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刑法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李建华工作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基础

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刑法立法应该规制的对象,表明经济刑法立法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并纳入其调整领域之内。它是经济刑法立法的基本立足点,是经济刑法立法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法律只是追究那些事先加以禁止的对社会构成危害的行为。”[1](P29)“因为只有确定了什么行为应受法律谴责与遏制,我们才能确定我们要遏制人们实施什么样的行为,应把什么人视为我们使之遭到报应的罪犯,对什么人加以报复或对什么人进行改造。”[2]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实质,是为了解决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什么性质的行为不应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的问题,并从立法上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它对经济刑法立法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大量的经济犯罪已经出现,并对社会经济关系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后果。“经济犯罪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学术研究上的各种估计,几乎都是天文数字。……使经济犯罪对于经济社会的损害性和危险性,更形增高,而成为最严重与最危险的新兴犯罪。”[3]“经济犯罪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比治安犯罪更为直接、严重的破坏力。经济犯罪往往成为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导火索。”[5]通过经济刑法立法对各种经济犯罪行为进行有效地控制和遏制,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当务之急。而要建立和完善经济刑法立法,就要准确地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及其确立基础。尽管经济刑法立法是立法机关有意识、有目的的创制经济刑法的主观创造性活动,体现了立法机关的自觉性和主观性。但是,正如人们不能脱离、超越历史与现实提出的要求、提供的条件而人为地创造历史过程一样,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也不能脱离、超越我国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而凭立法者主观设计拟造;它决不是立法机关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活动,它必须以、也只能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并直接受制于现实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产生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5]“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6]“刑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植根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存在的价值。”[7]因此,对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基础的考察、认识和确立,应着眼于社会经济生活现实需要,应以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准确、全面、及时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换言之,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是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基础,更确切地说,就是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经济犯罪行为,以及对经济犯罪行为予以惩治和打击的调整需要,是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基础。

(二)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标准

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确定某一行为是否应被规定为经济犯罪、应否被纳入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中,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由于“社会是根据自身的利益确定何为犯罪”[8],因此,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也应以某一行为是否侵害了经济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即经济刑法法益为标准。¹所谓刑法法益,“即是受刑法规范保护的利益。”[9]相应地,经济刑法法益,就是受经济刑法规范所保护的利益。“在刑事立法上,对于某一社会生活利益应否以刑法手段加以保护,均以法益作为决策依据。”[10](P55)“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违法性的实质就是侵害或威胁法益”。[11](P3)确立了经济刑法法益,就能为经济刑法立法指明正确方向,并确立了经济刑法立法的目标。立法机关进行经济刑法立法活动,就应确定经济刑法所要保护的对象即经济刑法的法益及其范围大小,并把侵害经济刑法法益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经济犯罪,以此表明经济刑法立法的价值取向。通过对经济犯罪的惩治和打击,实现对经济刑法法益的保护。可以说,整个经济刑法立法都是以经济刑法的法益为核心,并紧紧围绕如何保护其法益而展开的。全部的经济刑法立法过程就是为保护法益而进行的有目的、有方向的立法活动过程。经济刑法法益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出经济犯罪的本质,即经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内容,即经济犯罪“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11](P4)“正确把握法益概念的社会内涵,有助于刑事立法所保护的客体秩序(或者说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适应时代的精神。”[10](P56)经济刑法立法是通过对严重侵害法益或者侵害重要法益的经济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刑罚处罚来实现其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应以经济刑法法益为标准,但是,经济刑法法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发展而随之变化和发展。“对过去认为没有必要保护的法益,随着保护要求的增大,就应当进行相应的新刑事立法。相反,在认为某个法益已经不值得刑法保护的时候,以保护这种法益为己任的犯罪规定就应当从刑法中删除。无论如何,适当的实定刑法,必须适应具体社会中对法益保护的现实要求。”[12]在确立经济刑法立法时,应关注经济刑法法益的这种变化性,并相应调整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

本文作者：邓蝶工作单位：广西大学法学院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经济犯罪也呈上升的趋势。经济犯罪有着特殊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侵犯着社会和公民的财产，也威胁着正常经济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稳定。1997年《刑法》对经济犯罪作了较大规模的补充修改，将1979年《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修改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将1979年《刑法》第五章中的“贪污罪”和第八章中的“受贿罪”以及与贪污和受贿有关的犯罪抽取出来后与其他一些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有关的经济犯罪合并起来组成新的一类犯罪———“贪污贿赂罪”，从而形成了1997年《刑法》中有关经济性犯罪规定的全部内容。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中要求把经济刑法独立出来作为一门学科的呼声很高。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在我国国民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构建一个完整的经济刑法体系，既有利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又有利于打击猖狂的经济犯罪。但笔者认为，把经济刑法独立出来有着严重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有效操作运用。第一，若把经济刑法独立出来，势必会对我国刑法典的完整结构产生强烈的冲击。刑法典是系统的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它是法律对所有社会关系的最后保障。把经济刑法独立出来，缺乏实施的理论根据。我国的刑法典是由总则和分则组成，总则是分则的理论基础。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刑法典，其在内容上应该对刑法的基本原则、犯罪构成、定罪、刑事责任等等以及所有的犯罪种类做出规定，而经济犯罪只是作为犯罪的种类之一，它的内容在刑法典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是刑法典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把刑法典中规定的经济犯罪内容独立出来，刑法典规定的犯罪种类中就会缺少经济犯罪的种类，导致对刑法典的完整结构产生强烈的冲击。第二，经济刑法的研究对象内容不确定。没有确定的内容，则不具备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经济犯罪是经济刑法的研究对象，但目前，国内外对经济犯罪的概念看法不一，主要分为以下三种观点：1.最广义的经济犯罪概念。该说认为所谓经济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工农业、财政、金融、税收、价格等经济管理法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活动，非法获取财产利益，依照法律应当受刑法处罚的行为。

