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区范文10篇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促进江西的发展和中部崛起提供了很好的机遇。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水资源相对丰富，土壤肥沃，土地较平坦，农业生产条件相对优越，是粮、棉、油、水产等重要农产品的生产基地，但由于农户生产规模较小，造成了农业先进技术推广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严重阻碍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代农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的发展。

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就有赖于农用土地的流转[】l。近年来，农地流转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且越来越倾向于借助于计量模型的分析方法，研究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很多学者都从农户家庭资源禀赋、生产经营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化服务等方面1，选择若干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因素进行模型分析，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结论，对规范农地流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笔者以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从现代农业相关的因素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探讨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户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机理，以期为政府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代农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模型选择与数据来源

1．1模型选择

研究对象是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其结果只有2种：愿意进行土地流转和不愿意进行土地流转。因此，选用建立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Logistic模型适用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分析，是分析个体决策行为的理想模型。根据文献[2．12，14．15]的实证研究，农户进行土地流转取决于农户基本特征、生产条件及基础设施、农户组织化特征、农户认知特征、农户生产经营特征等因素，故其表达式可以写成公式(1)。式中：一墨为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因素，但农户的土地流转包括土地的流出和流入，因此还包括影响各自的影响因素。在公式(1)中，当农户回答愿意进行土地流转时，y=l；当农户不愿意进行土地流转时，y=O。

1．2数据来源

为保持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实现经济社会事业更好更快发展,根据盘委办发〔〕号文件精神，年末将据此进行考评，现通知如下：

一、考评范围

各县区政府、沿海经济区、口生态经济区

二、考评内容

年对县区、重点经济区经济工作考评内容包括以下8大项:

（一）实际利用外资

一、经验与启示

市大力发展海河经济区域的重大举措，近年来。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市以独具特色的现代服务业标志性地区为目标重点打造海河区域，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海河综合开发改造迈出了新的步伐。海河区域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开始显现，魅力海河已现姿容。市海河的规划建设经验对我区对河段的周边区域的规划建设具有很强的启示性作用。总结海河的规划建设观念先进、气魄宏大，具体有如下五个做法与经验：

谋划大发展，为迎接“大”召开。市委市政府于今年月中旬组织党政代表团对环海经济区的五个城市进行了为期6天的考察。这是继去年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学习考察活动后的又一次大型外出学习考察。这充分表明了骄人的成绩面前，决策者们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也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此次市委市政府组织走出去，找差距，学他人之长，补之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积聚了宝贵的智力资源和精神动力。这次学习考察使学员们聆听中领悟，参观中感受，使我认识得到提高、观念得到更新、视野得到拓展，科学发展的思路更加明确，得益良多。

有许多值得我借鉴和学习的好经验。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环海经济区在社会管理、城市规划管理、园区开发、产业升级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特色和优势。区有这一宝贵水带穿区而过的特色，区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通过综合规划与建设，将河两岸区域综合打造成我区的名片。所以，这次学习考察时特别注重对“水”观察，尤其重视对城市河流综合治理和两岸区域综合规划建设经验的学习，其中市海河经济区域的规划发展经验就很值得我借鉴。

（一）注入经济实力。海河规划逐步拆除现有旧货场和部分破旧住宅，建设一带具有现代化办公、酒店、商品展示、会议、购物、娱乐功能的建筑群，并修建过河桥梁，完善海河经济和创业功能，为海河注入奔腾不息的发展动力，提升了经济实力。

（二）凝聚交通动力。海河两岸地区规划了多条与海河平行及垂直的道路，在海河沿岸地区形成由道路、地铁、公交、水上巴士、停车场及集散广场、滨河散步路组成的完善的道路交通网络，为海河凝聚人气和财富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省安全生产条例》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根据《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开展生产经营单位全员安全生产培训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市2012年安全生产培训计划。

