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立法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李建华工作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基础

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刑法立法应该规制的对象,表明经济刑法立法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并纳入其调整领域之内。它是经济刑法立法的基本立足点,是经济刑法立法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法律只是追究那些事先加以禁止的对社会构成危害的行为。”[1](P29)“因为只有确定了什么行为应受法律谴责与遏制,我们才能确定我们要遏制人们实施什么样的行为,应把什么人视为我们使之遭到报应的罪犯,对什么人加以报复或对什么人进行改造。”[2]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实质,是为了解决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什么性质的行为不应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的问题,并从立法上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它对经济刑法立法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大量的经济犯罪已经出现,并对社会经济关系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后果。“经济犯罪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学术研究上的各种估计,几乎都是天文数字。……使经济犯罪对于经济社会的损害性和危险性,更形增高,而成为最严重与最危险的新兴犯罪。”[3]“经济犯罪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比治安犯罪更为直接、严重的破坏力。经济犯罪往往成为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导火索。”[5]通过经济刑法立法对各种经济犯罪行为进行有效地控制和遏制,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当务之急。而要建立和完善经济刑法立法,就要准确地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及其确立基础。尽管经济刑法立法是立法机关有意识、有目的的创制经济刑法的主观创造性活动,体现了立法机关的自觉性和主观性。但是,正如人们不能脱离、超越历史与现实提出的要求、提供的条件而人为地创造历史过程一样,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也不能脱离、超越我国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而凭立法者主观设计拟造;它决不是立法机关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活动,它必须以、也只能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并直接受制于现实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产生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5]“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6]“刑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植根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存在的价值。”[7]因此,对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基础的考察、认识和确立,应着眼于社会经济生活现实需要,应以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准确、全面、及时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换言之,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是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基础,更确切地说,就是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经济犯罪行为,以及对经济犯罪行为予以惩治和打击的调整需要,是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基础。

(二)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标准

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确定某一行为是否应被规定为经济犯罪、应否被纳入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中,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由于“社会是根据自身的利益确定何为犯罪”[8],因此,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也应以某一行为是否侵害了经济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即经济刑法法益为标准。¹所谓刑法法益,“即是受刑法规范保护的利益。”[9]相应地,经济刑法法益,就是受经济刑法规范所保护的利益。“在刑事立法上,对于某一社会生活利益应否以刑法手段加以保护,均以法益作为决策依据。”[10](P55)“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违法性的实质就是侵害或威胁法益”。[11](P3)确立了经济刑法法益,就能为经济刑法立法指明正确方向,并确立了经济刑法立法的目标。立法机关进行经济刑法立法活动,就应确定经济刑法所要保护的对象即经济刑法的法益及其范围大小,并把侵害经济刑法法益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经济犯罪,以此表明经济刑法立法的价值取向。通过对经济犯罪的惩治和打击,实现对经济刑法法益的保护。可以说,整个经济刑法立法都是以经济刑法的法益为核心,并紧紧围绕如何保护其法益而展开的。全部的经济刑法立法过程就是为保护法益而进行的有目的、有方向的立法活动过程。经济刑法法益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出经济犯罪的本质,即经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内容,即经济犯罪“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11](P4)“正确把握法益概念的社会内涵,有助于刑事立法所保护的客体秩序(或者说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适应时代的精神。”[10](P56)经济刑法立法是通过对严重侵害法益或者侵害重要法益的经济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刑罚处罚来实现其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应以经济刑法法益为标准,但是,经济刑法法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发展而随之变化和发展。“对过去认为没有必要保护的法益,随着保护要求的增大,就应当进行相应的新刑事立法。相反,在认为某个法益已经不值得刑法保护的时候,以保护这种法益为己任的犯罪规定就应当从刑法中删除。无论如何,适当的实定刑法,必须适应具体社会中对法益保护的现实要求。”[12]在确立经济刑法立法时,应关注经济刑法法益的这种变化性,并相应调整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