这一学说扩大了经济犯罪的调整范围，若把这些内容独立出来，则我国传统的刑法典的体系将会瓦解，刑法典作为一种基本法对社会的最强的保护力则体现不出来。它混淆了经济与公私财产的界限。2.中义经济犯罪概念。该说认为所谓经济犯罪是指以谋取一定的非法经济利益或避免损失为目的，在经济活动及其相关互动中，实施的侵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触犯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3.狭义经济犯罪概念。认为所谓经济犯罪就是以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色，而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犯罪，就是指刑法第三章所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不是这一章所规定的犯罪，不属于经济犯罪。这些概念都不够严密和完整，学界也没有形成通说。仅仅从概念上看，不能反映出经济犯罪的范围。研究对象范围的不确定，不具备学科独立的条件。第三，经济犯罪的可变性。经济刑法随着经济、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的不断发展而呈不断变化的形式，它的罪与非罪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相对而言，普通刑法中的大部分罪状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法律与经济是相互影响的，法律变动太大，对经济也会造成很大影响，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法律的适用。第四，法律体系较健全的国家也极少把经济刑法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如意大利在刑法典中设置专篇或专章，专门规定有关经济犯罪的经济刑法。意大利刑法分则将经济犯罪单独划分为一类，将所有有关的刑事处罚归为一章规定。这种立法方式便于司法实践部门进行操作，但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它僵硬地将所有经济刑事处罚的规范都集中在一章，有违刑法分则体系设置的科学性，也有可能造成经济刑法规定的不全面行。目前很多国家所采用的是除了将经济犯罪规定在刑法典中之外，同时还将经济犯罪分散规定在经济、民事和行政法规之中。这种立法方式也有其缺陷，它没有区别好经济、民事、行政法规的界限，违反了法律科学分工的原则，同时也有损刑法典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第五，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刑必须以刑法总则为基础，它不能脱离总则而独立存在。经济犯罪是刑法分则中的一个部分，它以各个罪名表现出来。若把它独立出来，则该类犯罪的定罪量刑则变得困难，还可能出现脱离总则来适用的情况，这将有悖于刑法的基本原则。第六，经济犯罪有高度的社会危害性，对它的处罚也应以最严厉的刑罚处罚。而刑法是我国最严厉的保障性法律，若把经济刑法独立出来，则经济刑法该如何定位，它的处罚不可能重于刑法，否则将会违背法的精神。但它又有高度的社会危害性，则只能用刑罚处罚，只有放入刑法典中，才可解决这一问题。

总之，笔者认为，经济刑法不宜独立出来作为一门学科。立足于我国的法制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现状，经济刑法还不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一个独立的学科，应该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应该有其独特的特点，然而，经济犯罪内容的不确定，决定了它不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若硬是把它独立出来，则会破坏我国的法律体系，表面上看，经济有了专门的法律做保障，但实质上，它的内容还是有很多漏洞的。经济刑法立法是惩治和打击经济犯罪的专门性手段，立法内容都是通过其立法形式表达和体现出来的。经济刑法立法能否采取适宜于其立法内容的立法形式，直接影响着其立法内容是否科学、完备以及其立法效果是否良好。我国目前的经济刑法的立法方式没有太大的缺陷，在此基础上对它进行研究完善，足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本文作者：赵秉志李志增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我国刑法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一方面执行着对敌专政的功能,另一方面又执行着保护和促进人民民主的功能。要保障人民民主,就必须将保护、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尤其在国家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的今天,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就成了刑法突出的、主要的任务。我国刑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以马列主义的正确指导,体现着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反映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潮流,因而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保护和推动作用。归纳起来看,我国刑法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如下几种功能:

一、保护功能

刑法对经济的保护功能,是指刑法确保经济发展的安全、运行的正常进行,这种功能是通过刑法的具体运用,打击各种犯罪来实现的。我国刑法对经济的保护,分为直接保护和间接保护:直接保护是指刑法通过惩治发生于经济领域各个环节的经济犯罪,保护经济发展的安全与正常秩序.间接保护则是指刑法通过惩治其他刑事犯罪,维护有益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我国刑法对经济的直接保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规定并制裁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保护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物质基础。保护自然资撅的安全与合理开发,是我国刑法经济保护功能的重要内容。现行刑法规定的盗伐林木罪、滋伐林木罪、非法捕捞罪、非法狩猎罪等,都是保护自然资抓的有力措施。当然,刑法这方面的规定还不够全面,一些破坏自然资源,危害严重的行为还没有受到惩治,在完普刑法的过程中,应该增设一些破坏自然资派的罪名,比如增设破坏土地资源罪、破坏矿产资派罪,故愈污染环境罪等。(2)通过规定并制裁破坏生产方面的犯罪,保护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行。我国刑法对生产活动的保护,表现在它对各种严重违反生产规则、危害生产活动、破坏生产安全的行为,给予严厉的刑罚制裁。现行刑法规定的破坏集体生产罪、厂矿重大贵任事故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等,都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刑法对生产活动的直接保护。自然,刑法这方面的规定,也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比如破坏集体生产罪,保护对象就不能在局限于集体生产,而应包括个体生产、合资企业生产等各种合法的生产活动,其法定刑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与现代化生产条件下这种行为的严重危害性已不相适应,应予提高。(3)规定并制裁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保护社会经济在交换、流通环节上的正常运行。我国刑法贯彻和体现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惩治各种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在经济流通环节充分发挥其经济保护功能。刑法所规定的投机倒把罪、走私罪、妨害货币罪、妨害有价证券罪、挪用公款罪、逃套外汇罪等,都是对经济流通环节正常运行的有力保障。由于流通环节的活跃性,各种新型犯罪不断涌现,刑法典原有的经济犯罪在内容和形式上也都有新的变化。与此相适应,我国在刑法典颁行后,又陆续制定了如《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等几个针对经济犯罪的单行刑事法律,同时在其他非刑事法律中又规定了不少关于经济犯罪的刑法规范。在新的形势下,为了充分保护经济流通的安全与正常,刑法的这种发展也须不断进行。(4)通过规定并制裁各种侵犯合法财产的犯罪,保障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落实。我国刑法为贯彻按劳分配制度,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保护公私合法财产不受非法侵犯,在分则中又具体规定了盗窃罪、诈骗罪、抢劫罪、抢夺罪、贪污罪、破坏公私财物罪等侵犯财产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严厉惩治侵犯他人合法财产的行为。(5)我国刑法还通过惩治假冒专利、假冒商标等犯罪,维护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知识产权制度,保障科学技术的正常开发与合理利用,鼓励正当的科技竟争,促进作为现代社会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将我国刑法的经济保护功能作上述分类,只是表明某些罪名在经济领域的某些环节上作用比较突出,其实际作用其实并不限于某个具体的环节。比如诈骗罪,既可能发生在分配环节,也可能发生在流通环节,刑法规定这个罪名的实际作用,不仅表现在保护按劳分配制度,也表现在保障经济流通正常运行方面,只是前者之作用更为突出而已。我国刑法对经济的保护功能,除了表现于上述经济运行的直接环节之外,还表现在通过打击其他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环节方面,此即刑法对经济的间接保护。这种保护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通过规定和制裁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和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为经济发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和社会安全保障;通过规定和制裁褒读职务、妨害公务的犯罪,为经济发展提供机器正常运转的必要保障;通过规定和制裁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为公民参加经济建设提供基本的权利、自由保障,如此等等。

