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理论范文10篇

经济与社会之迅猛发展，可谓日新月异，翻天覆地。而如若没有人类的不断试错与纠偏，没有认识框架的不断重构和制度的不断创新，就不可能有发展。重构与创新，实乃人类不懈前行之重要动因。

法律作为人类在成长途程中的一个重大发现和重要选择，其理念、价值、制度、意识等，曾历经无数次大小不一的“重构”。其中，主要发端于20世纪初期的经济法，曾带来了整个法律———从法律理念到法律制度的一次重要重构与创新。

囿于人类的有限理性，经济法的新兴，同样会产生法律系统的“排斥性”问题———从认识框架到具体制度的重构，从传统到现代的理念创新，必然会带来些许阵痛，而止痛的良方妙药，则是传统法学观念的转变，是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与创新。

中国的经济法理论肇始于20世纪末叶，在20余年的风雨历程中曾经历了两次整体性的大规模重构：

①一次发生在1992年之后，重构的目标是寻找经济法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以使经济法的制度和理论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另一次则发生在2002年以后，重构的目标是针对中国成功入世，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践均发生巨变的情势，有效确定经济法理论的法理基础，以全面实现经济法理论的内在自足。

两次重构的目标的变化，反映了经济法理论正在不断的创新中走向成熟。第一次理论重构，基本上解决了经济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问题，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地位不仅得到了学界的普遍承认，而且也得到了相关国家机关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摘要：经济法理论研究是我国法学研究重要领域，在我国已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深入的情况下，经济法理论研究亟需转型，应由一贯的功能论摆脱出来。考察德国和日本经济法理论学说之演变，无疑有助于这一进程。笔者通过德、日经济法理论学说之演进，说明当前经济法理论已趋于实务化，特别是德国的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角度对经济法研究，是十分值得我国借鉴和发展的。

关键词：经济法；学说；演进；启示

1.问题的提出

以美国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标志，作为国家干预之法的经济法已有百年历史，相应经济法理论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也有80多年的进程。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其经济立法之丰富，经济法理论之研究之兴盛，实为西方他国难能所及。许多学者认为，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理论为德国和日本从后进国成为先进国，从战败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德国经济法理论研究新见解在进入90年代后已甚少见①，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显然也不如80年代红火。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现在日本经济出现了大问题，从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德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经济结构问题。这与两个国家不同经济法认识是否有关系？

我国已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进一步深入发展。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应向何处发展，是经济法理论界必须直面的课题。他山之玉，可以攻，现我们将外国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经济法理论演进作一简单介绍，也许有助于我国经济法理论之研究，特别是有助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2.德日经济法理论之演进

内容提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不断扩展，国际经济法理论问题不断凸显。当代国际经济法应该具有多元开放的法学视角和理论进路，例如，法律视角、经济视角、政治视角、历史视角、人权视角、哲学视角、发展视角、可持续发展视角，等等。本文重点分析了国际经济法学术领域的三种主要视角，即Jackson的实用主义宪法制度分析、Petersmann的理想主义自由宪政分析、Qureshi的全球化多元综合法律分析。国际经济法的理论多元标志着国际经济法学术开始走出理论的幼稚和贫困，迈向理论的成熟和繁荣，进而，超越概念之争，进入理论之争，乃至开启范式之争。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术也将走出概念之争并走向理论多元。

关键词：全球化、国际经济法、法理学、理论多元、中国学术

国际经济法是二战之后新兴的年轻的法律领域，也是一个存在着概念争议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未形成繁荣的学术景观和多元的理论争鸣。这大概与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制度实践在当时不够活跃、不够成熟或不够发达有关，也可以说与国际经济法学界的理论研究在当时不够自觉、不够开放和不够沉潜有关。国际经济法理论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终于因缘各种契机（尤其是WTO的建立及其法理和实践）而开始形成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学术上的争鸣、走出总体理论上的幼稚和贫困并进而出现了多元的理论视角和各种视角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一、全球变革——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语境变迁和话语转型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经济制度实践出现了重大的制度转型。英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拉美严重的债务危机、东亚“四小龙”经济的起飞、苏联解体和苏东巨变，促成了自由市场体制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复兴，各国经济和国际经济越来越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全球经济越来越结成了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统一网络体系。这种全球大转型在法律和制度层面表现为各国和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正经历着自由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变革，在国际层面，WTO、IMF和世界银行这战后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三大支柱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种经济领域及其法律制度的全球化大变革也带动着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教育、卫生、人权等等其他领域的全球化，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紧张即生态系统的失衡，以及这种天人矛盾所引起的南北矛盾的复杂化导致发展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全球经济及其法律体制所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重大问题，国际经济法律制度越来越走向复杂、多样，同时也孕育了变革的契机和因素。

