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范文10篇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主权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摘要】作为社会学科中不可缺少的就是历史学科，对于建设文明的社会主义精神与确立高尚的道德品质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中国近代史因自身存在的独特教育价值，在中国大部分学校当中都以中国近代史作为对青少年爱国精神加以培养的主要途径，历史责任心及其民族精神的相关教材，因此，教师必须以所见的中国近代史当成课堂的主要特征，并在实际的思想道德教育当中合理的融入该教学。本文围绕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实际情况，具有针对性的基于道德教育的视角下，深入阐述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实际问题。

【关键词】道德教育视角；中国近代史；教学探索

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作为社会学科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就是历史，其也是帮助青少年建设社会价值观很重要的一门学科。中国近代史将丰富化的思想道德教材供应给广大青少年，对培养其道德品质、社会责任心、爱国精神等具有重大作用。建立中国近代史学科既能对学生历史思维加强培养，促使其在思考问题时合理的应用历史思维，并且还能对学生的思维道德实现潜移默化的培养。只要将思想道德教育与近代史教学相融合，能够在很大限度上实现学生思想道德意识的逐渐提高。

一、道德教育视角下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实际情况

近些年来，很多高校通常都会围绕社会的相关需要，实施课程的深化改革，学生综合发展方面已然形成学校和教师致力于追逐的共同目标。然而，在实践的教学过程中，仍具有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教师具有怎样的教学素养作为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综合素养的有效途径，但目前的现状就是教师的教学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基于教师的角度来说，作为历史教学的基础就是历史学科的专业知识，若是专业知识欠缺，教师极易出现难以深入挖掘出中国近代史当中涵盖的思想道德问题，若是教师无法通过先进的史学观念为学生传授知识，学生将很难具有先进性的史学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法对学生的思维发挥积极的影响。若是教师无法在实践史学中为学生发挥正确的向导作用，也难以合理的分配好知识和能力的比重，那么史学教学观念和教学内容极易遭受怀疑。历史学科中包含的很多信息学科对学生和教师提出必须维持相应的互动性，但目前部分教师依然难以和学生展开合理的相互交流，同时也无法为学生供应高效的学习氛围。诸多史学教师讲述的历史知识过于表面化、形式化，单一的为学生教授道德口号，这样自然也就不会形成良好的教学效果。随着时代的变化，教师的教学手段理应随之逐渐转变，以实现顺应社会与时代的需求。如今的社会随处可见因不良文化影响着学生的思想道德出现巨大改变，价值传统理念与固有思维方式的限制，家庭环境的影响，部分学生记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严重影响。社会中潜在的负面形象定会严重影响到德育教师日常的实践教学。以上的影响因素定会在一定层次上越过高校对于学生形成的影响。同时，中国近代史中牵涉诸多的思想道德观念无法呈现在实际的社会当中，这就大大的增加了实际与教育之间的间距，教师的教育方式难以让学生接受。另外，导致高校学生史学德育教育效果不良的主要因素还有学生受传统学习形式的束缚，仅是单一的背诵历史知识，并未对历史学科当中的思想道德给予重视。

二、道德教育视角下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必要性

[论文关键词]近代史；话语；革命；近代化

[论文摘要]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与“近代化”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话语权。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过程的回顾和述论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主权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历史科《考试说明》中一项重要的能力要求，就是“再认、再现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和发展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尤其是在高考复习中，必须重视历史阶段特征的教学。什么是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呢？概括起来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和每个时期的不同阶段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级关系、国际关系、思想文化等领域呈现的带有普遍性的基本特点。认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阶段特征，这是历史学科的基本要求和方法之一。不懂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和阶段特征，不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分析历史的阶段性与阶段特征，就不会懂得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因此掌握这些阶段特征，对于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就世界近代史的基本特征，作一概括说明。

世界近代史是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至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世界体系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史学界还存在着不同观点，尚未形成定论。1995年新编订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仍以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而1996年秋季启用的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教材，则从14、15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讲起，将这段历史作为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折，作为世界近代史正式到来前的序幕。

