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学院学报范文10篇

摘要：公安高校是一个特殊的学生群体,公安院校学生将来从警的特殊性要求使警务化管理成为必然。严格的警务化管理能规范学生的言行、思想、身心，促使他们成才。

关键词：警务化管理；学生；个性发展

一、重视警务化管理与学生个性协调发展的必然性

1.1警务化管理的意义公安院校是为我国的人民警察培养后备人才的院校，作为武装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各个公安院校一定要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使整个人民警察队伍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所以，在各个公安院校在进行日常的文化素质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坚持“从严治警，从严治校”的方针，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建立一套系统的警务化管理制度。警务化管理对我国公安院校的长期发展，为我国培养合格的人民警察，提高我国人民警察的总体水平有重要意义。

1.2警务化管理是学生个性发展的前提警务化管理对于加强对公安院校学生警察意识的培养，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公安院校要培养适应时展的预备人民警察，因此他们从入校的那天起就受到警察理念，警察思想的熏陶，这样的环境下使学员更能够塑造出学员的警察意识，使他们更能够坚定自己人民警察的立场。实行警务化管理能够使学员始终保持优良的职业作风和保持严格的纪律性，经过长期的警务化管理，能够使学员在以后的工作中自主的保持自己的纪律性，形成了忠诚、坚毅、吃苦耐劳的警察品格。这是警察院校与其他普通院校在管理方面的最大的不同点。公安院校有其行业特点，所以在警察院校进行警务化管理的同时还要注重学员的个性发展，在警务化管理的前提下为学员提供足够的个性发展空间，为学员提供展示自己个性的平台。有时候，学员的个性发展违背了警务化管理的要求，这就需要学员的个性发展服从于院校的警务化管理，要让警务化管理去约束学员的个性发展，没有警务化管理的个性发展，就会使学员失去严明的纪律性，失去警务化管理的意义。

二、正确处理好学生个性发展与警务化管理的辩证关系

摘要：公安院校的法学教育是公安职业与法学教育相结合而形成的特殊的法学教育，对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推进有重要意义。文章分析了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现状，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师知识结构等方面提出完善路径。

关键词：全面依法治国；公安院校；法学教育

人民警察作为国家重要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力量，其执法质量和能力水平直接关系到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作为公安后备人才的培养阵地，公安院校以高水平的法学教育为法治公安建设提供战斗力。

一、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学教育是一种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侧重的是对人的意识的引导，而法学教育所侧重的是对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的塑造。从作用的效果上来看，法学教育更能深化公民法治意识，约束公民的行为，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转［2］。从作用机制方面来分析，只有思想政治教育得到良好实现后才能保障法学教育顺利进行。但是，法学教育并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简单延续，实际上当一种行为方式仅仅靠思想政治教育无法有效实现时，人们就会考虑采用法治的方式加以弥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

二、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现状

摘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借助信息网络技术的便捷，对不特定社会公众实施非接触式诈骗，简称“电诈”犯罪。“互联网+”背景下的电诈犯罪具有跨区域性、隐蔽性、手段多样性等特征。当下电诈犯罪治理困境主要有：立法设计缺陷导致电诈犯罪立案、管辖难；警力资源有限办案难；涉案财产损失挽回难；电诈犯罪成本低，打击治理难等。基于电诈犯罪治理现实困境，应转变传统治理观念，将治理重心置于前端预防并采取多元治理手段：完善立法解决争议；多部门协同合作有效共建共治；打击电诈亚文化，切断电诈犯罪源头。最终实现电诈犯罪的源头治理，达到“全民反诈”的高潮，让电诈犯罪无处遁形。

关键词：互联网+；电信网络诈骗；困境；治理

1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实施的电信诈骗越来越职业化、高科技化，甚至形成了相互合作的若干产业链，增加了打击的难度[1]。互联网1.0/2.0时期，依附于互联网的诈骗犯罪还具有较为明显的物理性，但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当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不限于物理条件，呈现涉案人数众多、被害人众多、技术智能化、地域跨度较大等负面特点，治理效果差强人意。当下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仿佛成为了一百三十多年前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所论述的那种“几乎没有危险，工作量最少，经济报酬优厚”的犯罪勾当。根据“互联网+”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特点，也困于现实治理的窘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必须转变治理思路，将治理重心置于前端预防并采取多元治理手段：第一、完善立法解决电诈争议；第二、将以往的“打击为主”转变为“预防为主”，多个部门协调联动，实现电诈预防共建共治制度；第三、打击电诈亚文化，重点预防，三管齐下，从而达到全民反诈的高潮态势来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2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展现状

