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治范文10篇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法治”建设的总体规划及部署要求，推进“法治”建设，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以“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共建和谐社会”为主题，按照“法治”建设的总体规划，紧紧围绕“保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的任务，以“诚信守法企业”建设为重点，以“法律进企业”活动为载体，全面提高全区经济法治化水平，努力为经济社会建设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二、组织机构

区经济贸易局局长同志为区经济法治建设协调指导组组长，牵头单位分管负责人为副组长，各责任单位分管负责人和各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为成员，具体负责经济法治建设组织领导。协调指导组办公室设在区经济贸易局。

三、主要任务

摘要:近些年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生态经济这些概念被不断的提及，拟从生态经济方面通过介绍国外法治化经验得到启示，用以指导国内生态经济法治化研究。鉴于篇幅的限制和有限的资料，以及与我国国情的相关性，主要从澳大利亚和德国两个国家入手进行研究，得到经验。因为两国在生态经济法治化研究领域处于世界先列，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生态经济;澳大利亚;德国

一、生态经济的概念

生态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最早产生在经济学领域。按照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要求，运用相关的生态经济学原理，开发新能源，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资源消耗方式，促进产业发展，达到经济和生态和谐发展的目的。生态经济不仅能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是符合经济新常态具体要求。生态经济法治化研究和施行比较成功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例如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对国外生态经济法治化较为完善且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研究分析，达到对我国生态经济法治化研究的启发作用，为我国的经济转型提供法律方面的参考。

二、国外生态经济的立法概况

(一)澳大利亚生态经济的立法概况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法治”建设的总体规划及部署要求，推进“法治”建设，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以“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共建和谐社会”为主题，按照“法治”建设的总体规划，紧紧围绕“保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的任务，以“诚信守法企业”建设为重点，以“法律进企业”活动为载体，全面提高全区经济法治化水平，努力为经济社会建设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二、组织机构

区经济贸易局局长同志为区经济法治建设协调指导组组长，牵头单位分管负责人为副组长，各责任单位分管负责人和各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为成员，具体负责经济法治建设组织领导。协调指导组办公室设在区经济贸易局。

三、主要任务

1.课题的由来

1985年7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座谈会”期间，根据会上提出的“力争在七五期间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的精神，草拟了《为七五计划配套的七五经济立法规划设想》。8月2日，总理批示：“原则同意，可征求有关方面意见，报国务院。”之后，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广泛征求了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专家学者数百人的意见，其中参加这一座谈会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8月底的“全国科技立法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搞好七五经济立法规划的实施。这一建议得到与会者赞同。10月4日，钱老在审阅《七五经济立法规划设想》（第2稿）时来信指出：“为了保证即将制定的几百个法规的内在协调性，以及与更上一级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建立法治系统工程已刻不容缓。”钱老对政府立法工作的关心以及所展现的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可以使我们的传统观念和方法面临巨大变革的现代科学技术，使我们认识到，为了加快经济法治建设，尽快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组织跨学科的软科学研究，确已刻不容缓了。

1986年初，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和中国经济法研究会负责人顾明、王正明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专门研究经济法治系统工程的课题组。该课题并被列入国家科委首次软科学研究课题项目。经济法治系统工程研究总课题分三个层次进行。

（1）建立法律法规的检索系统：当时组织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法制信息中心、计委的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法制局信息中心等单位开展这项工作。10多年来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各种版本的法规检索光盘已十分普及，广泛服务于各个方面。本文对此不再作介绍。

（2）建立经济法律专家系统：由法规检索、法律问答、典型案例分析和专家的技术逻辑思维这4个部分组成。

（3）建立整个经济法治系统工程：把立法专家的技术性逻辑思维编成计算机逻辑规则，对法律法规草案进行定量分析，运用系统工程技术辅助判别法律法规草案和立法规划、立法计划等项工作的整体性、协调性、层次性，以及是否完善、周密、准确、并进行可行性模拟试验和调整。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国家的整个经济法治的数学模型，进行预测并优化，进一步和国家的社会、经济系统一起相互作用，达到社会、经济、法律这三个系统的整体配套，相辅相存。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调整日益复杂多变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调节和控制整个经济的运行，使经济活动的新秩序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

