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构成范文10篇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随着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结构优化的环境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这给农业结构优化提供良机的同时,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尽管我国面积广阔,但由于人口众多,使得我国人均土地面积相比国际平均水平要低很多,此外,由于多种原因也致使农业生产的土地面积在逐年减少,对于这样的局面,要求农业经济结构要尽快从粗放原始的农业经济结构形式转向集约型的经济形式。在十一·五规划中也明确指出了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让农业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发展。因此,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化要抓住这次机遇,提前做好准备,进行严密规划,认真落实和执行。

一、农业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生产率低下,农业经济发展缓慢

造成我国农村投资比重小、农业基础设施不健全局面主要是受国家长期在资源配置上的倾斜政策所影响,才使得我国的农业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家庭式的、自给自足的发展状况,这样不仅造成农业协作程度低、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还严重阻碍了农业经济发展。此外,农民的耕作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受国家农业的土地所有权的影响。例如,占用农民耕地用于城市化建设时,不能给与农民足够的赔偿,这就使得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挫伤了,从而流失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低,技术含量总体比较低,缺乏竞争力

由于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多、比重大,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式经济方式,农村劳动力不可能全用于仅有的可耕地上。然而,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例如,一些乡镇企业通常是面向农村生产初级工业制品。但因人力资源的缺乏,没有相应的制度进行合理安排,造成乡镇企业的生产空间不大,缺乏市场竞争力,企业得不到稳定的发展,从而就无法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摘要:经济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何发展经济成为有待探讨的问题，若要发展经济，首先必须了解经济，了解经济法，而经济法中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便是经济法律关系。本文主要通过分析经济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便于进一步理解经济法律的内容。

关键词:经济法律关系;构成要素;经济法

经济保障着国家军事建设和国民生活水平，经济法则是国家对市场调控和宏观调控中发生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从作用上体现国家意图，保证经济稳步发展，在法律的规范下，避免出现市场动荡、不当竞争等混乱的现象。经济法律关系即对经济法延伸解释的一部分，是法律关系之一，具有更鲜明的灵活性、政策性和行政主导特性。

一、经济法律关系概述

从定义上来说，经济法律关系是指国家协调或调整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根据经济法的相关规定在经济主体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此可见，经济法律关系具有以下特点:(1)经济法律关系满足在经济法的基本要求，其前提就是以经济法作为独立存在的法律部门，且经济法律关系受经济法的调整;(2)经济法律关系必须符合国家调控规范的社会活动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政府及相关的经济管理机关具有主导性，即在大多数的经济法律关系中，一方为政府组织，另一方为公民或经济组织;(3)经济法律关系只存在于国家管理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国家利用其职能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4)经济法律关系所包含的领域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各个领域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二、经济法律关系构成要素

摘要:经济犯罪中情节和数额的规定表现出不同的立法形式。情节和数额在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的定位应当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而不是犯罪构成要件。规定概括性情节及数额的犯罪中，规定概括性情节的犯罪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规定数额的犯罪是否具有犯罪未遂形态应当具体分析。

关键词:情节；数额；立法形式；犯罪构成要件要素；

犯罪未遂在经济犯罪的刑法条文中，存在大量的情节和数额的规定。有的条文规定了“情节严重”这一概括性情节，有的条文规定了具体的情节，如结果、具体数额或概括性的数额。同样是情节和数额的规定，有的是基本犯的成立条件，有的是法定刑升格的标志。

一、经济犯罪中情节、数额的立法形式

经济犯罪中，规定情节、数额的犯罪大量存在，就基本犯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立法形式。

（一）单一性规定

就业技能是就业人员参与社会生产活动所具备的能力，就业技能结构是指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在就业人员中的分布比例。根据技能对劳动力分类源于WoodWard在1887年将劳动力分为“thecunninghand”(熟练的手工劳动者)和“theculturalmind”(有文化的脑力劳动者)。在当前的中国，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技术改变而产生大量结构性失业。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发现职场上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太少；而另一方面，广大雇主却在埋怨要招到自己所需要的技工越来越难。要解决这个问题，前提是要分析各行业目前的就业技能结构和发展趋势，为劳动者指明职业技能发展的方向。

