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范文10篇

1我国积极财政政策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政府连续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核心内容是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1998年国债发行额为3891.0亿元，1999年为4015.0亿元，2000年为4180.1亿元，2001年为5004.05亿元。连续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抵御国际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抑制我国经济的继续下滑、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起了有效的作用。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预测资料，国债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1.5%，1999年为2%，2000年为1.7%，2001年为1%-2%.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对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和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万分忧心。我国财政总赤字1998年为1681.89亿元，1999年为2425.21亿元，2000年为2598.21亿元，2001年为2598.10亿元；国债余额1998年为7765.7亿元，1999年为10542.0亿元，2000年为13674.0亿元，2001年为16672.1亿元。使人不安是，我国经济发展对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能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我国民间投资增长缓慢（1998年集体投资增长8.9%，个体投资增长9.2%，2000年分别为9.2%和9.5%，2001年为4.7%和0.1%），是否由于政府国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所导致？继续发行国债会不会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更加缺乏后劲？财政赤字的日益膨胀在日后拉动经济逐步回升的同时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甚至有人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

2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1扩大内需仍需加强随着国际经济增长的继续放缓，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经济“传导”作用的加强，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形势及外需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容乐观。根据有关资料，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7年为3.6%，1998年为2.3%，1999年为0.8%，2000年为0.015%，2001年为—0.7%（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资料是—1.8%）。所以，短期内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促进我国经济回升的动力仍是内需的扩大。国内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5.5%，1999年为6.3%，2000年为8.0%，2001上为8.0%.虽然近几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下，我国投资增长总体上比较明显，2000年投资增长率为9.3%，2001年为12.9%，但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减速运行，投资增速明显回落，2001年1-11月份投资增长16.3%，1-12月份为12.9%，比1-11月份下降3.4%，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后劲不足，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预算内投资依存度为34.6%，1999年上升到101.29%；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增长，但是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明显回落，1999-2000年我国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增长11.4%，2000-2001年为10.1%（其中，9、11、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0.1%、0.3%和0.3%），居民消费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难度不小。近几年内进一步扩大内需一定程度上仍将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实施。

2.2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从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看，我国远低于多数欧美国家和国际警界线。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为9.9%，1999年为12.8%，2000年为15.3%，2001年为17.5%；多数欧美国家为40%-65%；国际警界线为60%.而且，根据国际经验，当国债负担率达到一定高度时便趋于回落。以英、美两国为例。英国国债负担率1945年达到216%，70年代回落到44%，目前维持在50%左右；美国1946年达到122%，70年代末回落到37%，目前维持在54%.所以，在我国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积极财政政策仍可保持其可持续性。

2.3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摘要］从债务依存度、债务总规模和政府的隐性债务等指标分析得出，我国现有国债规模适度，发债空间有限。国债政策效用的充分发挥必须要注意防范国债的挤出效应和规避财政风险。近期积极财政政策的走向应是减税以刺激民间投资需求；加强项目监管，提高财政支出效益；税式支出应重点放在支持中小型企业发展上等。

［关键词］国债；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财政风险

1998年以来，在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以国债为中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维护财政的稳定性及消除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瓶颈”障碍作用等方面，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凸现，尤其是全球经济萎缩，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考虑如何继续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应付经济周期，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以图冲破经济发展中的“极点”，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笔者试想以国债政策为切入点，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之走向谈几点看法。

一、国债规模的现状分析

通过发行国债，聚集民间资金来扩大内需，发挥其乘数效应，这不仅有理论支持，更有实践经验总结。但是，我们并非因此一谈扩大内需就油然想起要发债。国债空间大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这恐怕还得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一）从债务依存度、债务负担率看我国的国债规模

摘要：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期，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应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把机制创新作为积极财政政策调整的重心，更多地发挥税收、贴息、政府采购等多种财政杠杆来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财政政策国债投资经济结构减税

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近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是必然的选择。但是，若这种政策只是靠增发国债来带动政府投资的扩张，财政债务风险会不断加大。所以，寻求化解财政风险和解决需求不足的有效措施和研究积极财政政策创新问题，至关重要。

积极财政政策取向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期。2003年GDP增长9.1%，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看，主要是投资和出口。在9.1%的经济增长率中，投资拉动的贡献为70.95%，远远高于2001年的49.3%和2002年50%的水平。投资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盲目上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过多。2003上半年中央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总额同比实际下降了7.7%，而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同比增长了41.5%。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一些行业已经出现投资过热，连续三年增幅均在20%以上。2003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8512亿美元，增长37.1%，其中出口4384亿美元，增长34.6%，进口4128亿美元，增长39.9%，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强劲需求拉动下，价格总水平开始上升，通货膨胀的压力开始凸现。面对中国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今后一个阶段内，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在控制总量的同时，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从调整结构入手，适时适度地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和实施的力度。财政政策应由政府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到解决长期性、战略性、结构性的问题上来。

首先，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适当地减少长期建设国债规模，并逐年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

摘要: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下滑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年国家也已决定继续实行这一政策，以期进一步拉动经济的回升。但也有人提出，积极财政政策究竟应该是长期政策呢，还是短期政策？今年将是中央政府连续第三年大规模举债，我们的债务承受能力还有多大？积极的财政政策还需要走多远？

本文认为，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做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但其力度也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扩大国内需求，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发行长期国债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这将是政府连续第3年大规模举债。那么，目前债务规模是否过大？财政的债务危机存在与否？“2000年会不会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后一年？”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财政政策非“积极”不可