二、引导功能

任何法律规范,都具有指导、引导人的行为的作用,刑法也不例外。刑法规范多数是禁止性规范和制裁性规范,它主要告诉人们不准做什么,做什么要受到什么样的刑罚制裁。而禁止性规范的实际作用效果,也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我国刑法在为经济服务中,正是通过这种禁止性规范的指导,将人们的行为引导到有益于经济发展的秩序和范围之中,这就是我国刑法对经济的引导功能。其一,引导经济守法行为。经济犯罪,基本上属于法定犯的范畴。所谓法定犯,就是指构成这种犯罪,首先是以触犯刑法之外的其他法律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刑法关于经济犯罪的规定,实际上是对有关的经济法律、法规的体现和贯彻。比如刑法关于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罪的规定,实际上具体体现和贯彻了民法的所有权制度,而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的空白罪状,则是直接参照其他法律法规犯罪来说明某一罪的犯罪构成的。比如刑法第117条的规定:“违反金融、外汇、金银、工商管理法规,进行投机倒把……”,即是如此。这里,投机倒把罪的特征.即是由相关的经济、行政法规来说明的。刑法这种规定的方式,更直接了当地表明它贯彻、维护其他法律、法规的目的。刑法的这些规定,明确地向人们宣示,违反经济法律、法规和规章、政策.不仅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刑罚处罚,从而强化人的遵守经济法律、政策的观念意识,引导经济主体守法经营。其二,引导经济经营行为。刑法通过规定各种经济犯罪的罪状,明确了合法行为与经济犯罪的界限。这种明确确定的规范,不仅是行为人犯罪后对其行使惩罚的根据,更重要的是,它向人们预告了经济行为规则,威慑性地告诉人们,实施破坏性的经济行为,不但无利可图,而且还要承受刑罚的法律后果。要谋取经济利益,就得实施起码对社会无害的行为。刑法通过其规范的宣示,以及通过对经济犯罪适用刑罚,表现出强大的威慑力,通过这种威慑,预防经济犯罪的发生,从而将人们的行为引导到正当的轨道上来。其三,引导经济司法行为。我国刑法既是司法机关惩治经济犯罪的根据,也是防止司法机关滥用职权的尺度。对经济犯罪打击不力是有害的,但打击面过宽,甚至对正当经济行为进行刑事追究的现象也须力戒。我国刑法在总则明确规定了什么是犯罪,在分则又具体规定了各种经济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贯彻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上对法无明文规定的不予追究,这就有助于防止司法机关滥用职权、追究正当谋利行为的错误。从而避免司法机关因追究经济犯罪不当而妨碍经济的发展。

本文作者：庄乾龙工作单位：山东工商学院

与其他犯罪相比，经济犯罪有其发生的特殊机理，有着以利益为导向的特殊发生规律。刑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制既不是最主要的手段，也不是唯一手段。“经济刑法具有补充性、二次性，经济刑法是对第一次规范(如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进行第二次保护，是对不服从第一次规范的行为规定科处刑罚的第二次规范。”〔1〕经济刑法中的术语应该严格于其他经济法规范文件中的术语。蒂德曼承认，“在法律后果上，刑法根本有别于其他法律领域，刑法制裁是可罚行为的一般法律后果，而无须考虑该行为的其他法律后果，在其他法律部门，可罚行为的恶害程度只是由其公正性要求来判定。”〔2〕“在我国刑法中也有例证，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以次充好’就不同于《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的‘以次充好’，前者的范围应该更宽泛，包括以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失效变质的产品等冒充普通产品的行为，否则就无法对这种行为进行定罪处罚。”〔3〕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立法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通过修正案的方式纠正以往立法对其过度关注造成的不利影响。刑法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正代表着或预示着未来经济刑法的走向。研究这一立法动向有助于认清其立法发展规律，总结有益经验，发现其不足。这对完善经济犯罪立法甚至整个刑事立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表象概览: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之修正

