游的带动功能发挥，推动当地餐饮、住宿、交通、商业全面协同开发，实现当地居民就地就业，推动就地城镇化。如2014年9月，瑞贝卡集团入驻白云山景区,建设白云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涵盖车村、白河两镇，面积近600km2，形成了四大旅游综合体，既连通了景区，也开发了当地的城镇，还发展了地方经济。木札岭景区的龙王村曾经是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原来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拥有农家宾馆150多家，标准化床位超过6800张，人均纯收入超过3万元。目前，农家宾馆已经遍布周边5个行政村，当地农民逐步向商业零售、旅游客运、旅游工程等行业延伸，实现了旅游服务与乡村开发以及城镇化进程加速的有效对接。嵩县县政府也加大对景区投资开发的力度，在景区建设、乡村旅游住宿与商品生产等领域进行扶持或奖励。带动了这些区域的旅游配套设施逐步完善以及一些旅游新兴业态的产生，也带动了一些项目的建设与完善，如天桥沟自驾游营地、滑雪场、木札岭漂流等建成开业，初步形成了“白河-天桥沟-木札岭”旅游住宿一条线。直接带动了白云山和木扎岭景区当地农民的就业，初步统计约500多人实现就地就业。而整个乡村旅游的发展，大致解决了当地农民就地就业1万余人，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

1.2变量选取与方法，在分析旅游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相关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础。一方面研究旅游与城镇化关系的相关文献。如舒小林，刘东强，齐培潇[3]利用协整分析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1988—2012年之间的城市化率和旅游收入关系进行了动态分析，得出城市化率在30%左右，城市化率和旅游业发展之间有一些差别，他们得出城市化率在30%之后，旅游业对城市化率的作用效果会更加明显。王兆峰，龙丽羽[4]以凤凰县为例，分析了旅游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两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指出旅游业在政策制度的外部环境下，通过宏观动力——旅游经济效应、中观动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群差异化布局，以及微观动力——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市场需求和交通可达性的动力机制系统，驱动了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唐鸿，刘雨婧，麻学锋[5]在新型城镇化内涵、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关系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产业生成周期视角分析两者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旅游业的就业及收入效应表现较好，城镇化的社会、经济及生态方面表现突出。另一方面分析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如赵磊[6]采用多种精细前沿性计量经济方法对1999—2009年之间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并归纳了旅游业通过作用于城镇化，有效挖掘城镇化建设潜力，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得出旅游业对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徐春红，丁镭，董鸿安，苏攀达[7]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2000—2015年的旅游业及经济发展相关指标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和面板计量回归方法，分析了旅游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率时空演化格局，探讨了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浙江省及11个地市的旅游业发展在前一段时期内与经济增长率总体都呈现递进上升趋势，但经济增长率在后面一段时期却出现降低的趋势，同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蒋韬[8]基于生态足迹的视野,计算出了西部地区11个省（区、市）生态旅游消费需求与旅游业发展两方面的综合得分和两者的协同度。实证发现,西部地区生态旅游消费需求与旅游业发展之间呈现勉强协同或者不协同的状态。此外也有少数文章研究了旅游与城镇化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刘佳，杜亚楠，张广海[9]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业、城镇化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时序演化和空间差异特征，探讨了在城镇化进程中沿海地区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研究表明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业、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两两之间的交互作用较为显著。黄震方，陆林，苏勤[10]指出要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强化实践应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升级，尤其要将乡村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同步推进，加大投入,实现城乡旅游业互补和协调发展，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现有研究至少还有两个方面的研究空间可以弥补：一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以分析旅游业与城镇化两者关系的文章居多，比较缺乏对旅游业发展、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对于某个具体区域实证或案例的研究比较缺乏，如对县域方面的具体研究几乎没有。而乡村旅游的重点和核心正好都在县域，县域有着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先天优势，各城镇都有一定的旅游资源，因此，解剖县域乡村旅游业发展、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发展新阶段深化旅游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进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助推河南省嵩县可持续和跨越式发展意义重大，本研究试做初探。有鉴于此，笔者结合上述研究成果，尤其是在指标选取、研究方法上的一些经验做法，选取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衡量河南省嵩县经济增长情况的指标（记为DQSCZZ），选取人口城镇化率作为衡量河南省嵩县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指标（记为XXCZH），选取乡村旅游业增加值与旅游业总值的比值作为衡量河南省嵩县乡村旅游业发展情况的指标（记为XCLY），在数据收集上，通过实地调研和查找《河南省嵩县统计年鉴》两条途径来收集，以河南省嵩县2000—2017年的相关指标数据为实证分析的样本数据（限于篇幅，不再对具体数据一一列出），分析乡村旅游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对河南省嵩县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了消除直接回归带来的系数过大现象，通过取对数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对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记为lnDQSCZZ、lnXXCZH、lnXCLY，用dlnDQSCZZ、dlnXXCZH、dlnXCLY分别表示各变量的一阶差分。运用Eviews8.0计量软件进行协整分析。

