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程序范文10篇

WTO争端解决程序主要规定在《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其适用范围是该谅解第1条的规定。[1]

一、本谅解的适用范围

本谅解适用于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按照附录1所列适用协定[2]中的磋商和争端解决规定而提起的争端。每个适用协定都有磋商和争端解决的规定，适用于有关本协定项下权利义务的争端。例如，《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第7条第1款规定，如果一成员认为另一成员的补贴措施对其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就可要求进行磋商。第7条和第30条还对双方的争端解决问题作出了规定。因此，根据这些规定提起的争端，应当适用本谅解。[3]

第二种情况是成员之间就《WTO协定》和本谅解中的权利和义务的争端而进行的磋商和争端解决。附录1所列适用协定包括了《WTO协定》和本谅解本身，但《WTO协定》中涉及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却没有关于磋商和争端解决的规定；本谅解也涉及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但并没有对这些权利和义务规定磋商和争端解决程序。因此，关于这两个协定中权利和义务的磋商和争端解决，也适用本谅解规定。

与其它具体协定相比，《WTO协定》和本谅解属于成员总的权利和义务，常常体现在其它具体协定中，因此这种磋商和争端解决可以单独进行，但也可以与其它适用协定结合进行。[4]

摘要：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争端解决机制自成立以来，距离至今已受理争端400余起，成为目前世界上最有效的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之一。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举证责任规则极为重要。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以实证方法为特色对我国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举证责任规则提出建议与看法。

关键词：WTO争端解决机制；初步事实；举证责任规则

一、我国利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举证责任规则问题

（一）我国作为申诉方利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举证责任规则问题

就投诉而言，目前为止我国共提出过三件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投诉。第一件是2002年3月22日，我国与其他7个WTO成员同时就美国钢铁产品的保障措施提出了投诉，该案成为我国在WTO投诉的第一案。第二件是2007年9月14日，我国就美国商务部对从我国进口的铜版纸同时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初步裁决提出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第三件是2008年9月19日，我国对美国对我国某些产品征收最终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裁决提出磋商请求，再一次主动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是我国在WTO的第一案，是我国成为WTO成员后第一次行使其成员的合法权利，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争议，合法保护自己贸易利益的成功实践。该案对WTO多边贸易体制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欧盟对该案有如此评价：“美国对钢铁采取的限制措施，是有史以来WTO成员所采取的经济上最具扰乱性的紧急保障措施，对几十亿美元的贸易和很多国家产生了影响。”同时，这个案件标志着中国未来解决与其他WTO成员的争议，多了一条稳定、可预见的途径。

本案中所运用的举证责任规则与前文从WTO案例中总结归纳出的规则是一致的，那么我国作为申诉方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责任规则注意哪些问题呢论文？

一、国际通用顶级域名的范围和管理机构

通用顶级域名包括以.com，.net，.org结尾的常用域名，还包括以.biz（已经运行），.name（已经运行），.aero（尚未运行），.museum（尚未运行），.info（尚未运行），.pro（尚未运行）和.coop（尚未运行）结尾的新的通用顶级域名。

目前国际通用顶级域名的管理机构是1998年根据美国商业部制定的白皮书成立，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的互联网名称和数码分配公司(TheInternetCorporationforAssignedNamesandNumbers，以下简称ICANN)。

凡认为国际通用顶级域名持有人注册的域名侵犯了其在先商标专用权的当事人，可以直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也可以按照相关规则的规定向域名争议解决机构进行投诉，以解决其相关域名争议。

二、国际通用顶级域名争议解决程序（以下简称“争议解决程序”）的产生、适用规则。

随着互联网络的有效利用，因域名的注册和使用而产生的争议不断增多。建立快速、可靠、高效的域名争议解决机制，是网络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ICANN授权争议解决机构根据其颁布的相应政策和规则来解决通用顶级域名争议，争议解决机构所作裁决由域名注册商按照规定条件负责执行，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统一域名纠纷处理机制。

一、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理论基础

(一)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基本概念要想论述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理论，必须首先对其基本概念作划分：民事公诉权、民事诉讼监督权。民事公诉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对特定范围内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基于国家授权或法律的规定，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违法行为者的民事法律责任，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制度。民事公诉与其他民事诉讼相比，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主题的特定性。普通民事诉讼的主体，大都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特定人。民事公诉则是检察机关作为一个特殊的法定主体提起的民事诉讼。第二，身份的特定性。第三，争议的特定性，检察机关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提起民事诉讼时，才构成民事公诉。第四，案件类型的特定性，一般为社会影响大、涉及面广的案件。