一、指导思想和目的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发展”的指导原则，认真贯彻市全员培训工作会议精神，以开展“责任落实年”活动为契机，通过法律法规学习、事故案例分析、现场教学、典型介绍、座谈交流等形式，严密组织，科学施教，严格考核，规范发证，全面提高安全生产管理干部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全面普及生产经营单位各级各类从业人员的安全知识，全面提高公众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识，全面规范安全生产管理的程序，全面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工作。

二、培训对象和培训形式

（一）镇（处）安监办安全生产管理干部。对镇（处）安监办安全生产管理干部的培训，采取由市安监局统一计划，统一组织，集中授课和考核的形式。

（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培训，采取由市安监局下达培训指标，镇（处）和主管部门组织，委托有关安全生产培训机构培训，市安监局考核的形式。

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的形成到环渤海经济区域的发展，从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我国经济区域的发展已经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并日益凸现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央充分认识到大力推行经济区域合作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认识到区域协调发展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合理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平衡地区差别，保障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最近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中央明确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将经济区域发展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根据“十一五”规划建议的精神，国务院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纲要根据各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实施不同的区域政策，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

但是，经济区域不同于行政区划，经济区域的发展与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省区市经济的自主发展有着显著的差别，大的经济区域涵盖了几个省级行政区，虽然经济区域的发展有着内在的经济因素，但经济区域的协调发展仍需要有统一、完善的法制作保障。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社会文化环境各不相同。改革开放以前，各省（区、市）按照中央统一下达的指令性计划要求发展经济，管理社会的依据主要依靠中央立法与政策，地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立法权，也没有这方面的需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大幅指令性计划范围减少，倡导并鼓励地方自主发展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省域经济由此蓬勃发展，地方自我管理的需求也急剧增加。根据实际需要，各省（区、市）以及一些较大的市陆续被赋予立法权，并纷纷出台了大量的地方性法规，为本行政区域及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但不容忽视的是，在省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环境安全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相伴而生，且日益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中央立法对克服资源浪费、避免重复建设、解决地方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作了一些规范，中央政府也及时制定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政策，提出了经济区域发展的战略目标，但相对于地方而言，这些法规往往是原则性强、操作性弱，在执行过程中即使制定了实施性的地方性法规，也因各地规定不尽一致，进而使遇到的问题不能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得到妥善解决。所以，经济区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还需要在区域内统筹解决，需要在区域内建立起长效的法律机制，依靠法律手段整合经济区域资源，保证经济区域发展具有均衡性和连续性，真正做到有备无患。由此，加强区域立法、充分引导并保障经济区域协调发展，这将是构建中国特色法律体系面临的新课题。

当前提升经济区域发展法律环境的关键是要加强经济区域立法。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两级制”的立法体制，中央立法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地方立法包括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较大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以及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区域立法并不要求突破现行的立法体制，且涵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在经济区域发展格局下，加强经济区域立法的指导思想应当是“依靠中央立法、协调地方立法”，最大限度地发挥我国现行的中央和地方两级立法体制的积极作用，达到改善经济区域法制环境之目的。

中央立法的位阶高，效力强，一般都适用于全国，经济区域也不例外，需要一体遵循。依靠中央立法就是把中央立法作为区域立法的主线，用中央立法统筹协调区域内各省区市之间的发展，这是加强区域立法的主要手段。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已经着眼于制定并完善市场主体、市场交易、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因为要普遍适用于全国，有些条款可能很原则。目前体现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特殊需要，打破地方保护，鼓励生产资料、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等反映区域经济特点的法律还很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西部开发促进法》列入了本届的立法规划，国务院正组织力量加紧起草工作。但比较“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区域发展战略，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等经济区域的发展，也各具有特色，适合由中央立法进行协调，所以中央的区域立法工作还需要把立法的着眼点逐步由西部扩大到其他区域。当然，如果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法律条件不成熟，国务院也可以在总结中央与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先行制定行政法规，待条件成熟后，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一旦中央把经济区域发展的战略目标及相关政策上升为法律，则区域性法律将会成为特定区域的“基本法”，成为经济区域发展的“尚方宝剑”。