经过20余年的探索、实践，我国的改革、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积累了不少问题，经济、社会正面临着转折关头，挑战和机遇并存。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在客观、恰当地评价已有成绩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明确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和大政方针，意义十分重大。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法的调整，需将其纳入法治的轨道，因此，《决定》在着眼于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对经济法治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要求，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一、经济法治的体制和机制性障碍犹存

《决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评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着诸多体制性障碍。法治作为上层建筑，也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所谓体制性障碍中无疑也包含着经济法治方面的障碍。

障碍之一：立法及其指导思想方面

法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它从何而来？从无法无天的时代一路走来的国人，不免被笼罩着法的某种神圣光环所迷惑，仿佛立法机关和任何有权制定规则的机关就是神仙皇帝，对其公布的法条产生崇拜，忘记了或不了解法永远是不同主体及利益博弈的产物，权、利及其制衡是法的固有秉性。

纵观现实生活，人们看到，许多法律、法规、规章的出台，是主管部门急于藉助法律获得权力、某些人大代表对某事甚或一己之义愤，以及领导人的关注或偏好的结果。在法的制定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未能充分表达意见，并被吸纳到法中去。即使采取公布法案采集意见、召开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的，立法者也往往不能站在大多数人长远利益的高度取舍、集中各方意见，仍是拍脑门子决策。如此出台的法，自然反映民意不够，要么脱离实际，要么缺乏大多数人的认同而成为具文，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对于这个问题，除了制度化的立法程序外，最主要的解决之道是要加强立法过程和决策的民主参与、监督，让民众和媒体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令有违民意和科学、公义的人无地自容，引咎辞官。法（治）的精神、原则和主要制度在各部门法间是相通的，许多看似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的问题，其实并非部门法问题，而是一般法治问题。

[关键词]市场经济；法治秩序；法律规则

[摘要]当前，在整治社会经济秩序及规范市场中，行政管理只应弱化，而行之有效者在于必须强化法律手段。为此，应该进一步完善民事立法、经济行政立法，加强行政立法和依法行政、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法，使我国尽快从一个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这是解决目前我国经济秩序混乱的根本途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例如，经济欺诈现象较为严重，逃、废债行为相当普遍，债权人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金融诈骗、逃汇骗汇、骗取出口退税等违法犯罪行为仍较为猖獗；假冒伪劣商品愈演愈烈，不仅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危害了许多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地方保护、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依然存在，并妨碍了统一市场的建立。这些混乱现象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败坏了国家信誉和改革开放形象，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也给人民群众和广大消费者造成了损害。当前，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行为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关系到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重大问题，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

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可以有两种手段供我们选择，一种方式是强化行政管理、扩大行政权限、加强行政处罚；另一种方式是强化法律规范和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前一种是行政手段，后一种则是法律手段。我认为，当前单纯依靠强化行政手段来治理混乱秩序并不能够取得应有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在于，尽管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国仍处于从集中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政府虽然在很多方面采取了各种简政放权的措施，但政府享有的行政权限与市场经济的需求相比，仍然过大。例如，政府各种名目繁多的审批和处罚、对交易自由和财产自由所设定的各种不合理的限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市场主体所应当享有的必要的自由，也障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行政权力不是应当强化，而是应当逐渐弱化，这一点已经形成了社会的共识。而强化行政权力，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市场主体所应享有的自主自愿，而且与改革的方向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不符合的。另外，强化行政权力，不能从制度完善上来解决市场秩序混乱的问题，有可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短期内或许能够见效，但从长期来看，难以产生应有的效应。

