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范文10篇

一、引进外资，筑路开矿

1904年4月，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一文中，严复指出中西政治的根本差异在于体制不同，贫富弱强都是由体制决定的。如果不从根本上下手，对于国事毫无补益。但是严复并不主张马上改变政治体制，因为眼前有个“大患”要优先解决：“为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惟贫乎！”[1]（P148）

严复认为清末的一切弊病，如民智未开、民力不奋、污秽不蠲、作伪售欺、瘟疫流行、盗贼泛滥、官吏贪婪、兵卒怯弱、人民没有爱国心等等，都是由贫穷引起的。因此，“居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1]（P149）

平心而论，严复把一切弊病归因于贫穷，显然夸大其辞。例如上述弊病的最后四项，虽与贫穷有一定关系，却无论如何不能把贫穷说成根本原因，因而也决不是“疗贫”所能解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考虑到庚子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和破坏，考虑到《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的赔款负担，那么严复把“疗贫”作为当务之急，应当说不无道理。问题在于，“救贫之方”在哪里呢？严复认为，农、工、商三业见效甚缓，不如从路矿下手：“今日救贫之大经……其要在路矿。吾之为路矿，将以富用路矿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矿者也。”[1]（P149）

实际上，早在1902年的《路矿议》中，严复已经提出了开路矿的主张。他举出外国为例，说明铁路能够带动一国经济全面发展。至于中国，正因为铁路少得可怜，影响到商业不发达，冶铁业不兴旺：“盖铁路如人身之脉络。……无铁路，则邦国之利源不广，而贫弱之患兴。……必求富强，其要著发端，在开铁路。铁路开，则诸矿业至于一切制造树艺之事，将相随以自生。”[2]（P105）

就在这篇文章中，严复提出了兴办路矿的许多注意事项，还为路矿总局筹拟了机构设置和庶务章程。要点如下：

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邓小平两代领导人共同的宏伟愿望，两位领导人都在认真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然而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不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不同，所以两位伟人对现代化的内涵、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动力，及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的分析论述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话，那么邓小平就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继承人和突破者，邓小平在继承思想精髓的基础上，提出并健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两位伟人终身奋斗目标的关键，不同的经济发展目标和不同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两位伟人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在借鉴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先富带后富战略以及对外开放战略，这些战略都是在几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也是已经被20年改革开放证明了的科学真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是邓对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突破最大、创新最多的部分，在经济体制模式上，邓小平彻底地摆脱了市场姓“社”姓“资”的困惑，突破了毛一贯坚持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模式上，邓小平也打破了毛固守的单一公有制模式，提出在当前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条件下，应该鼓励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所有制模式的标准；在分配模式上，邓小平彻底否定了毛主张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提出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的模式：在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上，邓小平继承了毛产业发展思想中科学合理的部分，同时发展了自己的产业发展思想，他更加重视了农业、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正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戎马倥偬，日理万机，但他仍然十分重视经济工作，他多次号召党政军各级干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并提出了一系列至今熠熠生辉的经济思想。认真学习和研究这些思想，有助于当前进一步端正各级党政干部的指导思想，强化各级干部的市场经济意识，从而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继承性和科学性，有效地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步伐。

一、关于“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的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一切工作必须服从于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但是从来就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他要求领导干部要熟悉和研究经济工作，并把能否学会领导群众做好经济工作作为衡量领导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他强调：“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注：《选集》，第3卷，9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如何衡量党政军干部学会了做经济工作，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如果哪一个地方的军民生活没有改善，为着反攻而准备的物质基础还不稳固，农业、工业、贸易不是一年一年地上涨，而是停止不进，甚至下降，便证明哪个地方的党政军工作人员还是没有学会经济工作，哪个地方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注：《选集》，第3卷，10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战争年代，对于干部的要求尚且如此，那么，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能否学会做经济工作，能否树立起正确的市场经济观念，能否领导群众走上富裕之路，更应该作为衡量领导者优劣的重要标准。如果说战争年代“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那末，完全可以说在今天不懂也不学经济工作，不懂得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不能领导群众致富的人，则更谈不上是好的领导者。因为，今天的各级各类党政干部，他们的职责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服务，特别是领导一个地方或一个经济职能部门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衡量他们工作好坏的标准，归根到底是看那里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如果丢掉了这个客观的可量化的标准，那么必然会出现企业无效益甚至亏损、倒闭或经济长期上不去，挪个窝照样做官的现象；也必然会出现不学经济学去学“关系学”，不搞经济搞关系的怪现象。如果这种现象滋长下去，必然会误国误民。

