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主范文10篇

一、理论来源

1、群众路线。邓小平是群众路线的实践者，并把群众路线提到了事业成败的高度，即“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全党记住：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线，我们就得到成功；违背群众路线，就一定会使我们的工作和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2](1-p221)因此，党和政府的一切政策的制定，各企事业单位的一切决策都必须把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是经济民主的群众基础。

2、民主集中制原则。邓小平把民主集中制原则概括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相结合”[3](2-p175)，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4](1-p312)。在实践中，邓小平把民主集中制从党内生活扩展到所有的机关、团体、乡村、企事业单位的一切工作中，尤其是经济工作中，形成了经济民主集中制思想，是经济民主的决策基础。

3、经济民主思想。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是经济民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积极贯彻和执行经济民主。他多次强调，在军队中提倡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5](1-p347,2-p83)，既关注军队的经济民主问题，更关注整个国家的经济民主问题。尤其是认为“经济民主很值得注意”[6](2-p83)，并深刻反思我国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集中抓住了“发扬经济民主”这一核心问题[7](2-p145)，从而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经济民主理论。

二、形成过程

1、萌芽时期1938—1949年，邓小平在根据地、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中走群众路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执行提出的“经济民主”政策，提出了一些经济民主观点。如，一切工作中都有民主的问题[8](1-p21)，照顾各阶层的利益、反对遽然打破原有经济结构[9](1-p83,112)，坚持贸易自由[10](1-p83)，经济问题成立专门机构专门研究[11](1-p120)，反对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12](1-p123)。这些观点是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的萌芽。

我所理解的“经济民主”，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宏观上的，另一个是微观上的。

在宏观上，“经济民主”论旨在将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论原则－－“人民主权”－－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在微观上，“经济民主”论旨在促进企业内部贯彻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达到经济效率的提高。

我将首先讨论宏观经济的“经济民主”。为了深刻理解“人民主权”原则贯彻到经济领域的意义，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人民主权”（PopularSovereignty）理论的历史渊源。

从国王的两个身体到人民的两个身体

“人民主权”的理论最初诞生于1640年至1660年的英国革命中。它与英国中世纪后期“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论有着复杂的牵连。

按照“国王的两个身体”（King＇stwobodies）理论，国王具有两个身体，一是“自然身体”（bodynatural），另一是“政治身体”（bodypolitic）⑴。前者是具体的，后者是抽象的。这一理论在当时影响极大。甚至当国王的军队于1642年开向议会时，议会方面起初还坚持说国王的“政治身体”仍与议会同在，交战双方只是议会与国王的“自然身体”。⑵但英国议会在战争中认识到，只有以“人民”的代表自居，而不是变通运用“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论，才更有利于使国王就范。

［内容提要］经济民主是价值目标和历史过程的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其真正实现创造了条件。要通过企业民主管理、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等促进经济民主，确保人民各项经济权利，并且实现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相互促进。

［关键词］经济民主民主管理经济权利

民主是指人民拥有管理国家和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民主主要体现在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范畴。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政治领域的民主需要有经济领域的民主作为基础和保障。指出“劳动人民管理经济的权利是最大的权利”。人民管理经济的权利直接体现在企业的民主管理，也体现在对国家经济政策、法律制订的参与。人民除了拥有管理经济的权利，还应拥有平等地参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就业、投资、创业、分配、消费）的权利。人民有了上述经济权利，就能从宏观和微观上确保人民的政治经济权益，促进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民主就能得到具体的实现。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民主是一个由理想趋近于现实的过程。

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践”口号体现了朴素的经济民主理念，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只是空想。资产阶级大力提倡天赋人权的观念，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却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事实上的经济不平等进行了辩护，以经济自由（市场主体可以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经济人有偏好自由）掩盖经济民主，早期的资本主义人权只包括抽象的政治权利而没有具体的经济社会权利。孙中山针对资本主义弊端，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民生主义观点，指出“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与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竞争悲苦之境”，形成了经济民主的思想雏形。

在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益斗争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罗斯福提出了“四大自由”，将自由权利从政治权利扩展到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将经济权利付诸实现，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社会福利、限制垄断、开征遗产税等一系列改革，客观上促进了经济民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美国执行新自由主义的保守路线，削减社会福利和对富人减税，加剧了两极分化，导致了下层人民实际收入的下降，使经济民主有所倒退。

