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域范文10篇

犯罪实质界域或者本质上的社会危害性要受到宪法基本法精神的限定；而犯罪毕竟是对社会主流价值的敌视、蔑视、轻视和漠视等心理态度，自然也要反映社会主流道德价值观；同时，犯罪需要刑法规制，当上升到规范层面而规定行为为犯罪的刑法也需要民众自觉遵守和认同，因而刑法不单单是受制于主流价值和宪法规定，还要考虑普通民众对于“被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在情感上的基本认同。当某种行为作为犯罪对待时，其特点就不同于民事和行政行为，行为不仅仅侵害于一点，更多的是由点及面，如2010年上半年在全国蔓延的“校园袭童案件”中，危害不仅在某个校园安全而且危及到全国各地民众及孩子家长的恐慌，表明犯罪行为具有衍射性、集束性和不特定性的特点。刑法上述这些自身的行为特性，决定着刑法的制定应遵循其特有原则，即刑法不得已原则。该原则即为当道德、习俗和其他法律规范不能有效调整社会关系时，才由刑法调整；如果不用刑法调整，相应的法律制度就会崩溃，人民群众感到自身利益从根本上将受到威胁。犯罪的实质界域存有上述限制，那么，其形式上则表现为与民法、行政法和道德调整范围的边界上的区分。

一、与民法调整范围的边界

首先，盗窃行为为什么不能用民法来调整呢？如果不用刑罚这种主要以限制人身自由为主的处罚方式对行为人加以处罚同时用刑罚之苦来威慑其他人不去从事盗窃行为，更多人的财产安全可能会继续侵害。因盗窃行为人被及时捉住概率非常低，若按民事赔偿的方式，即仅以被捉住时返还原物就行了，那么，“盗窃行为就是最好的谋生之道”了，这样可能财产制度与安全就会崩溃。我国学者指出：“根据Blackstone的说法，刑、民事规范所保护的法益不尽完全相同，犯罪行为危及社会的存续，而民事不法则仅仅使个人遭受损害。换言之，在犯罪行为中受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超个人法益），而民事不法行为则是侵犯了个人利益（个人法益）。”[1]P112民事不法侵害个人利益，在现实社会中无论民事违约还是侵权，侵害人都是比较明确的。民间借贷往往发生在熟人之间，官方借贷则需财产担保或担保人担保，一旦出现违约则很快就能找到违约责任人。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任何人违反公共法律，做了一个公民不该做的事情，就构成犯罪。其中，私法罪(民事不法)是当着受害人的面实施的，如接受委托做买卖而在金钱或货物上贪污、投机，或在贸易上弄虚作假等等;而公法罪(刑事不法)中受到危害的，不仅仅是一些个别的人而是共同体，如铸造伪币或者伪造交换证券、盗窃、抢劫等。”[2]P164刑事不法如盗窃行为也存在侵害个人财产利益，但最终可能侵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或者如该学者所称的超个人法益。上述盗窃行为表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具有衍射性和不特定性的特点，也表明了其与民事、行政违法危害性间的不同，一个居民区内经常性的盗窃会带来不特定的居民精神上的恐慌，而违约和侵权一般则仅限于引起当事人精神上的压力。其次，如同冯亚东教授所认为的那样，犯罪本质上是多元的，“犯罪本质是应受刑罚惩罚性”，那么刑事与民事不法在后果上也表现不同。犯罪的后果是刑罚惩罚，秉持对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刑罚处罚，坚持罪责自负的个人责任原则，刑罚是对犯罪报应和预防；而民事违约或者侵权的后果主要是赔偿和恢复原状等补偿性责任，在归责上可能会是无过错责任或者是基于公平原则的衡平责任甚至是连带责任。刑事与民事不法在后果、归责上差异虽然也可以作为二者的区分，但最终根源还是二者在行为本质上不同。贝卡利亚指出：“受害的公民个人可以宽免侵害者的赔偿，然而他难道也可以通过他的宽恕同样取消必要的鉴戒吗？使罪犯受到惩罚的权利并不属于某个人，而属于全体公民，或属于君主。某个人只能放弃他那份权利，但不能取消他人的权利。”[3]P72民事权利作为权利可以放弃，民事责任也可以转移或让他人连带，但一旦犯罪发生，刑罚权属于国家支配且最终来源于全体公民，对犯罪人的问责则不能因为受害人的宽恕而取消。如同恶性肿瘤（癌症）一样，犯罪也呈现单向性和不可逆转性；而如同良性肿瘤一样，民事不法则有恢复原状之可能，其行为方向是双向的，也可能向恶性肿瘤方向发展。