我认为，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必须要强化法律手段。也就是要通过加强立法和执法，强化依法行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尽快地使我国从一个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当前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进一步将规范市场与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结合起来，作为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只有加强法治，强化法律的规范和管理，才能真正建立市场经济的规范和秩序，其理由在于：第一，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是平等的，其利益是多元的，资源也是不断流动的。因此，市场经济要求实行自由的交易和公平的竞争，这些必须要靠法律来维持正常的秩序。例如，在计划经济时代，可以通过行政的调处、领导的平衡和干预来解决各种经济纠纷和民间纠纷，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形成于旧体制的解决争议的方法已被证明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的需要。在一个开放的、自由平等主体的交易构成的市场经济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必须要靠法律来规范，而其产生的纠纷也必须主要应当靠最终解决争议的机构——人民法院来解决，这就是说，要通过法律手段来形成秩序。第二，从目前市场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来看，尽管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转型时期社会变动的负作用，需要靠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制度的重建来解决，但相当多的问题仍然是法治不健全、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等原因造成的。例如，假冒伪劣现象难以得到有效的根治，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地方保护主义、以罚代刑和处罚不力造成的。第三，通过法律手段来整治秩序，这就是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建立长期、稳定的市场监管体系，解决市场混乱的问题，真正使市场经济形成良性的循环。

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规范市场，建立市场法治秩序，需要加快立法的步伐，这是解决市场混乱的根本途径。

摘要：在当前建构和谐社会、共筑中国梦的时代背景和倡导之下，我国要通过大力开展公民普法教育，以培育具有现代法治意识的公民，了解和明晰公民的普法教育问题在建构和谐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并全面思考我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探索我国经济法在依法治国中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探寻我国经济法实施的优化策略和措施，更好地推进普法教育中的经济法的有效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普法教育；经济法；发展；价值

在建构我国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以民主和法治为本质，必须以培育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为前提和基础，要认识到普法教育在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回溯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分析我国经济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充分把握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更好地探寻经济法在普法教育中的有效实施路径，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普法教育的作用

（1）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前提。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实现民主法治、安定有序、公平正义的目标，就要以普法教育为前提和基础，将普法教育落实于社会管理、发展的各个实践环节之中，树立全民法治意识和观念，通过民主法治保障公民的最大化利益。（2）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础工作。在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要努力培养和提高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使之获得最广大公民的普遍性服从，才能更好地规范行政行为，在地域差距明显的环境下实现和谐社会，成为治国方略的重要基础工作和前提。

二、我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为了培养具有一定经济法律素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在经济管理、财务金融等应用型非法学专业普遍开设了经济法课程。由于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本身的边缘性，目前，该课程的内容体系，仍然是在“经济法”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所作的增减和修补；各种课程内容重构的实践，本质上还不是从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本身的性质和目标出发所作的构建。本文试图对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内容重构的必要性和路径做一番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经济法课程内容体系的具体设想。

一、课程内容重构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重构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内容？一个基本的理由是：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与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存在实质的区别。那么，这种实质区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从逻辑上说，认定一门课程与另一门课程存在实质区别，可以从课程的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应用场景这些基本面去判断。事实上，与法学专业相比，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在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应用场景三个方面存在实质差别。以下是具体的分析：

（一）课程目标不同，决定了课程内容重构的必要性

法学专业总共有十四门专业核心课程，这十四门专业核心课共同服务于奠定各法学专业的基本法学素养这一人才培养目标。作为法学课程的经济法，其课程目标是：养成经济法领域的法学素养。相应地，经济法课程在内容上必定是涵盖了经济法学科领域的学科发展背景、学科基本理论和基本法律制度在内的完整知识体系。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只是非法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其课程目标是：养成非法学专业人才的经济法律素质。很显然，经济法律素质与经济法领域的法学素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因此，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不可能采纳或“借鉴”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内容，必须重构其内容体系。

（二）课程性质不同，决定了课程内容重构的必要性

一、法治建设的需要

（一）摒弃人治转向法治我国从1992年开始，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然而从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不仅需要观念的革新，而且需要制度的保障。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论调，提示我们这种制度保障就是以法律制度为依托发展市场经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而形成的权力经济意识形态，是与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要求相违背的，因为计划经济是以人治理念为支撑的，而市场经济反对、排斥人治，崇尚法治。虽然说人治和法治都是一种治理艺术，但是美好的东西，一旦经过了“人”的手，就会腐败变质了，而法治则不同，它是人类通向完美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梯。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权力都掌控在国家的手中，一切都由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领导人说了算，公民只能按照国家的配给进行消费，不准进行自由竞争贸易，否则就是投机倒把。而市场经济要求国家放开管制，让市场发挥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市场运行过程中只遵循法律，一切都由法律去调控。即使出现市场失灵现象，政府也不是随时可以进行干预的，而是由法律规定政府介入经济的时间；干预也不是无限度的，政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合理限度内进行适度调控。这种为政府协调市场经济提供依据的法律，正是社会治理模式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桥梁。但是，此种法律的功能究竟由哪个法律部门来担任，经过长期的论辩，我们发现民法、行政法都不能胜任，因而经济法应运而生。