二、关于“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注：《选集》，第3卷，9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的思想。在抗战时期就科学地阐明了生产与财政税收的关系，指出了财政收入的根本来源是帮助群众发展经济，“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注：《选集》，第3卷，9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他把生产第一还是税收第一的问题，提高到共产党与国民党本质区别之一的高度上来认识。他指出：“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注：《选集》，第3卷，9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学习这些论述，至今倍感亲切，实在是一语中的。在今天，如何增加财政收入，特别是在经济落后地区，成了每个党政干部十分关注和头痛的问题。许多基层干部成天忙于收粮催款，成了全部工作的中心任务，费力不讨好，且干群关系恶化。出现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这些地方的干部，没有真正学会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学问，舍本而求末，“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注：《选集》，第3卷，8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一方面是一些干部没学会或没有把主要精力和心思放在帮助群众发展经济上，许多干部也认为“包产到了户，何必要干部”。事实上，凡是干部在帮助和指导农民发展经济上下了苦功，提供了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农民收入增加了的地方，收粮收款的问题的确是轻而易举的。相反，凡是干部对群众生产漠然置之，缺乏服务的地方，收粮收款就困难得多。另一方面是一些地方乱收费现象严重，群众负担沉重，严重影响了生产的投入。个体经营户办一套执照下来要花数百元或上千元，企业一开办就有各种收费摊派接踵而来，这无异于是刚栽树苗就向人家要果子吃，这与批评的“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注：《选集》，第3卷，8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有何区别。古人就知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让利于民”、“与民休息”、“不扰民则富”的道理。深圳特区的重要经验就在于实行经济上的特殊的优惠政策，即减免税收，放手发展，而一旦经济发展起来，财政税收自然增加。这是邓小平科学地继承和发展了经济思想的成功经验。因此，不难看出，生产与财政税收是“源”和“流”的关系，是“树”与“果”的关系。“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注：《选集》，第3卷，8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要想解决财政困难，各级党政干部应当认真学习这一思想，才能真正学会经济工作。

三、关于“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注：《选集》，第3卷，8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的思想。针对当时抗日根据地“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的保守观点的“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注：《选集》，第3卷，8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观点，尖锐地指出“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注：《选集》，第3卷，8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仍有重大现实指导作用。我们的个别干部由于不努力学习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缺乏商品经济观念，不懂得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和规律，也存在两种错误观点：一方面是苦于无出路的保守观念，他们老是埋怨经济落后地方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缺信息，不去思考发展，不求开拓进取，观望等待，传统的任务迫使他们殚精竭虑地去收粮收款，以完成财政任务，结果适得其反，财政收不抵支，干部教师工资连续数月付不出，自己吃饭也成问题。另一方面是不切实际的冒险观，他们不是发挥本地优势、利用本地资源，不是根据本地实际和市场需求，不是搞短、平、快战略，而是贪大求洋，急于求成。言必上项目，动辄投巨资，致使许多企业负债累累，有名无实。这两种现象正是当年所反对的。从宏观上看，一些地方经济建设的大起大落，忽冷忽热，也正是这两种错误观念在作祟。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摘要：的终极价值追求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始终高擎公正这一社会理想，以其独有的理论视野对社会分配两极化现象进行剖析，无论是内在属性、基本逻辑还是当代价值都有其特异性。的这些思想对于实现“十三五”规划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具指导意义。

关键词：两极分化；分配制度；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国民收入两极分化现象作为一个严峻问题已经引起高度重视。人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并不是直到现在才为党的领导人所关注，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直致力于探索社会分配两极化问题的思考，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理论，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也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在属性

