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范文10篇

摘要：公司法第182条规定的强制解散公司的三个必备条件，每一个都可以衍生出许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未能有效地解决具体裁判标准不明确，观点亦不统一的难题，立法改革势在必行。在分析问题和借鉴域外立法发展的基础上，建议了立法改革思路。

关键词：公司法；强制解散公司；立法改革

一、复杂的现实与含糊的法律

现实生活中，公司股东之间的矛盾复杂而多样。有的是在公司成立之初就“埋下祸根”，例如持股比例为50%∶50%，又没有在公司章程中设置僵局解决机制（案例1）。有的是大股东“一股独大”，对小股东不理不睬，小股东不满而起诉。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原告，不仅有小股东，也有持股比例90%的大股东（案例2）。现实很复杂，相对而言法律却很含糊。相关的法律条文只有《公司法》第182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公司法第182条设置的公司强制解散的三个必备条件，每一个条件都可以衍生出很多争议。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一个判决公司强制解散的指导案例（案例1），可惜该案例的说理不充分、指导性不强，未能令人信服。更有意思的是，该案例中的被告“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虽然被生效判决强制解散，但是经调查发现该公司至今仍然有效存续。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颁布一个不支持公司强制解散的案例，也对某些法官有某种“影响”。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试图通过司法解释使得公司法第182条具有更强的操作性。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14]2号，“《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效果并不理想，“具体裁判标准并不明确，实践中观点亦不统一”①。《公司法司法解释二》颁布后，遵循该解释的指导案例还没有颁布，公开查询到的一些案例中裁判观点存在明显不同。这就是法律工作者所面对的困境。

二、“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认定标准

公司法第182条规定的强制解散公司的第一个必备条件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该条件看似简单，理解和应用时却很复杂。关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最高人民法院是这样解释的：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该司法解释在公司法182条条文之外，创新地提出了“两年”“股东僵局”“董事僵局”，但是仍有很多事项没有被解释清楚。较为突出的两个问题如下：问题一：“经营管理”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概念？企业的行为可以两分为对外和对内。按照公司法的用词，对外的行为，似乎应该属于经营②，通俗地说就是做生意；对内的行为，更多地属于管理。经营与管理，两者关系密切，因此，日常生活中两个词语经常是合在一起使用，在公司法中也大体如此，例如：公司法第49条（“有限公司可以设经理,……，行使下列职权：（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在公司法的法条中使用一个常用语，是可以的，但是应该注意在认定标准中这样使用常用语可能出现的争议或不同理解。显然如果公司法的条文是“经营和管理”，肯定好过于“经营管理”。或许简单的“公司经营严重困难”是更优的表述。有的法官认为，司法实践中的审点在于判断该“困难”是公司经营困难、管理困难抑或两者兼具，《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列明的前三种情形均指向“管理性困难”，对“经营性困难”未作明确。③也就是认为“经营管理”是两个概念，由两个部分构成：“经营”和“管理”。在解读公司法的“经营管理”时，应该不局限于只考察公司内部管理情况，而完全不理会公司对外经营情况。因此，笔者同意“经营管理困难”应包含“管理性困难”和“经营性困难”两个方面。《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似乎把重点放在了“管理性困难”，也就是公司内部机关是不是正常开会和作出会议决议（讨论时一般常被称作“股东僵局”“董事僵局”或“组织性功能障碍”），完全没有述及“经营性困难”，以至于出现了将其解读为“经营管理困难”“主要是”“管理困难”并据此判令公司解散的案例（案例1）。公司既存在经营性困难，同时也存在管理性困难，两者之间可以建立某种因果关系，自然可以作为论据来强力支持强制解散公司的判决。但是，现实并非全部如此。一个存在管理性困难的公司可能并不存在经营性困难，公司可以一如既往地做生意、甚至生意更加好，那么，仅仅因为存在管理性困难就被强制解散合适吗？如果管理性困难必然导致经营性困难，那么还有必要在法条中出现“经营”一词吗？笔者认为，必须承认公司僵局在程度上有差异。有的僵局使股东层面和董事层面无法作出重大决策，但是在公司经营方针已定、继续执行此前的预算方案（按照惯性运行）时，不必然导致公司出现经营困难，这就是“伪僵局”。实践中遇到不少这样的例子，股东或董事吵架不能出决议，而管理层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因此，困难不应被理解为是决策困难，而应是公司经营困难，只有出现经营困难，才是公权力必须介入处理的“真僵局”。问题二：该如何认定困难的“严重性”？管理性困难，范围简单，比较容易界定。经营性困难，就不好界定了。按照常理，我们是怎么判断一个公司出现了经营困难呢？我们往往考虑它的一些警示性信号，例如：发不出工资、拖欠供应商账款、产品滞销、资不抵债、收不抵支、被列入失信名单或者经营异常名录。如果判案的法官考虑得更全面，还可以进一步关注公司是属于短期的经营不善，还是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是否具备扭亏为盈的能力等。这么复杂的考量，法官是否具备足够的判断能力，应该由法院聘请专业机构来判断，还是由法官来判断？在认定时，应当对“严重经营管理困难”的认定标准采用更加严格的尺度还是宽松的尺度？是应该组成多个法官或者人民陪审员的“大合议庭”来判断，还是只需要一个法官来判断就足够？好多问题待解。