本文作者：甄会敏

我国经济法诉讼存在的问题

（一）目前经济诉权规定还不够详细目前诉权规定还无法达到当前公益诉讼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在二战之后逐渐升温的人权观念，诉权正好呼应了这一观念并作为实施的有效途径得到了国际宪法的保护。但是在我国经济法的发展中很容易忽略诉讼方面的规定，以至于我国法院在处理经济纠纷时，如果出现了非法院管辖范围或者法律中未有明确规定的事件，就会有一些法院不予受理甚至直接驳回起诉。在这种经济诉权不完善的情况下如若出现相关纠纷就得不到解决。因此，在我国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建立更全面的经济诉权规定，补充经济法结构体系中的不足之处，确保司法实践能够稳定执行。（二）经济司法的权威不高目前我国的司法部门在执行司法工作时，大部分都要受到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预，司法审查制度还没有建立。但是由于毕竟是两个体系因此政府在制约司法工作很容易产生弊端，政府的一些经济行为与司法偏离，也妨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尤其是经济法虽然有审判的权力，对于查处经济违法行为的更多是行政执法机关的职权，这种现象决定了经济司法的权威不高。（三）经济法司法体系不健全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经济法能够起到经济和发展的有利制约作用。经济法的实施，通过解决经济纠纷等事件，最大的起到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的作用，但是虽然目前法律已经对基本的义务做出了规定，尤其是有一些复杂的经济职权都做出了相关规定，却对纠纷处理方面的规定甚少。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由于司法权在行使时要受到政府行政的干预，而司法又无法全面监控政府的经济调控，这种局面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发展。（四）检察机关在经济法诉讼中的缺位诉权是由诉的法律制度所确定的，赋予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基本权利，是指公民所享有的请求国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权利。即赋予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在其权利受到侵犯，或者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执时，具有进行诉讼的权能。诉权完整内涵包含程序含义和实体含义两个方面：程序含义，是指程序上向法院请求给予司法救济的权利。实体含义，是指请求保护民事权益或者解决民事纠纷的权利，亦即公民有权请求法院同意其在实体上的具体法律地位或具体法律效果的主张。从我国司法实践中了解到，一般诉权只存在于触犯刑法的行为在人民检察院中的起诉，同时，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了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检察院，这都表现出了经济主体的权利无法更好地得到维护的现象，经济法的可诉性也随之被削弱。

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

（一）以法律制度为基础加强经济法可诉性第一，明确经济法主体。经济法主体亦称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受权利（权力）和承担义务的社会实体。它是经济法律关系构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法律关系的直接参与者，既是经济权利（权力）的享有者，又是经济义务的承担者，是经济法律关系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因此，在经济法司法实践中明确规定经济主体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突破法律关系建立经济法体系。在经济诉讼受到经济法的约束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明确经济主体应当承担的经济责任，可以建立明确经济主体、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体系，并有利于进行责任追究。同时，经济法实践中还应该明确法律责任。如果立法中责任不明确，则不利于法制权威的实现。因此，在经济法的实施中在主体具有经济诉讼权的同时还应明确规定责任制度。（二）拓展经济法诉讼原告的范围在当前经济发展和法律运行的环境中，扩大经济法诉讼原告的范围是必然趋势，即将有起诉权的原告范围从只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扩大到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由于在经济法运行中一般主要表现为公益诉讼，所以即使没有侵犯到个人利益却已经侵害了公众利益。因此在诉讼权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应突破传统理论，排除直接利害关系诉权人的约束，适时地调整能够适应新时期发展的诉讼方法，将经济法诉讼原告的范围扩大到社会公众、行业协会、消费者、潜在竞争者甚至覆盖相关职责的机关等。（三）详细界定经济法诉讼的适用范围经济法诉讼的适用范围一般可以定义为无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进行起诉，或是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并且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时进行起诉行为。通常经济起诉案件的适用范围可以概括为一下几点。第一，危害环境案件。良好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甚至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爱护环境，保护环境成为现代公益活动的首要提倡目标，也因为如此危害环境案件正式列入了经济法诉讼的范围之中。第二，产品质量纠纷案件和消费侵权案件。产品质量案件在生活中算是比较普遍，涉及到的主体也比较复杂，主要牵涉的对象就是企业和民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更加偏重于公共利益的保障范围。而消费侵权案件中就更突出地体现了经济诉讼法的重要性，因为如果弱势群体没有起诉的机会，利益就会受到侵害。第三，宏观调控行为案件。在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中宏观调控行为范围最广，也最具影响。由于在民主社会中具有每一项侵害行为都应当受到追诉的权利，因此宏观调控案件也同样可以被受理。第四，侵犯国有资产的案件。一般情况下，对于不执行国家政府投资管理体制的行为应归纳到经济公益诉讼的范围之中，为了保障国有资产人们有权通过司法手段进行干预。

