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方法范文10篇

在20世纪最后20年，经济法学的兴起和繁荣，无论就其发展之规模和速度，还是就其影响之范围和程度而言，都无愧为我国法学诸学科中的首位。于是，经济法学的回顾和展望，渐成世纪之交法学界的热点之一。（注：张守文：《20世纪的中国经济法学》，载《20世纪的中国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艳林、赵雄：《中国经济法学：面向21世纪的回顾与展望》，《法学评论》1999年第1期；张晓君：《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成就、缺陷与展望》，《现代法学》1999年第3期。）我们认为，对经济法学的观点、学说进行综述和评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总结经济法学的贡献和不足，尤其是总结经济法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经验和教训。这是因为，经济法学以往的成就、突破、纷争和遗憾，都可在研究方法的得失上觅求原因；经济法学未来的发展，关键也在于如何选择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有了新颖的研究方法或原有研究方法的新组合，新观点、新内容会滚滚而来，正所谓得“鱼”不若得“渔”。由于经济法学与相关学科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多有重叠和相通之处，尤其经济法学作为新学科是在原有学科的基础上产生的，故在总结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时必然涉及相关学科。基于自己在做学问过程中的体验和心得，似乎感觉到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处理好以下若干种关系。

一、概念与含义，含义更重要

法律规范有着独特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作为体现了法律外在现象和内在精神的法律概念，常以逻辑严密而著称于世。但是，仅仅只注重概念而不探究概念所蕴含的深义，极有可能导致概念误用，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纠纷，此尤以经济法学研究最为典型。具体而言：（1）由于多词一义，以致不同学说的分歧仅表现为用词争议的热闹，而在含义上则多相同或近似。譬如，在表述、界定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各家各派的用词令人应接不暇，如“调节”、“调控”、“协调”、“干预”、“规制”、“管制”等，各学说都声称上述关键词之间差别表明了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程度与具体作用方式的不同，进而影响到整个学说体系的构建。其实，上述概念均是字面不同，各学说所阐释的含义却大同小异，皆反映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进行某种程度控制的概念。（注：参见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8页。）（2）由于一词多义，以致学者们在未界定同含义的情况下发生多余的争论。关于“经营权”属性之争就是如此。依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经营权是指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这显然属于物权，民法学者多持此观点。依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2章所规定的十多项经营权内容，经营权是指企业依法自主地组织和支配人力、财力、物力、技术等生产要素，从事产、购、销等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注：王全兴等：《企业法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页。）这显然不能归属于物权，经济法学者多持此观点。如果对这两种观点的含义及其依据进行说明，就根本用不着就经营权是否属于物权而争论不休了。（3）经济立法中有的概念来源于经济学，由于对这种概念在经济学中的含义未能了解清楚，就用法学固有原理和思路来阐释，必然会给法的制定和适用带来麻烦。例如“经营权”是传统法学中不曾有而来自经济学的概念，关于经营权的上述第二种观点与经济学原理相符，它突破了上述第一种观点的传统民法物权思路，其客体外延比第一种观点要宽，内容亦比第一种观点丰富，同企业经营的实践吻合。而立法者在未弄清经营权的经济学含义的情况下把经营权概念借入立法并按传统民法的物权定义模式来对经营权进行立法解释，但又不得不按经营权的经济学理解来规定经营权内容，以致造成立法中的明显矛盾和法适用上的模糊不清。此例给人的启示是：法律和法学如果要引进经济学的某个概念，就更要同时引进该概念的经济学含义；法律和法学对该概念的释义虽然可以在对该概念的经济学含义进行加工的基础上形成，但不能背离该概念的经济学含义。如果我们只重视概念引进而轻视含义引进，甚至用与经济学含义不同的传统法律或法学含义来解释从经济学中引进的概念，势必造成有害后果。又如，“产权”在被法学研究者们直接援用时，并未将其法律化，因此，它给物权法乃至经济法的研究和实践造成了新的混乱。我国现行立法中采用的产权概念来源于产权经济学理论，由科斯、阿尔钦等西方经济学家所创造，是一个既可用来泛指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无形财产权甚至债权等财产权，又可以用来特指某种财产权（如所有权）的概念，使用在不同场合则含义不尽相同。（注：常修泽等：《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经济日报出版1995年版，第1-8页。）然而，法学甚至立法对“产权”这种含义不具有确定性的概念的完全借用并滥用，难免使人对“产权”的真实含义产生疑问：产权到底是什么，是所有权，用益权，抑或使用权？是否能借助于已有的传统法律概念对其进行对应翻译？至今学理上并无明确统一的认识。但在不同学科背景下使用而法学家们没有阐释清楚的产权概念却可以直接进入立法，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用语，那么实践中的混乱就可想而知了。