我国刑法典将经济犯罪规定在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所涉罪名达100多个，占刑法总罪名的1/4。可以说，经济刑法一直是我国刑法修改、完善中最活跃的领域。〔4〕从该章所处刑法典序列看，其重要程度仅次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它在我国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但在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修正案以其权威性与及时性应对着经济犯罪的变化。以下就历年修正案关于对经济犯罪的修正内容做一图表分解式的说明。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我国连续八次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正。从修正时间上看，时间间隔较短，一般间隔两年，时间最长者间隔三年，时间短者间隔一年，甚至一年连续颁布两部修正案，修正频率较高。从修正罪名上看，经济犯罪占据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从以上图表中可以看出，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正表现出以下两个明显特点:首先，采取两种修改方式。其一是修改罪名的方式;其二是增加罪名的方式。从涉及罪名数量上看，修改罪名数量明显多于新增罪名数量，但新增罪名呈逐次增加趋势。修正案(一)修改罪名7个，增加罪名1个;修正案(二)未增改罪名;修正案(三)修改罪名1个;修正案(四)修改罪名4个;修正案(五)修改罪名1个，新增罪名1个;修正案(六)修改罪名8个，新增罪名5个;修正案(七)修改罪名4个，新增罪名2个;修正案(八)修改罪名19个，新增罪名3个。修正案共计修改罪名次数64次，除去重复修正罪名，修改罪名61个，新增罪名12个。如果将拆解罪名加上，共有新罪名13个，涉及74个罪名，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罪名总数的69%。修正案对本章节修正罪名之多、关注程度之高位居刑法各章之首。修正案罪名的过快增加不符合刑法的谦抑精神。并且经济的特点决定了法律干预的有限性。〔5〕因为“法律理论中的理想‘法律秩序’对于真正的经济行为世界等于零，因为两者处在不同的水准上，一个是在‘应有’的理想世界，另一个则在‘实有’的现实世界。……‘法律’只是一种具有实在效力的可能性而起到特定保障作用的‘秩序制度’。”〔6〕其次，从修正内容上看，包括三个方面的修正:罪名、罪状、法定刑。第一，罪名的修正。八次修正案先后增加了数个罪名，新增罪名属于重要的犯罪化方式之一。除新增罪名，对原有罪名的修正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对于能够涵盖原来行为的，不修改罪名，这类罪名一般以较为抽象的形式出现的，如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等。另一类罪名相对较具体，随着罪状的扩充，原有罪名不能包含新增行为内容，需对原有罪名进行相应的扩充，如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罪。本罪修改扩充后的罪名变为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新增罪名大部分采用了具体描述模式，只有个别新增罪名采用概括模式。但对罪名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修正，都体现出犯罪化的一面，“选择犯罪化的目的，是通过严密法网来强化人们的规范意识”。〔7〕第二，罪状的修正。在修改罪名中，修正案对相关罪名的修改一般采扩充式。扩充罪状目的有二:其一是细化罪名，使得刑法更加明确，周延犯罪的各种情形，增加其可操作性。如在修正“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中，细化了滥用职权与过失两种犯罪形式。在修正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中对自买自卖及与他人串通的情形进行了细化、规范，使其外延更周延。其二是扩张犯罪行为方式，严密刑事法网。具体表现为增加犯罪主体、扩充犯罪行为表现方式、取消限制性条件等。如对“用客户账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的修改，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扩张了本罪:一是废除“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目的;二是废除“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行为限制条件。又如，1997年刑法第161条“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源自《公司法》(1993年、1999年和2004年)第212条的规定，〔8〕“而2005年《刑法修正案(六)》第5条修改后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使范围超出了《公司法》的规定，但更有利于公平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9〕第三，法定刑的修正。法定刑修正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其一是提高法定刑，有三种方式。第一是增加从重处罚条款，如强迫交易罪中，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种是改定罪条件为量刑从重处罚条件，如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中，徇私舞弊的从重处罚。而在前罪名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中“徇私舞弊”之犯罪动机属于定罪要件，在此将其作为量刑从重处罚条件，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加重了对本罪的处罚。首先是取消了“动机”的限制要件，扩大了本罪成立范围;其次是规定了从重处罚条件。第三种是扩充处罚范围，如在洗钱犯罪中，增加了对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其二是降低法定刑，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删除较重的刑罚，最为典型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对死刑罪名的大幅度删除。第二种是降低最低法定刑，限制基本刑罚中的最高刑罚，或者取消基本刑罚中的罚金。第三种是提高入罪门槛，间接降低刑罚。如在“用客户账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修改中将“造成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其三是综合模式，包含提高与降低法定刑两种情形。此种方式集中表现为对罚金刑的修改上。以往经济犯罪中的罚金刑大多实行倍比罚金制，因倍比罚金制的固有弊端，修正案采用了非固定数额罚金制，增加了司法可操作性，司法主体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所处时代及实时刑事政策、社会综合情况判处与其罪行相适应的罚金。

二、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修正之两个发展趋势

(一)形式方面:修改方式的集中性到分散性之发展趋势

本文作者：涂龙科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分工的日益发达，社会面临的风险愈多愈大，某一事态一旦失控，带给社会的可能危害愈深愈广。为了保护社会，有效遏制行为危害的蔓延和深化，立法者将犯罪的成立条件前置，将惩罚有关犯罪行为的范围前移。刑事立法上惩罚犯罪行为环节的前移，是对风险社会的立法回应，危险犯是其中的重要立法形式。危险犯的采用及其在立法上扩展，是现代社会刑事立法的重要特征。危险犯主要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经济秩序、侵害环境资源等犯罪中。其中，由于破坏经济秩序而被惩处的危险犯是危险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经济刑法中危险犯的立法趋势

我国1997年修改《刑法》，在大量增设罪名的同时，危险犯的成立范围也大大扩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可以构成危险犯的罪名大量增设1997年《刑法》修改时，立法者对之前颁布的大量单行刑法、附属刑法等经济刑法条文加以归纳、整理，在新《刑法》第3章单独设立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该罪不但增设了不少新的犯罪行为类型，同时也增加了许多危险犯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节为例，该节共有从第140条至第150条11个条文，总计9个罪名。在1997年《刑法》修改时，该节关于危险犯的规定有第141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假药罪;第143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除此之外，1997年《刑法》还在货币犯罪等经济犯罪中设置了大量的危险犯。经济刑法中有关危险犯的条文大大扩张。