而关于民事诉讼监督权，应当是公权力对审判权力的监督，是制度对制度的监督。而当事人申请再审权是一种救济制度，法院自行再审则是属于内部的制约，两者都有其局限性和不足。民事诉讼法律监督仅仅是民事检察权的内容之一。其属性是检察机关依法享有的一项法律监督职权。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检察监督是基于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这一基本属性而决定的，是依照宪法规定所应该享有的一项法律监督职权。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主体是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开展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一方面，它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下展开工作，另一方面，只有它才能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二)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功能及目的民事诉讼法律监督制度通过对法院审理、裁判、执行行为的诉讼监督，发挥了制度的组织效应和协调效应。首先，它具有平衡主体之问冲突的功能。裁判的不公，不仅导致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还会使法院陷入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之中，异化为三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民事诉讼法律监督制度通过法定监督方式监督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化解了三方主体的利益冲突僵局，有利于矛盾的及时解决。其次，它以权力救济权利，以权力监督权力，不仪使当事人之问受损的司法程序得到恢复，而且使错误裁判导致的司法程序紊乱得以梳理，进而恢复正常的裁判程序，使当事人背后的社区、团体、第三人等关联人之间的受损程序得到修复。第三，创建制度规范。民事诉讼法律监督程序从无到有，从内部的一些规范性文件演变为得到立法者、执法者和多数学者赞同的制度，体现出制度形成的旺盛生命力。第四，民事诉讼法律监督制度具有有序分配资源的功能。它通过对错误裁判与违法执行的纠正，控制、调整进而节省了司法、诉讼、社会资源。

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从法的运行过程考察，法律监督是法的运行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是保证法实现的贯穿性机制和维护法的统一、权威和尊严的保证性机制。”在民事诉讼中通过民事诉讼法律监督活动，维护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统一、正确实施。在这一方面，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目的是一致的。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维护民事诉讼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还包括维护民事实体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两者不可偏废。第二，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上述目的的实现主要是依靠}葛擦机关对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活动是否合法依法监督而完成的。

二、民事诉讼法律监督程序的立法缺陷

随着各国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间缔结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尽管各国有着相似的财政目标，但当他们把缔结的税收协定适用于具体问题时，却常常产生极为不同的结果。对于这种因税收协定的解释和适用引发的争议，传统的方法是通过当事国之间的相互协商程序来解决，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相互协商程序固有的一些弊端以及国际双重征税带来的扭曲性后果，转而寻求仲裁方法解决他们之间的税收争议。但是，就现阶段而言，仲裁程序也并非一个完善和可以信赖的程序。

本文拟对相互协商程序和仲裁程序进行介绍和分析，分别指出其不足，并力图从中探求解决国际税收争议的国际法方法的发展趋势。

一、国际税收协定争议

多数情况下，国际税收争议源自于纳税人和其为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之间未决的国内税收争议。当一个纳税人认为缔约国一方或双方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不符合协定规定的征税，可能就会向其为居民的缔约国提出税收申诉，如果该国不能单方面使纳税人得到满意的解决，纳税人就会要求将争议移交国家之间处理，这样所引起的国际税收争议被称为间接的国际税收协定争议。间接的国际税收协定争议只有在接受申诉的国家认为申诉合理，并设法与另一缔约国进行相互协商时，才成为国家间的争端。相对而言，如果一个争议一开始就是国家间关于税收协定条款的解释、执行、适用等问题的争端，涉及的是广泛的不确定的纳税人群体，则被称为直接的国际税收协定争议。

国际税收协定争议相较于一般的国家间的争端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因为关于解释或适用税收协定产生的冲突可能发端于国内税收争议，也可能肇始于国家间税收利益分配的矛盾；大部分情况下，纳税人对于争议的解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不应被不合理地排除在争端解决程序之外；国际税收争议的解决方案往往通过缔约国一方或双方的征税或退税得以执行，执行的情况取决于国内的宪法和税法的有关规定。国际税收协定争议的这些特点决定了解决争议的程序也具有自己的特性。

