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范文10篇

摘要：艺术歌曲是一种由诗歌与音乐结合而成的音乐体裁，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因浪漫主义音乐大师舒伯特作品而得名。本文以中国近代艺术歌曲为研究对象，从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发展历程入手，从歌曲结构、作品内涵及其他方面扼要分析探讨了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艺术特征，期寄弘扬中国艺术歌曲文化，推动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创新。

关键词：中国近代艺术歌曲；艺术特征；歌曲结构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舒伯特为代表的音乐大师创作了一系列浪漫、抒情风格的歌曲，从此艺术歌曲名声鹊起，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在19世纪20年代初，艺术歌曲传入中国，一些音乐爱好者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创作了独具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歌曲，由此拉开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发展序幕。中国近代艺术歌曲文化底蕴深厚，旋律优美，感情细腻，有着独特的艺术特征。但是，绝大多数的国人对中国近代艺术歌曲不甚了解，有必要开展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特征研究，这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一、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发展历程

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诞生取决于当时的时代需求，是在“五四”运动的引导下兴起的，而其发展得益于当时留学于日本、欧洲学习音乐的留学生。这些具有先进思想和音乐知识的留学生归国后，积极投身于中国新音乐创作和新音乐文化建设中，为中国近代艺术歌曲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五四”运动后，民主、科学、爱国等思想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崛起，中国知识分子把握住时代脉搏，在文化界掀起了探索新知、传播新思想的浪潮，戏剧、诗歌等领域都开始了变革，一大批风格自然、朴实、清新的诗歌涌现出来，为中国近代艺术歌曲创作提供了许多优秀歌词。一些从日本、欧洲留学归国的音乐学习者，如青主、萧友梅等人，基于这些优秀的诗歌，利用西方音乐理论和作曲技巧创造了一些兼具中国韵味和西方音乐特征的艺术歌曲，以反映时代进步精神。这些歌曲的曲式结构、和声处理等方面都打破了中国歌曲创作的传统形式模，确立了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形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聂耳、冼星海等音乐家在这个战火纷飞的背景下创作了许多带有革命精神的红色革命歌曲，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抗日斗志。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成立一些音乐专业院校，学院派音乐创作者越来越多，艺术歌曲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技巧难度等都有所增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空前繁荣发展，大量优秀作品涌现出来，如《天鹅之歌》、《送上我心头的思念》等，创作风格、音乐艺术等方面都有大胆的创新，歌曲更加完善。

二、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艺术特征

摘要:文章对中国近代艺术期刊的种类和数量、各种类早期刊物情况、刊物创刊时间做了统计与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近代艺术期刊的数量近1000种，种类涉及美术、摄影、音乐、舞蹈、戏剧和电影；美术类期刊创刊时间最早，电影类刊物最多。它们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播世界各国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近代中国；艺术期刊；统计分析；文化传承；文化传播

艺术期刊作为传播艺术知识、进行艺术交流的媒介，在艺术领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国近代艺术期刊在我国近代历史上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中国近代艺术期刊，可以为中国近代艺术史的研究提供材料和佐证，也可为当代艺术期刊的发展提供借鉴。已经有一些学者就此进行了研究。有的对近代中国的中文期刊作了全面概述，有的对某一类艺术期刊进行研究，有的对某一地区的艺术期刊作了论述，有的对某一时间段的期刊进行探讨，还有的对某一艺术刊物作了分析[1-12]。而对艺术期刊进行分类统计并作数据分析的文献不多。本文在进行统计的基础上，对艺术期刊的种类和数量，各种类早期刊物的情况以及创刊时间进行分析，并阐述中国近代艺术期刊对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影响。

