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范文10篇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有一个关键词注定让人无法忘记，那就是“经济特区”。

没有经济特区这个“钻头”，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历史空间中的掘进，就不会达到今天的深度和广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试验田，作为开放的窗口，经济特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在新时期继续演绎着有声有色的活剧。

敢闯敢试、杀出血路：解放思想的“探索者”

1977年，刚刚结束了“十年浩劫”的中国百业待兴。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次外出视察，首站选择了广东。在广东，邓小平的眼光盯住了深圳这个沿海小渔村，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当年，当地农民一天的收入不过1元钱，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为60多港元。怎么尽快让群众富裕？怎么尽快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一、制度兼容、演进与经济绩效

正式制度的目标取向与组织中个人的利益偏好是否一致决定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是否兼容，两者的兼容与否决定了组织和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大小最终决定了经济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激励、监督费用和强化成本三方面进行。一是当一个组织的正式规则与子群体中的成员的偏好和利益一致时，将会大大提高组织的经济绩效。组织中的成员受到一种自我激励，这种激励通过正式制度的确立而更加明确。而当博弈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一致时，它们将相互强化。非正式与正式约束的一致性将导致较低的交易成本，因为监督和强化机能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取得预期的效果。二是当一个组织的正式规则与子群体中成员的偏好和利益有较大差异时，这种不一致性导致较低的绩效。因为首先，对立的规则与规范使经济行为者无所适从，缺乏激励。其次，由于组织目标与个人的利益偏好不一致，不能使个人自觉为组织的目标工作，监督成本高，从而导致正式制度的形式化、组织的冲突和摩擦。

用进化博弈论的方法研究制度演进中的兼容性问题的结论：一是进化过程不一定带来最佳的传统和制度。由于社会的历史初期条件的原因，最佳反应动力的结果难以从帕累托劣势的社会传统中摆脱出来，即社会体制进化的路径依赖性。二是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更具演进特点。且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受不同之手——“刘易斯之手”和“斯更努之手”的指引。前者是指通过理性的共同知识、主观的认识和批判，来预设和推动制度的变化；后者指人们只通过他们过去的行为观察到其获得的效用，并强化好的行为或继承坏的行为。因此，在制度演进过程中仍可能出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一致。进化博弈论给出关于克服路径依赖，实现制度演进中的制度兼容的解决之道：一是通过引入较系统的突然变异，使社会脱离原有的低水平的均衡；二是通过政府政策性介入，将人们的行动转换到更高支付的战略上；三是积极促进低水平均衡的社会与具有不同习惯的高水平均衡的社会交流，提高原社会形成更佳习惯的可能性。据此达到新制度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较高水平上的兼容，并使两者以一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达到自我强化，通过互动强化，使两者结合得更加紧密，造成一种报酬递增的机制，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绩效。（见表1）

总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一致，则无论是从激励角度还是从约束角度所需的交易成本都较低，从而导致较高的经济绩效；反之则相反。

二、WTO规则与特区制度兼容、经济绩效

加入WTO，中国面临WTO规则与中国现存制度的兼容问题。提高制度的兼容性，增强整个制度的经济绩效已成为当务之急，即使中国的经济特区也不例外。

一、从1977年11月至1980年8月，这是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酝酿、探索和决策的阶段