语境变迁促动了国际经济法学术话语的转型。全球化既促成了传统的一般人文社会学科开始越来越自觉的把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纳入自己的理论视域，也促使国际经济法学术开始思考人类社会制度和秩序的一般秩序原理，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理论和学术的理论资源。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经济法学术终于开始逐渐走出传统的，初级的议题和论争，例如，国际经济法是否存在？国际经济法是否有效？国际经济法如何定义？等等。如今，国际经济法学术已经开始超越了这种初期的国际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门类定位和定义之争，广泛深入

摘要：全国范围内实施“营改增”直接影响着我国税收收入，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营改增”的稳步发展，本文以探讨我国“营改增”的发展现状及其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为出发点，分别从经济法的调整目标、基本原则、功用价值三个方面，对“营改增”的经济法理论进行了深入思考，将“营改增”的实践发展与经济法理论紧密结合，并总结了研究“营改增”的经济法理论的重要意义，以完成对“营改增”经济法理论思考的研究，进而更好地推进我国“营改增”朝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发展。

关键词：营改增；经济法理论；思考

一、我国“营改增”的发展现状

我国“营改增”分为三步走，第一步：在部分行业、部分地区进行“营改增”试点；第二步：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第三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营改增”，消灭企业营业税的存在。目前我国“营改增”已发展到第二阶段。目前“营改增”的发展中主要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我们应该从经济法理论角度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发展改革，但是我国现今的“营改增”与经济法理论联系的紧密程度还有所欠缺，这就导致在“营改增”的实践中，理论基础不能很好地指导“营改增”的实践。其次，我国“营改增”仅仅在一部分行业试运营，大大拖慢了我国“营改增”全面化实施进程。本文针对上述发展问题，将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实践与经济法理论紧密结合，以求通过正确的理论体系指导“营改增”的生产实践，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

二、“营改增”的经济法理论思考

1.从经济法的调整目标看“营改增”

摘要：战后日本经济法的理论曾对我国影响很大，但有时我们在引用日本经济法学的某些观点时却没能对形成这些主张的历史背景作以必要的介绍。为此，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来讨论日本经济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指出形成以经济统制为核心的经济法与以竞争为核心的经济法的不同历史背景以及当年强调“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的用意，从而说明日本经济法学派之间存在分歧的原因。

关键词：统制经济法，禁止垄断法，经济宪法，经济规制，规制缓和

就日本的经济法理论而言，对其讨论大致可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两个阶段。战前的日本经济法受德国经济法理论的影响，以统制经济法为基本特征。战后受美国经济民主的自由竞争思想的影响，以维持市场竞争秩序法为基本特征。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思想

经济统制是指国家在确定了某一目标后，对经济活动施加权力干预使之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以实现国家的特定经济目的。而以经济统制为基本特征的法律，可以说在日本拥有百年的历史土壤。日本社会是极其容易地接受这样的法律制度的。

1、二战结束前的统制经济法立法活动

【内容提要】经济法是20世纪法律体系适应社会本位思潮的一大创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基石范畴，由此决定了其性质——公私交融，价值——社会效益和社会公正，功能——平衡协调经济运行，原则——适度规制与适度自由相结合，体系——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价值

随着改变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对经济法的研究亦须进一步深化。笔者拟就经济法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略述拙见，求教于专家和同仁。

一、经济法的基石范畴

任何一门学科，均为范畴逻辑推演、序列而生的范畴体系。其中作为逻辑起点，规定并贯穿着整个体系衍生的，则为基石范畴。它在体系中居于奠基和起始的核心地位，因而只能是一个。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石范畴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也就是狭义上的社会利益。社会利益广义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狭义上则指社会物质利益，也就是社会经济利益，既蕴含现实利益，也蕴含将来利益。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对，它蕴含着后者的某些成分，但又不是后者的集合或某种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后者合力的结果或有机总和。

