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范文10篇

一、传媒经济研究现状与取向

2006年5月15－19日，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该会议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在会上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现状作了一个介绍：“在中国，传媒经济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学科之一。仅‘十五’科研规划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新闻传播学18个重点课题中，就有7个直接或间接地属于传媒经济学方向。而在教育部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中，第4个方向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态势下的中国媒介经济’，其中所列举的重点课题有10个。”［1］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新闻院校和新闻媒体组建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一些新闻院校设立了传媒经济学专业，开设了专门的传媒经济学课程。不少新闻院校招收传媒经济学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还专门设立了传媒经济学博士专业方向，招收博士生。

学界和业界都纷纷召开了各种各样学术研讨会，有的甚至还把它开到国外去。学界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传媒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据不完全统计，论文达到1000余篇，专著超过200部。进入新世纪，就有《广播电视经济学》（周鸿铎，2001年）、《报业经济学》（金碚，2002年）、《传媒经济》（周鸿铎，2003年）、《大众传媒经济学》（吴飞，2003年）、《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赵曙光、史宇曙，2003年）、《电视媒介经济学》(吴克宇，2004年)……等等。但对于整个中国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著名传媒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特（RobertG.Picard）教授认为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性不够，对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不够深入，哲学思辨不够；二是现状描述性研究较多，问题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2］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笔者认为我国传媒经济研究首先要解决其路向问题。所谓路向，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研究的进路与方向。我们先来看看研究的方向，即所选取的学科领域方向。当今，我国对传媒经济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种取向：

1、经济学取向

[摘要]本文首先肯定了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要求,接着分析了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主要障碍、政策措施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经济

党的十五大之后,我国私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私营经济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观念、产业和产品特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其发展速度、经济规模和市场环境与私营工商企业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严重阻碍了业生产力的发展。

一、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1.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我国私营经济大发展的必然要求

私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和分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来源。改革开放20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在并不宽松的市场环境下,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7%,明显高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集体经济8%,国有经济4%)。1993年～1996年间,私营经济的工商税收增长5倍以上,已经成为各级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劳动就业的重心已向非公有经济转移。

1低碳经济的专题研究

1．1低碳经济的概念与内涵研究

对关键概念的清晰理解和明确定位是有效开展该领域研究的基本前提，但当前对于低碳经济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有学者偏重于从资源与环境的角度进行定位，冯之浚等认为，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其基本特征为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2］．也有学者从环境影响、能源效率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了总结，潘家华等认为，低碳经济是指在一定碳排放的约束下，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具有“低碳排放”“高碳生产力”和“阶段性特征”三个核心特征［3］．还有部分学者以全面系统的观点对低碳经济进行了阐释，认为低碳经济具有如下三个主要特征：①综合性，即低碳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综合性问题；②战略性，即低碳经济要求能源消费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进行一次全新变革，是人类调整自身活动、适应地球生态系统的长期的战略性选择，而非一时的权宜之计；③全球性，即全球气候系统是一个整体，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全球性，涉及人类共同的未来，超越主权国家的范围，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低碳发展需要全球合作［4］．对概念和地位的准确界定，明确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各自特点，将是未来研究中亟需解决的基础问题．这将使政府工作者、企业和民众形成对低碳经济的准确认识，在工作和生活中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低碳经济”，而不至于在诸多发展理念的名词中迷失方向，进而稳步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2经济结构及产业低碳研究

经济低碳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多数国内学者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推进低碳发展的根本途径［5］，所以众多的路径建议中都会将调整产业结构放在首要位置．庄贵阳认为，我国在重化工业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实现低碳发展的可能途径包括：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调整产业结构、遏制奢侈浪费、发挥碳汇潜力以及开展国际经济合作［6］．也有部分学者针对当前将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的主流观点，提出不应只重视结构性减排，应同时关注传统产业内部的技术改进和创新，依靠技术进步和管理改进才能真正实现低碳经济．潘家华认为，中国要低碳化，靠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受当前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的约束，空间有限［7］．李健、周慧对中国碳排放强度与产业结构的关联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不同省域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关联特征并不相同，即我国各省域产业结构变动与碳排放之间不存在单一、精确的演变规律，因此，应尊重地方经济发展的异质性，统筹考虑各省域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之间不同的关联特征，制定适宜的低碳发展措施，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各地碳减排指标的量化分化等［8］．除经济结构的低碳化研究外，关于低碳产业这一新领域的发展也有一些研究．蔡绍洪、和思鹏提出了能使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优化的新型产业组织模式循环产业集群模式，研究认为，该模式是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构建西部地区绿色增长极的最佳途径［9］．卞继红从低碳经济的含义和特征出发，分析了低碳经济模式下我国产业集群存在的主要问题［10］．李健、徐海成从产业低碳化、低碳技术产业化和低碳产业规模化角度出发，研究了低碳产业的特征和发展中面临的问题［11］．总体而言，关于低碳产业的研究目前尚处于理念构想阶段．