从14、15世纪到17世纪早期，欧洲正处在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兴起的阶段。在经济和生产领域，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和西北欧的一些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工场手工业已经兴起，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正在解体。国际关系方面，以西班牙、葡萄牙为首的殖民主义者，开辟新航路，侵占掠夺殖民地，成为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在思想文化领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天主教会和封建传统观念的桎梏，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在阶级关系上，一方面是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更加高涨，一方面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取得政权，16世纪后期发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独立后的荷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世界近代史的第一阶段是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9世纪早期的拉丁美洲独立革命，被称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一些先进国家确立的时期。这一阶段，英国、法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通过民族独立性质的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这一阶段欧洲和亚非的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封建社会或更早的社会阶段。欧洲的一些封建国家如俄、普、奥等国的君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虽然加强了君主专制，但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19世纪早期的反法同盟和拿破仑的战争即是突出事例。亚洲的封建国家如中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日趋腐朽没落，成为西方各国的侵略对象。在生产领域，虽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但资本主义各国占主流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工场手工业，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没有明显分开，由金融资产阶级控制着工业生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各国的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社会巨烈的变革时代，欧洲思想领域出现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为资本主义制度设计了一套政治构想。在国际关系方面，英、法、荷等国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大肆殖民扩张，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殖民地和争夺殖民霸权的斗争，最后英国取得了霸权地位。

英、法、美、拉丁美洲各国进行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还未走向成熟，所以在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金融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新贵族，在美洲则是“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黑人奴隶劳动上的资本家”——种植园奴隶主，或封建的大地产者。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和反扑，各国都采用了暴力斗争的手段，革命经历了反复和曲折的过程，资产阶级充分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人民群众起了革命的主力军作用。这些就构成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

19世纪早期至70年代初，是世界近代史的第二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最终确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发生在这一阶段的1848年欧洲革命，冲垮了反动的欧洲封建统治秩序——维也纳体系；俄国、日本通过改革，德国、意大利完成国家的统一，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美国通过南北战争，消灭了黑人奴隶制；亚洲、非洲、大洋洲的多数国家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轨道，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将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播到这些地区，引起这些国家政治、经济上的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19世纪中期，英、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相继完成，德、俄、日、意等国的工业革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使各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1857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表明统一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形成。工业革命使各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造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由于无产阶级政治上无权，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工人运动的特点表现为暴力斗争为辅，政治斗争为主，并加强了国际团结，由自发性斗争转变为有组织的斗争。第一国际的成立和巴黎公社革命把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在思想领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思潮，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发为科学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社会思潮。在国际关系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疯狂在全球进行殖民扩张和侵略，使亚洲、非洲、大洋洲的多数国家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亚洲出现了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本国封建主义的强大革命风暴。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成为19世纪中期世界的三大进步潮流。

摘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胡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中国近代史作为战斗武器，“以史论政”；同时用唯物史观观察近代中国，提出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认识。1949年以后，他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结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和著作的实践中，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规范的一系列重大认识，在推动创建科学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以史论政”到科学的学科体系的创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一个历史过程。

关键词：胡绳中国近代史唯物史观学科体系革命性与科学性

1936年5月10日，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史>评介》一文时，年仅18岁。一年前，他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肄业，回到上海刻苦自学。他已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初步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上海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为《读书生活》等刊物撰稿，参加《新学识》的编辑工作，已然在思想界崭露头角。在这篇文章中，他尝试以唯物史观为准绳，来评价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著——李鼎声所著《中国近代史》。他指出，“这本书的作者是很正确地把握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的，而且在他这本书中间是负起了应负的任务的”。在他看来，李著《中国近代史》相对于其他史学著作的优越之处在于：第一，处处顾到中国历史的世界背景；第二，对于中国近代史中间许多常被误解或歪曲的重要事变都有很有力的说明。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本书的缺点：内容过于简略，尤其对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解说得还欠周到；他认为，在解释历史事实时，不可“忘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国际资本、中国民族资本、封建势力这几方面微妙的复杂的关系，是不能只用几句概念式的话就算表过的”。①重视社会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重视社会阶级势力消长的分析，这些都体现了青年胡绳已然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核。

