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权范文10篇

摘要:我国享有法律解释权的主体非常宽泛，立法、司法、行政等部门都享有法律解释权，但是如果由立法机关解释法律有违解释学的原理，违背权力制约的原则不利于司法独立；如果法院与检察院都享有法律解释权，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诉讼标准，极易导致当事人无法可依，不利于法院作出独立的判决。若行政机关享有法律的解释权很容易会扩张其权力，不利于维护人民的利益。正因为此，法律解释权这个问题成为了诸多学者热议的话题，也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法律解释权;司法机关;解释主体

法律解释对于实现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可是，在学术界中，对法律解释有许多学者各抒己见。例如：张志铭学者将法律解释理解为解释者将自己对法律文本意思的理解通过某种方式展示出来。陈金钊教授将法律解释的含义界定为是法官通过法律原有的法律精神与法律意旨出发，运用法律的过程中，对与案件有关的法律问题所作出的解释。沈宗灵学者认为法律解释是对法律缺陷的补充。而笔者认为法律解释的定义是对法律文本的内容做出适当的选择，使其能够有效地指向个案的恰当解决。

一、提出问题

在现代的法治社会里，拥有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只能是享有公权力的国家机关，因为只有公权力主体作出的行为才具有法律效力。在我国理论界中，对法律解释主体存有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法律解释的主体只能是特定的国家机关，比如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另外一派学者认为，法律解释的主体既包括国家机关，也包括法院的法官。近年来，随着对法律解释问题的深入研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立法机关不适合作为法律解释的主体，笔者认为立法机关不适宜作为法律解释权主体，根据法律解释学的相关原理，立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是违背解释学原理，按照哲学解释学原理，一切理解都是读者理解，而不是作者的解释。读者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名义上像是对文本的理解，其实很多时候是带着自己意思对文本的理解。在谢晖教授的观点看来，他认为法律的理解者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广大的民众，他们对法律进行理解；第二类是法律专家，他们在批判中对法律的理解；第三类人是法律工作者，他们在运用对法律理解。在此亦可看出，谢晖教授没有把立法者列入到解释者的范畴中，或许认为立法者只是法律的一位作者原因。其实，从个体的角度看立法者也属于法律的读者，当法律文本制定出来以后，立法机关已经与法律文本脱离了关系，成为了该文本法律的读者。然而，立法机关也可以对法律进行理解，只是此时是普通读者的身份。综上所述，立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有违权力分立原则，立法机关没有法律解释的义务，也不需要行使法律解释权。法律制定出来就需要被执行，那么法律的执行主体就是行政机关，但是在实践中，行政机关拥有法律解释权，不切实际，理由有三点：1．行政机关作为司法机关被监督主体之一，当公民对行政行为不服时会提行政诉讼，这就可能会引起司法审查。如果行政机关拥有法律解释权，会导致司法机关的监督无法进行，会使行政机关专横。2．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是分配社会资源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可能会从自己有利的角度去解释法律，这就难以保证其执法的公正性。3．从行政机关的执法方面，具有单方性、主动性，因而行政机关是否具有法律解释权不会影响其执法正常运行。检察机关作为司法解释主体会与审判机关冲突，可能对同一法律有不同的解释，导致法制的不协调。检察机关按照自己对法律的解释办案案件，在审判阶段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出乎检察机关预料的判决结果，所以检察机关的司法解释只能对检察机关有约束力，对审判机关不产生约束力。笔者认为有必要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法律解释权，实现法制统一和保证司法的完整性，将司法解释权只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构建一套统一的法律解释体制。

二、审判机关能够作为法律解释的主体理由

[摘要]最高检察院法律解释权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笔者认为：最高检察院法律解释权不仅缺乏合宪性基础，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面临许多现实困境。在宪法中对检察机关的性质、检察权的属性以及司法权的概念加以明确规定和定位，是解决目前司法解释诸多弊端的根本途径之一。

[关键词]检察解释，检察权，司法解释体制，宪法修改

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19次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该《决议》中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和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两院解释如有原则性的分歧，则应当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者决定。”这是高检（最高检察院的简称，以下用语均取同一含义）取得法律解释权的直接依据。从此，高检理直气壮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法律解释活动。但是，众所周知，我国建国以来的四部宪法典均没有规定高检的法律解释权问题。那么高检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何在？在全国人大也没有相关立法规定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具有这样的立法创制权力？高检的法律解释权的性质究竟应如何定位？高检的法律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应如何看待和解决？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厘清和探讨。