1中国近代艺术期刊统计分析

本文数据主要依据上海图书馆馆藏近代中文艺术期刊统计而得。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占全国约3/4的近代中文期刊，收藏数量居全国各图书馆之首[1]，所以，以上海图书馆收藏刊物来探讨中国近代期刊的发展状况，可以基本显示我国近代中文期刊的发展轨迹。本文所指的近代时间范围是1840年至1949年，选取其中的艺术期刊进行统计分析。本文选取作为艺术期刊的依据是，根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分类，在J（艺术）中从J0至J9的全部期刊，涵盖了绘画、书法、篆刻、工艺美术、摄影、音乐、舞蹈、戏剧和电影等领域。1.1种类和数量。根据统计结果，共计有艺术期刊984种。我国近代艺术期刊的种类、数量以及各种类早期刊物情况见表1。其中美术类包含了绘画、书法、篆刻、工艺美术和综合性刊物。从艺术期刊的种类来看，我国近代的艺术期刊已经涵盖了各个艺术领域。以现在的中图分类法来划分，除了雕塑、电视没有独立的期刊外，其他均有刊物涉及。雕塑应在综合性的美术刊物中有所体现，而电视当时还没有。从艺术期刊的数量来看，在各种类中，电影类刊物最多，有318种，占32.3%；接着是戏剧类和美术类，各有259种和241种，各占26.3%和24.5%；以下音乐类93种，占9.5%；摄影类56种，占5.7%；舞蹈类17种，占1.7%。由此可见，电影类期刊的数量最多，约占了总数的1/3。其次为戏剧类和美术类刊物，各约为总数的1/4。期刊数量的多寡与行业受众的多寡紧密相关。看电影是大家娱乐消遣的重要方式之一。电影中表现出的情节和时尚会被大众追捧和模仿，且电影易于复制的特性又使得传播方便而快捷，因而受众面极广。戏剧这种舞台表演艺术，根植于民间，出现的年代久远，各个地方的戏剧种类繁多，深受群众欢迎，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绘画、书法、篆刻等艺术表现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历代大家众多，风格多样。另外，这也是人们修身养性的方法之一，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和追捧。电影、戏剧和美术这三类刊物的数量占了我国近代艺术期刊的八成多，正是这种大众潮流的体现。1.2各种类早期刊物。表1也统计了各种类早期艺术刊物的出版情况，包括刊名以及创刊年份等。一般从最早创刊时间统计至1920年代。其中，美术类和戏剧类期刊整体创刊时间较早，故统计至1910年代；舞蹈类期刊创刊时间较晚，故统计到1930年代。共获得早期刊物48种。从艺术期刊各种类早期刊物的创刊时间来看，创刊时间最早的种类是美术类。其中，最早的是《点石斋画报》，于1884年创刊。19世纪创刊的还有《飞影阁画报》（1890年创刊）、《飞影阁画册》（1893年创刊）、《新闻报馆画报》（1893年创刊）、《飞云馆画册》（1895年创刊）。20世纪初创刊的有美术类的《求是斋画报》（1901年创刊）、《神州国光集》（1908年创刊）、《中国名画》（1908年创刊），戏剧类的《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创刊），音乐类的《音乐小杂志》（1906年创刊）、《灿花集》（1908年创刊）等。到了1910年代，创刊的戏剧类杂志占了多数，美术类和音乐类刊物也有数种。1920年代是早期艺术杂志创刊最多的时期，摄影类、电影类最早的刊物均始于这一年代。舞蹈类杂志创刊较晚，最早的刊物也要始于1930年代。由统计可见，19世纪创刊的5种杂志全部为美术类期刊。中国的绘画和书法等艺术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经过历代传承，形成了与西洋绘画迥异的鲜明的民族风格而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戏剧类的刊物也整体创刊较早，这也与戏剧这一艺术形式历史悠久、影响广泛密切相关。当期刊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以美术和戏剧作为题材率先进入艺术期刊的版面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3创刊时间。表2为我国近代艺术期刊创刊时间的分布统计，除去创刊时间不详的78种刊物外，计有确切创刊时间的刊物906种，由此得到各年代创刊刊物的数量分布情况。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近代艺术期刊创刊时间的大致趋势：19世纪和20世纪初，艺术期刊的数量很少；到了20世纪20年代，刊物数量急剧上升；直至30年代，期刊数量达到顶峰，这段时间被研究者称为杂志年[13]；进入40年代，刊物数量总体有所回落。根据对40年代各年的期刊数量观察，在抗战期间，刊物数量日趋萎缩，到抗战胜利又开始回升。随着时代的发展，刊物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它受时局尤其是战争的影响也很明显，这从各年代的数量变化上可以看出。

2中国近代艺术期刊对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影响

媒介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沟通社会信息、记录科技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提供娱乐休闲的社会功能。人类科技发展的推动，以及各阶层、组织间信息交流的需要，以及市民娱乐休闲的需要，才促进了各种媒介类型的产生和不断发展。期刊在媒介史上是最后出现的纸媒，继承和结合了图书、报纸二者的优点，形成了独特的媒介特征。在整个期刊群体中，既有为科技类期刊承载最为高端、前沿的科技信息，也有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为社会进步提供理论支持，各行业、各领域、各地域也均有各种期刊充分进行信息交流，更有大量综合类期刊为社会提供休闲娱乐，这些功能使得期刊成为相当受重视的各种媒介类型中重要的一种。文化发展与历史息息相关，而期刊正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期刊是在具体的历史时代中对人民大众需求的全面满足的体现。期刊的发展不仅与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有关，也与社会发展及政府的指导方针有关。我国医学期刊在时代的浪潮中随波逐流，其发展已历经百年。从医学期刊创立以来，医学发展史中的所有重大变化都与期刊紧密联系在一起。医学期刊可以反映出中国近代医学的实际状况以及其对社会文化、医学格局的影响。通过对医学期刊史的发掘和整理，不仅可以反映我国的医学传播过程，也有助于研究期刊在传播中的角色和作用。现有研究对期刊进行整体上的史料梳理研究较为匮乏，而该类研究最能体现作为媒介的期刊如何反映时代特色。故本文对近代医学期刊史进行梳理，纵观时代需求对期刊定位的影响。