（二）法律体系的完善社会法治化是每个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趋势，而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可见实行法治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因为法律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国家法治成熟和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法律体系内部存在着如人类社会一样的分工，即法律部门的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各司其职才保证了法律机制的平稳运作。如上文所言，正是民法和行政法不能承担经济法的职能，才有经济法存在的必要，基此，下文将从三个法律部门之间的不同之处阐述经济法的存在对法律体系完善的意义。

1.民商法和经济法民商法和经济法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虽然都会涉及经济性内容的社会关系，使二者有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还是有本质不同的。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民商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中，有国家和经营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有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以及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其次，二者的价值取向不同，民商法以保护私人的个体利益为旨归，而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再次，二者的调整机制不同，民商法保护私人所有权和合同自由，属于私法的范畴，而经济法重在运用国家公权力协调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很强的公法色彩（当然，这并不说笔者认为经济法属于公法，因为经济法的私法性质也是不能忽视的）。

2.行政法和经济法行政法是规范国家行政权力运行的法律，目的在于控制公权，保护私权，防范行政权力滥用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经济法虽然也涉及到国家公权力的运用，表面上与国家行政相同，但其权力是针对国民经济的协调而发挥作用的。两个部门法之间的交叉联系是当然存在的，例如，国家行政机关会出台某些经济调控政策，可是我们也要看到二者之间明显的区别：第一，经济法更注重的是经济民主，而行政法重在强调行政民主；第二，经济法的目的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行政法只要求依法行政，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第三，经济法调整的是经济管理关系，而行政法调整行政管理关系。从以上三个法律部门的比较之中，可见经济法所特有的协调国民经济运行的功能是民法和行政法所不能取代的，因此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能抹灭的。

二、法律自身目的要求

背景与问题

从改革的维度看，基于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日渐明晰，国家试图通过相应的经济和法制变革，实现如下双重目标：一方面，减轻市场主体的压力和负担；另一方面，推进政府的职能转变。而由此形成的“双向运动”中，贯穿着一条重要的逻辑主线——“减负与转型”。从法治的维度看，减负与转型同各类主体在法律上的权利和权力的再分配直接相关。通过法律上的权利与权力的有效配置，确保主体负担的适度，是减负与转型都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从发展的维度看，减负与转型会涉及相关主体的发展能力、发展权利、发展责任等问题，因此，它不仅与改革、法治直接相关，也是促进发展的具体路径和手段。可见，在国家全方位推进改革、法治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减负与转型作为贯穿经济和法律变革的一条重要主线，凝聚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核心问题，需要多种法律的综合施治和有效调整，而其中经济法的作用尤为重要。本文拟构建“系统理论—分配理论—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推进减负与转型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解析，探讨如何通过经济法的制度调整来推动市场主体与政府的“双向减负”和“主体转型”，并在此过程中提升经济法治的水平。本文试图说明，减负与转型有助于实现经济系统的优化，促进公平分配和有效发展；我国当前市场主体负担普遍过重，有其深刻的制度原因；必须通过经济法的“制度转型”，推进法治框架下持久的“制度性减负”，促进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真正转型；同时，应不断优化经济法及相关法律的结构和功能，以解决广泛存在的主体负担失衡问题，从而促进改革的深化和法治的发展。