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人类在长期追求理想社会的历程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渴求，是人类改造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维度。经济正义思想具备历史性、人民性、实践性三重内在属性。（一）历史性。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思想。《辞源》认为“公正”即“不偏私，正直。”在我国古代，“正义”与“公正”被视为是一种美德或者道德修养，并没有被提升至社会价值取向的高度。我们从中不难窥探公正这一概念内含着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等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社会公正思想的理论渊源通常归之于儒家所谓“大同”理想。一度服膺思想家所描绘的“大同社会”蓝图，并由衷地高呼“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公平正义思想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中公正基本认知的扬弃。孔子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大同社会内在要求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果实。孔子的公正思想源自于其直观的社会审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2］在孔子的话语构建中，“寡”与“不均”成为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群体对于公正理念有着深切的认识。传统社会“大同”理念为早期探索实现社会公正的具体路径提供了价值定位和思想坐标。近代以降，特殊的社会环境促使中国社会知识群体在更高层次和多方位进一步审视社会的经济正义。追求公正反对分配两极化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公知群体描绘和追求理想社会的内在逻辑。洪秀全以农民的视角提出，建设“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将数千年农民追求公正的社会梦想幻化成神州大地上的“人间天国”。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追求公正的逻辑在于，要解脱人民疾苦“惟行大同太平之道”，所以难以超越调和君臣关系的历史藩篱。在他看来，“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3］谭嗣同的公正理想依然以维护儒家“大同”思想为根基，但却闪烁着更为强烈的批判主义火花。他说：“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4］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将社会的不公首先归于经济上的不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5］120他从自身的政治抱负出发，寻求解决分配两极化的社会方案，所以他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及“耕者有其田”解决路径。以其视角观之，必须在发挥资本功效的同时，合理有序规定资本的有效范畴和边界。（二）人民性。西方思想中也有很多关于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论述。西方公平与正义理论建诸现实世界特别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批判基础之上，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生产资料或资本所有者剥夺的回应与反击。从莱库古改革到毕达哥拉斯主张通过相互馈赠而平衡富余与不足的尝试，从柏拉图的分工正义理论、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公正理论到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每一流派都从自身的理论和实践出发规划着公平正义的范畴，为人类实现公正而又美好的世界蓝图添色加彩。卢梭的思想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基础，也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直接源头，从而也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间接来源。卢梭将实现人类平等与公正诉诸于财产的公有制，并要求中央政府对生产劳动实行管制。［6］19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于如何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进而为完成其改造现实社会的理想与追求而不懈努力。巴贝夫和卡贝提出绝对平等的原则，但圣西门和傅立叶则承认人的能力不平等，他们将按能力取得报酬看作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希望。路易•勃朗综合上述观点认为，实现未来社会公平与正义应是依照按需分配的原则来进行。欧文将其实现社会公正的理想付诸实践，并为此倾尽其家财尝试创立共产主义公社。马克思主义认为，财富占有不公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立基于此，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完成“对剥夺者的剥夺”，就是消灭无产阶级自身，使自身摆脱“被剥夺者”的悲惨命运。［6］12由此可知，社会主义本质上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对立，内含防止两极分化的天然意蕴。（三）实践性。的认知与思维结构萌生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包括在内的近代中国思想巨匠们大多倾向于张扬主体意志能动性，因而有学者认为思维结构中有着突出的意志维度。的价值关切点和核心主题是如何超越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非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尊重规律的旨趣在于改造世界和社会，完成其构建新型社会的价值追求。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7］1471马克思的表述则为，“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294从历史的视野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始终强调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旨趣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生活有过生动而具体的描述，彰显其社会理想的价值维度。在他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8］85同马克思有相类似的描述：每个社会成员都逐步做到“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都要把自己培养成“拿起铁锤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击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9］53－54的终极价值追求即是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的话语中，防止社会分配的两极化主要是为了克服劳动和人自身发展的异化。说到底，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是追求经济正义的内核。

二经济正义思想的基本逻辑

普京主政后，俄罗斯内政开始步入有序运作轨道，外交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下日显灵活和主动，经济通过不断深化改革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势头。普京的战略是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加速俄经济转轨的同时，以较高的增速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继而达到全面兴俄之目的，在未来10-20年内，实现“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能否实现，无疑是人们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

一、普京经济思想的基本特色

普京在出任代总统前夕，就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阐明了他对俄经济现状的看法和对未来发展的基本构想。此后，他以该文的思想为基础，不断对俄经济发展做出更加深刻而全面的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经济思想。概括来看，普京的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赶超”特色，具体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国际经济发展状况为参照，强调速度的至关重要性。普京充分认识到，俄经济已“落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愈拉愈大的趋势；为缩小差距，跟上世界步伐，跨入“文明”和“发达”国家行列，俄必须以高速甚至超高速发展经济；因此在俄改革和发展战略中，居于首要位置的是速度问题。按他的估计，俄经济在6-7%的增长速度下，还需要5年才能使生产规模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而要达到今日英国、法国的水平，未来15年要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要赶上今日西班牙和葡萄牙，未来同期也必需保持8%的增速。（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илет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30/12/1999.c.1.）因此，他把增速问题上升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甚至是“思想”、“精神”和“道德问题”，是检验俄政府经济工作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注：Тамже．）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他就对政府预测今后几年俄经济增长仅为3.5%至4.6%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政府“不指望更高增长速度”的表现，“低估了俄罗斯的能力”，并进而指出，为了使俄罗斯人过上“富裕生活”，使俄保持国际社会“举足轻重和名副其实的成员资格”，以及作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俄“经济应当更快速地发展”，否则“永远都赢不了”，“在世界经济中的能力将大大缩水”。（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га”．Известня．19,04,2002.c.1.）