法学其他学科也有重概念轻含义的现象。例如，使用频率很高的“法制”一词，本来已有公认的两种含义：一种含义中有法制以民主为基础，强调法律至上和法律权威，包括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核心是依法办事等要点；另一种含义即法律和制度。（注：《法学词典》，法律出版社1980年版，第455页；1984年增订版，第60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115页。）但官方和法学界的共识是，现代中国的“法制”应当在前一种含义上使用而不应当在后一种含义上使用。

可是，近几年“法治”一词成为时髦，以致有人认为应当用“法治”取代“法制”。其理由是，“法制”是指法律和制度，而“法治”含义是“……”（即重述“法制”的前一种含义），所以更科学。如此看来，“法制”的盛行换成了“法治”的时髦，但含义依旧。如此学问，实在没有多大意思。

二、观点与论证，论证更重要

内容摘要：市场机制不是完美无缺的，政府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市场缺陷。政府同样不是万能的，政府干预也会出现失败。把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结合起来，也不能保证两者的结合就是优势互补而不会缺陷叠加，而且把市场与政府结合起来的方式也可能存在问题。因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治经济，它迫切需要良好的宪法和法律制度来克服市场缺陷、政府缺陷以及市场与政府结合方式上的缺陷，法治是市场与政府之外能够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第三动力。

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是由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引发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宪政现代化的强大推动力，但法治进程相对滞后，经济增长缺少稳定的宪政制度支持，甚至不时受到某些过时的宪法条款的掣肘。另一方面，我国宪法学理论受学科壁垒、各自为政的科教体制影响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长期束缚，正变得日益贫乏、狭隘和僵化，不仅无力解答中国宪政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在建构自身的学科理论体系方面更显得力不从心。21世纪的中国宪法学必须实现从科学分析到人文综合的转变、从阶级冲突到利益协调的转变、从政治宪法到经济宪法的转变，才能走向成熟，为中国宪政现代化提供可靠的理论指导。因此，建构经济宪法学理论，不仅可以促进宪法学自身理论体系的完善，对于协调经济增长与宪政发展的关系，保持经济现代化与宪政现代化同步进行也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一、经济宪法与宪法经济

经济宪法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德国的经济法理论，是国家广泛干预经济生活的产物，与人们对市场缺陷的强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弗莱堡学派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德国学者弗兰茨。伯姆（FranzBoem）把经济宪法定义为一种有关“经济与社会的合作程序”的种类与方式的综合决定，如财产权保障、契约自由、企业经营自由、选择职业自由、限制不正当竞争以及社会化的原则等等。德国行政法学者恩斯特。鲁道夫。舒伯（ErnstRudolfHuber）区分了形式意义上的经济宪法和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宪法，认为前者是指在宪法上已经全面或概括列举的经济宪法，后者则是实际上与财物、劳力、企业经营秩序等有关，并随时规制它们的交互作用与整体功能的最高法律原则。在此基础上，德国经济法学者林克（Rinck）提出，经济宪法是指“国家为了确定经济自由的范围，施行监督或经济统制，作为依据的基本法律原则与宪法规范”。[1]同时，德国经济学界在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中也比较重视对经济运行的宪法与制度环境分析。可以说，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经济宪法的概念始于经济法学，实际上就是根本经济法，最初是为政府权力的全面扩张服务的。随着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国家获得了全面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和限制国家经济权力的经济宪法也就应运而生。