经济区域发展涉及若干行政区域事务，就目前来看，让经济区域内的各个平级的地方立法机关联合起来制定地方性法规，既无程序上的规定，也无任何先例可循。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积极作用，简便易行的方法是“协调地方立法”。“协调地方立法”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地方权力机关在立法时多与本经济区域内其他省市的立法机关沟通，做到地方与地方自我协调。经济区域内应当确定立法信息交流机制，各个立法机关可以在机制内加强日常信息交流与反馈。各地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要事先与所在经济区域的其他省市立法机关通报情况，力求使各自新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与经济区域发展总体规划保持一致。二是指中央立法机关要重视对地方性法规的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地方立法的事后监督，保证中央立法在全国得到贯彻执行。各地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由于立法者对法律的理解不尽相同，加之每个地方又各具特点，因此为实施同一部法律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之间，可能就法律规定的某一问题作出不同的规定，也可能地方越权立法，使地方性法规本身超越了法律规定的界线。遇到这些情形，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审查地方性法规，纠正地方立法出现的偏差，才能真正保证法律、尤其是区域性法律得到统一实施。

“十一五”期间是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区域发展将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区域立法，填补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空白，将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中央提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各级立法机关需要充分发挥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之优势，广集社会之智慧，提高经济区域立法质量，为“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摘要：临空经济发展必须兼顾微观基础发展条件以及宏观经济条件，才能够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形成相互协调、共同推进的局面。本文以成都机场为例，在阐明临空经济概念以及发展要素的基础上，分析临空经济区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促进作用，最后从成都机场角度提出发展临空经济的对策。

关键词：成都机场；区域经济；经济发展；临空经济区；发展要素

在新技术的带动下，航空运输业产生了迅猛的变化，催生了临空经济发展模式，显著改变了以往航空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充分带动了周边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临空经济备受关注，机场用地较为特殊，对交通便利性条件具有较高的要求，交通流节点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将和各地区之间产生重要的信息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对机场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相应的促进作用，因此现阶段各地政府逐渐开始重视临空经济建设与发展。研究临空经济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对推动区域经济与临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临空经济概述及其发展要素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上来看，临空经济指的是空港经济，即在依托机场资源的基础上，构建高端区域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新兴产业优势，也是国外发达国家的重点经济发展模式，国内在发展空港经济中的起步时间相对比较晚。一般来说，发展临空经济过程中，必然离不开如下几点发展要素。

（一）完善的机场设施

1山东省蓝色经济区概况及旅游产业现状

1.1蓝色经济区2013年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概况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山东省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发展速度较快。随着蓝色经济区旅游业的日益发展，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多，由表1所示，东营、滨州两市的旅游收入与其他五市相比较少，青岛市的旅游收入最高为937．19亿元，而日照和威海的旅游收入对地方GDP的贡献都是很大的。发展旅游业给各地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区域旅游合作、联盟可以提高旅游地的竞争力、增强旅游地的抗风险能力。集团化营销战略、半岛蓝色经济区互惠旅游计划、“好客山东”旅游品牌的建设等等，都是发展区域旅游合作的重要举措，各地政府也越来越注重发展旅游业，加强推进区域旅游协作。

1.22004～2013年蓝色经济区各市旅游总收入变化情况

2004～2013年，蓝色经济区各市的旅游总收入都有了一定的提高。蓝色经济区旅游总收入由2004年的439．75亿元增长到了2013年的2634.3亿元，增长率达到了599．2％，年均增长率为4.99％。青岛市的旅游经济比较发达，旅游收入遥遥领先于其他六市，2013年青岛市旅游总收入达到了937．19亿元，同比增长16．04％。132004～2013年蓝色经济区接待国内外游客情况2013年，山东蓝色经济区7市的旅游总收入达2634.3亿元，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50．84％，其中旅游外汇收入27．312亿美元，占全省的22％。全年接待入境游客4517万人次、国内游客4.43亿人次，分别占全省游客的0．8％、99．1％。在蓝色经济区中，旅游业实际上已成为主导产业。