一、高检法律解释权缺少合法性基础

如前所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981年《决议》是高检取得其法律解释权的直接依据，但是这一《决议》是否符合宪法和相关基本法律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具有这样的立法创制权，都是值得考虑的。首先，“法律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对某些形式性的立法程序的遵守，而且还要取决于对某些立法管辖权规则的服从。”[2]而从立法管辖权的角度来看，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仅仅有权制定和修改应当由全国人大负责制定和修改的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宪法中又明确指出由全国人大负责和修改的基本法律是指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法律，因此，有关确定法律解释权由谁行使，即规定法律解释权主体问题的法律，应属基本法律的范畴。高检法律解释权作为国家最高检察机关的一项权力，显然只能通过宪法加以规定或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的方式取得，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不具备这样的立法创制权力的。另外，从立法解释权的角度来看，尽管我国宪法第67条第3项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但本规定的前提是，宪法和法律对此曾作出过相关规定。如果是我国宪法和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中都没有对高检的法律解释权作出过规定，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981年《决议》也就不具备立法解释的意义。据上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立法管辖权方面，还是在立法解释权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不具备赋予高检法律解释权的主体资格和权限，《决议》中的规定，逾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权限，与宪法和法治的一般精神相冲突。推而论之，自1981年以来高检所行使的法律解释权缺少应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

高检与高法（最高法院的简称，下同）事实上行使法律解释权，是我国司法解释体制中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现象。实际上世界许多国家司法解释权的表现形式和操作进路各不相同。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解释权的取得往往经由判例而产生。比如美国是判例法国家，其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机关的解释权问题，但是美国司法机关最终之所以取得司法解释权，与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早在1787年美国宪法制定当初，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就曾经提出过解释法律的问题。汉密尔顿说：“解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当与特有的职责，……，所以对宪法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3]汉密尔顿和马歇尔都认为，司法机关要将一个具体的法律规定适用于一个具体的案件，必然涉及到对法律的解释，不解释法律，就弄不清法的含义，也就谈不上正确使用法律，因此，法官必须解释法律，并在解释法律的基础上审查法律的合宪性问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代表法院阐明判决意见时，明确地强调：“阐明何为法律是司法部门的职权与责任，那些把规则应用到特殊案件中去的人，必然要阐述与解释那项规则。”[4]在此案例之后，美国司法机关最终取得了司法解释权。

一、法律解释与司法权：问题的提出

由于制定法天然具有抽象性和一般性，针对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过程必然涉及法律的解释。按照现在法学上的认识，法律适用并非一个简单的以三段论为核心的形式逻辑的思考过程。形式逻辑的推理以大前提和小前提都已经确定为条件。然而，“发现以及准确地界定或者明确法律适用的各项前提，也即一方面是应适用的法律规范以及另一方面是需要对其作出裁判的事实，是更为困难的任务。”在这里，“逻辑是不起作用的”。

论文百事通[1]在这里，法律适用者，尤其是适用法律对其兼为职责和权力的法官，往往发现自己实际上被置于类似立法者的地位，需要独立地进行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并通过创造性的解释使法律进一步精确化，或者，在发现现行法律的措辞显然不能涵盖待处理之情形，或者按照法律的字面涵义处理显然有违普遍的正义感受的情况下，通过判定存在法律漏洞，并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借助类推等手段，进行创造性的法律续造。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律解释乃至法律续造都是司法权的固有内容。

为避免相同的法律因不同司法者的不同解释而产生冲突，损害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就需要对法律的解释，尤其是有权的法律解释行为加以控制。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其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在这方面无不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亦不例外。但是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一体制中的地位是长期以来争议很大的问题，牵涉到司法解释权的性质为何，法律解释权在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配置和在司法系统内部的配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所作司法解释的效力等问题。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最高人民法院之司法解释权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律解释问题上的关系。本文所探讨的法律解释如无特别指出，仅为针对普通法律的解释，而不涉及宪法解释。

二、最高人民法院抽象司法解释权的体制与历史原因

作为我国的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包括第一审案件以及作为上级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和再审案件的时候，同样需要进行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这与普通法院并无区别。但是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来讲，司法解释另外还有特定的内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颁布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2007年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指其针对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根据法律和有关立法精神”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这些文件具体来讲有“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形式。[2]