英美法系不承认经济法的存在，法学家们并不关心经济宪法的问题，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法问题首先是从经济学家们开始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M.Buchanan）等人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与宪法问题，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在研究范围方面，如果说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既定宪法和法律制度结构下的经济选择，那么公共选择就是研究约束人类经济和政治选择的宪法和法律制度结构本身。在研究方法上，正统经济学把市场上的经济人视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而把政治决策的官员们看作无私的圣人，公共选择学派坚持政治研究与经济研究在方法上的一致性，认为在市场上自利的经济人在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人或官员时，其自利的品格和本性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掌权者滥用其政治权力去促进特殊利益是“事物的自然趋势”。[2]经济政策好坏的关键不在于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或政治家的行为，而在于对政策制定与政治过程的规则约束。因此，权力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由于公共选择学派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决策，并特别注重对政治决策的宪法约束，因而又有“新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宪法学”之称。

大陆法系的经济宪法是一个实证性的概念，突出了规范经济运行的根本法规则；而英美法系的宪法经济则是一个思辨性的概念，强调了宪法和政治运行中的经济原理。在我国，经济法曾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备受青睐。但由于概念不清，公私混淆，不仅对民商事法制建设形成干扰，对宪政建设也造成了冲击。笔者认为，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现象是存在的，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中一部分可归人经济行政法，另一部分是经济宪法，传统的经济法概念应当抛弃。我国经济宪法应有三个方面的内涵：首先，它是指宪政过程的经济原理、原则或观念；其次，它是一种规范个人、组织和国家的根本法规范；最后，它是—种宪治经济的现实状态。因此，经济宪法学就是研究经济宪法的原理、规范与实践的交叉学科。

学科划分主要是近代之后的事情，随着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加深以及参与科学研究的人数大大增加，人们对相对古代较为具体的现象与原理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于是术业专攻逐渐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知识爆炸时代的来临，没有人可以如同亚里士多德那样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几乎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必要选择。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学科的细化成为学界通行的法则。法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单独的学科，而且法学之下又细分各个学科，例如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国际法学、诉讼法学等等，更有甚者，在各小学科之下又细分为研究美国宪法第一条的专业领域，研究刑法某个罪名的特定方向等等，不一而足。然而，物极必反，过分细化的学科划分固然使得本学科的知识挖掘有了专业深度，但是也因此带来显而易见的弊端，即思考问题的视角受到限制、理论知识缺乏创意以及技术化特征过于明显。而真正具有理论能力的人并不受制于学科之间的严格区别，他们突破学科的瓶颈为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于是各种交叉学科又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法经济学或者经济分析法学正是在这种语境中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它结合了法学与经济学的理论，为人们考虑法律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并且在审判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分析法学主要还是中国学者对该学科的一种称谓，较早的来源是奠定了当代中国法理学基石的沈宗灵先生于1990年在《中国法学》第三期上发表的文章《论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法学》，在这篇文章中，沈宗灵先生全面介绍了波斯纳在法学中对经济分析的运用。而在美国的学界，人们一般并不直接使用经济分析法学或者法经济学之类的名号，而是将相关的理论称之为“法律与经济”，其意在强调法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互动，而非一个封闭的称号。因此本文也不直接使用“经济分析法学”或者“法经济学”这些术语，而是着力讨论经济分析在法律中的运用。然而，无论有着怎样的名称，关于法律与经济的交叉学科却在中国大陆一度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甚至有所谓“开口不说波斯纳，读遍诗书也枉然”的传言。具体而言，经济分析不仅在法学理论界被追捧，而且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部门法的研究之中，诸如《侵权法的经济分析》①、《美国财产法妨害制度的经济分析》②、《行政许可法的经济分析》③，《中国城镇土地制度的经济分析》④等论文的出炉就是明显的例证。虽然学界一片赞誉之声，但也有明智之士发出不同的声音，力图辨明真相，王建教授与张恒山教授就曾经撰文发表过此类观点。本文将继续推进关于法律中运用经济分析的论辩。笔者首先阐明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法律中的运用，而后追问经济分析的限度，最后探讨经济分析与法律正义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从而为全面理解经济分析在法学中的运用提供较为完整的图景，避免一边倒式的偏听偏信。

