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范文10篇

摘要：随着我国融入全球经济程度的不断加深，就业市场对于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也在逐年递增，如何在原有的“英语专业培养+国际贸易专业培养”的培养模式基础上，结合语言经济学理论，实现商务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使得商务英语学科具有更加鲜明的实际性与应用性，是开设商务英语专业的高校面临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

1商务英语发展历史及现状

商务英语课程最早的模型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在一些综合性大学设立的科技英语专业中的《外贸英语函电》，课程内容以教授对外贸易工作中书写业务函电的技巧和方法为主。与《外贸英语函电》课程同时开设的其他课程还包括《英语语法》《英美概况》《美国文学》《英美报刊选读》《实用语音》《英语写作》《翻译理论与实践》等。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的《外贸英语函电》课程是夹杂在英语专业的各个课程之间的，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随着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通道。据世贸组织2013年的数据，在159个世贸组织成员中，中国是107个成员国的前三大进口来源地，也是42个成员国的前三大出口市场[1]。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刺激了市场对于商贸英语人才的需求，于是商务英语课程逐渐从英语专业众多的平行课程中脱颖而出，演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学科的名字也在从外贸英语、商贸英语、经贸英语、财经英语、国际商务英语等演变过程中日益凸显国际商务的重要地位。2006年以来，教育部先后批准了包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在内的15所大学试办商务英语本科专业[2]。

2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目前，比较普遍的培养模式是“英语+国际贸易”两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各占50%。从英语专业培养方向出发，开设的课程包括英语听说、英语写作、英语报刊阅读、英汉汉英翻译实务、第二外语；从国际贸易专业方向，开设了商务英语函电写作、对外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法律概况、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课程。这种培养模式的特点是简单综合了英语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的课程，忽略了两类专业在课程设置上有重复的可能性，比如英语写作和商务英语函电写作。从课程内容看，英语专业写作与商务英语函电写作是基础技能和专业技能的关系。一般是先开设英语写作课程，然后第三年进入商务英语写作课程，两个课程都需要至少一个学期不少于32学时的时间，甚至是两个学期。这就涉及学习效率问题，前期英语写作课程对于后期的商务英语写作课程贡献值是多少？从两者的通用教材内容比较来看，不超过30%[3]。这种情况也或多或少体现在英语口语和商务英语谈判的课程设置方面。另外，作为英语专业学生必修的第二外语课程，对于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实用性也不是很大，毕竟目前国际贸易的工作语言是英语。综上所述，对于四年学制的专业课程而言，商务英语专业和英语专业的很多骨干课程设置，在内容上有一定的重复性或者不具有关联性，因此不能很好地体现语言投入(学习时间)和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均衡比例；另外，对于商务英语专业来说，非常重要的实际操作课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四年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甚至没有机会接触商务英语实务案例。

一、经济史学的性质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深陷困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者没有明确经济史学的性质。经济史学的性质，实际上就是“什么是经济史学”或“经济史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它一直是经济史学研究者不断讨论但又始终有不同说法的重要议题。如吴承明(1995)认为，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希克斯(1987)把经济史“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诺思(1992)认为，经济史的任务是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由此可见，关于什么是经济史这一问题，经济史学界存在诸多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学界之所以对这一问题有诸多不同解释，一是源于学者对于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认识。如，诺思(1992)认为，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及其实绩是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希德认为，经济史是研究人们过去如何从事生产、分配、劳动诸问题，又要用不同方法测定上述活动的相对效率。中国学者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研究对象的横向与纵向两方面。在横向方面，主要观点集中在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抑或二者的矛盾统一，以及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社会经济结构或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等方面。纵向方面主要涉及的内容就是研究对象的时间界限。经济史学按学科研究对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人类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一类是以经济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概论”。

经济史学又分为经济史实和经济史学通论两部分。经济史实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过程，而经济史学通论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规律。这里的经济史实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经济史”，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而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歧实际上也主要是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的分歧。在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这一重大问题上，(1992)指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横向上，宽到经济全领域(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包括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包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纵向上，长到历史全过程，包括整个的经济的全部历史(但这里的历史指学科对象意义的历史，而非绝对时间意义上的历史)。笔者感觉，对于经济史学的定义系统而全面的概括了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二是源于学者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理解存在分歧。长期以来，经济史一直被认为是处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但学界对于这一观点却有着诸多不同认识。吴承明(2005)说:“我们说经济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个学科。搞经济史的不是学历史出身，就是学经济出身。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个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高德步(2000)更进一步指出，这一提法是学科划分上的误解，认为经济史学是一个边缘学科是错误的。(1999)则说:人们常常把经济史学称为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当然无可非议。但从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学科属性看，有经济学科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就此而言，称经济史学为“跨学科的学科”更为贴切。