二、相互协商程序

[摘要]与普通的民事案件处理机制相比，在解决劳动争议案件时，协商、调解、仲裁等纠纷解决方式日益受到解决机构的重视，这是由于劳动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表现在劳动关系主体之间的隶属性、双方之间地位悬殊等。通过诉讼方式处理劳动争议不仅效率低下、成本高昂，还容易激化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协商、调解、仲裁等能有效弥补这一缺憾。文章认为现阶段，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仍存在行政化色彩浓厚、程序和机制本身不完善、诉调衔接不顺畅等问题，这对整个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提出了变革要求。

[关键词]群体性劳动争议；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劳动争议解决方式

一、我国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现状

（一）劳动争议的特殊性。劳动争议是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关于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争议。劳动争议既有一般争议案件的共性，又有主体、内容等方面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该类型案件的当事人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一方面存在利益结合关系，另一方面在互相受益的过程中产生了矛盾与分歧，群体性劳动争议相较个体劳动争议的情况还要复杂，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同一个用人单位的多个劳动者对该用人单位提起的较为一致的权利请求。群体性劳动争议的固有特点多表现为主体的差异性和近年来呈现的增长趋势倍受社会关注。其固有特征首先表现在争议主体人数较多，单个劳动者难以构成群体性威胁；其次，劳动者一方的诉求相对一致，这与用人单位的经营状况或做出的政策决定等有关；最后，由于群体性劳动争议涉及人数较多，影响范围广，一旦发生恶性事件，将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的秩序动荡。从近年来纠纷数量来看，劳资矛盾持续发酵，这对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构建提出了要求。（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概念。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概念界定由几个要素组成，首先劳动法律法规构建起了适用框架，其次劳动纠纷处理机构负责协商解决，通过调解、仲裁、诉讼等手段和方式按照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组成了劳动纠纷处理程序、制度的统一整体。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方式有四种，即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6条、《劳动法》第77条、《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5条等规定强调了解决劳动纠纷时要充分尊重双方的协商、调解等不同路径选择的意愿，也明确了相应的优先级，既是为了提高纠纷解决效率，也是为了最终得到公正的处理结果。由此可见，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法律规定有其可取之处，首先，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种并行不悖的纠纷化解举措充分体现了立法者的分流意识，否则将陷入由法院事无巨细地应对纠纷的困境。其次，协商、调解方式尚缺乏具体的程序机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某些事项提供了适范，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如何就争议事项进行协商、调解，依据何种规范作出妥协让步，目前的法律规定并不完善，这可能导致协商、调解并未在当事人之间有效展开。最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47条对争议事项作了类型化处理，说明在司法实践中，经济纠纷、侵权事项是引发矛盾的常见原因，但扩大一裁终局的事由范围、诉调机制如何衔接，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救济举措等均为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二、当前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所面临的困境

