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范文10篇

由于战争环境和时代思潮的动荡，我的学生生活非常曲折。我曾经历北洋工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学过工科、理科、经济和历史，非常杂，都没学好。但是，后来我在专业经济史研究中，却发现过去学的一点点理工知识(尤其数学)很有用。我学过的文献学，连同童年在私塾读的经文，也都常派上用场。这里的一个体会是：做学问必须专，专才能精；但又要有比较广泛的知识，博而后专，大有好处。

我做学生时学得很杂，但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生，就专学经济了。回来教经济学，又做了20年的经济行政工作。恰好我的直接领导薛暮桥、许涤新诸先生，都是著名学者，在行政工作中也叫我们做研究，并有不少成果，包括经济史。这里我的一个体会是：在经济机关研究经济史大有好处，因为能密切联系实际，并易取得档案和调查资料。

“”后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业研究经济史了。据说经济史是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门学科，研究经济史的不是学经济出身的，就是学历史出身的。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大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好，两派比一派好，可互相促进。但就每个研究者说，不妨有自己的体会。

我算是学经济出身的。我研究经济史就主要用分析方法，并喜欢计量分析，因为我学过计量学，并因此获金钥匙。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看法开始有改变。

我首先感到的是，统计分析很重要，计量学分析则有很大局限性。一个模型变量有限，许多事情只能假定不变，这不符合历史。研究农业，灾荒不好计量，只能有灾是1，无灾是0。1986年我在美国参加计量史学会议，那时R．w．福格尔还没获诺贝尔奖，但有些老计量史家已经转业了。历史现象，历史学家把它看成是因果关系，有时嫌简单化。计量史家把它看成是函数关系，那就太简单了。正如R．索洛所说，他们是“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①。历史是要下功夫思考的，不能用t推论出来。

经济学理论也有很大局限性。它没有普遍意义，受时间空间限制。有些可称为规律，如价值规律，但恩格斯说，它可用于15世纪以前，到16世纪就要用生产价格理论，到19世纪(这不是恩格斯说的)就要用边际效益理论了。这指欧洲，中国还不行。1995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作为方法，它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应用。这篇文章由《经济研究》发表，经其他刊物转载，并获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②

目前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很不利于经济学这两个分支学科的发展和创新。任何一门学科,一旦形成比较固定的范式,就会陷入自我维护的误区,力求自己内核的坚硬和保护带的巩固,很难实现进一步的创新,而要实现创新,就只能求助于“边缘的突破”。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要进行经济学研究,有三门专业知识必不可少,即经济史、经济理论和经济统计,其中经济史最为重要。然而在中国经济学界,不少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功用和作用缺乏清楚的认识,甚至贬斥经济史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而真正将经济史研究与经济学研究融会贯通的中国学者,至今并不多见,这就使得经济史与经济学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这种状况一方面使得中国的经济史学研究无法深入下去,另一方面经济史研究的严重滞后也影响了理论经济学研究的突破,针对目前这种状况,笔者试图通过阐述经济史与经济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期引起经济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同仁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一、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熊彼特对此有精辟论述,他说“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二、经济史与经济学的辩证关系

“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但经济史与经济学并不是相互包含或溶为一体,而是相互提供方法论。所以说,经济史又是与经济学相互独立并平行的分支学科。经济史与经济学说史不同,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它是经济学的流,而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

在科学哲学意义上,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是实证方法。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认为,任何科学或理论都来源于经验和事实,任何理论的假设或命题,都必须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只有经验事实才能证明知识的正确性。这种方法的本质,简单说就是用经验和事实说话。而直接用经验和事实说话,正是经济史的根本特点和根本优势。经济史作为经济学的实证工具,具有多方面的优势:第一,经济史所提供的经验或事实是大量的;第二,经济史所提供的经验事实比经济学家所感知的现实经济世界要可靠得多;第三,经济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史提供的经验世界,对经济学的假设和命题进行“试错”式研究;第四,经济史世界最适于经济学“溯因法”研究。科学研究离不开假说。一种假说是所谓“解释性假设”:即建立一个假说或理论,用来解释经验和历史,即阐释历史。但经济学假说是从大量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公理性”假说,经济学从这个假说出发,对经验和现实进行推理性研究。从根本上讲,经济学的任何假设和命题,都必然来源于经验和事实。但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完全从经验和事实的归纳开始,已有的理论成就,具体说就是符合经验事实的假设,同样是经济理论研究的起点。这就是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然而,本来作为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的经济学,一旦以假设作为研究起点,就有可能走进形而上学误区,即经济理论的验证,不是依赖于理论对经验事实的相符性,而是依赖于自身逻辑的严密性。所以,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就取决于假设的正确与否。

