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方法范文10篇

摘要:在刑法司法解释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解释立场，充分发挥社会学解释资料对刑法解释方法的完善作用;同时，科学适用各种解释方法，做到解释立场和解释方法相互促进，从而切实保证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办件得以高质量地完成。

关键词:刑法司法解释;解释立场;解释方法

近十五年来，在我国刑法学界，刑法解释(主要指刑法司法解释，下同)立场中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的争议持续走热，这主要是由于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解释立场的对峙，不仅关系到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发展方向，而且将最终决定我国刑法解释学的深度发展，［1］2－5特别是推动我国刑法学领域社会科学法学的发展，引起人们不仅要注重各种规范解释方法，也要重视前见、习惯、伦理、文化、民意、外国法等各种社会学解释资料的作用或影响，这就突破了形式解释论对刑法解释外源性理论和解释资料引入的限制，而社会学解释资料的作用带给人们的思考又有两点，第一，社会学解释资料的作用对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方法的丰富和拓展是否有积极的影响;第二，在社会学解释资料通过解释方法的完善作用于刑法司法解释活动过程中，对刑法司法解释立场又有怎样的影响，是一味地排斥形式解释立场，只坚持实质解释立场，还是两者相结合，如果是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相结合，又该如何结合。

在我国刑法学界，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一开始是作为刑法解释两种不同的解释目标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的，它们被分别对应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2］122－125后来，随着刑法解释立场问题研究的深入，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才被认为是刑法解释立场的对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的对峙、诠释学上的对峙和价值观上的对峙，［3］228－241特别是，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在价值观(集中体现为刑事法治观)上的对峙对刑法解释方法如何运用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形式解释论主张形式刑事法治观，实质解释论提倡包容性刑事法治观。形式解释论的形式刑事法治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提倡形式的罪刑法定原则，警惕实质的罪刑法定;(2)司法过程应以形式理性排斥实质理性，以刑事违法性取代社会危害性;(3)强调自由保障优于社会保护。相应的，实质解释论的包容性刑事法治观也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坚持形式理性的同时，更多地重视实质理性;(2)赋予社会危害性概念以新的含义;(3)在刑法的机能上，重视保护法益。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在刑事法治观上的对立，通过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又得出以下结果:第一，形式解释论侧重于保障行为人自由，因而处罚范围较窄，实质解释论侧重于保护法益，因而处罚范围较宽;第二，在狭义的刑法解释场合和漏洞填补场合，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各自所采用的解释方法完全相反;第三，不能说文义解释就是形式解释、论理解释或漏洞填补就是实质解释，文义解释、论理解释和漏洞填补都只是具体的解释方法，而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却是解释立场，它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解释方法，它与解释方法是不同层面的范畴。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在刑事法治观上的对立，和通过解释方法的运用得出的三个结论，无疑深化了人们对形式解释、实质解释作为刑法解释立场及其具体表现的认识，人们从中不难看出，形式解释就是提倡形式罪刑法定原则、以形式理性排斥实质理性、强调自由保障的解释取向，实质解释就是重视实质理性和法益保护的解释取向，这一界定的优点是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不同解释立场的内涵，其不足之处是以并列平行的两条路径分析、界定刑法解释立场，而不是从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上整体把握刑法解释立场，所以才出现谁也说服不了谁、各自都有其合理之处的尴尬局面。21世纪以前，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和法制建设经验缺乏，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实践中坚持的解释立场基本上是形式解释立场。之后，随着我国犯罪形势的变化，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解释活动中，推行系统性、规模化解释模式，集中开展对类罪、个罪犯罪构成要件、其他刑法适用问题的全面、系统解释，采取的解释立场是以形式解释立场为基础，以实质解释立场为突破口，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很好地适应了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取得了同犯罪作斗争的良好效果，实践证明，将形式解释立场与实质解释立场有机结合，以形式解释立场为基础、以实质解释立场为突破口，实行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解释立场，才是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应采取的解释立场，这一解释立场融合了形式解释立场和实质解释立场各自的优点，又摒弃了各自的缺点，应该说比较科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应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历史进程中。如何理解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解释立场?笔者认为，“实事”是指我国刑法规定本身(指刑法条文的语义范围)和实际生活中类罪、个罪的犯罪形势、犯罪特点这些客观的东西，“是”是指解释结论的规律性认识、法则，也指正确的解释结论本身这些主观认识的成果，“求”是指寻找正确的认识、探求正确的解释结论这些主观上的活动，“时”是指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指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是指解释活动要有针对性和发展性，要适应现实需要、满足人民的诉求、实现发展人民福祉的长远目标，可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解释立场，是形式和内容的符合、主观与客观的契合、当前与长远的统一。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解释布局上，要全面、系统地谋篇布局。

