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范文10篇

法学近代化，是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几年，我们在法制近（现）代化方面已推出了诸多成果，但对法学近代化问题则尚未展开充分的论述。本文试对法学近代化的模式、法学近代化的内涵及其表现、法学近代化的若干规律等谈点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法学近代化是自中世纪后期开始的波及整个世界的一场法学变革和进化运动。为了不使人们对本文的论题产生歧义，我们先就法学近代化中“近代”一词作些界定。《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对“近代”一词的释义为：“1.过去距离现代较近的时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十九世纪中叶到之间的时期。2.指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第一种解释在时间的上下限上与国外有诸多分歧，⑴所以，本文取其第二种释义。⑵换言之，本文所说的“法学近代化”，主要是指法学的（自由）资本主义化，即法学作为一门学术，具有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水平和特点。

那么，世界各国法学近代化的过程是怎样的呢？限于篇幅，我们仅就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法学近代化状况作些分析。

在英国，由于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其经济、政治和法律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化）不是在短时间内、通过激烈的方式，而是在一个漫长的时间内，通过和缓的、改良的方式实现的，与此相适应，英国的法学近代化也是在中世纪封建法学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法学成果的继承和改造慢慢实现的。

早在中世纪后期，英国就发展起了比较发达的法学形态。格兰威尔（R.Granville，1130-1190）的《中世纪英格兰的法和习惯》（1187年）、布雷克顿（D.Bracton，约1216-1268）的《关于英国的法和习惯》（1250年）等标志着英国封建法学的成熟与发达。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酝酿和爆发，16至18世纪的法学家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封建法律制度和原则作出新的解释，加上同一时期国会大量颁布确立资产阶级原则和内容的新法律，英国的法学开始走上近代化道路。

论文关键词：近代化；农奴制改革；工业革命

论文摘要：近代化是由工业化引起的，以经济近代化为核心的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化，使整个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纵观各国的近代化，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征。俄国的近代化是在落后国家通过广泛的社会改革，吸取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

就人类历史意义上的近代化进程而言，它是由工业化引起的，以经济近代化为核心的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化，使整个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纵观各国的近代化，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征。本文拟对俄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综合考察，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评价。

一

就俄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言，它是落后国家通过广泛的社会改革，吸取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彼得一世无疑是俄国近代化的先驱。为便于考察，我们从17世纪的俄国开始。

公元17世纪，当西欧开始向近代社会大步迈进的时候，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处于传统的中世纪状态，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都比西欧落后。由于农奴制的严重束缚，俄国工商业的发展十分缓慢，沙皇的权力和国家实力由于国家制度的腐败混乱而严重消弱。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和市民骚动给封建制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由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落后的俄国正日益被卷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有有限的发展，但与当时先进的西欧相比，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之竞争，军事力量也无优势，面对这种情况，地主商人纷纷要求富国强兵，为获得更多的土地和更大的市场创造条件，在这种背景下，深切了解俄国国际地位和人民需要的彼得一世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使俄国赶上西欧，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走上近代化之路，彼得一世依靠在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中小地主和新兴商人阶级，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推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军事上，变募兵制为征兵制，创建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改进军事装备，举办军事学校，积极兴办军火工场，使俄国跻身于欧洲军事强国之列;经济上，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兴办手工工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鼓励对外贸易，重视吸取国外先进技术，首开俄国工业之先河;政治上，严厉打击大贵族势力，废除数十个中世纪式的政府部门，设参政院、行政院等10多个新的中央机构，废除世袭制，打破门第资历限制，量才使用，按功晋升。同时，以省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直接任命省长，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和监督;在文化教育方面注重学习西方，设立科学院，创办学校，简化俄文字母，翻译外国书籍，采用儒略历法，提倡生活习惯的西欧化。彼得一世的改革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以强制的甚至残暴的手段加以推行，以便改造野蛮落后的俄罗斯。正如列宁所说:“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通过改革增强了俄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促进了俄国科技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俄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使昔日贫弱不振的俄国昂首迈开了进人欧洲列强的步伐，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的成长。马克思指出:“彼得大帝确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帕尔默·科尔顿也说:“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能产生如此强大的个人影响，当俄国本身的形象日益高大时，这一影响又间接地变得更为深远”，“他通过各种方法急切地把一种新的文化强加于俄罗斯，从而为他的帝国确立了未来的性质。