二、与行政法调整范围的边界

德国学者曾说:“就三大法域的基本任务而言,民法是在寻求当事人间利益之平衡,行政法是以防止危害、危险管理及促进公共利益为目的,刑法之目的在于保护法益并确保公共利益的规范效力。”[4]P16行政法是行政机关在管理社会和国家事务中形成的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行政行为都是行政机关为管理社会和公共事务服务的行为，因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大量的违反治安管理而行政处罚的案件则雷同于犯罪行为，如盗窃中小偷小摸的治安处罚案件，如果变成大偷大摸（数额达到了犯罪程度）则构成了犯罪。行为性质在类别上无法区分，都有社会危害性，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为什么前者有行政法调整而后者则由刑法调整呢？于改之博士从大陆法系社会相当性理论为理论依托，提出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的概念即“所谓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是指行为脱逸社会相当性（违法性）的程度危及到了社会共同体的存续，从而达到了值得科处刑罚程度的质与量的违法性”[1]P223。论者借助于社会相当性理论把构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内涵进一步明晰化，而且通过“社会相当性”概念把行为在手段、目的和行为样态上等脱逸相当性的行为纳入犯罪的范畴内能够在解释论上犯罪的独特性。日本学者指出：“所谓社会相当性，就是从一般承认的、健全的社会通念出发，不具有不法性，也不会唤起处罚的感觉的行为的性质。”[5]P76社会相当性概念能够很好地把民众认同的日常性、惯常性的事态或历史上形成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正当化，也表明立法尊重人民的感觉和意志且充分考量了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在内容上与笔者提出的刑法不得已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刑法不得已原则将行为不得已作为犯罪且用刑罚惩罚，其一个基本前提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之上，“不得已”的内涵必须要考量社会基本客观事实，分别以“宪法层面、主流价值和民众认同和社会危害性的特点”几个方面从外延来界定社会危害性，实质上也是对社会危害性内涵的说明。可见，立法上规定某种行为为犯罪，不仅充分考虑民众认同，而且还有主流价值评价和宪法规范所确立的国家和社会的核心利益等。因此，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似乎仅强调了人民的感觉而没有很好兼顾政治国家上的因素。一般违法到犯罪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对行为的评价究竟是行政法调整还是刑法调整则来自于社会的道德对该行为现象的评价，这种评价又受到主流价值和民众认同双重约束。首先是主流价值不容忍（因其是不法行为）且不能容忍该行为对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敌视、蔑视和轻视、漠视的态度；其次是该行为现象超出民众心理容忍度（而这种容忍度在一国地域内某些地区又表现出差异性，例如，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习惯法对全国范围内刑法的变通适用）或者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

三、与道德调整范围的边界

本文作者：陈奇伟胡祥福工作单位：南昌大学

自德国刑法学家、行政刑法之父郭特希密特(J1Goldschmidt,又译为高尔德修米德)在其192年出版的5行政刑法6(Verwal-tungsstrafrecht)著作里首次提出行政刑法这一概念以来,行政刑法的界域等问题就一直是法学界争论不休的论题。我国学界开始注意到行政刑法是在1989年国际刑法学协会第十四次大会召开之后,但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并不多,研究水平基本处于萌芽和初始阶段[1],争论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行政刑法的界域等相关问题上。根据5辞海6的解释,界域一词主要是指事物的分界和区域。就法律而言,就是指法律的分界和法域,而法律之间的分界是指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规范对象。因此,行政刑法的界域也就是要确定行政刑法的法域及其规范对象。

一关于行政刑法所属的法域

关于行政刑法所属的法域,学界存在三种观点,即刑事法域说、行政法域说和行政法域与刑事法域双重法域说(或独立说)[2](35页)。笔者认为,行政刑法应当属于刑事法的范围。我国学者对行政刑法属于刑事法域从形式、程序、实质等法理角度作了很好的论述[3],本文试从行政刑法一词的语法逻辑的角度,结合我国法制的实际,进一步说明行政刑法属于刑法范畴,是刑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行政刑法一词从语法上讲,词根是刑法,刑法是行政刑法的中心词,行政则是行政刑法的修饰和限制成份,即定语。这从语法上可以说明,行政刑法只是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刑法的一个子部门。本文并不赞成行政刑法是一种特殊的、具有双重性的法律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政刑法才有-行政.与-刑法.之名)[4]的观点,因为按照此说法,行政与刑法是并列关系,那么行政刑法应该可以叫做刑事行政法了,如果这样,刑法作为保障法、后盾法的地位就会发生动摇。从逻辑上看,行政刑法概念的属概念是刑法,行政则是行政刑法概念的种差,刑法除了行政刑法外,还有诸如固有刑法(普通刑法)、经济刑法等,据此,也可以说,行政刑法除了其行政种差外,还具有刑法的一般属性,是刑法的一个分支。因此,按中国的语法习惯和逻辑方法分析,可以确定行政刑法属于刑事法域。从法制建设实际看,刑法是我国所有法律的后盾法、保障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对第一次规范(民事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所保护的法益进行强有力的第二次保护,是对不服从第一次规范的行为规定科处刑罚的第二次规范[5]。行政刑法正是在行政法这种第一次规范的力量难以完成保护行政法益的任务时,以补充行政法规范的目的所设立的第二次规范。我国法律体系分类的标准主要是法律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依据法的调整对象,可以将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第一次规范划分为民事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刑法作为上述第一次规范的保障法,因为其独特的刑罚调整方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如果将行政刑法独立,那么法律体系的分类标准又怎么确定?而且如果行政刑法要独立,则依同理经济刑法、普通刑法等势必也要独立,如此刑法作为一个传统的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将会丧失。进而推之,取消刑法这个法律部门也具有合理性,其结果是将相关的刑法规范全部在相应的第一次规范中加以规定,这显然违背了我国法律体系建构的实际,也与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划分理念相悖。从我国现有的行政刑法的表现形式来看,主要有刑法典、单行刑法中的行政犯罪与刑罚规范以及行政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刑法典、单行刑法中的行政犯罪与刑罚规范属于刑法,这是毫无疑问的。行政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从形式上看不是刑法,但从实质上讲,仍然是刑法规范。因为无论从刑法作为保障法的特征还是从附属行政刑法规范的结构、调整方法和适用司法程序上看,皆具有刑法的基本性格,行政刑法应属于刑法范畴[6]。德国等欧陆国家之所以将行政刑法界定为行政法,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犯罪观和刑法观与我国根本不同,他们对犯罪和刑罚均作广义理解,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命令性规定的行为都是犯罪,即行政不法(行政违法)和刑事不法(刑事违法)都属于犯罪;一切具有刑罚性格的法律效果包括刑事刑罚、保安处分、行政罚等都被认为是刑罚。而我国目前对犯罪和刑罚均作狭义理解,将一般的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刑罚与行政处罚严格加以区分。如果将我国的行政刑法界定为行政法,除了从我国的语法习惯和逻辑方法上讲不通外,还势必混淆一般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行政处罚与刑罚、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限,严重脱离目前我国的法制实际。因此,将行政刑法确定为刑事法域,是刑法的一个部门,既符合我国的语法逻辑,又与我国的法制实际相融。当然,行政刑法除了属于刑法的分支外,行政刑法还可以分为更小的分支,如环境刑法、军事刑法、公安刑法、卫生刑法等等,这也完全与我国法律体系的结构划分一致。

