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性范文10篇

摘要：传统观点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的法，无疑集中体现了法所具有的阶级性与社会性，而作为在经过对传统观点的反思之后，对宪法的阶级性的传统观念提出问题与挑战。在充分分析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真实内涵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阐述，从中揭示二者概念与关系的根本意义所在。

关键词：阶级性社会性共有性

在经过一段时期，有关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后。目前，法学界对此问题却避而不谈，似乎各学者对此问题已达成共识。作者姑且把共识称为传统权威观念。作者认为，对此问题，不是没有讨论的必要，而是需要提出更多的问题，并予以澄清和解决。

一对宪法阶级性观念提出的挑战

对于宪法概念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表述，诸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宪法是确认民主制度，表现阶级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根本大法。”等等。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对宪法阶级属性的高度重视，把其视为宪法的内涵及本质必要且重要的要素之一。其根源于列宁在《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一文中那句名言，新版的〈〈列宁全集〉〉已将该句话改译为：“宪制的实质在于和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表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表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体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质对比关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统治者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人都有效。他们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即是法律。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无疑也是阶级性的集中的体现。宪法的阶级性也就是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活条件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使社会上所有人都一体遵行的属性。作者对此观点并不否认，但马克思主义提出法的阶级性又其自身存在的社会背景与理论前提。马克思经典理论学者把其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性对立十分明显的阶级社会。因此，法的阶级性也必然很明显，作者并不否认该理论的相对真理性，也正是由于真理的相对性，才激发我们不断地对该理论进行反思，以期丰富，完善法的阶级性理论以及宪法的阶级性理论。

（一）从逻辑结构上分析

一对宪法阶级性观念提出的挑战

对于宪法概念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表述，诸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宪法是确认民主制度，表现阶级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根本大法。”等等。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对宪法阶级属性的高度重视，把其视为宪法的内涵及本质必要且重要的要素之一。其根源于列宁在《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一文中那句名言，新版的〈〈列宁全集〉〉已将该句话改译为：“宪制的实质在于和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表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表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体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质对比关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统治者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人都有效。他们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即是法律。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无疑也是阶级性的集中的体现。宪法的阶级性也就是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活条件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使社会上所有人都一体遵行的属性。作者对此观点并不否认，但马克思主义提出法的阶级性又其自身存在的社会背景与理论前提。马克思经典理论学者把其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性对立十分明显的阶级社会。因此，法的阶级性也必然很明显，作者并不否认该理论的相对真理性，也正是由于真理的相对性，才激发我们不断地对该理论进行反思，以期丰富，完善法的阶级性理论以及宪法的阶级性理论。

（一）从逻辑结构上分析

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宪法的阶级性其逻辑起点是建立在法的阶级性之上的。按照传统权威观念，法具有当然的阶级性，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必然也具有阶级性。作者对三段论的逻辑推理过程并无疑义，但对法具有当然的阶级属性这一前提条件，还有值得讨论之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学者认为，法产生于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对立才有体现统治阶级意义的法的出现。但法的产生上一个渐进的过程，必然有其萌芽，酝酿，及条件储备过程。他不可能是在某一点上激变而成，而是法的要素不断积累以至形成完整的所谓的法的概念。在原始社会末期，即父系氏族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氏族的逐渐瓦解，私有制的逐渐形成，习惯法也由此产生，但此时的社会却不存在阶级对立，甚至连阶级还未产生。因此，法具有阶级性这一命题，并不具有当然性和准确性，而由此建立的宪法的阶级性理论也似乎只是空中楼阁。

（二）从理论背景上分析

法的阶级性，即宪法集中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其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无疑是一个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的阶级社会，而对于此社会必须有三个基本前提，①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②两阶级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反观世界东西方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对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决定了统治阶级必然是广大人民，但被统治阶级已不能作为一个阶级独立存在，这就意味着一个无阶级对立的国家社会中，只存在统治阶级，而没有被统治阶级。显然，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公共政策以及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改进与改革，例如提出“第三条道路”理论，“福利国家”及股份制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等，均拓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包容力，足以容纳不断扩大的生产力，从而使得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缓和，界限日益模糊，无产者逐步向有产者转化。因此，对于当前东西方国家，虽然意识形态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但阶级对立的界限日趋模糊甚至消失，阶级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而宪法作为统领性的母法，更应适应此趋势的发展，摆脱由于过分强调宪法的阶级性而给宪法带来的浓厚的政治及暴力色彩，找到宪法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民主，平等与自由。