一、引言

宪法的实施是宪法的生命和价值体现。宪法的实施包括宪法的遵守和宪法的适用。[1]国家机关在行使宪法赋予的国家权力时，自觉地按照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这是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方面和主要方面。同时，在关于国家权力的行使是否违反了宪法而发生争议的情况下，是否需要由特定机关通过适用宪法解决这类争议，而保证统一的宪法秩序？在确定适用宪法的特定机关时，这类特定机关需要具备哪些基本条件？这是宪法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国家宪政实践中的重大问题。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法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的重要渊源，法所具有的本质和特征，宪法也同样具有。宪法也是以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以统治阶级意志为中心的各种不同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体现，具有法的效力。宪法除了具有最高的效力外，还具有直接的法效力。宪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作用不完全透过法律的调整作用而得以实现，还通过自身的直接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而实现。宪法和法律是两种不同效力层次的、以不同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规范。因此，宪法不是法律，宪法是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宪法规范不是法律规范的一种，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一样都是法规范的表现形式[2].法律的适用不能代替宪法的适用，法律通过适用而体现其价值，宪法也同样需要通过适用而体现其更高的价值[3].

适用宪法的主体需要具备需要条件？在考察了各国的情况后，我们大体可以将制度上层面上的基本条件概括如下：地位上属于独立的第三者、宪法解释权、所作决定为一般效力而非个别效力[4].本文因篇幅所限，仅讨论宪法解释权与宪法适用之间的关系。

宪法解释通常是在发生宪法争议的情况下，有权的国家机关为了解决宪法争议而对宪法规范所作的说明[5].宪法解释权对于适用宪法的意义在于：宪法争议是具体的、复杂的，而宪法规范是原则性的、通常是抽象的，要将原则性的、抽象的规范适用于解决具体、复杂的争议，不通过必要的解释，就不可能明了宪法规范的界限，也就不可能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而平息争议。因此，从世界各国适用宪法的体制可以清晰地看出：凡是有权适用宪法的国家机关必然有权解释宪法，换言之，凡是有权解释宪法的国家机关必然有权适用宪法。宪法解释权与适用宪法的权力是合而为一的。

在绝大多数国家，何种国家机关有权适用宪法去解决宪法争议，在宪法中作了非常明确的规定。虽然在广义上，宪法解释的功能与宪法适用的功能有所不同，但由于通常情况下，宪法解释是宪法适用的前提，因此，这些国家在规定适用宪法的主体时，显然是考虑到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

樊改改为自己企业申请“凤翔改改”名称登记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他之所以输掉这场官司，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被告拥有“难以规制的行政解释权”。从宝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复议决定书和凤翔县与宝鸡市两级法院的判决都不难看出，正是被告工商局拥有了对《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9条的“宽泛”的行政解释权，才将原告的申请认定为“有损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换句话说，原告申请“改改”名称是否真的有损于公共利益，是否真的会对公众造成误解呢？只有工商局拥有解释权，而法院通常又会“尊重”被告行政机关的这种解释，作为普通公民的原告面对这样的解释实在是无能为力？事实证明，已经有无数原告就是由于被告的对法律法规的“自行解释”得到法院的支持而输掉官司，这恰恰是行政诉讼案件的特点。

如何规制日益泛滥的“行政解释权”呢？方法似乎很多。比如，可以要求立法者尽最大努力细化法律，使执法者完全“照章办事”，不留给他任何的自由裁量权；再比如，还可以考虑让法院挣脱行政解释的羁绊，在个案中寻求立法者的支持，探询立法原意并按照立法原意裁判。但是，无论上述哪种办法，都不可能很彻底、有效地规制行政机关对法律法规的解释权。因为立法永远也不可能明确到无需解释的地步，也不可能预见未来发生的所有问题。只要法律中有“公共利益”“社会道德风尚”等不确定法律概念存在，那么就必须容忍执法者的随意解释和立法者不合时宜的解释。所以本案中两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国家商标局在“改改”一词是否有损社会主义道德风尚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基层执法机关认为“改改”二字作为企业字号有损于凤翔人形象，是对凤翔人人格的贬低，损害了凤翔人人格尊严。“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和误解”，所以驳回了樊改改的企业名称登记申请。而国家商标局对此类规定的解释却正好相反。因为《商标法》明确规定，商标不得使用“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文字，假设“改改”一词果真象基层工商局认为的那样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有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和误解的话，那么，国家商标局似乎也不应该批准“凤翔改改”为文字内容的商标。而事情的结果恰恰相反，国家商标局并没有认为“凤翔改改”有损于社会道德风尚，批准了樊改改的商标申请。很显然，不同的行政机关对同一概念有不同的解释，这是难以避免的。既然立法者不能使法律细化到执法者严格执行没有一丝自由裁量权的程度，那么寻求立法者原意的办法是否可行呢？由于立法者不可能完全超越他所处的立法环境和立法背景，他所进行的事后解释就有可能是“过时”的，甚至是带有偏见的，加之几乎每一个法律条文和概念都存在解释的余地，所以司法者在个案中探询立法原意的努力往往会落空。