一、问题的缘起

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可以股东会特别决议解散公司。在此情形，公司应依法进行清算。

理论上一般认为，公司自清算结束并注销登记后终止。《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经公司登记机关注销登记，公司终止。”依该条例第四十四条，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所需提交文件中包括清算报告，据此也可认为公司解散，待清算结束后办理注销登记，公司即告终止。

然而，公司清算并注销后，仍可能因注销前所售产品或者所涉环境污染等问题而致他人多年后受损。此类损害结果在公司注销多年后才发现或发生。公司注销后对受害人的救济问题，凸显了认为公司清算结束并注销后即告终止的通行认识所面临的困境。

二、对“公司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后终止”的反思

1.工商登记与主体资格关系检讨

摘要：我国新公司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公司司法解散的情形，对维护投资者权益，尤其对中小股东权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该条规定过于笼统，导致操作起来困难重重，争议颇多。为此，本文在对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进行价值及其法理分析的基础上，并通过对国外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比较研究，总结出可资借鉴的经验，进而针对我国现行公司法183条所存在的缺陷，提出了具体的完善措施。

关键词：公司司法解散公司僵局公司法

公司解散是以消灭公司的法人资格为目的而终止公司的业务活动且对公司财务进行清算的行为。依解散事由的不同，公司解散一般有自愿解散、行政解散与司法解散三种情况。其中，公司的司法解散。广义上是指在公司出现僵局或其他问题，经相关当事人申请，由法院判决公司解散。狭义上是指当公司内部发生股东之间的纠纷，在采用其他的处理手段尚不能平息矛盾，赋予少数股东请求司法机关介入以终止投资合同，解散企业恢复各方权利，最终使基于共同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得以解决的可选择的一种救济方式。新公司法第183条明确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公司司法解散的情形。新规定有利于及时终结处于高危状态的公司资产，减少了投资风险，避免股东在公司陷入僵局之时无法自拔。尤其对中小股东权利保护不失为一条必要的救济渠道，也是我国改进公司制度的一大体现。欣喜之余，我们不得不正视由于该条规定过于笼统，引发了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困难重重，争议颇多等问题。