内容摘要传统观点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的法，无疑集中体现了法所具有的阶级性与社会性，而作为在经过对传统观点的反思之后，对宪法的阶级性的传统观念提出问题与挑战。在充分分析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真实内涵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阐述，从中揭示二者概念与关系的根本意义所在。

关键词阶级性社会性共有性

在经过一段时期，有关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后。目前，法学界对此问题却避而不谈，似乎各学者对此问题已达成共识。作者姑且把共识称为传统权威观念。作者认为，对此问题，不是没有讨论的必要，而是需要提出更多的问题，并予以澄清和解决。

一对宪法阶级性观念提出的挑战

对于宪法概念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表述，诸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宪法是确认民主制度，表现阶级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根本大法。”等等。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对宪法阶级属性的高度重视，把其视为宪法的内涵及本质必要且重要的要素之一。其根源于列宁在《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一文中那句名言，新版的〈〈列宁全集〉〉已将该句话改译为：“宪制的实质在于和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表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表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体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质对比关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统治者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人都有效。他们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即是法律。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无疑也是阶级性的集中的体现。宪法的阶级性也就是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活条件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使社会上所有人都一体遵行的属性。作者对此观点并不否认，但马克思主义提出法的阶级性又其自身存在的社会背景与理论前提。马克思经典理论学者把其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性对立十分明显的阶级社会。因此，法的阶级性也必然很明显，作者并不否认该理论的相对真理性，也正是由于真理的相对性，才激发我们不断地对该理论进行反思，以期丰富，完善法的阶级性理论以及宪法的阶级性理论。

（一）从逻辑结构上分析

阶级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生活、国家政治长期研究所取得的一项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之一。它科学的分析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本质,揭示了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所谓阶级性,便是阶级的意志性0[1],而马克思主义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法宝之一,因此中国法学深受阶级性的影响。在建国初期,中国法学在阶级性的影响下,对巩固政权、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传统的法学理论发展至今仍然强调阶级性,这就/把马恩的个别理论绝对化,并搬到阶级对立已经不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0[2],因此对中国法学从立法、司法到公民的法律意识、中国法学研究都产生了一定的不良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却又是根深蒂固的。

一、阶级性对中国立法的影响巨大,降低了立法的科学性

在立法上,中国一直缺乏对旧法的继承,我们的观念是,旧的法律制度,体现的是封建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意志,是对广大人民的压迫;旧法是反动的、是反人民的。这种观念的结果产生了对旧法全部废除的态度。而实际上/法的继承性表明了法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是指新法对旧法有选择吸收的过程,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符合唯物辩证法观点。0[3]而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法也包含了很多民主性、科学性、合理性的内容,甚至有的资产阶级法律所确认的原则,已经成为各国法学界所公认的原则,成为世界法学中的立法基础。而在阶级性的影响下,我国立法中缺少对旧法的继承,使中国立法工作从零开始,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立法进度和立法质量。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由于阶级性的影响,使中国的立法工作者认为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为的是维护无产阶级的统治,因此,为了/体现无产阶级的意志0,在立法中,党的政策便成了立法的依据,一切社会关系的确立,都是由政策首先确定的,最后再由法律确认。这样严重影响了立法活动的独立性,造成立法工作中重阶级统治,缺乏对社会生活的规范。由于突出阶级统治这一性质,弱化了法律所倡导的平等、公平的基本原则,也会在立法中出现/行政0偏重)))即偏重于国家政策的价值取向,忽略了法律的价值取向。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立法要快一点,可以粗一点。这种立法形式对我国的法制社会化建设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种形式所制定的法都是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在政策的指引下所指定的法律,规定不完善,致使以后出现大量的司法解释,从而影响了法律的稳定性、持久性。这也有阶级性影响的因素。

