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权力范文10篇

论文摘要：研究和探讨经济权力与权利经济，准确定住国家经济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性质，规范国家经济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保护市场中的合法权利，是市场经济道路中的关键问题，也是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拳措。国家经济权力通过法律进入到市场领域，市场经济是法律规范下的权利经济。国家经济权力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途径都有着自身的特点。

论文关键词：经济权力权利经济

经济是国计民生之本，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加入人们的生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权力不同于传统政治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中的权力。因此，经济权力进入市场的途径、条件和范围与其他经济模式是不同的。权利经济中的经济权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与认识

1、济权力观的概念

权力，看起来是属于政治范围，但实际上也属于经济范畴，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是属于经济范畴，权力的经济性是权力的最基本属性之一。谈到领导干部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权力观时，我们认为，树立经济权力观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或者说是权力观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领导干部应该树立的最基本的权力观之一。

经济权力观，就是要把经济理念同权力理念紧密地结合起来，权力必须是经济的，经济是权力的重要属性之一。离开经济来谈权力是不可取的，离开权力来谈经济也是不可取的。谈论权力，就必然沙及到经济。这里的经济，主要含义是从成本与效益的关系角度来说的，经济权力观，就是成本与效益紧密联系的权力观，就是成本权力观，效益权力观不讲成本、不讲效益的权力观是纯粹的政治权力观，对于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应该抛弃的。纯粹政治的权力观不属于经济建设时期。

摘要：研究和探讨经济权力与权利经济，准确定住国家经济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性质，规范国家经济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保护市场中的合法权利，是市场经济道路中的关键问题，也是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拳措。国家经济权力通过法律进入到市场领域，市场经济是法律规范下的权利经济。国家经济权力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途径都有着自身的特点。

关键词：经济权力权利经济

经济是国计民生之本，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加入人们的生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权力不同于传统政治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中的权力。因此，经济权力进入市场的途径、条件和范围与其他经济模式是不同的。权利经济中的经济权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与认识

1、济权力观的概念

权力，看起来是属于政治范围，但实际上也属于经济范畴，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是属于经济范畴，权力的经济性是权力的最基本属性之一。谈到领导干部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权力观时，我们认为，树立经济权力观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或者说是权力观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领导干部应该树立的最基本的权力观之一。

经济权力观，就是要把经济理念同权力理念紧密地结合起来，权力必须是经济的，经济是权力的重要属性之一。离开经济来谈权力是不可取的，离开权力来谈经济也是不可取的。谈论权力，就必然沙及到经济。这里的经济，主要含义是从成本与效益的关系角度来说的，经济权力观，就是成本与效益紧密联系的权力观，就是成本权力观，效益权力观不讲成本、不讲效益的权力观是纯粹的政治权力观，对于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应该抛弃的。纯粹政治的权力观不属于经济建设时期。

摘要:明确讨论经济权力问题导致了重新界定资本主义制度问题本身:问题不在于解释为什么与市场关系的自由领域相比，在企业内权威起支配作用，而在于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权力的不同表现形式。

关键词:经济权利；企业

0引言

经济权力概念对于企业(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超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结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明确考虑市场上经济权力对企业内权威关系的决定性影响，才可以内洽性地处理经济权力与企业本质这两个理论问题。

企业本质问题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项(nie)的开端。科斯开此先河，探究了权威和指挥在经济上优于市场关系的原因。

这两类研究都没有充分分析经济权力。但两类研究的内洽性具有不同含意: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方法中，没有分析经济权力是因为它认为经济权力与现实研究无关;威廉姆森考虑到经济权力的相关性，但没有发展经济权力的含意，从而使其命题容易受到理论内洽性上的攻击。

摘要：市场的运行经常是不完善的和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运用经济权力对市场主体的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然而经济权力可以直接地对相对人进行管理，以命令方式单方面为相对人设定权利义务的运行模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权力合理运用的问题。我们对经济权力与行政权力进行比较，借鉴行政合理性原则的相关内容，希望能在市场规制中做到经济权力的合理运用。

