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范文10篇

狄尔泰是二十世纪德国生命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二十世纪重要的解释学家。他认为理解就是对"一直固定了的生命表现的合乎技术的理解。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固定了的表现对其中生命的领会。

在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中，表达、理解和解释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作者接下来就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以期获得对狄尔泰生命解释学的进一步认识。

一、表达

（一）生命表达：理解的直接对象

狄尔泰在其理论中提出理解和解释活动的直接对象是生命表现或表达,这是狄尔泰生命解释学的基础。他在早期认为，通过体验和反省固然可以实现自我认识，但是心理事件是不断变化的，生命是无法直接观察的，如果不借助某种表现或表达，我们就不能准确的体验。事实上，每一种体验、每一种认识和意志活动都倾向于产生一种表达，特别是那些潜藏于内心的意识需要通过表达或表现才能被我们认识到。所以，如果没有对表达的理解，反省是一个迟钝的工具。只有建立在表达之上，对自己和他人的认识和理解才能更清晰、稳定和有深度。所以，狄尔泰特别注重表达对于理解、对于整个精神科学的作用。

（二）精神表达：生命表达的普遍特征

摘要：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关于事物在本体论和历史性层面的理解和认识，亦是探查人的理解与实践活动的认知手段和方法。其理解的历史性理论、理解的语言性理论及实践智慧理论，为探讨教育技术之本质、开展教育技术的实践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也为教育技术哲学理论的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伽达默尔；解释学；教育技术研究

我国对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我国教育技术学界从本世纪初开始关注教育技术哲学研究，并对教育技术本体进行追寻。以阐释人的理解和实践为旨趣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就是探寻教育技术学之哲学基础的十分重要的解释框架。

一、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理论旨趣

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师承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是现代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他将解释学发展成为哲学解释学和实践解释学。[1]在他看来，解释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是“理解何以可能”，“传统”和“前见”是理解的必要前提，理解是人的一种“视域融合”、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哲学解释学旨在提供一种思维范式，而非呈现一种具体的、拿来即用的操作指南或使用说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其实践哲学观点，是解释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其解释学原理主要含括三个方面：理解的历史性理论、理解的语言性理论和实践智慧理论。首先，人的理解必须基于历史事实与历史逻辑。伽达默尔认为，理解的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无论是解释者还是被解释者，都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必须承认解释者的历史性，承认其以特定的方式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活动中，解释者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法消除的。所谓的理解，并非回避解决历史事实的局限或缺弊，而是合理地、合历史地评价它。“在解释者与作者之间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他们之间的历史距离造成的。每一个时代必须以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已流传下来的东西。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克服的东西，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2]伽达默尔把这种从自己的社会历史处境出发去理解前人和他人的思想，称为“效果历史的意识”。他还论述了理解的前结构（即前理解，包括先有、先见、先把握）、前见（包括合理的前见、盲目的前见）、解释学循环、时间距离等范畴，进一步阐述了理解的历史性。其次，人的理解必须基于语言交流的视域融合。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强调了理解与语言的重要关系，认为理解只有通过语言作为媒介方可存在，脱离了语言就根本无从理解。这一点意味着人们的理解无所谓主观或客观之分，同时也是对理解之存在方式的新诠释，即理解是人与文本、人与传统、人与时间、人与世界的相互融合与统一。另外，这种语言交流的目的就是要发现一切理解模式共通的东西，就是要证明一切理解现象的基本条件。通过研究和分析理解的各种条件，使人的经验显现出来，并在人类有限的历史性存在方式中清楚地看到人与世界的根本关系。不仅如此，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实质上乃人的思想的“视域的融合”。“视域就是看见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3]而人的视域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某种历史性，人的理解都是基于历史文本的理解；无论是理解者还是解释者，其视域绝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在历史长河或时间历程中的某种述说、交流、相遇、对话；当一种视域与另一种视域实现了交融时，新的理解得以产生，视域融合得以形成。第三，人的理解必须基于并落实于实践智慧。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不仅是一门理解和解释的哲学，也是一门实践哲学。理解必须作用于实践，进而形成人的实践智慧，方可具有价值；否则，只不过是游离于生活世界的理论抽象，于生活实践无益。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追求的是一种完美的善、幸福和真理。他认为，“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立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文明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4]要解决此类问题，除了追寻亚里士多德之实践智慧的价值而别无他途；惟有通过实践智慧规约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与应用，方能产生充满人文关怀与生命活力的人文科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思想基于理解的历史性、语言性这一特性，追求理解的创造性、主体性、个性，强调理解的多元性、差异性，彰显解释学的实践智慧本性，对理解教育技术的内涵、提升教育技术学的哲学品质，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伽达默尔解释学思想对教育技术研究的启示