二、阶级性使司法过程出现了行政倾向

在司法过程中,阶级性则表现为对敌专政,要求用法律武器维护社会治安,防止敌对分子的破坏,在这其中提及的保护人民民主、维护公平、平等的社会关系却没有明确的指出,使人们觉得民主与人民权利在法律上是空洞的。实际执法中也的确如此,在阶级性影响下的执法活动,侧重于政府权利的行使,侧重于/刑0与/罚0,而忽视了人民权利。/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界限,是国家权力的渊源0,忽视了人民权利也就是打击了法律的民主性,而且,阶级性所强调的/敌对反动阶级0在当今社会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也不是一个固定的组织,从而使/对敌对分子专政0变为/对变为敌对分子的社会主义公民专政0和对/将要变成敌对分子的公民专政0,这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基本原则。同时片面强调法律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忽视了法律对社会生活和创造平等的社会制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执法者就难以以平等公平的方式执法。/阶级性还为司法实践中执法不严、破坏法制提供了理论依据0[5],它使司法者认为:法律是对敌斗争的工具,凡是有利于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那么法律的作用也就被削减了。八届全国人大列出我国1993年到1997年5年间的152项立法概况,虽然法律制定的很多,但由于阶级性的影响,出现了/有法不执,执法不严0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法的科学性,/其背后是一条通向法律虚无主义和个人独裁专断的歧路0[5],使中国法制又回到了/人治0阶段,出现了/以人代法、以言代法0,政策、文件、指示大于法,法律失去了其权威性和至高无上的地位。

三、在阶级性影响下,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监督体系得不到重视

内容摘要传统观点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的法，无疑集中体现了法所具有的阶级性与社会性，而作为在经过对传统观点的反思之后，对宪法的阶级性的传统观念提出问题与挑战。在充分分析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真实内涵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阐述，从中揭示二者概念与关系的根本意义所在。

关键词阶级性社会性共有性

在经过一段时期，有关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后。目前，法学界对此问题却避而不谈，似乎各学者对此问题已达成共识。作者姑且把共识称为传统权威观念。作者认为，对此问题，不是没有讨论的必要，而是需要提出更多的问题，并予以澄清和解决。

一对宪法阶级性观念提出的挑战

对于宪法概念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表述，诸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宪法是确认民主制度，表现阶级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根本大法。”等等。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对宪法阶级属性的高度重视，把其视为宪法的内涵及本质必要且重要的要素之一。其根源于列宁在《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一文中那句名言，新版的〈〈列宁全集〉〉已将该句话改译为：“宪制的实质在于和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表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表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体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质对比关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统治者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人都有效。他们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即是法律。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无疑也是阶级性的集中的体现。宪法的阶级性也就是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活条件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使社会上所有人都一体遵行的属性。作者对此观点并不否认，但马克思主义提出法的阶级性又其自身存在的社会背景与理论前提。马克思经典理论学者把其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性对立十分明显的阶级社会。因此，法的阶级性也必然很明显，作者并不否认该理论的相对真理性，也正是由于真理的相对性，才激发我们不断地对该理论进行反思，以期丰富，完善法的阶级性理论以及宪法的阶级性理论。

（一）从逻辑结构上分析

1引言

法律的阶级性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属性，是偏向统治阶级利益的特质，是法律建立的基本属性。法律具有阶级性的同时还具备有一定社会性，法律阶级性和社会性两者之间的相互渗透，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而表现出法律阶级性的整体阶级性特征。法律阶级性作为马克思法律学的基本命题，曾是引起诸多关注的法律学问题，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在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环境影响下，适应和促进发展经济的法律观点也逐渐凸显出来，法律阶级性多被认为没有太大研究价值，正逐渐从社会发展中淡去。这样虽然有利于法律的集中研究思路，但在某种程度上缺少了法律的宏观观照，缺失法律的根基性。