笔者之所以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作为经济法的基石，就是因为利益是法律产生的根源，是划分法律部门的实质标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创造并发展了经济法。历史已经证明，法律产生的根源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需求，主要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这种需求总是体现为上层建筑对某种关系保护的需要，总是以某种利益的形式出现。因此，法律的实质是利益法，即安排各种利益的制度。赫克曾指出：“法的每个命令都决定着一种利益的冲突：法起源于对立利益的斗争，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1]。因此，“利益——法律体系”可视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缩影。不同时期的不同利益需求，造就了不同的法律部门，并决定着其特有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比如：商品经济的发展，强调平等自由，要求保护个人（商人）利益，于是产生了以自由协调方式调整平等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商）法；国家或称之为公共利益的需求，产生了以命令强制方式调整行政关系的行政法。进入20世纪，正是由于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之间的紧张冲突，社会利益保护益愈迫切，经济法、社会法才应运而生。而二者的区别又在于社会法保护的是全方位的广义社会利益，经济法保护的是狭义社会利益，具有鲜明“经济性”，而且主要在经济运行中发生效力。由上可见，划分法律部门的实质标准是利益，而不是调整对象和方法。利益与调整对象、方法之间是本质与形式的关系。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立身之本，并蕴涵着经济法的内在基本矛盾（即国家介入与社会自治的对立耦合），揭示着经济法的深层本质（即社会性和经济性的有机统一），更以其固有的解释力和推演力，完成了对经济法必然性（即产生发展规律）、应然性（即价值理念）和实然性（即规则制度安排）的整套逻辑贯穿（后面阐述），因而是经济法范畴的起始和核心。

随着改变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对经济法的研究亦须进一步深化。笔者拟就经济法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略述拙见，求教于专家和同仁。

一、经济法的基石范畴

任何一门学科，均为范畴逻辑推演、序列而生的范畴体系。其中作为逻辑起点，规定并贯穿着整个体系衍生的，则为基石范畴。它在体系中居于奠基和起始的核心地位，因而只能是一个。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石范畴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也就是狭义上的社会利益。社会利益广义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狭义上则指社会物质利益，也就是社会经济利益，既蕴含现实利益，也蕴含将来利益。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对，它蕴含着后者的某些成分，但又不是后者的集合或某种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后者合力的结果或有机总和。

笔者之所以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作为经济法的基石，就是因为利益是法律产生的根源，是划分法律部门的实质标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创造并发展了经济法。历史已经证明，法律产生的根源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需求，主要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这种需求总是体现为上层建筑对某种关系保护的需要，总是以某种利益的形式出现。因此，法律的实质是利益法，即安排各种利益的制度。赫克曾指出：“法的每个命令都决定着一种利益的冲突：法起源于对立利益的斗争，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1]。因此，“利益——法律体系”可视为“经济基椽—上层建筑”的缩影。不同时期的不同利益需求，造就了不同的法律部门，并决定着其特有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比如：商品经济的发展，强调平等自由，要求保护个人（商人）利益，于是产生了以自由协调方式调整平等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商）法；国家或称之为公共利益的需求，产生了以命令强制方式调整行政关系的行政法。进入20世纪，正是由于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之间的紧张冲突，社会利益保护益愈迫切，经济法、社会法才应运而生。而二者的区别又在于社会法保护的是全方位的广义社会利益，经济法保护的是狭义社会利益，具有鲜明“经济性”，而且主要在经济运行中发生效力。由上可见，划分法律部门的实质标准是利益，而不是调整对象和方法。利益与调整对象、方法之间是本质与形式的关系。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立身之本，并蕴涵着经济法的内在基本矛盾（即国家介入与社会自治的对立耦合），揭示着经济法的深层本质（即社会性和经济性的有机统一），更以其固有的解释力和推演力，完成了对经济法必然性（即产生发展规律）、应然性（即价值理念）和实然性（即规则制度安排）的整套逻辑贯穿（后面阐述），因而是经济法范畴的起始和核心。

二、经济法的性质

公私法的划分本是西方理论，前苏联和我国曾一度否认或回避，但在近现代社会，这种划分是合乎客观实际的。私法、公法的实质区别就在于其分别保障个体合法权益的实现与国家公权力的正确行使。关于民商法的私法性、行政法的公法性，已为国内法学界所公认，但对经济法的属性却颇有争论。有的称之为“公法”，有的称之为“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笔者也曾持这种观点），有的称之为“社会法”，等等。笔者通过反思，以为经济法应是与上述称谓都不相同的公私有机融合的新法域。这一性质，可通过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所赋予的经济法的内涵、使命，社会经济利益促就机制矛盾运动导致经济法产生的过程以及经济法内容属性的剖析来说明。