利科尔认为,解释学是关于与本文相关联的理解过程的理论。他希望使解释学认真地讨论本文,由符号学而成为释义学。解释学的中心难题是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灾难性的对抗。“在这两种态度之间寻求某种互补性,将在认识论上表现出被本文概念所要求的这种解释学方向的重新确定”[1](P42)。显然,这是与浪漫主义的解释学所不同的。无论是施莱尔马赫的“语法的”解释和“技术的”解释的二元区分,还是狄尔泰的自然的说明与精神的理解之间的对立,都无法解决这一解释学的难题。而利科尔的解释学理论却能成功地解决,并且通过本文的概念使解释学理论发生重大的转向。本文的概念“使解释的重点从对隐藏着的主观世界的情感性研究转移到作品本身的意义和指谓上来”[1](P46)。

利科尔认为,狄尔泰使解释学和历史结合起来。将他的解释学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使解释学的问题从属于理解他人的心理学问题。理解就是通过本文来理解作者或历史的天才人物的生命精神。理解活动仍然主要还是心理学的,因为“它没有把本文所说的‘东西’而是把本文所说的‘人’看作是解释的最终目的”[1](P51)。

利科尔把这种解释学称之为“回忆的解释学”。弗·詹明信称之为“肯定的解释”,其“目的在于恢复某种原始的、被遗忘的意义”[2](P746)。因此,本文在这里是作为理解他人的生命精神的符号中介来实现的。本文是生命精神的客观化表现。然而本文在这里只能是一种临时性和表现性的现象,本文背后所包含的生命精神才是理解的最终目的。利科尔认为:“必须抛开解释学与那种向其他精神生命移入的纯心理学概念之间的联系,本文不再向它的作者方向展开,而向其内在的意义和它所揭示与发现的那个世界的方向展开。”[1](P52)这正是利科尔本文解释学的本义。

利科尔认为,解释学内部存在两次转向:一是从局部解释学到一般解释学;二是从方法论到本体论。前者以狄尔泰为代表,后者以海德格尔为代表。本体论的解释学认为,解释学不是对人文科学的思考,而是对人文科学据此建立的本体论基础的说明。而在狄尔泰看来,解释学的如何理解他人的问题一直是占据人文科学的中心问题。他的解释学的基础是心理学,而海德格尔的理解本体论则是对“在世存在”的思考。这样就使理解“非心理化了”。“在世存在”揭示了此在的生存论情境,这一情境决定了理解的本体论结构。海德格尔称之为“解释学循环”。理解就是以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由此海德格尔完成了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但利科尔认为,海德格尔仅仅是转移了而并未解决解释学难题。通过使理解从属于能在的基本结构

海德格尔成功地回避了人文科学的方法论问题。然而理解和说明的问题仍旧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则开启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方法论的运动。利科尔认为,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概念包含着某种“间距”因素,尤其使他的“视域融合”概念提供了参与化和间距化的辩证关系的范例。而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利科尔超越本体与方法、说明与解释的起点。利科尔的解释学正是在海德格尔、尤其是在伽达默尔的启发下,才成功地坚持了所属与间距、传统与批判的辩证法;才提出了本文的解释学理论,真正的解决了解释学难题。

宪法解释学的建立是现代宪法学体系发展的出发点与基础，现代宪法学理论与体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宪法解释学的发展与完善。从宪法学发展的历史看，现代宪法学开始于宪法解释，终止于宪法解释。从这种意义上讲，可以说现代宪法解释学反映了现代宪法学发展的基本去向。因此，在探讨宪法学理论与体系时需要认真研究宪法解释的价值，建立科学的解释原则、程序与方法，以推动宪法学的规范化与生活化，提高宪法学知识体系的专业化水平，发挥宪法学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功能。