二5违法行为矫治法6的立法应

定位为行政刑法由于行政刑法所属法域的争议,导致对行政刑法的研究对象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2](75页)。既然我们确定行政刑法属于刑法,按照刑法研究对象的理论,我们认为行政刑法应以行政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为研究对象。但是,应当将行政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作扩大解释,除了现有的刑法典、单行刑法中规定的行政犯罪和刑事责任以及附属在行政法中的行政犯罪和刑事责任外,还应将今年全国人大列入五年立法规划的5违法行为矫治法6定位为行政刑法,作为刑法体系中的一种刑事特别法。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对现有的刑法典、单行刑法中规定的行政犯罪和刑事责任规范以及附属在行政法中的行政犯罪和刑事责任规范进行探讨,也不打算对5违法行为矫治法6纳入行政刑法范畴的理论根据进行研究,仅就5违法行为矫治法6应纳入行政刑法提出一点立法的思路。将5违法行为矫治法6纳入行政刑法的范畴,不是要将行政法规范中规定的一般违法行为全部纳入行政刑法的范围,混淆行政法与行政刑法的界线,而仅仅是要将5违法行为矫治法6需要矫治的违法行为犯罪化。因为我国目前犯罪的面太窄,我国欠缺的不是非犯罪化,而是犯罪化[7]。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同步的刑法观念,刑事法范围不断地将一些新形式的危害行为纳入,同时将一些传统的已无多大危害性的行为摒弃。现代西方经济刑法膨胀,就是犯罪化的实例,其实质上就是把一些新形式的严重行政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因此,将5违法行为矫治法6规定的违法行为犯罪化,既符合国际社会的犯罪理念,也是保障我国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和行政管理秩序的需要。我国的5违法行为矫治法6可以借鉴日本的5轻犯罪法6和香港的5简易程序治罪条例6的规定,引进西方国家的轻罪概念,将5违法行为矫治法6需要矫治的违法行为界定为轻罪,而将刑法典、单行刑法中的行政犯罪规范和附属在行政法中的行政犯罪规范规定的行政犯罪界定为重罪,均纳入行政刑法的研究范围。轻罪化主要是将那些实施了不宜刑罚处罚的轻微犯罪行为或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而一般以治安行政处罚又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行为予以轻罪化,轻罪化的目的就是要区分5违法行为矫治法6矫治的违法行为与施以行政处罚的一般违法行为,同时又与传统的行政犯罪相分离。轻罪化还有利于对上述违法行为进行矫治。既然将5违法行为矫治法6需要矫治的违法行为轻罪化,就要为此类违法行为设计相应的刑事责任。我国目前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有刑罚、非刑罚刑事制裁、单纯的有罪宣告三种主要形式。对于传统的行政犯罪即重罪依照现有刑法追究刑事责任适用刑罚,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行政犯罪实现刑事责任最基本、最主要的方法,但不是惟一的方法。由于行政犯罪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身危险性也各不一样,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行政犯罪分为重罪和轻罪。轻罪往往不需要判处刑罚而通过一些非刑罚刑事制裁方法就能达到预防行政轻型犯罪的目的。这种非刑罚刑事制裁就是在5违法行为矫冶法6中规定除刑罚以外的其他强制教育和矫治犯罪等各种刑事制裁方法。轻罪化和非刑罚化也正是我国新5刑法6颁布之后刑法改革的主流思想,这种非刑罚刑事制裁在性质上属于刑事制裁,而非行政制裁,因而必须司法化,可以依据刑事诉讼程序由相关机关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作出裁决,检察机关进行监督。鉴于5违法行为矫治法6是人大代表们针对废除已经不合时宜的劳动教养制度提出来的,如果将劳动教养制度取消,那么,对其原来适用的违法行为就缺乏相应的制裁措施,会出现立法上的断层,但将其纳入刑罚体系,又有违轻罪化和非刑罚化的思想。因此,建议借鉴西方国家的保安刑制度,在将5违法行为矫治法6需要矫治的违法行为定性为轻罪的同时,将劳动教养改革为保安处分,并将轻罪的处罚保安处分化,纳入行政刑法责任体系,作为非刑罚刑事制裁的主要方法。对违法行为(轻罪)矫治司法化和保安处分化,既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完善我国刑事责任体系的需要。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时，最容易受到冲击的就是以历史文化为主要旅游资源的景区。如何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做好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开发是大多数学者历来都较为重视的研究话题。基于此，结合“文化+旅游”理念对嵩山文化产业园分析探讨其发展路径。