2阶级性

阶级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概念，所以法律的阶级性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动态性。阶级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底蕴。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不存在剥削和私有制问题，人和人之间没有差别，没有等级划分，自然也不可能存在阶级。生产力有了发展以后，出现了剩余产品，物质资源的具体分配就有了等级差分，成为阶级产生和形成的物资前提。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不断扩大以及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财富分配等级差化越来越明显，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此时就出现了财产的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占有者通过自己的资源优势以暴力形式保障自己对财富的占据，对无法对抗组织性暴力的孤立个人进行压制，从而就形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极承认和被动接受，阶级自然而然也就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必然事实。阶级性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意识组成和政治结构以及维护有着自身利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行为的倾向性。对于阶级的定义问题，列宁指出，在历史上社会生产体系中处于不同层次和地位的集团有着不同的生产资料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因此财富的具体分配方式和财富分配数量也就不相同，阶级也就是这些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由于各个集团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处的地位不同，一个集团的劳动可以被另一个集团占有和控制。阶级都产生于社会之中，是属于社会的阶级，因此阶级存在着一定的社会性。社会是构成社会活动的基础，是人类生活的公共团体，用于承载阶级统治的各种法律手段不仅要有一定的阶级性，同时还要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就是社会性。

3法律阶级性

法律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是存在着内在联系，要对法律阶级性有一个正确认识就需要了解法律阶级性的来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阶级的产生，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私有观念的不断发展促使私人占有理念和私人占有行为在大家的共同默许和共同约定下发展成为一种习惯，促使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最终形成，并以此作为人们相关行为的基础。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建立是通过社会众人共同承认的生产力发展演变结果，当然其中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种态度。社会结构中阶级的出现，为了更好的满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规则需要，就出现了法律。

据光明日报报道: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新。把握这一重要观点，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辩证统一关系。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党的阶级性与先进性的辩证统一

阶级性和先进性是构成党的性质的两个最基础最核心的要素。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坚持党的阶级性，政党便无以立足。同时，党的阶级性还有其更深刻的内涵。党的阶级性的深化、提炼和集中，凝结为政党的党性，演化为政党的先进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坚持党的阶级性，本质上要求坚持党的先进性，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强调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坚持党的阶级性，必须坚持党的阶级基础构成主体不变，必须注重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中发展党员；注重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注重从根本上提高现有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使党的阶级基础不断增强，先进性不断强化。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的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在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汇集了一批优秀分子，我们应当根据时展的需要，把他们中“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使原有阶级基础增强，深化其内涵，使阶级基础的结构更趋合理，在时代的发展变化中巩固和强化党的阶级基础。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坚持党的阶级性与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党的先进性与代表性的辩证统一

党的先进性与党的代表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党的先进性是党的阶级性的集中体现；党的代表性是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不但代表自身阶级基础的根本利益，而且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广泛性的要求。党的先进性决定党的代表性，党的代表性为党的先进性创造新的时代内容。

修改后的《工会法》，对工会的性质之界定仍然沿用九二《工会法》第二条原有的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如何认识工会法的性质，是一个关乎贯彻执行工会法和能否发挥工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之根本问题。多年来流行的一个“共识”就是：工会是一个阶级性和群众性相统一的社团组织。所谓阶级性就是指，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所谓群众性就是指，工会是由职工群众结成的组织。把工会是“工人阶级性”和“职工群众性”相统一的社会组织，应当说，这正是建国以来的几十年中，中国工会进退两难、无以适从，在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诸多领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源所在。

一、工会不是由“工人阶级”组成的而是由“职工”组成的。

把五○《工会法》对工会组织的规定和九二《工会法》对工会组织的规定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不再把工会认定为“工人阶级”的组织。

五○《工会法》第一条规定：“工会是工人阶级自愿结成的群众组织。”很显然，这里把工会组织认定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的组织对象是“工人阶级”。之所以这样认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意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取得了胜利，刚刚建立了政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对社会进行阶级的划分，《共产党宣言》认为近代社会阶级关系简单化到这样的程度，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工会则自然是工人阶级群众组织。