（一）非诉机制。1.协商程序。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因劳动权利义务出现纠纷时，协商应作为首要解决方式。其实，协商谈判也是调解、仲裁、诉讼程序中的矛盾化解途径，因此要充分注重其基础作用。依靠双方当事人的共同协商意愿达成一致意见的弊端显而易见，首先，自愿即意味着相对弱化的强制力、约束力，这要求双方自主谈判、自觉履行，其对当事人的诚信品质提出了较高要求，妥协让步的平衡点也难以取舍把握，具体到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上，后者明显属于实力强大一方，用人单位能否考虑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在谈判过程中作出更多的让步，同时信守诺言、兑现承诺，目前尚未有相应的规范机制加以约束。其次，在集体协商的过程中，本应由工会代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进行集体谈判，但我国工会并不具有独立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地位和功能，①因而其难以代表劳动者来制衡企业。2.调解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了三类调解组织，在企业内部设立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在基层设置乡镇街道基层调解组织和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然而三类组织存在组成和调解程序上的局限性，难以保证结果的公平公正性和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企业代表和职工代表组成，从人员划分上，企业和职工已被分立为利益对峙的双方，不利于构建和谐关系，且调解委员会一一一一一一组建在企业内部，难以成为真正的第三方组织体，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对于后两类组织做出的调解结果，由于第三方机构在人力、资金和社会地位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其对企业产生多大程度的约束力，难以下定论。人民调解在矛盾化解中本应具有更优势的地位和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由于自身不足及在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其影响力始终受到抑制。一方面，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设立在较低的级别和区域，无力处理一些人数众多、对专业知识有较多要求的大规模纠纷，这与人民调解员的专业素养有关；另一方面，基层人民调解与其他调解机制尚未形成连接互动，使得人民调解组织在介入解决劳动纠纷时障碍重重。3.仲裁程序及诉调衔接。目前，仲裁程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独立性不强，仲裁机构的活动经费、人员等大都来源于当地同级政府的支持，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依附于政府的特性就决定了其本身所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权威性与公信力不足，导致在具体的纠纷争议解决中存在一裁两审的情况。以上海为例，不满意仲裁裁决而提起诉讼的比重约占60%左右。②仲裁纠纷解决机制与法院判决程序无法进行有效衔接，主要体现在仲裁裁决依据与法院判决依据不一致。仲裁机构的裁决依据既可以为法律也可以是行政法规、规章等，而法院的判决只能将行政法规、规章等作为一种参考或参照，仲裁功能无法有效发挥。我国在立法层面上所设置的解决劳动争议纠纷的仲裁前置程序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损耗，由于仲裁程序本身的不健全及与其他劳动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诉讼机制的衔接问题，劳动者的劳动争议纠纷想要经过诉讼途径解决必然需要经过仲裁，而仲裁本身的行政化色彩又过于浓厚，只有经过仲裁后才可以提起诉讼，而劳动者想要获得程序保障必然需要等待漫长的诉讼周期，当然这可以让劳动者的权益获得保障，但却损害了法律的效率原则。（二）诉讼机制。诉讼程序作为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劳动争议纠纷解决的终局性程序。诉讼程序代表着公平公正，但目前我国对于劳动关系的重视程度不足，主要体现在我国多将劳动争议作为一般的民事案件处理。在诉讼程序上存在的问题是未设立专门的诉讼程序对其进行规制，特别是适用于群体性劳动争议特点的规范缺乏论证，比如诉讼代表人制度如何运行、部分劳动者对判决结果不满意时如何维权、每个人的利益诉求如何协调实现，均为需要细化的问题。

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探索恢复性司法程序，联合国有关机构对此也相当关注，2002年4月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11届会议在维也纳通过《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的决议草案，鼓励和会员国在制订和实施恢复性司法程序时利用该决议。根据这个文件，所谓恢复性司法程序，是指在调解人帮助下，受害人和罪犯及酌情包括受犯罪影响的任何其他个人或社会成员，共同积极参与解决由犯罪造成的问题的程序的总称。恢复性司法程序通常包括调解、调和、会商和共同确定责任。

本文拟对恢复性司法程序作一考察，并提出在我国构建该程序的初步设想，以期引起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

一、恢复性司法的内容、制度基础以及历史渊源

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运用恢复性司法方案于犯罪问题的基本原则》宣言草案，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justiceprogram)是指运用恢复性过程或目的实现恢复性结果的任何方案。所谓恢复性结果则是指作为恢复性过程的结果而达成的协议，如赔偿、社区服务和其他任何用来实现被害人和社会的恢复以及被害人和犯罪人关系重新整合的方案或反应。所谓恢复性过程则是指被害人、犯罪人和任何其他受犯罪影响的个人或社区成员积极参与解决犯罪产生的事务的任何过程，这个过程经常是在一个公正、不偏私的第三方的帮助下进行的，如调解等。决议要求在刑事司法过程的任何阶段，原则上都应当允许恢复性司法方案，其前提是各方当事人确实自愿，并且在恢复性司法过程中的任何时间当事人都可以撤销这样的同意。在不存在恢复性司法或恢复性司法的结果无法达成的时候，刑事司法官员应当尽其所能鼓励犯罪人对被害人和受影响的社区承担责任，重新整合被害人与犯罪人在社区的关系。[2]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决议草案也没有完全否定政治国家在恢复性司法中的作用。草案要求立法当局在认为必要的时候，应当制定指南和标准以规范恢复性司法方案的运用。这种指南和标准，应当包括诸如提议运用恢复性司法方案处理的案件的条件，恢复性过程中的案件的处理，协助人的资格、培训和评估，恢复性司法方案的管理，恢复性司法方案的运作必须遵守的可行性和伦理准则等。[3]