关键词：市场规制；经济权力；合理运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规制中讨论经济权力运用的合理性问题，是因为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的运用具有特殊性。

1．市场规制中的经济权力与市场主体的利益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所指向的相对方是市场主体，即企业、个体工商户、公民等不同形态的在市场中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因而政府在市场规制中针对某些或者某个市场主体所作出的决定、命令，所采取的各种处罚措施直接影响这部分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和声誉。

本文作者：陈萌周丽工作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一、何谓经济宪法

“经济宪法”问题起源于德国的经济法理论，是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产物。由德国学者弗兰茨•伯姆最先提出来的，他把经济宪法定义为一种有关“经济与社会的合作程序”的种类与方式的综合决定。虽然英美法学界不承认经济宪法的存在，但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等人创立公共选择学派，提出了“宪法经济”的概念，认为未来的经济应当是宪法经济，即在宪法规范下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相协调的混合经济。笔者认为经济宪法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理和规律确立起来的，保障公民经济权利与自由、制约国家经济权力的根本法规范，以及据此形成的宪治经济秩序。经济宪法学以财产权为基石范畴，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理解为个人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的冲突，并把这一冲突置于产权、人权与政权的相互作用中考虑宪法对市场经济调整的必要性。

二、运用经济宪法保护市场经济的必要性

在现代社会政府被视为克服市场缺陷的惟一“救世主”，其权力不断扩张，传统宪法的“限权政府”信念受到冲击。但是，随着政府日益强化的对市场的调节和干预，政府缺陷也很快暴露无遗:财政赤字、经济滞胀、机构膨胀以及腐败蔓延滋长，都成为难以克服的顽症。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充分、垄断等情况，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并不能保证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应该对市场进行干预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面对社会成员不同的偏好和不同的利益集团压力，政府也不可能算出社会福利函数的最优解;再加上信息不充分、时滞、缺乏竞争、无成本约束等，政府也存在失灵。只有对国家或政府的财政约束才是对权力的硬约束，才能真正保障自由市场得以存在的财产权。由此可见，经济宪法体现了“秩序自由主义”的主张，它立足于自由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并在此基础上限制国家或政府权力，是针对政府之经济行为界限的“全面决定”，并使政府成为特权利益集团的工具。从经济宪法学的角度来看，造成市场和政府缺陷的都源于政府权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制约与限制，其根本措施必须在宪法层面才能得到相应的解决。

三、宪法对市场经济的作用

摘要：市场的运行经常是不完善的和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运用经济权力对市场主体的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然而经济权力可以直接地对相对人进行管理，以命令方式单方面为相对人设定权利义务的运行模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权力合理运用的问题。我们对经济权力与行政权力进行比较，借鉴行政合理性原则的相关内容，希望能在市场规制中做到经济权力的合理运用。

关键词：市场规制；经济权力；合理运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规制中讨论经济权力运用的合理性问题，是因为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的运用具有特殊性。

1．市场规制中的经济权力与市场主体的利益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所指向的相对方是市场主体，即企业、个体工商户、公民等不同形态的在市场中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因而政府在市场规制中针对某些或者某个市场主体所作出的决定、命令，所采取的各种处罚措施直接影响这部分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和声誉。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方法，采用一个地租与税费模型，研究了地租与税费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土地的私有产权归谁，各种税赋将完全由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一方承担，而不是由产权所有者承担。根据理论推导，研究了我国目前农村广泛存在的土地纠纷和农民税费负担沉重的问题，指出了一些流行的政策建议的错误，提出了“剥夺村委会的经济权力”的政策主张。