九二《工会法》对此做出了修正，认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成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这里明确地指出了组成工会的主体，即：“职工”。工会是“职工”组成的，而不再是“工人阶级”组成的组织。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时代特征。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再坚持以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分析社会。由此，对工会这样的社会事物也就还其本来面目，确定组织的主体是“职工”。如果说认定工会是之“工人阶级”的组织，是一种抽象的政治化的话，那么，承认工会首先是“职工”组成的群众组织，则使中国工会更加生动具体而鲜活了。

五○《工会法》认定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这里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概念实际上，是相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先进组织”而言的；工会则不是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而是由工人阶级“群众分子”组成的。两者都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区别在于“先进性”和“群众性”。九二《工会法》与五○《工会法》不同在于，并非认定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组织而是认定为“职工”组织。其中，“群众组织”这个概念并非相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组织而言的，而是与结成工会的主体“职工”相一致的表述。职工结成的组织就是“群众”组织。

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②这时候，梁实秋己经不再把文学的普遍性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而是把阶级性作为一个背景材料，处在不重要的地位。“‘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的人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③梁实秋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普遍人性，认为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这些论述都是围绕文学批评的伦理价值判断来进行的，是其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论的表现。他认为如果过分强调阶级性的作用只会丧失文学的本来面目，造成文学价值判断的偏离。尤其是左翼作家的乱贴标签、非此即彼的文学理论，梁实秋给予了批判:“‘普罗文学家’的方程式是非‘普罗文学’即‘资产阶级文学’或‘绅士阶级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非以文学为武器，即以文学为娱乐。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④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批评是严重的，是来表达普遍的人性的，并不仅仅是武器或者娱乐的二分法，认为文学可以既关注人生，又能脱离“教训主义”、“功利主义”的巢臼，实现一种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人性有三个层次:人与动物性类同的自然属性、人区别于动物性的族类特性和包括阶级性在内的人的社会历史性。梁实秋这里所说的是人的族类特性，它脱离了人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超越了人的阶级关系，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只是归结为“喜怒哀乐”纯粹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论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族“类”特性。⑤其实人性和阶级性是对立统一的，并不能单纯的切割开来分清孰轻孰重，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判断，诚然，在革命斗争时期，阶级性无疑是压倒了文学性，这样是有利于促进革命精神的高涨，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本文在论述梁实秋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从不忽略左翼文学特殊时期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3.3反科学思潮的文学批评

随着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加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勿论懂与不懂，勿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者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科学已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一种主义，成为当时主流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及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受到其影响。很多批评家便使用科学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判断，如心理学批评、精神批评等等。在梁实秋眼，这完全是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文学批评可以是美学的，可以是道德的，但恰恰不能使用科学”。梁实秋所说的科学包含的比较广泛，主要是美学、心理学、唯物论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详细论述了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文学的美”的伦理价值特征，他反对朱光潜所言的纯粹的美学。总体上说，梁实秋奉行的是“重善轻美”的审美旨趣，注重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它(文字)能记载下作者的一段感情使读者起情感的共鸣，它能记载下人生的一段经验使读者加深对于人生的认识，它能记载下社会的一段现象使读者思索那里面蕴含着的问题，总之文学借着文字能发挥它的道德的任务，但是这与美无关。”②因此，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抱游戏态度的人(Dilettante)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闲之用，更有些人从而钻进‘美学’的歧途，误认为在那里可以建起文艺的哲学或心理学”。③梁实秋重“善”轻“美”的批评观暴露出了其儒家道德本位的偏颇。文学作为人学，应该以“真善美”为永恒追求，梁实秋把“真”界定为“忠于人性”，把“善”界定为“道德的”，把“美”界定为“形式的”，从而把能直接产生道德意义的“善”视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实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具有和他同时代人同样的局限性，往往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对待，而不是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察。因为有了对于人性精神价值不朽的追求，梁实秋坚决反对“科学”地批评文学。他认为科学与文学根本就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不可混淆。因此对于由科学主义思潮所引发的“科学的批评”倾向，即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予以强烈的反驳:“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④这里的关键点是“价值”。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是属于价值论范畴的，它包括伦理的选择与取舍，情感的契合与排斥等。因此，它不能仅成为认识论范畴的事实归纳，或像统计学上的核算一般。梁实秋还列举了台恩(Taine)的英国文学史，只是从事实中抽出原理，来证明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圣伯甫(Sainte一Beuve)的批评方法，亦只是从研究作家传记出发，来说明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他认为，这些只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而已，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这些机械、简单的梳理，并没有涉及人性与人生问题的探究。同时梁实秋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批评方法进行了评判。他认为社会学批评方法首先解决的是文学创造受社会的支配，故文学批评要解释其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这不是批评的关键，不能算是评价其内容的价值。尤其是左翼作家引进的阶级批评、唯物论批评，更是遭到梁实秋的否定:“文艺的创作没有一个呆板的固定的公式。用‘唯物史观’‘经济的解释’‘阶级性’‘斗争的武器’……等等来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不是错误的使用科学方法，便是另有用意。所谓‘科学的’这个名词，至此已失掉原有的意义。”①所谓“别有用意”，梁实秋认为这是左翼作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机械运用科学的方法批评文学，只是为了阶级服务的需要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的严肃、纯正，所以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批评，认为那是一种变态。“精神分析学是解剖变态心理的一个利器，而对于一个身心健全不失常态的人完全没有用处。最伟大的作家几乎没有变态的，无论其情感是如何丰富，想象是如何发达，总不失其心理上的平衡。”他认为，第一流作家的心态都是健全的，“唯在第二流及以下的作者，或许有变态的心理，或许有供给精神分析学者研究的材料。”于是他认为“以‘心理分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者，则更是假科学的批评之最下乘了。”②所以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俄狄浦斯王》，被梁实秋认为是低劣的作品—因为其不符合常态的人性，且其批评方法也是不正确的。以反为建，梁实秋否定之后，很自然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学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学便不能过问。因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在确定作品的价值，而不在说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对外之关系。所以说，文学批评不是科学。”3.4小结