一、经济分析在法律中运用的效果

所谓经济分析在法律中的运用是指将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应用到法律之中，从而为法律问题的解决提供经济学的解决途径。而在对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律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之中，科斯定理首屈一指，它共有三组内容。科斯第一定理的内容是: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不管产权最初如何安排，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那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即市场机制会自动达到帕雷托最优。然而，在一切活动中，交易费用总是存在，因而，科斯第二定理应运而生，它也被称为科斯定理的反定理，即在交易费用大于零时，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效率不同的资源配置。也就是说，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交易的成本可能是不同的，因而，资源配置的效率可能也不同，所以，为了优化资源配置，产权制度的选择是必要的。科斯第三定理主要针对产权制度的选择方法，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如果不同产权制度下的交易成本相等，那么，产权制度的选择就取决于制度成本;第二，某一种产权制度如果非建不可，而对这种制度不同的设计和实施方式及方法有着不同的成本，则这种成本也应该考虑;第三，如果设计和实施某项制度所花费的成本比实施该制度所获得的收益还大，则这项制度没有必要建立;第四，即便现存的制度不合理，然而，如果建立一项新制度的成本无穷大，或新制度的建立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则一项制度的变革是没有必要的。⑤虽然这些定理并不是科斯本人命名的，但是却是科斯经济思想的反映，被经济学界认为极具震撼力，科斯也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这些定理如何运用到法律之中?科斯有他的分析。科斯将市场失灵视作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代价。他认为，只有当政府矫正手段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收益促成有关当事人的经济福利改善时，这种矫正手段才是正当的。而那种认为市场交易需要成本，政府矫正手段没有任何代价的观点是不足取的，并被实证为虚假的结论。他认为，问题的解决没有普遍的方法，只有对每一种情形、每一制度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提出符合实际的、基于成本－收益分析选择的特定法律。他含蓄地表明:各种法律对行为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是交易成本，而法律的目的正应是推进市场交换，促进交易成本最低。这样科斯的理论就为法律的有效实施和高效率法律的制定的经济评估提供了方法论的起点。⑥当然，在法律与经济的交叉学科之中，科斯并不是起作用的唯一学者，亨利•西蒙斯、卡拉布雷西、阿尔钱恩、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等人也都有杰出的贡献。而经济分析到底在法律中如何被应用?本文将以刑法为例进行说明。在刑法中，经济分析运用的对象是犯罪行为，为此，需要设计一个犯罪行为的模型。而经济分析方法的原则之一是效益的最大化，在分析犯罪的时候，这是一个基本准则。另外在经济分析中，一般预设个人是自己最佳利益的判断者，这是一种个人主义式的立场。基于这两个基本原则，犯罪嫌疑人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他同时又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所以他在实施犯罪的时候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由此，犯罪嫌疑人之所以实施犯罪必定有理性的原因，这就是他对犯罪的预期收益超过了预期成本。而收益是来自犯罪行为的各种不同的有形(在金钱获得性犯罪中)或无形(在所谓的情欲犯罪中)获得满足。而其成本包括各种不同的现金支出(购置枪支、盗窃工具、面罩等)、犯罪时间的机会成本和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①在波斯纳看来，最后一种成本是经济分析的重点所在，当然其他成本也有一定的重要性。而经济分析的结果应该是指导立法与司法实践，即要通过刑事制裁使罪犯由于实施犯罪行为而处境更加恶化。

如果加入刑事制裁的成本考虑，那么在刑事制裁中应该更多适用罚金刑而不是徒刑，这样就可以降低制裁的成本，当然罚金刑必须足够高，以便具有威慑的效果。刑法中应用经济分析的例子基本可以例证经济分析的作用，下文将进一步从总体进行论证。在立法中引入经济分析方法可以降低社会运作的成本，从而将人们的行为纳入经济衡量的轨道，这样就可以为立法的社会效果提供一条更加具有建设性的道路。在交换性的制度中，可以降低制度的成本，使法律运作更加具有经济效果，从而节约公共的资源。而与此同时，在惩罚性的制度设计中，经济分析方法可以考量行为人的选择，计算行为人的行为成本与制裁成本，及其与惩罚措施之间的对比关系，从而为惩罚措施提供基本的数据，避免诸如犯罪等恶性行为可能出现盈利的局面，产生鼓励恶行的法律制度。应该说，经济分析方法对立法具有极大的作用，可以使立法本身更加符合理性，而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的选择的确是理性的，毕竟日常的生活需要不断地计算，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这样才能使人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更好的生存。而在司法实践中，经济分析方法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立法是法律实践的一个重要环节，甚至法官一度被认为不应该解释法律，只应该按照法律进行判决，应该是法律判决的自动售货机。但是，司法的经验告诉世人，法官必然在审判过程中利用自己的理性对法律进行解释，因为案件事实并不天然和法律条文直接对应，案件的裁判需要法官通过解释法律条文与案件事实，从而使二者能够契合，得出有说服力的判决。因此，法官在某些案件中采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可以更好地对案件所带来的后果进行评价，并且使之更好地符合人们的基本经济判断，从而使法律具有更好的预期作用，也可以为社会节约一定的成本，避免出现双方当事人都不满意的判决。