关键词：地租、税费、经济权力

一、引言

本人在《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解析》一文中指出了该法案所蕴含的土地产权私有化的性质，这种特别的性质，不仅使它与以往的土地法案不同，而且，本质上确定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收益、流转、出租等权限，而这些权限，在过去绝大部分是归村委会的。进一步看，2002年土地法案实际上剥夺的村委会关于对土地各种权限的权力，这正是2002年土地法案光辉之处。但是，依据产权理论，如果不使私有产权落入共有领域，不仅需要清楚地界定产权，也需要有效地保护产权。2002年法案只是清楚地界定了土地的大多数权利归属于农民，但是并不能保证农民能够真正地拥有这些权利。在以往的土地法中也规定了农民的一些土地权属，如土地承包15年不变，或30年不变，但是由于农民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或保护自己的权利代价太大，我国农村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或多或少地被村委会剥夺了这项权力——未到承包期强行收回土地等等。阻碍农民不能确保行使自己的土地权利的障碍有两个：（1）农民不能保护自己的土地权利，或者说村委会或乡政府越权行使自己的权力，侵占或剥夺农民的土地产权；（2）乡政府或村委会通过收取各项税费侵占或剥夺农民的土地收益或土地租金，变相侵占农民的土地产权。

本文从这两个问题出发，研究农村的方案设计问题，指出一些流行观点的错误，并提出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二、租、税、费之间的关系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知识经济社会中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问题。即如何认识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性质和法律责任；法理学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立场出发，把握知识生产、科学发展与微观公共权力之间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存在的制度同一性关系；法治如何切入这种制度性关系，创造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新的法律规则；从组织结构、正当程序和规则设置等各个“细小环节”上促使教育科研中的微观公共权力合理、合法运行。

【关键词】知识产权/微观公共权力/法律规制/正当程序

【正文】

一、从两件“学位案”谈起

1996年1月24日，北大学位委员会在21位委员只到16位的情况下，以6票同意，3票弃权，7票反对的结果，决定不授予北京大学博士生刘某的博士学位；随后，北大只授予了刘某博士“结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此后，刘某在长达3年半时间内四处询问、反映，要求回答他“未获学位”的原因均未得答复。1997年他向法院起诉，法院以“尚无此法律条文”为由不予受理。1999年9月，刘某再次起诉，终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他请求法院责令被告撤消其1996年的不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判令北大向其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并对其学位授予问题重新审查。

海淀区法院在有关学位授予纠纷处理的法条缺位情况下，根据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及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认为：北大学位委员会作出“不授予”决定涉及学位申请者能否获得相应学位证书的权利，故在作出否定性决议前应告知相对人。法院判决责令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撤消“不授予”刘某博士学位的决定；在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对是否批准授予刘的博士学位进行重新审议。（注：二审法院受理此案审理后发回重审。但2001年初，原审法院（北京海淀区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刘燕文的起诉（据说是海淀区法院在“请示”了上级有关法院后作出的）。贺卫方教授在2001年3月某日的《科技时报》上曾以《转了向的里程碑》为题，评海淀区法院这一“驳回起诉”的判决“在法律的程序方面存在许多疑点”，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当一个法院已经受理了一起案件并且做出了自己的裁判，就意味着法院以权威的行为承认了案件并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法院受理了，然后经过一方当事人上诉，上一级法院又发回重审，下一级法院又说当事人在一审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这样就等于出尔反尔，法院的威信得不到保障，当事人对法院的预期也会变得复杂和混乱”。

论文摘要：市场的运行经常是不完善的和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运用经济权力对市场主体的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然而经济权力可以直接地对相对人进行管理，以命令方式单方面为相对人设定权利义务的运行模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权力合理运用的问题。我们对经济权力与行政权力进行比较，借鉴行政合理性原则的相关内容，希望能在市场规制中做到经济权力的合理运用。

论文关键词：市场规制；经济权力；合理运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规制中讨论经济权力运用的合理性问题，是因为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的运用具有特殊性。

1．市场规制中的经济权力与市场主体的利益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所指向的相对方是市场主体，即企业、个体工商户、公民等不同形态的在市场中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因而政府在市场规制中针对某些或者某个市场主体所作出的决定、命令，所采取的各种处罚措施直接影响这部分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和声誉。

