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范文10篇

一、对斯大林商品经济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商品经济，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理论认为，在未来社会中不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在全社会公有制条件下，将由社会根据计划调节来配置资源。当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指出，国民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必须“采用商业原则”，亦即市场原则，给企业在市场上从事自由贸易的自由。这是列宁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但未能说明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否还会长期存在。斯大林晚年指出，只要存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然要存在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一定要起作用。他还提出了“特种的商品生产”(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概念。这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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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教育学院2005年度院级重点科研项目，项目批准号2005WK07。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对斯大林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首先，提出商品生产的命运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这超越了斯大林把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两种所有制存在的观点。承认，“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3]但是，他认为斯大林“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4]从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特征。至于社会主义能否废除商品经济实现产品经济，在看来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国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二是社会产品经济充分发展之后，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他说：“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4](p．976)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问题是从总体上把握社会进程，视物质丰富程度决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与否。他还提出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提高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刘少奇认为，“只要按劳分配存在，商品仍会存在”，实现“按需分配的时候就没有等价物了，保留商品就没有必要了”。[5]这表明刘少奇从分配形式上分析问题，以实现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为标志来判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亡。其实，实行按劳分配抑或是按需分配的根本条件都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和刘少奇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在表述上略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长期存在。

1958年，“”和化运动中出现了废除商品生产的“左”倾思潮。对于群众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和“苦干三年，进入社会共产主义”的口号表示支持，但对于中国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并且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则感到理论上还有未解决的问题。这时，他着手抓了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亲自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还指派陈伯达、吴冷西等人分头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针对问题召开一系列会议；另一方面号召读理论著作，主要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社会主义部分(以下简称《教科书》)，力求解决这一理论难题。1958年11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实际多次深入探讨了商品经济问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所以“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1](pp．435～436)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了集思广益，11月13日，发电报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建议讨论“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6]随后，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在武昌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发展”。在纠“左”过程中，这个决议的正确性得到了人们的公认。与此同时，还探讨了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斯大林认为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能掌握全部社会产品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之一。对此十分感兴趣，认为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指出：“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6](p.596)一方面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另一方面又要增加社会产品，尽快过渡到共产主义，其中的倾向性显而易见。其根本原因何在呢?在斯大林模式影响下，人们通常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把产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相联系。也不例外，但是，他毕竟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论证了社会主义“现阶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会长期存在。

摘要：传统的计划指国家计划，而市场是众多主体的自由交易，是先生产后交易。在成熟型现代市场中，更多的是按合同组织生产，甚至在期货、期权市场中合同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交易，是预先交易再生产。市场在其发展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自下而上或平行的调节方式），它使得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演变成新型的订货市场经济，其中，垄断性大公司对市场起着控制作用。在此基础上，国家计划（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才真正成为一种高层次的战略指导计划。如果我们的理论研究跟上现实的变化，把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计划经济加以研究，将会发现许多有特殊意义的现象。

关键词：合同市场内生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参考，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规律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政治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在国外,预算管理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应用和发展。在美国,90%以上的企业都要实施预算管理。欧洲一些国家甚至要求100%的企业都做预算。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实施预算管理制度,然而,因为长期受计划经济管理惯性的影响,大多数企业在推行预算管理上仍普遍带有计划的特色,尚未形成真正的全面预算的理念。

一、对预算管理的科学认知目前,许多企业的财务预算作得都十分单纯,其主要原因就是对预算管理的认知不够,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认识。

1、预算管理是一种系统的管理。预算管理即指预算控制,它是预算编制、调整、执行、分析与考核的过程,是在企业管理中对与企业的存续相关的投资活动、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的未来情况进行预期并控制的管理行为及其制度安排。可见,它是一种系统的管理,是公司的整体“作战方案”,需要全过程、全方位、全员都纳入到预算管理中,因此也称其为“全面预算管理”。但目前,国内一些企业将预算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财务部门的事情,把预算当作一种单纯的操作层面的东西,仅仅是“财务三张表”,这是认识上的偏差。实际上,预算的制定,不但要考虑所有直接影响公司经营绩效的因素,还要与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相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控制系统。