恢复性司法具体包括：(1)见面(Encounter)：为有意愿的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成员创造见面的机会，讨论犯罪及其所造成的后果；(2)赔偿(Amends)：期待犯罪人采取步骤修复所造成的损害；(3)重新整合(Reintegration)：寻求使被害人与犯罪人重新整合为完整的社会成员；(4)内容(Inclusion)：为特定犯罪的各方当事人提供确定的机会参与犯罪问题的解决方案。[4]一般认为，恢复性司法程序的特征有四：第一，程序的非职业化，即该程序并非由职业法官所决定；第二，程序的非正式性，即该程序并不适用正式程序的严格规则；第三，经协商结案，即当事人在调解人的协助下自愿达成协议；第四，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实施地点为社区或者当地。

可见，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关注被害人遭受的损失的恢复程序、强调犯罪人对其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重建社区和平的犯罪反应方式。构成恢复性司法基础的基本原则，是正义要求恢复被损害者的权利。直接卷入犯罪和被犯罪影响的人如果愿意，应当有机会全面参与对犯罪的反应。在这个程序中，政府的作用限于维护正义的公共秩序，社区的作用则是建设和保持公正的和平。

本文作者：王欣新孙向齐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现代社会,人人都是消费者,消费纠纷大量而普遍地发生。其中一些消费纠纷,由于标的价值较大或者损害较为严重,消费者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通过传统的法律解决机制解决纠纷。但是,大多数消费纠纷涉及的争议金额不大,通过传统的解决机制处理,往往会发生与其可能得到的利益不相应的人力、物力、时间等高额成本。面对解决纠纷可能付出的高昂代价,消费者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听任侵权行为的发生。因此,为小额消费纠纷设计更为方便、快捷,且成本低廉的解决机制,成为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深入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解决小额消费纠纷所面对的特殊问题

小额消费纠纷是指消费者在接受商品或服务过程中与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因合同或者侵权而发生的标的较小的争议或纠纷。小额0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确定标准与不同国家、地区的生产力和消费水平有关。如在日本小额诉讼程序中,小额诉讼的标的为30万日元以下。美国小额诉讼法庭受理的小额诉讼案件标的一般在2000美元以下。在英国,作为简易法院的郡法院主要受理数额不超过3000英镑的民事案件。在设计、完善小额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时,我们应注意小额消费纠纷的特殊性及其对解决机制的特殊要求。11小额消费纠纷发生的经常性和普遍性。现代社会中,消费群体十分庞大。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依赖各种形式的消费来得到满足。食品、衣服、化妆品、电器等消费品人们会经常使用,反复购买,这使得以小额消费品为标的的交易大量频繁发生,继而导致小额消费纠纷的普遍发生。根据国家统计局、劳动部、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的71个城市的部分家庭所作的调查表明,在全国城市居民中,因消费而蒙受经济损失的4900万消费者中,有4810万人受到的损失在3000元以下。[1]全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也表明,在消费者投诉的案件中,绝大多数是小额消费纠纷,小额消费纠纷的发生与解决,对消费者权益有着重大的影响。但长期以来,中国在立法上对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缺乏必要的关注,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忽视了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特殊要求,不能充分发挥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21小额消费纠纷的社会性。由于小额消费发生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已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利益保护的问题,而且是关系民生福祉、关系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小额消费纠纷的社会化品质使得我们必须超越私法自治的范围寻求更加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如果忽视小额消费纠纷的社会性及其解决的公益性,就难以找到解决纠纷的正确途径。消费关系中的市场失灵,更说明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单个消费者的力量,国家公权力对消费纠纷进行介入和矫正是十分必要的。31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成本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主体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是否进行某项活动以及以多大热情进行,取决于该活动给其带来的利益大小。消费者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小额经济纠纷,在多数情况下不愿意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不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问题,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就不会有大的改观,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小额侵害也得不到根本扼制。41小额消费纠纷解决的效率问题。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0,现代诉讼制度把迅速裁判视为当事人的重要权利。对消费者而言,解决小额经济纠纷的效率如何更是影响权利行使与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纠纷解决周期过长,不仅使当事人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增加,并会造成精神负担,而且由于法律秩序的长期不稳定,还会损害法律的威严和社会对司法程序的信心。因此,建立科学、快捷、高效的小额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是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提高纠纷解决效率的方法除了设计特殊的纠纷解决程序,如小额仲裁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外,更重要的是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尽量简化程序、限制期间,摈弃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束缚,使各种社会资源得到合理利用。51合理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对公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意义。公平可分为实体上的公平与程序上的公平、实质上的公平与形式上的公平。实体上的公平是指当事人在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上大致相当,不能重此轻彼。程序上的公平是指当事人在行使权利时地位平等,无高低之分。但无论是实体上的公平还是程序上的公平,都只能在形式上给消费者的权利以公平保护。这种形式上的公平是法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但不是最终目标。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主要是从实质上保证公平。实质公平是保护结果的公平,而不是起点的公平。现代消费社会中,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地位与实力相差悬殊。一方面,个体消费者势单力薄,缺乏专业知识,在纠纷解决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经营者则实力强大,信息充分,对于合同的制定和自身权利的维护细密周到。如经营者在现代消费交易中制定、使用的大量格式合同,一般消费者往往无暇细看,这不仅给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利益留下很大空间,也给公平解决消费纠纷带来了困难。在小额消费纠纷中,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由于没有充分、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面对维权的巨大障碍和可能得到微薄利益的巨大反差,消费者只能放弃抗争,无奈地听任经营者一点点地侵蚀其权益,社会公平不复存在。