二、经济分析在法律中运用的限度

前文主要从正面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分析在法律中的应用，但是作为一种方法，尤其是强调效益结果的方法，经济分析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其中最大的局限就是各种成本之间的可比性问题。经济分析方法力图在当事人各种可能的选择之中找到一种最佳的行为，并以此作为法律制度设计与实施的基本立足点。而人们所面临的某些选择有可能是无法比较的，这种问题在学术界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中已经屡屡被提及。因此就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律中的应用而言，它受到可比性的限制。即如果几种选择之间根本没有可以化约的条件，所谓的效益最大化就没有立足之地，就如同要比较橡皮的质量与尺子的长度一样，根本不存在可比的共同基础。因此，经济分析本身有自然的限制瓶颈。此外，经济分析方法依赖成本的计算与比较，这一点应该说是它的命脉所在，然而，在现实的立法，乃至在个案中，成本有时是无法计算的，甚至连最基本的估算都十分困难。现代社会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类型，人们之间相互的联系频繁而富于变化，而人们的追求已经多元化，甚至到了无法预计的多元地步，而且这种多元被认为是正常的，个性成为社会需要保障的基本方面。在这样的背景中，除了直接与财产相关的案件与立法，成本与收益的计算难度都很大。仅举一例说明之，在房屋拆迁这类案件中，房屋的价格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急剧变动，一年就可能翻一番，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而同时政府规划的变化也直接影响房屋价格，如果在原先比较偏僻的地方建设地铁，那么该地段的房价就会迅速飙升，这些问题实在难以预料，如何让双方的效益最大化?因此就是这么一类看似简单的案例，如果要用经济分析进行解决都会遭遇各种疑难问题，更何况复杂的情形。因此，在经济分析看似简单的数据计算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困难。再者，有些法律实践的情形无法运用经济分析方法。激情犯罪便属于这种情形。在此类犯罪中，罪犯根本没有经过理性的思考，而是一时性起就实施了犯罪行为，例如争吵中突然因为极度愤怒将对方杀死。而这类法律实践之所以没有办法运用经济分析的根本原因在于该方法的一个预设，即理性的经济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是个人能够自己进行计算并且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结果，因此它可以通过一个抽象的人的虚拟，对案件与立法进行解释。然而现实的生活并不总是和这种虚拟的情况相一致，某些情形下人并不总是理性的。当然，研究经济分析的法律运用的学者们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例如波斯纳就有所涉及。无论如何，这其实表明了经济分析方法自身的另一个局限。最后，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律中的应用可能导致个人的效益与整体的社会成本相冲突。

「摘要」我国目前在经济法学研究过程中，很大程度上轻视政治学、行政法，忽视经济学及其方法，轻视私法，忽视私权及其主体，因此导致较多的研究成果是浅层次的，所以需要在经济法学研究过程中改变这一现象。

「关键词」经济法，研究，思考

「正文」

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学研究中存在较多的问题，笔者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一、轻视政治学、行政法。经济法在性质上与行政法有区别，但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它们之间更多的不是区别而是关联。但目前在经济法学研究过程中，有一部分研究者轻视政治学、行政法，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因为至今仍有较多的有影响的学者认为经济法是经济行政法，故一些经济法学的研究者对行政法存在一种“天生”的恐惧心理，认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强调行政法会有损经济法的独立性，所以对行政法予以排斥；其二，对经济法与公权的关联性认识不够。经济法与公权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没有公权对市场及私权的介入，就没有经济法。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完全有赖于公权机关。可以这样讲，经济法功能的发挥其关键在于公权机关。有什么样的公权机关，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法。以对含“瘦肉精”猪肉的查处为例，虽然我国早就有相关禁令，但中毒事件在其后还是多次发生，究其原因在于查处成本过高而导致公权机关没有能力对违法者进行处罚。因此，只有了解我们的公权机关是一个什么样的公权机关，才能对经济法有一个务实的了解和研究，才能使经济法学的研究更贴近于现实。