综上所述，经济法的可诉性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属性，是全面保障行为人经济权利的诉权法律，因此经济诉权也是社会主义法治下的重要法律构成。经济法在实践过程中有效实现的是对经济法权的救济，主要是通过诉讼体制是否健全来保障经济法的权力。作为我国的法律核心，经济法不仅关系着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更影响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种种论述证明，发展经济诉权首先就需要突破传统诉讼观念，吸取国际先进诉讼理论，本着公众利益为重的原则发展经济诉权发。

本文作者：涂龙科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分工的日益发达，社会面临的风险愈多愈大，某一事态一旦失控，带给社会的可能危害愈深愈广。为了保护社会，有效遏制行为危害的蔓延和深化，立法者将犯罪的成立条件前置，将惩罚有关犯罪行为的范围前移。刑事立法上惩罚犯罪行为环节的前移，是对风险社会的立法回应，危险犯是其中的重要立法形式。危险犯的采用及其在立法上扩展，是现代社会刑事立法的重要特征。危险犯主要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经济秩序、侵害环境资源等犯罪中。其中，由于破坏经济秩序而被惩处的危险犯是危险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经济刑法中危险犯的立法趋势

我国1997年修改《刑法》，在大量增设罪名的同时，危险犯的成立范围也大大扩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可以构成危险犯的罪名大量增设1997年《刑法》修改时，立法者对之前颁布的大量单行刑法、附属刑法等经济刑法条文加以归纳、整理，在新《刑法》第3章单独设立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该罪不但增设了不少新的犯罪行为类型，同时也增加了许多危险犯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节为例，该节共有从第140条至第150条11个条文，总计9个罪名。在1997年《刑法》修改时，该节关于危险犯的规定有第141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假药罪;第143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除此之外，1997年《刑法》还在货币犯罪等经济犯罪中设置了大量的危险犯。经济刑法中有关危险犯的条文大大扩张。

(二)单位可以成为危险犯的主体1997年《刑法》肯定了之前有关附属刑法中关于单位犯罪的立法例，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同时，经济刑法条文中也设置了相当多的单位构成危险犯的条文。仍旧以《刑法》第3章第1节的规定为例，《刑法》第150条明确了单位构成该节犯罪的处罚规定。也就是说，该节中有关危险犯的规定，不但自然人可以构成，单位也可以成为该类危险犯的主体。

摘要：促进型经济法是经济法规范的一种重要类型，对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与经济法的特征、结构、功能等直接相关，并通过积极的和消极的、直接的和间接的、个别的和普遍的等多种类型的促进，来实现其促进发展的调整目标。中国促进型经济法的立法经历了从分散到分散与综合相结合的转变，如果对其中的法律问题深入挖掘，则会大大促进经济法的制度建设和法学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促进；促进型经济法；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经济社会的惊世巨变，也使中国的经济法应运而生。30年来，经济法通过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保障，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促进发展的调整目标不仅已成为经济法宗旨的核心内容，而且也逐渐与经济法所内含的促进发展的规范结构和法律功能相得益彰。

从调整目的、调整手段、调整功能的角度，可以把经济法规范分为两类：一类以鼓励和促进为目的，称为“励进型”或“促进型”经济法；另一类以限制和禁止为目的，称为“限禁型”经济法。由于许多传统法都更强调“限禁”，故相关的研究较多，而对于旨在“促进”的经济法规范研究则相对较少，因此，促进型经济法更值得重视和研究。

