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范文10篇

[摘要]设计所具备的商业品牌营销特性、美学理论及科技手段，能够有效帮助乡村产业发展从单一的基础农产品生产和供给为主导，转向既重视农产品的生产供给，同时又注重农业多功能的产业化和乡村价值的深度开发，对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内涵中的做优农产品、做强农创产品、做活乡村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乡村振兴；设计；实践

一、乡村振兴战略与艺术设计学科发展互为机遇

设计介入乡村振兴是时代要求也是设计学科凝练出特色的重要机遇。发展目标的设定为设计学科与乡村建设发展的逐步成熟提供了基础，设计的成熟是指设计始终坚持以“为人民而设计”的初心为核心；乡村的成熟是乡村看到了设计的价值和力量，借助设计的力量，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可能更为顺畅，设计与乡村两个概念在时代背景下彼此相互认识到协同发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设计与乡村两者互为平台互为机遇。新时代赋予了乡村建设新的可能，而设计与乡村的疏离，说明了设计与乡村的双重落后。对设计而言，乡村是巨大的空间与市场，蕴含着丰富的可能性；对于乡村，设计具备的跨学科综合属性是优化乡村资源、改善乡村现状，甚至迎来乡村脱胎换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设计学科为乡村与城市建立桥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依靠设计创意对乡村固有的自然和文化资源进行利用、开发、包装，转化为城市居民所需要的“产品、服务及体验活动”等，在满足城市居民文化创意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乡村地区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需要，更能促进在城乡融合中实现乡村振兴。

二、设计助力乡村振兴的突破点

设计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产业的振兴绝不是接受城市淘汰产能的转移，而是发展一批根植于地方产业特色的“家庭工厂、手工作坊以及乡村车间”。以陕西铜川陈炉古镇为例，陈炉古镇以耀州瓷的生产销售为主要商品，目前存在产品创新力缺失、产品与现代生活方式关联性不强、手艺传承人创新能力不足的弱点，而设计所具备的跨学科特点可以有效整合乡村的一、二、三产业，将乡村物产与手工艺传统关联，从艺术的角度重新审视传统手工艺、用营销的理论分析重塑传统手工艺产品创作方向，寻找传统手艺品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物质及文化需求的关联，进而创作出既有“情怀”又有多用途更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或文化服务，最终形成品牌效应。以陈炉古镇耀州瓷的包装图案创作为例（见图1），在设计构思上，运用正负形的图形创意，组合了三个“虎”的造型，将“虎年”“虎虎生威”“虎头虎脑”的概念呈现出来；在呈现形式上，运用重复构成的形式，增强视觉冲击力；在色彩选择上，选用红色为主色调，迎合“春节”“喜庆”“鸿运”的情感关联；在功能创新上，外包装纸可以通过虚线处的剪切得到“福”字窗花，凸显产品的趣味性，增强了消费者对产品及产地的文化认知。这种运用设计视角及手段对传统手工艺元素在产品的外包装上创作应用，一方面达到保护产品的包装目的；另一方面将包装作为工艺品来装点人们的生活和促进传统工艺再次活化，通过设计的实用功能特性，拉近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方式的距离。设计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深入挖掘乡村传统文化，以孝道、勤劳、坚韧、乐善等为基础建立起乡村文化的价值系统，在实践与研究中计划应用设计手段开发以乡村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旅体验产品，通过围绕主题式的活动，体验特有手工艺劳动中的匠心、坚韧、勤劳；体味劳动中的尊重、协作，使文化感悟在活动中传承与发展；注重乡村习俗的研究，习俗是一代代人坚守的规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面。设计的介入需要对其进行生产性保护，一方面能使好的习俗得到传承，树立特色乡村精神内核；另一方面为不断深入开发文旅体验产品提供内容。设计助力乡村风貌建设。设计所具备的视觉化特性使设计介入乡村风貌建设成为有效途径。具体的实践中首先要深度调研分析，理清乡村特色，设计实践中以建设具有典型特色、富有竞争力、能够差异化生存的特色乡村为目标，避免“城市化”与“雷同化”倾向，力求注重保护的基础上留住乡愁为设计目标，将文化作为一种符号应用到乡村风貌的视觉导视、景观元素、空间布局中。在建设中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乡村，而不是伪装的城市。