首先，根据类罪、个罪适用刑法的主要问题，确定解释重点，然后根据解释重点提出需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的意见，包括构成要件包括哪些问题、每类问题中刑法是怎么规定的、现实生活中又有哪些具体表现、有哪些新特征，对其他刑法适用问题，要弄清楚有没有创设法律规则和填补法律漏洞的需要，如果有，要弄清楚这些需要的现实基础是否存在，创设和填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机理和刑法基本原则的内涵，弄清楚这些问题之后，再提出解释结论一揽子意见稿。(2)在各种解释方法(特别是论理解释方法)的适用中，要认真贯彻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具体要求。在体系解释方法适用中，要把制度体系、法律规定体系上的规定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寻找最佳的平衡点，精细、标准地作出解释结论;在历史解释方法适用中，要敢于在立法资料中寻找突破口，以适应现实需要;在目的解释方法适用中，既要把解释的落脚点定在现实需要和立法目的上，也不能忘记解释的立足点是刑法规定的应有文义，把社会主义法制的适应性、发展性和相对稳定性结合起来，作出妥当的解释结论;在合宪解释方法适用中，要善于从我国宪法原则、宪法规定中确定解释的基调，也要敢于通过合理的解释为我国宪法修改提供生动的素材，推动我国宪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3)要正确、理性对待社会学解释资料的作用或影响。在刑法司法解释实践中，要正确、理性对待前见、社会习惯、伦理、文化、民意、外国法等社会学解释资料的作用或影响，既要把各种社会学解释资料纳入“实事”这一解释背景中，认真思考各种社会学解释资料的内容、特质、要求，又不要被其所扼制，而要将国情、社情与需要、目标有效对接，在贯通过去、现实与未来的联系中，在实现国内与国际的交融中，寻找“求是”的最佳平衡点，“与时俱进”地作出妥当解释。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立场提出后，需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上述各种社会学解释资料在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立场的指引下，如何对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方法发生促进作用或积极影响，从而丰富和拓展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方法。首先，要看到各种社会学解释资料不断丰富了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方法的具体内涵。从我国最高司法机关近十年来的刑法司法解释文件来看，我国现行的刑法司法解释模式基本上是类罪、个罪系统性、规模化解释模式，内含其中的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方法涵盖了广义解释方法的大部分内容，包括文义解释方法(字面解释方法、扩张解释方法、限缩解释方法、当然解释方法、反对解释方法)、论理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历史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合宪解释方法)、不确定概念、一般条款的具体化、法律规则创设、法律漏洞填补(目的性扩张、目的性限缩、基于基本原则的漏洞填补)。在适用这些方法进行解释过程中，要自觉地把前见、社会习惯、伦理、文化、民意、外国法这些社会学解释资料(或信息)纳入解释的社会背景或国际环境中进行合理思考，科学把握解释结论如何参考、消化其中的合情合理元素，确保解释结论既合情合理又合时宜，发挥刑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应有的积极作用。其次，要注意适当拓展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方法的种类，要根据各种社会学解释资料(或信息)对具体解释工作作用或影响的不同程度和方式，总结、提炼出不同的具体解释方法，这些具体的解释方法可统称为解释资料(或信息)解释方法，它包括参考前见解释方法、文化解释方法(包括社会习惯解释方法和民意解释方法)、伦理解释方法、借鉴外国法解释方法。第一，关于参考前见解释方法。所谓前见，是指人类既有的经验和知识，所有的科学都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有效诠释基础之上，人文精神科学更是如此，在一个人文精神理论或命题中，诠释者的主观认识是其不可分离的一个组成部分。海德格尔哲学诠释学思想首先明确地肯定了任何诠释都要以“前见”为其必要条件，从而否定了狄尔泰关于意义客观性的追求，指出人的任何理解和解释永远都受制于预先存在的条件的制约，［4］45而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对我们的启示是，解释位于未知和已知之间，如果一切都被理解了，解释就不需要了，反过来，什么都不能理解，解释就是不可能的。所谓解释，就是从事先被理解的事出发，向未知的领域前进，人总是带着既有的经验和知识或“合法的偏见”进行理解和解释的。［5］36因此，不仅在文义解释方法中的扩张解释方法、限缩解释方法、各种论理解释方法以及漏洞填补解释方法适用中，要充分考虑人类对某一问题的既有经验和知识，而且在有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他刑法适用问题的解释中，人类既有的经验和知识甚至决定着具体解释内容的架构和取舍，从而实际上形成一种参考前见解释方法。第二，关于文化解释方法。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刑法文化是指由社会经济、政治基础所决定的，在特定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反映一个国家、民族对待犯罪与刑罚的制度与观念的整体，它包括制度性刑法文化和观念性刑法文化，这里所说的文化解释方法中的文化是指观念性的刑法文化，它主要体现为社会习惯和民意。“不同的文化类型(或模式)赋予其法律不同的品格，因此，释义法律、理解法律就必须与其赖以产生、存身立命的社会文化自觉勾连起来。惟此，才能精准地释义法律、并穿透法律规则的外在形式、洞悉法律的内在文化命意”。［6］2“法律的价值之一在于它必须与特定的国情、民情相适应。

一个成功的法律体系，既要具有推动制度、经济、文化进步和发展的导向性作用，更应与具体的国情、民情相适应，具有付诸实施的现实基础”。［7］295刑法司法解释是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社会习惯是国情、社情的集中表现，民意是民情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制作刑法司法解释过程中，既要充分考量传统文化中社会习惯和民意的内容，也要展现先进文化中社会习惯、民意的合理要求，不仅在我国各种现行刑法司法解释方法适用中要充分吸取我国刑法文化的精髓，而且还要大胆推行刑法文化解释方法，包括社会习惯解释方法和民意解释方法，使刑法文化在刑法适用问题的解释中发挥主心骨作用。可见，文化解释不仅是刑法司法解释的一种方法性解释原则，渗透在各种具体解释方法的适用中，而且其自身也是一种具体的解释方法(包括习惯解释方法和民意解释方法)，被解释实务工作者们经常适用。第三，关于伦理解释方法。笔者认为，应当按照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观点来认识我国伦理解释方法中的“伦理”。按照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观点，伦理解释应该是指按照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来指导、规范、引领我国的法律解释活动，伦理解释既是贯穿于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各种具体解释方法之中的一项基础性方法性原则，同时，其本身又是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中的一种综合性具体解释方法，归类于论理解释方法之中，成为一种具体的论理解释方法。我们要按照伦理解释的要求，用好伦理解释方法，更好地服务于刑法司法解释工作。第四，关于借鉴外国法解释方法。关于外国法对法律解释的作用或影响，传统的观点认为，只有在民法司法解释中才借鉴外国法的制度、理论来进行法律漏洞填补解释，可是，随着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模式的变革和解释方法的不断创新，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今天，对于借鉴外国法来解释刑法中的规定，特别是运用外国刑法中的某些可以学习、借鉴的制度、原理，来填补我国刑法中的漏洞(主要是立法空白)，具有十分必要的现实意义，如运用日本刑法中期待可能性制度来解释我国刑法中某些犯罪行为刑事责任的有无、大小问题，就十分可行。再如，运用德国刑法中社会相当性原理来解释我国刑法中无被害人犯罪(如自然人一般受贿罪、赌博罪)刑事责任的有无和大小问题，就显得必要。可见，借鉴外国法解释方法是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中漏洞填补解释方法中的一种具体解释方法。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立场提出后，需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上述各种社会学解释资料通过解释方法的完善作用于刑法司法解释活动过程，对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立场又有怎样的影响，这是(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方法对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立场的促进作用。首先，要在刑法司法解释方法适用的具体实践中强化对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立场的认识，不断固化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立场。要立足于实践，着力于坚持和深化，把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立场融化于各种解释方法的适用之中，在各类各种解释方法适用中围绕全面、科学、准确的解释标准，全面、正确理解实事求是的具体背景和与时俱进的着力点，在解释工作中注重经常总结在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解释立场方面做得如何，还存在哪些不足，应该如何做得更好，从而不断固化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立场，确保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工作在正确的轨道上健康运行。其次，要不断发展、完善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立场的内涵和具体要求，不断坚定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立场。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我国法制事业的不断发展，随着犯罪形势和具体特征的变化，我们要不断紧跟时代，立足现实，瞄准前沿，不断深化对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解释立场阶段性内涵和新的具体要求的认识，在适用各类各种刑法司法解释方法中，找准坚持解释立场、实现解释立场的针对性、适应性、前瞻性的重要抓手，精准发力，持续用功，在推动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工作持续、健康发展中，不断坚定、完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解释立场，实现刑法司法解释方法对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立场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摘要:针对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研究，首先从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的有关概述入手，然后阐述了刑法目的解释司法应用，最后对在刑法解释中目的解释的现实意义，进行有效分析。