2、预算管理具有战略导向作用。有些企业的管理层认为预算就等于财务计划,其实,预算远远超出了计划的范畴。科学、合理的预算涵盖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思想和近期经营管理的重心,能充分反映企业经营决策者的意图,引导整个企业的各个分部为实现管理者的管理意图和企业长期发展目标而努力。通过全面预算,企业内部上至领导,下至员工都明确各自具体的工作任务,以及要达到的目标,明确各自在成本、利润和资金等方面必须达到的水平和努力方向。

3、预算管理具有约束和激励作用。预算管理是企业建立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发展机制的有效办法。在预算管理的实施中,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权利,承担—定的责任和义务,每项经济活动都处于预算指标的控制之下,可以说预算管理通过权利和责任的配置约束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此外,一个好的预算必然与奖惩制度结合起来,如果没有奖惩制度,预算也只能是个摆设。企业可以通过预算的执行结果实行绩效考核,奖勤罚懒,奖优罚劣,激励员工不断进取。

4、预算管理可以改善会计信息质量。这是一些企业管理者忽视的预算管理的一项功能。现代企业由于存在委托关系,委托人与入之间存在目标函数差异、信息不对称,委托契约不健全等问题,因此会出现人为了自身利益而调整成本、费用,调节利润,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全面预算管理需要满足各预算表之间的平衡关系,降低了预算的随意性,为利润的调整设置了障碍,从而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捉供了保障。

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后，局于1月28日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对会议精神进行了传达学习，结合本职工作，对今年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常规工作分解情况

1、林政执法、林地管护等工作由绿化管理科负责。近期从局属各场（站）抽调人员对两山林地进行了林政执法检查，特别是对春节前后的护林防火工作进行全面督促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立即发出《督查通知》，限期进行了整改，确保两山林木安全度过了火险高发期。林地管护、天然林保护等工作严格按照市林业局和两山指挥部的要求，将目标任务分解到了各造林场（站）、林业管理站和绿化承包单位，目前正在进行春灌和春季造林绿化的前期准备工作。

2、绿委办正在制定3.12植树活动《实施方案》。

3、绿委办正在进行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实施方案》的制定工作，将具体指标下达到辖区各单位。

二、重点工作分解情况

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日本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可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的经济模式其实更类似于计划经济。下面就以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为例，来看一下日本政府是怎样搞计划经济的。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当首推汽车工业。目前日本的汽车工业占日本国民总产值的10％，就业人口的10％也都从事与汽车工业有关的工作，日本的巨额对外贸易黑字也是主要来源于汽车的出口。战后日本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的汽车生产国，应该归因于日本政府计划经济的成功。

一、废墟中诞生的发展战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日本已基本成为一片废墟，许多评论家都认为日本今后将永远作为一个三流的农业国。可是在这片废墟中，日本的官僚精英们已开始著手为日本策划一个既雄心勃勃，又务实可行的未来。

由于日本是战败国，不可能再搞军事工业，要发展工业只能寄托于民用工业。同时由于日本的自然资源非常缺乏，不可能象美国和苏联那样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内市场，必须走“贸易立国”的道路。然而在没有充分自然资源的情况下，要想在只有中国面积25分之一的国土上，养活1亿多日本人，并让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只有靠搞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才能实现。

在民用商品中，除了住房以外，小轿车是最昂贵、附加价值最高的产品，所以日本的官僚精英们把赌注下到小轿车这个代表民用技术最高水平的商品上。同时小轿车又是钢铁、橡胶、玻璃、机电的综合工业，可以成为推动整个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日本的官僚精英们认定只有民用轿车工业的发达才能使日本走向经济大国的梦想成为现实。