有人指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说‘不’充分，说‘是’不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他否定了一个主题，但是未能像胡适上述自由主义文学家那样应运创作一个时代说要求的主题，富有现代性的主题。”④这段评价很好地展现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特点，也透露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的宗旨与当时文学批评主流的矛盾冲突。梁实秋企图建立一个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适合中国本身文学批评的体系。首先他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多是“出世的思想与饭返自然的思想”而“儒家根本的就没有正经的有过文学思想，并且儒家的论调根本的不合于文学的发展”。①正因为如此，梁实秋为了求新知，在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一些西方文学潮流，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书写也是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梁实秋详细地介绍并批评了从希腊的古典批评到近代批评，其中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何瑞思、约翰孙、莎士比亚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也有古典主义批评、浪漫主义批评等文学家潮流的批评，都显示了他积极介绍西方优秀的文学批评作品的努力。特别是梁实秋入台湾的《约翰逊》、《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译序、关于莎士比亚(轶文辑录)等，也显示了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引进及其人性理论的坚守。他着力编写了三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可谓是这一生都在致力于介绍与传播西方的文学知识，借以实现中国自己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虽然他后期由于人性论的原因而主要倾向于《雅舍小品》系列散文的创作，但是梁实秋对于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是孜孜不倦的。高旭东曾经评价梁实秋为“穿着西装的孔夫子”，其实结合他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早期的文学致力，梁实秋应该是“穿着长袍的西方人，’o梁实秋在构建自己文学批评理论的同时，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附带的政治批评。梁实秋的政治批评充分体现出其敏锐的政治感，和紧随时代步伐的时效感。从1929年的((新月))时期跟着胡适谈政治，到1948年在((世纪评论》上所发表的一束政论为止，梁实秋谈了二十年的政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主办《自由评论》的时候，梁实秋和罗隆基搞在一起，谈政治的兴趣完全压倒了文学。②梁实秋的政治批评配合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倡导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赞赏资产阶级的文明与民主。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思想统一:“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③所以他既反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控制文学，“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④也反对普罗文人的阶级性与宣传性，“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学的清一色。”⑤于是，所有要求思想统一，认为文艺是宣传的工具，梁实秋都严词反对:“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⑥梁实秋完美地把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很好地建构了自己人文主义伦理批评的理想，反对限制自由的政治工具批评，而是要求伦理道德的有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样才能体现文学的价值，成就不朽的文学批评。总而言之，书写西方文学家与文学史及文学思潮和紧随时代感的政治批评都很好地配合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批评模式，而且增加了其文学批评的中西结合和理论基石，且对于时代政治的关注，使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有了很强的时代效应，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特点，同时也透露了作为人文主义者对政治批评的态度，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文学批评理念。