关键词:刑法;目的解释方法;解释

对于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一直都存在争议，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尽管没有被萨维尼作为法律解释的基本方法，但是已经被相关学者普遍的认可。尤其是从耶林的目的法学成立以后，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从1900年以来，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逐渐的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对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本文针对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一、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有关概述

目的解释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其指的是法律解释人员利用法律目的来明确法律文本具体含义。刑法目的解释法为刑法解释法的一种，其是依据刑法目的来解释刑法的法律解释方法。任何解释方法都多多少少利用了目的解释，不管是哪种解释方法最终目标都是实现刑法目的，其是从根本层面看的。我国刑法的首条就是对刑法目的的规定，刑法的目的事实上是刑法的起点，还是刑法的终点;若是把刑法目的解释当作历史解释、文义解释等常见解释法时，通常会把目的解释当作解释方法，通过此种解释能够实现法律解释所追求的结论。基于此能够看出，刑法目的解释和刑法解释目的的概念有所差距。不管是哪种解释方法都是为了完成刑法目的，而刑法目的解释的实际目的为利用刑法目的来对刑法进行解释。

二、刑法目的解释司法应用

内容摘要：自美国宪法诞生之日迄今为止，关于宪法解释方法存在着各种方法论流派，大致可以把它们概括为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原意主义与非原意主义、积极主义与消极主义、历史主义、德沃金主义和基础主义等。不同的方法，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宪法解释方法论之梳理与辨思，在于揭示其内在法理及差异，为正确解释宪法文本提供理想之途。

关键词：美国宪法解释方法论

按照传统的观点，最高法院在宪法过程中的职能本质上不是创造，其正当的角色是“解释”而不是重写宪法。传统意义上，人们认为法院的正当角色是确定宪法的原初的理解，以作为宪法字词和通过时的人们意图的证据。这种揭示宪法意义的解释方法在解释史上源源流长，并在历史上一直占有主流地位。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现代司法权的崛起，原意主义方法才被边缘化，代之而起的是非原意主义方法。连被视为是原意主义最杰出的捍卫人物的罗博特·博克都无可奈何地承认：“曾经占宪法统治地位的观点——法官按照那些起草文件的人的意图原则适用宪法——现在在该领域的理论家中非常不受欢迎。尤其是在法律学说界，原初理解的哲学通常被视为是完全过时、或许还是反动的，并肯定是退出了主流，这是最可怕的控告。”[1]所以，在美国宪法解释领域，各种解释方法流派并存且观点迥异。然而，如果对美国宪法解释方法作大致的划分的话，主要有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或者原意主义与非原意主义之分野。本文则试图就美国宪法解释流派之种种方法作一辨思。

一、“解释主义”（interpretivism）与“非解释主义”（noninterpretivism）

最早对现代宪法解释方法作出较科学界分的当是斯坦福大学法律教授约翰·哈特·伊利（JohnHartEly）。1980年他在《民主与怀疑：司法审查理论》一书中即提出了“解释主义”（interpretivism）与“非解释主义”（noninterpretivism）方法。所谓解释主义意指法官在判决宪法案件时应当把他们自己限制于成文宪法所规定的或者明确指示的效力规范之中；而非解释主义则与之相反，法院应当超越宪法文件，借助于文献资料，在宪法文本之外去发现所适用的规范。在此之前，大致划分为司法积极主义（activism）和司法之自我限制(self-restraint)，或者是实证主义方法与自然法方法，但确切地说，解释主义大致等同于实证主义，而自然法仅是非解释主义之一种形式。[2]不过，格尔迪斯坦（LeslieFriedmanGoldstein）概括过五种有意义的方法论，即意图主义(intentionalism)、文本主义（textualism）、超文本主义(extratextualism)、不确定主义(inderterminacy)以及德沃金主义(Dworkinism)，其中他把文本主义与解释主义、超文本主义与非解释主义相等同。在他看来，文本主义者或解释主义者都相信法官推翻法律的基础除了来自于宪法文本推理这一原则以外，其他的都是不正当的；超文本主义者或非解释主义者则相信法官能够运用司法审查的基础不仅可以是成文宪法的文本及其含意，而且还可以是高级法——无论是自然法，或是民族理念，或民族法律习惯，或法官所相信的“基本权利”。[3]其实他是对伊利的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的误读。