如果司法者超越立法与执法者，不再依赖立法者，也不再尊重行政解释，那么，会不会出现司法枉断的可能呢？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如果法院能够审时度势，超越原被告对法律的解释，依照一定之规用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居间裁决，或许可以消除这种可能性。这里的一定之规就是“有利于行政诉讼原告的原则和精神”。论及本案，“改改”一词是否会对公众造成误解，是否会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不应当由执法者单方面解释，法院也不能完全听信被告的解释，更不能依据被告的解释贸然作出结论。而应当从企业名称登记的终极目的出发，本着对社会公众负责的宗旨，依据独立于立法者或者执法者的对法律的理解，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解释。换言之，任何立法者和执法者都会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当这种解释每每成为决定诉讼结果的决定性因素时，司法者必须警惕这种解释对原告造成的潜在危害，保证诉讼结果的公平。原告不是法律法规的制定者，也无权对法律法规作出解释，立法上的不公平决定了法律适用中也不可能完全公平，所以，当行政诉讼原被告双方对法律的解释和理解发生冲突时，司法者应当允许原告按照自己的理解解释法律，应当对原告在适用法律中的规避行为保持适度的宽容，惟有如此，法律的公正才能得以实现。

摘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对于保证基本法的正确平德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以来，进行了三次释法，有关基本法解释权的问题都引起了诸多争议。本文对中国宪法及香港基本法的有关法律条文的分析，论证基本法的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依据授权可以解释基本法。

关键词：基本法解释权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文简称基本法)于1990月4月4日在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1997年7月1日起实施，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法律文件，对回归后香港的稳定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在基本法正式实施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进行的三次立法解释均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从1999年的“无证儿童居港权”争讼案的解释分歧，到对基本法两个附件中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办法的争议，再至董建华卸任后新特首任期问题的看法不一，无不反映出基本法的解释对于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生活具有重大的影响。

根据法律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都可以对基本法进行解释，在法理上他们的关系究竟如何，本文尝试对此作一分析。

一、解释权归周的法律规定

(一)宪法依据

摘要:在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同样享有宪法监督权，但宪法仅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解释宪法的权力，而对全国人大并没有明确规定。依照“法无授权即无权”的公权力原则，应该认为全国人大不享有解释宪法的权力。问题在于，全国人大在行使宪法监督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一定的宪法条款作出说明，以此作为判定争议的法律或行为是否构成违宪的依据，实质上是在进行宪法解释。为化解这一矛盾，有必要结合我国的宪法体制，从理论上将宪法解释区分为作为宪法解释制度的宪法解释与作为宪法监督方式的宪法解释两个方面，并对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分析。

关键词:国家权力;宪法监督;宪法解释

所谓宪法解释，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对宪法规范的含义进行的阐释与说明，目的在于解决人们对某些宪法规范理解上存在的分歧，确保对宪法的遵守和执行的统一，防止或避免因为对一定宪法规范的不同理解而导致的遵守和执行上的不一致情形的发生，从而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确保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得以实现，使宪法作为法律的规范性能够得到严格的遵守。据此而论，这里所说的宪法解释，并非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包括所谓的学理解释在内［1］，而仅仅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即享有宪法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对宪法进行的解释［2］。