关键词：“文化+旅游”；嵩山文化产业园；发展路径

在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已逐渐达到市场的饱和，旅游产业作为一个关联性很强的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已是必然的趋势。而文化产业因为与旅游产业的强关联性吸引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虽然二者之间早已存在交叉和融合，但是仍有隔阂存在。在2018年3月初，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为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不再保留文化部、国家旅游局”[1]。为了缓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消除隔阂势在必行。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关于对文化与旅游两个产业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热度也在不断提升，但是在国内关于文化与旅游融合的研究多为定性分析，大多停留在理论验证阶段，缺乏定量研究方法。基于此，通过阅读文献对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的形成机制与融合路径以及融合模式深入了解，结合嵩山文化产业园的资源构成、产业布局、演化模式、创新手段，探讨适合当地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1文化旅游产业的概念梳理

文化产业（CultureIndustry）最早出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之中，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作为目标。2018年国家统计局颁布了新修订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提出，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2]。关于旅游产业概念的界定，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同，但共识性的因素主要是围绕着“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等。所以对旅游产业概念可以表述为：“以旅游者为对象，借助旅游资源和旅游设施，满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吃、住、行、游、娱、购等需求，来实现旅游者精神和物质追求的综合性产业”[3]。在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文化旅游已经成为新常态下的新亮点。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政策引导，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应运而生。文化旅游产业作为一个跨行业的朝阳企业，是以旅游经营者创造的观赏对象和休闲娱乐方式为消费内容，使旅游者获得富有文化内涵和深度参与旅游体验的旅游活动的集合[4]。而文化旅游产业园区是“文化+旅游+地产”的三位一体的联合发展策略，是以某种文化为主线，以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为支柱产业，从旅游、商业、地产、景观等多维度打造的具备多重功能的文化产业空间，主要分为四类：主题游乐型、景点依托型、文旅小镇型、度假酒店型。

2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

摘要：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经济发展和国家软实力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文旅融合发展已成为旅游业的一种创新发展形式，为旅游业注入了活力和生机。近年来，国家十分关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大力推进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其融合发展既是乡村发展的需要，也是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本文深入研究并提出了我国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因、内容和路径。

关键词：文旅融合；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理论分析

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文旅融合及其影响。文旅融合是在多种因素，如产品创新、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扩大等的推动下，通过挖掘文化价值并将其与旅游要素从内而外融合，使文化与旅游业相互渗透影响并进一步发展，最终实现新业态、新功能、新产品的转型升级。近年来，文化和旅游业在资源、产业、载体和机构等方面显现出交叉、结合、融合的趋势。我国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着力推进文旅融合与模式创新，以期能促进我国文化和旅游业的发展。其作用主要在于以下方面：①文旅融合能建立文化自信。将优秀文化融人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体验中，使人们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推动社会发展；通过文旅融合，让文化通过旅游融人公众的生活，使人们建立起高度的文化自信。②文旅融合能传承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文化不止于有，更在于知。知之才能内化，内化才能传承，文旅融合发展使文化的延续和传承有了载体，让人们在旅游体验中触碰、反思和推广优秀文化，传承文化的生命和精神。③文旅融合能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发展使旅游内涵得以提升，实现旅游体验式升级，使地域、民族、民俗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承，并对文化的内在价值进行深人的挖掘。总之，文旅融合发展既有助于传播优秀文化，又有助于提升旅游品质。1．2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意义。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旅游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提升的旅游需求，需要突破式发展。由于旅游业具有兼容性好、开发成本较低且回报较快的特点，因此可较简单地在乡村进行产业融合。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政策进一步促进其发展。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之下，对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开展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有利于推动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主要是对发展方式、模式和形态实现优化升级，注重乡村旅游向着集约化、规模化、效益化、综合化的方向发展。乡村旅游产业融合拥有较高的增值性、创新性、渗透性和辐射性等优势，为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的动力。②有利于拓展乡村旅游的产业链。乡村旅游产业从资源、市场、功能和品牌等多方面进行融合，全面拓宽与延伸了乡村旅游的全价值链，新产品和服务不断出现，满足了人们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并解构与重构了产业价值链。在产业间整合和产业链延伸的同时，帮助乡村旅游企业实现价值增值，并进一步促进成本节约。③有利于促进乡村旅游地区域经济一体化。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突破了产业界限，使生产、人力和市场等要素之间不再受到地域条件的限制，实现了要素间的融合渗透和优化配置，促进了乡村旅游产业内部企业产生联盟，形成规模化产业集群，产生强大的经济带动效应，使区域产业发展结构得到优化，最终实现了我国乡村旅游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2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因