就业技能的分类与度量方法

就业技能与受教育程度、接受培训多少、工作时间长短、职业性质和特点等相关，可从经济角度和社会角度来衡量。一些文献对技能划为四种：学术能力或者叫认知能力；一般能力；学习和运用技术的能力；人格智能。其中前两种是从经济角度考察，后两种是从社会角度考察。从经济角度测量技能具体依据有如下四种：证书、资格证等；工作经验；职业类型；教育程度。我国主要从经济角度考察劳动者技能。

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分析

(一)就业技能结构统计中存在的有关问题

我国在就业技能结构统计中主要面临以下问题：首先，我国各资料的取得方式主要是有关部门的统计报表、行政纪录和抽样调查，没采用过问卷调查方式。其次，统计资料存在时间断层。比如《中国统计年鉴》上，“分地区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年末人数”仅有1999年至2002年的数据；按“行业、性别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在2002年后才出现。这反映了我国在面临结构性失业问题的时候，却未对就业人员技能及就业技能结构引起足够重视。此外，统计指标在不断调整过程中也存在断层。例如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于1984实施后又在1994年、2002年做了两次修订，2002版和1994版在门类和大类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将1994版和2002版的相关行业进行归并分析，会造成较大的误差。如果要做就业技能结构时间序列上的数据比较，只能以2002年作为分界线。

一、“斯蒂格利茨命题”与中国实践

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剧变，给经济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失败的经济根源是什么？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如何才能有效实施？中国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失败中能得到何种启示？等等。

关于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受挫的原因，大多数人从经济制度、体制关系和宏观政策等偏重于宏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与此不同，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原因——过度集权、产品质量、激励机制、选择问题、会计核算与价格体系、竞争的缺乏、创新与适应性等具有微观经济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标准原因的序列中，没能提供有效的激励被排在显著的位置上。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激励……但是这种激励并没有直接作用于提高经济效率。”本文将之定义为“斯蒂格利茨命题”。

“斯蒂格利茨命题”的主要思想包括四个方面：（1）激励的实质是一个信息问题。如果一个组织或集权的机关具有某些信息来了解每个人此时正在做什么，或判断每个人应该做什么，而使产量最大化，那么就不存在激励问题了。（2）激励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效率。直接作用于提高经济效率的激励结构被称为有效激励结构。（3）社会主义激励匮乏是指缺乏有效激励结构，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经济对平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约束阻碍了有效激励结构的建立；政党体系不仅提供了一种报酬机制，而且也提供了一种控制机制；政治体制充当经济激励机制的部分替代物，使激励的导向发生扭曲，即经济尺度衡量的晋升与业绩的相关程度要比政治标准差一些。（4）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其他原因都与激励相关。这些失败原因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构成激励匮乏的基础，包括过度集权、会计核算与价格体系不完备、竞争的缺乏等；另一类是激励匮乏的结果，包括产品质量低劣、缺乏创新与适应性等。因此，激励匮乏被排在社会主义经济失败标准原因序列中的显著位置上。

根据“斯蒂格利茨命题”的观点，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主要路径是建立有效的激励结构，以改变激励匮乏的结果。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励结构？斯蒂格利茨认为，“激励问题与分配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建立有效激励结构的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激励结构方向，其中，“激励结构的一个基本方向在于报酬必须按照绩效（必须可以衡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只有这样，才会使劳动者勤奋地工作，使决策者作出提高产品质量的选择，使技术、管理等创新者和创新使用者对创新有内在的动力和需求。田国强也认为，一种经济制度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检验一种经济机制或规则是否运行良好的一个基本标准是，看它是否能够提供内在激励使人们努力工作并做出高质量的工作，激励决策者作出有利于他主管的经济组织的好决策，激励企业尽可能有效益地生产。

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面临着经济运行中的激励匮乏问题。为激活社会主义经济，两者都是从激励匮乏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即实行由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但是，两者转型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迥然不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成功，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巨大的差别？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中国的改革选择了渐进式的道路，这一道路是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成功道路，它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这两种要求之间的平衡；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相反的改革方式，产生了巨大的磨擦成本和社会动荡。中国在激励匮乏基础上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还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中起过积极作用；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初始条件，加上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宪法制度通过改革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宪法制度和利益结构保持了相对均衡，作为改革领导者和发动者的党和政府能在稳定和发展中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后金融危机时代，在我国转方式、调结构的全局战略下，为立足长远发展需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以达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战略。在此基础上高等职业教育应该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保持“双调联动”，以适应产业技术升级所带来的产业技术工人升级需求，从而真正实现职业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趋势。