二、加强经济学理论

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难看出，虽然经济史与经济学当前是两门独立的学科，但从经济史学的性质和历史来看，它与经济学紧密相联，密不可分。因此，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是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要求，更是遵循经济学发展历史规律的要求。为探讨这一问题，需先简要阐述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实际上也就是探讨怎样研究经济史学的问题。怎样研究经济史学，主要取决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其性质。对此，不少学者已发表过相关论述。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两个缺一不可的基本方法。如吴承明在主张“史无定法”的同时，强调经济史研究者既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根柢。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学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实证主义，包括考证是经济史研究中不可须臾或离的研究方法。”显而易见，吴承明虽然主张“史无定法”，但更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这与他关于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熊彼特(1996)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31历史学方法被一些学者首当其冲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提出:“史有定法。当我们说‘史无定法’时，绝不是说经济史学没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

方法问题对经济史的研究太重要了。”他认为，“经济史在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须是经济学的方法。”不难看出，他虽亦反复论述经济史料的重要性，“只有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正确地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抽象出经济理论。”但更强调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以及经济学与历史学方法的融合。也许这是一向被学界认为是属于“经济学的经济史”阵营的原因所在。很显然，虽然学者均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学和经济学方法的重要性，然而各有侧重。由于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关于研究方法认识的差异。当然，反过来讲，也许正是由于对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不同，才使人们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出现差异。再来看经济史研究前途乐观之美国。经济史在美国的境遇能够改观的关键在于，学者把计量经济学、统计学、数学模型等引进了经济史研究，使经济史研究摆脱了传统的以文史取向为特征的研究范式。而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者要么是经济学出身，要么是历史学出身。故而经济史常常围绕两种方法打转，即以美国为主导的计量经济史和以英国为中心的强调历史学与社会学方法的经济史。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者不喜欢做计量分析。而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虽然是学经济的人，但在经济史研究中也没有运用太多的经济学方法。经济史学家曾说，他毕业于财经学院，并长期在财经学院教学，也没有学到多少经济学方法。从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史工作者，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多一些，运用得好一些。

财政赤字——华盛顿共识是否适合中国

十二五规划在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非常复杂的大背景下开始实施。目前在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日益严重，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在国外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消除，部分国家又陷入经济严重衰退的泥潭之中。中国的经济布局从何处着手?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形势整体良好，目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部分学者甚至借用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认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利无害，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具有成熟的经验，面对目前暂时的价格上涨趋势，决策者不能谈虎色变。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如果不尽快治理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将很快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价格的不稳定会导致疯狂的投机性购买，而投机性购买会进一步助长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失去国家信誉之后，整个国家将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从表面上来看，这场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是学术之争，或者说是经济对策分析中产生的分歧。但从本质上来说，它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理论缺陷。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实行的是稳健财政政策，“量入为出”是政府编制财政预算的基本原则。各级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收支平衡的问题，决不允许出现财政赤字。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由于“华盛顿共识”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转型国家尝试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的规模，拉动经济的增长。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为了重振经济中央政府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大幅度提高中央政府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大幅度地削减地方政府提取财政收入的能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例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基本的财政开支，千方百计地通过土地经营、城市经营攫取财富。中央政府为了支持大型工程项目，轰举借债，结果导致中央财政预算出现了庞泰的赤字。为了说服全国人大代表接受赤字财政预算，国务院负责人不得不反复重申，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是暂时性的，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央政府将不断地减少财政赤字，重新实行平衡的财政预算。可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财政一直是“赤字财政”。财政赤字非但没有减少的迹象，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财政赤字的增加就意味着中央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意味着中央政府债务的增加。中央政府增加的债务主要来自于银行的借款，而中央银行与财政之间的关系看似相对分离的关系，实际上是紧密的关系。中央银行作为债权人，不得不通过发行钞票弥补亏空。而中央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庞大财政计划，则进一步增加了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压力。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加剧。所以，国内实行的赤字财政预算，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从国际因素来看，我国实行特殊的外汇管制政策，外贸企业收取的外汇必须存人中国人民银行，而中国人民银行收取外汇之后，必须释放大量的人民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市场人民币的流通量，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