目前，我国某些经济法得不到有效执行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在法律制定和实施层面上，公权机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其二，在法律实施层面上，公权机关缺乏足够的资源、能力等。而这两个原因在立法时往往得不到重视，即立法者往往会假定公权机关有足够的财力、能力并假定公权机关没有自身利益，所以导致出台的法律得不到良好实施。有经济法学者提出，在政府干预市场的同时，也要干预政府。这很对，但干预政府涉及面更广，需要时间，还需要耗费资源。因此，理想的最优政府并不可能即时出现，它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市场对政府的干预需求则是即时的。因此，研究经济法，不能不研究我国公权机关现状及其可能的改革走向。

摘要：本文分析了法律经济学方法在中国经济法总论、反垄断法、食品安全保护法、财税法、金融法等研究中的应用。从而探讨了法律经济学方法与中国经济法之间的关系。指出，法律经济学为中国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广阔的“途径”，要通过供求分析、制度经济学分析、行为法律经济学分析等分析方法应用于中国经济法研究中，推进中国经济法研究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中国经济法；方法；研究应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经济纠纷、经济矛盾还是经济现象、经济规律相较于过去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分析和探讨中国经济法对于企业运行、经济发展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早在二十年前，我国就有专家指出通过法律经济学方法运用于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当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应用研究还不够广泛，有必要对法律经济学方法和中国经济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一、法律经济学方法在经济法总论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法专家学者运用法律经济学为分析和探讨工具，不仅对于经济法中所具有的价值进行了相关的论证，并且对于经济法中具体的制度和规则进行了科学设计。比如说，在经济法总论当中，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是研究的重要内容，法律经济学方法注重以经济法“维护”经济能够运行，而不是依靠其他法律管理，经济法对于国家、政府干预个体经济行为具有明确规定，并结合行政法对国家和政府的经济行为进行监督。另外，在法律经济学中，通过经济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从而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公共利益“保驾护航”。有专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考虑，认为中国经济法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等有着路径依赖，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中“汲取”经济法的理论依据。有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法机制相对于民法和行政法而言具有更强的解决外部性能力，经济法通过对经济个体进行补贴、减免税收、政策优惠等措施，能使个体经济利益向社会整体收益方向靠拢，能有效减少和避免出现市场失灵等影响。还有专家从“政策”、“法律”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政策”和“法律”都具有交易成本，如果要“二选一”的话则取决于二者间哪个的交易成本，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政策”具有程序简单、兼具灵活性的特点“受到重用”，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策”的交易成本优势被逐渐缩小，相应“法律”交易成本价值在不断提高。有专家认为，经济法打破了传统的民商法中有关平等主体的假设言论，通过多样性的信息工具和其他工具互相弥补各自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不足，达到协调性和系统性相结合。

二、法律经济学方法在反垄断法研究中的应用

1在经济学中运用统计方法的重要意义

1.1有助于经济学相关问题的解决

由于经济学涉及到的范围较广，因此要求我们在对经济学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的过程中，必须做到科学、客观、精准，即使用科学的方法，通过对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准确地找到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而作为统计方法来讲，其自身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分析过程的精密、严谨性，以及分析结果的准确、清晰化。将统计方法引入到经济学中进行应用，促进经济学与统计的结合，不仅对计量学、产权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的衍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还有助于经济学相关问题的解决，使经济学相关活动的开展在科学统计方法的辅助下得以顺利、有效开展。一般来讲，将统计方法应用到经济当中，其过程都要经历从经济到统计再到经济的这一轮回过程，即从当前面临的急需解决的经济问题出发，建立经济模型，运用科学统计方法来对经济模型展开全面的分析，以求得结果，并结合相关经济理论以及原理来对这一结果进行全方位的评估，最终得到问题的正确解决办法，为相关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见和建议。