回顾中国经济法30年的历程，促进型经济法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确实令人惊叹。从研究价值看，提出和研究促进型经济法，不仅有助于发现经济法调整与其他传统法调整的诸多不同，也有助于揭示经济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功用，有助于阐明经济法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的重要价值，从而有助于推进经济法的理论发展和制度完善。

摘要：为什么我国要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策决定模式，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加强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完善工作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立法执法政策决定模式法制决定模式

要说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法的关系，首先有必要确定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以国家经济干预为主的，以社会主义公共性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关系。调整对象决定调整范围，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是：①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包括：财政法（含预算法）、银行法、物价法、税法、计划法、投资法、标准化法、审计法、会记法、统计法、自然资源和能源法，环境保护法；②市场秩序（市场管理）经济关系。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责任法、工业产权法、广告法、房地产法等。在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范畴基本确定之后，所要解决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加强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完善工作的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开始都是以计划经济为模式的，前苏联和中国都曾建立了庞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计划经济曾是社会主义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也有市场，但它是在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计划是通过领导人直接或者间接通过他们制定的政策来指导或指挥经济工作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企事业单位还是机关团体负责人，就算能制定出再好的政策，这种领导方式的稳定性和强制性显然是不够的，伸缩性也较大，难以有效地保障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之适应的要建立法制经济，这就需要加强经济立法。经济法规具有明确性、具体性和特有的强制性。经济法规是体现经济规律要求的，违反经济规律就是表现为违反法律，就应受到法律制裁。这就用国家强制力保障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保证国家经济计划的实现。因此，为了领导，组织和管理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在采取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的同时还必须重视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可见，社会主义经济需要经济法的武器，经济法则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如果不在经济工作中加强法制建设，就不能保证经济工作的科学性（包括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就会出现严重的失误和浪费，就难以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政策约束但政策是可以多变的，更是可以打“擦边球”，或用“对策”来对付的。所以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在各个经济领域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各种经济法规并保证其切实执行，用法律武器同瞎指挥、盲干等作斗争。

我国经济法问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而提出来的，是国家对经济管理工作加强的表现，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正常化的要求。党的十四大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法制和法治。有了法制就能做到相对稳定性的规范要求，而且不是哪个领导人个人拍脑袋的产物，能做到集思广益更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办事。有了法治才能更好的追究违法行为的责任，有效地约束那些胆大妄为者。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特殊强制性，我国刑法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这里既包括刑事案件，也包括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对经济纠纷案件的判决、裁定，不仅有刑法保证执行，还可以通过银行划拨款项强制执行。事实证明，许多因行政手段长期解决不了的经济纠纷问题，经向法院经济审判庭起诉，就能较快地得到解决。在当前，用法律强制性保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同由于愚昧、自私和专断而造成的瞎指挥，乱上项目及豆腐渣工程作斗争，能具有重大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的立法和完善工作的作用，还体现在解决协调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不同所有制所属单位的不同利益矛盾关系的解决上。在我国，各地区、各部门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虽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也存在矛盾的一面。如发展经济、活跃市场同城市建设，卫生防疫之间；生产同环境保护之间；国有企业同乡镇企业之间；交通管理同交通运输之间等等，都可能存在利益的冲突。一般地说，各行业、各单位考虑自身的利益比较多，而对其他部门则考虑比较少。经济法规从全局和整体上考虑问题。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关系，防止力量的互相抵消，资源和劳动力的浪费，使之形成一种发展经济的综合力量，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取得最佳经济效果。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

一、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的逻辑起点

如果仅从字面理解，经济法立法权即关于经济法的立法权，但是，倘若进行深入分析，就可发现经济法立法权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内容。而要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首先应该从经济法立法的概念入手。