1977年7月，邓小平三落三起，重返政治舞台之后，积极探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途径。他把改革开放的突破口选在广东，在广州点燃改革开放的一把火。①这年11月17日，邓小平听取了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王首道等人的汇报后，要求广东多创外汇，争取进口些大设备。要提出一个供应香港、澳门农副产品的方案。搞几个现代化养猪场、养鸡场，宁肯进口一点粮食养猪养鸡，以进养出，赚回钱来。要用旅游养旅游，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不要等中央。②邓小平对广东工作，作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性谈话，内容涉及到工业、农业、旅游、外贸等诸多方面。尽管当时全国形势还很严峻，但邓小平还是意味深长地对广东的同志说：你们看准了，可以先干。他在广州点的这一把火，对广东恢复和落实各项政策，搞好对外开放，建立外贸基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78年春夏间，邓小平为扭转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困难，积极探索发展经济的路子。他和党中央先后派出多个代表团和考察组，赴日本、港澳、东欧和西欧5国访问和考察，决心打破闭关自守或半自守的状态，实行对外开放。出访前，邓小平对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等人作了具体布置；出访后，他听取了谷牧的汇报，并以其战略家的头脑和目光，作出决策：一是引进这件事要做；二是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三是要尽快争取时间③。4月19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的插话中指出：“政策上大胆一点，抢时间进口设备，是划得来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问题是要善于去做……广东搞出口基地，要进口饲料，应该支持，试一试也好嘛。以进养出，进口多少，出口多少，要一桩一桩地算，加强经济核算，加强管理。”④.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李先念等，也支持广东搞出口基地。这实际上是后来建立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最早酝酿，也是对外开放实施“以进养出”战略的最初萌芽。这年7月至9月间，国务院召开务虚会，重点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会议强调放手利用外国的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最后，党中央和邓小平郑重确立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与此同时，中央和邓小平要求广东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切实搞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的建设，从港澳引进技术、资金、设备、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扩大外贸出口工作。为此，广东省于同年6月下旬提出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随后着手筹建大规模出口基地，并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得到了国务院的同意和批准。这年10月，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还同意国家交通部《关于利用香港招商局的请示报告》。据此，广东省和交通部于1979年1月6日联合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引起中央高度重视。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举办“五老火锅宴”，邀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五位老工商界著名人士开座谈会，共商对外开放大计。邓小平希望这些老工商业者在引进海外资金，特别是华侨、华商资金方面做些事情。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商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①他进而提出：“引进技术、外资问题，我感到利用资本主义资金，也应用资本主义去对付，不应像过去那样拘谨。”②他还在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到广州开设工厂的《内部情况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③邓小平的批示对广东省的领导人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东干部看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于是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提出广东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的构想。同年2月，谷牧副总理主持召开特别会议，商议招商局在蛇口开办事宜。他还指示香港招商局负责人袁庚“回去和、刘田夫再作具体商量。总之，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邓小平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④经国务院批准，在深圳蛇口建立我国大陆第一个加工出口区。这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负责人提出，希望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允许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块地方，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的场所，按照国际惯例，创办贸易合作区。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和邓小平的赞同和支持。究竟是办贸易合作区，还是办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经过深思熟虑的邓小平明确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⑤。邓小平以“杀”字来形容试办特区，令人发聋振聩。这一方面显示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豪情气概，另一方面也显示试办特区必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只有前仆后继，才能杀出一条血路来，把特区办好。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其目的是发挥特区“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作用”①。党中央和邓小平作出这项战略决策，是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深刻总结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理论的正确理解的结果。首先，邓小平研究了中国国情，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邓小平说：“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困落后，愚昧无知。”②同时，邓小平还以“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作为历史依据，倡议创办新时期特区。尽管这两种特区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迥然不同，但仍有共同之处，就是在中国土地上划出一块或几块地方，进行某种尝试，通权达变，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其次，邓小平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大胆借鉴海外成功的经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在现在世界发展一日千里的时代，中国只有吸收一切文明成果，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才能加速经济发展，赶上时代潮流。邓小平极其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③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个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在吸引外资，引进技术设备，增加创汇，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尤其为党中央和邓小平所重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邓小平以其非凡的胆略和远见卓识，从海外设立特区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示和借鉴，并吸纳广东省提出的富有新意的建议，果断地作出在中国沿海地区创办4个经济特区的决策，而且把它作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实验。其后，又接受广东省的提议，把“出口特区”改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邓小平说：“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④这一称谓的确定，明确地规定了经济特区的性质和任务。