农业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农业领域中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劳动者个体自主活动能力的增强。但在一个只有治乱循环、王朝更迭的社会环境中，农业因生产要素和技术缺少明显变化而陷入到一种被称之为“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中。在此种情况下，政府作为转型时期制度创新方面最具优势的社会组织，对于社会进化和“均衡状态”的打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它可以强制规定各种生产要素应如何使用。”［1］（P22）晚清新政期间，中国作为一个近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正是在内外多种压力的驱迫下，政府开始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试图通过强化和扩展国家权力来有效地实现其对社会经济的改造和直接干预。为达此目的，清政府在变革行政体制的同时，提出了包括农务在内的“振兴实业”政策，并由此出台了一系列与兴农有关的法令。所有这些“行为规则”作为来自于政府方面的“强制性”制度供给，对中国农业的近代转型起到了前驱先路之功效。本文拟对此略述之。

一、政府农务行政机构的专门化

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国家的某一项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和行政机构的嬗变，其始发动因不是一般的经济矛盾，而是被社会广泛发觉的整个国民经济的矛盾。晚清时期，中国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伴随着国内人口的增加，天灾人祸之频仍及国外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日趋衰败，最终致使民生日蹙。在此种情况下，以田赋为财政收入主源的清政府遂陷入了国用匮绌的窘境，“言常用则岁出岁入不相抵，言通商则输出输入不相抵，言洋债则竭内外之力，而更无以相抵”。［2］（P6）罗掘俱穷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外部生态环境恶化的交织，驱使许多“以天下为己任”的有识之士不能不对洋务时期形成的“重商思潮”进行反思，去重新探寻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再加上西方农学新知东渐的催生及对多年来中外商战效果的感悟，使他们在不怀疑工商业对于国家利益固有价值的前提下，重新体认到农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故而形成了新形势下的“农本意识”，强调农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富强之道。1897年，张謇在《请兴农会奏》一文中指出：立国之本不在兵和商，在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所固然”。［3］（P13）无独有偶的是，1898年4月，张之洞也上奏称，富国之道“不外乎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4］（P1285）当时诸如舒尔茨语。他认为：“传统农业应该被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其核心问题是生产要素和技术条件长期以来缺少明显的变化（见［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25页）。就此而言，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状况极类似于此。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始于清末新政时期。它的创立有两个表现：一是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化；二是对传统社会—经济的改造，以培植“不断增长的国民经济与民生体系”。从这两点上来看，清末农业制度上的近代化趋向，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清政府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依据诺思关于制度的定义，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都应是制度的构成部分。按照契约的法律化的程度来理解，这些虽然只能算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其远没有国家规定的“正式的制度”，即被社会所认可的、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但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它可以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政府的行为决策更经济、更合理与更公正（参阅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同时它也可能与政府的制度安排发生冲突，阻碍经济运转，使交易成本上升，引起制度安排失效。由此可见，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对政府正式制度的形成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作用。此类的言论俯拾皆是，不一而足。从这些如出一辙的话语中，不难看出，“思变”时代人们在产业结构的安排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共识：以农为本，农工商一体化经营的理念。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此时人们所言的“以农为本”之话语和旧时官方倡导的“农本”思想已大异其趣，并非是简单地推崇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而是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意义上来论述，视作为工业提供原料的部门。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人们的这种共识显然是在逾越传统社会的“重本抑末”之定势，打破农工商产业间壁垒界限后的理性产物。