对一向标榜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说需要民主，似乎不好理解。继2001年出现美国安然公司营私舞弊案，公司财务丑闻是西方媒体报道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岁末年初，意大利最大的食品加工企业帕玛拉特公司财务丑闻成为热点新闻。有媒体警告，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巧取豪夺公司财产的事件仍有蔓延之势。用“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形容他们滥用权力，并不为过；以民主制约权势，便是题中应有之意。

劳动者的私有财产被侵吞

富豪暴富总是与贫富差距联系在一起。如何认识贫富差距，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从生存意义上理解，对不断扩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人们主要关注后者的贫困问题。发达国家政府每天为饲养的牛提供的补贴为2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每天生活开支不足1美元的穷人却有11亿之多，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以得到保障。

在发达国家，人的生存几乎不是问题，但贫富差距远未解决。

从工资分配意义上理解，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以下简称“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差距的合理范围是20-30倍。1970年，美国最大的100家大公司的“高管”的是普通劳动者的39倍。到20世纪90年代末，扩大到1000倍。

【摘要】：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是邓小平组成部分。它形成于经济改革过程之中并指导经济改革全过程，坚持利益主体的独立、自主，积极性、生产力与共同富裕良性循环，权责利三位一体，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民主与党的领导、权利与义务相结合，强调经济民主化、法律化。实践证明，经济民主是解放产力的法宝，更是一种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进行制度创新，必须坚持和贯彻经济民主。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经济民主

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有一个误区，即忽视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的研究。事实上，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历来重视经济民主，尤其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1](p)，以开拓者的无畏勇气，提出了完整、科学的经济民主理论，并运用它制定了改革的大政方针。认真研究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来源

1、群众路线。邓小平是群众路线的实践者，并把群众路线提到了事业成败的高度，即“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全党记住：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线，我们就得到成功；违背群众路线，就一定会使我们的工作和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2](1-p221)因此，党和政府的一切政策的制定，各企事业单位的一切决策都必须把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是经济民主的群众基础。

2、民主集中制原则。邓小平把民主集中制原则概括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相结合”[3](2-p175)，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4](1-p312)。在实践中，邓小平把民主集中制从党内生活扩展到所有的机关、团体、乡村、企事业单位的一切工作中，尤其是经济工作中，形成了经济民主集中制思想，是经济民主的决策基础。

我所理解的“经济民主”，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宏观上的，另一个是微观上的。

在宏观上，“经济民主”论旨在将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论原则－－“人民主权”－－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在微观上，“经济民主”论旨在促进企业内部贯彻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达到经济效率的提高。

我将首先讨论宏观经济的“经济民主”。为了深刻理解“人民主权”原则贯彻到经济领域的意义，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人民主权”（PopularSovereignty）理论的历史渊源。

从国王的两个身体到人民的两个身体

“人民主权”的理论最初诞生于1640年至1660年的英国革命中。它与英国中世纪后期“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论有着复杂的牵连。

按照“国王的两个身体”（King＇stwobodies）理论，国王具有两个身体，一是“自然身体”（bodynatural），另一是“政治身体”（bodypolitic）⑴。前者是具体的，后者是抽象的。这一理论在当时影响极大。甚至当国王的军队于1642年开向议会时，议会方面起初还坚持说国王的“政治身体”仍与议会同在，交战双方只是议会与国王的“自然身体”。⑵但英国议会在战争中认识到，只有以“人民”的代表自居，而不是变通运用“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论，才更有利于使国王就范。