按照伊利对“解释主义”的理解，解释主义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尊重宪法原意的解释，或者说大致属于原始意图与原初文本含义的原意主义。在宪法解释理论上，威亭顿区分了解释（Interpretation）与建构(Construction)之本质，他认为：宪法解释是发现法文本含义的过程，尽管发现的过程可能是复杂的，并需要解释者的良好的判断，然而其结果是在原初文本中所合理地发现的，解释在本质上不是创造，而是法律性。而宪法建构虽仍然与文本的含义有关，但它不能仅仅称为是对隐藏在最初文件内的意义的发现，建构实质上是创造，是政治性的。[4]威亭顿认为，伊利的上述划分就是对这一基本事实的反映，也就是说，解释是发现宪法文本中已经存在的意义，而非解释主义者则超越文本、超越解释，强调来自于当前政治的价值并把它们与司法判决结合起来。按照威亭顿的看法，伊利所划分的“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这一术语不久即被抛弃了，不是因为解释的定义遭到了挑战，而是因为文本的地位遭到了质疑。如果原意主义的解释主义者由于忽视了诸如像自然法传统或当下社会规范而不能考虑整个宪法，那么其他宪法意义的学派仍然还是能够被视为是在文本内解释宪法，发现其意义，尽管是在更宽的意义上，所以问题不再是“是否”解释宪法，而是解释“什么”。[5]无论是原意主义或是非原意主义，都是在“解释”宪法，而不是“不”解释宪法。因此，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在语义学上是混乱的。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认为：“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6]也就是说，语言术语对言语活动的概括应当反映言语活动的本质和内涵。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作为语言术语与解释行为活动也不能混为一谈，解释主义的解释活动与非解释主义的创造性活动都是解释活动，解释主义的语言术语的概括应当包含着所有的解释活动。所以，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这一术语的被抛弃，意味着这一划分标准的破产。

一、法律解释的基本方法

法律解释的基本方法，是指解释者在进行法律解释时为了实现解释的目标所使用的基础性方[1]法。法律解释的基本方法一般包括文义、历史、体系、目的四种方法。文义解释，又称文理解释、语义解释等。顾名思义，它是指解释者从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来说明法律规定的含义。文义[2]解释的理论依据是三权分立理论。历史解释，或称沿革解释，是指通过研究有关立法的历史资料或从新旧法律的对比中了解法律的含义。体系解释，也称系统解释，是指从部门法律或者整个法律体系出发，将需要解释的条文放进其中，利用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法律。目的解释，是指根据立法者的立法意图来解释相关法律，就是指根据制定某一法律的目的来解释法律。上述这些解释方法，并不是只能单一使用，也可以综合使用。但是不同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一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解释者对解释方法的选择上有一个排序。一般说来，解释者最先使用的一个基本方法是文义解释；如果以此解释方法所得出的解释结论不能令解释者满意，解释者还可以依次使用历史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方法。

二、刑法解释的基本方法

刑法解释的基本方法，在德国、日本与我国刑法学的认知中，具有不同的分类。德国刑法教义学将基本方法分为四类：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还增加合宪性解释的方法。日本刑法学在刑法教科书中一般不会对基本方法进行分类，而是讨论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的界限。我国刑法学中，传统理论将基本方法分为两类：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论理解释又可具体划分为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当代学者中，陈兴良教授的分类对传统理论既又继承又有变化，其将基本方法划分为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论理解释又分为扩张解释、限制[3]解释、当然解释、历史解释四种；张明楷教授认为：“采用形式的标准，可将刑法解释方法分为平义解释、扩大解释、缩小解释、类推解释、反对解释；采用实质的标准，可将刑法解释方法分为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4]释。”此外，还有补正解释、当然解释、比较解释。综合来看，张明楷教授的分类最为齐备，传统理论的分类最为错乱、简陋。解释方法的多样性，反映了刑法学研究的精细程度。可将刑法解释分为两大类：文义解释与论理解释。文义解释，是指根据刑法用语的文义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阐释刑法意义的解释方法。文义解释的根据主要是语词的含义、语法、标点及标题。对于刑法解释来说，文义解释是一种首选的解释方法。如果文义解释的结论合理，则没有必要采取论理解释方法；如果文义解释的结论不合理或产生多种结论，则必须采用其他解释方法得出合理结论。论理解释方法不同于文义解释，它更多地被解释者赋予价值判断与规范考量。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论理解释仅仅包括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存在以下疑问：第一，扩张解释、限制解释是从法条语词、形式逻辑的角度，立足于解释结果进行分类的解释方法，并非具备实质内涵的方法，这与论理解释具备的价值、规范特征相冲突；第二，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作为极其重要的两类解释方法，没有纳入到论理解释之内，造成体系性缺位。陈兴良教授虽然将当然解释与历史解释纳入论理解释的范围，但遗漏了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这两种极为重要的解释方法。