一般说来，意识形态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它对制度的形成与嬗变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而观念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它的更新无疑是一切制度变革的前提与先导。清末为数不少的士人正是在这种农工商一体化经营的新产业理念驱使下，开始劝谏政府，希望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地位和其低廉的社会成本来确立“理性化”的官僚体制。具体到农业方面，就是要求肇建专司农务的行政机构，推进中国农事生产的进展。1901年9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朝廷说：近年以来工商业均有所发展，“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5］（P4758—4759）此种考虑之下，他们要求在京城专门设立“督农课桑之事”的农政大臣，并“立衙门，颁印信，作额缺，不宜令他官兼之，以昭示国家敦本重农之意”。［6］（P45—46）1902年晋抚岑春煊、直督袁世凯也分别奏称：“农工为商务之本，而商之懋迁，全赖农之物产、工之制造。欧美、日本以商战立国，而于农业、工艺精益求精，经营董劝不遗余力”，故中国应向这些国家学习，“尤注意务农，专部统之。”［7］（P852）臣僚的吁请，财政之短绌，使清廷中枢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转向，意识到“农工商业为富强之根本”。因而，1902年谕令特派大臣“专办商务”，且责成各地督抚“及时振兴”农工要务。同年10月，奉命外出欧美日本考察商务的载振归国，向清中央提出设立商部，以官权加强对全国农工商各业的统一擘划。1903年6月，南洋华侨张振勋上书称：现时政府财力竭蹶，国库空虚，其能凑集巨资，承办一切者，惟仰赖于商；农、工、路、矿诸政必须归并商部一部，否则事权不一，亦非商战之利。在诸多因素的催化下，1903年9月，清廷降旨在中央初设专门性的产业行政机构—商部，地位仅次于外务部而列其他各部之首。商部内分设保惠、平均、通艺、会计四司，分别负责农、工、矿、交通、财政等事宜。其中“平均司”为专门执掌与农业相关的如“开垦、农务、蚕桑、山林、水利、树艺、畜牧一切生植之事”的“农政机关”。［8］至此，清中央有了以筹划发展农业为旨归的统一领导机构，从而为农业改良的制度化铺平了道路。同时，商部将农业纳入其管辖范围，并对其职责做专门化、具体化的界定，显示出农业问题得到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且也表明国人的农业生产开始走出自然经济的藩篱而面向市场，要求农业为商品的生产、流通服务。

事实上，商部问世之后，也正是“以该部章程中有管理农务之条”为由，力图在政府近代农业经济计划中充当支配者的角色。为此，一方面调整农业政策，积极从事于整顿全国各地及各项农事。如在1903年11月，奏请政府“振兴农务”，提出“清地亩，辨土宜，兴水利，广畜牧，设立农务学堂、农事试验场”等项具体措施，并“通饬各省举办”，以发展近代新型农业；［8］另一方面又着力于进行地方行政机构的变革，奏准中央在各地设立商务局，作为商部在地方的分支和可靠的支持机构，以形成新式的权力运作网络。在此之上，1904年11月，奏定各地委派商务议员数名，“悉心体察”本地包括农业在内的诸项事宜，务必定期将“各省土产生货若干，价值若干；何者畅行，何者滞销；何者可以改造熟货，何者当设法改良”等农情状况分门别类地汇报到商部。［9］两方面的结合无疑加速了省级农政专门机构的创设。1902年袁世凯在保定首设负责本属农业改良的直隶农务局；1905年川督锡良在成都设立川省农政总局，“以挈全省农政之纲”，局内分设农田、蚕桑、树艺及畜牧四部门，各县设农务局，“以稽考本属农事”，各乡遍设公社，层递形成了“总局倡之，各属率之，公社董之，民间则效而实行之”的农务系统。［10］这样，中央有了专门管理、指导农业的机构，各省州县设了农务局、劝农局，初步汇成上下相依、指臂相连的近代垂直式的农政系统。

1906年，随着新政的深入，清廷对中央各部权限做了较大改组，将工部并入商部，改称为农工商部。同时变原来的“平均司”为“农务司”，“专司农政”，旧时隶属户部的“农桑、屯垦、畜牧、树艺等项”，工部的“各省水利、河工、海塘、堤防、疏浚”等涉农事宜，悉划归农务司管理。［11］(P480)与此相应，各省的商务局也变为农工商务局，并在各地设“劝业道”官制，附设劝业公所；各厅州县设劝业员，办理各地含农业在内的实业事项。毋庸置疑，经过此次调整，中枢与地方机构中有关农务的行政责任更明、职能更细，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先前中央机构上新旧杂陈，且部门间因在职权范围上纠缠不清而多掣肘推诿的弊端，统一了对以农业为首的实业的领导权，加强了近代意义的经济集权制，为农业改良提供了制度与行政方面的合法性基础。