2山东省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区域协作的必要性

1区域旅游合作的概念

区域旅游合作是指不同的区域之间或者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具有不同资源与优势的旅游经济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旅游企业)，为了获得和把握某一市场机遇，经过科学的选择方法找到适合的合作伙伴，依据一定的协议、章程或合同将分布于各个运行旅游经济主体中的实现该区域所需的资源集成起来，形成一个动态的最佳旅游经济组织，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旅游经济活动。区域旅游合作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成为各地提高旅游竞争力、改善区域旅游总体形象、实施旅游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2沈阳经济区区域旅游合作现状

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为了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辽宁中部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营口、阜新、辽阳、铁岭八城市做出了“发挥辽宁中部城市群作用，构建沈阳核心经济区”的战略选择。沈阳经济区是我国东北地区一个重要的经济区，是继“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经济圈、武汉经济圈之后的我国另一大经济区。沈阳经济区是辽宁省城市密度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是辽宁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同时也是旅游业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沈阳经济区区域旅游合作就是通过沈阳的旅游经济辐射和吸引，与周围旅游活动联系密切的地区形成“区域旅游经济共同体”。沈阳经济区内八个城市在空间上有很强的积聚性，旅游产业上有互补性。因此，无论从自然地理角度还是区域旅游经济角度看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域单元。这种客观的现实基础，使在“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原则下进行的区域旅游合作成为可能。沈阳经济区通过加快区域旅游合作来大力发展旅游业，八城市相关部门已经共同签署了《进一步推进沈阳经济区旅游圈区域合作方案》，积极推进经济区旅游合作的快速健康发展，旅游产业的规模效益已逐渐显现，旅游外汇收入、旅游总收入均有明显的增长幅度。与此同时，科学客观地沈阳经济区区域旅游合作绩效进行评价，引导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和多方共赢，尤显重要。

3区域旅游合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结合，主要体现在将评价指标体系分成递阶层次结构，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然后分层次进行模糊综合评价，最后综合得出总的评价结果。由于旅游业的特殊性，其评价区域旅游合作绩效的指标体系又有别于其他行业，区域旅游合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当前理论界对于区域旅游合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尚未有定论，在探讨建立沈阳经济区区域旅游合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过程中，本文在结合区域旅游合作的特性以及借鉴其他行业合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遵守科学性、合理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原则，征询有关专家的意见，对评价指标进行进一步筛选、充实、调整，最终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区域旅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近年来，**经济经济园区发展较快，种类、数目繁多。据了解，目前，**市规划面积在300亩以上的工业园区达到了107个，共完成基础设施和入园项目投资1472亿元，已建成园区的平均投资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4亿元。经济园区建设的日新月异充分显示了大范围、高强度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方面，经济园区的蓬勃发展带来了税收的稳定增长。但同时，园区规模的参差不齐、园区招商中引发的无序竞争、园区管理的不到位及入园企业的鱼龙混杂也给经济秩序和税收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为此，笔者近期对**市区经济园区建设、经营及税收征管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

一、**市区经济园区基本情况及特点

目前，**市区（包括崇安、南长、北塘、滨湖、锡山、惠山区和新区）共有各类经济园区（开发区）93个，其中惠山区最多为23个，锡山区18个，滨湖区13个，南长区13个，崇安区11个，北塘区9个，新区6个。在这93个经济园区中，有国家级园区2个，省级园区5个，市级园区19个，区级园区17个，乡镇（街道）级园区36个，村级1个。调查数据同时显示，至2003年6月，这93个园区的建设总面积为282.44平方公里，约占**市区土地面积1622.64平方公里的17.4%。入园企业已达10543户，其中按产业结构分，工业企业5738户，占54.42%，商业企业3477户，占32.97%；按经济类型分，国有集体企业715户，仅占6.78%，私营企业6554户，占62.16%，个人独资企业757户，三资企业909户，其他类别的企业482户。