国际经济学研究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它也分析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商品劳务和资金的流向，分析直接约束这个流向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家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1］国际经济学理论渊源久远，对国际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比较利益的思想是现代国际经济分析的起点，古典经济学说之后的“边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学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现代区域经济学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在于区域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人员交流的规模与频率，纽约、东京等现今世界经济中心无一例外都是交流的枢纽（交流的"源"和"汇"），无一不具备良好的区域经济协调组织。因此，长江三角洲应该充分利用目前的大好良机，在区域协调机制建设上取得突破，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长三角一体化面临的机制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地区产业协作程度低、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公共资源投入产出效率低下等问题日趋突出。随着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逐渐"北上"（关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企改革）、"西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范围内各地域之间经济竞争空前激烈的宏观背景下，长三角一体化的机制问题将成为影响本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因子。归纳起来，长三角面临的机制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1.区内各地之间公共设施建设协调程度低

在多方面的支持之下，长江三角洲近十余年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令人高兴的成就，基本建成了"Z"字形的道路骨架网络，海港、空港的吞吐能力也有大幅度的扩张与提升。但是，完整、高效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统一交通运输网络还远未形成，道路、机场、码头建设各自为政的现象十分突出，导致不少交通设施闲置、利用率低下，财政资源浪费十分严重。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缺乏统一的区域发展规划。规划上的各自为政必然导致各地区之间交通运输设施的无序竞争，相互配套差，形象工程多，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另外，尽管长江三角洲各地区都意识到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但从整体上看，长江三角洲环保上的低效也十分明显。行政边界上的截污、排污工程随处可见，行政边界附近地区"脏、乱、差"现象象毒瘤一样难以清除。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制订一个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之上，并具有约束力的长江三角洲统一的区域发展规划。

2.区内行政分割严重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等，具体资料请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摘要：从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来源看，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形成三种模式：经典模式、传统模式和现代模式。这三种模式反映了国内经济学界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探索的演变过程。当前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需要解决好研究对象、逻辑主线、研究方法和内容创新等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理论经济学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形成科学性与逻辑性高度统一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当前国内经济学理论界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不仅反映了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太好局面，也反映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探索的方向。

一、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三种模式

按照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同来源，当前国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探索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经典模式”。这种理论体系是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六册计划”和《资本论》为基础建立的。