关键词：近代化；农奴制改革；工业革命

摘要：近代化是由工业化引起的，以经济近代化为核心的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化，使整个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纵观各国的近代化，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征。俄国的近代化是在落后国家通过广泛的社会改革，吸取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

就人类历史意义上的近代化进程而言，它是由工业化引起的，以经济近代化为核心的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化，使整个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纵观各国的近代化，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征。本文拟对俄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综合考察，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评价。

就俄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言，它是落后国家通过广泛的社会改革，吸取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彼得一世无疑是俄国近代化的先驱。为便于考察，我们从17世纪的俄国开始。

公元17世纪，当西欧开始向近代社会大步迈进的时候，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处于传统的中世纪状态，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都比西欧落后。由于农奴制的严重束缚，俄国工商业的发展十分缓慢，沙皇的权力和国家实力由于国家制度的腐败混乱而严重消弱。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和市民骚动给封建制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由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落后的俄国正日益被卷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有有限的发展，但与当时先进的西欧相比，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之竞争，军事力量也无优势，面对这种情况，地主商人纷纷要求富国强兵，为获得更多的土地和更大的市场创造条件，在这种背景下，深切了解俄国国际地位和人民需要的彼得一世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使俄国赶上西欧，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走上近代化之路，彼得一世依靠在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中小地主和新兴商人阶级，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推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军事上，变募兵制为征兵制，创建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改进军事装备，举办军事学校，积极兴办军火工场，使俄国跻身于欧洲军事强国之列；经济上，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兴办手工工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鼓励对外贸易，重视吸取国外先进技术，首开俄国工业之先河；政治上，严厉打击大贵族势力，废除数十个中世纪式的政府部门，设参政院、行政院等10多个新的中央机构，废除世袭制，打破门第资历限制，量才使用，按功晋升。同时，以省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直接任命省长，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和监督；在文化教育方面注重学习西方，设立科学院，创办学校，简化俄文字母，翻译外国书籍，采用儒略历法，提倡生活习惯的西欧化。彼得一世的改革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以强制的甚至残暴的手段加以推行，以便改造野蛮落后的俄罗斯。正如列宁所说：“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通过改革增强了俄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促进了俄国科技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俄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使昔日贫弱不振的俄国昂首迈开了进人欧洲列强的步伐，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的成长。马克思指出：“彼得大帝确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帕尔默·科尔顿也说：“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能产生如此强大的个人影响，当俄国本身的形象日益高大时，这一影响又间接地变得更为深远”，“他通过各种方法急切地把一种新的文化强加于俄罗斯，从而为他的帝国确立了未来的性质。

尽管如此，俄国近代化进程仍很遥远，因为彼得一世的改革毕竟是在俄国封建农奴制和掠夺农民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改变社会关系，因而不可能实现劳动力自由化以充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更不可能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性质。

近代化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应该说，从近代化的角度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突破了以前单纯通过资本主义萌芽论证明清社会变迁的简单模式，使人们从一个相对宽广的视野，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回答中国社会是否发展，或在多大程度上向前发展的问题。近代化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社会形态问题的认识，起到了推动思想解放，促进学术发展的作用。然而，无论是在国际学术界，还是在国内学术界，近代化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毋宁说是一种视角，是一种思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真正适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近代化学术构架。理论的贫乏，必然限制研究的深入，必然加重人们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问题认识的歧异。本文主要考察清前期社会转型问题，但在进入正文以前，有必要先对近代化问题作一点理论说明。

一、近代化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化

在考察明清社会发展时，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比较矛盾的现象：一些学者一方面试图证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走向近代的内在动力，试图证明中国在晚明(有的甚至认为更早)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过程，但另一方面却否定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甚至将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视为教条主义指导下的错误产物，视为应该抛弃的“错误命题”。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近代化？