2．1影响因素。杨颖认为，影响旅游产业融合的主要因素是旅游的体验性、闲暇二重性和经营者对经济利益的追求［1］；徐虹、范清认为，市场需求、竞争合作、技术创新和规则机制是旅游产业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2］；张辉、黄雪莹认为，旅游产业融合的根本因素是旅游者的需求变化，信息技术是次要影响因素［3］；何建民认为，旅游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是旅游企业和各地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4］；丁雨莲、赵媛认为，旅游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是市场需求变化、企业追求利益和技术进步［5］。根据学者们的观点并结合乡村旅游的特点，本文认为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消费需求、旅游企业、旅游产业、制度环境、信息技术五个方面。2．2动力机制。根据旅游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实际，本文将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因分为内在驱动力和外在驱动力。在内在驱动力方面，消费需求升级是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力，并有效促进了企业之间的互动合作和乡村旅游产业的优化升级；在外在驱动力方面，外部制度环境优化与技术革新则为乡村旅游产业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氛围。内在驱动力：①原动力消费需求的升级。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旅游市场不断成熟、旅游体验？不断提升和信息化程度不断加强的时代背景之下，旅游者对乡村旅游有了更高的需求，更加关注乡村旅游产品本身的复合性、创新性和多功能性，这从根本上推动了乡村旅游产业的优化升级。随着旅游者消费需求的不断提升，在乡村旅游过程中，对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和情感化等情感需求更加关注，对旅游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也更加深人。旅游者多元化需求须打造多功能复合型的乡村旅游产品，提升乡村旅游产品的休闲性；个性化需求须在乡村旅游的过程中体现出细致和优质的服务，用新潮定制的乡村旅游产品来吸引广大的年轻旅游者；品质化需求可实现乡村旅游的精品化发展，开发高端的乡村旅游产品，以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情感化需求须加大对乡村旅游所展现各环节的情感融人，丰富消费者的情感体验。②主动力——旅游企业的竞争与合作。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的根本动力是消费需求的升级，消费需求的升级加速了企业的转型升级与互动发展。同时，企业的优化升级也促进了消费需求的满足。因此，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的主体是企业。在乡村旅游企业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之下，需要实现多元化经营，促进产业内的优化整合和产业外的深度合作，使产业间实现更加广泛的融合效应。企业的本能是追求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来自于消费者需求的满足和满意度的提升。因此，企业应不断开发新产品，创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提高满意度，增强企业竞争力。企业间通过竞争与互动逐步扩大服务范围，重组业务，实现乡村旅游产业链和企业结构的延伸和优化，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③推动力——乡村旅游产业优化。目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单一化、产业结构不合理化和旅游产品同质化，难以将地区的特色资源优势发挥到最大化，资源配置程度低下。为了满足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适应目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应积极促进乡村旅游产业的优化升级。优化乡村旅游产业结构，要加强对新要素的有效引人，对原有产业结构基于当地的生产实际和地区的产业特色进行创新整合，不断深化与第一、二、三产业的联动发展，不断探索有效方式以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并最终在乡村旅游产业生产的各要素中得到落实，从而有效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创新。总之，创新调整产业结构是乡村旅游产业优化升级的有效保障，而产业融合又是调整乡村旅游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之下，乡村旅游产业要结合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等发展，打造集度假、休闲、产业化于一体的新型发展模式。外在驱动力：①引导力一制度环境的优化。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有力的政策支持支撑了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在文旅融合背景之下，乡村旅游产业融合是乡村旅游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式，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扶持和制度环境的优化能够减少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的阻力，更好地推进乡村旅游产业融合。近年来，旅游产业融合快速发展与我国推行一系列鼓励措施密切相关，国家的制度环境对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意见指导和政策支持。如2016年国务院在印发的《关于推进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强调，要推进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鼓励各地因地、因业制宜探索多种融合方式，大力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和医疗等行业的深度融合，培育“互联网＋”的新业态［6］。2018年国务院在印发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出，要推进农村第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开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新载体新模式，推动要素跨界配置和产业有机结合。由此可见，我国目前高度重视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7］。②支持力——信息技术创新。技术融合是产业融合的技术来源，产业融合的飞速发展离不开技术革新，信息化的提升为产业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在技术平台的支撑下，乡村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要素之间形成了更加深人的融合态势。首先，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乡村旅游企业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体验等，数字虚拟技术的运用使旅游者在消费乡村旅游产品的过程中获得全方位、多触角的体验感受，深化了旅游体验。其次，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主要依靠信息技术的发展，如利用大数据对乡村旅游市场进行科学分析，并实现乡村旅游产品的精准营销。同时，还产生了新型乡村旅游产业组织，如线上乡村旅游经销商、乡村旅游网站等。最后，农业是乡村旅游的基础和支撑。随着科技的发展实现了整体品质的提升，促进了乡村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如利用先进技术进行稻草迷屋、稻田龙袍图等创意景观的设计。