由于目前理论界对经济法立法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经济法立法权的准确把握。

我国理论上至今尚未严格区分“经济立法”、“经济法立法”，把两者直接或间接简单混同，替代使用或模糊使用，而没有注意到两者存在的区别，人们往往在使用本来意义上的“经济法立法”时，也以“经济立法”来替代之（注：如有的学者认为“经济立法是指国家机关根据立法权限依照法定程序制定、颁布，或者修改以及废除经济法律经济法规的全部工作和活动。”参见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基础理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32页。），反之亦然。笔者认为，“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立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和术语，两者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区别：首先，从字面解释上看，“经济立法”既可指为了调整经济关系而进行的一切立法活动，也可与“经济的立法”等同，指关于调整经济关系方面的所有法律、法规。“经济法立法”从动态上看是指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进行的专门性立法活动，从静态上看是指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通过立法活动形成的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渊源。简言之，经济法立法指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用以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立法活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其次，从产生阶段看，经济立法产生时间远远早于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经济立法作为国家关于经济方面的立法，始自于国家和法的产生，即自从有了国家和法之后，就有了国家关于经济关系方面的立法，最早时期的经济立法在内容上只是整个立法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渊源上与调整其他社会关系的法都处于“诸法合体”状态，并不是特指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现代，“经济立法”仍泛指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所有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立法表现形式。“经济立法的综合性，是由它包括大量属于不同法律部门的立法，包括调整经济活动的一切规范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注：〔苏〕M.H.彼特罗夫：《经济立法的体系》，载《苏联经济法论文选》，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页。转引自宋维义编：《外国经济法理论资料类编》，群众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59页。）。无论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还是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刑法、民法、行政法、劳动法、诉讼法等，只要其中含有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的，都应属于“经济立法”的范畴，因此，“作为综合性立法来说，经济立法是各个部门法规范的某种聚合和联合，这些规范仍保持部门法规范的特点和性质。”（注：〔苏〕M.H.彼特罗夫：《经济立法的体系》，载《苏联经济法论文选》，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页。转引自宋维义编：《外国经济法理论资料类编》，群众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59页。）而且经济立法始终伴随着阶级社会的整个进程，只要存在着阶级和国家，就会存在国家用于调整经济关系的经济立法。而经济法立法是在社会发展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后，基于国家宏观经济意志化的需要，为了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的目的，作为国家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法律手段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因此，经济法立法就是在特定的社会阶段国家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进行的立法活动的总称。再次，从调整对象和逻辑上说，经济立法是关于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立法体系的总和，而经济法立法是关于调整一定范围经济关系即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宏观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经济关系的部门法立法。故经济立法是包容经济法立法的属概念，经济法立法是包容于经济立法的种概念，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经济立法具有更为宽广的外延。它除包含经济法立法的内容之外，还包括以其他部门法形式体现的调整有关经济关系的内容。最后，从立法目的上看，经济立法的目的具有多样性。经济立法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不同部门法和宪法中基于对相关经济关系进行调整而规定的经济立法内容的目的各不相同。而经济法立法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即为了实现政府对宏观经济关系的干预、管理，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综上可见，“经济立法”与“经济法立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了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避免产生歧义，应该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这是精确把握经济法立法权概念的前提。

二、经济法立法权的界定及其价值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的地位；法律部门

论文摘要：从经济法产生﹑法律部门划分标准﹑经济法与几个法律部门的关系﹑经济法的重要作用出发，拟探讨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在我国，“经济法”这一概念的出现和使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法在我国发展的这二十多年中，其是否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问题，笔者通过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以期阐明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一、从经济法的产生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经济法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1775年撰写的《自然法典》中。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度的自由竞争引起生产和资本的不断集中，垄断市场的倾向日渐显著，产生了各种市场弊端，资本主义的矛盾空前激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始改变经济政策，加强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国家对自由市场干预的法——经济法应运而生。

从上面经济法的产生过程，可见经济法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虽然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有其天然优势，但是市场又存在着盲目性和滞后性，易导致不正当竞争及垄断行为产生等弊端，为保障社会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同时发挥市场及国家必要干预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而经济法既在微观领域对经济进行规制，又在宏观方面对经济进行整体调控的特性，恰好满足了这种社会需要，是其他法律部门不能替代的。

摘要:宏观调控作为国家治理社会、调节经济的手段有多种具体形式，且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相互联系，通常来说每一种具体形式影响的、涉及的都不仅仅是一个领域。立法作为其中一种，既具有影响政治生活的政治属性，也具有调节经济现象的经济属性。因此，作为一个有着双重影响的交叉领域行为，从经济学的角度、运行经济学的方法论对立法成本进行深入的分析，不仅为立法工作者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利于优化立法资源配置，而且大大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要求。