其次，充分发挥能源和军工两大优势，壮大新型产业。能源和军工是俄国民经济两大支柱，也是政府预算和国家外汇的主要来源。2001年，能源和军工分别创汇500亿和44亿美元。近年来俄一些人主张减少资源出口，避免成为发达国家“资源附属国”；减少武器出口，以避免得罪西方和将来对俄自身安全构成威胁。但普京力主继续“发挥两大优势”，找到符合俄“资源、当前市场分布和联系形式的方式”，使“俄巨大潜力为己所用”。（注：Тамже．）普京的策略是用能源拉住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用军售保住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市场，以增强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保障财政预算，换回发展知识和信息等新型产业所需的投资，力争使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由目前不到世界市场的1%，提高到2015年左右的5%以上。

再次，建立健全国家调控体系。针对上世纪90年代俄经济自由派忽视甚至回避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普京强调，俄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体系，而且还要建立对经济“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但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命令式的计划和管理体系”，也不是仅限于“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而是要比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调控“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要让国家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当然，普京也并非轻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在他看来，没有发育成熟的各类市场，俄经济就永远不可能迈入先进国家行列。（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та”．Известия．19,04,2002.c.1.）

一、奥尔森的生平、著述与研究方法

曼瑟尔·奥尔森，1932年1月22日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98年2月19日逝世。1954年获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学士学位，1960年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马里兰大学(MarylandUniversity)从事教学研究，也在美国空军服过役，曾在约翰逊当政的美国健康与福利部任职。他的主要论著有：《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国家兴衰探源》（1982年）、《权利与繁荣》（2000年）、《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年）、《一份准备中的报告》（1969年）、《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年）和《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等。其中：《集体行动的逻辑》影响最大，曾被翻译成德、法、意、日、葡、中等国文字；《国家兴衰探源》则被翻译成法、日、意、德、中、瑞典文等多国文字。

奥尔森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体研究方法。奥尔森所研究的虽然是集体行动的问题，但是他所使用的方法却是个体的分析方法。他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微观个体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之上的。集体行动、特别是大集团的行动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集团中的个体成员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在分利集团理论中，对分利集团成员的研究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特别是用分利集团理论来研究宏观经济学的相关问题的时候，更是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强调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没有微观基础、没有从个体行为出发研究问题。奥尔森从个体的理性假定出发，利用分利集团理论解释了这些问题。即使分利集团达成以后，分利集团追求集团利益的分析也是以此为基础的，集团成员追求集团利益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集团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获得集团利益仅是一个手段，个体利益才是最根本的。

2.实证研究方法。奥尔森著作的大部分都是采用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来验证他所提出的理论。在集体行动的逻辑研究中，他采用工会形成和发展的案例，一方面验证了他的大集团形成是通过强制或经济性激励而达成的理论，另一方面证明了大集团在没有强制或经济激励的情况下是难以达成的。在分利集团理论提出后，则更是大部分都在验证他的这一理论，利用世界上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兴衰变迁的历史验证其理论的正确性。他还提出，理论的正确与否是通过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来验证的，能够解释越多的经济现象，越具有普遍性，理论的准确程度就越高。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强调经济学的致用性，强调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功能。因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之下通过数学推导得出优美的结论，但是由于严格的假设条件而难以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

3.经济理论的规范。奥尔森实际上认为有一套规范的方法作为理论正确或优秀与否的标准。他提出：(1)如果有一种理论能够适用于许多历史现象——即这种解释具有“权威性”——而且简明扼要，则可以认为此种理论比较可信；(2)一种理论不在于它能够解释多少事件，而在于它能够说明差别多大的不同类型的事实；(3)还必须保证这种理论不能仅仅由于找到少数几个与之相符的例子就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也可能有另外一些例子与这种理论是矛盾的。在《国家兴衰探源》中，在批判了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的缺陷之后，则明确提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八条标准问题。这些都说明，在奥尔森看来，经济学有一套规范作为评价理论正确或优秀与否的标准。