根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发布的《中国电信网络诈骗分析报告》中的得出：仅在2015年此一年，电信网络诈骗涉案人员将近60万，经济损失高达222亿元。2017年之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生率有所缓和，同比下降了6.1%，造成群众财产损失也有所下降，群众财产损失为120.1亿元，同比下降29.1%。虽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发生率较于2015年的峰值点有所下降，但涉案财产金额仍然触目惊心，多发态势依然严峻。2015年6月，我国建立了以公安部为主的，包括23个部门及单位参与的“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诚然，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于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因电诈犯罪不再局限于物理条件，具有高度的智能化、技术化、隐蔽化、多样化等特性，当下的治理措施要想根治电诈犯罪却有些捉襟见肘。应对新型网络犯罪常态化，最合理的措施必然是要将网络犯罪治理前置到犯罪前端，减少犯罪的发生[3]。通过转变电诈犯罪治理思路，将治理重心置于前端预防并采取多元治理手段，将以往的“打击为主”转变为“预防为主”，且针对我国实际国情及电诈犯罪特点“扬长避短”，由“一元打击”转变为“多元共治”，从犯罪根源着手，打烂电诈犯罪滋生温床。

摘要:智能手机的出现，极大“颠覆”了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讯社交软件的出现，又进一步改变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方式。在信息量大增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微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当前医院管理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微信;思政

一、微信对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

之前，传统的书本、报刊、广播等宣传工具为组织掌握，医院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绝对主体。而微信等自媒体快速直接的传播优势，分散了员工对传统媒体的关注，在自媒体改变主要传播形式、打破原有话语权格局后，医院的舆论引导力下降，甚至有信息传播脱离组织控制的危险。思想政治工作者为受教育者提供的，不再是“灌输”和“说教”，而是“选择”和“影响”。网络传播环境相对自由，微信等自媒体接收的信息量非常之大，所接收的信息也良莠不齐。一部分动机不纯的网络推手，不顾国家利益，不顾人民利益，为了个人利益，片面、虚假、暴力、迷信等不良信息。海量的信息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员工的辨别力，造成思想情绪的不稳定，进而有认知上偏差和价值观扭曲的可能。

二、充分利用微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微信的便捷性、及时性、广泛性、互动性，给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新挑战，同时也给提升医院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带来机遇。建好医院“微信公众号”。医院微信公众号就是一个微网站，可医院概况、就医导航、门诊安排、健康资讯等信息，其后台为医院管理者掌握因此拥有信息的主动权，其信息亦可通过平台广泛传播。医院管理者欲充分利用此工具，一要转变工作方式，注重互动性，既要弘扬主旋律，又要考虑员工的兴趣点，要更加关注员工的诉求，更贴近员工的所思、所想、所盼;二要注重形式新颖，最好是文字与图像、声音、视频相结合，以抓住读者眼球;三要保证更新及时，选择社会热点话题、医改热点话题，使医院微信公众号成为获取资讯的第一平台、陶冶情操的最佳平台。要积极引导员工主动利用微信公众号，在使用过程中学到知识又获得快乐。建好医院“职工微信群”。“微信群”是绝对透明、平等的虚拟空间，大家同为信息的传递者和接收者。政治思想工作者要主动转变观念，打破思维惯性，完成角色的重新定位;政治思想工作者要提高综合素质，改进工作方法，在网络宣传中更具时代性和灵活性。政治思想工作者，要密切关注“舆情”，对员工的思想动态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估，对消极错误的信息给予快速和有力的回应，防止微信群成为部分人宣泄情绪、妖言惑众的空间。政治思想工作者，要抢占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阵地，及时准确地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有关医疗改革和发展的新方案和新举措到员工微信群里。医院要利用“职工微信群”开展法制和心理教育，防止“网络言论煽动性犯罪”和“网络综合症”的发生。微信是目前国内第一大移动社交工具，也必然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守的阵地，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不断积累新经验、新方法，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前瞻性、趣味性，努力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摘要：本科毕业论文是高等院校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对人才培养方式、课程体系、教学管理模式和教师教学成果的有效检验手段。深入思考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着力研究构建完善的毕业论文质量监控对公安院校教学质量改革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安院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监控