在主流经济学分析中，(经济)权力是一个被忽略的因素，而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经济权力却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经济权力在经济学分析中的重要性。加尔布雷思(JohnK．Galbraith)甚至认为:不考虑(经济)权力作用的经济学是没有意义的。［1］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在经济权力的概念界定基础上，探讨了经济权力的测度问题，并提出了一个经济权力的交易模型。随后，从经济权力的交易角度分析了不同市场结构中的经济权力作用机制。

一、经济权力界定与测度

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经济权力，即经济主体通过影响其他经济主体行为而实现自身目标的潜在能力。加尔布雷思(JohnK．Galbraith)根据实施手段的不同将权力划分为三类:一是应得权力(condignpower)，以惩罚机制作为实施保障的权力;二是补偿权力(compensato-rypower)，以正面奖赏作为实施保障的权力;三是制约权力(conditionedpower)，通过改变信仰来实施的权力。［1］(P3)在经济分析中，通常假定经济主体偏好稳定，从而经济主体的行为就被简化为给定约束下的目标最大化。这意味着:改变经济主体行为的有效方式就是改变其面临约束，约束的改变会影响经济主体决策的成本和收益，最终导致该经济主体行为的改变。因此，经济权力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应得权力和补偿权力方面。通常，当某一经济主体能够通过惩罚和奖赏影响其他经济主体决策的成本和收益，并导致其他经济主体行为改变时，该经济主体便具备对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力。从交易的角度来看，经济权力所体现的互惠关系表明了经济权力本质上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主要体现在经济主体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竞争主要是指交易双方利益冲突性，即交易价格和条件的改变在增加一方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减少另一方的利益;合作则是指交易双方利益的实现需要达成一致，任何一方退出都会导致双方利益受损。交易双方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意味着:其一，当任何一方均能以退出交易作为威胁，来谋求更多的利益时，另一方也能以同样的方式来谋求或保护自身利益;其二，当任何一方均能以让步或者向对方支付一定报酬的形式，来谋求合作收益的实现，另一方也能以同样方式达到相同的目的。换句话说，交易双方均可通过惩罚和奖赏来影响对方的行为，即经济权力本质上是相对的。经济权力表明了主体对其他主体行为产生特定影响的潜在能力，这种潜在能力无法直接度量，只能通过其发生作用时，外在行为的变化来间接衡量。在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行为模式被假定为:给定偏好，在既定的成本约束下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在偏好稳定的前提下，约束的改变将直接影响“经济人”行为成本与收益，并最终导致其行为的变化。因此，通过测量理性主体行为的成本收益来间接度量权力是一种可行而有效的方式。克莱因等人(Kleinetal)提出了“可占用性准租”(appropriablequasi－rents)的概念，用以描述某项专用性资产最优使用和次优使用的价值差额。［2］事实上，“可占用性准租”这一概念的意义更加广泛。其一，从交易主体的成本收益来看，可占用性准租是度量交易主体行为成本收益的重要指标。若某项专用性资产被最优使用，则可占用性准租度量了该项资产持有者在交易中净收益;若某项专用性资产被次优使用，则可占用性准租度量了该项资产持有者因退出交易的净损失。其二，“可占用性准租”不仅意味着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还意味着事前机会主义的行为。由于交易主体的利益是事后实现的，并且各交易主体利益的分配通常并不均等，因此在缔约过程中，某一交易方以退出为要挟来谋求更多的利益是可能的。尽管某一方的退出会给交易双方的造成损失，但双方损失承担能力和损失大小并不相同。具有较强损失承担能力和较小损失的一方通常会在退出的要挟中获取更多的利益，而损失承担能力较弱和损失较大的一方则愿意牺牲部分利益来换取整个交易利益的实现。因而，事前机会主义行为实质上是交易方运用经济权力谋求自身利益的过程。其三，“可占用性准租”是度量理性主体经济权力的关键变量。交易方可占用性准租越大，越容易遭受对方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损失，经济权力越弱;对方可占用性准租越大，交易方越容易从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中获得更多的利益，经济权力越大。综上，在理性经济主体i和主体j之间的交易中，主体i对j的经济权力可以表示为:βi=AQRjAQRi+AQRjβi∈［0，1］同样，主体j对i的经济权力则表示为:βj=1－βiβj∈［0，1］其中:AQRi表示主体i在交易中可占用性准租;AQRj表示主体j在交易中可占用性准租。AQRi＞0，AQRj＞0，βiAQRi＜0，βiAQRj＞0。