摘要：观念艺术在审美特征和思想表达上对现代陶艺创作的影响不容忽视。审视现代陶艺中的时间主题，并分别从观念艺术的概念及其思想基础、历史语境等方面展开论述。结合国内外的艺术作品，阐释了现代陶艺的精神承载和独特的审美品质。

关键词：观念艺术；现代陶艺；时间

在后现代艺术的门类里，观念艺术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艺术的探索性、革新性和深刻性都对其他艺术形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就包括现代陶艺。关于观念艺术，艺术评论家岛子在《后现代主义艺术系谱》中对其概念进行界定：“观念艺术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期间，蓄意以社会文化作为题材，运用非艺术媒介扩大艺术感知、语义和表达的空间，对博物馆、美术馆所主导的现代主义精英美学原则疏离和抗逆，催发同时期诸多艺术创作明显地产生变异。”[1]由此可见，艺术家将社会文化作为观照的对象，将各种不同的艺术样式、材料、技巧等融汇于一起，不断扩大艺术表达的空间。因此，观念艺术引发了艺术创作的变化，现代陶艺远离实用性质的追求，开始对形式语言以及表达内容进行革新和探索。陶艺家们置身于开放多元和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对观念介入陶瓷材料的创作进行思考。

一、观念艺术的思想基础和审美特征

发端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观念艺术是在后现代主义艺术大背景下登上艺术舞台的，其思想和哲学基础都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社会基础不同。现代主义孕育于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的时期，伴随着一系列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理性的思考取代狂热，也就是以科学性取代艺术性，所以被称为“机械时代的设计美学”。在新技术、新材料层出不穷的机械时代，人们摒弃传统观念，崇尚理性，忽视人的情感。然而，后现代主义正是对这种理性的冷漠的批判，“是强调了人性的多面性，强调了人性除理性以外的非理性方面，使人的自由解放，达到现代性所未能达到的彻底实现的地步”[2]。这并不能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割裂开来，很显然，后现代主义孕育于“现代性”之内，也是“现代性”的一种延续。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批判性的超越，反对现代主义把艺术、审美同日常生活的割裂，而主张与日常生活的融合。观念艺术（IdeaArt）的美学特征正是以后现代主义的感性和批判为其特征。在现代主义视觉艺术发展到后期，岛子阐述思想观念演化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中，出现弃绝审美过程的非表现——概念主义。观念艺术由概念艺术转化而来，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增补和修正，主要表现为：对传统审美范畴的超越、抛弃艺术自身的孤立性、不再与日常生活分离、模糊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就创作主体而言，艺术家由关注形式转向表达思想，艺术家的文化意识凸显，关注社会现实；“精英艺术和平民艺术在等级上的区别被颠覆”[3]；在艺术媒介中，大众传播媒介被广泛应用，艺术媒材和各种材料融汇。观念艺术成为个人对自我感觉的表达，不守规则和突破边界，艺术形式的范围被拓宽，无论何种材料、现成品（pick-up）、行为、观念都有可能成为艺术。这不仅解释了观念艺术的本质特点，也揭示了观念艺术对现代陶艺介入后呈现出的新的表达方式和解读角度，皆可在陶艺艺术家的艺术尝试中一窥而得。

二、现代陶艺的概念界定和特点

综合评价干部一直是干部考察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日前，中组部颁布了《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为全面准确综合考察评价干部提供了可操作的依据。我们在结合**实际的基础上，试行“介入式”考察办法，使我县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更加完善、科学。

主要做法

“全程介入式”。对干部的经济工作实绩考察实行“全程介入式”，组织部派专人直接参加经济工作目标考核，采取季度跟踪督查、年中实地察看、年底综合考核的方法，全程考察干部在发展经济工作中的实绩。特别把干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作为跟踪考察的着力点，从干部开始搜集信息起，就对其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查、考核，建立项目发展档案，从中掌握干部在项目的签约、落地、建设、达产达效工作中的协调能力和服务水平。