一、医学期刊近展史

（一）晚清时期。晚清时期是医学期刊的萌芽期，在此期间共创办了医学期刊26种[1-3]。我国医学期刊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1792年。清代名医唐大烈受到当时的讲学之风的影响，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医学期刊——《吴医汇讲》，自此开创了我国医学期刊史的先河。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与兴盛，以及时代与社会的需求，医学期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此时期的中医期刊尚不多，以西医药学期刊为主，并且此时还未对医学科目进行细分，以综合类期刊为主。其中，中医期刊6种，西医期刊15种，中西医综合期刊5种。传教士在近代中西医文化交流活动中发挥了媒介和桥梁作用，这种活动对中国医学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教士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传教，传教士试图通过输入现代科技知识和西方人文社科知识推动基督教的传播，即通过广义的西学来改造中国。19世纪初，罗伯特•马礼逊以传教士的身份进入国中，开启了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历史。由于传教收效甚微，传教士转而利用教育、医学和办报等途径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把国外的科学文化和知识传入国内，其中比较有名的传教士有利玛窦、龙华民、艾儒略、汤望若等。在尝试过各种手段后，传教士们发现“医学传教（MedicalMissionary）”的效果较好。通过向当地居民治病施药，民族间的藩篱逐渐被消除，传教士得以接近中国各个阶层。特别是1805年葡萄牙商人将牛痘活苗带到澳门，开展了牛痘接种。英国医生皮尔逊编译了牛痘接种的相关书籍《牛痘奇法》，使牛痘法在华迅速传播，加速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1817年牛痘接种经验被总结为《引痘略》，在国内被相继翻刻刊行。183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郭雷枢首次呼吁欧美教会雇佣传教士医生来华服务，自此大量的传教士医生进入国内，将西方医学大规模传入。鸦片战争导致中国战乱不断，人民饱受疫病伤痛折磨，而西医见效快、痛苦少，加之当时的传教士开办了西医院、翻译医书等，使中国民众对西医的逆反心理逐渐减弱，日益接受了西医在治疗疾病中所扮演的角色。1880年由广州博济医局发行《西医新报》(Western Healing Gazette)是我国第一份西医中文医学期刊，由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担任主编。但《西医新报》因当时的文献匮乏以及具体执行中产生的问题，导致其仅维持了两年即告停刊。自17世纪下半叶起，西欧相继出现了柏林皇家医学会、巴黎外科学会、爱丁堡和伦敦医学会等医学团体，他们通过举办会议、编辑期刊，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医学的进步[4]。1886年以美国医学传教士文恒理为代表的在华的医学传教士借鉴西方的医学社团制度，在上海成立了国内首个医学社团——“中国教会医学会”(The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即博医会。博医会于1887年出版发行《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MissionaryJournal)。然而，《博医会报》是一份英文期刊，在办刊时曾预想每期“附列中文医论一则或二则，以备参考”，希望“中国有学西医之士，相与有成。无论内外各科，务抉精义著为宏文，以光简册”，但直至《博医会报》与《中华医学杂志》合并也未能实现转变为中文期刊的计划。其后这些传教士又在国内创办了西医报刊，如《海关医报》《西医新报》等[5]，至此西医开始大规模传入我国。传教士拉开了“西医东渐”的帷幕，并且通过报刊这种现代性传播工具把西医带入国内。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传教，但也以此为契机为西医学打下了基础，并促进了西医学在中国的立足与发展。期刊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医学传承方式，颠覆了中国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将新型大众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引入国内，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期刊史的序幕。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因办“洋务”的需要，开始成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后，清朝统治几乎倾覆。为维护垂危的统治，清政府开始向日本广派留学生，培养“新政”人材，而日本政府也企图通过留学生来增强其在中国的势力。一时间留学生如水赴壑，纷纷至日本留学。受到日本文化、政治的影响，在留日学生中出现了“科学救国”、“从医学开始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的思潮。留日学生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学术团体，并创立了几十种介绍西方学术文化、宣传君主立宪或反清革命的期刊，其中医学期刊以《卫生世界》为代表。这些由国人创办的启蒙报刊打破了外国对西医传播权的控制局面，进一步加速了西医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在当时，这为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6]。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时期出现的以“著述医”自称的陈垣。与多数爱国志士一样，陈垣以笔为枪，以报刊为阵地，先后创办了《医学卫生报》及《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利用报刊的宣传教育功能开辟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医学救国之路，即以“医人医国为其宗旨，医学新知为其内容，报刊传播为其形式[7]。”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医学的发展较其他学科更早、更快。而期刊作为记载、传承、传播学术成果的载体正好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二）民国时期。民国时期（1912—1949）是“中国社会逐步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时期”，也是我国医学发生重大变革的特殊时期。受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西医和中医体系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激烈地碰撞[8]。