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已连续7年下滑，GDP增幅从1992年的14.1％下降到1999年的7.1％左右（预测值）。虽然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使目前经济增速下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时间的下降已产生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不扭转这种趋势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保证整个改革的顺利进行，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前经济增长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了，必须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回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从货币政策来看，国家先后采取了连续降低银行利率、取消信贷规模、加大消费信贷、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但由于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等原因使得单一的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消费的效果不大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金融运行本身也出现偏紧趋势，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不畅，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幅下降，1999年11月末M2增长14％，增幅比年初回落3.95个百分点；11月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少增1000亿元，贷款余额增长12.3％，增幅已连续9个月逐月下降，成为近两年来的最低点。这对进一步采取积极货币政策治理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

我国实施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不断有研究者提出，这一宏观政策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国外也有人士表示担心，中国近年大规模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扩大支出，是否会产生挤出效应。

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挤出效应并不是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时必然要发生的。具体到中国近四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依据对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的分析，在我国出现挤出效应的观点尚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这可以从增发国债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来考察：

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我国自1996年5月以来，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超过70%，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商业银行近年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且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

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利润率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很可能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高速公路、铁路、供水和机场、粮库、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预算办理是国家预算方式及预算实验和监视全历程中各项制度、业务范例的总和，其内容重要包罗对预算方式、实验和监视三方面。在大众财政的框架下，预算办理的要求是：

1．预算办理的引导头脑要表现大众性。

我国要创建的大众财政是用来餍足大众须要的，这就要求作为财政主导要害的预算也要表现大众性，在预算方式、实验和监视全历程中要以餍足大众须要作为出发点，并筹划干系的制度部署保证大众性的实现。

2．从发达国家大众财政的经济看，预算方式要表现以下原则：

（l）果然性。指全部预算出入必须经人代会（议会）查察答应，并向社会发表，使之置于人民监视之下。

（2）完备性。指国家预算应包罗它的全部财政出入，不准少列出入、造假账、预算外另列预算。国家容许的预算外出入，也应在预算中有所反响。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成为人们的共识。2008年下半年,面对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再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有效阻止了经济的下滑,实现了经济复苏。但是,目前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时机还不成熟,适应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需要,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向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本文在回顾我国公共财政理论发展演变的基础上,立足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指出了新时期进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掌握的原则。

关键词:公共财政体制积极财政政策原则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演变

(一)计划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借鉴苏联财政管理模式,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分配论”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通过透过财政的现象抽象出财政的本质,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基本属性是公平性和利益集团性(或阶级性)。这一认识不仅正确揭示了财政的本质、主体、目的,并且搞清了财政分配与其他分配形式的制约关系,这具备了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国家分配论”狭窄化的倾向,它片面强调财政分配的独立性、强制性、无偿性、服务性,其代表形式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无所不包的“大一统财政”,由此其局限性也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二)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成为人们的共识。2008年下半年,面对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再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有效阻止了经济的下滑,实现了经济复苏。但是,目前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时机还不成熟,适应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需要,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向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本文在回顾我国公共财政理论发展演变的基础上,立足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指出了新时期进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掌握的原则。

关键词:公共财政体制积极财政政策原则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演变

(一)计划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借鉴苏联财政管理模式,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分配论”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通过透过财政的现象抽象出财政的本质,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基本属性是公平性和利益集团性(或阶级性)。这一认识不仅正确揭示了财政的本质、主体、目的,并且搞清了财政分配与其他分配形式的制约关系,这具备了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国家分配论”狭窄化的倾向,它片面强调财政分配的独立性、强制性、无偿性、服务性,其代表形式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无所不包的“大一统财政”,由此其局限性也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二)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针对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特别是周边国家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我国政府于去年年初决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政策，以收事半功倍之效，确有几个关系需要正确处理。

一、正确处理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从紧”方针的关系

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正确分析和预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确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与坚持适度从紧的方针相矛盾呢？我们认为是完全不矛盾的。首先，适度从紧的思想包含有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核。适度从紧并非完全从紧，它有一个客观的限度，在这个限度内，它允许财政政策的适度微调。因此适度从紧并不排斥积极财政政策。其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以坚持适度从紧为前提。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违背适度从紧的思想，不能超越适度从紧所允许的限度。否则，从短期来看，我们也许能迅速防止通货紧缩，但从长期来看，我们又可能种下了通货膨胀的种子。通货膨胀对于经济的损害，这些年来我们是有深刻体会的。再次，这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它是在新经济启动时期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而采取的，并赋予了更为科学、更为合理的内容。与以往不同，这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了刺激有效需求，增发国债所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持续发展打下更为坚定的基础。因此，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与适度从紧的根本要求也是一致的。

二、正确处理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主要通过财政收支、财政补贴、财政赤字及国债等手段对经济进行调节。货币政策则主要通过利率、再贴现率及公开市场操作对经济进行调节。可见两大政策调节的手段、方式、方法、传导途径都不一样。这就要求：一是两大政策必须协调配合，尽可能地减少政策间的摩擦，增强彼此之间的互动性，以更好地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目前我们正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可以不用或者不重要。这是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货币政策的紧密配合。如央行贷款指导性计划的调整，相应配套资金的提供等。二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和着力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协调配合，但并非没有重点，平均分配力量，而是应该从客观经济情况出发，并结合两大政策的特点，充分发挥两大政策各自的调节优势，主次分明，有取有舍。一般来说，在经济扩张阶段，运用货币政策对经济总量的调节效果比较明显，可以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在经济相对收缩阶段，扩张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则比较迟缓，而财政政策由于能直接扩大社会需求，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时滞短、见效快，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二者的选择使用应相机而行。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不但直接增加投资，扩大总需求，而且间接带动相关产业及增加居民收入，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从而拉动总需求。

三、正确处理积极财政政策与国债规模的关系

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如果说货币政策侧重于量的扩张，财政政策则有利于结构的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中央政府多拿出一些财政资金，即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

关键词：财政政策；财政收入；扩张性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