“重点介入式”。对新农村建设工作实绩的考察实行“重点介入式”，以县委提出的“组织管理体系、富民促进体系、文化教育体系、新村建设体系、服务保障体系”五个体系的建设为重点，通过自下而上基层测评和自上而下目标考核相结合的“双向考核”方法，综合考察干部致富百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绩。

“听证介入式”。对发展社会事业的工作实绩考察实行“听证介入式”，在落实事关民生的重大决策过程中，定期组织群众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方面代表进行听证，运用调查问卷、个别走访、集体座谈等形式了解民意，测评群众对干部工作的满意度，分析评定干部的工作实绩。

“环节介入式”。对社会稳定工作的实绩考察实行“环节介入式”，从事前预防、事中化解、事后处置三个环节入手，考察干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傍名牌”并非一切仿冒、克隆“名牌”违法行为的泛指，而有其特定内涵即一定形式的非法商标商号化使用，特指境内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我国与外国及地区登记注册法律制度的差异，将企业的知名注册商标到境外（主要到香港）注册成公司，然后回到境内直接生产销售同类产品，或以“授权生产”、“委托加工”、“监制”等形式，许可他人在同类产品上使用其在境外注册的企业名称，引起消费者误认误购，造成市场混淆的行为。[1]目前，法院对“傍名牌”一般作为商标侵权案件处理，对“傍名牌”者的处罚也限于责令停产停售、赔偿损失、赔礼道歉；而对“被傍”企业要求“傍名牌”者停止在其企业名称中使用所傍“名牌”字样的诉讼请求则出于诸种原因只能驳回。

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年12月12日审结的浙江“报喜鸟”诉香港“报喜鸟”一案为例。[2]本案中被告黄锦楼、黄小琴在香港注册和报喜鸟集团驰名商品“报喜鸟”服饰同名的“香港报喜鸟股份有限公司”，再授权浙江乐清大东方制衣有限公司生产、销售香港报喜鸟公司的注册商标为“德派”的西服，在西服的外套、商标吊扣、商标挂牌上标印，突出“香港报喜鸟”字样，并在各地开设“香港报喜鸟”专卖店销售“德派”西服。此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最终判决香港报喜鸟公司立即停止授权大东方公司使用其企业名称；大东方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标有“报喜鸟”文字的服装及授权他人开设香港报喜鸟“德派”西服专卖店，并销毁其库存的香港报喜鸟“德派”西服；香港报喜鸟公司和大东方公司向原告报喜鸟集团赔偿损失并登报道歉。驳回原告要求被告香港报喜鸟公司停止在企业名称中使用“报喜鸟”字号的诉讼请求。

“治标不治本、斩草不除根”的司法处理现状使大量同类“傍名牌”案件反复出现。[3]由“被傍”企业按民事诉讼程序对“傍名牌”者提出侵权之诉要求赔偿，法院“不告不理”；或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获一起处理一起，打击效果都很成问题。侵权方实施侵权行为需要负担的侵权风险远低于侵权收益，成为“傍名牌”行为屡禁不绝的根源。要刹住“傍名牌”歪风，应对的思路主要是以下两条：一是加强我国大陆和境外其他地区（主要是香港）在商标和商号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在出现商标被盗用情况下通过区域协调和司法合作取消“傍名牌”者的合法企业名称使用权。这是一个需要假以时日以待完善的过程；二是必要情况下的刑法介入，对“傍名牌”者施以刑事制裁。本文主要就第二点对策的合理性及可行性展开论证。

一、“傍名牌”刑法介入的现实依据

持“傍名牌”行为不构成犯罪者的主要理由是刑法应该慎用，刑法没有必要介入本应由民商、行政法律调整的经济领域。但他们对以下的行为似乎熟视无睹：“傍名牌”打假天天打，却越打越多。[4]这只能说明其他法律对规制此类行为确已无能为力，而如果此时作为最后防线的刑法不挺身而出，对“傍名牌”者打击“皮痛肉不痛”的处理现状不加改变，此种侵权行为将无法遏制。刑法介入“傍名牌”行为，根据在于该行为已严重侵害社会利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因而具有刑法可罚性。刑法介入“傍名牌”行为基于以下四点理由：