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中国近现代的两次经济转型，并为第三次经济转型创造了宝贵经验、制度基础、物质条件和理论准备。①经济思想是中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是分析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拓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不能忽视经济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研究青年(1893年12月至1921年7月)的政治经济思想，②有助于拓展经济思想的研究范围，全面理解经济思想，宏观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青年政治经济思想研究

递变的三个维度青年时期的交际、阅读与实践三个维度，是中国近代各种社会思潮作用于青年政治经济思想的体现，解释了其青年时期政治经济思想递变的客观原因。(一)交际维度青年在与生活上的朋友、学业上的挚友、事业上的战友交往中，实现了思想的递变。其中，“海归”师友杨昌济、同学萧子升、蔡和森对青年的思想递变起了决定性作用。“湖湘人才群”培养了他的本土化倾向，而“北大学者群”开阔了他的近代化视野。1918年与1919年两次进京，除与黎锦熙、杨昌济等故人交往外，还结识了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知名学者，认识了罗章龙、刘仁静、、陈公博等青年翘楚。［1］相互交锋的思想论战及形形色色的人物，将西方近代思想与中国当时最先进的观念传输给青年，解放了这个“讲南方土话”人的思想。(二)阅读维度青年在东山小学阅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列强瓜分之危险》。1912年，阅读了严复翻译的《原富》，这本译著将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中的自由竞争观念带给了他。1913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修身课时，记录了“耗财损息之事，莫如营屋置衣履，故母金不可不中也。日人重毋金，箧无余帛，囷无宿粮”等来自西方经济思想的观点。［2］(P4)阅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人性中的利己利他。［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代表作中，他阅读了《管子》。由其阅读内容，能够看出青年的经济思想既受市场自由思想的影响，也有国家管制思想的渗透。1919年7月在健学会成立时，提出“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等问题，在《健学会会则》中第一次体现了对经济思想的重视，主张“经济学”“有必要分□一门研究”。［4］1919年10月在问题研究会的讨论中，第一次系统地罗列了中国问题，其中细分了中国经济问题;［5］在“经济问题”中，又细分了五个金融方面的问题。③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对他的影响，可以直接从文化书社的书目中看出，他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中国人口论》《近世经济思想史论》等五本经济学著作列为“书之重要者”。［6］(三)实践维度1893年出生于农民家庭，1907年－1909年辍学在家参加农业劳动。1912年，国家处于经济战争中，当时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最好是商业专家，因此报考了省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后因纯英文授课而辍学。1917年，利用暑假与萧子升进行社会考察，沿途靠给人家送对联、写家信维持生计。1918年，管理学校学友会的活动经费、到京筹集赴法费用。1920年3月，在上海发起工读互助团，解除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1921年1月，请彭璜备办新民学会通信集印刷费，8月通过船山学社津贴、公私捐助成立湖南自修大学，［2］(P1－23)并把经济学纳入自修大学的课程，“法科里面的科目为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等”。［7］最具经济意义的社会实践，是1920年组织社会企业———文化书社。该书社以传播先进思想为宗旨，不以营利为根本目的，书社股本以公有形式属于全体投资者，不返还股本不分红。青年以最大股东的身份成为企业创始人，聘请易容礼出任经理。马日事变后，遭国民党当局查封。［8］