政府实行扶植西医、压制中医的政策，使两种医学体系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态——西医获得长足发展，中医却举步维艰[9]，但无论是中医药期刊还是西医期刊在此期间都曾得到迅猛的发展，其数量、品种均达到了历史上的空前水平。据《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记载，1980—1949年国内创办的中医药期刊约260种；1912—1937年出版西医药期刊共237种，但多数出版时间不长，影响不大；1938—1949年出版西医学期刊约有百种，但至1948年底仅存30余种[10]。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主要由中医社团、中医学校和中医药界知名人士承办，以“发扬国医国药”、“谋国学之复兴，作知识之交换”为主旨。1920年前创办的中医药期刊约20余种，以《和济医学卫生报》及《医药卫生通俗报》为代表。1920—1937年是中医药期刊出版的活跃期。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中医的兴废争议，中医学界各单位与知名人士联合发声，先后出版了中医药期刊逾200种，多集中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如上海、江苏、浙江、广州等。出版数量以上海最多，其次为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北京、天津等。其中以《中医杂志》、《医学杂志》、《医界春秋》《杏林医学月报》等为代表。1938—1949年，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政府对中医打压以及期刊的经费和人员不足等问题，导致多数期刊被迫停刊。此时，中医药学界为中医生存问题还在不断努力，仍创办约80余种刊物，但大多刊行年代不长，缺乏影响力。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西南转移，四川、广西等地也相继创办中医药刊物，其中以《中和医刊》、《国医月刊》、《复兴医药杂志》为代表。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由于内战全面爆发，社会经济萧条，导致期刊业也随之萧条，中医药期刊一度沉寂，仅少量期刊进行复刊，新刊物也很少，以《新中医》、《杏林报》、《华西医药杂志》为代表。在西医药期刊方面，其历史演变与民国时期政治斗争的变化轨迹本质上一致。由于当时列强入侵以及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中国的旧式教育制度已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要求，政府曾多次颁布法令推行学制改革，包括以日本学制为圭臬的壬子癸丑学制和以美国学制为圭臬的六三三学制。在政府的支持下，自办医学院校迅速发展，逐渐取代教会医学校成为了当时主要的西医人才培养基地，为西医发展提供了大量后备人才，预示着西医传播已经实现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医学学校、医学团体、政府、本土西医以及各大报刊纷纷开始创办医学期刊，使西医药学传播事业在多主体传播格局下的繁荣发展。西医期刊在此时期的传播进程呈现出阶段性和地域性差异，但是其数量飞速增长，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到1949年共创办期刊500余种。期刊发展总体趋势为逐步增加，几乎每年都有新刊创立，共经历了四个办刊高峰，分别为1920年、1930年、1940年和1947年，均处于民国社会政治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有研究[6]对近代西医药学报刊进行整理发现，仅确知创刊时间的专门性西医报刊就多达501种，另有约330种医药卫生方面的副刊；期刊类型也十分丰富，如西医、西药、护理、口腔、公共卫生以及其他综合性报刊等。经过大规模宣传、办学、译书等传播手段，西医学被中国医学界和民众广泛接受，成为主流医学。这时的西医学本身已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变化，成为奠基在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基础上的一门综合性科学[11]。西医传播中心也随着社会动荡经历过数次变迁，医药学期刊先是以沿海口岸和沿江流域、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为传播中心向周围扩散，其后在红色抗战时期随着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至西部地区和革命根据地，最终形成一个“多极-多向”的扩散网络[6]。这一过程可以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1）民国前期（1912—1927）：在此时期，受到革命运动的影响，特别是新文化运动，西方文化兴盛，在“科学救国”、“医学救国”等主张下，西医药期刊经历了期刊的初创阶段。但此时西医体系尚未建立完全，北洋政府内外交困，其传播主要依靠个人，主要话语权还在外国人创办的刊物手中。西医药期刊在内容上也以文献翻译为主，缺乏国人的自主研究内容，内容较为粗糙。此时，西医药期刊的范围较小，影响力也很弱，传播仅集中于几个通商口岸，民众对西医的重要性不甚了解，也不感兴趣。（2）民国中期（1928—1937年）：此时期是整个西医药期刊发展的兴盛时期。国民政府建立后，对医药卫生方面十分重视，设立卫生司负责全国卫生行政。中央卫生系统的建立为西医传播事业奠定了基础，西医期刊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快速发展，传播效力也显著提高。在此时，期刊主要由政府、社团以及民间个人组成，总体特点是数量大、分布广、规模化和类型化趋势明显。在传播内容方面较民国初期也有进一步延伸，增加了口腔医学、护理学、精神病学、皮肤性病学、眼科、药理学、法医学、妇产科、生理学等专业刊物，并且创立了精神层次的期刊和制度层次的期刊。（3）民国后期（1937—1949年）：在此时期由于战争爆发导致的社会动荡，西医传播事业举步维艰。但国内的西医期刊仍在努力维持与发展，创刊量大幅增加，仅1947年就有43种西医期刊创刊，尤其是西南和西北地区创刊的种类最多。部分期刊甚至在多次停刊后又恢复办刊，其中坚持办刊五年以上的期刊包括《战时医政》、《中国红十字会会务通讯》、《云南卫生》、《现代医学》、《西南医学杂志》、《贵阳医学院院刊》、《军医通讯》等；一些影响较大的期刊甚至二十多年长盛不衰，如《中华医学杂志》、《中华护士季报》、《同德医学》、《中国红十字会月刊》、《民国医学杂志》、《卫生月刊》等。抗战期间，东部地区沦陷，其经济、社会和医药卫生状况每况愈下，创办的西医期刊数量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显著下降。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内经济政治中心的转移，中西部地区的医药期刊规模迅速萎缩，东部地区医药期刊发展繁盛，新创办报刊100余种，复刊20余种。这一时期的西医期刊比以往任一时期都更接近现实，适应战时需要，贴近民生，并且一些医疗制度层次的期刊已经开始对国家医疗政策进行深入的讨论。西医期刊已经成为了国家卫生行政的宣传者、推广者和监督者，在政府与民间、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架起了一座重要桥梁。