法律作为行为规范，发挥着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作用。但人们的行为又是复杂多变的，有限的法律规范不可能容纳下时刻变化着的人们的行为，于是形成了法律规范的有限性与人们行为多变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要让立法者制定出针对每一个人的具体行为都能适用的法律规范是完全不可能的，所能采取的就是将人们的行为类型化，然后用抽象或高度概括性的法律规范去表达。高度概括抽象的法律规范是通过使用大量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来实现的，这些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使用，固然有利于将更多的行为涵盖其中，扩大法律规范适用的范围，更好地将人们的行为纳入法律的调整之中，但同时也存在着容易造成人们对这些不确定法律概念理解上产生分歧的弊端。在不能完全放弃于法律中使用不确定性法律概念的前提下，消除人们理解分歧的最好办法就是由一定的国家机关对发生理解分歧的法律规范作出权威性的解释。更为关键的是，法律文本使用的语言并非是一种完全独立的符号系统，其中的词语本身就存在多重含义，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必过分追求其精准度，但在法律文本中出现时，不同的理解有可能导致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直接影响到相关人员权利的享有与义务的履行，也就是直接与人们的利益享有与否相关，就不能够像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那样大而化之，或者是不追求其精准度。这就是法律解释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之所在。一般而言，普通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往往在权利义务的规定上比较具体，也就是对人们行为的引领性要求比较明确，但无法做到十分精准，需要通过法律解释制度来解决人们理解和认识上的分歧。宪法文本中的规范，抽象的程度更高，正因为如此，在和普通法律规范相比较的意义上而具有“原则性”的特点［3］132，这也就意味着对其理解发生分歧的可能性更大，与普通法律比较起来，也就更需要进行解释。再者，普通法律的解释往往解决的是对某一法律中具体规范的理解分歧问题，仅仅影响到法律关系的主体基于该法律规范而享有的权利或应履行的义务。对宪法文本中一定规范的理解发生分歧，不仅影响到宪法关系主体宪法上的权利享有和义务履行，更关系到基于该规范而制定的有关立法是否合宪的问题，这是由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属性决定的。因此，宪法解释较之一般的法律解释制度，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尤其是我们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全面依法治国“愈来愈凸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因此，宪法的权威是否能够得到遵守，其他的法律是否能够真正地符合宪法，是我们实现“依宪治国”的关键所在。在此过程中，宪法解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宪法文本中最早规定宪法解释的是1978年宪法，该宪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中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此前的1954年宪法和1975年宪法，对宪法解释权没有明确规定，仅仅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中规定“解释法律”。或许人们可以认为，这里的“法律”包括宪法在内，但宪法文本在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中规定“修改宪法”“制定法律”。如果“法律”包括宪法在内，岂不变成了全国人大制定法律和宪法了吗?要知道，在1954年宪法制定出来以后，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仅享有修改宪法的权力，制定宪法的任务已经完成。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明确确立宪法解释制度的是1978年宪法。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享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由于没有规定宪法解释问题，那么，可以将全国人大享有的监督宪法实施权力理解为包括宪法解释的权力在内，也就是全国人大以其享有的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为依据，在监督宪法实施过程中对宪法进行解释。但在1978年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的职权以后，就出现了宪法的解释权与宪法监督权相分离的问题。现行的宪法则将宪法监督权同时赋予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但依然保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全国人大虽然继续享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但并没有被明确赋予享有宪法解释的权力，意味着宪法解释权与宪法监督权的分离状态在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里是依然存在的。

那么，宪法监督权与宪法解释权是一种什么关系，考察国外宪法和有关宪法监督的法律，关于宪法解释权的规定存在以下几种情形。

(一)美国、日本等实行司法审查制的国家

摘要：行政机关对法律规范的解释分为法定解释和工作解释。工作解释或自主解释性规范不仅制定主体广泛、数量众多，而且有着特殊作用，但理论上鲜有总结和概括。本文简要论述了工作解释的含义、特点及其作用。

关键词：法定解释工作解释

一、行政法上的工作解释的含义

就我国现行体制而言，法律的漏洞是通过法律解释来弥补的；固定的成文法在发展的现实生活中的适用，统一的法典到个案中的具体表现往往也是借助于法律解释来进行的。法律解释，包括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司法解释和地方解释。其中，行政主体有解释权的包括行政解释和部分地方解释。例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答复深圳市工商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案例》1第20条、第22条如何适用时所作的《关于企业注销登记有关问题的答复》2，就是一个行政解释。同时，在地方解释中，有相当一部分解释也是有权行政机关的规范解释。例如《武汉市城镇暂住人口管理规定》3第18条规定：“本规定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武汉市公安局根据这一规定，制定了《关于执行（武汉市城镇暂住人口管理规定）的具体办法》，这一行政规范性文件就是一种地方解释。另外，为了统一各个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对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理解及执行活动，行政主体往往也要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进行众多自行的工作解释。例如，湖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乡规民约）能否作为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依据的答复》4，该答复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不能以《乡规民约》为依据。”

