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学范文10篇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然而，国内外学术界至今尚未对制度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内容结构和学科体系等进行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本文拟对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理论方法、研究内容、学术成就、历史局限性以及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借鉴意义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与思考。

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形成

西方的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经济史学科中包括各种类型的经济史，研究不同类型的经济史，必须采取适合其性质与特点的方法。因此，要弄清楚各种类型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首先是要知道经济史学科有哪些类型。

第一、从学科研究对象区分，经济史学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人类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另一类是以经济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概论(或简称“经济史论”)。

经济史学(习惯上简称“经济史”)这个大类中又可区分为两个小类。一类以研究经济生活演变过程为对象，着重揭示它是怎样演变和引起这种变化的具体因素。在分析方法与叙述方法中，主要使用叙述方法；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结合上，主要遵循历史逻辑。其论著一般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按时序叙述经济生活(或其中的某个方面)变迁的情况与变迁的环境、原因(包括必然的因素与偶然的因素)，从史实中概括出就事而论的结论(论从史出)。总之，它们以时间为经，以史实叙述或具体(时间、地点、表现、数量等等)为特征。另一类是在前一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经济生活演变过程进行理论的分析、概括与抽象，着重揭示它为什么这么演变及其运行机制与规律。在分析方法与叙述方法中，主要使用分析方法；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结合上，土要遵循理论逻辑。其论著一般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按照理论逻辑的框架，运用经济学范畴和历史学范畴，分析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各种因素的内在(本质)联系，或概括出特定空间(国家或地区)、特定时间经济生活演变的特点，或抽象出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学范畴与理论。总之，它们以理论分析和抽象(舍弃了对经济生活演变过程的具体叙述和那些偶然的因素)为特征。此类可称为经济史通论。

经济史学概论研究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叙述方法、理论、历史、学派、相邻学科、分期标准、研究者素质(研究主体)等等。具体地说，严中平的《经济史研究方法十讲》、吴承明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中的经济史论部分，就是属于经济史学概论的。

这样，经济史学科分类的第一、二个层次是：经济史学科。

经济史学概论以经济史学为对象，它不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在经济史学的两个部分中，经济史是经济史通论的基础，是经济史学的主体，也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下面讨论的，主要是有关这个主体部分的方法。

【内容提要】理论出自历史。经济历史出经济理论。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有机结合，是当代经济学发展的趋势。本文从用于分析经济史学的理论，以及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的理论概括两个方面，介绍了作者编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在加强理论分析方面的努力。

【摘要题】理论研究

【关键词】经济史/理论经济学/现代化

【正文】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30(2002)03-0068-06

加强理论分析与理论抽象，将中国经济史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由使学生了解经济发展过程，变为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经济工作经验和经济理论与历史理论，是我在面向21世纪中国经济史课程改革建议中的三个目标之一。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然而，国内外学术界至今尚未对制度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内容结构和学科体系等进行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本文拟对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理论方法、研究内容、学术成就、历史局限性以及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借鉴意义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与思考。

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形成

西方的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摘要：新经济史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计量经济史学和制度变迁理论两大内容。它将经济学的理论与技术应用于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新经济史学引入中国后，引发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的冲突。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则认为经济学家对历史的研究使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变成了理论的附庸。这种冲突与两个学科叙事方式的不同有关，涉及两个学科关于“历史优先”还是“逻辑优先”的不同理解，更与新经济史学与传统史学所惯用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区别有关，反映了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在历史观上的分歧。为促进两个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应该放弃成见，加强交流与沟通。史学家应该从旧理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学习使用更丰富的理论工具；经济学家也应该重视历史描述，以打破经济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实证迷信”。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经济学范式／历史学范式／新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最早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从而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经济史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单纯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走向了关于社会历史演进的宏大理论体系的构建，并力图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内，对人类的发展与停滞、繁荣与衰退作出全新的和系统的解释。新经济史学逐步演变成了以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全部为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与发展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但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场重要运动，而且对传统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经济史学用经济理论和统计、计量技术对历史重新诠释，得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结论，人们关于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改变；同时，经济学对历史的介入，也使得经济学和史学在经济史这一共有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激烈的范式冲突。这种冲突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被新经济史理论武装起来的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也以“不着边际”、“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等评语回敬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并协调这一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问题。