经济史学史，介绍西方的历史哲学，比较中西方的历史观，探究理性发展的道路，对理性主义作了反思。第二部分着重探讨经济史方法论问题其中包括实证主义与相关问题、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经济计量学方法、新制度学派经济史理论，并阐发了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史历史观方法论

一、历史观

(一)引子：经济史学小史

在西方，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19世纪后期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其分立，是因为经济学已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和解说了。

19世纪，西方历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兰克(LeopoldvonRanke)为首的史学，被称为历史主义学派(historismus)。他们强调历史世界与自然世界不同自然世界是普遍一致的，历史则有个性，一国的意识形态、制度、价值观完全受自己的历史发展所决定。他们认为历史学就是要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所以十分重视历史文献的考证，因而是实证主义的史学。他们十分重视历史事件，详述事件经过，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成为叙述式的史学。在19世纪后期，经济史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以后，虽然是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历史，但仍保持着历史主义的特点。如英国的阿什莱(WilliamsJ.Ashley)认为经济学原理不能普遍有效，应用于本国社会需作修正，并需作出历史评价。坎宁翰(WilliamCuningham)强调经济变动中的政治、心理因素，不能废除传统的史学方法口以施穆勒(GustavvonSchmoller)为首的德国历史学派，是当时经济史学中一个重要学派，提出经济发展阶段论，并强调作历史评价。总之，在19世纪，经济史虽已成为独立学科，但仍主要属于历史学领域。1880年代牛津、剑桥大学开设经济史课程，都在历史系，属人文科学，相沿至今。法国、德国大学一般不专设经济史学科，也是在人文学院讲授。惟美国，经济史课程多设在经济系，亦有设在历史系者。

【内容提要】作者的文章《"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在本刊2000年第1期上刊出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反响。作者将国内外学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在此集中作答，并对如何改进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看法。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涉及对一些重要理论概念的理解，这些概念包括近代以前中国的"经济革命"、宋代江南的农业变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经济史上的技术进步及其与经济变化的关系等；第二类则主要是经济史研究中各种主要的方法及其运用，这些方法包括历史学方法、经济学方法、其他学科的方法，以及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史学家只有敞开胸怀，努力向其他学科学习，不断改进研究方法，才能使历史学在今天所面临的挑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关键词】经济革命/农业革命/历史学方法/经济学方法

拙文《"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以下简称《检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上刊出后，不少同行通过口头和信件，就文中所谈到的问题与我切磋交流。特别要一提的是，去年6月和9月在东京和台北，与拙文所涉及的三位主要学者--斯波义信、伊懋可(MarkElvin)和梁庚尧先生--就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尔后他们还分别来信进一步阐述其看法（注：斯波义信、梁庚尧、伊懋可先生分别于2000年7月8、24、28日来信（其中伊氏长信实际上就是一篇小型论文）。在会谈和来信中。他们对拙文提出的观点，或持异议，或予赞同，或加以补充。与梁庚尧先生面谈时，我建议他对拙文的意见写出发表，以供讨论。后来他写成《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一文，刊于《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4期（2001年5月出版）。对于他们的积极回应，特致谢忱。）。这些回应表明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改进问题，确已提到日程上。为了把拙文引发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兹将国内外学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在此集中作一回复。这些问题可以大略地分为两类：第一类涉及对一些重要理论概念的理解，第二类集中于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的运用。本文把二者都作为研究方法来讨论。至于这样做的原因，则还要从"什么是经济史"谈起。