为了给观念世界那些纷纭繁复的思潮进行分类，区分相近或相反的观点，人们往往给不同的事物贴上各自不同的标签，然而思想观念的复杂吊诡，有时会使这种多少有些简化的做法面临尴尬。例如把不同或相左的标签贴在了同一事务上，往往会引起某种程度上的混乱。我们所要讨论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们就面临着这样的命运：既有人把他们称作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者，也有许多人称他们是古典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者。如在Minnesota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本书中，其中一本书的作者称布坎南、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古典自由主义者，而另一位作者却称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保守主义者。另外,哈耶克则被写进了《欧洲思想的自由主义传统》和《欧洲思想的保守主义传统》这两本书中。但是，这些经济学家自己大都自称是古典或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就非常反对把自己称作保守主义者，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文章为自己辩解，称他自己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伯克时代的老辉格党人。弗里德曼在他那本非常流行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同样声称“我不是一个保守者，而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简要地回顾自由主义的演变史和辨析各种保守主义。虽然“自由主义”这个标签于1810年首次被用于一个西班牙政党，但那个政党的纲领是有意识地仿效英国的立宪主义的。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在与1688年英国革命有联系的思想和政策方面看得最为清楚。立宪主义、宗教信仰自由和自由市场经济，成为传统自由主义的标准。据此，传统自由主义就是通过宪政而对个人自由予以法律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但是，“自由主义”这个名称不仅比实际事物晚了近三个世纪，而且还生不逢时。在其名称诞生的时候，英国哲学已经随着边沁转向了功利主义和一种狭隘的幸福微积分。边沁本人认为，自由本身什么都不是，它的价值仅仅在于是追求幸福的手段。可是，人们仍然给边沁冠于了“自由主义者”名称。虽然后来约翰•穆勒把自由从边沁那套庸俗的幸福微积分中解救了出来，然而，穆勒的概念却不再是自由主义而是自由主义民主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自由主义几乎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这时希望国家对人类幸福负有更大责任的格林和霍布豪斯等人的社会自由主义和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赢得了自由主义称号。而对国家干预持怀疑态度，恪守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老自由主义者却被称为保守主义者。美国和欧洲的历史情形又有所不同，因为欧洲的古典自由主义正是美利坚政体赖以建立的基本传统，所以美国传统的捍卫者也就是欧洲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另外，从政党政策含义上看，被美国人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激进派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就不大可能被称为自由主义者，而是很可能被称为左派。当然，如果象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把柏克视为近代保守主义的鼻祖，那么，哈耶克、布坎南和弗里德曼等这些经济学家被称作保守主义者也并非不当，因为柏克所要“保守”的正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保守者所要保守的是什么。柏克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与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大卫•休谟、贡斯当、托克维尔所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有着内在一致性，它并不反对进化和变革，只是对那种完全抛弃传统从整体上设计制度的唯理主义持怀疑态度，这与一味地拒绝变迁的“保守派”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正是由于上述历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与政党政策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这种变动无常的联系，这些经济学家们才被同时贴上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似乎不同的标签。尽管如此，他们的基本理论主张还是相当清楚和一致的：信任市场而不信任政府，其首要价值是自由而不是民主。所以，也许把这些经济学家称作保守自由主义者更为恰当。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学派，其中也不乏争论（如布坎南与哈耶克），但他们说着差不多同样的语言、信奉相同的价值观和使用同样的假设，所以他们的思想可以作为一种倾向或运动来加以讨论。

以恢复古典研究传统为己任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们远远扩展了经济理论的限制，哈耶克、布坎南和弗里德曼等重新研究了被古典时期以后的经济学家们所遗忘的那些方面：产权问题、利益集团的冲突、国家现象、官僚制度以及自由、正义、秩序等社会政治现象和哲学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论支撑着他们的经济学。因此，保守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本文主要述评这些经济学家的政治理论的一个方面：即民主理论。首先需要我们阐明的是，这些经济学家是如何把经济学和政治学关联在一起的，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会关心民主这个政治问题；那么，他们是怎样看待西方民主政体的，则是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第三，我们要讨论他们救治当代民主制“弊端”的方案；最后，主要依据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来研讨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自由与民主之间可能存在张力的问题作为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一直存在着。本文的基本结论是：民主和自由（或民主与宪政）可以被看作是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矛盾）关系的两种不同的政治技术，在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情形下，这两种技术之间的关系并不相同。在一般情况下，虽然在两种方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但并非势不两立，在某些历史情形下二者不仅相互支持，而且还会互相强化。民主并不必然是反自由的，至少在专制制度下民主或民主运动对自由之获得是一种助力，因为这时民主运动或民主程序之确立本身就是对国家权力的某种限制。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与民主的出场先后和方式之间也可能存在矛盾。在民主制度已然确立后，经过自由主义转化的民主（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转化为“一切权力不属于任何人”）也还是控制国家权力（宪政）的终极渊源之一。另一方面，宪政安排也并非制度化地反对民主而是为了保护和强化民主：在未民主化的国度，宪政之演进或自由之部分获得会为民主提供发展空间；但是，在民主制度下，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民主可能侵害自由的危险的确存在，为了保持已经获得的民主，民主必须受到宪政的约束，以确保作为民主正常运行条件的个人自由，这也许就是民主的悖论之一。可见，在自由和民主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基本张力，这种张力本身反映着政治世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承认自由与民主之间存在张力，也许恰恰是我们面对政治这个极其复杂的世界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因此，在自由与民主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与平衡，并通过这种张力和平衡的制度化，从而使民主定位于自由主义，也许正是宪政民主的优越之处。