一、宪法解释学与宪法学体系

（一）宪法解释学与宪法学分支学科

宪法学体系是由不同的知识、理论与规则组成的有机的体系，反映了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运用宪法治理国家的基本经验与智慧。宪法学知识体系通常由宪法学说史、宪法社会学、宪法经济学、宪法政治学、宪法哲学、宪法政策学、宪法解释学等学科构成。在整个的宪法学知识体系中宪法解释学处于知识体系的核心与基础的地位，直接影响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为整个宪法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价值判断与方法的基础。宪法学体系的建立与新的分支学科的出现实际上以宪法解释学的成果为基础，并为宪政发展的未来提供方向。在考虑宪法学体系与框架时首先需要以解释学的知识、技术与规则为基础，把宪法解释学的经验作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的良性互动主要是通过宪法解释活动得到实现的。宪法解释学不仅作为宪法学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同时也作为制约和影响宪法学体系发展的基础性要素而存在。因此，在分析宪法学体系时我们需要研究宪法学结构的分析与解释的功能、宪法社会学与宪法解释学、宪法经济学与宪法解释学、宪法政治学与宪法解释学、宪法学说史与宪法解释学、宪法哲学与宪法解释学、宪法政策学与宪法解释学等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2]

（二）宪法解释学与宪法原理

宪法解释活动以宪法原理为基础，并在宪法原理的指导下进行。宪法解释的实践为不断完善宪法原理提供了现实基础与验证原理的平台，构成推动宪法原理不断发展的动力。宪法解释学的出发点是宪法本身价值的理解，即什么是宪法，宪法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如何保持平衡。现代宪法学由不同的原理构成，其中影响宪法学整体发展的基本原理是国家与社会、个人与国家、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同的宪法观与宪法理论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都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宪法解释实践的发展。比如，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的协调是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在个人权利保护与团体利益关系上，宪法解释活动应合理地协调两者的利益关系，在社会各种冲突中追求利益的平衡。特别是，在解释基本权利时，在多大程度上认定个人与团体的价值是宪法解释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如果在宪法解释实践中不能保持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那么有可能破坏宪法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作为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宪法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解释的多元化与原理的统一性是宪法体制得到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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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9.2;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01)02-0010-08

如果我们的研究不是拘泥于思想的表达形式，而是注重思想内容的实际意旨，那么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名字应当与当代解释学哲学理论相关联。福柯就把马克思看成是与尼采、弗洛伊德共同开辟当代解释学道路的三位思想家之一。其他当代西方学者如海德格尔、罗蒂、德里达、利奥塔德、杰姆逊等，也对马克思在这一理论领域中的地位与成就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了高度肯定。而在这方面，我国的研究和发掘相对显得滞后和薄弱。这里，本文试图以马克思哲学活动的线索为背景，特别地说明马克思解释学哲学理论的创立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其不同的解释学范式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与转换。

一、马克思当代方法论解释学的创立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最初哲学活动的成果。它显露出一个端倪，即把解释学援入历史哲学、尤其是人生哲学。正是这一特征，我们说它标志着马克思先于狄尔泰完成了方法论解释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过渡，创立了当代方法论解释学。解释学融入人生哲学这一特有的方法论，马克思主要是通过在论文中对“自我意识”哲学的声称和对“此岸世界”真理的确立而实现的。

马克思这一解释学理论的确立有其自己时代的思想背景。19世纪上半叶，是传统哲学（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近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哲学形态）衰微、现代哲学形成和确立的时代。马克思在进行自己最初的哲学创造活动时创立历史哲学、尤其是人生哲学，从而“拒斥形而上学”和对抗实证科学，已成为当时思想界的旗帜与方向。然而，马克思在接受这样一些背景知识时，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一方面黑格尔哲学“就像一个奸诈的美女”把马克思诱入到她的怀抱，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与黑格尔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哲学目的；一方面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出发，另一方面却表现出与其他“兄弟”成员在观念上的差异。这一情形决定着马克思将锻造出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而这一体系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初具萌芽。

法律制度并不能自己运作起来，法律制度离开了人的运用就不能有效运行，任何部门法都涉及法律制度运行问题———即法律的适用和解释的问题。①

私法制度和理论正是在适用和解释的活动中才获得其活的灵魂。可以说民法学本身就是一门解释的学问。民法的运行需要运用民法学理论对民法制度予以解释，而在解释民法制度的过程中民法学理论也获得了发展，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就是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通过民法解释保证民法制度能达到其所追求的目的并弥补其在社会发展中不断表现出来的漏洞。在民法运行的社会环境中，人的权利观念的形成和社会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究竟发展中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民法制度?民法制度又会影响人产生什么样的心理?这是民法学发展的基本问题。以下笔者从民法解释学的发展出发，论证相对所有权观念如何通过民法解释学而得以应用。