近几年，**市经济园区的经济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规模为先。**市区经济园区通过实施政府引导、财政支持、多元投入、上下联动等形式，坚持相对集中、成片开发、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的要求逐步壮大。经过几年的建设，我市已培育出了一批上规模、上水平的园区。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国家太湖旅游度假区这两个国家级园区是市区开发最早、建设规模最大的园区，已建成面积73平方公里，2003年上半年共实现销售收入583.01亿元。另外，新区5个镇的园区销售收入占该区工业销售收入的46%以上，其中旺庄工业园已占该镇工业销售收入总量的80％。

二是突出特色。近年来，各区在经济园区的建设上突破了“大拼盘”的原始状态，而是扬长避短，把打造优势产业作为提升园区发展水平的战略重点，搞一园一业、一园一品，构筑板块经济，放大产业集聚效应。使园区建设与当地的特色经济相结合，与调整产业结构相结合，与提升产业水平相结合。如锡山区利用良好的区位优势和投资环境，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纺织工业园；惠山区玉祁工业园则利用中国人的家乡观念、老乡情结，对外打出“温州工业园”的旗号，引来了一批温州人，带来一批温州项目入园；再如惠山恒源祥工业园、锡山区红豆科技园、滨湖区的马山生物制药园、电子信息产业园、华庄机械工业园及北塘区的私营外贸创业园等一批园区也以各自的特色，吸引了园外企业纷纷加入。

1创意城市问题研究的缘起和国际借鉴

1．1创意城市问题研究的缘起。20世纪90年代末，以创意产业为代表的创意经济在英国兴起，随后全球都掀起“创意”的浪潮，这意味着创意经济社会的来临。而创意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十分紧密，城市既是创意经济的载体，也为创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技术及环境等支撑，而创意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城市发展与创意经济相互推动、相得益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意城市问题研究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创意城市正成为解决工业城市遗留问题的有效途径，创意城市的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发展模式等正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1．2创意城市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世界各国和各城市为了吸引创意人才和发展创意产业，纷纷提出发展创意城市的战略目标。例如，伦敦确立了“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的发展目标；东京制定了“充满创造性的文化都市”的发展战略；香港则着力打造“开放多元的国际文化都会”［1］。此外，联合国也积极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地创意城市的发展。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创意城市网络”（TheCreativeCitiesNetwork）行动，对加入创意城市网络的城市分别授予“文学之都”“电影之都”“音乐之都”“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设计之都”“传媒艺术之都”和“美食之都”7种称号。截至2017年10月31日，已有来自72个国家的180个城市加入该网络［2］。研究联合国创意城市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例如：LeeKwangkug（2011）对日本横滨创意城市案例进行研究，认为横滨除大力发展创意文化工厂、企业、组织外，还应鼓励群众自愿参与创意文化的活动［3］。SasajimaHideaki（2013）对比横滨同欧美创意城市政策模式，认为创意城市政策除了政府发展兴趣为导向外，还应该关注城市周边环境［4］。褚劲风等（2014）分析了伦敦、纽约及联合国创意城市中六个“设计之都”的创意产业发展，提出上海创意城市的转型发展要注重研发设计，优化园区品牌，汇聚创意人才，推动“设计之都”生态转向［5］。上述研究为我国创意城市评价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和理论参考。