一、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价值及其法理分析

在一个国家的公司法律体系中，确立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具有重大的制度价值。一是解决公司僵局、维护股东利益的有效途径。在公司实务中，经常存在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虽然公司没有达到破产的界限，但继续维持会使股东利益受到更大损失，或者因股东之间分歧严重，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又不能作出公司解散清算的决议，在此情形下，赋予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的权利，有利于解决公司僵局，维护投资人的利益。二是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有力措施。如果公司形成僵局又不及时予以化解，则矛盾冲突将会波及错综复杂的各种法律关系的主体，对社会来讲，这是一种潜在的严重的不安定因素。从社会学角度看，运用司法手段化解公司僵局，其目的是使基于股东共同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得以解决。三是市场经济“经济民主”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一般不应参与调解、裁决公司股东之间的纷争。这类纠纷往往涉及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涉及财产的占有与经济利益的分配，冲突各方大都以谋求公平为己方的奋斗目标。因此，须司法机关经特定程序加以解决。否则经济民主将无从谈起。事实上，在任何法治国家，司法都是化解利益冲突的最终途径，是解决社会争端的最后一道屏障。四是完善公司法律制度的需要，公司作为一种聚合社会资本的经营方式，不但应该有形成机制，也应该规定一定的退出机制，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公司制度。而当公司经营出现僵局时，依法赋予公司的股东通过申请司法解散的方法来摆脱困境也是一种必要的救济手段。

从法理上分析，股东解散公司之诉的基础主要是关系合同(relationcontracts)和合理期待(reasonableex，oectations)的损失。所谓关系合同是指长期存续、各方接触频繁、其利益需求因外界情形变化而随时调整的合同，如婚姻、雇佣及特许权等合同。关系合同理论主张，只要缔结这种关系，就不能期待一次缔结，终身受用。而必须应时而变，使合同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处于一种开放式的修正状态中。公司章程究其性质而言理应属于关系合同。而公司是以章程这一契约化载体为中介而形成的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以及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对于该契约的全面、实际履行，每一位股东均有期待的权利和利益。公司陷入僵局，股东应有的参加公司决策和管理的权利以及获得股利等权益之期待落空。因此，应当赋予其请求救济以至申请司法解散公司的权利。在公司法理论中，该理论又称为公司股东的合理期待落空理论。

公司是具有自主决策力和行动力的市场主体，曾被美国学者巴特勒誉为“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其意义甚至超过了蒸汽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最具有活力的组织体，在促进生产资料的合理优化配置、确保社会经济活动（即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顺利开展，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以及推动社会科技进步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今，在市场经济体制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不仅左右着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而且决定着本国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机与活力。自2013年我国推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降低企业市场准入门槛，取消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实施“三证合一”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至今，我国实有公司数量和每年新增公司的数量均呈现迅猛增长的势头。然而，公司这一组织体能因为内部治理系统瘫痪、决策和执行机制失灵而陷入“瘫痪”状态，往往最终导致公司经营活动无法正常开展，造成所谓“公司僵局”。而公司僵局也确实成为损害公司竞争力、影响公司长远发展的“病毒”。因此，法律是否为公司提供了化解和预防公司僵局的必要途径、如何妥善地处理公司僵局，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我国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时增加了强制司法解散的规则（《公司法》第182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严重损害，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向法院起诉解散公司”）。其后在2013年又通过《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对公司解散案件的受理条件加以细化。下文中，笔者将从这些法律规范入手，对公司司法解散的构成要件略作分析。