三、刑法解释方法的排序

（一）法律解释方法排序的困境及其解决。法律解释的基本方法既然有文义、历史、体系、目的四种，用以解释法律时必然存在一个应否排序、如何排序的问题，这也属于法学方法论的经典问题。大多数学者主张应排序。至于如何排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苏俊雄教授支持以下排序：“第一，从法规之文义解释开始。第二，目的解释的方法，在今日法律实务界，被视为普遍适用的方法，特别对于当代法规的立法目的及法律文化任务加以探讨时应用之。步骤上，应实现对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方法加以定[5]位，以掌握法规客观目的为重点。”林山田教授认为：“解释方法之间并非彼此对立排斥，而是可以多种交互运用。由于法条文字乃解释之基本素材，法律条文之正确意思，只能从法条之文字中发掘出来，因此，所以之解释均自条文之文字与用语开始，从事文义解释。其次，进而就法条之系统相关与其立法史，从事系统解释与历史解释。最后，就法条之目的观，从事目的解释。”[6]可见，林山田教授的观点与苏俊雄教授一致，属于传统观点、通说。但有学者的观点与通说不同，如林钰雄教授认为，法律解释方法的排序为：第一，文义解释；第二，客观解释即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第三，主观解释即历史解释。无论是根据通说的固定排序，还是根据林钰雄教授具备个人学术特色的排序，学界一般公认，法律的解释方法是存在一定排序的。然而，我国有学者认为法律的解释方法之间不应排序，如张明楷教授提出：“刑法解释方法没有明确的[7]位阶性。”周光权教授经过长篇论证后得出结论：“文义解释处于解释的起点位置，但这不意味着文义解释是决定性的；目的解释在何种情况下是最高准则，不可一概而论；司法判断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在各种解释标准中，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次序’；因此，所谓的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性并不存在，讨论位阶性的有无并无理论上[8]的实益。”法律解释方法应否排序又如何排序，此即法律解释方法的困境问题。欲突围这一困境，可借鉴德国刑法教义学通说，对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依次排序为：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理由在于：第一，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成文法要求，既然法律条文的表现形式是文字，呈现在公民面前、规制其行为的只能是文字。对文字的解读，成为公民行为导向的准则。就此而言，文义解释当然是法律解释的起点。如果绕开文义解释，直接进行目的解释，极可能得出超越法条语词可能的含义且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这种危险是必须避免也可以避免的。第二，如果根据文义解释可能无法得出合理结论，此时，可根据刑法典不同法条之间的上下文语境，得出相应的解释结论。这是文义解释从争议法条的语词扩展延伸到不同法条之间的语词关联，也是尊重文义解释优先性、法秩序统一原则的必然要求。第三，如果根据体系解释也无法得出合理的解释结论，就必须尊重立法者原意，从立法资料中探求立法者对法条的原意。这是民主主义、三权分立的必然要求。当然，如果根据立法者原意得出的解释结论不符合当前社会生活的现状，让一般人都会认为过时甚至荒谬，就应果断地否定历史解释的效力。第四，如果根据历史解释无法得出解释结论或者得出不合理的解释结论，具体而言，如果该法条的保护目的是为了保护某法益而不对某特定行为方式作否定评价，应根据待解释法条的规范保护目的，从法益的角度来得出解释结论，如果该法条的保护目的是为了防止某法益以某特定的行为方式甚至特定的因果流程被侵害，应综合根据特定行为方式、（可能的）特定因果流程、法益来得出解释结论。因此，法律解释方法不仅应排序，还应以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的顺序，对争议法条进行解释。（二）首选的刑法解释方法。虽然刑法解释方法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但这些解释方法的地位并非等同。有些解释方法需要优先适用，有些解释方法需要禁止，有些解释方法则处于补充适用的地位。文义解释方法立足于刑法语词，以语言文字的形式化、外在化展示了刑法的保障机能，应该优先适用。刑法的保障机能，是启蒙时代以来自然法复兴思潮赋予刑法的一项重要机能，对于保证人权、防止专制政权任意出入人罪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孟德斯鸠提出的天赋人权理论、贝卡利亚充满人文主义关怀的观点，作为刑法保障机能的理论基础，都启示我们，应当坚决反对假借刑法之名，行践踏人权之实的专断行径。因此，从语词的书面化、明确性角度出发，文义解释当然应在所有解释方法中占据首要地位。否定了这一点，就否定了近代人文主义思潮的所有成就与共识，也否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中成文法、明确性的具体要求，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取的。此外，形式解释方法也应优先于实质解释方法而适用。陈兴良教授指出：“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是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理[9]论之争，也是形式刑法观与实质刑法观之争，”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完全没有深深陷入法律形式主义的泥坑，因而需要采用实质解释论加以拯救，而恰恰是深深陷入了法律实质主义的泥坑，由此逾越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樊篱，因而需要引入形式解释论加以纠正。从上述论述可知，实质解释在入罪上采取扩张解释，这集中反映了它潜藏着侵犯人权的巨大危险，不能不引起重视而严加防范，但文义解释方法以法条语词作为处罚的可能范围，就避免了采用超越这一可能范围的扩张解释，而允许采用未超越这一可能范围又有利用行为人的扩张解释，保证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效力。坦率承认二者的对立，基于周密论证，得出采取何种解释方法的结论，才是科学、严谨的研究路径。笔者认为，形式与实质的解释方法存在对立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但基于实质解释有侵犯人权的潜在危险，对于解释方法的选择，形式解释应优先适用。当然，文义解释、形式解释优先适用，并不意味着其他解释方法诸如论理解释、实质解释一概不能用。只要不超越文义可能的范围，在适用文义解释之后，其他解释方法都可运用，然而，其一，对不利于行为人的扩大解释应该拒绝；第二，类推解释当然也应拒绝；第三，实质解释方法的运用范围应予限定，只能承认公认的有限的入罪解释。

【摘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条款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理解，而两种理解方式也指向全然相反的裁判结论，法官通过对合同解释方法的阐述和对合同解释方法的规律性运用，对争议条款进行了符合当事人真意和双方利益的解释，从而对案件进行了合理合法的妥善裁判。该案的处理方式，对合同解释方法理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支持，也为合同解释方法的具体运用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本。

【关键词】争议条款；合同解释方法；合同解释顺位

一、案情

原告：宁波某医药公司。被告：上海艾某发公司。被告：ETPH。原告宁波某医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案涉协议；2．判令上海艾某发公司向原告退还人民币100万元；3．判令上海艾某发公司向原告支付从2016年1月28日起至实际退款之日的利息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2011年9月9日，原告与两被告共同签订《许可证、经销和供货协议》，约定：两被告作为合同一方合称为艾某发，其系案涉产品所有人并享有相应知识产权；原告有权获得产品在中国的进口、包装注册、上市及经销的权利；基于此原告应向艾某发支付250万元，协议生效当日支付100万元，艾某发获得进口药品许可证当日支付150万元。签约后，原告向上海艾某发公司支付了100万元，艾某发也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出了进口药品注册申请。2015年11月24日，因艾某发撤回上述申请，进口药品注册程序终止。因产品进口药品注册程序终止，原告与两被告签订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原告向两被告提出解除协议并返还100万元。因双方就解除和返还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诉至本院。两被告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请。诉请一，协议已于2015年11月份终止，不同意解除协议的请求。诉请二、三无合同依据，款项按约收取后不予退回。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系争协议，除约定原告陈述内容外，另约定艾某发不保证产品会注册成功，但应尽力提交相应申请以及在期限内获得区域内产品的进口药品许可（简称IDL）。第8条“财务状况和最低年销售额”的8．1条约定，作为根据本协议授予原告的权利的报酬，原告应一次性向艾某发支付250万元，该付款不可撤销，不可退还：在生效日支付人民币100万元，在药监局授予IDL之日支付150万元。第15条“终止”的15．3条约定，若区域内监管机关不授予或更新IDL，则任一方可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15．5条约定，本协议终止或到期，不影响在该终止或到期日前已产生的任何付款或其他义务或责任，且双方应就本协议相关任何违约（依法或依衡平原则）保留一切权利和救济。该协议附件B“注册程序”中注册估计时间表约定：向药监局提交临床许可申请的期限：生效日起5个月内；收到许可的期限：向药监局提交IDL申请之日起18个月内。艾某发未能在上述时间表内完成交付，原告可向艾某发索赔不超过10万元。后原告向上海艾某发公司支付100万元。2015年11月24日，药监局向上海艾某发公司发送审批意见通知书，上面载明“审批意见：根据申请人的撤回申请，同意本品注册申请撤回，终止注册程序”。