(二)单位可以成为危险犯的主体1997年《刑法》肯定了之前有关附属刑法中关于单位犯罪的立法例，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同时，经济刑法条文中也设置了相当多的单位构成危险犯的条文。仍旧以《刑法》第3章第1节的规定为例，《刑法》第150条明确了单位构成该节犯罪的处罚规定。也就是说，该节中有关危险犯的规定，不但自然人可以构成，单位也可以成为该类危险犯的主体。

本文作者：罗苟新工作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法学院

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世界各国加速了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的交流和合作。在一国法律发展的进程中，既要立足于本国现实，又要兼顾国际因素，符合国际标准。这是当今开放性社会背景下，世界范围内法律发展的进路。我国法律的发展也融入了这种国际化的进路，经济刑法作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走向国际化。在这一发展进路中，首先需要明确国际化与我国经济刑法发展的关系，经济刑法国际化如何界定，我国经济刑法国际化是怎样一个历程，有何特性才能进行深入研究。下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旨在抛砖引玉。

一、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刑法完善的发展进路

20世纪中叶以后人们才频繁提起国际化问题，但它是早已有之的现象。它以民族国家间的交往为前提，描述的是从古代社会的区域间交往到当今全球性的协作中，不同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等的相互关联和影响的现象。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制度的发展不是孤立封闭的，尤其是当国家发展到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存于世界。随着经济的发展，为各国发展服务的法律也随着国家间的频繁交往协作而相互深深影响，“法律制度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迁移是经常的”。［1］这种国家间法律制度的相互影响，法律文化的相互交流现象，通常称之为法的国际化。法的国际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式、范围和程度。古代社会里的法的国际化主要存于区域间，如东亚的中华法系的影响;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法律文化传播等;而近现代社会里，则逐渐发展为全球性现象，存在于世界各国间，如国际法的出现等。经济刑法是根据维护经济秩序、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加强廉政建设的需要，规定什么行为是经济犯罪和如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也是人类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因保障本国经济运作而突出表现为本土化特色，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越来越强化，其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了为维护全球经济发展而具有的共性要素。因而各国经济刑法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存在相互吸收先进经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化现象，并且还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愈加强化。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开放性的社会背景下，任何国家的法律发展都不再是封闭状态下的社会现象。世界各国的经济刑法在融入国际化发展的潮流。我国经济刑法也不例外，这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受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传播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2］。走向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刑法完善的方法选择，也是其发展进程中必经的路径。

二、经济刑法国际化的内涵界定

国际化既然是我国经济刑法完善的发展进路，那么就有必要对经济刑法国际化的内涵进行明确的界定，对于法国际化的内涵，学者们有不同视角的理解，而对于经济刑法国际化的理解，笔者认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来把握。首先，从宏观视角来看，经济刑法国际化，是指世界各国经济刑法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吸收、渗透、缔结公约、遵循国际惯例，从而在法律文明上趋于接近、协调发展的共同前进。通常包括各国经济刑法的相互影响、国际经济刑法的形成(发展)、国际经济刑法与国内经济刑法的相互渗透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因发展进程的不同，世界各国的特点各有不同，在开放的世界社会背景下，每个国家都必然或多或少地学习、借鉴、移植其他国家比本国更优秀的某些经济刑法规定，或者被其他国家所学习、借鉴、移植，这就使得各国经济刑法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影响，这是经济刑法国际化最初的普遍现象。随着各国经济合作和各方面交流的深入，国际社会将有打击国际经济犯罪，保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必然要求，也将形成共同遵守的国际经济刑法，并不断发展完善。目前，世界还没有正式形成独立的国际经济刑法文件，主要是蕴涵在国际刑法的实践和相关缔结公约的内容中。20世纪中期以来，国际社会通过国际公约的形式，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国际刑法(包括经济刑法)规范。其中相关经济犯罪的规范，既不是一国刑法所包含的涉外因素，也不是一国刑法的涉外适用，而是国际社会共同制定的刑事法律规范，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普遍认同和遵守。［3］因此，国际经济刑法的形成(发展)，将是经济刑法国际化成熟的表现。世界不是一个国家，国际规范是通过各国国内法的认定而生效。国际经济刑法基本上也是是通过国内经济刑法规定国际犯罪与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则，以及国内经济刑法规定刑事管辖权与刑事合作的原则来实现。［4］这种国际经济刑法向国内经济刑法渗透，导致各国国内经济刑法日益同具有国际性与趋同性，国际经济刑法会转化成国内经济刑法。同时国际经济刑法通过援用国内经济刑法的一些概念、术语、规范、制度等而被国内经济刑法渗透，这就可能导致某一国内经济刑法上的制度、规范等内容被国际上广泛接受，国内经济刑法又会转化成国际经济刑法，两者相互渗透。其次，从微观层面来看，经济刑法国际化，是指某一国经济刑法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外传播本国法或引进他国法，或与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协调一致，使本国经济刑法朝着世界各国共同认可的科学、民主、文明的方向前进。其主要方式通常包括经济刑法的移植(含移出和移入)、参加国际经济刑事公约、遵循国际惯例。受经济情况、法律水平、传统文化特性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国家在相同历史时期，经济刑法国际化的程度不同，就算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其经济刑法国际化的方式也各有侧重。经济刑法国际化宏观和微观视野的两种内涵是相互关联，并非孤立的，这两方面彼此依存，相互影响。世界范围内宏观经济刑法国际化，是由微观的各个国家经济刑法国际化汇总而成，而它又反过来影响一国经济刑法国际化进程。不能离开一国经济刑法国际化，单独抽象地去看世界范围内经济刑法国际化，也不能离开世界范围内经济刑法国际化背景，去片面地看一国经济刑法国际化。