一、引言

本科毕业论文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也是审定学生毕业与学士学位资格的重要依据，更是学生本科四年学习能力升华的重要体现。2018年10月，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参与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毕业论文质量作为一个重点考查要素直接关系到公安院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成为教学管理工作的新思路。现以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在此次审核评估工作中的改革和实践，分析当前公安毕业论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提出改进措施，切实提高毕业论文写作质量。

二、公安院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下降的主要因素

（一）学生重视程度不足，写作态度不认真

内容摘要：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不断深化，各种新的社会治理问题和挑战也随之而来，加强粤港澳三地警务人员的警务执法合作和警务协同治理愈发重要。作为粤港澳三地警务执法合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警察教育培训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警务执法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撑。广东省开展港澳警察教育培训的历史可追溯至2005年，通过回顾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历史轨迹，并梳理其基本逻辑，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宏观上，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国家认同；中观上，要着眼湾区治理，注重警务协同；微观上，要优化培训设计，提升培训实效，以更好地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警务协同治理工作。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历史轨迹;基本逻辑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纵深发展，全球联系和区域联系日益密切，作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大战略和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有力举措，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引起了各界关注。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推动粤港澳三地的教育合作发展，同时，还指出要深化湾区社会治理合作，加强粤港澳司法协助，建立社会治安治理联动机制[1]。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警务交流合作与教育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兼具警务交流与教育培训交流的双重属性，深入探究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历史轨迹、基本逻辑，并提出针对性发展策略，不但可以有效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警务交流合作，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警务执法合作与警务协同治理能力，服务大湾区社会治理工作，而且还可以为大湾区的教育交流合作的进一步拓展提供有益启示。

一、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历史轨迹

（一）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概况粤港澳三地的警察教育培训合作最早可追溯至2005年，在广东省公安厅、香港警务处、澳门司法警察局和治安警察局的大力支持下，广东警官学院、香港警察学院、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和澳门司法警察学校紧密配合，相互协作，在粤港澳三地的警察教育培训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广东省公安民警教育训练的主阵地，广东警官学院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主动加强与港澳警察的教育培训合作，至今已累计承办港澳警察培训班57期，共计1381人，其中，香港警察培训班27期，共计675人；澳门警察培训班30期，共计706人。除“引进来”外，广东警务人员还积极“走出去”，自2005年以来，广东警务人员多次受邀到香港警察学院、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和澳门司法警察学校参加业务培训与交流，广东警官学院与香港警察学院、广东警官学院与澳门保安高校的领导也实现了多次互访，积累了良好的教育培训合作关系。总体而言，粤港澳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到完善、从低级到高级、从普通到专业、从相对粗放到不断精细的发展过程[2]。

（二）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特点1..专业性。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始终坚持以警察业务培训为主线，旨在提升粤港澳三地警察的专业性，增强粤港澳大湾区警务协同治理能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重要参与单位，广东警官学院已相继围绕刑事犯罪侦查、交通事故处理、反恐、毒品犯罪侦查、治安等警务专题为港澳警务人员提供教育培训，香港和澳门的警察训练基地也为广东警务人员提供了武力使用训练、侦缉训练等专业性教育培训。2..互动性。由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执法环境具有“一国两制三法系”的显著特点，所以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始终保持着较高的互动性，以增进粤港、粤澳之间的了解与互信，这不仅体现在粤港、粤澳互派警务人员分赴彼此警务训练基地开展教育培训，也体现在培训内容与培训形式的设置上。随着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和广东省高铁网络的不断优化，粤港澳三地的交通更加便捷，粤港澳三地警务人员之间的互动愈发频繁，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互动性进一步增强。3..持续性。粤港澳三地的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具备天然的区位优势，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纵深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愈发紧密。自2005年广东警官学院开始承办港澳警察培训以来，每年基本都保持着上、下半年各举办一期香港港和澳门警察培训班的做法，近年来的澳门警察培训班的期数有所增长，同时，广东警务人员也会定期到香港和澳门两地的警察训练基地进行学习交流，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具备良好的持续性。