本文旨在从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反思中，讨论一下经济学方法和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它们是：关于经济学理论范式及其比较；关于实证分析；关案例研究。1、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1987）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象，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因为他认为，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在实际的“图象”、“模型”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象”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我们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讨论和运用范式的后面两种含义。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张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的范围，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重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在以经济效率为中心这一基本观点上，各种经济理论学说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强调得够与不够，是否能贯彻始终。新古典理论对此十分明确，而且一贯到底。它其所以专注于资源配置的研究，就在于寻求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就是因为市埸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它关于在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以及以此作为对一切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之基础，正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具体体现。翻开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效率观念和效率思想会深入到每一个读者的脑海之中，融化在他们的思维之内，成为他们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中，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来的，传统经济学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所依赖的正是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其所以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因为在它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减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费，从而获得和保持经济运行的效率；传统经济学把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提出“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1985），是其中对经济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在传统经济学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十分坚定，也没有贯彻到底，当传统经济学致力于政策解释、道德说教和价值判断时，往往就离开了效率中心，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都离不开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但这种考察在每一种理论中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亚当。斯密对之进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在《国富论》中，斯密不仅说明了分工的好处和交换的意义，而且说明了分工和交换的关系，所谓“分工受市埸范围的限制”，就意味着人的生产活动以人的交换活动为条件，进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换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斯密提出了“简单天赋自由体制”或称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市埸模式，建立了一个进行经济分析的原始模型，但又不把它作为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无条件地、绝对地坚持它，而是提出了种种限制和例外，表现了对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斯密通过“简单体制”找到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补性，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义，不仅说明了人们之间存在着和谐一致的合作，而且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克思继承和发扬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换、生产和交往、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恩格斯把生产和交换看作经济曲线的纵坐标和横坐标；马克思特别注重于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分析，同时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体自由人的联合”（1972）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而以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交互影响为基础，描绘了一幅历史发展的图画。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不仅坚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用它来代替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之类的抽象概念，以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进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而且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将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分析之中，对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作出了统一的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范式。这集中反映在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中。它分析了资源配置和生产费用，考察了规模经济和技术选择，还讨论了市埸结构，也就是考察了分工的状况和经济性。所谓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就是合理的劳动分工；所谓规模经济，就是分工及其基础之上的集中所到的节约和利益；所谓市埸结构，实际上就是分工结果在市埸上的表现；而技术选择，实际上就是进行分工的方式；至于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即生产费用，就是不同资源配置方式和技术选择方案的代价，也就是作为生产方式基本形式的分工的成本。但是，它没有也不能对分工及其程度的决定和发展作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不仅研究了市埸交易，而且以此作为全部内容，同时对自由市埸体制作了绝对的、无条件的解释，新古典的均衡就是市埸供求均衡和市埸自动实现的均衡，新古典的最大化既是市埸交易的前提，又是市埸交易的结果。尽管如此，新古典经济学对交易的研究又非常肤浅和非常片面，由于对交易的考察仅仅局限于市埸交易，而对市埸交易的考察又仅仅分析产品的交易和要素的交易，因而在新古典理论中，既没有交易方式的概念，也没有交易费用的分析。新古典理论也考察了合作问题，但是基于对交易问题的局限性，其对合作的考察仅仅限于市埸中一拍即合的买卖关系和和谐的竞争关系，也就是说，在新古典理论看来，人们之间的合作是无阻碍、无摩擦，因而是无条件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特征不在于它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而在于这种分析的片面性，即它只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一种情况，也就是只分析了它们的物质技术联系和物质技术特征。