一、从经济学到政治学

自本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凯恩斯经济学诞生以来，主流经济学着重分析了市场经济的各种缺陷：信息市场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经济活动存在外部性、收入分配不公平、竞争的不完全性（存在垄断）等等。既然存在着“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现象，所以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就是必要的。然而，这一主流经济学却对70年代开使出现的“滞胀”现象无力给出合理的理论解释，更不能提出恰当的政策建议，因为在这一理论中，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胀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保守主义经济学作为凯恩斯学说的一种反动应运而生，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流派的经济理论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实，在凯恩斯学说诞生之初，这种经济学就已经存在，某些人物如哈耶克，与凯恩斯还发生过著名的论战。不过长期以来他们的声音被主流经济学所淹没了，但他们从没有停止过抗争。

从经济民主的维度对邓小平的思想体系做整体把握，对准确认识邓小平理论的精神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正确的指针。

一、“经济民主”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原典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特征”时，特别强调人的自由发展，因为社会发展最终是以人为根本和终极目的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作了这样的描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他们进一步提出在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中，人们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也就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行科学、民主管理。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不愿意对未来社会做出具体描述，他们认为这是危险的，未来的状况是由未来的具体实践决定的，所以对“经济民主”他们也没有做出太多阐释，只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基础上原则性地提出“经济民主”应该具有这样一些内容：生产资料社会化，国家权力归还社会，经济自治等。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社会“必然把资本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不过是所有制的社会性质”［1］（P287）；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也意味着还劳动权于人民，也就是将支配资本的权力还于人民，而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支配，即“把资本转化为公共的属于社会主体成员的财产”，也就促进“生产向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1］（P287）。可以看到，这种生产方式可以说是实现了个人和社会的双重自由。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在一切社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占有劳动的物的条件的阶级，因此，这些条件的承担者，即使在劳动的场合，他们也不是作为劳动者，而是作为所有者从事劳动”，在阶级社会中，这一优势地位是剥削阶级的特权，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作为所有者从事劳动，已从根本上消除了“劳动条件本身以赤裸裸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2］（P297－298），而表现为劳动条件与劳动相一致，从而真正实现经济民主。

二、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内涵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对中国国情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把握上，确认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提出的经济民主思想体现了长时段的发展性涵义。

（一）作为经济改革启动钥匙的经济民主

【内容提要】探讨民主的内在价值，是为了揭示人们追求民主的合理性。民主不单纯是如何安排公共权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怀人们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生存状态息息相关。民主精神的经济价值，一是蕴涵着经济合理性；二是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民主制度一是要为经济活动提供保障；二是要合理地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民主的道德价值从根本上说，就是使人“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民主的认知价值在于，为人的认知活动提供内在支持、有效方法和制度保障。

【关键词】民主价值/经济价值/道德价值/认知价值

【正文】

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民主总与人们的公共选择相关。探讨民主的内在价值，是为了揭示人们追求民主的合理性，从而唤起人们对民主的自觉和珍重。以往人们更多的是注重从政治学角度来阐释民主的价值。虽然这种分析角度有其独到之处，但是，这一视角过于狭窄、单一，并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极易造成人们对民主的片面理解，甚至是冷漠。如果对民主的认识不能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引发人们对自身命运和具体的生存状态的深入思考，对民主的追求不能转化成人们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的自我要求和奋斗目标，那么，再费力的呼唤和启蒙，都不可能深入人心，民主也无法实现社会化。所以，本文拟从一个较宽泛的视角，即从经济、道德和认知的视角来探讨民主的价值，其目的就是要说明，民主不单纯是如何安排公共权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与人们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生存状态息息相关。

一、民主的经济价值

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均肯定民主政治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但一般的政治学理论通常是将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和水平，作为民主政治的实现条件和民主政治运转的稳定因素来加以考虑，而对民主政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却论证不够。甚至在社会上还存在着一种误解，认为实行不实行民主与经济的运行无关。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一种制度的存在和维系是与其经济绩效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只有能给相关的人们带来经济效益的制度才是有效的。所以，任何一种制度选择和安排的合理性，可以从经济分析中，即看其是否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的分析中得到说明。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大家很关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必须随着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不断推进。

一、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

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种误解。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只要读一读邓小平同志那篇名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推动下起步的。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各种意见都会有，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进民主也是不行的。

以往之所以有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误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研究较多，而对于他的领导改革策略思想研究不够。我们联系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可以发现，我们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使得中国社会在30年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从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角度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有八个方面的特点是我们应该注意和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