随着经济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拓展进程不断加快，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大家的需求成为必然，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外交流不断扩大，国际间贸易往来日渐频繁。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经济管理类人才的牺牲和支持，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经济管理类人才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和实践技能。作为国内经济类、管理类高校专业基础课的《经济法概论》，长期以来，支撑和推动了中国经济、法制生活的深化发展。不同于普通经济类课程的一个法学学科，《经济法概论》结合了经济学科、法学学科两者的内涵关系，并在实践教学中将两者融会贯通。让学生能够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接受法学学科的规范和指导。最早一版的《经济法概论》是由我国著名经济法学家刘隆亨教授在总结当时社会经济形态、时政现象后于北京大学出版的。起初名叫《经济法简论》，后更名为《经济法概论》。作为一部能记述我国经济法建设历程以及反映我国重大经济决策的著作，自出版以来，具有了理论性、应用性、超前性和真实性的属性。在之后，不断修订、丰富更新，到目前已经修订了七个版本，印刷发行总量超过几十万册，无论是作为经济类学科教程抑或是法学类教程，《经济法概论》均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高校经济学教学与学习教程。《经济法概论》的修订更新历程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辩证详实地记述了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以及经济法学建设的历程

历史的记述，离不开著作的记载和描述。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腾飞的翅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为核心”、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的目标被确立，中国经济、社会体制全面重新确立、改革。尤其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法制建设的具体规划，使得依法治国的思潮具体贯彻到经济领域，党中央提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让经济社会中的各类活动、行为在固定的法律形式下运行。依法治国成为经济社会领域国家管理的准绳，“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依法治国具体内涵的形式表现。在“建立和完备经济法规体系”的目标下，国家立法部门加快立法，司法部门加强对经济类案件的审查工作，在《经济法概论》第二，三版中一一都有记述。随着中国“九五”计划推出建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第四版的《经济法概论》详实反映了应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需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升级以及加入WTO的步伐不断拓展，《经济法概论》的第五版阐述了“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重点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在经济法和法学领域的需求。

二、结合实际需求，开启经济法的新理念、新视角和新体系

从《经济法概论》出版开始，作者提出并坚持“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经济法是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而不是所有经济关系”的新理念，新视角。作为对经济生活的总结概括，《经济法概论》在党和国家重大经济决策的问题上有着准确地反映。它是经济法区别于民法、行政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部门的根本点”的新理念。在经济法体系构建上，《经济法概论》总结归纳了四个部分即：市场经济规制法、宏观调控法、资源分配与保护法、经济矛盾中冲突的法律解决机制是作为解决社会主义市场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作者理论完整、注重结合实际应用、反映经济现实、并具有一定超前性。

三、著书注重大众理解、图文并茂，深入浅出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从经济法的产生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从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从经济法与几个法律部门的关系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从经济法的重要作用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始改变经济政策、经济法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经济法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微观经济管理关系；宏观经济管理关系、经济法具有特定的调整方法、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从经济法产生﹑法律部门划分标准﹑经济法与几个法律部门的关系﹑经济法的重要作用出发，拟探讨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的地位；法律部门

在我国，“经济法”这一概念的出现和使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法在我国发展的这二十多年中，其是否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问题，笔者通过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以期阐明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一、从经济法的产生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经济法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1775年撰写的《自然法典》中。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度的自由竞争引起生产和资本的不断集中，垄断市场的倾向日渐显著，产生了各种市场弊端，资本主义的矛盾空前激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始改变经济政策，加强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国家对自由市场干预的法——经济法应运而生。

理论是基于现象表层物质面、制度中介面的深层意识形态。一种高度抽象的理论的体系化可以有多种途径与方法，并最终表现为多种形式与风格。

但是，由于某些制度的中介控制与权威信息的决定作用，尤其是历史上的典型制度及其产生该典型制度的表层物质面的信息的单一性，可能使得抽象出的理论不那么丰富。随着某些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会触发该理论进一步发展、完善。

经济法理论就有这样的渐进性特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法理论的发展存在明显的“背景依赖”，即理论难以摆脱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法现象的束缚而致进展缓慢，内容单一，尤其是为应对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垄断、战争、经济危机等产生的立法现象的依赖使得发展早期（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经济法理论具有明显的寄生性和制度注释化的突出特性，体现为经济法理论的形成带有某种“原型先蕴”统一模式，及表述上的“程式化”的格调。

近些年来，上述模式和格调已有局部的突破，但在一些既定问题的学理化处理上，又增添了一些神秘主义的成分，这很大程度上和长期以来理论对特定历史的依赖有关，或者说并末得到足够的近代科学理性的营养有关。此种状况决定了经济法理论发展的中心议题，是在方法论意义上寻求合理跨越传统历史的认识，准确把握内在逻辑清晰的理论架构的社会经济背景及由此建立具有内在认同性和外在定向性的经济法理论体系。

本文无意、也无力否定先人的理论，更不是薄古厚今，而恰是在得益于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技术性地分化经济法理论生发的基础，并实现研究视角的转移。其见解是否成熟，企望同仁不吝指正。

一、经济法理论的历史情结与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