对于"什么是经济史"，向来有不同的说法。吴承明认为经济史是"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经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注：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希克斯(JohnHicks)则认为经济史"可以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即一个具有可以认识其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注：JohnHicks,ATheoryofEconomicHistory,GlarendonPress(Oxford),1969,p.7.）。由这两个定义出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由于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可以认识的客观存在（尽管已经过去了），所以经济史研究也是科学。既然是科学，当然也就要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所谓方法，依照吴氏的解释，就是一种帮助我们认识客观对象的视角，或者说是一种思路。在历史研究中，不仅各种具体研究手段，而且一切理论，都应视为方法（注：以上参阅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同氏《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吴氏指出：这些方法，英语常称approach，原意"接近"，即如何进入本题，或译"思路"。吴氏还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本文把重要的理论概念与具体的研究方法都作为方法来讨论，其道理就在于此。

一、一些重要理论概念的辨析

在对《检讨》的批评意见中，有颇大部分实际上出于对一些重要概念理解的歧异。因此只有首先澄清有关概念，相互对话才有基础。有的学者批评《检讨》的讨论是从概念出发，其实这正是本文所要大力强调的。经济史研究的是过去的经济事实（即过去的经济实践），而"经济事实的领域首先就是由经济行为的概念所限定的那个领域"（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页。）。不对有关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就连所要讨论问题究竟是否属于经济史研究范围都无法确定，遑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注：不重视对概念的讨论，这是传统史学的不足之处，正如德国史家伯伦汉所言："史家本身对于史学之基本概念，既少所从事，其对外之观瞻，乃模糊不明，其他科学于是纷纷侵越史学之界限，视史学为语言学有之，视之为自然科学者亦有之，欲将史学视为政治学之工具者有之，视之为社会学之旁支者亦有之。"见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62页。）。下面将就学者们对《检讨》议论最多的几个重要概念及相关问题，作一讨论。

摘要：经济史的教学，教师要更多的联系现实生活事例，挖掘素材，联系政治地理学科知识，联系历史政治史知识，结合影视知识，从而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从而更好的完成历史教学任务。

关键词：高中历史;经济史;教学措施

进入高一第二学期，学生开始学习人民版经济史部分。在学生经过一个学期的专题形式学习，已经基本熟悉了高中历史教材的编排模式，也基本适应了高中历史的基本学习方法。那么，在此基础上，如何更好的组织学生来学习经济史部分呢，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粗浅地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经济史教学要多联系现实日常生活

实践出真知。经济史中很多的概念、现象和专有名词，对于学生来说理解有一定的困难，联系日常生活实际就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去理解。在农村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涉及的很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对于来自农村的学生来说大都很熟悉。联系日常生活，不仅能够激发他们的兴趣，还能够提高他们的参与热情，提高课堂效率。经济史中涉及的很多器物，学生能从农业劳动经历中接触。在学习古代中国的农耕这一知识时，教材中列举了很多农具，这对于来自农村的学生，有更多的亲切感。学生很自然能够答出这些农具的用途，例如耧车，是播种的，犁是耕作的，翻车是灌溉的，锄是锄草的。再深入启发，这些农具现在还常用吗？现代农具和这些古代农具有什么联系吗？有什么进步？这些知识可以为学生更好理解小农经济打下基础。当然，还可以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家庭生产工具，能列举更多的农具。经济史中有些抽象性的概念，可以通过联系日常生活的实际来理解。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学生来自农村家庭，对于家庭的农业生产劳动特点，是有深刻的印象和体会的。正确认识这个概念就不再有什么困难。再比如，学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知识时，为了让学生明白农民获得了什么权利，就可以联系自己家里的承包地情况，引导学生分析，你家土地能不能卖掉？你家土地种植什么作物？银杏树和大蒜是不是自己家庭自主决定种植的？通过设置这些学生日常能够看得见接触得到的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并能够理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这一历史结论。还可以把生活中常见的知识和教材中经济史的知识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听得更明白，理解的更透彻。在学习中国近现代饮食知识中国传统的四大菜系时，可以让学生去列举各个菜系的特点，并列举代表性的名菜和风味小吃。可以让学生谈谈自己去过哪些城市，那些城市名菜的风味特点是什么。很多农村同学的父母在南方打工或做生意，他们也有在苏南地区生活过的经历。可以让他们谈谈自身在苏南的饮食经历，说出那个地方的饮食特点，从而认识苏南地区人们喜欢甜食，属于淮扬菜系列。我们苏北地区喜欢吃大蒜，大葱，菜系属于鲁菜系列。以结合农村学生自身的生产劳动体验、农村生活经历来介绍和学习历史知识，学生理解得更为深刻。