二、近代医学期刊的传播意义

（一）推动近代医学体系的建立。自传教士将西方医学思想带入了国内，我国的近代医学技术有了飞跃性的发展。而近代医学期刊的出现加速了西医学在国内传播，并促使西医本土化，对开启民智、推动近代医学体系的建立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这些医学期刊在普及西医知识的同时，也将西方的医学精神、卫生观念带入国内，将科学观念输入到国人思想之中。国内也由此将医学进行系统化概括，并细分出基础学科及临床学科，如解剖学、细胞生物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口腔医学、护理学、精神病学、皮肤性病学、眼科、药理学、法医学、妇产科等，奠定了我国近代医学体系的基础，在近代医学体系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初步建立了医学传播的系统模式。传统中医“有禁方之传授，重其道不轻以示人。后世沿其义而失其真，乃有秘方之名目。秘之又秘，遂终失传。”[12]中医的传统传承方式为师承，历来通过“口传秘授”，但随着报纸、期刊、书籍的普及，我国传统医学的传播和交流模式发生巨大改变。中医药期刊俨然成为了我国传统医学学术交流的媒介，也是中医与西医思想碰撞的平台。中医医师的交流传播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将自己的医学心得及思想述诸于文字。（二）促进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学术交流和发展。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宗教，他们借用医学的力量在中国行医布道，通过创办期刊、翻译医术、开办西式医院和医学校等成为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的主要渠道，让中医民众接触到西医知识和西医诊疗方法，促进了中国医学的多元化发展。与此同时，传教士在把西医学知识带到中国的同时，也逐渐加深了对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解。部分传教士开始研究并向西方译介中医药学知识，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播打开了一扇窗口。一方面传教士希望通过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传统医学，帮助其了解中国，进一步获得支持，推动传教事业；另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研究中西医学的相似性，寻找东西方医学文化的相似点，以便在中国历史上寻找空间安置上帝[13]。医学传教士在编撰有关西医学著作、个人自传、刊物、社会调查报告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涉及到中国传统医学的内容。这些内容成为了西方人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最初印象和轮廓。期刊等传播媒介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媒介，在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沟通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来华传教士行医传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对东西方的社会、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14]。中医药学是一门实践性、经验性极强的学科，中医师承是我国传统医学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方式。传统师承教育一般以师授为主，师者言传身教，传道、授业、解惑。学者侍诊左右，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通过名师的点拨达到心领神会、掌握精髓的效果。这样的学习方式使得我国传统医学在学术交流和信息交换方面相对闭塞。中医药期刊的出现冲破了师承的樊篱，为中医界学者提供了新的学术交流的平台，各学派及各种学术思想得以交流和碰撞，使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进一步推动了中医的发展。通过中医药期刊，使得跨地域的临床经验交流得以实现，并进一步得到大规模的临床验证，使得中医科学化的思想广泛传播，为中医药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三）社会导向作用。期刊不单能够反映历史进程，它也能够对社会发展具有导向、凝聚、催化和控制作用[15]。洋务运动以后，国内出现了“科学救国”、“医学救国”的思潮。维新领袖梁启超呼吁“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无有他学……医者，纯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大批有志人士及学术团体通过创办的期刊宣传西方的科学文化，使国人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为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起到了重要的意义。并且使人与人、团体与团体，特别是科学群体之间和科学社团、组织之间形成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强大聚合力，从而调整社会内部各种关系[15]，维护社会的和谐统一，推动社会进步。（四）促进行业交流，提升社会服务功能。医学期刊在发展过程中不光承担学术交流的媒介功能，同时部分期刊也承担了行业交流的作用。如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在发挥期刊的学术传播作用同时，通过代销名家书籍、与其他中医团体组织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与业界广泛交流。同时，借由这些医学期刊，研究会还开展了民间医方征集活动，出版《审查征集验方》。在通过期刊扩大影响力后，邀请著名医家从弘扬阐发传统中医和吸纳兼容西方医学等不同的立场进行思想交流，使得相关行业联系更加紧密。《医学杂志》还将太原市的执业中医的姓名、执业地址、门诊时间、诊费、擅长科目以及各大药店、销售的品牌中成药的介绍进行登载，建立了中医、药店的品牌形象，推动了中医药行业的发展。在方便民众对行业整体了解的同时，也强化了医生与中药的行业联系和合作，促进了中医药业界的沟通联络。