一、民法解释学的发展及对所有权观念的影响

(一)民法解释学的发展

民法解释学是关于民法解释适用方法规则的理论，是操作性较强的实用法学。法律制度的创设不可能是完美的，其所对应的社会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在这样的前提下，包括民法解释在内的所有法律解释都力求达到弥补现存制度适用中存在的缺陷的目的。而民法解释学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客观上推动了民法理论的发展。民法解释学也从关于单纯的技术规则的理论发展成为综合的学问，成文法国家的民法学教科书以及民法相关的论文，都是从现行的民法制度入手在理论上、实务上进行历史的、体系的整理，实现能动的理解和适用民法制度。民法解释学有一个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并且表现为两种立场(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争鸣的过程，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某种立场取得学说上相对主导的地位，对这一过程可以大致人为的区分为三个阶段。②

1．客观主义主导阶段

摘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Abstraction:Theconnectionbetweenexperienceandpropositionisnotlogical,thatis,neitherreductionnordeduction.Thentheempiricalbaseofnaturesciencebecomesaproblem.Itcannotberesolvedbyregardingnaturesciencesasapropositionsystem.Inaddition,theempiricistplatformcannotgiveanyapproach.Scienceisessentiallyapractice,andonlytheplatformofferedbyPragmaticsandHermeneuticscanpointoutanapproach.Theintroductionofpracticality,community,intersubjectivityandcontextprovidesaclewforunderstandingofKuhn’sparadigmtheory：naturalsciencehasahermeneuticbase.J.Rousehasgonefarther:naturalscienceisitselfahermeneuticenterprise,anditisanarrativebeingreconstructedconstantly.Hermeneuticsofscienceisopposedtoobjectivismofscience,whichdoesnotnecessarilyslideintorelativism.Bernsteinhasofferedaprojecttotranscendobjectivismandrelativism:Hermeneuticsitselfprovidestheresourcesforthistranscending,and,sotospeak,hermeneuticcirclepreciselycallstheopennessofparadigmsofscience.

关键词：经验基础语用学解释学叙事重构

一、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伽达默尔以哲学解释学创始人的身份闻名于世，《真理与方法》是其代表作，也是其公认的哲学贡献所在。不过伽达默尔的研究兴趣并不局限于解释学，他自称解释学和希腊哲学是他工作的两个重点，而在希腊哲学研究中他最关注是实践哲学方面。伽达默尔曾宣称自己只写过三本书：《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1931)、《真理与方法》(1960)、《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1975)。可见他把这三本书作为自己思想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除《真理与方法》外，另外两本书都是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著作。在《真理与方法》发表后，由于和哈贝马斯等人论战，他的兴趣逐渐转向了社会和现实问题，同时也结合着他长期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心得，在晚年出版了《科学时代的理性》、《赞美理论》等著作和文章，阐发了自己的实践哲学。一般对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研究集中在后期发表的这些作品。不可否认这些作品是他实践哲学的最成熟的表达。然而从伽达默尔整体思想发展来看，对实践问题的思考其实一直贯穿了他的学术生涯。在《真理与方法》发表之前，他的作品就已多以古典政治学为研究内容。研究伽达默尔早期思想的舒立文(RobertR．Sullivan)甚至认为伽达默尔早年就是个政治哲学家。可以说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比他的解释学成型更早。在他那里不仅解释学影响了实践哲学，实践哲学也影响了解释学，实践哲学和解释学在他的思想发展中是一种互动的、相互启发的关系。他如何将解释学和实践哲学融合起来，最终发展出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则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