一、经济结构的调整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更大的要求

教育作为社会延续和发展的工具，必然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与经济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更是表现突出：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影响着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结构以及授课方式。从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来看，每个国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职业教育的重点应是所处时期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部门，也就是说职业教育的发展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而转移的，须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需求保持一致。二是技术结构的状态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世界经济发展情况表明，人才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与人才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保持同步的趋势，这就要求有与之相配套的教育结构来培养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技术人才。作为职业教育则应紧密根据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结构的变化、技术结构的要求建立与之适应的层次结构，满足生产管理第一线各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针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就业压力总体上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等，我们需要对形势做一个冷静而客观的分析，并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揽子政策措施。

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职业教育的升级关键所在

经济结构的调整要做好转方式、调结构，关键是好字当头，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意，也是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迫切要求。因此我们要把产业升级作为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向，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协调推进，通过产业升级促进结构调整，从而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健康发展；要把技术创新和技术升级作为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路径，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调结构、促转变，把职业教育作为当前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来抓。而无论是重视创新职业教育还是加快产业升级，都必须着眼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紧紧围绕“好”字做文章，围绕“优”字谋发展，从根本上做好产业技术工人的升级。

三、职业教育对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的反作用

产业结构是各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与联系方式，它动态地揭示了这种联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趋势及各产业的替展规律，也静态地揭示出一定时期内产业间联系和联系方式的技术经济数量比例关系。可以说，产业结构的优劣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增长质量的优劣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为此，要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优质增长，就必须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现在不合理、低效、不环保的产业进行调整，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

一、经济视角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几点不足

（一）忽视资源环境的禀赋性

传统的产业结构调整以产业资本有机构成和技术含量为主导，重视各产业的构成比例、强调产业梯次转换，往往采取改进区域内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生产联系和比例关系的方法来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对各区域间产业结构的生态性和资源环境的禀赋性重视不足。在经济发展初期，这些资源要素对该产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当产业进一步发展时，知识和技术等需要长期投资和培育才能创造出来的要素逐渐变得稀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环境的保护，出现资源瓶颈和环境制约现象，甚至出现恶性循环现象，影响产业发展。

（二）忽视产业结构性污染

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工业生产的影响，我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都具有趋同性。如大多数县区都有中小型的砖瓦厂、酒厂、肉联厂、食品加工厂、造纸厂、纺织厂、毛巾厂、印染厂等等。这种重复建设是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重要根源，在水泥、化肥、钢材、玻璃、机床等行业尤其明显。这种产业发展状况必然造成该地区自然资源的相对紧张，片面追求产业外延扩大再生产，地区内旧有的产业结构矛盾尚未解决，又出现新的重复建设产业项目。我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往往忽视对这种结构性污染的调整，导致各县区间相同产业间的低水平过度竞争，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资源利用的高消耗、技术改造的高成本和环境保护的高代价。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1960)正式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把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归功于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之谜迎刃而解。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以卢卡斯(1988)和罗默(1990)为主要代表）延续并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思想，把人力资本内生化于生产函数之中，新增长理论的兴起与发展是经济增长理论应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一个重大变革。

本文打破从总量上进行分析的常规，运用相对成熟的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人力资本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提出了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新思路，从实证的角度说明各产业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度。

一、人力资本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的理论分析

人力资本是蕴涵在劳动者身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与技能，人力资本的载体是人。所谓的劳动力流动，是指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劳动者为了与生产资料结合的需要，在生产过程之外，在不同的地理区域范围和不同的工作岗位之间的迁移和流动。

劳动力之所以存在迁移与流动，是因为劳动者作为理性人，具有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高的劳动报酬和更高的满意度等的动机。劳动力迁移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同样可以解释产业间的流动，生产率高的产业（部门）对生产率低的产业（部门）的劳动者更有吸引力，就业率高（劳动力资源稀缺）的产业（部门）对就业率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产业（部门）的劳动者更有吸引力，劳动者报酬率高的产业（部门）对报酬率低的产业（部门）的劳动力更有吸引力，这都诱致人力资本在产业间流动。