一、计划经济制度下的社会

(一)社会思想僵化，缺乏自由民主，官僚主义盛行

社会思想的僵化，缺乏自由民主。生产资料的全部公有化，个体必然没有选择地被狭隘集体化。在这样的体制下，所产生的就是绝对的人身依附———个人是集体的附属物。经济上的绝对依附使得个体没有私有财产权，这实际上也就失去了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权。财产权是生存权、自由权的基础，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正如洛克在天赋人权论中强调的:没有财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权和话语权，也不会有政治民主权。因为经济的绝对依附，个体所做的只有服从的义务，而不是民主基础上的独立思考，更谈不上创新。社会思想文化单一化，统一集体化，社会也就不可避免的走向倒退。官僚主义盛行。当个人在政治与经济上完全依附于“集体”，集体高于个人，集体用行政的高压手段控制个人，就会产生高于一切的集体利益。而这个“集体利益”不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利益”，而是“某一个人的利益”。集体利益成为特权者的代名词，最终得到发展壮大的是官僚主义，强化的是行政权力。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思想被禁锢，个人的自由个性被压抑，社会衡量标准一切以权威之是非为是非，将长官的意志奉为真理。所以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不仅是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盛行，官僚主义也愈演愈烈。

(二)生产效率低下，社会全面退步

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一旦个体被迫的进入“集体主义”下，就表现为“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这种形式上平均主义实质上并不公平。当大家做好做坏所得到的结果都一样时，实际上是勤劳多干者的劳动果实被懒惰少干者“公平的平分”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必然是懒惰的人越来越多，而劳动成果却越来越少。经济效率低下的不可超越。正如马克思所言:“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认，向贫穷的、粗鲁的和没有欲望的人———这种人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违反自然的单纯性的倒退”我们说所有的资源都平均的归大家公有，那么实际上人们将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不难理解这种物主权虚拟化所造成的后果，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公有资源的不负责任。如果每一个农民都可以在河里捕鱼，只要能到手，那么他们就会尽可能的多捕。因为是公有的，谁都可以去捕，哪怕是竭泽而渔也心安理得。那么本就稀缺的资源更加严重，这将对资源是巨大的浪费，最终结果准确地讲，就是共穷。这种物质的严重匮乏导致的生产力长期得不到发展的情况，必然会出现马克思所言的那样:如果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那么“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生产力发展缓慢，是一切社会病状浮现的根源。在这样的体制和状况下，政府官员又必然会以集体的名义直接操纵社会全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生产资料名义上虽然人人都是所有者，但这实践上普通老百姓却一律“平等”的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社会主义越搞越穷，初衷和最终结果渐行渐远。

二、理论的重新认识

【摘要】规划能否有效实施是保障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序流转的前提。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地方立法看，虽然各地规章规定了以行政法或民法方式控制规划的实施，但违反规划的流转行为仍屡禁不绝。有效的规划控制方式首先应改变土地利用规划的行政法或民法调控的思维定势，确定规划的宏观调控法律规范属性；其次通过配置经济法律规范，优化土地利用规划的法律控制机制，包括厘定规划的决策主体、吸收各种利益主体的合理诉求、形成遵守规划的内在激励、增加土地用途的登记与公示制度等。

【关键词】土地利用规划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行政法控制民法控制宏观调控法

一、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规划实施面临的现实冲击联合国粮农组织《土地利用规划指南》指出：“土地利用规划是指对自然、社会和经济因素的系统评价，以此帮助用地者选择提高其生产力、可持续利用和满足社会需要的最佳途径。”①土地利用规划法律制度是调整规划关系主体在利用规划决策、实施中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规范，其目的是协调各种利益冲突，通过对土地的合理利用来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公共利益目标。因此，遵循土地利用规划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基础。2（1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第l0条规定：“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移。”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必须符合规划并严格限定在依法取得的建设用地范围内。据官方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在2000年至2009年间，全国共有16个省、市的地方政府制定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暂行（试行）办法。②这些地方立法无一例外地将规划置于原则地位；在具体规则上还详细规定了土地利用规划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控制制度覆盖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在规划的控制结构上，包括流转行为的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出让合同的民法控制与行政审批的行政法控制等。