一、早期实践哲学研究

在伽达默尔早期的柏拉图研究中，他关注的就是伦理和政治问题。这一时期发表的短著《柏拉图和诗人》(1934)和《柏拉图的教育国家》(1942)都是对柏拉图国家学说的研究。伽达默尔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实际上是为了表达对现实的批判而提出的一种教育城邦的理想，柏拉图重视哲学对话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教育意义，以及辩证法在培养公民正义的政治态度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是理想城邦实现的条件。《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的主旨也与伦理学相关，“我不是主张柏拉图的伦理学是辩证的，相反，我询问柏拉图的辩证法是否以及以什么方式是伦理学。”①伽达默尔认为柏拉图所描述的辩证法是真理产生的方式，这不是对对象的严格演绎或系统推论，而是在来回的交谈中保持着开放，并被事情本身所引导。他认为通过交谈实现共同理解奠定了实践合理性的基础，受实事本身引导的自由开放的对话是达到德性的手段也是德性的表现，同时他批判了诡辩的堕落的话语形式。伽达默尔在这里其实已经提出了一种话语伦理学。

伽达默尔早期的柏拉图研究实际上是以亚里士多德为参照的，并根据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形式和术语来解释柏拉图。①他承认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实际上是一本未明说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书”②，其出发点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快乐的论述。伽达默尔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快乐的分析要与柏拉图的《斐莱布篇》联系起来才能澄清。《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论述柏拉图的辩证法，第二部分就是运用现象学描述的方法对《斐莱布篇》进行解读。《斐莱布篇》是柏拉图晚期的一篇重要对话，它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在人的生命中快乐还是思想是善的？这篇对话的结论认为善是快乐和思想的混合，但思想更接近于整体（善）的原因。对话表明实践的善是具体的善而非抽象的善，对话还涉及善的等级和尺度、善的一多关系、极端之间的中道观念等等。早期柏拉图的对话将德性等同于知识，认为善就是智慧，是独立自足的，与快乐相对立。后期这篇对话表明柏拉图的观点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不仅认为快乐是善的一部分，而且强调处境的复杂性和具体性，因此削弱了柏拉图早期把知识等同于德性的倾向。伽达默尔对《斐莱布篇》的分析已经预示了后来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主题的接受。

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伽达默尔主要关注辩证法和实践哲学，并力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在这一时期“解释学”主题还没有显露出来，但无疑辩证法和实践哲学的观点对他后来的解释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解释学的许多观点这时已经初见端倪。④比如对于辩证法的探讨就涉及如何达到对事情的理解和相互理解。《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的英译者认为伽达默尔之所以选择《斐莱布篇》作为主题，就是因为这篇对话包含着柏拉图后期对辩证法本性的最清楚的讨论，因此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表达伽达默尔自己关于“对话和理解的实行方式”的现象学，这也是对真理在对话中发生的方式的说明。同时伽达默尔考察了希腊的科学概念是如何源于柏拉图的辩证法的，他认识到真理不能建立在现代笛卡儿的工具主义的方法论之上，真正的方法不是与事物相疏远化的，而是合乎事物本身的。这与《真理与方法》中的反科学主义精神一脉相承。⑤伽达默尔这一时期的柏拉图研究也影响到了他后期的实践哲学。柏拉图认为认识最高的善要通过辩证法，它不同于各门技艺的专业知识，也不同于作为科学典范的数学知识。这表明善的知识区别于技艺和科学，它是最高的知识，其他的知识都应该以它为目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还揭示了那些拥有专门知识的人其实对于真正值得认识的东西即善是无知的。这启发了伽达默尔把科学技术知识从属于善的实践知识，并且反对专家政治。他还认为柏拉图笔下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典城邦的政治生活体现了一种非操纵的、自由对话的共同体理想，因而主张发展以自由交谈为核心的交往理性，反对权力和技术操纵的社会政治形式，这一观念延续到他的晚期，可以说构成了他实践哲学的核心。同时对《菲莱布篇》的研究使他注意到实践的善不是抽象知识而是由具体情况所决定，这一思想在他的晚期同绕着“实践智慧”做了更充分的研究。