行政机关是执法机关，执行法律包括解释法律。在我国，行政主体对法律规范的解释主要分为两大类：有权解释和工作解释或称为法定解释和自主解释，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6月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以及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实践，只有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对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具体应用问题所作的行政解释以及有规章制定权的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具体应用问题所作的地方解释，才属于行政主体的法定解释。拥有法定解释权的行政主体在行政系统内级别高但数量较少，而不具有法定解释权的行政主体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直接处于执法第一线，行政管理的任务繁重、范围广泛，管理的事项具体、复杂、多变，而我国许多行政法规范对某些方面的情况却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或者有些问题虽然规定得较具体但也未必全面。这样，行政主体就需要根据本地方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和行政执法的经验总结，进行相应的工作解释。通过数量有限的法定解释和众多的工作解释便可以使这些行政法规范的制定原则和目的落到实处，对于弥补行政法规范的漏洞和行政法规范的具体化，有效地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都是十分必要的。

对行政主体的法定解释性规范，我国学术界是作为行政法的渊源来对待的，而自主解释性规范不能作为直接的行政法渊源，但可以把通过这些行政性规范所确立的行政惯例和体现的法律原则作为行政法的渊源来看待。5因此，行政主体的工作解释虽然不是有权解释，但它不同于学理解释。自主解释性行政规范并没有独立地设定、变更或消灭相对人的新的权利义务，并不具有独立的新的法律效果，但是它指明了法律是什么或者表明了在行政主体的眼里法律是什么，规定了行政主体将如何适用相应的行政法规范，统一了各行政主体对行政法规范的实施标准或规则，因而对公民的权利义务具有重要的影响。另外，工作解释或自主解释性规范作为行政惯例和法律原则的载体，通过稳定的适用确立了同等对待的行政惯例，据此约束行政机关自身。除非具有正当理由，不得同等情况不同对待。行政机关在具体案件中无正当理由偏离据此确立的行政惯例，构成违反平等原则。

现行检察机关司法解释效力存在弊端的原因

（一）历史惯性和制度缺陷的相互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检察解释的效力之所以会产生上述困境，是与我国法律传统的历史惯性和固有的制度缺陷分不开的。第一，我国检察解释源于社会关系剧变的1979年，这一时期立法几乎处于空白，立法技术也较为粗糙。第二，由于立法技术的缺陷，我国立法过程中常常借鉴国外的经验，这又势必会与本土经验相冲突。第三，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关系正在发生重大改变，鉴于法律应当具有稳定性，法律不可能完全对所有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也不可能时刻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只有通过司法解释对变化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存在，导致检察司法解释在实践中不仅具有对法条进行解释的作用，同时还有创制法律的功能。（二）理论研究的混乱加剧了检察解释效力的困惑在当前我国刑事司法解释理论研究中，对检察解释的法律定位、权限界定，甚至对检察解释权的存废都存在极大争议的情况，无疑掣肘了检察解释权的运用与发展，导致检察解释在法律实施活动中处于尴尬境地。例如，在我国目前司法体制下，检察机关司法解释在法律运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显然不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客观情况。但是，在我国理论研究中，大多数观点却是对检察机关的司法解释权进行批判，并呼吁取消检察机关司法解释权的，只有少数来自检察系统的学者，对检察机关司法解释权的正当性表示支持。因此，对于目前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存在的现实困惑，难以在理论研究中寻找到解决的方法和依据，这就使得问题的解决缺乏正确的理论导向。（三）缺乏现代法治理念司法制度没有体现现代法治理念是造成检察解释效力困境的又一诱因。我国检察解释制度是建立在法治社会断层的环境中的，具有较大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检察解释条件过于抽象。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检察院在“具体运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范围内进行解释，这一规定显然过于抽象，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第二，一级解释体制下的解释权混乱。在我国，根据法律规定，在检察系统中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才具有司法解释权。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出现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业务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竞相制定司法解释的情形。这就导致无解释权的检察机关制定的解释也具有合法的外衣，从而造成各自为政、适用法律的混乱。第三，缺少检察解释的运行与监督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缺乏必要的运行与监督机制，在制定过程中出现无序的状态，一些实质上不是司法解释的内容也被冠以“解释”的名称，甚至有些解释还存在论证不充分、说理不透彻等，“从而出现下级检察机关对检察解释如何理解和适用进行请示的尴尬局面”④。第四，立法技术和司法理念的滞后。立法技术和司法理念的滞后也是导致检察机关司法解释出现效力问题的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错误理念是将司法解释作为一种权力对待，而忽视将其作为一种法律适用手段，致使检察解释的方法单一。二是相关立法文件对各个不同司法解释的效力层级以及抽象解释与具体解释的效力层次等问题没有加以规定，致使检察解释混乱，这就造成各检察机关从本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出发制定司法解释。三是囿于我国司法体制，司法独立观念淡薄，使得司法机关所做的司法解释往往受制于行政规章、地方性法律文件等。（四）检察解释本身缺乏监督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人民检察院由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这是《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原则。2006年8月27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颁布实施，其中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参考了《立法法》中有关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程序的规定，对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程序作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对检察机关的司法解释权进行了规制，如有与相关法律相抵触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进行监督。同时也要求，检察机关今后在进行司法解释时，须更谨慎、严格，不得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但长期以来，由于法律只有原则性规定，缺乏实施监督和主动、自觉地接受监督的运行规范，人大对检察解释工作监督不力、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仍然存在。综上所述，司法制度和理念能够对检察解释的效力产生影响，立法技术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导致检察解释的泛滥，理论研究的落后对于问题的解决并没有能够及时作出正确的导向。目前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面临的困境，是上述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要解决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存在的问题，也必须运用综合手段，从多方面入手共同解决。