三、结语

1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理想实践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施特劳斯称他是独树一帜的政治哲学家、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我们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体会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绝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同时由于它所处的特殊社会转型时代，他也不同于他之后的近代政治哲学。他的政治哲学在政治哲学史上是一个分界点，下面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他对权力、宗教和爱国主义的考量，来深刻的体会和理解他的政治哲学。1.1政治权力。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国家政治权力的主要功能就是保证自由，保证自由国家的强大，以此来不断激发公民对于国家的热爱之情，从而让公民树立对国家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政治权力是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主题，他从意大利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探究政治权力的行使，也就是如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与道德分离，从政治角度来对待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本身不受道德的制约，不接受道德的评判。这也就表达出马基雅维利对政治权力的见解，政治目决定政治权力运用。在《君主论》最后表达的爱国主义情感，马基雅维利说说的权力是从人的欲望出发的，权力的目的是控制他人的欲望，限制他人随意支配和奴役他人的欲望。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现实，让马基雅维利意识到必须用绝对的权力控制住人们的欲望。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权力是极端重要的，君主的权力在于控制人的欲望，在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秩序。行使好政治权力使公民获得最好的世俗生活。古希腊贤者们推崇贤人政治，他们把权力与善连接在一起，用道德来评价权力，权力最终指向的是人的至善境界。1.2宗教权力。在上文对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论述中，我们大体可以理解政治权力的运用是他的政治哲学实践核心。因此，我们可以大体推测出他对宗教权力的理解也不会偏离于政治权力，宗教权力应该是政治权力的一种工具。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论李维》中对宗教的论述颇多，罗马人通过宗教对共和国公民和军队发挥的作用。而在意大利教皇对意大利各邦实行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教会并没有在意大利实现维护稳定和统一的作用，相反加剧了意大利的分裂和混乱。从这一点我们也不难理解，意大利各城邦都还受制于宗教权力，世俗权力并没有完全独立。因此，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宗教权力是可以存在的，但是世俗权力应该和宗教权力分离，如此一来意大利各城邦才可以发挥出宗教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促进作用。1.3爱国主义。不谈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动机和欲求，我们发现马基雅维利对于祖国的热爱是难以企及的。爱国就是一种美德，公民的自由是以国家为前提的，国家灭亡之后公民也难保证自由。作为公民对国家的特殊情感，应该不断强化。在《君主论》最后一部分的那段关于爱国主义的描述中，爱国主义就是要采用极端的方式实现民族解放。马基雅维利指出最严重的奴役就是臣服于一个国家，爱国主义最高的表现就是为国家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2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转向的影响及当代启示

马基雅维利对于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影响巨大，众多的大思想家都对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作了相关的反思和总结。在马基雅维利以后政治不再从属于道德，笔者认为这是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最大的影响。马基雅维利把政治与道德分离开来，给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就使得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思想变的异彩纷呈。在面对不稳定的状态时，人们不应该遵守德行的制约，而是应该按照实际目的生活。面对意大利得四分五裂，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为了实现统一可以运用一切手段，他认为政治目的证明手段的正当性，政治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论证，它本身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合法性依据。马基雅维利对于社会现实的认知，让他意识到政治绝对不是建构在道德基础上的，而是应该以人性恶为前提。因此，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是走向现实，是在世俗生活的基础上的，因此他的政治哲学更加深刻。政治与道德分离之后，政治获得独立，不再被道德评价。马基雅维利之后的大思想家有很多，在此笔者从马克思的思想与之做简单对比分析。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是从现实生活、从人性出发的，而马克思则从经济活动出发，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从经济活动出发论述政治的，这样政治就摆脱了道德，而经济活动遵守法律的制约也实现了与道德的断开。市场与政府是存在边界的，政府与社会也是有边界的。今天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哲学方面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道德和政治的关系也就构成了中国特色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切都应该从社会关系出发。那我国政治哲学首要问题中的首要环节就是要建构世俗生活，没有现实的物质生活保障，后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当前必须在以下几点做出努力：第一，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市场经济不断完善，逐步健全经济制度，有效的消除经济发展中资本与权力勾兑所获得的畸形财富。第二，通过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不断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创新和应用，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将蛋糕不断做大。第三，健全法律体系，给予公民法律上规定的基本权利，切实保障公民行使合法权利。第四，不断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力度，切实落实政府加强社会管理为人民服务的职责。笔者认为唯有如此，我国的人民生活水平才会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才会有更好的研究和发展空间。

作者:岳嵩 单位: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帷幕，作为社会制度文化的兵制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和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被迫进行了近代化的沿革。在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八旗、绿营经制兵制被勇营兵制所取代，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仿照西法编练了新军。近代兵制的沿革推动了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进程，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各层面的近代化转型。

［关键词］近代兵制；沿革；历史轨迹

军队是国家独立自主的保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为保证军队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军队战斗力的充分发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军事力量的组织、管理、训练、储备、征募等法规，由这些法规确定下来的制度就是军事制度，简称兵制或军制。兵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军事指挥系统、军队编制、动员体制，兵役制度、军官培养制度，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和军队各项工作、管理制度，以及人事任免、奖惩等等”［1］1。近代中国兵制的沿革是中西文化冲突的正面战争以及西学东渐引发并驱动的。同时，近代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加速了近代中国兵制沿革的速度；反过来，近代兵制的沿革也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系统地研究近代中国兵制沿革的历史脉络以及特征规律，可以为今天军事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度建设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一、近代中国兵制演进的历史轨迹