1．3能源低碳研究

摘要：在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工具的应用越来越普遍，然而其中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和普遍。国内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经常存在滥用数学、假用数学、错用数学和误用数学等问题，这类问题又常常是低级错误。只有本着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态度，把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放在数理逻辑之上，才能最终消除上述问题，才能使科研成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科学的推敲。

关键词：经济研究；数学工具；历史逻辑；现实逻辑；数理逻辑

一、影响区域创新体系要素耦合的制约因素

1.产业集群自组织发展的障碍

我国产业集群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1）产业链不长，产品仍处于低端水平。我国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与日常生活用品有关的产业，如纺织、服装、鞋业、家具等。这些产业对企业的规模、技术、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都不高，产业进入壁垒低，且使用的是低技术，但获得了低成本的优势。然而，这些集群由于缺少必要的规模，技术整体难以升级，只能生产一些低档产品，难以形成品牌定位；同时，由于集群内相关企业之间业务关联和技术关联并不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很难形成各种能够推动企业有效互动和相互促进的机制，也阻碍了产业链进一步延伸，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

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是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只拟对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若干问题，作点初步探讨。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一般包括宏观决策系统、宏观调控系统、监督保障系统、信息反馈系统共四部分。我国国家审计机关是独立的专职经济监督机构，这是宪法所规定的，并有“审计法”予以规范，因此行使政府经济监督的职能，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属于监督保障系统的一部分，并具有信息反馈的职能。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试图把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全部交由市场承担，由于市场的功能性缺陷，产生了与预期效果相反的结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此作了证明。也有经济学家试图用政府干预办法解决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实践的结果也并非反映政府干预的十全十美，滞胀、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伴随而生。这说明国家干预市场失灵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需要适当的机制来控制那些消极现象的产生。因此，适度的宏观经济管理是必须的，但必须建立独立的监控评价机制。

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刚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同时面临艰巨的发展经济的任务，这决定了政府对经济干预是必要的，问题是在发挥政府干预作用的同时，如何减少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或带来的负面效益，如何选择合适的干预方式以及怎样把这种干预控制在合适的限度内，如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所说的，“政府的失败即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

我们认为，国家审计机关作为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中的监督保障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职能就是通过审计监督来帮助政府正确行使宏观经济管理的职能，运用合适的手段适度调控宏观经济并达到预期目的。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施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职能。

1、运用财政功能，制订财政政策。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总是归功于农民经济。而决定中国封建社会性质的地主制经济，却往往作为寄生的剥削经济而存在，对封建经济的发展只起负作用。这无疑是一种缺失。正确评价地主制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对此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一)

地主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封建地主对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僮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经营，形成地主经济。封建地主又将更多的土地，分租与一家一户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形成佃农经济。此外还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从事独立耕作的自耕农。自耕农经济并不是游离于地主制经济之外的独立经济体系。它依存于地主制经济，并受其制约和影响。

地主制经济是生产力一定发展水平下的产物。当生产方式发生变革的时候，原先的奴隶主或封建领主容易摇身一变而成为封建地主。一定生产力水平产生地主制经济，更确切地说，是产生地主制经济所需要的佃农。首先，从前必须由共同体内部分工才能生产的许多重要产品，现在可以由一个农民家庭独立完成。这就是说，农民应当有足够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把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结合于家庭内部，不致顾此失彼，以够满足自己的温饱需求。正如《管子•禁藏》所说，农民既要能从事粮食生产，又要能种植“果蓏”，又要能饲养“六畜”，还要能种麻织布，或养蚕织帛。

如果农民的生产仅能满足自己的温饱需求，那还不足以产生佃农，要产生佃农，还必须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它要求农民的生产，除了能生产必要产品，以维持自己的温饱之外，还可以生产剩余产品，即能“得到一个超过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余额”[1]。而这个余额，至少必须足够交纳地租。从“耕民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来看，这个余额就应当达到可观的数量。战国以后，铁犁和牛耕的使用与推广，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为个体劳动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在自耕农大量发展的同时，并导致了地主制经济的确立。

地主制经济的产生，又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历史前提。在地主制经济下，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的农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民经济的运行目标，主要是在家庭内部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以维持一家的温饱。因此，他们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以直接取得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特别是食与衣等基本生活资料。但由于经营规模的局限，却从来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又必须进行商品性生产，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农民交换产品。正如《孟子》所说，他们要“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可以“纷纷然与百工交易”。至少食盐、铁制农具和釜甑之类，就必须从交换中得来。又如李悝《尽地力之教》中所说，有些农民还要粜粮易布以衣。农民的生产与消费在家庭内部实现平衡，就不仅有实物平衡，而且有价值平衡。其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值补偿要经过市场，实物替换也有一部分要经过市场。他们的再生产就成为一定程度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发展商品经济是农民经济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也就成为佃农和自耕农实现再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

摘要：随着以农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孕育而生，如何在市场原则下来提升集体资产管理绩效，则成为了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又一重大课题。通过主题讨论，资产管理措施可从：组建资产管理部门和建立管理章程、县域政府为资产管理人员提供培训、通过行为文化来培育资产管理意识、落实部门主体责任下放资产管理权等四个方面来构建。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资产管理；农村经济；措施