产业人力资本流动和配置的一般规律与产业发展规律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二者相一致时，将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加快经济增长；当二者相悖时，将会导致产业结构以致经济结构的更加不合理，从而使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一、我国农业结构变动是影响农业增长的主要途径

（一）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农业要素转移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经济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产生要素转移效应。我国农业结构中，种植业长期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现在，种植业占农业结构比重超过50%，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三者加起来不到一半。在农业的四个部门中，种植业的生产效率相对较低，而畜牧业和渔业较高，我国农业结构变动的过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种植业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畜牧业和渔业的结构比重则持续上升，伴随着这一过程，农业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由种植业不断向林牧渔业转移，不但农业产出的量不断增长，而且农业产出的质也在不断提高。我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总体来说，要素转移效应从“质”的角度揭示了农业经济结构变动影响农业产出增长，长期来看，农业经济发展就是农业产出与农业结构都不断变动演化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产业关联是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指产业间以各种投入品和产出品为连接纽带的经济结构形式。在社会化生产中，农业产业一方面依赖其他产业的投入以形成并发挥本产业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又依赖于其他产业的需求关联，销售本产业的产品，投入产出联系构成产业关联的物质基础。产业关联的方式包括产品、劳务联系；生产技术联系；价格联系；劳动就业联系；以及投资联系等。产业关联的类型可以分为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单向练习与多向联系；顺向联系与逆向联系。产业关联分析的是产业结构与产出增长在“量”上的联系。

为便于分析，本文主要考虑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联关系。农业各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如表1所示，下面分析产业关联对总量增长的影响。

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在税收之债的制度构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基于租税法律主义的要求，税捐债务在税法所规定的金钱给付义务的构成要件实现时即告发生。因此，只有满足税捐构成要件，才会发生税捐债务，此即所谓“构成要件合致性原则”。[1]由于税法侵权法的特性，必然要求税收构成要件必须由法律明确加以规定，以使“国民对国家之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见并可以预测”。[2]因此，有必要对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加以考察。

一、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重新解读

（一）税收要素的传统学说的不足

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学界亦称为税收要素或课税要素，是在实体的税收规范中，所规定产生税捐债务的各种抽象前提要件的整体而属于一项总括的概念。[3]它所解决的是税收之债的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的具体形成问题。学界对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研究是较为深入的。如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课税要素包括纳税人、课税对象、课税对象的归属、课税标准以及税率五种。[4]台湾学者陈清秀认为，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应包括税捐主体、税捐客体、税捐客体的归属、税基、税率。[5]此外，我国学者则提出了税法主体、征税客体、税目与计税依据、税率、税收特别措施、纳税环节、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税务争议和税收法律责任等税收要素。[6]

从税收之债的成立的角度来说，学者们对税收要素的概括仍有所不足。具体说来，纳税人仅仅代表了税收之债的一方当事人，即承担税款给付义务的税收之债的债务人，作为享有税款受领权利的税收之债的债权人则并未予以反应。尽管以税捐主体取代纳税人，足以弥补上述缺失，但由于征税客体仅仅表明税收之债所依存的对象，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或者可以作为各个税种相互区别的标志，却很难表征税收之债成立与否。以增值税为例，增值税以商品和劳务为其征税对象，但单纯的商品或劳务的存在本身并不会产生增值税的税收债务，而仅仅在商品经销售或劳务经提供之后，税收债务才会现实的发生。税法上所规定的征税客体，仅仅限定了税收之债所指向的对象，而该对象只有与税收债务人的经济行为相联系，才能现实的导致税收之债的发生。我国学者对税收要素的总结几乎囊括了对税收之债产生影响的所有要素。但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纳税期限、纳税环节所涉及的仅是征纳的程序问题，即如何以及何时履行债务的问题，并不影响实体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另外亦有学者认为，税收优惠措施也是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7].但税收优惠措施仅在个别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中存在，并非一般的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而是特殊的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税务争议本身即是针对税收债权债务发生的争议，并不最终决定税收之债的成立与消灭。而税收法律责任是在税收之债未被完全履行时由相关义务人所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是在税收之债成立之后发生的，也不会影响税收之债的成立。

（二）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与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