推进减负与转型的理论解析

（一）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在经济法理论中有三个重要命题，即经济法是“治国之法”“分配之法”和“促进发展之法”，由此展开，可以整合为分析减负与转型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即“社会系统中的分配与发展”或“系统—分配—发展”，以揭示运用经济法推进减负与转型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相关的法律基础和目标实现等问题。（二）系统理论的维度。首先，从市场系统和政府系统的关联看，要确保两大资源配置系统的有效性，并协调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如果市场主体负担沉重且政府职能定位不清，就会影响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减轻市场主体的过重负担，转变政府不适当的职能，既是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可见，推进减负与转型，有助于提升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解决“两个失灵”问题。其次，上述的市场系统和政府系统，都属于广义的“经济系统”，需要经济法对其资源配置作出法律调整，以通过制度化的分配，既使各类主体的负担较为适度，又能推进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主体适时转型。在此过程中，经济法调整既要使市场系统和政府系统分别提供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又要兼顾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源分配公平（其中包括主体负担分配的公平）。最后，在上述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方面，经济法能否实现提升效率和保障公平的目标，取决于经济法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经济法在规范结构上包括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大规范群，而两类规范与政府职能以及相关主体的负担均密切相关。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具有推进减负与转型的内在功能，这是系统理论的“结构决定功能”原理的重要体现。可见，从系统理论的角度看，运用经济法推进减负与转型，既有助于两大资源配置系统的优化、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又有助于兼顾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此外，由于经济法的各类具体制度对减负与转型均有重要影响，这种规范结构所形成的特有功能使经济法在解决减负与转型问题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运用经济法推进减负与转型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三）分配理论与发展理论的视角。1.分配理论与主体负担调整经济法如何有效促进公平分配一直备受关注，并日渐形成了经济法上的分配理论。从分配理论的角度看，减负与转型所需解决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主体负担”问题。主体负担的轻与重，直接影响国家的治与乱。在主体负担的分配或调整方面，法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近些年来，国家力推减负与转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减轻主体负担，激发各类主体的活力，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新动力。同时，通过更合理、更公平的分配，使各类主体各得其所，从而增进社会的团结和凝聚力，促进各类主体的全面发展。由于主体负担的调整不仅涉及国家与国民的分配关系，也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因而需要在经济法甚至宪法上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力和权利。总之，减负与转型都涉及相关主体负担的调整，经济法必须对相关主体的权义作出明确规定，以保障主体负担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而基于公平合理的分配所形成的主体的适度负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要考虑主体的经济承受能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以及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需要，兼顾纵向公平和横向公平。2.发展理论与经济法推进作为“发展促进法”的经济法，在规范结构上拥有大量“促进型”规范，因而不仅具有传统法律定分止争的功能，还具有促进发展的功能，这是其能够有效推进减负与转型的内在原因。以冈纳•缪尔达尔为代表的“制度主义发展理论”认为，经济系统并非一个自我调节的体系，需要把握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平衡；同时，某个领域一旦发生某种变化，社会系统就会按照其惯性，使这一趋势强化并继续发展，甚至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国家有计划的整合活动，推动分散的个体经济的进步。在经济法领域，应当结合“主体负担”这个影响发展的重要问题，针对如何推进减负与转型，确定“发展导向型”的制度建设路径。总之，推进减负与转型有助于提升相关主体的发展能力。针对复杂社会系统的惯性以及各类因素形成的“循环累积因果影响”，需要通过法律制度，特别是经济法制度，来推进减负与转型。这有助于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等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并实现个体和整体的发展目标。上述解析表明，运用经济法推进减负与转型不仅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而且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因此，应当大力推进减负与转型的制度实践，并在实践中发现相关问题，以不断完善经济法制度，提升经济法治的水平。