2基于经济生态系统理论的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

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创意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城市创意经济的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为此，构建创意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了解创意城市运行机制及其驱动因素，对推动创意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6］。目前国际上较有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佛罗里达等的“3T指数”系列和兰德利的创意城市衡量指数等。佛罗里达（2006［7］，2010［8］）等的“3T指数”指“talent、technology和tolerance”，即“人才、技术和宽容”，这3个要素在创意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宽容要素是其最大特色。兰德利（2009）用创意城市活力与生命力等一系列指标创建了独特的创意城市评价体系，其评价指标更侧重于对城市经济、文化与环境等方面的衡量［9］。国内的创意指数及评价体系多是在上述基础上根据本地情境筛选相应的评价指数构建的。现有文献对丰富和完善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但应该看到，创意城市是一个由各种经济发展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既包含了经济要素子系统，也包含了生态环境要素子系统，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创意城市的发展。斯科特（2010）指出，区域劳动力资源市场、产业网络及其创意场产生的效应等共同推动了该地区经济发展与企业集聚，最终促进了地区创意城市的出现［10］。霍金斯（2011）进一步指出，创意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是“创意磁铁”［11］。可见，创意城市本身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各种经济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创意人才、创意企业及其所依赖发展的社会环境构成的经济联系体，运用经济生态系统理论评价创意城市的发展水平，将对现有研究作出有益补充和深化。经济生态系统理论是在经济生态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用生态学的系统观点考察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其核心是用生态规律分析经济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涉及各类企业、组织、部门及其同环境间的复杂关系，可分为企业、产业、区域和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四个层级［12］。创意城市属于其中的区域层级。创意城市经济生态系统由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构成，其中，经济子系统主要体现在城市建设发展中所投入的资源、资金、技术、智力（人才）等要素及其相应的产出所带来的经济效率上，生态环境子系统则体现为创意人才和创意企业就业创业过程中，城市环境的便利性、开放性、包容性及城市政府相应的政策支持环境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由属于经济子系统的创意资源投入要素、创意产业产出要素和属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城市创意环境要素构成的基于经济生态系统分析的创意城市评价理论框架，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2．2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实证分析。学术界对创意城市评价通常采用AHP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及SEM结构方程模型等［13］。由于因子分析法具有用数据说话的特性，能够避免权重设置时的人为干扰，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合理且能体现唯一性，为此，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考虑到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呈现出城市圈、城市带及经济区等集群发展的现实，本研究在样本选择上，选取了涵盖16个经济区（经济带／城市群／城市圈）的直辖市、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等28个典型代表性城市（见表2）。在数据方面，本研究选取上述样本城市2009—2015年的数据，样本数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数据来源均为2010—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各地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等客观数据。个别城市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替代。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Cronbachsα均在0．8以上，数据信度良好；Bartlett球形检验各指标p＝0．0000，均小于0．001，符合标准要求；KMO抽样适当性检验显示，除XO1和XO2两个指标KMO值为0．6左右，其余大部分指标均在0．7以上，可见，本研究的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进一步结合前文理论框架，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借助SPSS22．0软件对XI（创意资源投入指数）、XO（创意产业产出指数）、XE（创意城市环境指数）三个一级指标进行分析，采用因子分析客观赋权法，结合各分项指标分值，加权计算得出创意城市评价综合得分。计算结果见表3。