二、从1980年8月到1988年4月，这是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形成的阶段

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和经济的运动，给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决定性的影响。邓小平的经济特区思想，也是随着中国经济特区的社会经济的运动而逐步形成的。笔者认为，1984年春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特区的题词和随后发表的谈话，可视为这一思想形成的标志。这是一次思想大飞跃。以下几点，是构成特区思想形成的基本元素。（一）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我国经济特区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也是经历了几番风雨、几番坎坷才茁壮地成长起来的。在开始那几年，海内外人士对试办特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和“左”的思想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试办经济特区这一伟大创举，疑虑很多，阻力很大，多有非议之词。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的‘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有一段时间，海内外更有人异口同声地说试办特区“失败了”。当年分管特区工作的谷牧，后来曾感慨万分地说：“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⑤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也说：“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①.那时，经济特区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是在“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中过来的。党中央和邓小平对经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倾注了很多的心血。正当特区艰苦行进、遇到很大压力的时候，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央决策层对广东、福建两省创办经济特区工作，再一次给予明确支持。邓小平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②1984年春，邓小平亲自出马，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特区。他说，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现在来看看办得怎么样了。他分别为3个特区作了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③充分肯定了兴办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并对其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回京后又作了重要谈话，给特区建设以决定性的支持，对办好特区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后来他又多次阐述了特区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等等。1985年6月29日，他对阿尔及利亚外宾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试验嘛。”④同年8月1日，邓小平在对日本外宾谈话时指出：“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⑤这两次会见外宾谈话，其中最重要的，是肯定了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一性质。邓小平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特区存在的问题。他与外宾谈到深圳特区时指出：“当然一个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许犯错误是不行的，有一点错误也是很小的。”⑥由于邓小平在发展方向上及时加以引导，因此，中国经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得以健康成长。（二）经济特区坚持“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对中央负责人发表重要谈话时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⑦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作出决定：扩大厦门、珠海、汕头3个特区的范围；开放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给海南岛以类似经济特区的政策；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洲以及环渤海湾地区为经济开放区。从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邓小平提出的“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因此普遍深入人心，“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划上了句号”。⑧（三）明确了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⑨邓小平提出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不仅科学地指明了特区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指明了特区建设的方向与任务。特区通过外引内联，一是利用特殊政策，将海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人才引进特区，促进特区经济发展，并逐步向内地进行辐射，为全国各地改革开放起到试验和示范的作用。二是通过特区这个窗口，了解国际市场变化，掌握最新信息，不断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以便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接轨。三是世界各国通过特区，可以了解中国国情、对外政策和投资环境，加强中外的经济合作。（四）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特区创办时，深圳部分领导强调发展商业，搞“万商云集”，一度利用优惠政策进口商品向内地倾销，获利颇丰。海内外议论纷纷，致使特区形象受损。这显然不符合试办经济特区和出口基地的宗旨。为此，中央和广东省要求深圳等特区在发展方向上进行调整，在3年内将深圳特区办成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的综合性的出口基地。但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面前踌躇不前。邓小平接到这一信息，针对那些有关特区发展方针的模糊认识，强调指出：“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①在特区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再一次敲响了警钟，指明了方向。特区按照邓小平这一指示，努力调整产业结构，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积极打进国际市场，多出口，多创汇，终于闯过了以出口创汇为主这一关。1987年6月，邓小平十分欣慰地对外宾说，“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一点明确以后，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②对此，中共元老陈云和李先念都加以肯定。陈云说：我们“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③。经过近40年的发展，现在经济特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出口基地，其中深圳的进出口总额居全国各大中城市之首。