二、审判

通过庭审调查的事实、当事人的诉、辩称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对系争协议第8．1条和15．5条的理解，即原告已付的100万元是否应予退还。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故法院依据上述解释原则和方法对合同争议条款进行了全面系统解释，认为被告理应部分返还原告已支付款项，否则有违双方合作本意。最终法院依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酌情认定被告上海艾某发公司应退还原告50万元。

一、依据宪法原理、宪法哲学解释宪法的必要性

宪法是通过条文形式确定一定范围的权利，并依此权利规定保障公民应有的利益。但宪法条文本身并没有事先设定或规定对条文的解释幅度和在具体事件牛应如何运用条文的方法，同样也没有明文规定侵权行为发生时应如何去归结。另外，日本制定宪法至今已经历了40余年，制定宪法之初，对当时并未存在或未考虑到的问题出现时如何通过宪法条文的解释去解决问题不能不说是学术界需要研讨的新的法律课题（例如，盗听行为的认识及其处理）。总之，既要考虑宪法的稳定性特征，又要解决宪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新出现的问题，而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处理新问题完全符合宪法原有的基本构思。

“宪法解释”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宪法条文的解释解决宪法未作明文规定的新问题。因此，宪法解释是要求严密的“逻辑性”和联系具体的现实问题寻求宪法真正意义的艰巨的工作。在宪法解释过程中对宪法条文决不能单单“机械地解释”和“绝对严格地解释”，应该是考虑宪法的基本原理、宪法哲学加以解释，否则无法解决新的社会性问题，无法满足社会对宪法的新的要求，最终将会失去宪法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文书”之意义；另一方面，宪法解释如果不依据宪法条文本身蕴涵的基本原理、宪法哲学，则宪法解释大有可能迷失方向，且容易被个别解释人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左右，而成为具体的宪法解释者实现其政治目的的理论工具。

如同上述，宪法解释是依据宪法产生的历史背景、本身蕴涵的哲学思想寻求宪法价值的工作。因此，宪法解释不能仅以词典、日常用语的词义去理解和寻求宪法条文的真正含义，而应考虑宪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宪法原理、宪法哲学，特别是考虑宪法解释将会带来的后果、对社会领域的影响及与宪法基本原理的关系。

二、宪法解释与法律发现、法律形成（创造）

法院的宪法解释具有决定宪法的具体意思内容的性质。法院的宪法解释还可理解为当有关内容宪法无明文规定，但法院认为有必要对该内容依据宪法原理、宪法哲学加以具体化时，通过宪法条文的解释创造和宣传宪法法理的法院的一种重要活动。例如，需要通过国库获得资金援助时，对没有正当、合理理由而进行干涉的国家、政府行为的禁止，轻易投入公权利的国家、政府行为的限制，无视“必备法定程序方能限制公民享有的自由权利”规定的国家、政府行为的禁止，公权利滥用行为的限制等均需要法院的宪法解释活动。特别是使自由权不丧失应有的实效性的场合更需要宪法解释的特别处理。

英国著名法官丹宁曾说：“在法律的日常实践中，最重要的是对文件的解释。”可见，正确理解包括合同在内的各种文件是正确地运用法律，公正地处理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保险合同素有“最大善意合同”之称，但现实生活是错综复杂，富于变化的。保险双方当事人在主张权利和履行义务过程中亦难免发生争议，甚至引起仲裁和诉讼。若这些纠纷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不仅影响合同的“生命力”，而且对当事人合法权力的维系也是一种威胁。因此，强化与完善保险合同解释制度是日显迫切且具深远意义的工作，一直受到许多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重视。

一、关于合同解释

我国多数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合同解释是对合同内容含义的挖掘与领会。这一定义基本揭示了合同解释的本质核心。然而合同解释的最根本目的则在于使不明确、不具体的合同内容归于明确、具体，有助于合理化解矛盾。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合同解释，只能是在处理合同、纠纷过程中，对作为裁判依据的事实所作的权威性阐释说明。因此，从这一角度讲，法院和仲裁机构才是合同解释的主体，只有他们作出的解释才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合同解释的客体相对宽泛，它不限于发生争议的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需要解释的又不拘泥于合同条文的字面含义。为了探求当事人真意，力求公平，与合同内容相关的当事人的行为，订约、履约过程以及行业习惯等客观情况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合同暗含条款内容等等，同样应当予以考虑。