推行强村并组，可强化基层组织功能，精简村组干部，减少村级支出，降低基层运作成本，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进步，是农村改革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在农村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强村并组工作又将提上议事日程。目前，全国有很多地方实行了村组合并，探索总结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工作经验。**年，鸣钟乡大石村和双星乡水口村进行了村党组织合并，跨村、跨乡镇建立了党组织，实际上也是一种村组合并的探索。下面，我结合工作实际，就强村并组工作面临的困难和对策作一简单探讨。

一、当前推行强村并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1、当前推行强村并组的有利条件主要有三点：

一是产业形成了规模，在相邻村出现了同一品种的产业示范带，产业的发展，将促进强村并组工作的推进。

二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十分关注，农村各项工作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

三是随着农村外出人口增多，大多数中青年外出淘金，村组干部选拔难度增大，有的地方出现了村官无人当、村事无人管的现象。此时进行村组合并，扩大了村干部选拔范围，有利用选拔能人志士进入村组干部行列。

包括文德尔班、罗素在内的许多西方家，都将西方古典哲学理解为某种远离日常生活、拒绝世俗功利的智慧。但是，当心灵真正浸润于西方古典人本哲学之中时，我们却在令人赞叹的智慧背后领悟到一种对人类精神深沉而执着的救赎意识。从古希腊的知识哲学、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到近性主义哲学、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可以说，精神救赎意识始终贯穿在西方古典人本哲学之中。作为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创始的康德哲学，其救赎意识上承古代传统，下开当代哲学精神救赎之先河，意义十分重大。

一、知识、信仰与灵魂救赎

苏格拉底开启了古希腊哲学以探寻到思索人本的重大转型。在苏格拉底看来，确立人之为人而不是自然应是哲学的根本性。人所以不同于自然是因为人有灵魂，而灵魂的基本规定性是理性。这就决定了追求真理应成为人生的终极意义。一个人只有用理性对待自己、对待世界，才能够正确地行动并在正确的行动中不断发现真理、不断生成理性、不断确立灵魂，从而卓立于自然之外。古希腊思想大师柏拉图认为，灵魂作为人的本质是客观的，但又是潜在的。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能发现客观存在着的灵魂并将灵魂从潜在状态变成明确而现实的理念。因此，柏拉图反复强调人类最大的善行就是认识理念、塑造灵魂，否则人将沉沦于动物之中。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光大了前辈们的思想，更明确地指出，没有灵魂的人就不是真正的人，灵魂是人的本质界定。而人要想获得灵魂就必须依靠知识，知识是人获得灵魂的唯一途径。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高度关注知识问题，最终完成了古希腊知识哲学的建造。从上可见，古希腊知识哲学重视理性、关注认识的动因之一就在于试图通过设立灵魂，拯救人类于自然之中。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在当时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中更关心人类灵魂问题，虔信人类的苦难源于灵魂的失落，唯有拯救灵魂才能在苦难中救赎人类。但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不相信理性、认识、知识可以找回灵魂。在基督教哲学看来，灵魂的失落正是人类滥用理性而导致“原罪”的结果。灵魂的复归、人类的救赎只能依靠对上帝坚定信仰和对教规的严格遵守。正是在这其中，精神救赎变成了灵魂再生，哲学成为神学。

二、普遍立法与道德救赎

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西方逐渐进入近代化。在康德之前，一方面技术迅猛，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的工业化背景中，西方近代人本哲学集中体现为理性主义哲学。近性主义哲学恢复了古希腊哲学传统，重理性、重逻辑、重知识。但是，康德发现，科学技术只是人类自然力量的增长、延伸，并未在本体意义上完善人性。相反，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人性正日愈沦丧。同时，康德意识到传统宗教信仰由于不能给人类以实际的知识，无异于同义反复、自言自语，所以他断定传统宗教信仰也无法真正解决人性问题。而古希腊知识哲学和近性主义哲学所倚重的理性、认识、知识，只能在人的现象界中发挥作用，而在人的本体界中无效，同样不能解决人性的问题。在康德看来，人性的修复只能通过道德救赎才能实现。

包括文德尔班、罗素在内的许多西方家，都将西方古典哲学理解为某种远离日常生活、拒绝世俗功利的智慧。但是，当心灵真正浸润于西方古典人本哲学之中时，我们却在令人赞叹的智慧背后领悟到1种对人类精神深沉而执着的救赎意识。从古希腊的知识哲学、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到近性主义哲学、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可以说，精神救赎意识始终贯穿在西方古典人本哲学之中。作为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创始的康德哲学，其救赎意识上承古代传统，下开当代哲学精神救赎之先河，意义10分重大。