三、从1988年4月至90年代前期，这是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邓小平的经济特区思想由形成走向成熟。其成熟的标志就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结合特区的具体实践，深刻地总结了特区的实践经验，作出了极其重要的理论概括，对中国的改革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共十五大报告称其为“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构成了这一时期邓小平经济建设思想的基本要素。（一）再造几个“香港”。邓小平在总结原有特区经验的基础上，以更大的气魄，提出并决定创建海南特区省和开发上海浦东，进行更深刻、更广泛和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下大决心“再造几个香港”。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对南斯拉夫外宾宣布：“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④1988年4月，海南经济特区成立，中央赋予比其它特区更为优惠的政策。从深圳等4个特区扩大到海南特区省，这是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又一次飞跃。海南是一个拥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和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结构省份，在一个仅次于台湾省这么大的范围内兴办特区，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其广度和深度，实堪称为我国改革开放史上的壮举。当海南决定将洋浦港成片承包给外商开发，遭到国内外某些人强烈反对，甚至指责此举为“卖国行为”，“何异引狼入室，开门揖盗”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了决定性的支持。1989年4月28日，在“洋浦风波”发生后不久，邓小平审阅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呈报的《关于海南省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报》，作出批示，肯定“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①。明快而果断地平息了“洋浦风波”，使海南特区得以持续发展。.1988年6月3日，邓小平提出了“再造香港”的战略构想。他说：“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②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人谈话时指出：“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③后来他还多次谈到“再造香港”问题，这是其经济特区思想的又一次突破。香港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自由港，国际化程度较高，是国际贸易、航运、金融、信息中心之一。邓小平提出“再造香港”，就是要借鉴和利用香港对外开放的经验，促进内地更加开放，走向国际化。邓小平“再造香港”，其目标除海南洋浦外，他更看重的是上海浦东。1991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他不无惋惜地说：“上海开发晚了”，“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④他第二年视察南方时，再次以检讨的口吻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⑤邓小平认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带动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捷径”⑥。基于这一考虑，他敦促中央和上海加快开放和开发浦东。“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⑦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浦东后来居上，全国形成了“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的局面。（二）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从特区成立之日起，特区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一直困惑着某些人的思想，长期争论不休。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集中体现和最高标准。邓小平南方谈话，围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条主线，抓住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明确地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他以特区生产力发展作依据，通俗而深刻地阐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严厉地批评那种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而空谈姓“社”姓“资”问题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标榜唯我主张才姓“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作风，痛斥那些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连基本常识都没有”⑧。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论，不仅从理论回答了特区姓“社”不姓“资”的问题，而且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从而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三）经济特区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敢闯敢“冒”，大胆实践，勇于探索，敢于试验，是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必然要接触到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些人因此而认识不清，产生困惑，务必先要搞清姓“社”还是姓“资”，才敢迈步。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①他十分赞赏深圳特区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正确地指出：“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并把它上升为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原则。因此，他主张，第一，“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否则，“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②试办经济特区是一个新课题，没有什么经验，全靠摸索前进，只有敢于冒风险，大胆地闯，才能探索出一条新路来。第二，“不搞争论”。这是避开守旧派攻击的巧妙一招。千道理，万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于特区新的实践，不能用传统的理论评头品足。有些理论上的问题，如果拘泥于经典作家的本本里是否说过或怎么说，老是争论不休，就会把问题越搞越复杂，把时间争掉，贻误发展时机。邓小平从本质上总结深圳特区的建设经验是敢闯，这一科学总结，过去多次特区工作会议以及粤、闽、琼三省五个特区经验总结中从没有达到这样的理论高度，这是对特区经验的肯定，也是特区增创新优势的强大思想武器。（四）经济特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邓小平倡议试办经济特区时，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这就决定特区的建设，一是不能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国家拨多少钱，就办多少事。特区必须自筹资金、自担风险来搞开发和建设。所谓“蛇口模式”，就是主要靠招商局向香港银行借钱发展起来的。二是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走向外向，就要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以及外向型企业，加强与外商的合作，与国际市场接轨。这就需要按照国外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因此，深圳特区在建立初期，就提出它的经济以市场调节为主，而海南建省在制定大特区发展战略时，就明确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是根据邓小平关于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指示为导向的。以市场调节或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做法，对特区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就是在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而制定出来的。（五）经济特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20世纪80年代初，在建立经济特区时，邓小平在与广东同志谈话中就提出：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以后他又多次强调要两手抓的问题。第二次南方谈话，他再一次强调“要坚持两手抓”，并进一步指出“两只手都要硬”。他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③他提出应当借鉴新加坡的管理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邓小平为搞好特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他一方面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④。另一方面，强调要重视党的自身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则，后果极其严重。他指出：“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⑤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为特区两个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