（一）“傍名牌”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是刑法介入的根本依据。首先，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名牌所有者的合法权利。一个企业创名牌，短则数年长则需数十年之功，而一旦被假冒、仿冒，则极可能短期内品牌被搞垮，市场被挤占，数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其次，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傍名牌”产品易出现质量问题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而消费者却索赔无门，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再次，这一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整体上对公平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危害。

摘要：公共艺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城市、一个乡村魅力的体现，好的艺术会和人对话，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从大环境来说，中国的国民素质和文化水平大大提高，我们需要新的形式来满足大众需求；从国情来看，国家开始重视乡村文化的发展。根据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从各种情况分析，公共艺术介入乡村是大势所趋。现从公共艺术带来的乡村魅力、中国的国情以及国内外的成功案例分析公共艺术在中国的可实施性。

关键词：公共艺术；乡村；经济；文化

1公共艺术介入乡村的必要性———中国国情

公共艺术，简单来说就是公共的艺术，面向公众的艺术，有公众参与欣赏的艺术。公共艺术是一种新兴的当代艺术形式，并无清晰定义和固定模式，对乡村来说，它可能会改变乡村风貌，还原缺失的乡村文化，重塑乡村美丽。中国乡村———至今仍是中国5亿多人口的常住地，然而国家在“十一五”之前生态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城市，主要针对城市居民，现如今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且形成了成熟的公共艺术，有着完备的公共艺术设施。而乡村的生态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起步相对较晚，虽然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城镇化的实施使乡村居民的钱袋子鼓了，居住的条件明显改观，但是精神文明建设依旧十分薄弱，乡村地区几乎没有公共艺术介入，甚至公共艺术设施也严重不足。早在2013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同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努力建设美丽乡村”的战略，各级政府将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投向美丽乡村建设，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这些年来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有些乡村的美丽乡村工程只是停留在“搞搞清洁卫生，改变农村环境”的低层次上，重建设轻规划，忽略了“内在美”，同质化建设十分严重，整体风貌并未有较大提升；没有做到中央要求的“四美”，也没有体现出一村一业，一村一品，一村一景。所以，早些年的美丽乡村等工程并没有使大部分的乡村地区得以全面建设、“软、硬件”齐全。也因此，目前除少数城市边缘的乡村地区、少许前卫的村落、旅游区的沿线村落或高档的民俗酒店附近外，大部分农村地区基础性公共艺术设施依旧缺乏，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地区，几乎为零。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深化，美丽乡村等政策的深入推进，国家开始更加重视乡村建设发展，尤其是精神文明层面的建设，目前，国家不仅倡导基于乡村“硬件”层面的重建改造，也急需就乡村的“软件”层面进行文化建设。

2公共艺术在乡村空间的设计表达

日本越后妻有，可以说是日本交通最闭塞的地方，长久以来保留着日本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随着日本城市化进程发展，人口借着教育和工作逐渐向城市转移，这里逐渐变得人口稀少，老龄化现象严重，因青壮年人的离开而导致农耕的逐渐荒废。本村人的生活生产衰退，山村的原始风景也将被遗忘，同期日本大批乡村的情况跟越后妻有一样，跟现在中国乡村一模一样。为了恢复乡村的生机，保留、传承、发展地域文化。北川富朗决定重振乡村，它集合了政府、社会人士的投资以及名人效应，召集各地知名艺术家来对乡村进行公共艺术的创作，坚持采用记忆性原则和互动性原则，唤起了人们对乡土故园的尊敬以及对劳动者的尊重，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艺术审美。2000年开始，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每3年举办1次，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准最高、影响力最广泛的国际性户外艺术节。通过鼓励艺术家进入社区，融合当地环境，与农村里的老人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义工，创造出数百件与大自然及社区共生的艺术作品。许多废旧的教室与空屋也成为设计师的改造和创作，唤起人们对不在场的学生、老师的追忆，非常具有仪式感。每届艺术祭都会留下一些优秀且易于保存的作品，成为当地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多作品非常巧妙地与自然融为一体。公共艺术的介入使原本逐渐衰颓老化的农业地区，通过艺术和文化带来超过35亿日元的经济效益。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是日本政府试图振兴地方产业的一项意外成果，使原始的乡村风景通过大地艺术节重塑。目前，“北川富朗模式”的艺术节已经成为日本振兴乡村的成功典范。由此催生瀬户内国际艺术节、北阿尔卑斯国际艺术节、奥能登国际艺术节、中房总国际艺术节……成为振兴乡村、发展旅游的利器。