实践智慧是伽达默尔接受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虽然他很早就受到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阐释的影响，但遗憾的是他早期直接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并不多，主要集中在1930年的长篇论文《实践知识》，其中对实践智慧概念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这篇论文在伽达默尔思想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他称这篇文章是“我思想形成时期的第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里联系《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解释了Phronesis（实践智慧）的本质，我这样做是由于海德格尔的影响。在《真理与方法》中这个问题又取得了中心地位。”①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意指实践活动中的理智德性，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实践理性。伽达默尔经常用实践知识表示实践智慧所具有的知识。实践智慧的特点就是通过对具体处境的觉察，做出实践上正确的决定。因此实践知识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必须把握情况的无限多的变化。在《实践知识》一文中伽达默尔关注的是实践智慧和技艺区别。实践智慧具有的实践知识不像技艺知识那样是可教可学的先有的知识，它对于应用的具体处境没有一种知识的距离，而是一种在应用中才真正存在的知识。因此实践智慧与人的具体存在密不可分。实践知识根据变化的情况总是常新的，在实践知识中没有技艺知识所具有的支配理想，而是要求人在当下的考虑中自己选择和决断。此外伽达默尔也表明实践智慧具有伦理生活的基础，以生命经验为前提。实践智慧的实行是以自我估量的方式获得对可行的东西的洞察，这既不同于理论的知识，也不同于一般的意见。伽达默尔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今天已很清楚，在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善的理念的批判以及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知识的概念中，海德格尔发现了什么，又是什么东西这样强烈地吸引了他。描绘了一种知识的模式，这种知识的模式再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建立在科学意义上的最终对象化了的可能性基础之上了。换言之，它们描述了具体的存在环境中的知识。”②可以说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下，实践智慧所展示的不同于科学和技术的知识模式一开始就成为伽达默尔关注的焦点，这为他后来对科学主义和技术文明的枇判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实践知识不同于抽象的理论知识而总是和具体处境相关，实践知识的这种特点和理解性知识相似，这对于发展解释学理论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标题】UnderstandingMarxisthermeneutictheories

【提要】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就是一种解释学哲学。在这一理论领域，马克思不仅先于狄尔泰完成论解释学的创立，而且先于海德格尔完成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变，同时，贯穿马克思一生理论活动的是他独特的批判解释学。因此，在谈论解释学这一哲学理论时，马克思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名字。

【英文摘要】Inacertainsense,MarxistPhilosophyishermeneutic.Inthistheoreticfield,MarxhascreatedmordernmethodologicalhermeneuticspriortoDiltheyandcompletedthetransformationofhermeneuticontologybeforeHeidegger;andthroughthetheoreticactivitiesofMarx’life,thereisanuniquesocialcriticalhermeneutics.refore,marxisanunavoidablenamewediscussthephilosophicaltheoryofhermeneutics.

【关键词】马克思/方法论解释学/本体论解释学/批判解释学Marx/methodological-hermeneutics/ontological-hermeneutics/socialcriticalhermeneutics

【正文】

如果我们的不是拘泥于思想的表达形式，而是注重思想内容的实际意旨，那么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名字应当与当代解释学哲学理论相关联。福柯就把马克思看成是与尼采、弗洛伊德共同开辟当代解释学道路的三位思想家之一。其他当代西方学者如海德格尔、罗蒂、德里达、利奥塔德、杰姆逊等，也对马克思在这一理论领域中的地位与成就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了高度肯定。而在这方面，我国的研究和发掘相对显得滞后和薄弱。这里，本文试图以马克思哲学活动的线索为背景，特别地说明马克思解释学哲学理论的创立与的过程，以及其不同的解释学范式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与转换。

本文作者：原百玲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一、从“物到作品”到“作品到物”