传统经济学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也背离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而与新古典理论颇为相似，二者既有一致之处，也有自己不同的地方。如果说新古典理论把分工看作是市埸配置资源的结果，那么，传统经济学则把分工看作是计划配置的产物，二者的分析角度一样，说明的问题相同，但后者比前者更粗糙、更片面。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在缺乏交易方式概念和理论的情况下，对市埸和市埸交易作了比较深入、比较成功的分析，那么，在传统经济学中，虽然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交往方式的概念，并宣称要以其为主要考察对象，但对市埸和市埸交易是排斥的，其分析是残缺的，与此相适应，在实践中，市埸和市埸交易是受控制的，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它对其他交往方式的考察如果有的话，也是空洞的。至于对合作和合作秩序的分析，传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非常相似，都是考察了一种无矛盾、无摩擦的理想状态。因而其解释能力和现实意义都非常有限。在经济学的不同范式中，几乎都使用了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等方法，但使用的情况和侧重则不相同。供求分析是任何一种经济学都离不开的，但在传统经济学中，由于只有平衡概念，没有均衡概念，或者说没有区分平衡和均衡两个概念，因而传统经济学的供求平衡分析是一种事后分析和结果分析，而不是一种过程分析和行为分析，因为，平衡是一个核算概念和统计概念，而均衡是一个行为函数和运行过程概念，供求平衡就是供求两个变量相等，即变量均衡，而供求均衡既包括变量相等（变量均衡），又包括行为确定（行为均衡）。与此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对此却有严格的界定和区分。边际替代分析也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在传统经济学中，由于缺乏行为过程的概念，因而也就缺乏边际的概念，因此，计划分配和计划调节中的替代关系只是两两的一般互替和转换，而不是边际替代和边际转换。1871年的“边际革命”把边际概念引入经济学，并使其在微积分等数学形式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在数学化和形式化的道路上大前进了一步。但是，传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都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替代只是不同产品在不同消费者之间和不同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替代，即不同物品之间的替代；然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替代却是不同交易方式之间的替代，即人们的行为方式或行动策略之间的替代。成本收益分析是经济学的看家本领，是经济学范式区别于其他科学范式的重要方面，传统经济学运用了它，但运用得不够纯熟、不够彻底，有时往往只问收益，不惜工本，只讲需要，不看可能，对那些得不偿失的计划和政策进行经济上的注释和论证。特别是传统经济学没有时间价值概念和风险价值概念，缺乏风险意识，不计时间价值，就使成本收益分析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新古典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成本收益分析，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缺乏交易方式和交易费用的概念，由于交易的自动完成和无代价的进行，其成本收益分析也仅仅局限在资源配置和生产活动的狭小范围内，对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广泛领域则缺乏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把成本收益分析运用到人与人相互关系的一切领域，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策略选择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为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统一、深入而又更加现实的解释。利益分析也是各种经济学中普遍使用的方法，但是传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这里又殊途同归了，前者违背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后者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精髓，他们都注重利益和谐，而放弃了利益矛盾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宏扬了马克思经济学的贡献，不仅坚持了利益矛盾分析，而且用博奕论为这一分析找到了一个适当的数学化方法。最近，中国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范式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起因于樊纲博士的《‘苏联范式’批判》（1995），接着，崔之元先生发表了《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1995），对樊纲的观点提出批评，后来，吴易风教授发表了《两个范式之争》（1996），对樊、崔之争进行了评论，支持崔的看法，进一步批评了樊的观点。笔者仔细阅读了争论双方的文章，有些不同的评论。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最初的以“苏联范式”为主，发展到多种理论范式并存的局面。“苏联范式”有哪些缺陷，它是如何逐渐失去主导地位的，樊纲在他的“批判”中给予了冷静和恰当的讨论。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的理论准备，是从对“苏联范式”的批判开始的。这种批判，最早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武器的。随着各种经济学理论的引进，并且随着经济改革研究的需要，苏联范式不是被批倒的，而是被取代的。这种结果，对于应用性研究并无妨碍，但仍在理论层次上和经济学教学方面遗留着“苏联范式”的影响。樊纲分别从研究对象、所有制问题、价值－价格理论、生产“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上进行的讨论，是对“苏联范式”的自觉的理论清算。依樊纲的功力，可以作得更好，但这篇文章仍不失为一篇优秀的评论性综述，在有所批评和有所肯定中为我国的经济学建设作出了的贡献。樊纲在另一篇论文《经济科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再思考》（1995）中进一步阐述了前文的观点，明确指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因此，“不应该有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此论受到了崔之元的批评。崔认为，这些结论或假设自相矛盾，并且与现实相去甚远，他以数学为例，指出在数学基础理论中，存在着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波兰学派等，难道经济学家们比数学家们还更容易“团结在一个旗帜下”？接着，崔文列举了4个案例（“行为理性”的含混，微观基础的动摇，科斯定理还是科斯谬误，众多的“不可能性定理”），说明西方经济学也存在着“范式”危机，目前还没有普适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我们认为，樊纲的观点包含了很大的真理成份，但也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既冠以“社会”的定语，就表明它不同于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它既是科学，又是人学。作为科学，它具有实证性，因而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和一般的东西；作为人学，它又具有特殊性，因而需要本土化。既然东西方的人文性格有所不同，因而东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也就不会完全相同。崔之元对樊纲的批评并未打中要害。虽然他正确地提出了，我们应当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发挥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想象力，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上做出有世界意义的贡献，但是，其关于西方经济理论范式危机的种种议论则包含着很大的混乱。首先，崔文对范式及其危机的理解是不恰当的，按照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概念，崔文所讲的4个问题与其说是范式，不如说是理论，而其对范式危机的理解也只是指出了它的消极方面，其实，范式危机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在同一范式下，各种理论的冲突正是孕育着理论发展的生命力。