1937年5月5日，抗战爆发前夕，胡绳发表《“五四”运动论》。他既充分肯定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又明确指出，五四时代思想的最大弱点是“只有热情的口号，只有杂乱的思想介绍，而没有对于宇宙、社会、人生全面的、一贯的、深刻的理解作理论基础”。正因为这些弱点始终不曾被克服，“于是在客观的形势稍一变动的时候，有些起初以英勇姿态而出现的战士便一败涂地向后退了，而且退得那样地迅速，那样地毫不迟疑”。对群众的发动极为有限，“它只唤醒了一小部分人的‘人’的自觉，它仍然把大部分的在多重的压迫下挣扎生存的人遗忘了”。胡绳指出，必须“要给民主与科学建立起与历史的发展过程配合，与当前的救亡运动的实践配合的坚实的理论基础”，②这个基础就是唯物论与辩证法。唯其如此，才能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撰写此文时，国共联合抗日局面已初步形成，全国上下一心，统一于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中共和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国民党实行民主，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行全面抗战。胡绳通过论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他指出，救亡无疑需要民主和科学，但更为重要的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指导地位，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绳转至武汉，于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武汉、襄樊、重庆等地参与党的文化领导机构和统一战线工作。由于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解放的宏伟革命实践，他对的伟大历史意义看得更清楚了。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胡绳在1949年5月4日《进步青年》创刊号发表《的历史意义》。文章指出，五四以前，农民大众的“血虽然向外国侵略者表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但是他们究竟并不能对民族的新生有多少积极的贡献”；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往往只表现为脱离广大群众的个人主义的搏斗。他们朦胧地想望着资本主义的中国，实际上却随时准备着与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势力的妥协”。五四后，“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之作为独立的、领导的政治力量的出现”，由于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中国人民的革命有了确定不移的目标，中国革命呈现了焕然一新的面貌，“百年间中国人民所抗议和反对的旧中国就不能不一天天走向死亡，合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意愿的新中国也就一定能涌现到地平线上来”。③文章的结论：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水岭。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他这样评价：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终于引发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团结和行动的力量，的确是一个相当重的砝码”。“从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彻底地反帝国主义性质的人民爱国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展开了。”中国革命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就不能不展开新的面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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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近代史”课程是高校历史学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针对这一专业课开展“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研究，对教育引导学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和思维能力、坚定理想信念以及增强综合素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充分挖掘蕴含在该课程专业知识中的思政教育元素，探索其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可能实施的途径，实现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元素的有机融合，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关键词:“世界近代史”;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课程思政是“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和载体。高校“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当前存在着普遍重视专业知识的讲授，而忽略课程教学的价值取向等问题。这种教学方式已经不适应当今教学改革的要求。教师要深入挖掘课程专业知识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用多种形式把思政教育元素巧妙地融入该课程教学的整个过程，加快提升教师自身的育人意识和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1课程思政教育元素的探索