摘要：民法是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公安执法工作。在民法制典的背景之下，公安院校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对民法教学的忽视，确立民法在公安教育的重要地位，采用与时俱进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手段，实现符合公安实践需要的有效民法教学。

关键词：公安院校；民法；教学

民法是至为基本的法律，其核心是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过往已经明证，唯有建立健全的民事法律制度，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民法建设历经波折，终于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总则，为形成民法典树立起统领性的原则和理念。民法建设极大地影响着我国法治社会的进程，亦势在必然地推动民法教育的进步发展。面对民法制典的重大时刻，公安院校应当藉此反思自身民法教学的得失，重构符合公安实践需要的民法教学，培养警校学生成为具有民法精神、能够严格依法行政和热情服务民众的人民警察。

一、公安院校民法教学的现状反思

公安院校以培养符合公安工作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为根本目标。公安机关基本的工作内容是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因此，公安院校的学科建设总是围绕着培养侦查破案的刑警、管理治安秩序的治安警、管理交通秩序的交通警等的职业能力，法律教学亦是着力于相应的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作为直接执法依据的刑事或行政法律。由于公安执法并不直接适用民法，民法往往被许多公安院校视为法律教学可有可无的部分。这样的观念导致公安院校多以简单的实用主义角度选择法律教学内容，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为必修课，在法学体系中极其重要的民法被边缘化，在教学安排上表现为民法设定为选修课，课时量少、内容浅易和资源匮乏。以几所公安本科院校为例，江西警院侦查学专业不开设民法课，治安学专业开设48个学时的民法；吉林警院仅开设20个学时的民法；辽宁警院和铁道警院开设32个学时的民法；河南警院认为民法是政法干警招录体制改革的考试科目，课程的开设应从有利于学生就业的角度考虑，而加大民法的课时比例，开设102个学时的民法。[1]与此相应，公安院校学生难免不受此影响，由于课程的单薄而不重视民法，缺乏民法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民法长期以来被相当一部分公安院校忽视的教学现状必须予以改变。公安院校以培养警务人才为己任，当然不能以工具运用的角度定位教学，而必须围绕公正执法的警魂塑造。如果公安教育过于强调公安机关的管理职能，其结果可能导致观念上忽视公民权利对警察权力的约束。如果公安院校的法律教学完全拘泥于现实考虑，势必无益于培养具有法治信仰的执法者。法律教育决不能走急功近利的老路，应脚踏实地地将法治理念、法律思想贯穿到法律教育的始终。[2]作为执法者，人民警察当然需要掌握作为执法依据的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更应当理解此类执法依据背后的法治精神。民法之所以被称为“万法之母”，是因为现代法律根植于民法深厚的土壤，民法理念深刻地影响着诸多法律并确立私权边界而阻却公权侵扰。民法在深层价值上决定着行政执法的合法性，与公安机关法定职责在根本上紧密关联。公安执法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代表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权利，其职责是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3]公安机关履行其职责直接或间接涉及广泛的民法领域，掌握民法的规范内容和精神实质，有助于人民警察以法治思维实施执法活动，更准确地运用刑法、行政法的具体规定，实现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定使命。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亟待加强，但自身的不足亦要正视并改观。当前民法教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受传统教育“学科本位，知识本位，课堂本位”观念的影响，存在着重学科完整轻现实需求、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重课堂教学轻现场实践的弊端。公安教育由于其行业特性，必须始终保持与公安实务的密切联系，注重公安工作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的警察职业能力进行培养。然而，当前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式注重的依然是学科体系的完整性，侧重于民法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以课堂讲授为根本授课方式。在教学过程中，很多公安院校会尽量开展案例讨论、直至辅以模拟法庭，相关案例情节往往选用社会事件，虽然对加深学生的知识理解起到一定作用，但由其缺乏公安行业的针对性而使学生无法通过这样的学习过程形成民法理论知识与公安实战工作的关联，导致学生的实践能力与所要从事的公安工作脱节。因此，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从理念到手段都应当深刻反思，以脱胎换骨的方式迎接民法典新时期的到来。

二、公安院校民法教学的观念重塑

内容提要：考察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发现其直接来源于宪法第四修正案,原初意义仅指非法物证的排除，随着进一步的发展该规则逐渐适用于其它非法证据的排除。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非法物证排除规则是最彻底的，也充分体现了对隐私的保护之周密。