二、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

1、探求当事人真意原则。即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尽一切可能去寻求当事人的内心真实意愿。尽管这一标准发展至今，受到了客观标准的挑战，但自从法国民法典确立这一原则纲领时起，其合理性成份不仅为大陆法系国家广为延用，甚至为英美法系国家所吸纳。探求当事人真意的合同解释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是相一致的。这一点，合同解释区别于法律解释。合同的拘束对象主要是合同当事人，法律的规制对象却是广大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成员；合同以实现当事人的利益为目的，法律却要兼顾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法律解释把法的稳定性、权威性放在首位，遵循客观性标准，其宗旨在于探求法本身所具备的逻辑含义；而合同解释则注重当事人间的衡平，即具体案件的妥当性，解释标准是主观的。不仅如此，二者在解释的主体、客体、原则、方法等诸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确立合同自由原则，那么就势必要相应强调解释合同的主观标准，给当事人以尽可能大的自由度。《合同法（草案）》亦体现了这一精神，即沿用了意思主义解释合同。但这并非绝对意思主义，而是要兼收表示主义的合理成分，形成一个完善、科学的合同解释标准，这恰恰顺应了世界各国合同制度的发展趋势与潮流！2、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的道德规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求信用、信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及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由的利益。诚实信用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为现代世界立法所公认。我国《民法通则》对之亦作了肯定，要求一切民事活动都必须予以遵循。合同行为属于重要的民事行为，自然毫不例外。用诚实信用原则解释合同，符合当事人的本意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与探求当事人真意原则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在现代，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不仅适用于合同的订立、履行和解释，而且最终拓及一切权利的行使和一切义务的履行；其性质也由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规范转变为当事人不能以约定排除其适用，甚至法院可直接依职权适用的强制性规定。究其本质，诚信原则由于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融合一体，兼有法律调节与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使法律条文具有极大弹性，法院因而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能够据以排斥当事人的不合理“意思”，触及并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它被奉为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有“帝王条款”的美誉。诚实作用原则作为解释、补充、评价合同的准则，它秉承公平思想，倡导应从兼顾当事人双方利益的立场出发，公正合理地确定合同的内容和含义，采取以一个通情达理的第三人处在合同当事人地位的姿态来理解合同。3、整体解释原则。该原则要求在解释合同时，应把合同的所有条款和构成部分看作相互衔接，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统一整体。各个条款相互解释，切忌断章取义。不得仅注意或偏重于某一特定条款，而宜从合同的全部内容及此种合同制订的总体联系分析、理解和说明当事人争议的合同内容和含义。这一原则不仅为大陆法系的民法所肯定，且被英美法系合同法经常运用。搜集使用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相关资料，诸如双方初步谈判、要约、反要约、信件、电报、电传等文件，通盘考虑、普遍联系是贯彻整体解释原则的有效方法。4、利益衡量原则。一般来说，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无偿合同除外）。因此，在解释合同时就不能无视当事人双方的经济利益，不能不进行利益衡量。不但要考虑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社会利益。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无效合同约占经济合同总量的15%，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人们往往将合同的大量无效简单归咎于当事人的缺失；实际上许多本来可以履行并实现合理目的的合同被人为地消灭了，而由此造成的包括订约成本、履约成本、纠纷解决成本在内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又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结果是社会交易成本上涨，市场运行效率下降，既不利于当事人，也不利于社会。面对不尽如人意的合同，遵循利益追溯原则是必要的，因为法律的着眼点应置于促进交易开展与保护交易安全，而非把交易当事人训练成吹毛求疵的“专家”。法国民法典第1157条即有相关规定：“如果一项条款可能有两种意思时，宁可以该法条款可能产生某种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而不以该条款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以利于合同效果的发生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5、习惯和惯例解释原则，即“黄金规则”。这一原则的含义可用英国迪普洛克勋爵的一段话表述：“假如在一份商务合同中的文字，用详细的文法字眼分析会导致一个公然违反商业常识的结论，则这个结论必然屈服于商业常识”。任何行业或经营活动在其长期发展历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某些习惯和约定俗成的惯例，除非当事人拒绝，否则他一般应受到这些习惯的约束，《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第1款规定：“双方当事人业已同意的任何惯例和他们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做法，对双方均有拘束力”，便是很好的一例。可见，根据习惯和惯例补充合同内容上的遗漏，及对文字内容有疑义的合同进行合乎习惯的解释已得到国际上普遍认可。

三、保险合同解释的特殊性

引言

多年来，测井界为了提高测井解释精度，一直非常注重储层物性、流体性质、岩电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储层参数计算精度不断提高。即使如此，在一些地区个别层位的油气水性质的判别上仍经常出现失误。原因是油气聚集成藏后，如果地质运动使盖层封盖性能变差，油气藏就会被破坏，轻质组分大量散失，地层水潜入，重组分滞留在孔喉之中，形成残余油气藏。这种油气藏，钻井显示有时相当好，岩屑录井或钻井取心常可描述为含油、油浸、油斑等高级别的油气显示，但是实际含油饱和度一般低于50%。这类储集层试油结果常为水层或含油水层，与油气显示不相称，与测井计算的含油饱和度指标也不符合。为此，测井解释不能只偏重油气藏的储层研究，盖层封闭性能好坏，直接影响着油气的聚集和保存。测井解释不但要考虑储层条件，也应从油气成藏的保存条件出发，分析油气藏是封闭的还是开启的，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测井资料，进行全井段、全剖面储盖组合综合解释。

泥页岩盖层测井评价

用测井方法研究泥页岩盖层，主要包括总孔隙度φt、有效孔隙度φe、渗透率K、含砂量Vsd、厚度H、突破压力Pa等参数。

1.厚度

厚度是盖层评价必不可少的参数之一。尽管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只要有几米厚泥岩就能封闭油气，但厚度的增加，必须能提高盖层的质量。

摘要：劳动合同相较其他民事合同有其特殊性，有必要架构一套与劳动法体系相适应的解释方法。从现实情况看，劳动合同的条款可分为个别协商条款、格式条款和默示条款三种类型。由于各条款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不同的处理模式。解释个别协商条款时，以探求当事人真意为目标，避免过度介入当事人之间的交易。解释格式条款时，可类推适用合同法的规则，基于劳动者身份属性审慎审查其效力。解释默示条款时，以填补合同漏洞为价值考量，注意默示条款的多元性。当三种条款类型之间发生冲突时，以个别协商条款优先和有利于劳动者原则作为协调工具。