1.1从世界近代史的视角看中国文明的历史地位，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历史课程本身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的特殊功能，是学校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渠道，也是在我国高等学校历史教学大纲里所规定的主要任务。“世界近代史”课程同样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从世界近代史视角审视中国文明，将它放在世界文明中加以对比，我们就能够重新认识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比如，蒙古帝国的建立加速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中国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等发明传入西方。“欧洲人进行地理大发现之前，早已掌握了中国人所发明的指南针。……欧洲最早的火器是14世纪末的几件火铳，其形制与中国传世的火铳极为相似，显现出来自中国的明显影响。”［1］中国早在北宋时期就发明了活字印刷，而西方人1454年才首次使用了活字印刷。连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也承认，“德国人约翰·古藤贝格首次使用活字印刷，在此之前，活字印刷在中国已经发展了好几个世纪。”［2］有学者曾说过:“中国的四大发明和瓷器(有人将瓷器说成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对世界文明所发生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3］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近现代科学赖以发展起来的重大发明创造，约有一半来自中国，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绝不是“四大发明”，也不是“十大发明”“一百项发明”之类的词语所能概括得了的，通过系统地比较，才能清楚中国对世界科学与文明的贡献。［4］可知，在科学史上中国的许多重大发明和创造对世界步入近代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近代工业革命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据西方文献的记载，“清朝前期，中国产的丝绸以其价廉、特殊工艺质量和装饰魅力，在欧洲市场极具竞争力，丝绸贸易获得了巨额利润。……中国浙江省是全世界最大的产丝区，其产量被认为相当欧亚两洲的总和。”［5］可见，清朝前期的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丝绸生产国和贸易国，对外贸易长期出超。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是英国，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对华贸易总值已超过欧洲各国对华贸易的总和，19世纪末英国对华输入值不断上升。而“在迅速增长着的中英贸易中，中国一直是出超，英国处于不利地位。”［6］这至少可以说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历史上，中国的经济总量长期位于世界第一，只是19世纪30至40年代才被英国超越了。通过学习“世界近代史”课程，我们能够了解世界各国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已被载入史册的无数仁人志士的爱国奋斗精神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至今依然鼓舞人心、令人感动。比如，1860年11月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南北战争爆发后，他坚决反对国家的分裂，颁布了《宅地法》和《解放奴隶宣言》，为北方的胜利打下了基础，维护了美国联邦的统一，促使美国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被人们称为“伟大的解放者”。人们怀念他的正直、仁慈和坚强的个性。他一直是美国历史上最受人敬仰的总统之一;1894年7月，意大利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占领了其背部的一些领土。皇帝孟尼利克二世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战。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号召，自愿捐献粮食、衣物和金钱，青年们踊跃参军。1896年3月，双方在阿杜瓦进行决战，6万名埃塞俄比亚军队大败1.7万名意大利侵略军。埃塞俄比亚人民抗意战争的胜利，为非洲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树立了榜样。［7］孟尼利克二世因此也成为埃塞俄比亚最伟大的统治者。

1．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是()。

A．中国禁烟运动的胜利

B．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C．英国工业革命的进行

D．英国向东方扩张的政策

2．表明战争性质的最根本依据是()。

1．某历史网站上谈及文艺复兴产生的原因中，你认为其根本原因是()。

A．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B．天主教会的封建统治和神学禁锢

C．意大利大批的文化巨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D．文化巨人们反对封建神学的勇气和胆识

2．西欧各国希望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其直接目的是()。

海峡两岸的历史学家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已经有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和各种著述汗牛充栋。这种研究推动了两岸历史学的发展，增进了学人和一般读者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海峡两岸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在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政治的原因隔绝起来，没有学术上的交往。尽管如此，两岸之间都很注意彼此的学术动向。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宣布编撰《中华民国史》计划，在台湾史学界同行之间引起了非常的关注和持久的议论。以至民国史研究室当时的主任孙思白教授不得不以《谈〈民国史〉编写问题·寄语台湾同行诸君》为题，发表文章，为台湾同行的疑虑解惑。

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第一次面对面进行学术交流，是在1982年。那年4月，美、日学者为促进两岸学人聚会，借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第34届年会在芝加哥召开之际举办特别会议，研讨辛亥革命。胡绳率章开沅、李宗一等大陆学者，秦孝仪率张忠栋、张玉法、林明德、李云汉等台湾学者与会。两岸学者就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争鸣，引起海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传为佳话。199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建所40周年为名，在北京召开“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吕实强、张朋园、林满红等三人应邀出席。这是台湾的近代史学者第一次出陆召开的学术会议。1992年5月，张海鹏、尚明轩、韦杰廷应邀出席了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的“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这是大陆学者第一次赴台参加学术会议。1992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在北京举办孙中山研讨会，这是两岸学术单位第一次合作召开这样的学术会议。同样的合作，还在1994年1月在杭州办过一次。在这期间，以及此后，两岸学者互访以及相互在大陆、台湾和海外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就数不胜数了。两岸的两个同名的近代史研究所之间的学术交流更为频繁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海峡两岸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的内涵不能说完全一致，但大体上是差不太多的，可以说，海峡两岸历史学者所面对的大体上是一个共同的研究对象。对于一个共同的历史进程，两岸学者对其中某些具体历史事实的研究，在资料大体上齐备的情况下，可能不乏共识，也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描绘；在比较宏观的研究上，或者虽然不太宏观，但存在价值判断或是非评论的时候，则往往出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认识，难以取得共识或互补。这种情况，也是很明显的，不容回避。