(一)总体原则与思路

要推动与实现两岸经济特区的对接与合作，海峡两岸首先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开放，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两岸经济特区对接与合作的最重要精神是“先行先试”，要充分体现政策的特殊性、开创性与先试性，即在规划或选定的特区内率先实施经济自由化、国际化的开放政策措施。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是“学术先行，政策跟进”。目前两岸学术界可率先就推进两岸经济特区对接与合作进行学术交流与讨论，并由有关机构负责，在海峡两岸轮流举办两岸特区发展与合作论坛，建立平台，进行机制化的两岸经济特区学术交流，同时就两岸经济特区转型、发展进行探讨与相互借鉴，为两岸经济特区的实际合作创造理论基础，提供知识支持。在此基础上建立两岸经济特区合作的运作机制与平台。目前海峡两岸经济合作在宏观层面有两岸经济合作工作小组，中观层面有地方政府的经济合作，在微观层面有企业之间的合作。但对特区或园区这种特殊的区域经济合作，还没有建立专门运作机制与平台。推动两岸经济特区合作，是由特区、地方政府或是当局哪级主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两岸经济特区初级合作是由地方政府或园区共同推动，尚没有两岸之间的特区合作协商。

未来两岸应将两岸经济特区合作纳入两岸经济合作框架之内，建立两岸经济特区合作工作小组，专门负责与推动两岸特区合作事宜。以实现两岸自由贸易区性质的特区对接与合作为发展方向。两岸经济特区合作应是阶梯式的，有不同层次与不同水平的合作。第一层是两岸经济特区的一般性交流与合作。第二层是两岸经济特区内以产业为主的经贸合作。第三层是两岸自由贸易区性质的、开放范围更大并有制度对接的高水平特区合作。可以说，制度对接与合作是两岸经济特区是否获得突破的关键所在。而建立两岸自由贸易区性质的特区对接与合作，应是两岸经济特区合作的重要目标与方向。目前台湾努力发展自由贸易港区与自由经济示范区，均属于自由贸易区性质的经济特区。祖国大陆多个地区也开始积极争取建立自由贸易区，包括北京、厦门、天津、吉林等均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可见，推进两岸自由贸易区性质的特区合作应是未来规划的重要方向。

(二)两岸经济特区合作的路径与方式

在推动两岸经济特区合作中，是选择一个或多个特区“先行先试”，重点推动，还是大范围的、无规划的全面展开，是两种不同的路径与方式。显然，在一定范围内选择特区或园区合作比较可行。两岸经济特区合作大致存在“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多种可能的合作方式。具体如何选择，取决于两岸当局的政策制定与两岸协商的共识。较稳健的做法，宜从“一对一”合作方式做起，即海峡两岸经过协商，选择一个经济特区或园区作为试点进行推动，然后再推广。同时，还涉及两岸不同性质经济特区合作的选择。是进行产业差异性大的特区进行合作，还是选择同质性高的特区合作，值得讨论。

(三)处理好两岸经济特区合作的三个关系

摘要：邓小平同志在经济特区的酝酿、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阐述。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研究这些理论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经济特区；邓小平；改革开放

创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设计并始终关注和支持的一项崭新事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决策。从经济特区酝酿到建立，再到两次实地视察，邓小平同志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创新。值此改革开放3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8周年之际，对邓小平同志的经济特区思想加以总结有重要意义。

一、邓小平为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

(一)发展是硬道理。经济特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有关生产力的论述是经济特区设立的最基本理论依据之一。邓小平反复论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为此，“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特区是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的具体实现形式和途径。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现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先进成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呢?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如果“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50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为此，对外开放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改革开放放弃不得”。不仅如此，“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50到70年不会变”。