本文作者：赵长青

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创制的,一些基本原则的确立、罪名及罪刑关系的配置、刑法理论的研究.无不体现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宗旨。然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束.刑法中立足服务计划经济的原则、罪名和理论.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根基。因此,刑法学界当务之急.是要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将刑法研究的根基移植于市场经济这块沃土上。近年来,刑法学界对刑法的修改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刑法的修改只是刑法改革的表象之一这不能包括刑法改革广泛而深刻的内容。我们认为.刑法改革至少有刑法观念的更新、刑法功能转换、刑法机制的调整、刑法理论发展等内容,可以说是刑法领域的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

一、刑法观念的更新

刑法观是一种高层次的刑法意识.它泛指人们关于刑法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具体说来,是指人们对刑法的性质、功能的认识。刑法观念的更新.就是意味着对旧的刑法观念的改革与新刑法观念的重构。脱胎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在产品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刑法观念.已经严重滞后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和经济体制转轨变型的节奏.更新已是历史的必然。当前.迫切需要树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五种刑法观念。

(一)树立为发展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服务观现代经济发展的态势已充分显示出经济与法律高度结合的格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一切经济活动和管理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用法律的方式来规范和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参与经济活动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则。刑法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当然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积极地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服务.把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刑法观转变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刑法观.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和根本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没有刑法的保驾护航。刑法则应以惩罚犯罪、保护和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独特魅力渗透到经济的各个层次和领域,为其健康发展服务.这里的关键是“服务”二字.如何解放思想.增强服务意识.优质、高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便成了当代刑法的根本任务。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要大胆地探索服务的新路子.努力拓展服务的新局面.一定要克服那些落后于市场经经济.有碍生产力发展的为产品经济服务的“习惯性动作”.使办理的刑事案件做到“政治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真正起到刑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保驾护航作用。

(二)树立以保障社会生产刀发展为标准的犯罪观马克思主义刑法理论认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是,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随著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认定某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考察。在力嫩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更好为根本标准。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情况极为复杂。只有坚持全面分析、综合判断的原则.进行精心界定,才能得出该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中肯结论。在具体分析某个案件时,应依照经济领域中各种经济活动对社会关系的不同影响及其程度,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总标准为指导,从宏观到微观全面分析判断该行为是否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然后再以犯罪构成为依据.科学地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进行准确的定罪量刑.所以.树立保障社会生产力发展为标准的犯罪观.必须是认定犯罪中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标准与犯罪本质特征、犯罪构成三者有机的统一。

本文作者：姜涛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一、面临的问题

社会管理创新是法治的具体化，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保障。从早发型国家刑法学研究的成果看，刑法变革不管有多么崇高的目标和多么完美的设想，如果不能深入到刑事法治层面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刑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意义上的刑法变革就会带来适用中的诸多乱象，并导致刑法认同危机。从当前我国刑事法治的总体状况看，经济刑法变革越来越频繁，但总体上不仅经济犯罪控制效益不佳，人权保障程度不高，而且经济犯罪愈来愈多，“案多人少”的矛盾极为突出，这使传统的经济刑法观念与规范建构面临严峻挑战，更暴露出支撑现行经济刑法变革的刑法理论的不足与缺陷。因此，我们应尽可能真实地再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蕴意及其对经济刑法重构提出的新要求，尽可能地以翔实准确的资料去探寻我国经济刑法变革中的问题及其成因，由此建构出符合理性的经济刑法体系，以求在探寻经济刑法的理性建构及其制度绩效方面能有所突破。针对社会管理创新提出的新要求，我们亟须理性思考：当代应该确立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刑法观？刑法与其他法律的边界尤其是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势力范围”应该如何划分？这种划分的标准是什么？经济刑法的犯罪圈与刑罚结构应该作何调整？