二、经济史教学也要联系政治地理等学科知识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然而，国内外学术界至今尚未对制度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内容结构和学科体系等进行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本文拟对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理论方法、研究内容、学术成就、历史局限性以及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借鉴意义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与思考。

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形成

西方的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内容提要】经济史以及经济史研究方法在恩格斯的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这一点长期被人们所忽视。通过对经济历史的实证分析，恩格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基本理论进行理性的批判，在此基础上架构起经济理论的“大厦”。这些对当前的经济史研究仍可以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方法上的借鉴。

任何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清楚，恩格斯对经典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注意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检验、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更值得注意的，也可能被大多数学者忽视的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重视对经济史的归纳，正是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恩格斯帮助马克思完成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完成《资本论》；正是通过经济史的研究，恩格斯完成了《自然辩证法》和经济史专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批判过程是经济学与经济史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上，被奉为政治经济学开拓性著作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一篇经济学与经济史融合的著述。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现象，对私有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批判。马克思称它为“批判经济范畴天才的大纲”。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以回应杜林的理论为基点，重点通过经济史的考察，提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由于人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致的。恩格斯提出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只有在完成历史性的研究后，才能确定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恩格斯非常注重经济历史的长期性和动态性，认为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产生，产品分配的方法和方式也产生了。从这些观点出发，恩格斯认为，学界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只懂得这些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或者在比较不发达国家内存在的分配交换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

因此，恩格斯和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从批判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开始，证明它必然要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他们把历史与逻辑结合起来，描述了整个历史过程，通过现象，进入经济实体，揭示了资本运动的本质以及表示内在的本质联系的规律，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一个活的机体进行解剖。

一、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国民经济史是一门新建设的学科。几年来，在这门学科的建设上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特别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部分；随着这门学科的建设，许多有关的基本问题都提到讨论的日程上来了。这些问题，有的已经在公开讨论，如对象问题；有的虽未公开讨论，但不同的意见都以各种方式提出来了，如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等问题。很明显，这些问题的讨论是有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的。本文企图对后一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根据近年来发表的著作、文章和一些学校的讲义或提纲来看，对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大致有下列几种意见：

(一)把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的经济发展分成八个时期：1840～1895年，1895～1912年，1912～1919年，1919～1927年，1927～1931年，1931～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以上的八个时期又分成两个阶段，从1840年到1919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①

(二)在好几个学校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讲义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分期意见，但在讲义编章的安排上和内容的叙述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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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完许平中先生在“经济学家”上发表的《缺乏基础理论使经济史研究误入企图（歧途）》一文之后，感慨良多；该文中实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故忍不住要有感而发了。限于网文题材与可读性等，难以就中国经济史研究展开细细地学究般探讨，只能略微阐述如下：

一．在下致力于学习和研究中国经济史学近十余年，余深知此学从以往之显学沦为当今之绝学的甘苦；当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与雄姿英发，如今安在哉？环顾中华大地，学界内外，潜心于研修此学者，实在屈指可数，凤毛麟角；而许先生我行我素，天马行空；时有奇文佳作问世，大有“有我在，就有阵地在”之孤胆英雄般的豪迈气概；着实叫人钦佩不已。请许先生接受在下在远方的深深一拜。

二．“熊彼特常说，一位经济学家，如果不同时是一位数学家，一位统计学，特别重要的是一位史学家，那就不配作为经济学家”。还说：“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指：历史、统计和理论–笔者注。）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我有三条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史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这一定是熊氏在治经济学过程中的经验之谈。诺斯在其《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的“中译本序”中提到：“必须再一次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中国现存的详尽的制度知识（knowledgeofinstitutions）及其是如何演化的，这亟待作分析”。反观我国当前学界虽然对于经济热点喧嚣尘上，口水仗漫山遍野，而对于经济史研究之现状，几乎一片萧瑟秋风；倒是有点“皇帝不急，急太监”的味道了。于此，更见得许先生的鹤立鸡群，空谷足音了。若依照熊氏对于经济学家之标准，“煮酒论英雄”，中国现今能有几人？诺奖情结云云，权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足矣！