一、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介绍与评价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经济史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包含计量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在内的经济学研究的新的分支，并且已经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计量经济史学

一、经济史学的性质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深陷困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者没有明确经济史学的性质。经济史学的性质，实际上就是“什么是经济史学”或“经济史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它一直是经济史学研究者不断讨论但又始终有不同说法的重要议题。如吴承明(1995)认为，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希克斯(1987)把经济史“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诺思(1992)认为，经济史的任务是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由此可见，关于什么是经济史这一问题，经济史学界存在诸多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学界之所以对这一问题有诸多不同解释，一是源于学者对于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认识。如，诺思(1992)认为，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及其实绩是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希德认为，经济史是研究人们过去如何从事生产、分配、劳动诸问题，又要用不同方法测定上述活动的相对效率。中国学者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研究对象的横向与纵向两方面。在横向方面，主要观点集中在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抑或二者的矛盾统一，以及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社会经济结构或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等方面。纵向方面主要涉及的内容就是研究对象的时间界限。经济史学按学科研究对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人类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一类是以经济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概论”。

经济史学又分为经济史实和经济史学通论两部分。经济史实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过程，而经济史学通论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规律。这里的经济史实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经济史”，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而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歧实际上也主要是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的分歧。在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这一重大问题上，(1992)指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横向上，宽到经济全领域(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包括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包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纵向上，长到历史全过程，包括整个的经济的全部历史(但这里的历史指学科对象意义的历史，而非绝对时间意义上的历史)。笔者感觉，对于经济史学的定义系统而全面的概括了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二是源于学者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理解存在分歧。长期以来，经济史一直被认为是处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但学界对于这一观点却有着诸多不同认识。吴承明(2005)说:“我们说经济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个学科。搞经济史的不是学历史出身，就是学经济出身。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个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高德步(2000)更进一步指出，这一提法是学科划分上的误解，认为经济史学是一个边缘学科是错误的。(1999)则说:人们常常把经济史学称为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当然无可非议。但从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学科属性看，有经济学科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就此而言，称经济史学为“跨学科的学科”更为贴切。

二、加强经济学理论

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难看出，虽然经济史与经济学当前是两门独立的学科，但从经济史学的性质和历史来看，它与经济学紧密相联，密不可分。因此，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是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要求，更是遵循经济学发展历史规律的要求。为探讨这一问题，需先简要阐述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实际上也就是探讨怎样研究经济史学的问题。怎样研究经济史学，主要取决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其性质。对此，不少学者已发表过相关论述。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两个缺一不可的基本方法。如吴承明在主张“史无定法”的同时，强调经济史研究者既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根柢。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学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实证主义，包括考证是经济史研究中不可须臾或离的研究方法。”显而易见，吴承明虽然主张“史无定法”，但更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这与他关于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熊彼特(1996)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31历史学方法被一些学者首当其冲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提出:“史有定法。当我们说‘史无定法’时，绝不是说经济史学没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

方法问题对经济史的研究太重要了。”他认为，“经济史在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须是经济学的方法。”不难看出，他虽亦反复论述经济史料的重要性，“只有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正确地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抽象出经济理论。”但更强调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以及经济学与历史学方法的融合。也许这是一向被学界认为是属于“经济学的经济史”阵营的原因所在。很显然，虽然学者均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学和经济学方法的重要性，然而各有侧重。由于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关于研究方法认识的差异。当然，反过来讲，也许正是由于对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不同，才使人们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出现差异。再来看经济史研究前途乐观之美国。经济史在美国的境遇能够改观的关键在于，学者把计量经济学、统计学、数学模型等引进了经济史研究，使经济史研究摆脱了传统的以文史取向为特征的研究范式。而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者要么是经济学出身，要么是历史学出身。故而经济史常常围绕两种方法打转，即以美国为主导的计量经济史和以英国为中心的强调历史学与社会学方法的经济史。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者不喜欢做计量分析。而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虽然是学经济的人，但在经济史研究中也没有运用太多的经济学方法。经济史学家曾说，他毕业于财经学院，并长期在财经学院教学，也没有学到多少经济学方法。从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史工作者，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多一些，运用得好一些。