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无序与地方规章中严密的规划法律控制规则形成了反差。规划失序、用途管制失灵、违反规划的流转行为已成为冲击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的一股暗流，来势汹汹，并由此引起了国家土地资源行政主管机关的关注。2005年，国土资源部专门发出《关于坚决制止“以租代征”违法违规用地行为的紧急通知》，指示各开展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地区，必须严格实行规划的控制。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中违反规划行为的表现主要有：（1）未经批准随意占用耕地，将耕地出让、出租用于非农建设，非法批准建设用地等问题已有蔓延上升之势。根据历年国土资源部卫星照片检查的数据估算，每年新增建设用地95％以上属于集体农用地。华北某市到2006年年底，由村组织自行“审批”的用地达5万多宗、480多平方公里，分别占全市乡村企事业用地宗数的77％和面积的67％，③其严重程度可见一斑。“在深圳的保安、龙岗两区，村民自行进行了‘城市化’，几乎所有的农地都被用于工商业开发，农民的收益已经不再来源于土地收益，几乎全部依靠厂房和土地的租金收入。龙岗、保安两地总计300多公顷的农地被用于工商业开发。”④（2）擅自变更土地用途。有些土地利用人利用农村临时用地的名义改变农地用途，将农用地作为建设用地出让、开发。比如，在集体建设用地上从事商品房开发，形成了大量的小产权房。此外，由于发展地方经济、招商引资的需要以及收取相关费用的利益驱动，许多地方政府对土地用途变更的审批流于形式，从而规避了规划的控制。

二、行政法调控与民法调控规划的局限性：集体建设用地规划控制失灵的制度成因在各地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规章中，规划实施的法律控制方式集中为行政法控制与民法控制两个方面，并且以行政法控制为主。但是，法律规范调节主体行为的有效性的标准是，法律配置的行为规范必须与行为属性相适应，以达到制度与行为的激励相容。从集体建设用地规划的实施效果反思两种规划的控制模式，发现立法者对规划制度的法律属性定位含混，其选择的规划控制制度与土地利用行为发生了偏离，导致法律规范不能有效地促进土地利用行为主体规划的实施。

（一）行政法控制的掣肘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土地利用规划的行政许可和用途变更的行政审批是规划控制的主导模式。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经济持续增长将受制于“诸多因素”，面临严峻挑战；俄罗斯经济复兴障碍分析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近10年来动荡不安的俄罗斯及其经济改革一直是世人关注的对象、“休克疗法”加剧了生产滑坡在俄罗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俄罗斯各经济部门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共同发展趋势、2000年初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的形势逐渐开始好转、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由于良好的对外经济形势造成的、目前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投资气候也不尽如人意、俄罗斯的债务危机和预算赤字问题、企业改革仍旧步履维艰、资本外逃无以支撑经济增长、恶劣的投资环境将外国投资挡在门外、人口数量剧减令经济雪上加霜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200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良好的增长势头一度让政府欣慰不已，然而，这种增长依然像1997年那样是在危机边缘上的增长。目前普京总统除了面临国防开支、内外债务、社会支出、企业结构改革、改善恶劣的投资环境和克服日益加剧的人口危机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之外，对于今天的俄罗斯来讲，以前的某种路线和政策仍在起作用，还在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尽管俄政府已经对当前的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但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克服危机，要保持持续增长并不容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位总统曾把西方发达国家当成改革的榜样，主观上认为这种过渡比较简单，俄罗斯在摧垮了旧制度的同时并未找到一种建立全新制度的力量和方式，导致了改革的混乱和经济的无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对俄罗斯数百万公民的福利及全世界所有国家人民的和平与安全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增长；俄罗斯；经济复兴；障碍

在21世纪的今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模式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近10年来动荡不安的俄罗斯及其经济改革一直是世人关注的对象。叶利钦时代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更多的生机，“休克疗法”加剧了生产滑坡在俄罗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卢布的不断贬值使人们对于俄罗斯前途充满忧虑。俄罗斯转轨的路径失误在于其试图要在一种能保障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的制度环境和法制基础还未建立起来之前，便寄希望于市场经济模式能够自动更正原本畸形的经济结构和陈旧的企业经营机制，藉此来改变国家在经济中的绝对垄断地位，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但结果却造成了体制的真空状态，给企业生产结构的转换乃至运行能力的提高等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如今，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普京总统身上，希望他能带领俄罗斯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