1、知识、信仰与灵魂救赎

苏格拉底开启了古希腊哲学以探寻到思索人本的重大转型。在苏格拉底看来，确立人之为人而不是自然应是哲学的根本性。人所以不同于自然是因为人有灵魂，而灵魂的基本规定性是理性。这就决定了追求真理应成为人生的终极意义。1个人只有用理性对待自己、对待世界，才能够正确地行动并在正确的行动中不断发现真理、不断生成理性、不断确立灵魂，从而卓立于自然之外。古希腊思想大师柏拉图认为，灵魂作为人的本质是客观的，但又是潜在的。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能发现客观存在着的灵魂并将灵魂从潜在状态变成明确而现实的理念。因此，柏拉图反复强调人类最大的善行就是认识理念、塑造灵魂，否则人将沉沦于动物之中。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光大了前辈们的思想，更明确地指出，没有灵魂的人就不是真正的人，灵魂是人的本质界定。而人要想获得灵魂就必须依靠知识，知识是人获得灵魂的唯1途径。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高度关注知识问题，最终完成了古希腊知识哲学的建造。从上可见，古希腊知识哲学重视理性、关注认识的动因之1就在于试图通过设立灵魂，拯救人类于自然之中。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在当时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中更关心人类灵魂问题，虔信人类的苦难源于灵魂的失落，唯有拯救灵魂才能在苦难中救赎人类。但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不相信理性、认识、知识可以找回灵魂。在基督教哲学看来，灵魂的失落正是人类滥用理性而导致“原罪”的结果。灵魂的复归、人类的救赎只能依靠对上帝坚定信仰和对教规的严格遵守。正是在这其中，精神救赎变成了灵魂再生，哲学成为神学。

2、普遍立法与道德救赎

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西方逐渐进入近代化。在康德之前，1方面技术迅猛，另1方面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的工业化背景中，西方近代人本哲学集中体现为理性主义哲学。近性主义哲学恢复了古希腊哲学传统，重理性、重逻辑、重知识。但是，康德发现，科学技术只是人类自然力量的增长、延伸，并未在本体意义上完善人性。相反，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人性正日愈沦丧。同时，康德意识到传统宗教信仰由于不能给人类以实际的知识，无异于同义反复、自言自语，所以他断定传统宗教信仰也无法真正解决人性问题。而古希腊知识哲学和近性主义哲学所倚重的理性、认识、知识，只能在人的现象界中发挥作用，而在人的本体界中无效，同样不能解决人性的问题。在康德看来，人性的修复只能通过道德救赎才能实现。

摘要：微媒体以其即时性、交互性、开放性、虚拟性等特征，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交往方式。微媒体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危”“机”并存。高校应从媒介素养、课程平台、话语体系、文化环境、监管机制等方面，协同加强和改进微媒体视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关键词：微媒体；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在Web2.0时代，如何站稳和筑牢网络“微阵地”，利用微媒体为大学生精准滴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课题。

一、微媒体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的“危”与“机”

（一）微媒体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危机

1.表达个性化动摇主体权威微媒体领域中信息表达和传递呈个性化、自由化、自主化。个性化的自由表达、迅捷化的自主学习，动摇着教育者的主体权威。微媒体的“去中心化”更打破了教师的信息垄断地位，对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品德养成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非但如此，个性化、娱乐化的海量信息用语容易对教师形成倒逼效应，在倒逼教师强化知识能力、素质结构的同时，也容易使教师产生“迎合心理”。具体表现为，过分迎合学生的网络个性和趣味需求进而冲击教育目标和教学效果。2.信息海量化冲击价值认同微媒体领域下，海量信息和资源得以实现共享，纷繁冗杂的信息中，参杂良莠不齐的价值观念。部分消极、腐化、庸俗甚至反动的价值观念，狡猾地迎合着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诉求，它们对马克思主义价值信仰、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梦想进行曲解，混淆学生的价值甄别能力和辨识能力，使部分学生理想信念和道德认知出现偏差。这非但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带来严峻挑战，更时刻冲击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3.网络依赖化消解理性思考微媒体时代，用短而精的海量信息孵生碎片化的生活方式。部分学生课上课下学习、生活与手机、电脑为伴。“无手机不人生”，“无电脑不生活”的病态网络依赖正充斥着学生的日常生活。对网络信息加以盲目信赖致使学生应有的科学思考能力、理性分析能力和价值甄别能力日渐弱化。此外，微媒体时代海量、碎片化的信息易扰乱学生生活节奏，使部分大学生难以精心专研学习，这些都是新时期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面临的现实挑战。

为了人们的自由幸福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社会的分化与整合问题，为此就要研究如何才能实现合理的分界与合法的越界。而在今天强调社会的合理分界并普遍树立界限意识和合法的越界意识，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分化及其相应的整合,既是包括生

物进化在内的自然运动的形式,也是人类社会及其思想文化演进发展的基本方式。现代社会的突出特点是高度的分化及由此带来的多样性和活力,但这也增大了整合的难度。作为人的有意识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社会的分化和整合不能不与人们的能力、需要及价值选择相关,并直接表现为各种界域或界限的区分、互依与跨越。因而,以“合理的分界与合法的越界”为视角来探讨社会的分化与整合问题,就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社会的形成与界别的区分