一、经济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

1.经济增长与名义就业的协整分析

本文对1992－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GDP)与名义就业人数(L)进行协整检验。为了消除异方差得到较平稳的序列，首先对1992－200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名义就业人口数L进行对数化处理，取对数后的变量用LNGDP和LNL表示，而一阶差分后的变量用D(LNGDP)和D(LNL)表示。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在检验协整关系前，必须用单位根检验来判断两个变量的平稳性。只有两变量是一阶单整的前提下，它们才有可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ADF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表1GDP与名义就业ADF检验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D(LNGDP)和D(LNL)都是平稳的，而LNGDP和LNL都是不平稳的，即D(LNGDP)和D(LNL)是I(0)，而LNGDP和LNL是I(1)，因此，我们认为两者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一、引言

从1965年开始，东亚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经济平均每年增长率为5．5%，这是亚洲其他国家和OECD国家的2倍、拉美国家的3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25倍，如此快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1995年克鲁格曼在评价“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时指出，“东亚非凡的增长纪录只不过是由投入的迅速增长而创造的，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亚洲经济增长再也不是一个神话”。克鲁格曼主要是利用Young(1994)的研究结果得出这一结论的。Young(1994)利用索罗模型推算出了东亚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结果表明，即使在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1966～1990年期间，东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仅为－0．3%～2．3%，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1．6%，这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高速增长时期全要素生产率3%左右的增长速度相比，明显偏低。虽然克鲁格曼的观点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接受，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他的观点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韩国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从1997年的5．61%降到－5．88%，虽然金融危机过后韩国经济迅速复苏，但起伏不定，呈现V字型的发展趋势。当时克鲁格曼还特别指出，中国与日本相比，对亚洲命运的影响更令人难以捉摸。尽管中国现在还很贫穷，但人口众多，只要生产率水平达到西方国家的几成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强国。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一直迅速发展，1979～2010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超过9%。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超过2．5亿的人口脱离贫困，解决了温饱问题。从短期看，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亚洲其他国家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但从长期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带动亚洲经济的整体发展。特别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经济又一次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率也从2001年的7．98%上升到9%左右。虽然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对克鲁格曼的评价不一，但是克鲁格曼指出的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将是以后经济发展的关键。本文通过增长会计法推算出中国与韩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进而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由于增长会计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比较广泛，为了分析全要素生产率中技术变化的影响，本文又利用Malmquist指数从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两方面来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二、增长会计法和Malmquist指数法评述

1．增长会计法

全要素生产率最初由Tinbergen提出，经Solow、Kendrick等研究之后，开始得到广泛的研究应用。增长会计法是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基础，将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部分剔除后，从而得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种指数方法。索罗在1957年提出新经济增长理论，采用产出增长率扣除投入要素增长率后的残差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因其科学普遍性和简单可操作性被广泛应用，本文采用C-D生产函数，利用索罗残差法来测量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C-D生产函数模型如下:Yt=AtKαtLβt(1)Y表示经济产出量，K表示资本投入量，L表示劳动投入量，A表示技术进步因素，t表示时间，α表示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本文中，经济产出量采用中国和韩国的实际GDP增长率，资本投入采用永久盘存法计算的资本存量，劳动投入采用就业人数和教育年限来表示，β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提供的最终消费率和韩国统计厅发表的劳动所得分配率。假设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即α+β=1，将式(1)两端取对数后再对时间t求微分，可以得到如下式(2):dYtYt=dAtAt+αdKtKt+βdLtLt(2)用增长率表示，可以写成:y=a+αk+βl(3)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以表示为:a=y－αk－βl(4)用Ek、El表示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E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可以表示如下:Ek=αky×100%(5)El=βly×100%(6)Ea=ay×100%(7)。

2．Malmquist指数法

摘要:我国自1996年以来,已连续六次下调利息,以扩大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本文就利息下调对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制约利率发挥作用的因素作简要分析。

利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杠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利率的高低会影响人们的投资行为、消费行为,进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利率的高低也会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从而影响一国的国际收支。因此,利率政策(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已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近年来,我国也比较重视货币政策,自1996年以来,已连续六次(其中1998年就有三次)下调利率,以刺激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1凯恩斯理论认为利率下调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根据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利率的降低会影响人们的投资决策、消费、储蓄决策,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这些变化最终会影响GNP的变动,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理论模型可用以下公式表示:I=e-dr(e,d>0)L=KY-hr(k,h>0)ΔYΔI=11-MPC(0<MPC<1)Y=I+C

从公式可以看出,投资与利率成反向作用,利率的降低会刺激投资需求;利率下降也会刺激消费需求,使MPC增大;投资的增加会通过乘数效应使GNP加倍增长;乘数的大小取决于MPC的大小,MPC增大,会使乘数增大,从而使产出增加更多。在简单模型中,国民收入(GNP)等于消费支出与投资支出之和,消费与投资的增加,会引导GNP的增加。由于投资与消费需求是社会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二者增加,使社会总需求扩大,如右图,会导致总需求曲线由AD1向右移到AD2的位置导致高出也由Y1增加到Y2即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中,利息下降会刺激总需求,而总需求的增加会有效地增加高出,促进经济增长。

2利率下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