规范检察机关司法解释效力的对策

（一）完善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立法检察机关司法解释要具备法律效力，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对解释制定的主体、程序以及解释本身的形式、效力冲突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规定，以赋予其正当性、合法性。针对目前检察解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应制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规则》。（二）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范围检察机关司法解释在具备合法正当性之后，应当明确其具体的效力适用范围，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内容。为避免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之混乱，应明确其适用的时间范围、空间范围以及溯及效力。第一，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的时间范围。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之时间范围，主要包含明确其生效时间及失效时间。一是明确生效时间。何时生效，直接决定解释发生法律效力的起点。笔者认为，应当对生效时间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予以明确：（1）司法解释颁布之时，明确该解释生效时间；（2）没有规定生效时间的，自颁布之日起即时生效。二是明确失效时间。检察机关司法解释失效，意味着解释不再发生法律效力。失效时间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予以明确：（1）所解释的法律失效或者变更，内容与原法律规定冲突的，该解释自行失效；（2）司法解释规定的失效时间到达，该解释自行失效；（3）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该解释失效；（4）就相同法律，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新的解释，内容与该解释冲突的，该解释失效。第二，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的空间范围。一是地域范围。对于所解释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其生效范围的，检察机关司法解释也没有对其范围做进一步限制的，在全国范围内生效。二是事项范围。笔者认为，相关部门应当严格限定最高司法机关法律解释的事项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应该对属于自身职责方面的有关法律性事项进行解释；对于两者都涉及的法律内容应当由两者共同解释；两高无法达到一致意见的，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第三，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的溯及力。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之溯及力应当“从旧兼从轻”，即对于解释生效以前的行为，新的司法解释一般不具有约束力，除非对被告人有利。（三）严格检察机关司法解释产生的程序和形式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不仅在于其实体上的法律约束力，也来源于其产生的程序和形式。因此，对于其产生过程中存在的系列问题，应当予以解决。第一，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主体。一是严格界定有权主体。相关部门应当明确检察解释的主体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其他任何机关，包括社会团体、军事机关、行政机关等无权检察解释。二是正确界定一元单级制的主体范围。作为检察权重要组成部分的检察解释权应当在一级配置范围内进行。对于其他各级人民检察院所谓的在二级配置的范围内进行解释，无论是从实践来看，还是从法制理论来看，不具有正当性。因此，相关部门应当承认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才享有检察解释权，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具有检察解释的主体资格。三是正确处理地方检察解释的效力范围。针对各级检察机关的确存在的具体问题，可以统一由各地省级检察机关进行调研。在调研基础之上，认为确有必要进行解释的，可以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颁布检察机关司法解释，以保障其权威性和合法性，防止地方各自为政，不利于法律的统一实施。第二，规范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形式。从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以及检察权在我们司法体制中的地位出发，笔者认为，对于检察机关来讲，目前更应该注重发挥其检察职能，尤其是对特定问题、案件的解释。因为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司法解释来看，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心地位的不断确立，以及法院对案件具有最终裁决权，往往导致检察解释的法律地位和权威性受到极大损害。在此情况下，如果最高检对特定问题、特定案件所做的有关批复或者解释，因为时效性较强，并且具有针对性，就常常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第三，公开检察机关司法解释制定的程序。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司法解释的程序，笔者认为，应当包含以下六个方面内容。一是制定解释的提起。对于法律需要制定司法解释的，可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审判委员会或者其各业务部门、各省级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以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其他国家机关、团体、公民向最高检提出。二是制定解释的立项。确实有必要制定司法解释的，应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研究室进行审查，报检察长提请检察委员会决定。三是司法解释的起草。司法解释应当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具体各业务部门起草，其他部门和国家机关可以提出建议。四是司法解释的审核。对于已经制定好草案的，应将草案送交研究室进行初步审核。审核的内容应当包括：是否符合宪法、法律，是否属于权限范围之内，同其他解释是否存有冲突，制定的程序是否符合要求等。五是司法解释的决定。对于最高检研究室认为司法解释草案符合条件的，可以报主管检察长提请检察委员会决定。六是司法解释的公布与备案。对于检委会通过的司法解释，应当以公告的形式在各大媒体上进行公布，并宣布生效时间。司法解释应当在公告之日起30日之内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第四，检察机关司法解释效力冲突的解决。一是与立法解释效力冲突的解决。按照法律规定，立法解释的制定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其效力层级较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因此，当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同立法解释效力相冲突时，其当然无效。二是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效力冲突的解决。首先，法院解释与检察解释的效力冲突问题。我国政治体制是一府两院制，最高法与最高检同属我国司法机关，并且在层级上相同，在宪法地位上平等，因此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加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最高法与最高检分别就各自职责范围内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发生分歧的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或决定。因此，检察解释和法院解释的效力并无高低大小之分⑤。当法院解释和检察解释发生冲突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其次，检察解释(法院解释)能否适用于审判工作（检察工作）。如上文所述，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家都不具有凌驾于另一家之上的权力、权威。如果其中任何一家所制定的司法解释仅仅对其自身系统有效力的话，那么将直接对检察工作、法院工作造成极为严重的阻碍。例如，关于民行案件的审判监督问题，最高检和最高法分别作出相关规定，允许检察机关“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但是，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没有作出相应解释，由于法院对此具有最终决定权，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许多法院拒不接受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行政、民事抗诉案件，或以各种形式交由原审法院再审的情形，造成检察机关抗诉失灵或无效的后果,给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带来严重冲击。因此，对于同时涉及检察工作领域和审判工作领域的司法解释，应当由两院共同制定；无法制定的，应当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立法解释。综上所述，为规范检察机关司法解释，保障其效力的正当性，应当在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原则的大前提下，从完善立法、明确其效力的内涵以及完善制定程序、解决同其他法律解释冲突方面共同着手，从立体层面，保障检察机关司法解释在检察机关具体运用法律过程中，发挥效力，维护法律正确、统一的实施。