一、经济持续增长将受制于“诸多因素”，面临严峻挑战

2001年1～5月，俄罗斯各经济部门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共同发展趋势，工农业生产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0．4％和1．2％，进出口稳步增长，居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5．2％。经济的好转让俄罗斯政府欣慰不已，俄联邦政府很有信心地预测，在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其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今后3～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达到5％～8％，俄罗斯将建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达到强国富民的宏愿。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理论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是认识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列宁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的创始人，斯大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和模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创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关系作过深入的研究，揭示的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为我们认识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提出过计划和市场这些概念，并没有提出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他们认为，商品是私人劳动的产物，商品交换是私人生产者的一种劳动交换关系。因此，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作过一些科学的预测，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在那里，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1]。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在直接的有计划的调节下进行的。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人们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的矛盾，因此，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都是简单明了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用于生产，每一个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可以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可以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2]。通过上述一系列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一，全社会的单一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第二，个别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第三，每个人都成为“自由人”。具备这些条件需要相当丰富的物质基础，并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现在看来，没有一个国家具备这些条件，不能用这些论述来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首先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的是列宁。列宁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利用对个人经济利益的关心、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经济核算制等一系列中介环节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列宁看来，对于市场的利用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特殊情况，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还应保留商品货币和市场机制，他没有来得及对理论作进一步的修正。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建立是在斯大林时期完成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最终确立的。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发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特种商品生产，它注定要与货币经济一起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指出价值规律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它使我们的干部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真正领导者。但是，斯大林对市场的这种认识仍然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从总体上还没有超出传统计划经济的认识框框。斯大林在苏联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和模式，被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并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模式的确立，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的计划经济思想，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大规模的工业化的客观要求。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日益缓慢，计划经济中运行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僵化、经济效率低下的弊病日益明显。引入市场成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一些改革，从而使传统的计划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种改革过程中，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在逐渐被冲破。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从那时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逐步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大大推动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总体上看是以前苏联模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是，当时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有时由于实践的需要在经济政策上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市场因素，但这只是度过经济困难的策略，一旦经济情况好转，主张取消限制市场的思想又会占上风。在我国，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问题的认识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就开始了。但是，当时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从总体上没有超出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突破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了大胆探索，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不断深化的过程，开始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认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正确理解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针对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首先提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改革原则，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改革措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农村改革和城市企业改革的经验，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明确表示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又提出了改革计划体制，加强市场调节的改革思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在现实的经济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基于这些新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即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自198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与此相适应，在经济体制上，也着力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改革。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明确地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是“体制性”的范畴，而不是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的标志。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详细论述了改革的理论原则。由此开始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世纪初建立起新的体制，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五大则进一步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重要内容之一。公务员之家

根据否定性的辩证法，历史是无数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周期性运动相互衔接，循环往复的逻辑发展过程。与此相应，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历史都表现为从矛盾的极端化到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从而实现矛盾双方在更高水平上的辩证综合的发展过程。根据以上理论，从经济体制的角度，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诞生以来的人类历史可以表述为: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到传统计划经济再到计划与市场辩证综合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中，传统计划经济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直接否定，计划与市场的辩证综合是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是市场经济在更高水平上的回复和复归。这一历史过程在中国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立和发展实现的。