1840年的鸦片战争宣告了中国一个古老时代的终结，也拉开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序幕。近代中国兵制在西方殖民者的武装侵略面前，在要求镇压人民起义的任务面前，被迫走上了曲折的沿革之路，而影响近代中国兵制沿革的因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首先是八旗、绿营的衰败奠定了近代中国兵制演进的逻辑起点。清朝前期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将士素质逐渐低下，军队训练荒疏；另外，绿营兵“差操不分”，“只知有差，不知有操”［2］，日为繁重的差务奔走不遑，无顷刻之暇，根本顾不上操练，战斗力下降。这为“湘勇”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其次，战争是近代中国兵制演进的直接动因。推动近代中国兵制演进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于军队自身的要求，而是源于战争的需要和压力。战争给近代中国的军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和挑战，直接推动了中国兵制近代化的沿革道路。在近代中国兵制演进的历史轨迹上，太平天国运动和甲午中日战争是两次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战争。再次，西学东渐是近代中国兵制演进的“外部催化剂”。西方的先进军事武器、军事制度、军事思想等，为近代中国演进中的兵制注入了资本主义近代化因素，加速了兵制演进中的近代化历程。

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近80年的近代历史上，中国兵制的沿革共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八旗、绿营兵制；二是勇营兵制；三是新军兵制。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主权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摘要：无锡近代园林作为一项带有自然资源和人文遗风双重属性的城市遗产，利用“全设计”理念并结合现代旅游服务视角持续地提供其社会价值。基于UED的方法，采取服务设计方法、程序和手段介入，通过不断周期迭代，依据解决设计核心问题的变化趋势而创造新的服务场景与流程。从宏观、中观、微观的不同维度构架，利用共生设计理念、UED模型为轴心完成近代园林文化遗产旅游的服务设计成果。在城市园林文化遗产的后续发展中以旅游服务助力其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UED;近代园林;文化遗产旅游;服务设计

一、引言

UED（UserExperienceDesign）作为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手段，其目的是满足用户需求，注重用户体验为中心的设计过程与整个产品的使用流程；从最初以用户和人机界面交互过程转型到当前以用户为中心，强调用户对产品的真实期望与价值归属，即从线上和线下双重维度强化对产品的服务体验设计。当前互联网+时代的设计转型中，旅游服务已由传统的纯线下体验逐渐转型为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线下线上双重模式，其服务与设计也在UED的研究视角中不断周期迭代而在旅游体验流程上创造新的服务场景与用户体验流程，从而实时跟进旅游服务设计视角中用户体验旅程与服务设计交互思维版块。当下近代园林作为城市文化遗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HUL（历史城镇景观）语义下的城市园林文化遗产，印证着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与变迁；在城市化高位运转的现实背景下，园林文化遗产作为一项城市传统要素，伴随旅游服务产业的升级，正以一项优良的复合型价值体系配合其保护方法与发展途径。在设计转型时代背景下，借助服务设计手段，完成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城市近代园林文化遗产旅游服务设计建构，从而创造一套适合近代园林遗产与城市旅游共生模式下的服务系统设计。

二、文化遗产语境下的无锡近代园林

（一）价值属性重构。如图1无锡近代园林是在拥有悠久历史的江南古典园林基础上结合城市山水地理格局所衍生的城市文化遗产，其数量、类型之多及设计特色之美成为城市的典型代表，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文化遗产价值，在城市文化遗产旅游服务中有重要的代表性。1.自然山水演变下的“城市自然遗产”：作为城市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无锡近代园林体系涵盖了物质文化遗存与非物质文化遗存的双重价值，是风景区保护和城市旅游服务综合体系下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商业驱动设计运行模式上的城市自然遗产模型，隶属于城市的“质”与“量”。2.历史城镇景观下的“城市人文遗风”：历史城镇景观（HUL）来源于文化景观，是特定族群在自然环境肌理上的表层样式创作，[1]园林文化是动因，而无锡自然山水环境是载体，无锡近代园林体系是与人的审美及生活方式紧密相关最终呈现在城市环境中的人文遗风，隶属于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二）痛点分析。当下是以人和自然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设计；对于服务设计领域的设计师而言，以人为中心是其首要的原则，[2]即强调用户体验的核心价值，所有旅游产品和服务流程在生命周期思维LCT和生命周期分析LCA的视角为用户的需求提供服务。无锡近代园林作为当前热点，其文化遗产旅游产业跨越式发展在和城市商业驱动的共生体系下呈现了阶段性问题：缺少合理的服务设计支持，完全受制于商业驱动给城市园林文化遗产生态带来消极式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园林旅游服务的开发产生了濒危式破坏；另一方面，由文化遗产组构下的无锡近代园林在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地域管理体系与用户体验游客系统中存在时效性差等弊端，迫于当前这一眉睫，急需借助服务设计的差异化维度和整体的文化综合性视角对近代园林文化遗产旅游这一大课题下运用设计的手段解决UED设计矛盾。

一、研究中使用的概念与方法

「商人」一词，在近代汉语中含义甚广，几乎包播了各种与民生相关行业的经营者。[1]但大陆学者在对其进行具体研究时，采用的概念往往并不都是「商人」二字．而是随著考察时代的更替有所变化。如於明清时期便径直用「商人」称呼研究主体，清末民初后则多根据阶级分析法，将工商业者归入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亦有称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等。此种分析明显带有先入为主的政治判断，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颇为不利。近十多年来，这类状况有了改观，一些论者开始使用具有限定意义的替换概念来指代商人阶层，甚而直接使用「商人」。下面即是三种常见於大陆书刊者，且试作介绍：