我不想在这里对“近代化”作辞源考证，但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当今学术界通常所谓的“近代”，就其本意，指的是16世纪以来主要是在西方世界出现的所谓社会变革浪潮，这种社会变革浪潮，其核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资本主义化，也就是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传统的(也可以说是封建的)生产方式，用资本主义的新文化代替传统的旧文化，用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代替落后的旧制度。有的学者提出：资本主义化不等于近代化。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确实，近代化较资本主义化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内涵，资本主义也不是通向近代的惟一桥梁，资本主义阶段也并非不可超越，但下面两个事实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的：第一，作为通常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自然发展的替代物，资本主义是惟一的选择。迄今为止，史学家还没有发现，在社会自然演变的条件下，除资本主义外，封建社会(或传统社会、中世纪)有任何别的可能的发展方向；第二，在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化一直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变最重要的动力。近代化的许多重要成果和基本原则(如启蒙思想，市场理论，近代科学的兴起与传播，等等)，都是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得到完善的。脱离资本主义谈论近代化，正如离开市场谈论商品一样，在理论上是不可思议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对中国传统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承认近代化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化，承认没有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有什么近代化，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否定当年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就不会将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与对近代化的研究对立起来。应该承认，目前学术界对商品经济、城镇发展、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探讨，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筑于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学术基础之上的，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研究中国近代化历史的核心内容。

历史上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虽然以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为核心，但毕竟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含义。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在向近代迈进，应该确定一些起码的标准。采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中国社会发展，也许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同一问题得出不同结论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所谓近代化至少应该包括下面三个方面的内容：以服务市场和自由雇工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与发展；传统人身依附关系的逐渐解体，个人自由的扩大，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的带近代意义的社会观念的出现与传播。

提要:中日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差异巨大，对此，已经有很多学者、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探讨。本文拟从不同的民族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基础、被迫开国后政府的不同对策与作用等几个方面的不同来分析其必然性，以鉴往知今。

关键词：中日近代化脱亚入欧中体西用差异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是封建落后的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威胁。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近代文明之光开始透进沉沉神洲。1853年，美国海军一支小型舰队,野蛮驶进江户湾的蒲贺港，“我自闭关眠不动”的日本朝野，也诚惶诚恐地感受到了近代文明的威力。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是惊人的。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这期间，中国丧权辱国，走上沦为半殖民地的扭曲发展道路。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日显世界强国端倪。个中原因及带给我们的教训，值得深究，这固然有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远大于日本[1]，而且日本也曾受惠于中国的外因，但主要在于当时两国文化类型与民族传统的差异、社会的稳定性、经济基础及当时政府开国后的不同对策的迥异等的内因。对于它们的进一步探讨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对我国当前的现代化也有现实意义。关于这方面内容的研究，日本学者成果较多，中国较少。今笔者不辞浅陋，拟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些思考，祈望赐教。