其次，崔文所谓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实际上是指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就是冠以“科斯定理还是科斯谬误”的案例3，讲的也是主流理论的内容。再次，崔文列举的4个案例，只有第1个关于行为理性的评论有一些道理，这一点很多学者都有过批评，不过，他们虽然指出理性行为假定的缺陷，但都没有提出可以替代的东西，足见其所具有的普适性和一般性。其他3个案例均是似是而非的。例如，所谓“平行偏好”问题，在《什么是科斯理论？》中，伦尼德。哈威兹讲的是，由人们的偏好推出的无差异曲线是平行的（1995），而崔文却望文生义，将其说成是“人的偏好序均是‘平行偏好’”。再如，在委托－理论中，委托人处在团队之外，其作用在于打破预算平衡，而崔文却文不对题，将其置于团队之中，将委托人的败德问题作为团队的“纳什”均衡、帕累托最优和预算平衡三者不能同时实现以及单靠狭义的理性人假定不能为团队设计出最优激励机制的依据。崔文对“字典式偏好序”的理解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可见，作者并未认真读懂自己所引用的著作，这就给人以貌似旁证博引，实则瞒天过海，借以唬人之嫌。2、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2－1，关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经济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传统经济学一方面强调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又把价值判断摆在首要和核心的地位，从而使自己误入岐途，也是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关于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基本内容，马克。图尔曾经作过一个简明扼要而又全面详尽的对比分析，（1979）现抄列如下：实证是手段事实现实描述真或假精神的问题解释分析规范应该目的价值理想规定好或坏心灵的问题评价政策以上的对比分析，分别从语言形态、研究领域、内容性质、作用特征等方面对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作了界定和区分，这种界定和区分的中心和关键仍然是关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是方法论争论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指对某种事实内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坏”、“好些”或“坏些”等的评价和预言。例如，我国现有的财产和收入分配状况是不公正或不合理的，通货膨胀比增长滑坡要好，5％的通货膨胀比5％失业要好些，等等。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价值判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表达政治要求和行动纲领，进行宣传鼓动的不可缺少的和适当的语言工具，也是进行行为选择和政治选择的前提。什么是事实判断？事实判断是指对某种事实内容所作的“真实”或“虚假”、“正确”或“错误”、“原因”或“结果”、“形式”或“本质”的描述或解释，即事实是怎么回事，它现在怎样，将来会如何，以及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在科学（包括经济学）研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事实判断，它是进行科学研究和理论创造所要集中解决的基本问题。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行为和活动，二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既要着重于事实判断，又不能完全抛开价值判断，但是二者又是可以区别开来而且应当加以区别的。从认识逻辑来看，价值判断表达的是一个“应该是论述”，它仅仅是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作出的判断性评价和立埸取向。如某人认为现行的财产分配和收入分配是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它表明了判断者所持的不赞成的立埸。但是，它既不能排除别人对相同事实持相反的立埸，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信息，即不能提供为什么是不公正的，不包含与真理相联系的认识，因而既不需要、不可能证实或证伪，也不具有科学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人们只能接受它或拒斥它。相反，事实判断表达的是一个“是论述”，它包含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因而需要和能够在经验上证实或证伪。不仅如此，价值判断也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即“个人不能从是中推出应该是”（马克。布劳格，1990）来。例如，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本身并不包含它是否公正的信息，即事实在逻辑上并不包含它的评价，公正与否的评价是判断者主观加上去的。因为，价值判断所依据的是道德标准，而事实判断所依据的是一个与道德原则无关的标准和规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经济学研究中，事实判断除了包含有关社会经济生活过程的一般事实和论断以外，集中表现为效率判断。价值标准也可以、而且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和事实判断来说明其正确与否，即需要进行效率再判断。在规范和实证、价值和事实相互关系的争论中，始终存在着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价值判断无关，它只涉及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不包含人们的主观评价（R.史密斯，1962），主张保持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价值判断具有不可或缺性（施莫勒），经济学的观点与所有的科学观点一样，都是充满价值的，（霍尔。卡杜里安，1980）其中，有人主张“隐含的价值观”，（维克里，1973）有人主张“明确的价值判断”（米尔达尔，1992）。其实，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也不是互斥的，而是互补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也各有其不同的作用。争论产生的原因在于，双方都忽视了价值判断产生的根源这一根本问题。由于这种忽视，主张保持价值中立的只强调了它的必要性，而没有找到实现它的可能性；反对价值中立的仅仅看到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价值判断的事实，而没有深究它存在的基础。人们在自然科学中的一致不是由于摆脱了价值判断，而是由于价值判断的基本一致，在人类事务和社会科学中能否摆脱价值判断，就归结为人们能否取得经济利益的一致。现在，人们所能做到的是，把价值判断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不使它变成一种普遍形式的东西（陶永谊）。至于什么是适当范围，仍然没有作出说明。这就需要作出进一步的界定和分析。指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区别和联系，强调事实判断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着在经济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和全部活动中都不能有价值判断。恰恰相反，从方法论上来看，有的领域和有的方面需要进行价值判断，有的领域和有的方面可以而且应当保持价值自由。一般说来，在研究对象和认识目标的确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的选择等领域和方面，需要而且必须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每个经济学家既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爱好进行选题，也可以根据政治、道德和信仰选择实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科学研究的内容领域，在认识过程和理论形成过程当中，却不允许价值判断插足其间。如果在科学研究的内容领域借助于价值判断，就会使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引入信仰问题，这只能使认识过程发生扭曲，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有人强调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指出一些伟大的学者都具有鲜明的价值观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但是没有说明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如果仔细加以考察，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对他们选择科学课题、坚持科学探索起了重要作用，但对其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本身则直接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正是在抛开了价值判断而专注于事实判断的情况下，才作出了自己的科学创造。