1.2有助于企业重大决策的制定

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逐渐改变了原来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经济活动评估方式，转而以定量分析为主。特别是对于现代一些企业而言，在对经济相关重大决策进行制定之前，企业都希望能够通过科学、精准的统计方法来对决策的制定将对企业未来的发展产生何种意义以及影响进行全面的分析，以为企业重大决策的制定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运用统计方法来对企业的经济决策进行制定，能够有效地提升企业经济决策的科学性与可靠性，避免企业不必要的物力、财力的损失，同时统计方法对企业决策结果的预测，还能够大大地提升企业对自身发展情况的可控性。

1.3有助于经济理论适用性的提升

摘要：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科学技术的不断完善，社会各界人士开始高度关注到经济学内容的创新发展。数学统计方法科学应用作为现代经济学研究过程的重中之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内容。经济学研究人员要想快速准确的解决经济实际问题，全面掌握好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就必须充分发挥出数学统计方法作用，有效将数学统计方法与经济研究工作融合在一起。本文将进一步对经济学研究中数学统计方法的运用展开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数学统计方法；实践运用

当前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学研究发展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现代经济研究人员要树立起先进的工作理念，要正确认识到运用数学统计方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性，针对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现象问题，经济学研究人员要灵活运用数学统计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判断，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最佳决策方案，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进步。

1.经济学研究中数学统计方法运用的重要性

1.1拓宽经济学研究工作领域。数学统计方法作为一项以定量分析为基础的抽象科学，被广泛应用在各个行业领域中，创造出了众多的现实价值。在现代经济学研究工作中，数学统计方法的高效运用尤为重要，其能够保障研究人员全面掌握到各项事物发展变化特征和规律。基于数学统计方法的辅助下，经济研究人员能够把各项具备价值数据科学规范表述出来，从而打破了传统用语言文字描述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弊端。此外，数学统计方法还能够合理运用在博弈论数理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工作领域。1.2提升经济学实践解决问题能力。现代经济研究人员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学研究工作不单单是从基础理论知识为他人提供帮助，而是要不断提升经济学实践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经济学研究人员要敢于创新经济学研究内容，善于应用各种先进的数学统计方法去科学分析证明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利用变分法、概率法以及规划技术等去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为保障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1.3保障经济学研究工作精确度。众所周知，经济学作为一种复杂抽象的学科，会涉及大量的专业语言描述内容，如果不配以简单的数据去阐述证明观点，势必会加大学习者的难度，降低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因此，通过在经济学研究内容中融入数学统计方法的应用，能够有效提高各项经济数据的精确度，帮助经济学相关书籍阅读者更好地理解掌握某部分内容，实现自身经济学学习的发展进步。

2.数学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践应用

摘要：经济效益审计是以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为核心的审计活动，它的审计方法具有综合多样性、融合创新性等特点，组织实施方法、审计查证方法、审计分析方法和审计评价方法等共同组成了经济效益审计的方法体系，内控制度审计、抽样审计技术等应在经济效益审计中得到充分重视和运用。

关键词：经济效益审计方法

一、经济效益审计的定义和内涵

经济效益审计是由审计机构或人员，依据有关法规和标准，运用审计程序和方法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或项目的经济活动的经济、效率、效果进行监督、评价、提出改进建议，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一种独立性经济监督活动。简言之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直接目标”的一种独立性经济监督活动。

经济效益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内部审计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同时，政府审计范围的不断扩大，也推动了经济效益审计的发展速度。20世纪60年代，美国提出了经济性(Economy)审计、效率(Efficiency)审计、效果(Effect)审计，即“三E审计”模式，这就是最早的经济效益审计概念。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这三种特性的审计也就成为经济效益审计的核心内容，具体涵义如下：