目前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很不利于经济学这两个分支学科的发展和创新。任何一门学科,一旦形成比较固定的范式,就会陷入自我维护的误区,力求自己内核的坚硬和保护带的巩固,很难实现进一步的创新,而要实现创新,就只能求助于“边缘的突破”。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要进行经济学研究,有三门专业知识必不可少,即经济史、经济理论和经济统计,其中经济史最为重要。然而在中国经济学界,不少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功用和作用缺乏清楚的认识,甚至贬斥经济史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而真正将经济史研究与经济学研究融会贯通的中国学者,至今并不多见,这就使得经济史与经济学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这种状况一方面使得中国的经济史学研究无法深入下去,另一方面经济史研究的严重滞后也影响了理论经济学研究的突破,针对目前这种状况,笔者试图通过阐述经济史与经济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期引起经济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同仁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一、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熊彼特对此有精辟论述,他说“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二、经济史与经济学的辩证关系

“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但经济史与经济学并不是相互包含或溶为一体,而是相互提供方法论。所以说,经济史又是与经济学相互独立并平行的分支学科。经济史与经济学说史不同,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它是经济学的流,而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

在科学哲学意义上,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是实证方法。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认为,任何科学或理论都来源于经验和事实,任何理论的假设或命题,都必须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只有经验事实才能证明知识的正确性。这种方法的本质,简单说就是用经验和事实说话。而直接用经验和事实说话,正是经济史的根本特点和根本优势。经济史作为经济学的实证工具,具有多方面的优势:第一,经济史所提供的经验或事实是大量的;第二,经济史所提供的经验事实比经济学家所感知的现实经济世界要可靠得多;第三,经济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史提供的经验世界,对经济学的假设和命题进行“试错”式研究;第四,经济史世界最适于经济学“溯因法”研究。科学研究离不开假说。一种假说是所谓“解释性假设”:即建立一个假说或理论,用来解释经验和历史,即阐释历史。但经济学假说是从大量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公理性”假说,经济学从这个假说出发,对经验和现实进行推理性研究。从根本上讲,经济学的任何假设和命题,都必然来源于经验和事实。但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完全从经验和事实的归纳开始,已有的理论成就,具体说就是符合经验事实的假设,同样是经济理论研究的起点。这就是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然而,本来作为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的经济学,一旦以假设作为研究起点,就有可能走进形而上学误区,即经济理论的验证,不是依赖于理论对经验事实的相符性,而是依赖于自身逻辑的严密性。所以,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就取决于假设的正确与否。

经济史是人类在一定时期经济活动的总称。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门基础学科，经济史研究的是以往的某个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历史。在教育部的规定中，将经济史课程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

对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说，通过对经济史的学习以及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的考察，可以为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更好地探究经济发展规律提供历史学的方法，拓展其思路，也可以为其它应用学科的学习提供大量的经验和资料，对构建经济学学生的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史的学科性质

经济史的研究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它不仅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交叉，还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目前，经济史学科的设置存在两种体系，经济院系与历史院系都可以设置和教授经济史课程。但由于经济学中的经济史与历史学中的经济史对问题的研究方法、视角等有所不同，两者研究的侧重点以及研究结果的表现也存在着差异。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史与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对大多数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对此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实际上，经济史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仅仅用经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仅仅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都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两种研究方法的有效结合，缺一不可。

1．与经济学的关系

有学者提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经济理论就是从历史的长河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而任何的经济理论也离不开大量历史事实的验证。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诺斯曾指出：被认为是约束演进理论的经济史，不仅能解释过去的经济绩效，而且为现代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释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绩效的日臻完备的框架。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内容提要】区域经济史的勃兴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是中国经济史学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需要。本文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内容、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等理论问题展开讨论。

【关键词】区域经济史/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