如何追问艺术作品的本源？按照传统对艺术的理解，遵循亚里士多德“种加属差”的定义方式，作品的追问就从比它更基本的形式中寻找，明显的，艺术作品是器具的一种，而器具是物的一种，物是基本的形式。什么是“物”？西方思想史上关于物之物性的解释可分为三种：物作为其特征的载体；物是感官上直接被给予的多样性的统一；物是具有形式的质料。第一种，物和“作为物的特征”是同义反复，并不能以此区分物与非物；第二种是以我与物的存在关系为前提，“我们从未首先并且根本地在物的显现中感觉到一种感觉的涌逼”[3]10，也不能从根本上说明什么是物；第三种，质料和形式来规定物，但“质料和形式就寓身于器具的本质中”[3]13，但是器具的本质又如何能成为比器具更基本的“物”的原始规定呢？因而三种流行解释均没有把握物的本质，无法“抢先于一切有关存在者的直接经验，阻碍着对当下存在者的沉思”[3]16，从物的物性去寻找作品的作品性，结果是物性不足以把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区分开来，作品性也就只能落空。没有获知物的本质，但在上述思索中却意外获得了器具的本质：器具的器具存在就在其有用性中，实用性决定了器具的形式，形式决定了质料，形式-质料结构能够解释器具的本质。海氏在此处得到启发，可以从器具的本质推知物之物因素和作品之作品因素。器具不是从自身的制作过程中获得形式-质料的规定性的，因为随着器具在使用过程中的磨损，器具因素也就消失了。所以“器具的器具因素植根于器具的一种本质性存在的丰富性中。……器具的有用性只不过是可靠性的本质后果”[3]20。可靠性才是本质性存在的丰富性的来源。什么是这种可靠性与丰富性？海氏选择了梵高的著名油画《农鞋》来说明，从一双农鞋中他“看”到了一个农妇的世界，农妇穿着它在田间劳动，艰辛的生活使她步履沉重，鞋上沾满田间的泥土，这泥土上积聚着她对粮食成熟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对未来生命降生的欣喜。作为器具的农鞋，它的实用性就在于保暖、舒适、保护人的双脚，而对于沾满了泥土的农妇的这双鞋，她谋生的全部就在田间，它的实用性还必须能够让她的劳作完满进行，因为农妇的生存就寄托在农鞋所承载的劳作中：晨曦初露将手伸向它们，暮色黄昏脱下它们，体验着为生存而奔波的劳作和匆忙。农鞋的丰富性就在于它间接地显示了人的生存本身，一言以蔽之：一双沾满泥土的农鞋就是一个农妇艰辛存在的世界。这就是器具因素的丰富性与可靠性。而对于现实中劳作的农妇来说，她甚至从未细细打量、观察过这双鞋，只有在观赏画时人们才注意到器具本身，可靠性只有在作品中才能保存，“这器具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存。正是由于这种保存的归属关系，器具本身才得以出现而自持，保持着原样。”[3]19所以海氏认为不应当从人的制作中寻找器具的本源，只有在作品中才能发现作品实际上是什么。所以是艺术作品使我们懂得了鞋具是什么。这，是器具因素，在作品存在的基础上得到说明。从作品存在中器具因素得到了说明，那作品存在如何显现“物”因素呢？再次追问什么是物？海氏比较了作品存在的物与器具的物之间的区别，它们共同具有物质性的载体——质料，器具的载体着眼于有用性，泥瓦匠制作水杯依据最大限度的盛水的功能来塑造水杯，中空，中间的陶瓷材料就被损伤，成为水杯后材料的性能便作为水杯的功能而取代。而艺术作品的材料在作品中依旧保持着材料的特征，“岩石能够承载和持守，并因而才成其为岩石；金属闪烁，颜料发光，声音朗朗可听，词语得以言说”[3]32，不是削减、损伤它，而恰恰是在作品中显现出它的完整性，因此“物”是物质载体，而作为载体的物只有在作品中才能得以充分显现。为什么物只有在作品中才能显现？纯然的“物”与作品的“物”是一个“物”吗？纯然的物只作为物而出现，它普普通通地落在那里，它的特征并不凸显，随着时光消逝它自身也将消逝，而在作品中作品将放大物的特征，罗丹的雕塑不仅展现了人体的线条、曲线与生命力的挺拔，也展现了青铜器的古拙和色泽，青铜器的特征与生命力相得益彰。它既是原来的物，但又比之更多，它同时被雕塑形象所创造。海德格尔把这种意义上的“物”称为“大地”——“由于建立一个世界，作品制造大地”[3]32，“物”又是被制造的。一方面，它保留着作为纯然的物的顽固，它的颜色、质地，它的冰冷、无生命；另一方面，作品建立了世界，意义的开显和呈现，又使它充满了人类的温情和喜悦，焦虑和痛苦，它才能够含情脉脉地在历史中永恒。这，才是物因素，在作品存在的基础上得到说明。海德格尔颠覆了以往从物-器具-作品追问艺术作品的思路，并论证了物因素、器具因素皆通过作品存在而得到说明，因此应该是作品-器具-物，这样作品存在就成为基础性的存在，作品比它的要素更为本源，作品具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油画《农鞋》显示的世界确定了作品的作品存在地位，但并没有揭示出作品的作品存在的本质。

二、从“艺术与真理隔三层”到“艺术显示真理”