（1）经济性：它是指经济活动耗用资源的节约程度。劳动消耗的节约程度越大，经济效益就越大。经济性通常以成本降低额、降低率、资金节约额等来衡量。

自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确立之后，特别是自弗里德曼等将逻辑实证主义引入到经济学以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开始主导了经济学的研究，而方法论的探究则日渐式微；即使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现代主流经济学依然不愿对方法论进行实质性探讨，以致20世纪80年代曾经在西方复兴的方法论思潮又逐渐湮息了。究其原因有二：一者，迄今为止的方法论探究还主要停留在画地为牢的批判层面，因而没有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多少有用的东西；二者，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日益教条化和功利化，那些掌握学术资源的主流为了维护自身地位而不愿接受新思维的挑战。

关键词：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功利主义；主流化

一、前言

对任何科学的理论研究来说，研究思维和方法论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每当一个理论体系和一门学科遇到现实意识和理论意识的挑战之时，就有待于方法论的突破，从而最终导致新的研究范式出现。显然，如果没有一个较为明确而合理的方法论，那么所谓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观点的陈述，或者只是作些机械的数据处理工作。这样，所谓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论层次，而只会落入庸俗实用主义的窠臼之中，从而必然无法全面地认识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另一方面，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应该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不同学科会因其研究对象的差异而呈现出迥异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显然，关注“人”的经济学与研究“物”的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就应该存在很大不同，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者，社会现象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其影响因素也随历史、文化而不断改变。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相同的条件往往只有在一个惟一的时期之内出现，而人工隔离则往往会消除那些在社会科学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类社会中存在强烈的俄狄普斯效应和自我反馈效应，第二次进行实验的条件必定会受到以前已经进行过的实验的影响，即现在的状态往往被过去的事件所规定。因此，在社会科学中，看似重复出现的事件的经验与原来事件的经验是不同的，而重复往往是产生新的、习惯性的条件，每一个被观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宽，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阐明一些诸如需求定律、生产要素边际分配净尽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纳什均衡以及阿罗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这些原理的论据；相反，要真正理解一个经济理论，必须能够理解科学共同体内隐含的共同价值观，必须能够明白理论提出者在提出理论时的基本思维、价值理念以及希望达到的目的，以及这种理论潜含的其他效应。

其实，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即使是同一个理论或学说，其隐含的意义在不同立场的学者看来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中那些被视为一般性结论的东西，往往就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激进主义学者、制度主义学者、女性主义学者乃至奥地利学派学者等所认同。因此，豪斯曼强调，“与学习任何科学一样，学习经济学并不仅仅是理解诸如需求规律一样的概括性命题。在人们享有价值、语言和观点的同时，人们也在了解事实、命题和方法，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显然，正是出于对主流的凯恩斯一新古典综合之失败的一种反应，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降，学者们就开始重新寻找经济学与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从而涌现出了像霍奇逊、哈奇森、布劳格、罗森伯格、考德威尔、巴克豪斯、豪斯曼、博兰、克兰特、劳丹、劳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汉兹、雷德曼、马奇、温特劳布以及麦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经济学方法论专家；同时，另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开始从方法论上对主流经济学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批判，这包括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者、制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者，甚至出现超边际学派等等。与此相对应，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观点、论文数量等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剧增趋势，并出现了《经济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经济学和哲学》以及《方法》等讨论方法论的刊物，以致“现在可以把经济学方法论看作是经济学领域内可以清晰识别的一个分支学科”。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尽管在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方法论批判的对象已有了30多年历史，但它依然没有对这些批判做出回应，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迹象；即使那些开始关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往往几乎都是将其精力用于经济学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进行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呢?本文就此作一系统分析。

二、方法论转变与经济学发展

1经济学方法论内涵及范畴

经济学方法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具体来讲,西方学者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围绕对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即如何衡量与选择经济理论。换句话讲,有无一套标准来区别开“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理论?如果有,用什么标准?或者如何从所有理论中鉴别出哪种是“最好”的。现实意义上,这套标准就成为经济学家在建立与发展理论时必须遵守的方法规则。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试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亓学太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张五常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应叫“科学的方法”,“因为科学方法论在经济方面与其他科学是相同的,所以要笼统地说一说,不应该分门别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而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均适用于经济学研究。

2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阶段划分以及主要思想

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阶段划分的问题,国内学者并无统一的看法,傅耀按照科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证伪主义阶段和历史主义阶段。亓学太则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将经济学方法论划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方法论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繁荣时期。以下以傅耀的四阶段划分法来了解各时期的主要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2.1前实证主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