二、对我国现行经济刑法体系的理性反思

一般来说，经济刑法可以划分为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前者是经济刑法以基本原则等所体现出来的规范目的体系，而后者则是以一定的规范语言对行为类型及其处罚要求予以表达所建构的体系。就两者关系而言，外在体系更本质地取决于其内在体系，并反映经济刑法内在论证关联的根本价值取向体系。鉴于经济刑法的立法模式、立法根据、经济刑法解释等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1并且不是从社会管理创新视角进行的分析，因此，本文仅就经济刑法不能满足社会管理创新要求的几个相关问题，从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相结合的角度，做一概览式检讨。其一，重刑化立法政策十分明显。在刑事政策视野中，“又严又厉”意味着不仅犯罪法网严密，而且刑罚强度亦高。这一立法政策在经济刑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以金融刑法为例，97年刑法典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八部刑法修正案中，共有4部刑法修正案涉及金融刑法的修正，通过这种修正，刑法不仅对既有金融犯罪扩大其犯罪外延，造成该罪犯罪圈的扩大，而且对既有金融犯罪的法定刑进行修正，加重对这类犯罪的处罚力度，同时还增设新的罪名，以打击新兴金融犯罪。以致于到现在，法益保护前置化（主要是抽象危险犯、未遂犯和预备犯）、归责关联化、责任方式与范围的扩展成为经济刑法中的常见现象。2此外，经济犯罪之刑罚结构还存在着明显的重刑主义倾向，比如，死刑罪名过多；无期徒刑普遍存在；监禁刑大面积适用，等等。而同时，重刑化立法政策存在的另一个偏误是：由于对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关注程度不够，以致于在犯罪标准设置上存在着主观取向的弊端，即在经济刑法中出现大量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条件的诈骗型犯罪，比如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等，这种不是以“欺诈”这种不诚信的行为为标准，而是以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为标准去建构犯罪的做法，看似保持了刑法谦抑，其实不然，这是立法者对犯罪治理认识的偏差。其二，犯罪模式有违法律经济原则。一切良性刑法皆以犯罪预防和人权保障为核心任务，而犯罪模式的选择于这一任务的实现意义重大。受这一核心任务的制约，犯罪模式在选择中必须考虑其运行的效果，失去效果或效果不佳的犯罪模式就会丧失其有效性，失去民众对其的认同。所以，我们应选择何种犯罪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取决于哪种犯罪模式更有效，换句话说，取决于制定和实施某种犯罪模式能否更有效地预防违法犯罪的发生。3在经济犯罪治理活动中，正义的实现与经济的发展往往陷入悖论之中。过于追求经济发展，则意味着对社会正义的牺牲，而过于强调社会正义又会窒息企业发展的活力，带来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此时社会正义的实现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所以，如何在经济发展与惩罚犯罪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这是经济刑法的一个基本立场。以偷税罪为例，犯罪追究意味着企业高管可能身陷囹圄，亦可能意味着企业的解体和国家税收的减少，因而会对企业的发展与国家财政收入带来一些消极影响，进而会影响到企业内部其他人员的就业问题，所以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侵占行为来说，打击偷税波及的社会关系更为广泛。这就需要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犯罪模式，即既能预防犯罪，又不致于带来更大消极效应的犯罪模式。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刑法修正案（七）》将其设定为二元化犯罪模式，从而保持了刑法激励、效能与谦抑。当前经济刑法除了偷税罪之外，无一例外地采用具有违法与有责即构成犯罪的模式，而不是违法与有责但却附条件不认定犯罪的二元化犯罪模式，这就不仅增加了惩罚犯罪的难度，而且也无法体现诉讼经济原则，积弊颇多。其三，刑法的保护立场存在错位。从理论上分析，刑法平等在理论上存在着“立法拘束说”与“司法适用说”之分歧，前者主张平等权不仅表明公民在法律实施和适用上要平等，而且更表明公民在法律内容上也享有平等的权利，立法者不能制定出违反平等原理或原则的法律；而后者则认为，平等只限于法律适用上的平等，而不包含法律内容上的平等。4很显然，中国刑法第4条所规定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采用的是“司法适用说”，即不仅不同的自然人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而且不同的公司、企业也应该实行平等保护。遗憾的是，面对国有公司、企业与非国有公司、企业，我国刑法的保护立场明显不同。首先，刑法规定的公司人员失职罪和滥用职权罪仅仅局限于国有公司、企业，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或滥用职权造成单位破产或者严重亏损的，并不构成犯罪。其次，我国刑法第165条把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犯罪主体特别限定为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以排除非国有公司、企业同类行为可以构成本罪。最后，对国有公司、企业的财产规定为刑法中的“公共财产”，而把非国有公司、企业的财产定位为非公共财产，侵害上述财产的，分别对应刑法中的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两者在刑罚处罚力度上存在区别。其中，贪污罪最高可以判处死刑，而职务侵占罪最高法定刑为15年有期徒刑。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国有公司、企业都是参与市场的主体，应该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其财产所有制性质的不同不应该成为刑法实行差异保护的理由。深层次分析，为何出现上述诸多问题，这乃是由于经济刑法的内在体系以及起决定作用的经济、政治等因素所决定的。首先，因法律父爱主义盛行而导致经济犯罪圈膨胀。源自西方的法律父爱主义理论主张，国家在某些领域为了公民自身的利益可以不顾其意志而限制其自由或自治。5这就意味着，为了维护与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立法者可以不再依靠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去化解某些经济违法行为，转而由法律予以调控，以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这就导致了刑法对经济生活的介入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犯罪圈膨胀。其次，因经济体制而导致经济刑法非平等保护。由于我国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以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在意识形态层面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国家、社会发展目标层面予以区别对待，从而导致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平等保护。再次，国家治理能力低下而导致刑法中的重刑主义。在刑事法治意义上说，犯罪治理的关键在于国家体制与治理能力，前者是国家治理犯罪的范围与功能，后者则是国家在犯罪治理中组织与实施政策的效能与能力。当国家因治理能力差而造成诸多经济违规、违法行为之时，则往往又把这种责任归结为组织体的不负责，进而对之施以严刑峻法，这是一种双重的不人道。最后，重视行政管理而导致管理中心主义。长期以来，国家把经济犯罪控制视为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组成部分，强调以行政管理手段去减少或消灭经济犯罪，因而导致经济刑法中行政犯的大量增加，也使经济犯罪的罪名结构存在着重大偏差，出现了大量违反经济行政管理（包括公司、企业、金融机构等的管理活动）的犯罪，而违反经济交易规则的犯罪则没有引起立法者的应有重视。这在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监管秩序罪、危害税收征管罪等中得以集中体现。

三、中国经济刑法体系重构的基本路向

本文作者：王志祥戚进松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刑事科学研究院

一、刑法保障是中原经济区建设法治保障的重要内容

建设中原经济区需要法治保障，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实践。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刑法保障问题，是整个法治保障中的重要内容。

（一）刑法保障在整个法治保障中居于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刑法作为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属于根本大法——宪法之下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撑作用，在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十二五”时期，中原经济区在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乃至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都需要强有力的刑法保障。刑法之所以在整个法治保障中居于不可或缺的地位，其原因在于：第一，刑法具有法益保护的广泛性，可以保护人身、经济、财产、社会经济秩序等各方面的法益，可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全方位保障，这种调整范围的广泛性是其他单纯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所不能及的。而且，其他部门法所保护和调整的社会关系，也大体上都同时借助于刑法的保护和调整。其二，刑法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可以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最强有力的保障。刑罚不但具有严厉的强制性功能，而且具有严厉的惩罚功能，“由于刑法以特别严厉的方式损及受法律管辖的主体利益，因此人们就很早认识到提供有效法律保护的必要性”。①三是刑事判决的强制执行性对于惩治危害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各种犯罪行为而言有一种有效的保障功能。