本文作者：黄喆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深圳经济特区立法存在的不足

深圳经济特区立法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完善。(一)授权立法制度仍未完善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权限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有争议，而且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数量的增加，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法规冲突问题也日益严重，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一直以来，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因其权限范围的不明确而常被学者所诟病，即使在《立法法》颁布以后，也未能从正面解决这一问题。虽然深圳市通过颁布《深圳市制定法规条例》，列举了其授权立法的立法事项，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参考，但《深圳市制定法规条例》毕竟是地方性法规，只能在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内适用，并没有彻底解决经济特区立法权限不明确的问题。一是在授权立法决议中，并未涉及任何具体的立法事项，使授权立法在立法实践中难以操作;二是深圳经济特区变通立法的权限不明确。即对于深圳经济特区法规，既没有列举可变通的事项，也没有做出任何禁止性的限制，使其在实践中难以把握。而随着各类法规、规章的增多，法规冲突的问题也开始凸显，成为了其授权立法的主要障碍之一。第一，授权立法与法律相冲突。如国家在某些领域出台了相关法律后，深圳经济特区却没有及时废止原有的经济特区法规，造成了经济特区法规与法律的冲突。第二，授权立法与地方性法规相冲突。即在深圳经济特区获得双重立法权后，有可能导致同一立法主体制定的经济特区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发生冲突，应如何适用，《立法法》却没有明确的规定。(二)部门立法利益化倾向严重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深圳经济特区的立法所涉及的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日益复杂，并由此导致了立法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参与立法成为了提高立法效率和立法质量的关键。但现行的立法程序更多的是赋予了部门立法的权力，而较少涉及其责任，使得部门立法缺乏有效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参与立法的结果是弊大于利。一方面由于部门自身利益的驱使，会使各部门在将立法视为进行权力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导致立法的部门倾向严重;另一方面，承担立法任务的各部门为追求立法效率，而常常忽略了立法的民主性。如《深圳经济特区公证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了“应当”公证的事项。其中包括房地产赠与和继承。这种强行公证的规定给公证机关带来大量的公证费收入，但却为公民房地产的赠与和继承带来了额外的成本。而《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深圳市人民政府制定深圳经济特区政府规章和拟定深圳经济特区法规草案的程序规定》等法规、规章对立法过程中征求意见的规定，都是偏重于征求有关政府部门和上级部门的意见，对征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意见的，则仅限于“草案的内容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重大权益，或对深圳特区有重大影响的”情况。非“重大”的情况都不需要征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2］50由此可见，部门立法在立法的专业性和效率上存在一定的优势，但部门立法现象过于普遍则会导致法规的公正性和民主性都有所削弱，而且相关部门各自为政的做法极易造成法规冲突。因此，对于部门立法，应从立法程序上进行严格的控制，防止部门滥用立法权和保障公民在立法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三)公众参与立法制度缺失公众参与是现代立法的一个重要环节，尤其是与公民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法规制定过程中，应该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以保证立法活动的民主性和法规内容的正当性。但在当前深圳经济特区立法中，公众参与立法制度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一是公民参与立法的范围过于狭窄。公民仅仅可以在立法起草的阶段参与到法规制定中，而立法的审查和公开等阶段则无公民参与的规定。二是对于听证会的规定还不够完善。只规定“涉及较多企业和公民利益的”才举行听证会，显然是为听证会的召开给予了过于严格的限制，不利于保护公民在立法中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有关部门往往因过分追求立法效率而忽略了听证的环节，或是将听证会的召开作为一种形式上的要求，对于公民的疑问任意推脱而不予答复，实际上并未听取和采纳公民的建议和意见。三是立法信息公开制度有待完善。立法信息公开包括立法文件公开、立法程序公开和公布法规等，现阶段深圳经济特区在立法文件和立法程序信息公开方面仍有待完善。四是立法机关对于公众参与立法的实施状况缺乏相应的责任机制。这是公众参与制度存在诸多漏洞的最终原因，缺乏了相应的责任机制，立法机关并不需要为其在公众参与制度中的过错行为承担任何的义务和接受任何处罚，导致了公众参与环节在实践中难以全面有效地开展。(四)个别法规内容有失公平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目标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也应当是立法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缺少了对公平的维护，法将失去其权威性，也难以得到公民的遵守，在深圳经济特区立法中，应当平衡好利益与公平的关系，绝不能为追求利益而牺牲公平。但在现存的深圳经济特区法规中，却存在着为追逐利益而忽视公平的情况。如1993年7月24日深圳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转让条例》规定，转让人超过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时间30日仍不交付房地产的，受让人有权解除合同。也就是说，转让人延期交付房地产不超过30日的，受让人无权要求解除合同。1999年6月30日深圳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修改决定又将30日改为90日。有关部门要求修改的理由是，延期交付房地产超过30日的情况经常发生，受让人都要求解除购房合同，势必对特区房地产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为了促进特区房地产发展，立法允许房地产开发商违约延期交房90日，并且在违约期间限制购房人要求解除合同。［2］53，54以上规定既违反了我国《合同法》“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另一方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的规定，又与公平正义的基本法治理念背道而驰，是值得商榷的。