关键词:立法成本;法经济学;成本效益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突飞猛进，尤其是经济发展的速度令世界侧目。然而，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中不断涌现出的新矛盾新问题。若想解决、规避这些矛盾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就需要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应对。立法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更是需要合理有效得利用。但是，在许多法律法规相继公布的同时，立法资源浪费的现象频频出现。这不仅仅造成了立法资源严重浪费的后果，而且使法律之间出现了互相矛盾难以调和的情况，难以将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实践，因此很多法律徒留形式，难以发挥出应有的效用。所以，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原理从全新的视角对立法成本进行深入地了解和分析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可行性。

一、立法成本概述

与其他社会生产活动一样，制定法律需要一定的社会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这些就是立法成本。曾经人们对立法行为的认识程度还不够深，对于立法背后隐藏的本质的认知还具有局限性，仅仅将立法行为当作一种政治行为，认为立法是对经济基础客观要求所做出的政治反映，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但是随着社会中新问题新矛盾的不断涌现，人们开始明白法律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并且法律和其他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一样，与社会经济活动密不可分，因此基于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基本国情来看，立法活动更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于立法成本的细化可以促进立法效益最大化，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立法成本，顾名思义是指立法过程中所付出的所有社会资源的总和，包括前期立法的制定费用以及后期法律在日后的执行和实施中的成本。(一)立法资料信息收集费。出台法律法规的背景是社会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亟需规制解决，所以法律法规的目的是调节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健向前发展，因此每一项法律都要与社会实际息息相关，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制定基础，绝对不能凌驾于社会需求凭空制定。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部能够真正发挥出其效用的法律都必须经过认真的调研，明确制定方向、限定规范领域、搜集立法信息资料、总结事物发展规律、与当代实际相结合、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等等，这些都是立法前期必须准备的相关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而这些资料和信息的收集、工作人员耗用的时间精力以及在整理过程中所耗费的社会资源就构成了立法成本的一部分。(二)法律文本修订费和制作费。法律存在的意义是规范社会秩序，保障生活环境，为每一位公民服务。因此任何一项法律法规的制定颁布，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走进群众中去，深入了解民众需求，倾听民众心声，广泛征求社会民众的意见。对立法草案的各项条款和规定，大小每一处细节、每一个措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必须经过反复推敲，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且承载法律草案或是前期任何准备资料的文本纸张是需要支出的，制作文本也是需要费用的。因此，这些审议费、修订费和文本费也是立法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法律法规公布传播费。立法的目的是为了给群众提供行为的依据和准则，所以下一步就是传播法律，只有民众详细了解它的内容以后才会遵守，才会知道哪些行为符合法律规范、哪些行为违反了法律规范，行为才有法可依。只有公开的法律才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贯彻和实现，从而起到对社会生活的调整作用。而法律的传播是需要媒介和手段的，比如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的报道和宣传，这些都消耗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因此这些传播法律、法规信息的费用也是立法成本的组成部分。(四)立法机关存在以及运转所需的费用。立法这项行为是需要专职机关来执行的，它的存在以及运转需要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而且立法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制定机关，其特有的地位和作用又是其它国家机关所不能替代的，所以为了维持该机关的正常运作所支出的相关费用也必构成了立法成本的组成部分。除此以外，立法成本还包括执行和实施法律的成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问题频频出现，而法律又具有滞后性，所以法律法规也需要不断更新来满足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因此立法成本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二、法经济学视角下立法成本分析

一、关于经济法诉讼的相关理论分析

（一）经济法可诉性的概念

一般情况下，经济法的可诉性主要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狭义的经济法的可诉性指的是在经济法中为了能够更好地判断经济法纠纷的是非而使得经济法纠纷主体可诉于法律设计的判断主体的基本属性；广义层面上的经济法的可诉性指的是经济法主体行为的不满能否向发行机构进行相应的申诉或者仲裁，从而能够使经济法行为主体的权益获得保护的基本属性。广义层面上提到的法定机构并不单单限定于法院，同时还包括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仲裁委等法定机构。