摘要:病毒肺炎暴发期间，介入导管室作为医院内部多个临床科室的“桥梁”和“纽带”，既是科学防控的关键部门，也是抢救急危重症患者、挽救患者生命的重要科室。导管室涉及医、技、护等多岗位的工作协调，承担着血管造影机等多种医疗设备的保养和维护。因此，为科学防控疫情、提高医、技、护人员的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避免院内交叉感染，展现现代导管室的综合救治能力，我们在此对介入导管室疫情期间的管理提出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关键词:病毒肺炎；导管室；安全；介入治疗

2020年1月以来，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在湖北武汉地区呈现集中暴发，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目前全国已有7万余例确诊病例，2千余例患者死亡[1-2]。现已明确，COVID-19主要经呼吸道和飞沫传播，其传染性强、毒性大，人群普遍易感，已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护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3]。此时正值心血管疾病高发时期，这对心血管诊疗工作提出了一定挑战。中国医师协会的《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胸痛中心常态化运行流程专家共识》[4]指出，对疑似或确诊为COVID-19感染者且合并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患者，无溶栓禁忌证者优先选择溶栓治疗；但对于有溶栓禁忌证的高危患者，则应在评估感控风险与获益后进行介入治疗。导管室是完成介入治疗的重要环节和部门，同时也是医院感染控制的重点科室，具有手术类型范围广、人员流动大、相对密闭、医务人员与患者接触较为密切等特点，且多不具备呼吸道传染病专业防护条件，如何在疫情期间安全有序地开展介入导管室工作，成为目前医院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5-6]。为在防疫期间更加安全、规范、有效地开展介入导管室工作，专家组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机构内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一版)》[7]及有关资料[8-12]，提出介入导管室在COVID-19期间的防控策略与建议，以期能够更好地保护医务工作者、患者及家属，在完成介入治疗的同时，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疫情蔓延。

1秉承“集中人员、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加强疫情期间介入导管室的管理

（1）COVID-19疫情防控期间，建议各医院的介入导管室结合各自情况，制定疫情时期急救快速反应的工作预案。特别是存在独立介入导管室的医院，因牵涉医、技、护的管理，更需要配合院感及医务部门及时与临床科室沟通，可以根据各自医院情况建立介入手术防护执行清单，将涉及的各部门工作以表格形式执行、监督，做好相关防控工作。（2）对承担胸痛中心、脑卒中中心[13]任务的介入导管室，疫情期间也仍然会实施心脏或脑血管急诊介入手术，需提前做好预案。对于COVID-19确诊（疑似）患者，原则上需要在负压导管室或可在一定程度做到物理隔离的导管室施行手术；对于非COVID-19患者的急诊或择期手术，对导管室无硬性要求，但需保障严格的消毒措施。（3）各医院要加强精细化管理，通过测算各临床科室介入患者的手术需求，对可调用的医疗资源及时进行合理分配和调整，保证现有医疗资源最大化地进行有效利用，可以分区域、分批次、分防护等级逐渐开放各个导管室。尽可能保护科室所有工作人员、患者和家属的安全。

2科学防控，规范疫情期间介入导管室的使用和维护

摘要：探讨刑法的功能特点与金融探索的关系，提出为保障金融探索者的积极性和创新成果，刑法在适用上需要调整并保持必要克制的观点。指出刑法对于金融探索的宽容不是无节制、无限度的，更不意味着放弃惩罚犯罪；必须坚持维护社会秩序原则的底线，精准定位刑法介入金融探索的临界点，实现惩戒犯罪与鼓励创新之间的平衡。关