二、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途径选择

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包括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两种途径,两种途径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11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诉讼机制现代国家依靠完善的诉讼法律体系和司法体制,在解决纠纷方面形成了成熟的运作模式。诉讼程序设计周密,运作规范,又有较高素质的法官居中裁断,可以为纠纷当事人提供较为充分的权利保障。诉讼由国家司法机关对当事人的权益纠纷作出裁判,也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因此,成为现代社会解决纠纷的最基本方式。但是,消费者小额纠纷的多发性和普遍性对原有诉讼机制形成挑战。过多的消费争议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会造成诉讼爆炸0,使司法机关疲于应对。尤其是近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高,各类消费纠纷案件逐年递增,给司法机关带来极大压力。这种社会压力促成了司法程序的诸多变革,许多国家都在尝试通过更加灵活的诉讼机制来处理大量的小额纠纷,改革复杂、费时的传统程序,设置更加简易、快捷的程序。如美国、日本的小额诉讼程序,尽可能使用纠纷合并解决技术,通过对大量案件的集体处理0,对大量同质同类的纠纷合并审理解决。在这种集体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也使单个的消费者联合起来,形成更加强大的诉讼团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消费者的弱势地位。21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非诉讼机制非诉讼机制,又称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在美国称之为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是目前在西方国家十分流行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ADR是各种诉讼以外解决纠纷方式的方法或技术的总称,包括传统的仲裁、法院附属仲裁、建议性仲裁、调解仲裁、棒球仲裁、调解、微型审判、简易陪审审判、中立专家认定事实等。[2]根据纠纷解决主体的不同,ADR可以分为司法ADR、行政性ADR和民间性ADR。[3]司法ADR即法院附设的ADR(court-annexedADR),是一种以法院为主持机构、与诉讼有一定联系但又截然不同的程序,其对于诉讼的替代功能是最为直接和显著的。法院附设ADR强调与审判程序的本质区别,通常吸收社会人士或律师进行,即使是法官主持也强调其不同于审判者的身份,程序上也更为灵活。一般认为,诉讼中调解、审前调解、诉讼和解等活动不属于ADR范畴。由于各国司法ADR的发展很不平衡,各类程序是否设置,如何设置,完全取决于其实际需要。行政性ADR即国家行政机关(包括地方政府)或准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非诉讼程序,包括行政申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劳动仲裁以及申诉和信访等。随着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化,设置行政性ADR的机构仍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和政府部门被赋予了解决纠纷的职责。行政性ADR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协调纠纷行政处理程序与司法程序的关系。在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未能合理协调时,行政处理结果可能被法院推翻,由此将导致资源与时间的浪费,必然会削弱行政性ADR的作用,也会影响到行政机关处理纠纷的积极性。同时,行政性ADR中也存在如何协调公正与效益(效率)的问题,各国通常采取独立的行政法院与附属于主管行政机关的纠纷解决机构并行的做法,前者有利于保证公平,而后者效率则明显更高。民间性ADR指由民间团体或组织主持的ADR,其中包括民间自发成立的纠纷解决组织以及由政府或司法机关组织或援助的民间纠纷解决机构,如仲裁机构等。此外,行业性ADR(包括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和由律师主持的专业咨询或法律援助性质的ADR近年来也发展迅速。一般来说,非诉讼机制程序灵活,成本低廉,方便快捷,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方面比诉讼机制有更多的优势。53消法4十年广东城镇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调查报告6显示,消费者在被问及权益受到损害时,第一步通常采取何种途径解决0时,被访者选择与经营者协商和解的比例是82.5%,通过消费者协会调解的是12.9%,愿意通过诉讼解决比例仅0.1%。[4]可见,中国消费者十分倾向于通过非诉讼途径来解决消费纠纷。这主要是因为消费纠纷大部分属于小额纠纷,多数消费者希望通过快捷、有效的途径解决,而不愿花费太多的社会成本。如果说诉讼机制在保护消费者的权利公平实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那么,非诉讼机制所具有的高效、便捷机制,则是任何诉讼程序都望尘莫及的。对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而言,消费者对效率的期待有时更甚于对公平的期待。因此,非诉讼机制应该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过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本文作者：伍艳工作单位：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与特征