3基于经济生态系统分析的中国经济区创意城市发展水平比较

3．1中国经济区创意城市发展水平综合比较。首先，对表3创意城市评价综合得分进行排序，可将这些城市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了北京、深圳和上海3个城市，第二梯队涵盖了广州、苏州、厦门、杭州、珠海、西安、天津、南京、宁波9个城市，其余16个城市处于第三梯队。其次，考察各样本城市对应的经济区，处于第一梯队的创意城市分别来自环渤海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区，这些城市代表了我国经济区创意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同样，在第二梯队的9个城市中有7个城市均来自上述三个经济区，表2中属于环渤海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的创意城市，除青岛外，均处于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可见，这三个经济区不仅经济实力雄厚，创意产业发展也处于领先地位，创意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较高。此外，进入第二梯队的创意城市还有来自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厦门和来自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西安。除上述经济区的创意城市外，其他来自中西部地区各经济区的创意城市，由于基础设施、人才、资金、技术、经济及政府支持等各项因素相对落后，未能进入第一和第二梯队，均处在第三梯队。3．2基于经济生态系统各要素分析的分项比较。3．2．1经济子系统的创意资源投入要素（XI）分析本研究创意资源投入要素由人力资源指数（XI1）、科技资源指数（XI2）和文化资源指数（XI3）三部分构成，其中文化资源又可以分为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历史资源和文化基础设施等文化现实资源两类［14］。创意资源投入要素（XI）是对城市创意产业发展所需的人、财、物等各项资源投入情况的反映。从表3“XI”一项的得分情况看，北京、上海、深圳XI得分均大于0．5，仍处于第一梯队的地位，这三个城市是环渤海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创意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其中，北京和上海均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各类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同时也是我国一线城市，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均十分发达，创意资源投入指数自然高分；而来自珠三角经济区的深圳是我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一，历史文化资源有限，但该城市是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经济发展迅猛，对创意企业和创意阶层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因此，各类创意产业人才充足，科技实力强，城市发展后来居上，有效弥补了文化资源方面的短板，2008年11月又顺利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成为“设计之都”，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深圳创意城市的发展。此外，创意资源投入指数（XI）得分小于0．5，但大于0．2的城市依次有苏州、杭州、西安、天津、广州、厦门、南京、重庆8个城市。这些城市除厦门来自东部的海峡西岸经济区、西安和重庆来自西部的关中天水和成渝经济区外，其他均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除厦门外，这些城市均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城市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础扎实，加上一定的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经济子系统的创意资源投入指数能够居于较高的位置。而厦门科技和人力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弥补了文化资源的不足，创意资源指数也相对较高。3．2．2经济子系统的创意产业产出要素（XO）分析本研究创意产业产出要素由创意产业规模指数（XO1）和创意成果消费指数（XO2）两部分构成。创意产业产出要素（XO）体现了创意产业成果的产出情况，从创意产品的供给来看主要表现在创意产业生产的增加值方面，从创意产品的需求来看则主要表现在城市居民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支出方面，前者用创意产业规模来表示，后者用创意成果消费来表示。从表3“XO”一项的得分情况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XO得分均大于0．5，处于第一梯队的地位，四个城市均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北京、上海、深圳创意产业产出指数排名同创意资源投入指数一致，这表明这些城市创意产业的发展得益于丰富的各类创意资源，创意城市发展处于良性运动中。而广州虽然创意资源指数相对较弱，仅排在XI的第8位，但创意产业发展仍处于全国前列，这是因为广州的创意企业数量、就业人数、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排名全国第三［15］。此外，创意产业产出指数（XO）得分小于0．5但大于0．2的城市有来自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西安，来自南贵昆经济区的昆明，来自成渝经济区的成都，来自长三角经济区的苏州、南京、杭州和宁波，来自长株潭城市群的长沙，来自环渤海经济区的天津，来自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福州，以及来自东北地区沈阳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和长春城市群的沈阳、大连和长春。从得分来看，长三角经济区的城市除上海进入第一梯队外，其余的均进入第二梯队，经济区各创意城市发展较为均衡；而环渤海经济区则存在较大分异，北京、天津和青岛分处于三个不同的梯队；珠三角的深圳、广州进入第一梯队，珠海处于第三梯队。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东北的创意城市，除哈尔滨进入第三梯队外，其他三个城市均进入了第二梯队，这表明东北老工业基地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老工业基地的基础，在创意经济的浪潮中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3．2．3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城市创意环境要素（XE）分析本研究城市创意环境要素（XE）由城市便利环境指数（XE1）、城市宽容环境指数（XE2）和城市政府支持指数（XE3）三部分构成。城市创意环境要素（XE）体现了创意产业发展的城市环境，城市环境是创意城市评价的核心指标之一。从表3“XE”一项的得分情况看，深圳、珠海、厦门、北京、上海XE得分均大于0．5，处于第一梯队之列。从XE的排名可看出，除深圳、北京、上海外，珠海、厦门也因其便利的城市环境、宽容的人文氛围或城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投入等因素而跻身第一梯队的行列。此外，城市创意环境指数（XE）得分小于0．5但大于0．3的城市有来自珠三角经济区的广州，来自长三角经济区的苏州、杭州、宁波、南京，来自环渤海经济区的天津、青岛，来自东北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的大连和沈阳9个城市。从得分来看，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的城市创意环境指数除深圳、珠海、北京和上海进入第一梯队，其余均进入了第二梯队，可见，这三个地区创意城市发展基础雄厚，城市环境十分优越，良好的城市经济生态环境极大地影响了创意人才的选择，而创意人才的到来也吸引了大量的创意企业紧随其后，城市生态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创意城市经济生态系统的发展。综上所述，创意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创意城市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创意城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