关键词：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探索；刑法介入；临界

面对我国全面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和发展的新形势，刑法能否在发挥保障金融秩序作用的同时，积极引导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创新行为在法律框架内健康发展，是刑法学者需要重点研究的全新课题［1］。

一、刑法的功能特点与金融探索

金融探索是改变既有的行为方式和经营模式，探寻符合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制度、业务、组织，构建便捷、高效、安全的金融发展秩序，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撑的创新行为。刑法对于既有社会秩序具有很好的维护功能，对破坏和违反秩序的行为具有极强的打击能力，但刑法的功能和特点是否有助于特定环境下金融探索的实施，却是一个值得商讨的话题。1．刑法执行的刚性与金融探索空间的边界我国的刑事诉讼采用国家公诉的形式，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除了极少数自诉案件外，其他触犯刑法的行为，司法机关都必须强制启动刑事程序，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责任，具有极强的刚性特点。金融探索需要对现有秩序进行某种程度的突破，保护现有秩序恰好又是刑法的基本功能。需求与功能的对立可能会导致冲突。金融探索者必须掌握好创新的幅度，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僭越刑法边界而跨入犯罪的范畴。2．刑法的威慑性与金融探索者的积极性预防犯罪是刑法的一项重要功能，通过对现行犯惩处的示范效应而实现。法律的体系性决定了现行刑法是与其他部门法相互协调的。具体而言，符合金融法律规范的行为就是刑法所要保护的行为，违反金融法律法规的行为就是刑法打击的对象。刑罚的适用代表了国家对于该种行为的否定评价和零容忍。金融探索是要摸索新的制度、业务、组织，以提高金融活动的运行效率，探索者在经受市场不确定性考验的同时，如何面对刑法带来的法律风险，会直接增加探索者抉择的难度［2］。3．刑法的及时性与金融探索效果的滞后性及时性原则是指刑事诉讼有明确的诉讼期间规定，要求司法机关必须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各阶段的诉讼任务。恪守诉讼期限的规定有利于敦促司法机关尽快完成诉讼工作，及时作出判决，继而维护刑法的权威。但刑法及时性原则所侧重的时效性与金融探索成果评价的时效性并不完全吻合。金融探索的成效和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往往不是即刻就能够显现或为人们所认知和理解。刑法的及时性看中的是某一行为的即时性效果，并会据此评价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就难免会因为“短视”而产生误判，现实中就必然会导致许多创新行为在其真正效力还未体现出来之前就被定性为犯罪。这对金融探索的开展有所不利。

二、刑法针对金融探索的必要调整

提前打响的美国总统选战，没有哲学与主义的辩论，只有事实的披露和竞选策略的较量。候选人克里在发出“我们必须继续给予重击”的号令后，又攻击共和党人是“我所见过的最狡猾的撒谎者”。

白宫则要求政府官员必须睁大眼睛，寻找机会把总统形象塑造得更加高大。布什的一个助选广告中，有原世贸中心的断壁残垣以及消防队员抬着一副盖有美国国旗的棺木等画面，以显示布什在面对美国经济衰退、恐怖袭击等重大事件中所展现的领导能力，但很快遭到九一一事件受害者的起诉和的嘲讽。

伊拉克费卢杰的流血冲突，情报丑闻的进一步恶化，都迫使布什把“建设性的保守主义”或者“反恐哲学”抛在脑后。不管有心还是无意，他这回不得不师从小兄弟布莱尔。英国首相布莱尔向唐宁街冲刺时，打出的是“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而在后来的连任竞选中，则闭口不谈这一政治观，拿出的全是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

其实，政治哲学和主义早被局限在书斋里，比如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作者）和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作者）。而在现实政治中，梳理清楚事实和找到具体对策，才是政治家们的优先考虑。为实现权力欲望，他们可能像布莱尔一样用理论来化妆自己，但在掌权的一刹那就会立即卸妆。英国《卫报》说，没有哲学的政治值得赞赏，而不应该被蔑视，因为“没有哲学介入就没有政治传染病”。