关键字：非法物证；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第四修正案

一、“证据排除规则”词义探索

证据排除规则（exclusionaryrule），又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从字面意义及汉语用语习惯理解，应指一切不合法的证据都不能用作法庭裁判的依据。中国学者在“非法”与“证据”的含义上有不同的见解。对于“非法”，一种观点认为包括证据内容不合法、证据形式不合法、取证手段或程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不合法四个方面。[1]另一种观点认为其仅指特定人员（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或方法而获取证据。[2]联系证据排除规则理解，它是一种法定证据规则，规定的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侦查人员取证手段违法最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利，因而获得的证据法律应明确规定予以排除。至于形式不合法和主体不合法的证据，并未直接侵犯公民权利，可由法官自由心证，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在谈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都将“非法”视为取证手段违法。[3]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含义的最大分歧在“证据”方面。其所指的究竟是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在内的一切证据，还是仅指实物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产生于美国，考察其产生的历史对于准确把握其含义至关重要，“一页历史就抵得上一卷逻辑”。[4]在北美13州处于英国殖民地时代，英国议会为了减少在美国殖民地的走私活动，了司法人员召集令，其没有受到司法审查，也没有正当性的声明，允许搜查的范围是无限的。拥有这项令状的官员可以完全不受限制的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人搜查，引起了当地人民极大憎恨。[5]这是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的一个原因。1812年后，美国完全摆脱了英国的统治，美国建国初期一些捍卫自由和针对外来压迫的规定，如《权利法案》第4条，从针对英国人的非法搜查的规定，转变为限制美国政府尤其是警察的非法搜查和扣押的法律依据。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对第四修正案的理解，是为了实现第四修正案、禁止不合法搜查与扣押而设计，是通过一系列判例逐渐确立的。1914年威克斯诉美国一案确立了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联邦法院的规则，但各州有权拒绝适用该规则。1961年联邦法院通过马普太太一案，将该规则统一适用于各州，最终在美国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该规则确立和发展的一系列判决看，该规则主要针对非法搜查和扣押问题，排除的是因此而获取的实物证据。在美国理论界，部分学者据此将“证据”仅理解为物证，[6]我国也有大量学者持相同见解。[7]对于“证据”包括的范围，仅仅将其限定为实物证据是不科学的。单从语义上看就有概念不周延的缺陷，而且也不符合一般的思维习惯。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之后，随着进一步发展它的范围也扩大了。有美国学者认为该规则不仅适用于第四修正案，还适用于第五、第六修正案，即排除范围还包括言词证据。[8]从我国现行的刑事法规来看，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刑讯逼供一直是十分严峻的问题，因此导致我国理论界在提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都把非法言词证据当作重点排除对象。[9]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和美国学者都赋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广、狭两种含义，但美国学者侧重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探讨。可以说，早期的证据排除规则就是针对非法搜查和扣押的实物证据。后来法院将通过第四修正案发展而来的证据排除规则也适用于其他修正案（notonlytoviolationsoftheFourthAmendment,buttoevidenceobtainedincontraventionoftheFifth,Sixth,andFourteenthAmendmentaswell）。有美国学者区分为第四修正案排除规则（theFourthAmendmentexclusionaryrule）和第五、第六修正案排除规则。[10]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非法物证的排除是非常关注的，以至部分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仅指向非法物证的排除。

二、美国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精典片段选译及简析

内容提要：考察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发现其直接来源于宪法第四修正案,原初意义仅指非法物证的排除，随着进一步的发展该规则逐渐适用于其它非法证据的排除。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非法物证排除规则是最彻底的，也充分体现了对隐私的保护之周密。