对中国近代史的内涵，虽然两岸认识大体上差不多，实际上也存在差异。当我们笼统地说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模糊一点说，两岸学者的看法可能是差不多的。如果具体到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排除两岸学者内部各自的分歧不说，两岸间的认识可能就不一致了。海峡西岸的学者认为，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开始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中的近代史阶段，一九四九年后是现代史阶段；较早的看法稍有不同，认为起为中国的现代史阶段。海峡东岸的学者则认为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建立便是中国现代史阶段。历史年代的划分，是历史学者必须注意的，究应如何划分，就有各自的理由和标准。比如，敝研究所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着手编纂《中华民国史》，引起台湾学者的震动，于是继起效尤，所编之书名《中华民国建国史》。名称的不同，缘自各自的理念和标准不同。所谓理念和标准不同，是指各自政治理念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学术标准的相左。更深一层说，就涉及意识形态，涉及历史观了。

说到史观，大陆多数史家都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应用唯物史观。说起唯物史观，这是最为台湾学者所诟病的，他们认为唯物史观是教条。世界上任何一个史家，要想研究和说明历史上的某个重大问题，总会秉持某种史观，这是不待证明的。我们所以主张唯物史观，不是因为它是教条，是八股，而是因为它能告诉我们一种方法，一条路径，使我们能更有效地处理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使我们能更好地洞察历史发展的方向。当然，应该指出，学习和应用唯物史观也有一个态度问题。在某种政治气氛下，有的历史学者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存在着教条和八股现象，他们不是从方法论的高度去领会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而是拿着马列的某些个别词句，到处贴标签。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这种情况在学习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本是应该力求避免的。不幸在“”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情况，在“”结束以后，随着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转变，历史学界也在努力纠正它。

唯物史观是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一种最一般的观念，它并不是那么神秘而不可理喻。通俗地说，唯物史观认为，有史以来的人类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形态的；历史现象虽然千姿百态、纷繁复杂，却不是虚无缥缈的，人们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重复制造历史过程，但在掌握了尽可能多的历史资料以后，是可以对过往的历史过程加以描述、加以认识，并获得对往史的较为近真的影像的；历史现象虽乱如丝麻，确是可以理出头绪的，并且显示了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们从茹毛饮血到今天享受现代化的信息公路，很自然地说明了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则是对这一过程的最一般的描绘；人类的经济生活是社会生存的基本方式，社会依生产力的发展、前进而发展、前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决定着人们依赖其中的社会政治、经济、阶级关系和文化从属的基本面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社会运行的主要内容，物质生产的状况决定了精神生产的状况，劳动者是物质生产的主体，是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终极力量；人们（包括劳动群众和社会精英）创造了一定的历史环境，一定的历史环境反过来又决定了生活其中的人们的面貌。我想，这就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的基本东西。它所概括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虽未穷尽真理，却指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及其未来。同时也应该说，它只是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和未来走向，丝毫没有给出各地区各国家历史发展的具体方向。各地区各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还要靠那里的历史学家去研究去总结。

政府确曾考虑过改革。如咸同年间的洋务运动（当时称自强新政）、光绪皇帝主持的、慈禧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实施的新政，等等，都未能成功。洋务运动是在面对“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以后，由在中央和地方的若干大员发起的。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革新政治，只想学习西洋如何造船造炮，以为这样就“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奕欣为发动自强运动给皇帝呈送的奏折，也说，英、俄不过是“肘腋之患”，只有发、捻才是“心腹之患”。可见，发动洋务“自强”，不是出发于国家之“自强”，而是出发于政府之“自强”。强化军事机器，对内是根本目的。所谓“勤远略”，不过是在奏折上说说罢了。因为在事实上，军事工业发展以后，未能在“勤远略”上发挥作用。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福建马尾造船厂被法舰摧毁，北洋舰队最后在它的威海卫基地对日投降。历史学家把甲午战争作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是不无道理的。这样说，并不是要把洋务运动时期发展起来的若干近代工业一笔抹杀，只是说清政府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如果拿差不多同时的日本明治维新作比较，这个问题就看得更清楚了。明治政府举国一致、从上到下支持维新事业，政府出钱出力支持民间办西洋工业，不过三十年就打下了打胜一场对华战争的基础。清政府只是洋务派在操办，顽固派却一片反对之声，慈禧太后正好玩弄权术，居间驾驭，朝廷并没有表示支持洋务运动的明确意向。