关键词：劳动合同解释；个别协商条款；格式条款；默示条款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强化了劳动合同在劳动法律制度中的地位，要求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时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如果未签订书面合同，用人单位要承担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责任，这导致劳动合同签订率不断攀升。伴随劳动合同签订的普遍化，在发生劳动纠纷时当事人双方提交合同作为证据亦常态化，双方所签订协议的效力评判往往决定诉讼的胜负。此时如何解释劳动合同即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关键问题。在司法场域，大多数案件中未将劳动合同与其他一般民事合同加以区分，而是一体适用相同的解释方法。分析合同当事人的属性可知，一般民事合同当事人在信息及交涉能力上处于对等地位，在合同解释时应该以尊重双方契约自由原则为根本原则。相反，劳动合同当事人则存在实质上的不平等，劳动法在对双方都给予保护的同时，偏重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此时完全套用传统合同法理论中的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原则可能无法公平合理地平衡双方权益。我国《劳动合同法》将合同条款分为必备条款和约定条款两大类型。但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合同的实际互动来看，则可以分为个别协商条款、格式条款和默示条款三种类型。因为，现实中用人单位为节约签订劳动合同成本和贯彻自身意旨，大多数情况下提供单方拟定的格式化合同，同时文本中又留有一定的空白处，待双方协商后进行填充。①从而在格式化合同中，包涵了格式条款和个别协商条款。但是由于劳动合同约定往往无法涵盖全部事项，合同必然会产生漏洞，此时就需借由隐含于劳动合同中的默示条款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不足。因此，劳动合同既然由三种不同性质的条款组成，那么就应该分别处理，采取不同的解释模式。

二、个别协商条款的解释———以探求当

事人真意为目标个别协商条款，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劳动合同的内容，经磋商后达成的个别约定。由于劳动关系仍具有的平等性与财产性的特点，决定了劳雇双方在劳动合同签订、履行、变更的过程中，除了公权力强制干预（主要为劳动基准）的部分外，仍有相当部分的内容属于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7条第1款“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即是明确双方订立合同要实现意思表示的合致的体现。1.个别协商条款解释的基本原则从现实情况来看，个别协商条款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用人单位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填充性条文，通常是以手写方式为之。这种条款往往反映出合同弱势一方意欲通过协商排除或修正强势一方预先拟定的一般条款。二是经由合同当事人特别更改、修正的条款，通常这类条款亦反映出双方通过协商方式以试图明确双方的真实意思。由于个别协商条款与普通民事合同存在共性之处，此时如同一般合同一样必须探求当事人的真意。当事人真意的探求，应以其立约时的真意为准，且不是纯粹主观意义下的内心真意。法院解释个别协商条款时，只要劳雇双方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不应将契约正义的角色放得太大，避免以法律之名过度介入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如果法官动辄以契约正义之名介入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恐怕无法达成合同解释原先所要达成的目的，易产生治丝益棼的反效果。比如，劳动者明明符合法律规定的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条件，但却基于各种考量自愿续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此时法院就应当遵循双方的意思表示。②再如法律对女性劳动者怀孕时被解雇有特别保护，但劳动者如果明知自己的生理状况却与用人单位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时，则该协议应为合法有效。③2.个别协商条款解释的具体方法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25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探求当事人的真意的方法，有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文义解释。合同的文义为合同解释的出发点及最重要基础。当合同文字对所要禁止、允许或要求的行为和事务在相关情境中都已明确描述时，“外在的证据是无关的，除非法院或仲裁员在解释合同首先得出结论，合同语言是模棱两可的”。④第二，体系解释（系统解释）。即假设合同整体为一个互相连贯的有机体，各合同条款彼此之间应互相牵连结合，依其前后文义的体系结构而作出解释。例如实务通常以通观合同全文⑤，从合同整体内容分析语句加以描述。第三，历史解释。即斟酌合同订立时的事实与资料，如缔约的过程、往来的文件及合同草案等相关的信息。第四，目的解释。即考虑当事人共同期待实现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在合同所使用的文字或某条款存在两种以上解释时，通常采取此种解释方法去判定最适当的解释为何。

一、研究角度的界定

在各国宪法审查实践中，受审查的法律若存在多种解释可能，审查主体通常会优先选用最能符合宪法的那项解释方案，这里所运用的方法，就是“合宪性限定解释”。在普通法院宪法审查模式中，对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审查纠结在同一个审查过程中展开，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运用并没有在独立的宪法审查程序中展开。而在专门机关审查模式中，这项方法被运用于独立的宪法审查程序中；然而，普通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也常常碰到相关法律具有合宪性嫌疑和多种解释可能，通常而言，最能保全相关法律合宪性的解释方案，应成为普通法院的首选。这里所运用的方法，与合宪性限定解释在原理上是相通的，但由于普通法院不具有宪法解释权，笔者用“合宪性法律解释”来指称这项方法，这两项近似的方法可统称为“合宪性解释”。

术语的区分界定，若不是概念游戏，当有其问题意识。具有相通原理的解释方法，之所以还需要分而视之，在于该方法在不同主体运用过程中存在的区别与关联，这对于该方法的运用和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申言之，法学方法论的理论与运用，并不只是展示法规范内涵的技术问题，它总是身处给定的国家权力架构，承载相应的政治哲学理念，面临复杂纠结的案件事实。因此，全面探讨一项方法，如下两个相互结合的层面不可偏废：

第一是原理层面，包括技术性原理与理论性原理以及它们的运用。

第二是制度层面，主要关注特定的法解释制度中不同解释主体在运用一项方法时的分工与关联，并探究与之相关的权限分际等问题。

基于原理层面对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考察，我国宪法学者近两年已展开较多的论述。而宪法审查主体的合宪性限定解释与普通法院运用合宪性法律解释之间的区分意义，主要在第二个层面凸显出来，由此成为从制度层面缕析合宪性限定解释时所关注的关键问题。制度层面之考察的前提问题是：谁是解释主体。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宪法》第67条第2项赋予的“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权限，由此，这个普通法院之外的机关成为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运用者。在实定宪法秩序设定的权限分际格局中，笔者将分别考察这项方法在宪法审查中所体现出来的多重面向，辨析其究竟是宪法解释抑或法律解释，其所产生的各项解释结论的效力，进而探讨其与合宪性法律解释的关联。希冀通过此来认识两者在我国宪法秩序中合理地位，以达成两者之间的统筹兼顾、合理分工，并联手促进我国宪法之规范效力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