二、青年政治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近代经济转型是青年政治经济思想递变的外在动力，而递变的发生则是他寻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道路的思想成果。(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青年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认可“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世俗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2］(P4)的利益观;沿袭“四民分业定居论”与“孟子分工观”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常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的分工观;在“家薄必不能住”的短缺环境下，恪守黜奢崇俭的经济教条，“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爨”，只求达到“翼可勉强支持也”的生活标准;［9］当判断出“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时，幻想通过小国寡民的原始经济形态来实现社会转型，认为“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10］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流地位的时代，设想照搬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能带给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这说明他最初并未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方向与科学道路，这是由当时中国自然经济力量及其经济思想的主体地位决定的。(二)西方近代经济思想。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东渐，中国知识分子尝试运用西方经济理论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寻求答案。［11］在寻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青年在接触西方近代思想时，丰富了自己的经济思想。1．以物价作为分析市场的切入点他在考察经济问题时，以物价变化为切入点，敏锐地捕捉到“日本米价顶贵的时候，每石超四十元”，［12］“言及生活代价奇昂，(记者按，近有从巴黎回者，举一物贵实例，一个旧牙刷，价二佛朗。一双皮鞋，价六十佛郎。)谓非洲各口岸，堆积麦粮千百吨，任其腐朽。各埠存货如山，轮船火车宁闲置不运载”等国际经济信息。［13］简单的价格分析，仅能揭示市场秩序混乱的直接根源，无法揭露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通过价格分析的基本方法，客观描述了转型期的经济状况，为深入分析准备了材料。2．股份合资与工厂性质在地方军阀的配合下，外资公司一旦控制中国的矿产资源，便会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清晰地预料到矿业所有权“一旦断送外人之手，不惟湘省人民永无救济之望，即湖南财政亦永无整理之资”。［14］站在捍卫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的立场上，发起驱张运动，要求遵守“凡本国人与外国人合资办理之矿业，其资金必须均等，以护主权”的矿业条例。［14］他不是盲目地排斥外来资本要素，而是主张在维护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的前提下，中国资本应平等地与外资共同开发中国经济资源。而对工厂性质的理解，他认识到“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的不同，没有性质的不同”，因而判断无政府主义是无法证实的，因而得出工团主义认为“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的思想是“愚陋不明”的结论。［15］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下，国家政治组织与工厂的生产和分配管理，都是权威式层级计划管理，配置资源以行政命令为导向，不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工厂(或称为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划定于二者边际量相等处，此时交易成本最低。当一个企业无限制地扩大到包括一个社会的全部行业时，便进入了计划经济模式，价格的作用完全由政府指令代替。3．反对资本垄断与军阀管制中国近代经济转型中，阻碍实现中国梦的是外来资本、军阀政府与封建地主。青年很早便认识到这三者的特权势力是抑制中国近代经济要素流动根源，是造成人民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资本垄断是“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因此他认为要解放人类，“只有不许实业专制，破除私人垄断”。［16］非自然垄断行业中，垄断资本家通过将价格提高到边际成本以上，掠夺消费者剩余，或通过依靠军阀政府特权，设置行业准入壁垒，抑制自由竞争。寻求短期租金最大化的地方军阀勾结外来资本势力，随意管制市场，任意扭曲产业结构。地方军阀为了增加财源，开放鸦片生产，“自张督到湘，湘省烟禁大开”，“劝民种烟，召各县团总发子令种”，［17］地方军阀强制生产鸦片，改变农业生产结构，诱导人民进行成瘾性消费，造成巨大的负外部性，通过苛捐杂税掠夺人民财富，“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腴全干”。［18］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后，深刻地理解了“厘金和关税是商人的两个生死关”，“假使把外货的关税特别加增，或竟废掉协定关税由中国自己定出保护关税来，把中国商人身上的镣铐撤去，一转瞬间国内工商业加速度发展起来，外货在中国就立刻没有立足之地”。［19］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推进，要破除三大既得利益集团对市场的垄断管制，创造宽松市场环境。4．首次经济斗争是保护国有资产青年深刻地意识到国有资产流失带来的经济恶果，发动了首次经济斗争，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军阀政府变卖国有资产，是毫无节制地用国有资产向帝国主义购买军备，完全不顾丧失经济主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只图短期内维护特权地位。“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18］公共资源变卖给外资，人民群众便失去赖以生存的廉价生产生活资料。“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父的枪械、饷款、训练教官”，［20］外资直接控制着中国的交通运输业、矿业、林业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导致“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18］的分配效应，社会贫困日益集中到人民群众一方，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外资及军阀政府一方，悬殊的贫富差距潜伏着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诱因，并恶化了中国近代经济转型中的社会矛盾。在充分认识国有资产流失的基础上，青年提出建设湖南应该将生产资料经营权赋予人民，由人民创办银行、纺纱厂，明确主张“自营食，自营衣，自营住，斥其羡余之茶米矿，换得大洋及生活必须品”，［10］这是一种以商品经济为辅的自然经济思想，不是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正确方向。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完成推翻外来资本与军阀政府的历史任务，无法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便淡出青年的经济思想;能够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便进入青年视野。(三)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传入中国后，帮助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具体方式与转型方向。青年的政治经济思想离异于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为落脚点，结束了青年时期的递变过程。1．政治经济思想中的“计划”在思索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时，首次表现出对计划思想的认同，“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睹。‘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效果的”，“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21］“浪战”是指资源分散利用，无法达到显著效果，特别是在完成历史任务方面;而“共同的”，就是有计划的集体行动，能克服分散运用资源的弊端，取得明显的效果。所以，“不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22］这种观点，只是带有浓重的计划思想色彩，且难以考证其政治经济思想中的计划思想是否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但是由“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可以看出，他开始认同计划手段。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前，青年客观地评价过这种思想的发展前景，他清楚“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23］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三年了，依旧观察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在俄国的生命力，思考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在中国运用的可能性，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并确信，“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但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24］2．首次在政治经济问题上运用阶级分析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的指导下，深入分析了中国近代经济转型期内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及政治经济思想，深切体会到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力量源泉是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在私有制社会，“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与”。［25］青年首次认清了私有的经济资源在自由市场上的运动规律，认清了资本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认清了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的经济根源，意识到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重新分配生产要素所有权，破除市场上既得利益者的经济特权地位，才能实现公平竞争与共同富裕，才能使人民群众共享中国近代经济转型创造的成果。