（二）经济法可诉性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首先，可诉性是经济法不可缺少的基本属性。众所周知，法具有可诉性，可诉性是法律的本质属性之一。经济法作为法律的一个基本分支，所以同样也应该具有可诉性。法的基本属性是可诉的，应该摒弃至上而下的单项法律运行模式，实行法律准则的双向运行，而经济法是法律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部门法，它同样也应该摒弃单项运行模式，实行法的双向运行，法的可诉性这种本质属性就为经济法的可诉性提供了重要前提。其次，经济法的应然属性是可诉性。法律权利指的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基本利益，正是由于稀缺性和有用性，一般利益才上升为法律利益，这样往往会造成非利益主体的不满，就会为利益侵害打下基础。有了侵害的可能性，那就必须想法设法进行利益救济途径，诉讼也便产生出来。所以说，如果没有诉讼，该利益上升为法律利益就没有任何的作用和意义。经济法范围内有着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因为诉讼必不可少。经济法可诉性的权利救济和利益调整，在应然的情况下决定了经济法的可诉性特征。再次，经济冲突的严重形势造成了经济法可诉性的产生。随着当前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冲突的程度和种类越来越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作用。一般情况下，经济冲突的危害性极大，往往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的影响，经济冲突不能够得到自行和解，只有通过诉讼才能解决。所以说，经济冲突的严重性要求经济法可诉性的产生和发展，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经济法的可诉性是经济冲突严重的必然产物。最后，国外经济法可诉性的成功经验。国外经济法诉讼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英美法系模式，另一种是大陆法系模式。从西方国家来看，由于启蒙运动的影响，权利观念一直深入人心，法治传统源远流长，对权利的救济措施也极为广泛。在经济法领域，两大法系都明确规定了对权利的司法救济。其中关于经济法可诉性的规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公益诉讼。国外经济法可诉性的成功经验，为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立法存在的问题

数字经济的概念及其发展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当前国际社会最热的话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就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1999年，美国商务部《新兴数字经济报告》，把数字经济描述为电子商务以及使电子商务成为可能的信息技术产业两个方面。同年，美国统计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数字经济的具体范围，包括互联网、电子商务、电子化企业以及网络交易。可以看到，早期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基本都指向了电子商务以及IT产业。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崛起，数字经济所涵盖形态不断扩大，远远超出了电子商务以及IT产业的范围，很难再以行业或者产业对其进行界定。而到了“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与各行各业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融合，产生了更多的新业态。因此，各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产业层面，而是将其归结为一种经济活动。例如，俄罗斯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保障俄联邦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在生产、管理、行政等过程中普遍使用数字或信息技术的经济活动”；再如，韩国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互联网在内的信息通信产业为基础进行的所有经济活动”。2016年，G20峰会首次以数字经济为主题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并对数字经济进行了定义。《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个定义目前也被各方广泛认可并援引。结合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分析出数字经济的核心或者主要特征：首先，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其次，数字经济是以网络平台为主要载体；最后，数字经济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发展驱动力。而数字经济的法律规则也应当主要围绕这些特征来建立，使其适应和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中国数字经济法律政策现状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7年）》显示，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3%，占GDP的32.9%。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和立法机构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建何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罗马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研究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信息通信、互联网、数据保护等相关法律政策以及国际贸易规则相关方面的研究。立和完善面向数字经济的政策框架与法律体系，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政策积极引导鼓励数字经济发展

在发展政策方面，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先后制定多项政策文件，为数字经济营造宽松包容的发展环境。在总体推进方面，国家相继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等文件，鼓励和引导数字经济全面发展。其中，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要求充分发挥我国互联网的规模优势和应用优势，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各行业创新能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对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方面，有关部门制定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统筹应用基础设施建设和频谱资源配置，实施国家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乡村及偏远地区宽带提升工程，推动基本建成全球性能最优、规模最大的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在促进ICT技术应用、提升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国家制定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推动产业技术体系创新，为探索前沿技术提供长期支持。在促进数字经济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出台了《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促进网络空间开放共享；倡导发起《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不断深化网络空间务实合作，推动共建共享数字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