一当今时代，是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时代

18、19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逐步形成和完善，欧洲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完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造成了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一边是资产阶级的骄奢淫逸，一边是工人阶级的赤贫困苦。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源于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矛盾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像瘟疫一样挥之不去，而且越来越严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278(这里的“资产阶级关系”需要严格限定，它是特指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关系)原始资本主义时期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正日益失去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与此同时，用计划手段合理控制社会生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日益凸显。这是马恩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的设想，与20世纪初以来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经济实践的历史根源。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马恩所设想的未来计划经济与现实历史中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实行的传统计划经济并不是一回事。马恩所设想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社会化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然而，现实中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根本不具备这一历史条件，但这并不等于说传统计划经济只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作为市场与计划辩证发展的必然环节，它同样有着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传统计划经济用极端的方式否定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之所以说是极端的方式，是指它的否定超越了商品经济时代的历史阶段，它竟然用未来产品经济的计划原则来否定商品经济阶段的市场原则，不可避免地将市场弊端连同其效率一起否定掉了。这种看起来源于人们主观失误的极端性其实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原因———历史局限性决定的主观局限性。在18、19甚至20世纪初的市场经济都还只是处于发育期，市场体系、市场原则和市场关系都还很不成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经济实践是不足以产生成熟的经济理论的。即便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不能摆脱这种历史局限，他们也只能根据理论逻辑对商品经济之后的历史提出原则性、框架性的设想，而且还不免表露出理想化和空想性的倾向(比如《共产党宣言》中在1848年就提出“消灭私有制”的论断［3］43)。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是造成20世纪初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践上对市场作用极端化、片面化理解的原因之一。再者，这种极端性、片面性也可以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自身的极端性和片面性得到说明。反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片面性与极端性的斗争促使传统计划经济走向相对立的片面性和极端性。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利润追求上的唯利是图、财富分配上的贫富悬殊、阶级分化与对立等等，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阶段发展到了极致。而计划控制、数量驱动、均等化倾向、社会统一与同一化等等，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发展到了极致。传统计划经济几乎所有的体制特征都可以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那里找到反面注脚。正因为它的极端性和片面性，所以它必然会立刻变成自己的对立物。根据否定之否定规律，在第一次否定的基础上，事物的发展还要进行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才能解决前两个阶段之间的矛盾，既保留它们各自的积极因素，又克服它们各自的片面性，从而在更高的阶段上，重新达到原来的出发点。传统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否定并没有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对立，二者截然相反的充分发展使历史消灭这种对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历史发展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否定就像传统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否定一样不可避免，其结果是形成市场与计划的辩证综合。历史通过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生，给全人类上了一堂计划启蒙课。在这之前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创造出来的力量的统治，在这之后，人们开始学着自觉控制自己在相互作用中创造出来的异己力量。同样，历史通过传统计划经济的消亡，给社会主义国家上了一堂市场补习课。在这之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在错误的时代定位上对市场经济实行了全面否定，在这之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认识到市场经济在商品经济时代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的大门。市场与计划不再被看做势如水火，二者的辩证综合已成为当今时代大多数国家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中国道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在中国的特殊实现形式。人类历史进入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时代，这是当前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一统一的历史规律并不排斥多样性的实现形式，反而是以此为前提来表现和实现的。这一过程在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实现都因为它们各自不同的实际情况表现出特殊性。它在中国的实现，当然以中国的实际为前提和根据。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1．中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制度。这是历史的结果、是人民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离开社会主义将带来的变化绝不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受益者所得大于受损者所失)，更不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即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个人受益)，其后果很有可能是混乱与分裂、少数人的暴富与多数人的赤贫，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的失败。2．中国生产力落后，这有历史原因，也有体制因素。历史是既成的，无法改变，而体制是可以改革的。世界历史和本国实践证明，传统计划经济是低效的，市场经济是高效的，因此，要发展生产就要选择市场经济，放弃传统计划经济。根据以上中国的实际，中国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发展市场经济，要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包括就历史事实来讲，而非就社会性质来看的社会主义遗产———计划(不是狭义的计划，而是泛指人们对自己在相互作用中创造出来的异己力量进行自觉控制的尝试);也包括社会主义独有的制度功能和价值追求］，要在“去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发展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实现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特殊形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对计划“体制”的抛弃不等于对计划作用，对自觉控制人类社会生产努力的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在市场发展与否定计划“体制”的这一动态过程中，寻找市场与计划的均衡点。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