在实施城乡统筹过程中，培育农村经济系统成为了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农村经济系统中的主要微观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分别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以农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孕育而生，如何在市场原则下来提升集体资产管理绩效，则成为了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又一重大课题。与城市国有经济组织不同，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结构具有显著的封闭性特质，且历来遵循着合作入股的形式。随着农地、林地确权活动的开展，以农地和林地资源入股也已在部分地区实施。因此，为了避免使本文的主题讨论过于庞杂，这里主要从优化资产配置的视角来进行问题探讨，并聚焦非不动产的管理问题。

一、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研发现，当前在资产管理中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资产管理意识薄弱作为承担着精准扶贫任务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内在利益诉求和外在市场压力下，习惯于以生产任务为驱动来配置集体资产。这就导致了，集体资产高频率的处于生产领域，而缺乏对资产日常维护和监管的意识。由于部分集体资产的产权属于“社员”，所以这就导致了集体监管与个体所有之间的矛盾。由于资产管理意识薄弱，那么也就忽略了资产配置的经济效益目标。2.资产管理手段固化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完善组织内部机制治理。因此，部分组织已经设置的有资产管理部门，或者将资产管理工作纳入财务部门的职能范畴。尽管如此，在对集体资产进行管理时仍反映出手段固化的特点，即习惯于以静态视角来看待资产管理工作，并单纯追求资产存量的安全性。3.管理绩效评价缺失以上所表现出的资产管理问题，其发生缘由部分归因于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缺失这一现状。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对有关人员实施岗位绩效考核，岗位绩效考核便能通过倒逼机制来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资产管理工作。然而，正是由于管理绩效评价缺失，而使得日常资产管控意识淡薄和手段固化的症状发生。

二、加强集体资产管理的着力点分析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休闲经济的内涵；休闲经济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休闲经济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路向选择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休闲经济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休闲经济可以提供给人们物质生活要求基本满足之后的精神文化需求、休闲经济给人们带来新的生活态度,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休闲经济可以进一步扩大就业,从而减少城乡剩余劳动力数量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休闲消费文化开始走入人们的生活,并在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本文从解析休闲经济的内涵入手,对休闲经济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及路向选择进行浅析和提出建议,以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休闲经济;休闲消费;经济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休闲消费文化逐渐从一种低层次活动(如打牌消遣),提升到客观上具有补偿功能和解压功能的活动。休闲需求的满足方式,也越来越从自发活动转变为一种消费活动。

1休闲经济的内涵

所谓休闲经济是以人的休闲消费、休闲心理、休闲行为、休闲需求为考察对象,以满足人的个性、多样性、多元性发展为目的,在“人的存在”与“人的成分”之间充当媒介,研究人类休闲行为和经济现象之间互动规律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思曾说过:“闲暇时间即为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1]由此可见,休闲经济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一、对斯大林商品经济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商品经济，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理论认为，在未来社会中不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在全社会公有制条件下，将由社会根据计划调节来配置资源。当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指出，国民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必须“采用商业原则”，亦即市场原则，给企业在市场上从事自由贸易的自由。这是列宁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但未能说明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否还会长期存在。斯大林晚年指出，只要存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然要存在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一定要起作用。他还提出了“特种的商品生产”(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概念。这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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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教育学院2005年度院级重点科研项目，项目批准号2005WK07。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对斯大林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首先，提出商品生产的命运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这超越了斯大林把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两种所有制存在的观点。承认，“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3]但是，他认为斯大林“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4]从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特征。至于社会主义能否废除商品经济实现产品经济，在看来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国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二是社会产品经济充分发展之后，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他说：“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4](p．976)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问题是从总体上把握社会进程，视物质丰富程度决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与否。他还提出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提高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刘少奇认为，“只要按劳分配存在，商品仍会存在”，实现“按需分配的时候就没有等价物了，保留商品就没有必要了”。[5]这表明刘少奇从分配形式上分析问题，以实现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为标志来判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亡。其实，实行按劳分配抑或是按需分配的根本条件都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和刘少奇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在表述上略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长期存在。

1958年，“”和化运动中出现了废除商品生产的“左”倾思潮。对于群众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和“苦干三年，进入社会共产主义”的口号表示支持，但对于中国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并且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则感到理论上还有未解决的问题。这时，他着手抓了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亲自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还指派陈伯达、吴冷西等人分头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针对问题召开一系列会议；另一方面号召读理论著作，主要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社会主义部分(以下简称《教科书》)，力求解决这一理论难题。1958年11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实际多次深入探讨了商品经济问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所以“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1](pp．435～436)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了集思广益，11月13日，发电报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建议讨论“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6]随后，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在武昌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发展”。在纠“左”过程中，这个决议的正确性得到了人们的公认。与此同时，还探讨了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斯大林认为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能掌握全部社会产品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之一。对此十分感兴趣，认为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指出：“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6](p.596)一方面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另一方面又要增加社会产品，尽快过渡到共产主义，其中的倾向性显而易见。其根本原因何在呢?在斯大林模式影响下，人们通常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把产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相联系。也不例外，但是，他毕竟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论证了社会主义“现阶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会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