本文无意于讨论柏拉图与海德格尔的艺术本质观，标题的目的在于突出海德格尔存在论视角运思艺术本质与柏拉图以来的传统西方思考艺术本质的差异。在西方艺术思想史上占据过主导地位的艺术观有三种：再现论、表现论和象征论[4]。三种所持的都是流俗的“符合论”真理观，以“正确性”和“真实”作为艺术最本质的规定性和评论尺度。第一种源自柏拉图宣称的艺术是“对真理的摹仿之摹仿、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了三层”，再到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布瓦洛、狄德罗、莱辛等莫不是如此，并在当代的“超现实主义”中达到高潮，现实-再现论认为艺术本质上是现实的摹仿，艺术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准确的反映现实对象，是符合论的；第二种主体-表现论认为艺术是人的主观情感的表达，以克罗齐、科林伍德为代表，突破客观描摹转向主观情感，只是改变了对象，哲学基础依然是符合论的；第三种代表人是卡西尔和苏珊朗格。苏珊朗格对艺术的定义是：艺术品是象征人类情感的符号，而象征的本意是客观对象与主体情感的对应，没有跳出符合论的窠臼[5]。海氏认为传统真理等同于对象实体的确定性，即知识与事实的符合，只是表象的确定，因为事实本身不能处于遮蔽状态，而知识命题符合于无蔽之物，在本质上二者就无法合一。所以真理应该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把我们置入这样一种本质之中，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表象中总是已经被投入无蔽状态之中，并且与这种无蔽状态亦步亦趋。”[3]38这种无蔽状态即是真理现身的场所。对真理的重新界定是在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不等于真实，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对艺术作品与真理关系的探索。前文已然确立了艺术作品独立的的本体论地位，通过《农鞋》中鞋具的描述海德格尔揭示了：农鞋显示了农妇完整的生存世界，农鞋超越了其速朽的实用性，在作品中得以恒定，恒定的载体就是作为“物”因素的“大地”，农鞋作为存在者经由作品进入了它的无蔽状态，因此作品中世界的建立、大地的制造就是作品的真理，即作品的作品存在，也即作品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只要它是一件艺术作品，那么在这件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已经置入其中了。这是海氏建立艺术本体论后对艺术本质思考的第二个结论。问题是：真理的发生就是作品建立世界、制造大地？以上对世界、大地的思考均是在油画《农鞋》的基础上，现在需要从更为普遍的艺术作品中来直面世界、大地了！什么是作品存在的世界？油画《农鞋》中农妇世界的确立是作为观赏者的海德格尔所呈现的，“农鞋-农妇”世界是海德格尔私人体验的产物。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世界不是天然的，一蹴而就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而是在“我参与”的基础上建立的，世界归根到底是跟人的实际生存相联系的，是在人的生存中对生存及周围世界的理解之上的。所以“世界世界化”，或者作为主体思考的对象世界只能以否定的形式规定，“世界不是……”，即它“不是可数或不可数、熟悉或不熟悉的物的单纯聚合，不是一个加上了我们对现成事物之总和的表象的想象框架”[3]30，作品展示的世界是人的生存世界，世界就是人的生存性存在的显示和昭示本身。这一世界得以可能的重要条件就是作品与人的相互敞开，可以说世界的本质是敞开。什么是作品存在的大地？“大地是本质上自行锁闭者。制造大地意思就是：把作为自行锁闭者的大地带入敞开领域之中，是自行展开到其质朴的方式和形态的无限丰富性中。”[3]33上文对大地的思索得出的结论在此依然适用，即：大地就是作品的物因素，也就是物向自身的回归，如石头负荷并显示其沉重，木头的坚硬和韧性，金属的刚硬和光泽，颜料的明暗。大地就在于在敞开的世界中守护物的物性，用严密的实验算计作品的物都是徒劳，砸碎石块、精准测量而负荷却逃之夭夭了。大地意味着回归。世界的敞开和大地的回归在本质上相互对立，因而处于“争执”之中。一方面大地要回归它的纯然物性，就其归属而言它是形而下的，不顾及作品的整体世界，这是对世界的遮蔽；另一方面世界要敞开，揭示生存状态，本质是远离、拒斥物性，因此是形而上的。但作品存在的本体论建立使得世界与大地在争执中又必须否定自身：大地只能在作品建立的世界中才能保全，世界只有依托作品的载体大地才能呈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理以“非真理”的形式发生，发生的场所海德格尔称之为“澄明”也即前文提到的“无蔽”。艺术正是如此显现真理的。作品存在使世界和大地以否定自身的形式显现，所以真理在本质上是“非真理”。

三、从“作品是门技艺”到“让作品成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