一、公司司法解散的要件分析

（一）公司决策机制失灵，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对于此要件，《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列举了如下几种情形：1.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2.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约定的表决权比例，无法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3.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上述三种情况，看似是并列关系，其实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股东冲突导致公司决策机制失灵（董事作为股东会、股东大会选举出来的公司高管，其也是股东的人，同样代表股东的利益）。在公司内部的治理机制当中，股东会处于“最顶端”，公司作为一个法律拟制的“人”同样有其独立的“意思能力”，而股东会恰好又是公司的“意思机构”，承担着公司若干重大事项（注册资本变动、公司合并分立、章程修订、董事监事的选举等）的决定权，如果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或者无法作出有效的决议，那就相当于“人的大脑停止运转”，这体现的是股东之间深刻的利益冲突。而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若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会动摇有限责任公司赖以存续的“人合性”（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基础，这势必导致公司陷入僵局，引发公司被法院强制解散的后果。如在“刘超、安君与安徽锦辉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司股东之间的人合性基础丧失的，经调解无效，应当判决公司解散。同时还需注意的是，《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将“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作为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条件之一。而对于在具体案件裁判过程中如何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在第8号指导案例“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予以明确。即对于这一要件的把握，应当从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及监事会或监事的运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其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不应片面理解为公司资金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除了上述法律明文列举的情形之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还有将司法解散的事由予以“扩张适用”的例子。如在“马美华等诉无锡禾润泰纺织有限公司公司解散案”中，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股东压迫”作为公司陷入经营管理困难的事由之一。该案中，虽然禾润泰有限公司并无股东会表决机制失灵的情况，但是其控股股东存在侵占公司财产、违法违规进行利益输送、进行不正当关联交易等滥用权利的情形。这就使得公司“形骸化”，丧失了独立人格，成为大股东谋求自身私利的工具，其开展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条件也已然不复存在。据此法院认定涉案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其他股东利益受损”，继而判决公司解散。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又明文列举了三类“不予受理”的情形：即股东以公司亏损为由起诉解散公司的（前文已述及，公司盈利与否并不是公司应否解散的条件，因为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亏损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范畴，可以通过管理层科学合理的决策或者市场行情的变化加以解决，司法权不宜介入）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受损为由提起诉讼请求解散公司的（出现这一情况直接提起一般的诉讼即可）或者在提起公司清算之诉后，又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二）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发生重大损失。对于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对股东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实质上是一种商业判断，需要具备财务、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而法官作为法学领域的“专家”只能就案件当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作出判断，让法官事先就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作出评判，本身就超出了司法裁判者的能力范围，因而很难作出具体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还没有相关判例对如何判断“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发生重大损失”作详尽的分析和论述，多数法院的通行做法是只要某公司陷入“公司僵局”，公司的相关治理机制难以有效运转，那么就默认该公司继续存续会给公司股东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因此，法院在作判决时倾向于花大量的笔墨去论述公司决策机制是如何失灵的，而后将“对股东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这一要件作为公司决策机制失灵的结果。比较典型的说法是：“某某公司股东长期冲突，决策机制失灵，如果公司继续存续，势必会使得股东利益发生重大损失”。当然，对于这一要件的判断，还是存在一些客观标准的，法官在实际裁判时往往会结合公司僵局产生的原因、存续的时间、是否有化解的替代措施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主体要求）。对于这一要件的把握，主要应当注意的问题是，这“百分之十”是表决权比例而非出资比例，也不是持股比例。依照《公司法》规定，股东一般是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同时法律又授权公司章程依据本公司实际情况作出例外规定，因而实践中表决权比例和出资比例可能存在不对等的情况。另外，如果股东存在出资瑕疵（未足额缴纳出资），公司法授权公司章程可以对其表决权进行限制，这就有可能导致股东的表决权比例不到百分之十。如果公司向法院另案提出要对公司解散之诉的原告股东表决权加以限制，那么公司解散之诉是否应当继续呢？实践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对公司解散案件继续进行审理，另外一种是等到限权之诉的判决确定生效再行审理公司解散案件。对此最高院在“沈阳卓越数字医疗有限公司等与沈阳市大东工业经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给出的倾向性意见是，在审查公司解散之诉的股东原告资格时，应当以工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表决权为准，只作形式审查。另外对于提起公司司法解散之诉的主体资格，还有这么三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对于公司解散有主观过错的股东能否起诉解散公司的问题。公司应否解散取决于是否满足《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客观要件（是否存在“公司僵局”）而不问公司僵局产生的原因和责任。《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并未排除过错股东起诉解散公司的权利，据此过错方股东起诉的，不属于恶意诉讼。其二，对于隐名股东能否起诉解散公司的问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派雪菲克实业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中给出了否定回答。其判决书主文谓：“上工申贝公司请求解散上海派雪菲克公司，前提条件为上工申贝公司应当是上海派雪菲克公司的股东。现上海派雪菲克公司以及外方股东美国派雪菲克公司对上工申贝公司的股东身份均不予认可，而上工申贝公司既非上海派雪菲克公司的登记股东，又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其已依照法定程序取得了股东身份，因此上工申贝公司现直接以股东身份提起本案解散公司之诉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其三，出资有瑕疵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有无资格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问题。股东有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行为时，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取得和享有，除非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解除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股东资格。若不存在将未出资股东除名的情况下，其仍有权享有股东资格，亦有权提起公司解散之诉。（四）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提起司法解散的最后一个要件是“用尽内部救济”。这一要件的确立，要求法院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对于私法主体内部事务的介入应当保持审慎的态度，应当以尊重公司自治为前提。公司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民事主体，有自己的意思能力，能够基于自身情况作出科学合理的商业决策，也有能力自主应对各种市场风险。因此如果公司通过自治机制可以较好地维护公司自身和股东的利益，那么司法介入就显得没有必要了。由于公司司法解散是化解公司僵局的“最终手段”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其最直接的表现莫过于使得股东投资营利的目的落空，公司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实现，同时还有可能导致商业资源的浪费、国家税收的降低、企业员工失业等大量的社会问题。因此，对于公司司法解散诉讼，法院当以维持公司继续存续为原则，尽量采取较为“缓和”的手段解决股东、董事之间的利益冲突，化解公司僵局，不到万不得已，不得轻易作出解散公司的判决。而对于如何判断“用尽其他救济”理论上有一定争议。有观点认为，所谓“用尽其他救济”必须是穷尽公司内部（依照公司章程、合同约定）及外部（如股权转让）和解散公司之外的司法救济途径；还有观点认为，法律之所以设置这样一个条件，其立法本意仅仅是考察原告在起诉解散公司之前是否已经竭力化解公司内部矛盾，这仅是人民法院判断各方矛盾是否已经达到严重的标准之一，至于是否已经实际上穷尽了所有救济途径在所不问。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用尽其他救济途径”作为判定公司是否应当解散的前置条件。如在“岂新国与呼伦贝尔中电信泰置业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司产生僵局后，股东之间应当先行寻求其他内部救济途径，尽量保证公司继续存续，在尚未用尽其他可能的救济途径前，不应当以诉请解散为唯一手段。