洋务运动引起民间质疑，批评之声颇多。改良派思想家批评它徒袭西艺之皮毛，未得西艺之要领。于是，康、梁领衔，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百日之内，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学校教育诸方面的诏谕，像雪片一样的飞来，看似轰轰烈烈，大有作为的样子。不过旬日之间，慈禧变脸，反掌之下，光绪被囚，康梁逃亡，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这样的封建专制统治，岂能领导国家的改革。戊戌维新如果提前到洋务运动时期，并且得以顺利进行，中国的面貌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当八国联军之役后，《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列强要求清政府实行改革。慈禧太后还在西安，尚未还都，即发表新政谕旨。随后，练新军、废科举、宣布预备立宪、鼓励工商业、修改法律，不仅把戊戌维新时期废止的维新办法都恢复了，且大有过之。1905年还派出五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考察大臣回国送呈考察报告，建议实行君主立宪，改革官制，除要求撤废一些中央部外，还要求撤废军机处，实行责任内阁。慈禧太后视军机处为禁脔，不准擅议，政治改革搁浅。预备立宪也要等到宣统五年。但是，现在时代变了。甲午战后受民族危亡刺激起而从事救国活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包括康梁在内的改良派、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改革措施都不满意。革命派要求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个“洋人的朝廷”，立宪派也要求加快立宪步伐。最后，清朝的专制统治终于在革命派发动的强大攻势下被推翻。

这里就涉及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此岸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彼岸学者坚决不同意，认为是全民革命，或者国民革命。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讨论辛亥革命，中国大陆的章开沅教授与中国台湾的张玉法教授，不仅在会议上相互辩驳，在会下也着文讨论，好不热闹。这种讨论至今还在进行，可见分歧之大之深。台湾学者认为，领导革命的孙中山等人不是资产阶级，怎么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中国当时还没有资产阶级，即或有，也是大贫、小贫，难道说辛亥革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吗？而且，照共产党的观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都是要被埋葬的，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否定、贬低辛亥革命，怎么能接受这种说法？

对这种驳难，这里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上的一次革命，如果是针对封建统治的，是要推翻君主专制的，其社会发展目标是要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发展到现代机器工业的大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方向的，这样的革命就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辛亥革命就是这样的革命，它是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往的改朝换代的，所建立的是不同于封建主义的社会，因而它是民主主义的革命。辛亥革命针对清朝统治，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选举了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颁布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这样的革命怎么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呢。至于发动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是否资本家出身，并不重要。事实上，十七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月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出面领导革命的人都未必是资本家出身。领导英国革命并把英国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克伦威尔，出身于中等贵族家庭，本人是议员；北美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华盛顿是种植园主；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罗伯斯比尔是律师出身；俄国二月革命的领导人克伦斯基也是律师。但是，这些不是资本家出身的革命领导人，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奋斗目标、纲领、他们所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取向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的，都是为资本家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同盟会纲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以及随后所阐述的“三民主义”不都是说明了这种政治经济取向吗。说到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只有大贫小贫，这不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自从洋务运动从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以后，一部分握有资金的人，以及一部分买办，正在向民族资产阶级的方向转变。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1901年实行新政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形成。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大体上已形成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基地。中国当然不像欧洲那样有大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了也是事实。这有当时现代机器工业的统计资料可以证明。罗列这些资料是枯燥的，我只想指出，1905年上海总商会发动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显示力量的表示。清末三次立宪请愿运动多由上海、江苏一带发动，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显示。应当指出，清末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之夹缝间生长的，它惧怕这二者，又不能不依靠这二者，它与这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它们的根本利益来说，它们应当欢迎辛亥革命，从它们的眼前利益来说，它们不一定欢迎革命派用武装斗争形式发动的、以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为目的的革命。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辛亥革命不代表它们的利益。（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