一、不同文化传统造就民族性格的迥异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属于宽容、温和而保守自闭的大陆性农耕文明，以孝为先，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组织劳作。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这在巩固封建政权方面绝对可称为明智之举。但是,当世界进入近代化--也就是随着商业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革新，世界从经济上进入工商业主导时代、政治上资产阶级入主国家政权的时候，这种封建政权及其经济基础空前的稳固性却成了社会前进的最大阻力。古人很早就把中国看作是天下的中心，把周边民族或国家称之夷、蛮、戎、狄，产生了华夷思想。由于周边国家的臣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常常是册封与被册封的隶属关系，中国成为册封体制的中心,外国使臣朝觐时都要跪拜磕头，这就更强化了“皇皇中华,四夷来朝”的思想。中国又很早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体系,并且成为文化输出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周围的地区，往往是中国给予文化的地区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别国文化流入，但它们不可能成为主流和改变原有文化的本质，相反，总要受到儒学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光辉,在变革时期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2]久而久之,这种优越感和自信心就蜕变为夜郎自大的观念，对外国和外来文化总是不能正确对待和虚心学习。清末,即使中国已经落后,本土文化已经呈现保守，但上述传统观念依然非常强烈。顽固者自不必说。显然，传统文化观念模糊了中国统治者的视线阻碍了对世界文明的吸纳，这是中国越来越走向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属于海洋性国家，其海洋性文明的特征是发散性，具体说就是开拓精神、开放性特征，以忠为先。日本四面环海，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处于相对孤立的环境。对这一事实的反应以及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民族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倾向，在知识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外国的事物什么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日本不是文化发源地，在公元3世纪以前尚无文字，在7世纪以前也没有系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产生了飞跃。对日本人来说，所谓外国，就是长时期内经常给自己带来文化的地方，来自外国的事物往往给自己带来新的便利和富裕。在幕府末期，虽然也有人提出过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思想,但由于日本不是册封中心，也没有文化输出的传统，所以日本的华夷思想的基础十分薄弱，它并没有给日本学习更先进的西方文化造成多大的影响。对日本人而言，一个明显的逻辑是，中国文化是外来的文化，西方文化也是外来的文化既然可以学习移植中国文化，而且效果又那样理想，为什么不能学习移植当今先进的西方文化呢？总之,日本的传统文化观念使日本能够比较理性，正确地对待外来文化。儒学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远也不及在中国那么牢固和深远。这种状况为两国的近代化提供了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江户时代之前，思想文化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佛教而不是儒学。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朱子学才取代佛教成为统治思想。但是，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的日本思想界，朱子学世界观迅速瓦解，在日本,由于没有通过像科学这种形式使儒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官方教科书和现实化的择官准则，儒学的权威和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自然要比中国弱得多。在从19世纪开始的亚洲近代化中，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原因首先在于突破了儒教的世界观的束缚，把对其有效性的承认缩小到最小限定，极力限定儒学的有效范围才是其成功的内在因素。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社会变化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复杂，因而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世纪。作为社会人文科学一分支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本世纪的变化程度也非常之大，可谓前所未有。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向为显学，拥有数千年繁荣兴旺历史，传统深厚，在本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也咸与维新，不断改变着自己的体制和面貌，取得了新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成就。在世纪末的今天，回顾本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百年历程，总结其成败得失，可以使我们对本学科在本世纪走过的道路有一个清醒的自我认识，同时也为下一世纪本学科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参照和依据。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本世纪内，总体上说，走过了一条由古典型向着近代型不断演变的道路。学术的近代化，在这里成为百年发展的主线。近代化过程，涵盖着本学科的全体和各个方面，它包括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以及作为学术观念和方法的结果——学科成果的产生，还有学术观念和方法的体现者——学科人才的养成。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近代化的学术观念，主要包括本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近代具有启蒙性质的观念，如平民文学的观念，文学为人生的观念等；近代科学观念，如进化论的观念等。这些观念，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征圣、宗经的观念，文以载道的观念，复古的观念。近代化的学术方法，是指近代科学的方法，它们也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经学的、文章学的方法。当然，近代化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还包括随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以及二三十年代传入的“现代主义”，80年代传入的“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方法，这些观念和方法，彼此性质不同，存在很多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情况很复杂，但与中国传统的古典性的思想学术相对而言，它们都无疑具有近代的性质。

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划分这四个时期的依据，主要就是各时期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基本状况，以及主要由这种状况所决定的学科发展近代化的不同程度。第一时期为1900年至1928年，这是学科近代化的起步时期。第二时期为1928年至1949年，这是学科近代化的发展时期。第三时期为1949年至1978年，这是学科统一的时期，也是近代化的曲折时期。第四时期为1978年至本世纪末，这是学科拨乱反正和多元化发展时期，也是近代化的再发展时期。