哲学不应被现实化

有哲学和主义的政治是危险的。哲学是学术，意味着“并不真的存在”，主义则是不能超越的宿命论。曼彻斯特大学教授伊格莱顿（terryeagleton）说：“政治一旦成为‘哲学的’，则说明你无事可为。因为哲学不反映现实，只是一种学理上的观点。”那种贩卖主义和哲学的政治家，往往得不到选民的青睐，因为选民看到的是政策带来的实惠，而不关心“智力上的光芒”。

社会学家卡斯特认为，社会的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间、组织之间，透过网络沟通而更加频繁地互动起来，从而形成已初具雏形的网络化社会（NetworkSociety）。进而卡斯特用“流动空间（spaceofflows）”这一概念具体阐释了网络社会空间在结构上的变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流动的空间大受青睐，因为重要的活动都在这里展开，CBD、高速公路、机场、电子传播都属于这种空间……”。①

网络社会代表着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网络社会实际上也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人们在“互联网”这一公共空间展开各种行为活动，透过网络沟通而更加频繁地互动起来，深度和广度显著加深扩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互联网的崛起为人类的信息和知识活动形塑了一个新的场域，这是一个以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并存为基本特征的信息和知识场域，正日益广泛而深刻地重塑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权力关系。

1.互联网促进公民自我授权、参与社会实践

（1）互联网改善个体获取和信息的权力

在社会学的视野中，媒介的选择和使用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的扩散现象，更是一种被社会结构、社会实践塑型的结果。②

“（在孩子丢失报警无果的情况下）我想到了网络，我立即找了个网吧，在百度搜索了“拐卖儿童”，立即出现了一个标题——“宝贝回家寻子网”，我立即点击进入了网站”。（彭高峰，寻子日记）在这一事件中，彭在求助派出所无果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网络，他的起意是突破信息受地域的“空间局限”，扩大搜索范围。在多方寻找无果，而媒体的关注焦点由于受特定社会职能左右，不可能对同一事件进行持续性报道的情况下，彭更加坚定了通过博客和论坛自己的寻子历程的决心，此时他突破的则是信息的“时间局限”。他在天涯的帖子点击量超过30万，回复达到3000多条，影响力不亚于一家发行全国且永远报道同一主题的报纸。

第三者介入引起的离婚，历来是人民法院处理婚姻案件中碰到困难较高的问题。这类案件的审理，往往引起公众关注。近年来，因第三者介入引起的离婚案件有上升趋势，需要我们去探索，正确处理。

一、什么是第三者介入

所谓第三者介入是指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进行姘居，通奸造成他人婚姻家庭关系恶化的行为。从审判实践来看，构成第三者介入应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行为人〈即第三者〉主观方面存在着故意。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方面衡量，必须是已经知道对方男女有配偶，仍插入其间，充当他人夫妻间的“第三者”。因而，从第三者的主观恶性看，有两种情况：（1）有故意挑拨他人夫妻感情之动机，促使对方离异而与其成婚之目的；（2）有仅图寻求新欢，玩弄异性，找精神刺激的。后一种情况的人，并无与对方结合之目的，一般情况下，第三者和过错者之间并不公开表明自己的主观意图，但总是相互默契配合的，带来了他们之间违法关系的隐蔽性和长期性。

2、第三者客观方面有越轨行为。凡第三者介入，都必须是与有配偶的一方保持着不正当关系。相互间存在着事实上的“恋情”有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甚至违法的行为。如接吻、拥抱、通奸、姘居、冒充夫妻关系外出游玩等等。当他们这种违法关系保持时间较长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行为放任，不计后果，公开或者公开来往。

3、第三者介入行为已造成明显后果。由于第三者的介入，将会造成他人夫妻感情的恶化，以致家庭关系破裂。第三者介入如果处理不及时，还可能酿成严重后果，对家庭对社会危害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