关键字：非法物证；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第四修正案

一、“证据排除规则”词义探索

证据排除规则（exclusionaryrule），又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从字面意义及汉语用语习惯理解，应指一切不合法的证据都不能用作法庭裁判的依据。中国学者在“非法”与“证据”的含义上有不同的见解。对于“非法”，一种观点认为包括证据内容不合法、证据形式不合法、取证手段或程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不合法四个方面。[1]另一种观点认为其仅指特定人员（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或方法而获取证据。[2]联系证据排除规则理解，它是一种法定证据规则，规定的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侦查人员取证手段违法最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利，因而获得的证据法律应明确规定予以排除。至于形式不合法和主体不合法的证据，并未直接侵犯公民权利，可由法官自由心证，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在谈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都将“非法”视为取证手段违法。[3]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含义的最大分歧在“证据”方面。其所指的究竟是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在内的一切证据，还是仅指实物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产生于美国，考察其产生的历史对于准确把握其含义至关重要，“一页历史就抵得上一卷逻辑”。[4]在北美13州处于英国殖民地时代，英国议会为了减少在美国殖民地的走私活动，了司法人员召集令，其没有受到司法审查，也没有正当性的声明，允许搜查的范围是无限的。拥有这项令状的官员可以完全不受限制的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人搜查，引起了当地人民极大憎恨。[5]这是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的一个原因。1812年后，美国完全摆脱了英国的统治，美国建国初期一些捍卫自由和针对外来压迫的规定，如《权利法案》第4条，从针对英国人的非法搜查的规定，转变为限制美国政府尤其是警察的非法搜查和扣押的法律依据。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对第四修正案的理解，是为了实现第四修正案、禁止不合法搜查与扣押而设计，是通过一系列判例逐渐确立的。1914年威克斯诉美国一案确立了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联邦法院的规则，但各州有权拒绝适用该规则。1961年联邦法院通过马普太太一案，将该规则统一适用于各州，最终在美国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该规则确立和发展的一系列判决看，该规则主要针对非法搜查和扣押问题，排除的是因此而获取的实物证据。在美国理论界，部分学者据此将“证据”仅理解为物证，[6]我国也有大量学者持相同见解。[7]对于“证据”包括的范围，仅仅将其限定为实物证据是不科学的。单从语义上看就有概念不周延的缺陷，而且也不符合一般的思维习惯。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之后，随着进一步发展它的范围也扩大了。有美国学者认为该规则不仅适用于第四修正案，还适用于第五、第六修正案，即排除范围还包括言词证据。[8]从我国现行的刑事法规来看，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刑讯逼供一直是十分严峻的问题，因此导致我国理论界在提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都把非法言词证据当作重点排除对象。[9]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和美国学者都赋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广、狭两种含义，但美国学者侧重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探讨。可以说，早期的证据排除规则就是针对非法搜查和扣押的实物证据。后来法院将通过第四修正案发展而来的证据排除规则也适用于其他修正案（notonlytoviolationsoftheFourthAmendment,buttoevidenceobtainedincontraventionoftheFifth,Sixth,andFourteenthAmendmentaswell）。有美国学者区分为第四修正案排除规则（theFourthAmendmentexclusionaryrule）和第五、第六修正案排除规则。[10]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非法物证的排除是非常关注的，以至部分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仅指向非法物证的排除。

二、美国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精典片段选译及简析

摘要:伴随人民警察职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民警察队伍的专业化程度显著提升。新时期人民警察的执法环境发生改变，尤其是自媒体舆论传播和新思潮的涌现对人民警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考验。为积极应对挑战，提升人民警察道德素养，探索人民警察队伍建设的新路径，一方面，应强化人民警察职业准入和职业道德意识，另一方面，应加强政治环境建设和职业环境建设，密切人民警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职业化;人民警察;道德素养;路径选择

1警察职业化要求不断提高警察的职业道德素养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自媒体成为人们交流和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在娱乐至上的时代，充分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娱乐需求。同时随着自媒体功能的越来越多元化，也成为部分别有用心之人进行网络攻击、网络炒作的渠道。当前镜头下的警察执法已经成为新常态，一旦在执法过程中出现过激行为或被断章取义，容易引起负面的涉警网络舆情，影响警察形象和声誉，损害警察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在执法过程中一旦某些偏差或失误被放大，容易在社会上造成舆论波动，这也加大了警察办案的压力，相应的执法环境也越来越复杂。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传播的多极化对警察的执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执法过程中要求广大人民警察要看到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对警察执法造成的深刻影响，看到维稳压力和潜藏的风险隐患。新形势下广大人民警察必须转变传统的执法思路，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提升自身的道德素养，加大对自身的要求力度，才能更好地完成人民警察的职业工作，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提升人民警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2警察职业道德素养建设的路径选择

2．1以警察职业化建设促进警察道德素养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