因此，在经济科学的理论研究中，在获取信息和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价值自由前提，避免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至少这一区分有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然而，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不仅认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不可区分、无法区分、也不必区分的，而且过分注重和偏爱价值判断，往往使事实判断服从于价值判断；不仅在研究对象和认识目标确定以及分析结果选择等领域强调价值判断，而且把在研究内容领域和认识过程当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遮羞布。这就使得经济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深深陷入自己设置的陷井之中。例如，对于很多重要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象市埸机制问题、经济周期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经济危机问题，等等，首先要看看它是姓“社”还是姓“资”，然后才决定如何对它进行描述和分析。如果是姓“资”，即使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也可以而且必须否认它的存在；即使不得已而承认它的存在，也要将其统统斥之为资本主义残余，或者在共同的地方寻找出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来，或者用不同的概念去概括和描述完全相同的事物，于是就出现了商品经济的“外壳”论，找不到工作的“待业”说，同志式的“竞赛”观等。这样，不是把一系列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就是对其作了歪曲的描述。至于在这种扭曲的理论指导下，制定和实施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及其造成的不良的甚至是严重的后果，更是进一步从反面证明了，把价值判断带入认识形成和理论创造过程之中的可悲之处。不仅如此，由于在理论形成过程之中渗入了价值判断，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分析，如对当前经济运行总量态势和经济形势，不是根据经验现实进行实事求是地归纳概括和理论抽象，而是根据各自的政治需要，选取不同的材料，作出不同的结论，甚至要先看看气候，摸摸风向，然后投其所好。这不仅大大阻碍了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发展，使得经济理论研究始终难以摆脱解释现行经济政策的俗套，而且使一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走上了“奏折经济学”的道路，败坏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声誉。其结果是，经济学难以摆脱作为政治附庸和跟班的角色，甚至有被窒息的危险。近几年来，大家都承认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中缺乏共同语言，这不仅是由于对很多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存在着混乱，而且主要是由于价值判断渗入经济研究过程的结果。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实践目的出发，反对在科学认识的内容领域和理论创造的过程当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这是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很多混乱。为了在经济理论研究中能够更好地处理规范和实证、价值和事实的关系，有必要加以明确和区分。第一，经济理论的构建和经济理论的可接受性。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问题。前者是个认识论的概念，所要解决的是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问题，它取决于理论把握经验现实的情况，即取决于经济理论对于经济生活现实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或者说，取决于经济理论对于经济现实的规范力量和改造力量。后者是一个文化价值概念，考察的是理论的功效性问题，主要取决于哪一种理论更好、更合意、更易于被决策者所采纳，因而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主张。因此，经济理论的可接受性与其说取决于该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不如说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形势以及决策者的素质。在这里，需要而且必须进行价值判断。第二，经济理论的专家评价、专家选择和社会评价、社会选择。这是两种不同目的和不同方式的评价和选择。前者的目的在于解决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问题，是通过经济学家的批判、检验和证伪来进行的。在这里，经济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外化为一种公共性，即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方面检验所作出的共同评价和共同选择。后者的目的在于解决经济理论在社会空间中的可接受性问题，是由政治家和社会大众作出的评判和选择。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评价标准和选择标准，形势的紧迫性，社会的承受能力以及政治家的知识限制，特别是政治家的政治前途和利害关系，会对它产生很大的影响；社会大众的评价和选择更会受形势变化、社会心理的左右，并且只有通过社会的学习过程，理论才能变成社会大众的共识和集体行动。第三，经济政策咨询和经济政策决策。这也是两个既密切联系又可以明确分开的行为和过程。经济科学的实践目的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咨询表现出来的，政策咨询活动的核心是提供有关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客观联系的真实信息。这种信息不是规范性预言或价值判断所能给予的，但是从任何经验内容丰富的理论中都可以得到付诸实施的行动信息。同时，一个无价值判断的科学结论，并不排除政治家和经营者进行评价、选择和决策的权力。经济学家可以参与政策决策和经营活动，这时，他就不是作为经济学家处在理论的形成过程之中，而是作为政治家或企业家处于政治活动或经营活动之中。因此，经济理论的实践目的不应当也不必要要求经济学家在其理论形成过程之中求助于价值判断，与此相反，只有在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才能保持经济学家的独立人格和经济学研究的独立性，避免价值偏见的影响和干扰。第四，经济学家的伦理道德和科学良知。经济学家从事何种科学规划，帮助实现何种价值目标，取决于他的伦理道德。经济学家作为社会的一员，依靠自我控制很难在其科学表述中保持价值判断自由，即经济学家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判断渗透在理论认识和科学表述当中，从而造成很多认识上的偏差和理论上的错误。不仅如此，经济学家也有个人动机和个人功利，它与社会目标和社会利益既有一致之处，也有矛盾的地方，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政策咨询建议能够影响政策决策以至变成官方政策，这就使得经济学家在政策咨询中很难保持客观立埸。但是，经济学家的科学良知又要求他不要把自己的个人好恶和个人功利带进圣洁的理论殿堂。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在经济学的科学活动中，发展科学评价和科学批判，通过对其科学表述的相互批判和证伪，通过实践来检验。可见，价值判断与科学批判和证伪过程以及经验检验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要想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作出真正的理论创造，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就必须在理论形成和科学创造的过程中承认和坚持价值自由前提。2－2，关于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⒅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实证分析的方法。这一方法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部分或阶段，即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摘要：经济学理论是每一个金融经济类专业学生必修的课程，当前我国经济学的理论教学现存的问题却极大的阻碍了教学进程，让学生难以做到真正的知行合一。本文就当前我国经济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展开分析，研究改进经济学理论教学现存的问题。