本文所探讨的小额诉讼程序是指较简易程序更为简便的、专门用来解决标的额极小的民事纠纷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程序，其并非简易程序的附属程序，而是与简易程序并列存在的独立的第一审程序。相比起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具有以下特征：

（一）使用范围特定。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基本上仅限于债权债务纠纷，且适用的诉讼标的额极小，通常由法律明确规定。

（二）程序简便，审理形式非正式化。“小额诉讼请求程序所追寻的理想是不需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1]。小额诉讼程序的简便性贯穿在诉讼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例如，在审理中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作证时可以不经过宣誓，以及法院可以限制交叉询问，起诉状和答辩状可以采用法院印制好的表格，也可以口头进行；甚至无需法庭记录；判决也只是宣布结果，而不必说明理由等等。

（三）法官被赋予了更多的职权和裁量权。在小额诉讼中，法官更为主动地介入诉讼，当事人双方的对抗则受到一定的限制，在通过法官的职权指挥和职权裁量缩短诉讼周期，以节省时间、费用和人力。

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和庭审在纠纷解决效率和效果上逐渐显露出局限性，民事审前程序业已成为专家学者和实务部门广泛关注的改革热点领域之一。2001年起，笔者所在的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从试行预审制入手，统筹考虑速裁、庭前调解、繁简分流等纠纷解决和案件管理模式，着力挖掘其终结诉讼的功能，使其逐步发展成为与庭审并重的、相对独立和完善的诉讼程序，整体司法效能有所提高。笔者亲历其中，对改革的初衷、思路、具体运作的变迁有所了解，本文试以此为线索，对民事审前程序的功能定位和运行模式加以探讨，以希引起广大同仁的指正。

一、概念的厘清和立法、司法现状。

何为民事审前程序？它与庭前准备工作是否为同一概念？审前程序除具有庭审辅助功能外，还能否赋予其独立的纠纷解决功能？我国对此的立法、司法现状如何？这是研究这一问题首先要回答的。

一般认为，我国立法规定了审前程序，《民事诉讼法》第十二章第二节“审理前的准备”共七个条文即是对审前程序的规定，只是规定比较简陋。笔者认为，这七个条文规定的只是庭前准备工作。庭前准备工作与审前程序是两个概念，庭前准备工作是围绕庭审所做的一系列辅助工作，包括一些事务性工作，主要有：送达起诉状副本和答辩状副本、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通知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等。其目的是保障庭审合法有效地进行，不具有独立价值。而审前程序对庭审的辅助功能主要应体现于整理争议焦点，确定无争议的事实、交换证据、固定证据、排除没有证明力的证据，使当事人在相互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簿公堂，增加庭审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除此之外，根据我国社会现实，借鉴外国司法经验，理想的审前程序还应具备速裁、调解、通过释明促使撤诉等案件解决、分流机制。所以，此种意义上的审前程序在我国立法上还不存在。至于“审前程序”这一名称还能否准确表达这个概念，在此暂不讨论。

司法层面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颁布实施后，以证据交换为中心环节的审前程序基本确立，程序的功能范围有所扩张，但尚不具有终结诉讼和分流案件的功能，对诉讼效率、效果并无多少补益。各法院的自行安排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和理论支撑而频频受到学者的病垢和当事人、律师的抵制，很难成形。司法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工作机制上的弊病造成审判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建立一个适合中国社情、相关制度配套完善的审前程序，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二、改革的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