三．治中国经济史有三难：史料收集易，梳理提炼难；定性分析易，定量分析难；标新立异易，推陈出新难。“新经济史学”之所以“新”，与其引入数量经济学之计量分析大有关系。而审视我国古代历史文献，无论是“二十四史”还是“十通”，官方统计数字之泡沫多多，且遗毒至今，定量分析实在不易；故有估计与统计之争。未知许先生有同感否？

四．许文提出：“利益刺激下的理性选择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经济人理性选择原理可以解释一切活动”。史学研究忌讳一概而论，如此则会失之笼统。过去胡适之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关键在于“拿出证据来”。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理性选择并非总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完全理性的选择假设，在经济学上是不成立的；而只有相对理性或有限理性。秦兼并六国，对秦而言，是理性的；而赵军被白起坑埋了四十多万大军，于赵，就是非理性的。一部人类史，战争暴力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虽也是在“利益刺激下”，但似不可被视为“理性选择”；否则，对许多历史事件的分析解释就易流于泛泛而谈。如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视为“理性选择”，那么，历史研究就永远书“哥德巴赫猜想”。诺斯说过：“统治者的经济预期取决其统治寿命”，故中国古代有王道、帝道与霸道之争，而商鞅就是以其“霸道”说服了秦孝公而胜出；霸道与王道、帝道，孰为更理性，有待商榷。诺思的“国家悖论”，其实就是“理性悖论”。还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都是经济人在特定资源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失之偏颇。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迁移到长江流域，并非完全是“特定资源环境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其中，有许多政治、军事等的因素，与“经济人理性选择”的关系不大。

五．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其产权在理论上或法理上，也是明晰的，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国有化，“占田”、“限田”等就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因而有贪官而无贪君，“患寡而不患均”的现象；因为土地资源属于国家。自商鞅变法设立的“户籍制”，历代王朝大都“按户征收赋税”，乃至到康熙年间“滋生丁口，永不加赋”，无不说明国家凭籍其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征集赋税。土地资源的所有权并非来自于市场交易，而是暴力行动。在中国历史上，暴力革命对经济资源的配置，尤其是主要的生产资料的配置作用，实不容低估。所谓的“超经济掠夺”，还是存在的；所以，赵冈“认为中国自战国以来已形成自由的、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产权制度，并在这基础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论”略嫌武断。一个社会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关键在于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及其博弈程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硬道理。仅有市场交易行为或“市场关系”与是否以市场以主要资源配置手段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切不可把有市场交易，就视为是市场经济；否则就也难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占田”、“限田”、“屯田”或“均田”等了。商鞅的“盗徙封”只作用于民间，若要“刑上大夫”；那势必五马分尸。还有“黄河流域的旱作地区，历史上都是以自耕农为主”，“很早就形成了农户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社会结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目标，用于市场交换的剩余产品微乎其微，而市场经济是以大量的可供交易的商品为前提的，所以，称中国过古代社会“实行市场经济”，至少论据不足。美国佬至今还未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除了政治因素外，经济运行机制也不能不反省。现在尚且不是，古代从何谈起？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理论上所作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将历史学从迷乱混沌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在这以前，历史学家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在历史的迷宫内徘徊，我国数千年的文明，虽然产生了象司马迁那样“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戚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的历史学家。但是，却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揭示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必然使历史学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阳光开始照射到历史研究领域。一九二四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著作。这部著作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开辟了道路。以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邓初民、胡绳等同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相继撰写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从而使传统的中国史研究领域，面目为之—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击败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挑战，取得了胜利，从而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强大生命力。

全国解放以后，直到六十年代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幕的优良学风，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中国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史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出现过片面性、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使中国史研究出现了部分的失误，十年内乱期间，史学界成了、“”破坏捣乱的重灾区，许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被迫害致死，历史唯物主义被任意肢解纂改，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大搞影射史学，他们把数千年的中国史歪曲成什么“儒法斗争史”，借用历史的亡灵，为他们丑恶嘴脸涂脂抹粉、妄图实现他们的反革命迷梦。他们倒行逆施，搞得史学园地百花凋零、毒草丛生，粉碎“”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春天才又回到了我们的史学园地。

六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我国产生、发展的历史事实严峻地告诉我们：当前，要把中国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准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史研究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不可缺少的必修课。

本文的目的：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概述自己在初步探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过程中的一些粗浅体会，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讨论。

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加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