二、经济权力的交易模型

从交易的角度而言，经济权力实质上体现了在特定交易结构中经济主体之间具有互惠性质的互动关系。在社会学中，这种互动关系被描述为典型的交换关系;而在经济学中，这种互动关系则是交易行为所具有的特质。因此，在经济权力的分析中，交易也是基本的分析单位。交易本质上权利集合的交换。布罗姆利认为:市场是参与者进行未来收益流所有权和控制权转让的过程。［3］(P58)科斯则强调:“在市场上交易的东西，不是经济学家通常假定的物理实体，而是法律赋予个体采取某种行动的权利。”［4］(P717)德姆塞茨则是这样描述交易的:“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议定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权利束常常附着在一种有形的物品或服务上，但是，正是权利的价值决定了所交换的物品的价值。”［5］(P96)在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中，明确界定的权利集合(产权)是交易的前提和主要内容，而经济权力则是决定交易结果，或者说最终产权分配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对于任意理性经济主体i和j之间的交易，如下交易恒等式成立:Ri•Pi=Rj•Pj其中:Ri表示经济主体i的权利集合，Pi表示经济主体i权利集合的价格;Rj表示经济主体j的权利集合，Pj表示经济主体j权利集合的价格。对于特定交易而言，经济权力的作用就是确定这些权利交换中不同经济主体分配比例。这意味着:若RT=Ri∪Rj，则Ri=βj•RT，Rj=βi•RT=(1－βj)•RT从而，如下经济权力的交易均衡条件成立:PiPj=RjRi=βiβj=AQRjAQRi由上述均衡条件可知，交易均衡不仅是交易价格和数量(权利集合)的均衡，而且还是经济权力的均衡。对于任何交易均衡而言，交易价格和数量的均衡仅仅是表面形式，经济权力的均衡才是其本质。在经济权力的交易模型中，模型的均衡依赖于交易主体之间经济权力的平衡。而在现实中，经济权力往往是不平衡的。埃默森认为:经济权力的不平衡及其运用会激发权力的“平衡运作”机制。具体而言，在经济主体i对经济主体j拥有权力优势的情境之中，j有四种选择:(1)j可以降低i所提供资源的价值;(2)j可以发现i所提供资源的替代性手段;(3)j可以提高自身提供给i的资源的价值;(4)j可以减少提供给i的资源的替代性手段。［6］(P35)在埃默森的权力“平衡运作”机制中，经济主体j的选择(1)(3)直接涉及交易恒等式，而选择(2)(4)则涉及交易结构。选择(1)(3)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在实际中往往缺乏现实性。而选择(2)(4)，却是实现交易均衡有效方式。这主要体现在，主体j的选择(2)(4)将使i、j之间的交易结构发生转变。在转变的后交易结构中，j将拥有更多的优势。在新的交易结构中，j将拥有更多的经济权力，主体i原有的“权力优势”受到抑制，其凭借“权力优势”谋求更多利益的行为也受到限制，从而主体i、j的交易行为趋于稳定。最终，在新的交易结构中，交易收益将在i、j之间形成均衡的分配。总之，经济主体j的选择(2)(4)是通过改变i、j之间潜在的交易结构以及权力结构，并由此影响到i、j行为，最终达到维持交易平衡目的。综上，经济权力的交易分析主要遵循如下流程:交易结构→经济权力→行为激励→分配结构图1经济权力的交易分析流程在经济权力的交易分析中，既定的交易结构决定了交易各方的经济权力，而交易各方的经济权力则是决定交易各方行为激励的主要因素。既定交易中，经济权力的平衡意味着交易各方行为的稳定性，交易均衡(均衡的分配结果)由此实现。

三、竞争、经济权力与市场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