自从人类诞生于自然界,就开启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分化整合的历程。人由于自我意识的产生而有了应然的价值观念和活动取向,与周围世界发生了“为我”的“自为”的关系,于是,一种不同于自然运动的新的运动方式和秩序,从而也是新的界域——人类“社会”出现了。在人类社会中,人的心理、意识或精神有着极高的能动性和系统整体性,因而成为相对独立的“心理世界”或“精神世界”。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自然”、“社会”和“精神”三界。社会学所讲的“社会分化”一般指“社会”的群体之间和个体之间的区分,但它不能不与另外两界内在相通,密切相关。

历史地看,人类在能力极其低下的原始时期,只能靠自然血缘关系相互依赖,以氏族的形式共同生存;其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人们由于性别与年龄差异的简单劳动分工。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多、交往的扩大和需要的多样化,人们的劳动分工和社会角色也愈来愈多样。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在个人之间有了基于所有物和物品交换的“我”与“你”的区分,在群体之间则有了自由人和奴隶的严重分化。于是,人类内部不仅有了亲疏之分,还有了等级式差别和压迫性关系。伴随着原来的氏族共同体的解体,一方面,人类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逐步缩小为夫权制家庭或家族;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财富和支配性权力在一些人手里的积聚而促成了以地域、文化和民族来划分的国家。国家的出现既意味着人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有了“上层”与“下层”、“上流”与“底层”的等级式界分,又旨在将社会的分裂和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表明阶级社会的秩序本身就蕴含着内在的紧张。但在传统农业社会,由于人们要“靠天吃饭”即顺应自然为生,因而自然秩序就被视为社会秩序的依据;阶级和等级的分野,也往往被给予拟自然理解,如将上下尊卑的等级式关系类比为“天”与“地”的关系。传统社会及其政策还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分工和社会职业的分化,造成社会自组织能力和活力的严重缺乏。马克思将小农们形象地比喻为一袋马铃薯,说明了他们缺少“有机团结”。但另一方面,大家族和传统国家似乎又象一个“大生命”,其成员分别充当它的某种器官,或“头脑”或“臂膀”或“手足”,这种功能性的分化与整合主要凭借的是自上而下的隶属和支配关系;同时,相当普遍的自然主义信念和整体主义道德意识也对这个“大生命”的整合与维持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那时的人们并非没有个人自由的愿望和要求,但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并且只要个人与家族长或长辈们发生了利益和意志的冲突,获胜的一定是后者,因为他们直接代表着共同体。

摘要：基于国内外森林防火工作现状，对今后我国森林防火科技发展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科技的进步首先应体现在构筑坚实的应用技术研究、开发和运用的平台，包括造就一大批胜任不同技术层面工作的人才队伍和建立起与行业科技发展需求相符合的科研服务网络。通过行业引导，加强技术装备的规范化建设。把宣传和教育摆到与技术装备同等高度予以重视，提升宣传和教育的影响力。东北森林防火工作，应在加强应急和扑救能力的同时，强化可燃物管理、火险等级预报和监测等方面的工作，并在相关作业中实现有效性和经济性统一。

关键词：森林防火科技发展规划监测手段可燃物

一、普遍意义上的科技进步

这几年，伴随着我国的森林防火技术和装备水平的提高，相关技术研究工作空前繁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森林防火的应用基础研究不够深人和连续，尤其是针对林火科学中关键性的问题以及目前诸如林区和居民点结合部火灾现象这类研究热点。这首先表现在，我国科技工作者发表的关于林火科学研究的文章在国际火灾研究学术期刊和重要国际会议上占有率很低。这不仅仅意味着我国的林火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影响相当小，从深层次上更看到了目前我国相关研究工作的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工作的差异。

正如其他应用学科或交叉学科一样，有效发展森林防火科技、确保森林防火的百年大计，需要一个基础来支撑。这个基础就是对于我国森林火灾规律可靠性和系统性的认识。这是未来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化的灾害管理的基石。这一切不但会反映在诸如学术论文和科技专著等出版物中，而且最终都会体现在防火理念的更新、装备的发展以及应付紧急状态综合能力的提高。通过对林火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予以长期性投人和扶持，确保相关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森林防火科学，积累人才和技术，也有助于进行技术革新和着手新形势下的防火手段的更新和提高，最终建立起我国独特的和现代化的森林火灾预防、监测、扑救和善后的完整体系。应用基础研究和产出的关系在图1中作了简示。

技术运用和储备对人才队伍的依赖关系也提不言而喻的。正如一个浅滩撑不起一艘大船，对于应用性很强、涉及面很宽的工作，明显需要大批专业人才来实施。一个先进的科技装备，不管是引发的还是自主开发的，只有拥有一批合格的技术人员和必要的支持设施，才能进行有效的操作和组护，并把采集的结果运用到工程实际中去。比如目前呈现的全球性的地理信息资料数字化趋势，勃需要大批专业人员来完成相关信息的输人、更新、分析和与相关管理决策系统的链接。笔者非常赞同在今后若干年内通过吸收和培训各类专业人才以充实森林防火科技管理和研究队伍。当然，这需要通过组建或扩充一些有效的运作平台以确保这类工作有序和高质量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