三、青年政治经济思想的历史意义与时代启示

一、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农业生产的影响

农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经济管理思想始终将农业生产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首先,中国农业社会结构的稳定要有有个能进行有效管理的经济思想来指导,自古以来我国就有这种经济管理制度的存在了,并且长期以来没有发生过什么较大的改变,至今如此；其次,农业生产与小农经济紧密结合就形成了中庸精神,在管理上就体现为：在经济管理行为上,始终不过分偏离,稳步前行,以平衡的思想来发展农业经济,这就不断地促进了农业的生产方面的发展和进步；再次,在经济管理的方法上,农业生产始终坚持不懈的对实际、经验加以重视,把管理活动摆在实实在在的农业管理上来。我们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纵观整个事态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对农业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管理。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供求活动的影响

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是供求。供求活动管理依据经济活动应当涉及生产管理、流通管理、分配管理和消费管理四个部分。社会分工对社会经济发展尤为重要,不能长期片面地强化某些行业而抑制其他行业,这样会影响经济的整体运行,造成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以往的经济政策显示出,在流通领域采用均输和平均两项措施,可使“民齐劳逸”,“民不失职”,平万物而便百姓。对生产和流通的管理不能简单的得出结论,经济干涉和经济放任要在不同的条件下使用,一般来说,经济放任常出于对富民的考虑,而经济干涉则多出于对富国的考虑。但富国并非必然需要政府干预,富民并非一定需要放任自由。两者恰到好处的使用才能使生产和流通更加顺畅。

三、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货币金融管理的影响

把货币和金融放在一起,是从供给、需求、管理方面来考虑的。对于货币金融的管理,它是和供求关系以及管理相互深入,又相互独立存在的。在中国传统的货币金融管理中,价格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以官方的价格为例,人们始终以传统观念“谷米是基础”来进行定价,这就使得长期以来农业和商业哪个更重要的争论依据粮食价格来判断；货币管理在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中有丰富的内容。早在春秋时期,单旗主张废轻而作重,也就是百姓的货币贬值,以官为中心,这种做法不可取。后来秦始皇统一货币,取消私铸,在这之后,同意私铸和禁止私铸不断反复,到元朝时主要流通纸币,而明清时通货是银钞。我们从中国古代的货币管理思想中完全可以归纳出正确的理论体系；当代社会,借贷和利息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的存在即决定了借贷的存在,高利贷源于中国古代社会,一般主管高利贷的机构是官府,这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鉴于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国家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才能得以解决。

一、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脉络

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利用、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从中国实际出发，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指导实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早在1934年1月，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这一提法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全面发展，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色。一方面，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倾向进行批评外，还着重对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摘要：本文从经济活动中的道德价值、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规范、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原则几个方面对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析。在伦理学成为显学的今天。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经济伦理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始终伴随着伦理道德准则的调节和制约。经济伦理指的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用以约束和调节人们经济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的总和；可以认为是调节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也是经济主体把握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实践精神”。

从青年时代起，就对伦理学很感兴趣。他的伦理思想，除了受到诸子百家学派的思想影响之外，还批判地吸收了近代西方伦理思想，例如他通读和钻研了德国学者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写下了2万多字的“批注”。在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建设适应全面小康社会以及和谐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对经济伦理思想的探析，立足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活动中的道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