二、公司僵局的预防与化解机制

（一）设置科学、合理的股权结构和表决方式。股东人数较少的公司在进行股权结构设计时，应当尽量避免持股比例对等的股权结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某些公司的重大事项，实际上就必须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由此当股东之间发生争议乃至彼此冲突时，小股东可能利用自己实质上所享有的“一票否决权”对大股东形成牵制，形成所谓“小马拉大马”的局面。如果实在难以避免持股比例对等，那么至少应当在公司章程中约定与持股比例不同的表决权比例。（二）在章程中明确约定公司僵局的化解措施。公司可以在章程当中提前约定打破僵局的机制。这一机制可以是由某一机构或者某一人员（如独立董事、独立监事、仲裁机构等）来居中调解解决，必要时也可以请求司法调解（《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规定对于公司僵局案件应当注重调解）以防公司正常经营受到影响。（三）设置股权强制回购条款。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在章程中预先设置公司僵局产生时的股权强制回购条款。为了保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公司法》第74条对有限责任公司确立了“原则允许，例外禁止”的股权回购规则。因此，公司章程可以约定除法条明文列举的几类情形之外的其他回购情形。（四）股权转让/减资。可以通过异议股东股权转让/减资退股的方式使得冲突一方退出公司，化解公司僵局。（五）谨慎选择合作伙伴。当然，避免公司僵局最为重要的也许莫过于谨慎选择合作伙伴，恰当地任命公司高管，夯实公司的“人合性”基础，维持和谐稳定的公司治理。