1．绅商。此概念多见於晚清商人之称呼。如马敏即认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与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绅商阶层」，其标志是「1905年左右各地商会的普遍设立」。[2]其「社会阶级属性」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3]徐鼎新把绅商阶层视为「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代表」、「最早出现於我国的民族资本人格化的具体体现者，[4]同时其身上还带有「崇尚名弟、联结乡谊、信义经商、因果报应J等传统价值观念。他认为上海总商会以1920年会长改选为界，其前为「绅商领导体制」时代，其后则为「企业家时代的开始」。[5]朱英则指出：「绅商」实际上就是正在形成的新兴资产阶级。[6]至於绅商的形成，则多认为或「由绅而商」，或「由商而绅」，后者被称为「逆向社会流动」．具有消极意义。[7]贺跃夫则不同意将绅商视作新兴的社会阶层或资产阶级．他认为绅商阶层包含不同性质的份子，其社会属性不可等量齐观。[8]章开沅亦曾提醒大家：很难把清末所谓「绅商」群体截然界定於某一单纯的阶级或阶层概念之中。[9]

2．早期资产阶级。马敏和朱英均曾以这一概念为标题著成专书。[10]马敏主要以「早期资产阶级」指19世纪60年代至1913年左右正处於「形成或转化过程中的资产阶级」，尤其是构成其主体之「工商资产阶级」。其特点为：原始统一性、特殊软弱性、严重的不纯粹性。[11]而朱英在其著作中并未就该概念之使用作具体说明，但他认为「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相继建立，当可视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界标」，而1912年全国商会联合会之成立则「标志著中国资产阶级完整形态的最后形成」。[12]很明显，以上二位在使用此概念时，所指并非完全同一。

3．资本家阶级。近十年来这个词在大陆史学界颇为流行。其内涵，按丁日初的解释，即「同在华外国资本家集团相封而言的民族资产阶级」[13]，他判断上海的资本家阶级产全於19世纪下半叶对外贸易发达之时。[14]张亦工、徐思彦则认为「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家阶级，指有经济地位的资产者群体，包括金融家、实业家、近代商人等等，而不包括属於资产阶级范畴的知识阶层」。[15]马敏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亦采用该概念指构成「资产阶级主体」的工商资产阶级，并以「早期资本家阶级」一词代替了他先前使用的「早期资产阶级」。[16]

与概念的更替使用相似，大陆学者在近代商人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亦日趋多元化。虽然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仍广为使用，但最近十年来，不少学者为解决问题於研究中引进了多种社会科学理论，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摘要]广西沿海地区发展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拥有数量较多、规模较大的西洋建筑。这些西洋建筑具有诸多价值特色，理应得到保护与利用。本文通过分析广西沿海地区近代西洋建筑保护利用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价值特色、保护现状、保护策略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为广西近代西洋建筑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西洋建筑；保护利用；广西

一、广西沿海近代西洋建筑的价值特色

（一）历史文化价值

百年风云巨变，百年岁月留痕。广西沿海近代西洋建筑作为对外开放及中外文化交流的物质成果，记载着近代北部湾地区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容。无形的记忆需要有形的物质承载，通过开发利用将这些历史记忆通过物质的形式展现在人们眼前，能有效还原历史真相，具有收藏和展示历史记忆的重要意义。

（二）艺术价值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古老的被迫嬗变。文章基于背景，述评了当时浙江的近代化及其特点。

关键词：近代化；教会学校；社会思潮；新式教育机构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气候宜人，物产丰饶。浙江民众一直有崇尚书学，尊重知识，兴学育人的优良传统，故素来人杰地灵，有“文物之邦”的美称。1840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依仗军事侵略的胜利，开始大肆进行文化侵略。“传教，办，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1]（P.624）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从此被打破，开始走上一条无奈而痛苦但又别无选择的近代化道路。

一、浙江教育近代化的主要因素

（一）在浙外国教会学校的创办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浙江的宁波成了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传教士从此纷至沓来，他们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往往通过开办学堂的方式向儿童灌输教义。1844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传教士爱尔德赛（MissAldersey）到宁波传教，首创女塾。这是浙江第一所教会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医生麦嘉缔（D•B•Mccartee），在宁波开设男生寄宿学校——崇信义塾。这是浙江最早的男子洋学堂。该学堂后迁入杭州，又易名育英书院，是日后之江大学的前身。《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传教士取得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办学、置产等特权。于是，他们以宁波为跳板，逐渐向浙江各地扩展。美国浸礼会、青年会、圣公会，英国的安立甘、内地会等也陆续在宁波、杭州、湖州、嘉兴、金华、绍兴、台州、定海、温州等地相继开设男女学塾。据统计，到1907年，仅天主教在浙江省所办的文教事业，就有训练任神职者之学校3所，学生计58人；普通学校115所，学生计1207人。[2](P.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