完善深圳经济特区立法的思考

(一)完善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充分有效行使双重立法权解决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现存问题，关键在于明确授权立法的权限。深圳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只有原则性的规定，但缺乏具体立法事项的规定。从现有的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权限的规定来看，对于立法类别和形式的规定是较为明确和具体的，即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议，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分别可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本经济特区范围内适用;但却未能具体列举出具体的立法事项，只规定了“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作为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权限。这种限制方法的灵活性很强，给予了经济特区立法极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但却在操作性、控制越权立法和减少法规冲突等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总而言之，现有的权限规定的方法是弊大于利。笔者认为，对于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权限范围界定应采取原则性规定和禁止事项列举相结合的方法，明确列举出经济特区法规禁止涉及的事项，以增强经济特区立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减少立法活动的争议，并从源头上解决法规冲突的问题。此外，这也有利于解决授权立法和职权立法交叉行使所造成的法规冲突问题，以促进双重立法权的有效行使。(二)发挥人大主导作用，控制部门立法倾向从理论上讲，全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应当在立法工作中起主导作用，但实际上由于深圳经济特区立法以市场经济法规为主，其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相关政府部门介入过多，再加上部门利益的驱使，导致了深圳经济特区立法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部门利益倾向，削弱了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部门过多介入立法活动，除了导致法规内容产生不当的部门倾向外，还会极大的削弱立法的民主性，使法规成为了政府部门管理的工具而缺乏了其应有的社会性和服务性，难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且由于各部门在立法活动中过分追求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将最终导致经济特区法规冲突的现象加剧，极大地阻碍经济特区法治建设的进程。因此，要解决部门立法的倾向，必须加强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具体地说，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些必须由政府业务部门起草的法规项目，要主动提前参与法规草案的论证工作，协调法规起草中各部门之间的分歧，指导处理法规起草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说服有关部门以整体利益为重，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对一些容易产生部门倾向的法规项目，尽量不让部门起草，而由人大或其常委会组织力量起草。如邀请专家学者以及实务部门富有实践经验的同志组成专门的立法研拟小组起草法规草案。［3］而且，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应当贯穿于经济特区立法的各个环节，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立法经费作为保障。(三)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增强立法的民主性增强立法的民主可以使制定的法律更加符合实际，为保障深圳经济特区立法的民主性，提高公众参与的程度是其重要途径。对于完善现有的公众参与制度，笔者的建议如下:首先要健全地方立法听证制度，减少举行听证会的条件限制，凡涉及公民利益的法规制定，在有必要时均应召开听证会，而不应将听证会的举行局限于某些特定的立法中。立法机关还应当保障听证参加人、利害关系人充分行使权利和充分发表意见，让立法机关能够及时了解事实、获取有用信息和资料。其次要逐步完善立法信息公开制度。立法机关应及时向社会公开相关的立法信息，保证立法工作的透明度。完善立法信息公开，扩大公民参与立法活动的范围，有助于充分地发挥地方立法积极作用，实现人民对立法机关立法活动的监督。最后要建立地方立法辅助制度。立法机关应当重视专家、学者在立法中的作用，在立法过程中举行专家座谈会或论证会，不仅有利于解决法案起草中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同时也能增强法规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建立立法辅助制度，首先要明确辅助人员的职责范围，确定立法辅助人员的配备方式，以确定适当的辅助人员。立法机关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立法助理办公室来负责立法辅助人员的管理。总之，公众参与立法是现代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只有保障公民能够参与立法，并为法规的制定提出建议和意见，才有利于保证法规内容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而且能有效地克服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倾向。(四)完善监督机制，强化立法监督立法监督作为立法活动中的关键环节，应当明确监督的主体、形式和内容。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议，深圳经济特区法规需要“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即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监督主体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监督形式为备案。但从授权立法的理论出发，其授权主体的范围是欠妥的。深圳经济特区获得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的立法权，并代表授权主体行使部分立法权，其立法行为应直接对授权主体负责并接受其监督。而现有的监督主体是多元化的，既违背了授权立法监督的理论要求，又不利于明确各监督主体的责任和权限。再加上单纯的以“备案”作为监督形式，导致经济特区立法都是备而不查，造成了立法监督的缺位。而对于监督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议并无明确规定。由此可见，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监督机制从主体、形式到内容都不尽合理，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改革现有的监督机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从监督主体的确认上，宜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为授权立法的监督机关，改变以往监督主体分散且分工不明的状况。第二，监督方式应由单一的备案制度改变为备案审查制度，使以往对于经济特区立法“备而不查”的情况得以改善。第三，应当明确立法监督的内容，一方面包括对立法内容的监督，即对经济特区法规、规章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另一方面还要进行立法程序合法性的监督，强调依法立法。通过立法内容和程序的监督，能有效地保障法规内容的公平合法，减少法规冲突的发生，并促进立法活动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控制部门立法的利益化倾向。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同**各族人民一道，怀着喜悦的心情，庆祝**建省办经济特区**周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840万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建设作出贡献的广大干部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发展的国内外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年前，中央作出了**建省办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从此，**这个祖国美丽的海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进入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史新阶段。**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