（二）刑法为实现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条件

本文作者：杨嘉曹聃工作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刑法学院

重视定量因素是我国刑法的一个重要特征。〔1〕在我国1979年的刑法中,便已有数额的规定,从而使我国刑法学界开始了对数额的讨论。但不论是79刑法还是97刑法,不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一系列5补充规定6或5决定6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迄今有关于数额的确切含义尚未出现明确的概括和解释。对于犯罪数额的含义目前也仍只是刑法理论上的探讨。本文试图从数额的含义着手,进一步展开对犯罪数额在刑法领域的研究和探讨。

一、犯罪数额的含义

一般意义上,数额是指一定的数目和数量的标志。〔2〕数额本身体现了一定的物质财产的价值。刑法理论界讨论的数额,主要是针对犯罪数额进行,但是至今对其含义的表述仍未达成一致。综观而言,主要观点有:第一种,犯罪数额是现金及财物折算成现金的一定数目的标志。〔3〕第二种,犯罪数额是指以一定标准计算的财产的数目,即货币或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物品的数目。〔4〕第三种,犯罪数额是指犯罪行为所指向并对之施加影响的财物数量标志。〔5〕第四种,犯罪数额是指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以人民币为计量单位的经济利益数量。〔6〕笔者以为,判断上述表述何种较为科学,应考察其明确区别于其他相近范畴的特有属性。综观以上分类,不管标准如何,都具有以下共同特点:首先,与犯罪行为相联系,离开了犯罪行为,数额便不能称为犯罪数额。犯罪数额反映了犯罪行为的负价值,一般而言,犯罪数额越大,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越大,其受到的刑罚就应越严厉。无论是所得数额、指向数额、又或是实行数额、结果数额等等,都是犯罪行为所指向,或是通过其实施而得到的,都与犯罪行为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其次,犯罪数额表现了一定经济利益,是用货币的形式来表示其价值的数量。犯罪数额与犯罪数量不同。前者表现经济利益的价值量,并以货币形式来表示社会危害性;后者则以犯罪对象的数目或重量表示社会危害性。同时,犯罪数额并不一定直接以财产数额的方式表现,在一些犯罪中,其所指向的物品的数额也是犯罪的数额。最后,犯罪数额具有定罪量刑的意义。从数额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来看,有的是某罪犯罪构成的必须要件,有的是选择要件,但都明确规定将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有的数额虽然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也作为重要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此时,再来考察前述四种犯罪数额的含义表述中,不难发现:第一种观点,不但未能揭示出犯罪数额与犯罪行为的关联性,还将犯罪数额仅仅局限于财产数额;第二种观点,对数额与数量的概念未加以区分,容易使人误解;第三种观点,在对数额与数量的概念未加区分的基础上,还将犯罪数额局限于财产数额,也不足取;而第四种观点,直接侵害的含义过于狭窄,实际案件中被间接侵害的利益不在少数,亦不足取。因此,笔者认为,犯罪数额应当表述为:与犯罪行为相关联且以货币形式表示的具有定罪量刑意义的经济利益。相应的,经济犯罪数额就是指为经济犯罪行为侵害的,并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具有定罪量刑意义的经济利益。

二、经济犯罪数额的刑法意义

在经济犯罪中,经济犯罪数额与犯罪行为关系密切,它不仅影响着犯罪行为的性质、犯罪的构成,而且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大小、经济犯罪行为的规模及其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从而影响着对行为人的量刑。可以说,在经济犯罪中,经济犯罪数额是区分罪与非罪以及刑罚轻重的重要客观标准之一。具体而言,经济犯罪数额在刑法中的意义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1.经济犯罪数额是行为是否成罪的重要根据。如前所述,经济犯罪数额是体现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大小程度的主要标志。作为经济犯罪,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经济管理制度的破坏,而衡量这种破坏的程度,数额无疑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据刑法规定,许多经济犯罪的构成都是以一定量的数额作为起点的,即只有当经济犯罪数额达到一定量时,才能构成犯罪,否则,就不能认定成罪。首先,刑法明文规定一定量的数额是构成某些经济犯罪的必备条件。例如,刑法第171条(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178条(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等,只有在犯罪数额达到较大或巨大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才构成犯罪并适用刑法有关条文中所规定的刑种和刑度。其次,一定量的数额是衡量某些以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造成较大损失等为构成要件的经济犯罪的主要根据。例如,刑法第18条(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182条(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再次,对于某些虽没有数额、情节,也没有后果、损失等构成要求的经济犯罪,一定量的数额同样也具有决定作用。例如,刑法第17条(伪造货币罪)、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195条(信用证诈骗罪)等条文中,均没有将数额情节等作为构成犯罪的要件,但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认定这些经济犯罪时,不可能不将数额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主要依据。2.经济犯罪数额是衡量罪行轻重的主要标志。我国刑法不仅把一定量的经济犯罪数额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根据,而且还其作为划分经济犯罪行轻重的一个主要标志。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犯罪中的数额对确定适用刑罚档次具有重大作用。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社会危害性程度越大,刑罚就越重,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我国刑法对于经济犯罪数额的规定,一般依据其大小分成三个基本档次,即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不同档次的数额表明了行为对社会的不同危害程度,从而在定罪量刑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其次,经济犯罪中的数额对选择具体刑罚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刑法中关于法定刑的规定是采用相对确定刑的标准。经济犯罪中宽幅性的数额档次与宽幅性的刑罚标准是相对应的,换言之,随着经济犯罪数额在一定档次范围内的变化,刑罚的轻重也就相应地在一定刑罚标准的幅度内浮动。如果经济犯罪数额刚刚到达某个数额档次的起点,量刑就在与之相适应的刑罚标准幅度内从轻,反之则从重。如果经济犯罪突破了该数额档次的界限,刑罚就随之升格。综上所述,经济犯罪数额在认定和处罚经济犯罪中始终起着重要且其他情节不可代替的作用。但是笔者认为需要指明的是:虽然经济犯罪数额的作用重大,但它也只是众多犯罪情节中的一个重要情节,而绝不是全部;虽然经济犯罪数额不可为其他情节所代替,但也并非对罪行做出完整评价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