作者:李弘宇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论文提要：公司解散（dissolutionofacorporation），指已成立的公司基于一定的事由而丧失其经营能力。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的解散方式，我国现行公司法只规定了自愿解散与强制解散两种情形，并没有建立内资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以致大股东滥权（abusdudroit）或公司事务陷于僵局（deadlock）时其他股东的权利无法得到充分救济。在外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确立与运作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成为股东权保护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立法的检讨和对国外立法经验的借鉴，以赋予股东之公司解散请求权为核心，从诉讼程序和清算程序两个方面提出构建我国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之具体设想。

一、引言

公司解散（dissolutionofacorporation），指已成立的公司基于一定的事由而丧失其经营能力。1公司解散根据解散事由可分为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两种。自愿解散是基于公司股东的意志而发生的解散。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自愿解散的情形有三种：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股东会决议解散；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的。强制解散是基于国家强制力的作用而发生的解散。从《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可看出，我国法律对公司解散的条件作了严格的限制，以维护公司经营的稳定。

由此可见，公司的解散除了违法经营，被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强制解散外，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拥有公司的解散权。股东通过书面形式约定股东权利义务、规范公司组织活动的公司章程，同样是公司股东的共同意志体现，其所规定的公司解散条件应为全体股东的意思表示。根据《公司法》第39条、第106条规定，公司解散由全体股东依特别多数（三分之二）形成股东会特别决议予以解散并无大碍，问题是当少数股东对公司是否存在解散事由发生分歧时，能否通过司法途径请求解决？在民事审判中公司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问题日益凸现，而法院在处理该类案件时，因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难以把握，2股东权利因而也得不到充分的保护。而纵观外国公司法，司法解散制度作为股东权保护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确立与运行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成果颇丰。故如何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实践，加强股东权的保护，是摆在法律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鉴于此，笔者在总结司法实践所遇问题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理论以及立法构想作较为细致的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二、股东的公司解散请求权之立法检讨与弊端分析

（一）现行公司法关于公司解散规定之检讨

公司解散是指已经成立的公司因发生公司章程规定的事由、股东会决议或法律规定的除破产外的事由而停止经营活动，并进行清算的状态和步骤。

其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时，法院根据股东的请求而强制解散公司叫做公司司法解散。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设计，都必须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做铺垫，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也不例外。以下将从法理学、民法以及公司法等多个角度论述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设立的理论基础。

一、公司司法解散的法理学基础——法的基本价值

(一)正义的理念

“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这些古老的法学格言表明法是或应当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细胞，而公司又是企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公司法作为规范公司设立和组织的法律规范，理应体现法的正义理念，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实现法的正义价值。

摘要：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员会第十八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固公司法》，这一法律的重大突破在于明文规定了公司司法解散的情形。套司司法解散是一种股东权利的救济制度。体现了司法权力对套司解散的介入。本文从法理学、民法以及公司法等多个角度，论述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设立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公司司法解散；理论基础；法的基本价值

公司解散是指已经成立的公司因发生公司章程规定的事由、股东会决议或法律规定的除破产外的事由而停止经营活动，并进行清算的状态和步骤。其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时，法院根据股东的请求而强制解散公司叫做公司司法解散。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设计，都必须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做铺垫，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也不例外。以下将从法理学、民法以及公司法等多个角度论述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设立的理论基础。

一、公司司法解散的法理学基础——法的基本价值

(一)正义的理念

摘要:本文以对伤害法官事件的反思出发，探讨如何保护司法防线的法官守门人，并提出建设司法公信力，完善审判制度，提高干警的安全防范意识，加强司法安保工作体系的建设等真正阻止伤害法官事件再度发生的举措，希翼能借此文唤起部分法学人士对此类事件的高度关注。

关键词:伤害法官事件;公信力;安保工作体系;法治

我们普遍认为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无疑就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想要维护好司法公正，维护法治秩序，首先就该确保我们敬爱的法官的人身安全。然而近几年，伤害法官事件时有发生，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严惩恶徒只能是治标不治本，面对这些伤害法官事件，我们应当冷静分析其演变缘由。笔者看来，之所以时有伤害事件发生，主要是有以下几大方面的原因:

一、法院公信力的缺失

法院的公信力在近几年跌入谷底，造成公信力缺失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法官个人方面的因素，一些法官司法作风不正，玩忽职守，进而影响公信力;司法体制存在种种弊端，各地相类似案件判决不一，导致当事人不信任司法机关;实践中由于法院任务繁重、人员紧缺等原因，一些应当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的内容未及时公开，使得当事人对执法的公正性存有疑虑等等。而且，抱怨法院办案的不止是当事人和公众，法官与律师之间的矛盾也愈发激烈，有的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然而法官们很多时候却还自我感觉良好。对于前几年发生的伤害法官事件，较多的法官除了把受害法官当作完全的受害者，对当事人进行谴责以及对部分幸灾乐祸的公众表达不满之外，并没有反思自身在处理日常案件时，是否有做得不妥之处，是否有些做法正可能是引起当事人报复的引燃点。也正是由于少部分法官至公信力于不顾，滥用职权，使得部分公众对法院愈发失望，这也正是每每出现这些伤害事件时，总有些网友认为是法官办案不力，滥用职权才遭到当事人报复。而当事人采取这样一种激进的做法，往往不单纯仅是因为判决对自己不利而丧失理智，更多时候是当事人认为法官徇私枉法，收受钱财使得自己败诉，才会如此愤怒以致悲剧的发生。

二、司法审判制度的不完善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公司司法解散的法理学基础——法的基本价值；公司司法解散的民法理论基础；公司司法解散的公司法理论基础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法院根据股东的请求而强制解散公司叫做公司司法解散、正义的理念、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正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安全的理念、人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是指人依据权，为委托人处理事务并由委托人承担该行为法律后果的制度、商事公司中会产生三大问题、权利救济理论、股权是股东与公司相互联系的纽带、股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应受法律保护、公司契约理论、经济分析法学把公司视为一个“合同柬”、股东都享有期待权，有权期待公司的人格以及特定的经营特征保持一种持续性、公司制度的价值、公司制度是推动市场经济进步的原动力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员会第十八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固公司法》，这一法律的重大突破在于明文规定了公司司法解散的情形。套司司法解散是一种股东权利的救济制度。体现了司法权力对套司解散的介入。本文从法理学、民法以及公司法等多个角度，论述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设立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公司司法解散理论基础法的基本价值

公司解散是指已经成立的公司因发生公司章程规定的事由、股东会决议或法律规定的除破产外的事由而停止经营活动，并进行清算的状态和步骤。其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时，法院根据股东的请求而强制解散公司叫做公司司法解散。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设计，都必须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做铺垫，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也不例外。以下将从法理学、民法以及公司法等多个角度论述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设立的理论基础。

一、公司司法解散的法理学基础——法的基本价值

在我国，证券交易所由所在地市的人民政府管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证券交易所的管理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和解散

设立证券交易所，由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审核，报国务院批准。在实践中，申请设立证券交易所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提交下列文件：申请书；章程和主要业务规则草案；拟加入委员会名单；理事会候选人名单及简历；场地、设备及资金情况说明；拟任用管理人员的情况说明；等等。其中，证券交易所章程的事项主要有：设立目的；名称；主要办公及交易场所和设施所在地，职能范围；会员资格和加入、退出程序；会员的权力和义务；对会员的纪律处分；组织机构及其职权；高级管理人员的产生、任免及其职责；资本和财务事项；解散的条件和程序；等等。

如果证券交易所出现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由会员决议解散的，经国务院管理委员会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批准解散。如果证券交易所有严重违法行为，则由国务院管理委员会作出解散决定，报国务院批准解散。

2.证券交易所的职责

证券交易所应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提供便利条件从而保证股票交易的正常运行。证券交易所的职责主要包括：提供股票交易的场所和设施；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审核批准股票的上市申请；组织、监督股票交易活动；提供和管理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时场信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