本文作者：王永杰工作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一、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所谓税法解释是指一定主体对税收法律文本的意思所进行的理解和说明。[2]从定义可看出，税法解释属于法律解释的范畴，同时其解释对象是税法法律规范，故一国的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主要受该国税法法律规范体系和法律解释制度的影响。

（一）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

目前，由于立法机关向行政机关过度地让度税法的立法权，以及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怠于行使税法解释权，我国税法解释制度呈现了行政解释垄断以及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完全滞空的现状。究其原因，一方面，立法机关由于考虑到自身工作的繁重，以及对税法专业知识、信息的欠缺，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四部税收法律，即《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农业税条例》外，其他大量的税种如关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一般授权行政机关作出规定。根据“谁立法谁有权解释”的立法原则，行政机关理所当然地对其制定的大量的条例、规章拥有解释权。另一方面，由于立法解释在实际中处于一种虚置状态，没有积极、及时发挥其在法律解释中的主导性地位，致使行政机关在实践中对税收解释有迫切需要时，即具有充分理由进行各式各样的行政解释，甚至介入到立法解释中。实际中，立法机关往往在自己制定的法律中，索性就授权行政机关通过制定“实施条例”、“实施办法”、“实施细则”或“补充规定”等对其进行解释。这使得行政机关取得了“准立法机关”这样一种与立法机关相当的税法解释权。另外，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权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这是因为与税收有关的诉讼一般均为行政诉讼，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诉讼事项。这实际上就将司法机关的税法解释权剥夺了。加之，税法的专业性强，大多数法官对财税知识掌握非常有限，不具备解释税法的知识体系和能力，故司法机关无法将税法解释权作为日常职责之一来执行。

在此情况下，行政解释无可厚非地担起了税法解释的“重担”。在实践中，这些以“通知”、“决定”、“命令”或“批复”命名的行政解释的强制效力遍及纳税人，甚至代替其解释对象，成为指导税务执法的主要依据。

（二）现行税法解释制度所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