关键词：经济学理论；教学问题；对策改进

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实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因而在我国当前的教学思想和教育方针的影响下，有必要对经济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定的研究，以提高我国当前的经济学理论教学现状。同时经济学基本理论是帮助学生踏入经济界大门的钥匙，深刻的理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对学生未来的工作与研究都有着莫大的帮助，有利于推进人才强国的建设进程。

一、经济学理论教学问题分析

(一)教学方式方法的问题。1.照本宣科，误导学生。经济学理论涵盖的范畴较广，一般经管类的学生要学习的经济学理论有：《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原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概论》等，在以上书籍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并不会有针对性的展开教学，譬如在教授《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教师不会对书籍内容做出任何正确的评论，而是完全按照书籍中所宣扬的价值观灌输给学生，《西方经济学》中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学进行一定的比较，比较过后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市场优于社会主义市场”等结论，在面对该种结论时，学生无法对事实进行一定的分辨，造成学生会对书中价值观产生认同感，这是高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容易忽视的一点。2.理论难以与实践契合的问题。经济学理论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难以同实际相应证的问题。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如下两点：经济学理论一般会通过大量的数学模型进行推导，得通过科学的计算得到结果，以证实结果的可行性。但是这一推导过程是异常复杂与枯燥的，从理论角度可以决定验证这些公式和结果的可行性，但是将这些推导过程也纳入到教学中，对于学生来说也是脱离了实际经验的；同时市场规律是复杂的，而理论的研究成果一般是一成不变的，学生难以将实际与理论真实完美的契合在一起，尤其是当前所学的经济学理论多出自于外国经济学原理，与本国的国情不太一致，这就造成所学与所用之间的巨大差别。让学生在学习经济学基本原理后，完全不懂得如何应用。(二)教学考核的问题。当前无论是国内的哪一所高校，对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考核方式都只有一种，那就是考试，考试形式也较为单一，多数高校都会采用闭卷考的模式开展学期考核。该种考核方式造成的优劣结果是两极的，教师能够直观的看到学生的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但是无法了解学生是否真的理解并能够在实践中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于学生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是无法考察的。

二、经济学理论教学问题中的对策分析

一、国际经济学中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应用

(一)国际经济学中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变

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假设商品要素流动这一前提下分析研究企业发生的具体贸易行为，以及国际贸易政策变动。国际贸易理论中提到了优势思想，这一优势简单阐述即是各个国家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中体现出的竞争力，形成了各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进入与退出，体现各个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国际贸易的优势从绝对优势演变为相对优势，绝对优势是指各国企业对同一商品的生产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形成的企业竞争优势，相对优势是指各国企业在生产不同商品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不同而形成的竞争优势。相对优势与绝对优势都是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对相同事物做出的判断。同时可以得出结论，即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如果不受到资源约束的话，具备相对优势的企业则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具备绝对优势的企业则可以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的发展应用

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垄断优势理论，它形成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该理论认为因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具备不完全性的特点，给跨国公司带来垄断的优势，比如跨国企业具备的专有技术，管理经验，以及销售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从而得到较高的垄断价格和利润，因此产生了不完全竞争的局面，这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直接原因。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是基于垄断优势理论提出的，因为产品在市场上有着周期性的变化，主要分为创新，成熟以及标准三个阶段，各个阶段都与企业的决策密不可分。因此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国际直接投资应该运用在产品生产已经成熟并且投入标准化生产，这样可以将生产投入到成本较低的区域，从而替代出口产生的成本。3，内部化理论，该理论基于自然性市场的完美性出发分析当前跨国企业的兴起以及外国投资现象的形成。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是由于市场内部化形成的，市场内部化是指外部市场机制导致原材料，半成品等交易的效率呈现较低的状态。为了提高这一效率企业不得不通过行政结构将低效率的中间产品内部化。这一理论同时解释了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行为。

二、套利与平价理论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的发展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