一

第一时期，是古典文学研究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初期。本时期内，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趋势是近代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近代思想自19世纪中叶即已开始从西方引入中国，本世纪初，正是处于“西学东渐”的关键时刻。西学新思潮的传入，对当时维新改良派及反满革命派人士都有影响，对当时中国的文化学术，也颇有触动。例如梁启超在世纪初提出的“小说界革命”，极力推重小说的社会“群治”作用，指出小说有“四种力”，主张提高小说的地位，就是受了西方近代小说观念的影响。不过“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文学改革主张，虽形成了一定声势，主要却是针对当时创作而发；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也许由于这块古老的学术领地与时政的距离较远，所以影响还不大明显。本世纪初的古典文学研究，应当说基本上还是经学（包括清代“汉学”）与桐城派文章学的天下。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仍以古籍注疏、版本校勘、轶文收辑、文章评点、诗话词话等为主，其成绩当然不可否定，如孙诒让《墨子闲诂》、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但这已是千年传统学术的强弩之末，却也毋庸讳言。

然而新学侵入这块旧学的传统领地势不可免，当时有人以先觉者的姿态，将近代观念和方法引入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此即王国维。王氏于1904年写出《红楼梦评论》，文章从人生与“美术”的关系论起，指出有“优美”“壮美”之区别，接着论述“《红楼梦》之精神”，又分析“《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虽然他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甚深，其具体结论未必十分正确，但重要的不是此文的具体结论，而是他将文学作品与人生联系起来，与美学、伦理学联系起来，其研究的视角是全新的，其观念完全是近代性的。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史上，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近代式的研究，而这篇文章也是第一篇真正的近代式论文。所以王国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迈向近代化道路的第一人。王国维之后，古典文学的近代式研究仍颇寂寞，仍然是“义理、词章、考据”之学弥漫于世。不过也有少数呼应者，这就是林传甲和黄人两位在中国文学史编写方面的尝试努力。林氏为京师大学堂教员，1904年编撰了《中国文学史》讲义；黄氏为东吴大学教员，约1905年编写出了《中国文学史》讲义。编写中国文学史之举，无疑是受了外国学者的影响，当时俄国人瓦西里耶夫、英国人翟理斯和日本人古城贞吉等，早已有《中国文学史》问世。林氏之史，即有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的痕迹。这两部文学史，作为国人草创之作，水平都不高：林史对象不明，体例混淆，书中文字学、书法、训诂学、经学、史学等与文学一道出入其间，黄史则大量抄录原著文字，浩繁芜杂。然而编写文学史一事本身，已属近代学术行为，仍具近代意义。

[论文关键词]近代史；话语；革命；近代化

[论文摘要]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与“近代化”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话语权。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过程的回顾和述论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主权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主权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法学近代化，是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几年，我们在法制近（现）代化方面已推出了诸多成果，但对法学近代化问题则尚未展开充分的论述。本文试对法学近代化的模式、法学近代化的内涵及其表现、法学近代化的若干规律等谈点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法学近代化是自中世纪后期开始的波及整个世界的一场法学变革和进化运动。为了不使人们对本文的论题产生歧义，我们先就法学近代化中“近代”一词作些界定。《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对“近代”一词的释义为：“1.过去距离现代较近的时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十九世纪中叶到之间的时期。2.指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第一种解释在时间的上下限上与国外有诸多分歧，⑴所以，本文取其第二种释义。⑵换言之，本文所说的“法学近代化”，主要是指法学的（自由）资本主义化，即法学作为一门学术，具有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水平和特点。

那么，世界各国法学近代化的过程是怎样的呢？限于篇幅，我们仅就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法学近代化状况作些分析。

在英国，由于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其经济、政治和法律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化）不是在短时间内、通过激烈的方式，而是在一个漫长的时间内，通过和缓的、改良的方式实现的，与此相适应，英国的法学近代化也是在中世纪封建法学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法学成果的继承和改造慢慢实现的。

早在中世纪后期，英国就发展起了比较发达的法学形态。格兰威尔（R.Granville，1130-1190）的《中世纪英格兰的法和习惯》（1187年）、布雷克顿（D.Bracton，约1216-1268）的《关于英国的法和习惯》（1250年）等标志着英国封建法学的成熟与发达。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酝酿和爆发，16至18世纪的法学家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封建法律制度和原则作出新的解释，加上同一时期国会大量颁布确立资产阶级原则和内容的新法律，英国的法学开始走上近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