推进减负与转型的经济法实践

不同时期的减负与转型都离不开经济法的有效调整，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的新时期，有必要基于经济法推进减负与转型的制度实践，结合前面的理论解析，探讨并揭示其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以在完善经济法治的前提下推进系统优化、公平分配和有效发展。（一）推动“双向减负”的经济法实践。首先，在市场主体的减负方面。我国近年来着重通过经济法领域的减税、降费、放松管制等调控和规制手段来降低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的成本和负担，并不断完善相关治理的体制和机制，力求通过公平合理的“分配”，来促进市场经济的有效“发展”。其次，在政府的减负方面。在过去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的理念下，政府的负担无疑最重。只有真正转变观念，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厘清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使政府回归其本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也会使其负担大为减轻。可见，两类主体的“双向减负”有助于提高效率，增进社会总福利，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系统的优化和“减负增效”的目标。唯有推行“制度性减负”，才能避免“随机性减负”或“临时性减负”所带来的缺少预期、负担不确定等问题。为此，必须强调负担法定、负担适度的原则，以有效解决主体负担的“周期性反弹”问题，在有效解决减负问题的同时，推进政府的转型。（二）助推“两类转型”的经济法实践。1.主体转型在政府转型方面，从无限政府转为有限政府，从管制型政府转为服务型政府，使政府真正履行其基本职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转型的应然目标。我国《宪法》第15条是政府转型的重要依据。由于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是现代政府应提供的重要公共物品或广义的“公共服务”，因而对着重实施调控和规制的服务型政府，也可称之为“调制型”政府；而对上述调控和规制职能集中作出规定的经济法，则必然要在政府从“管制型”向“调制型”转型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我国PPP实践存在的诸多问题，大多与政府转型不够有关。在市场主体转型方面，至少需要关注两个层面的转型：第一，应在整体意义上，将市场主体从以往大量的行政管制中解放出来，使其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转型，成为真正有较大市场自由度、交易自主权的主体；第二，应在个体意义上，使市场主体向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政府鼓励的方向转型。上述第一个层面的转型，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由经济法推动，但至今尚未完成。上述第二个层面的转型，在当前尤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涉及经济法领域的财税法、金融法、产业法、价格法、竞争法等多种法律的调整。在上述两类“主体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通过转型，减少不必要的审批和干预，专注于行使其调控和规制职能，就能够切实减负，提高调制效率；而企业因政府转型而减少约束和减轻负担，就能获得更多经济自由，从而有助于其自主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提升经济效率。可见，“主体转型”能够促进“减负增效”，并有助于在整体上实现“系统优化”的目标。2.制度转型我国《宪法》第15条既为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向现代的“调制型”政府转变提供了重要的宪法支撑，也是我国“经济宪法”转型的重要体现。与此相对应，规范和保障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经济法，也为向“调制型”政府转型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法律基础，其对于推动政府转型所发挥的作用也更为直接。上述经济宪法和经济法对于政府职能的明晰定位和系统规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整体转型。基于制度转型的要求，国家应在制度建设中力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其中，“放”更强调减少行政干预，“管”更强调依法监管。正是通过上述“放管结合”的制度转型，各级政府才能更好地行使其调控和规制的职能，并作为“调制型政府”成为受经济法约束的重要主体。上述各类“制度转型”的关键，是提升相关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制度转型的重要目标，应当是构建包容性制度，并以此促进包容性发展。能够保障民生，使国民负担适度的制度，才是具有包容性的好制度。经济法制度也必须向更有助于促进公平合理分配和推进经济社会有效发展的方向转型，这样才能保障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发展。可见，经济法制度要更好地推动两类主体的减负与转型，其自身也需要从“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转型。要真正解决主体转型问题，就不能单纯倚重一般的政策或行政手段，而恰恰应基于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着力推动“制度转型”，以实现真正的“良法善治”。（三）推进减负与转型的经济法实践总结。减负与转型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面对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国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减负与转型则是其重要内容。其中，在减负方面，通过降低各类成本来减轻企业负担，是增进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手段；在转型方面，通过企业个体或行业整体的转型升级以及以职能回归为目标的政府转型，来实现整体上的“提质增效”，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和重要路径。国家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思路和实现路径是“降成本、去杠杆、减负担”。要做好这些“减法”，真正实现“减负”，离不开经济法的推动。不断降低各类成本，减轻市场主体的负担，使整个经济运行“更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法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的重要方向。在推动减负与转型的过程中，适时对各类主体的负担进行有效调整，努力使其适度均衡，既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机制，也是我国长期以来推进改革和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因此，研讨减负与转型的经济法推进问题，对于进一步丰富经济法理论和完善经济法制度具有尤为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