**年来，**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增长7.6倍，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特色农业、新型工业、现代服务业迅速成长，交通、电力、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日趋完备，环岛高速公路、粤海铁路等重大项目建成投入使用。改革开放取得重要突破，从**实际出发，实行省直管市县的行政管理体制，推行能源、物价、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先后设立了洋浦经济开发区和洋浦保税港区，成功举办了七届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交流与合作空前扩大，对外贸易和实际利用外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0.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6.6倍，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在全国率先建设生态省，大气和水体质量保持领先水平。各项建设全面推进，民族团结继续巩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扎实推进，广大干部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持续高涨，城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些成就充分证明，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中央关于**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特区设立以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到**考察指导推动工作。**历届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各族人民，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经济特区富有成效的实践告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无论是把握机遇，还是应对挑战，都要靠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创新发展思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改善民生，在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突出特色，一切从国情、省情出发，发挥比较优势，走符合实际的有特色的发展路子。

同志们、朋友们！

国务院1984年11月15日国发［1984］161号文件的《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各地在执行中提出一些政策业务问题，要求明确。对这些问题，在最近召开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对外税收专业会议上进行了讨论。现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1984］13号文件和国务院国发［1984］161号文件的精神，分别明确如下：

一、关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问题

《暂行规定》适用的地区，限于经过国务院批准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的老市区，或者经过国务院特案批准的地区；适用的企业，限于在上述地区兴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客商独立经营企业；适用的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

二、关于老市区的范围问题

《暂行规定》所指的老市区，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的市区。除了国务院另有批准的以外，不包括这些城市所管辖的县及其城镇。

三、关于《暂行规定》公布以前企业同客商签订的合同涉及的税收条款如何处理问题

一、厦门经济特区实现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挑战

近些来厦门社会管理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成绩，但仍面临着下列挑战：

（一）社会管理理念陈旧，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长期以来，在管理的理念上，有些官员管理观念陈旧，仍停留在原来的采用行政命令和经济处罚等观念。这样就造成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过程中，以“行政命令式”、“以罚代法”、“运动式”、“突击式”等简单方法为主，缺乏有效性、规范性、系统性和统一性。

（二）政府社会管理定位尚不清晰，管理的效率不高

一是部分政府官员仍将自己作为社会的管制者而非服务者；二是政府部门对自身职能定位存在误区，往往造成社会管理的边界不清，政府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一方面许多应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行的社会事务却由地方政府依靠行政权力来管理，从而形成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越位”；另一方面许多本应由政府重点管理的领域和环节，如社会保障体系管理、环境治理、食品和药物管理、就业管理、公共卫生管理和社会公共安全管理领域，却因政策执行不力，往往还存在“缺位”。据问卷调查显示，对“您认为当前社会管理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63%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管理部门追逐自身利益”位居第一位；而认为“在当前社会管理中政府重管理、轻服务”和“政府部门各自为政、管理混乱”的比例也很高，分别占被调查者的46%和42%。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物业管理活动，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营造安全、舒适、文明、和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特区物业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物业管理实行业主自治、专业服务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原则。

物业管理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四条市政府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主管部门）负责物业管理的监督管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