本文作者：杜力夫刘根香工作单位：大连海事大学

宪法学是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本科的14门核心课程之一,是法学专业具有基础理论性质的法律专业课。在宪法学的教学过程中,为使学生完整准确地掌握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所确定的内容,笔者认为应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宪法学研究对象的三个层次

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三个层次,即它以宪法和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以及与宪法直接相关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从宪法典逐渐扩展到宪政制度的各个方面,即从宪法的法律形式到宪法的政治内容,再到宪法的阶级基础和阶级本质,逐次展开,层层递进。第一个层次,宪法学对宪法和宪法性文件进行研究。宪法学研究宪法的概念、特点、分类、制定、修改,研究宪法的价值、功能以及宪法的实施监督。这构成了宪法学中宪法学原理的主要内容。第二个层次,宪法学对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研究。宪法学研究宪法所确认的国家和公民的关系以及国家机关相互之间的关系。宪法所调整的这种社会关系构成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经济体制。宪法对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的规定构成了宪法规范的政治内容。公民在国家中的基本法律地位即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是国家根本制度的具体表现,所以宪法学还要研究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第三个层次,宪法学对与宪法直接相关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宪法学研究宪法产生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力量,研究宪法发展变迁的经济政治根源和阶级背景,研究宪法实施的条件和保障机制,研究宪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宪法和国家法律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统治阶级和国家政权的性质对宪法的决定作用,等等。宪法学的这部分研究对象是宪法学最具阶级特色的部分,这是在研究宪法规范和宪政内容的基础上对其阶级背景和阶级本质所作的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宪法学与一切资产阶级宪法学的主要区别。资产阶级宪法学只研究到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而对第三个层次的问题,要么讳莫如深,要么轻描淡写,再不然就蓄意歪曲。

二、宪法学的科学性和阶级性

长期以来,宪法学局限于对现行宪法的注释和说明,局限于在形式上研究宪法。资产阶级宪法学通过对其宪法的烦琐诠释和巧妙论证,极力掩盖其宪法的阶级本质,肯定并力图完善现行宪法以及现行统治,发挥了宪法学作为意识形态维护和完善其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的重要作用。虽然资产阶级宪法学对宪法以及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国家机构、公民基本权利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始终没有科学地揭示国家政权与宪法的关系,宪法的阶级性质以及宪法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无法使其宪法学具有完整的科学性。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全面而认真地批判、继承以往宪法学研究中的科学成果,联系各国宪法和宪政发展的实际,才能创立和发展科学的宪法学。需要注意的是,资产阶级宪法学关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三权分立等理论,从形式逻辑上讲,虽然其前提是不科学的,但其论证过程严密而符合人们常见的现象,所以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几个世纪以来,扩散很广。这种宪法学也曾来到中国。第一次是2世纪初辛亥革命时期,它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被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引入中国,并在其指导下制定颁布了1912年的5中华民国临时约法6。这在当时是一部极具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宪法。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的理念贯穿其中。可是,左右中国政权的外国势力不允许它存在,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没有力量控制政权而使它真正生效。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宪法学不能指导中国的宪政实践。2世纪末冷战结束,国际上社会主义的发展受到挫折,特别是资产阶级宪法在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获得再生之后,人权高于主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观点又被国际霸权势力广泛宣扬,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法及其民主模式也被奉为现代国家适应全球化趋势的榜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和发展科学的宪法学仍是一项艰巨任务。宪法是民主国家采用民主形式实行统治的阶级创立并运用的。在人类历史上,在民主国家采用民主形式实行统治的阶级只有两个,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在创立宪法,实行宪政方面是先行者。世界上的宪法就其阶级属性而言只有两类)))资产阶级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类无阶级性或超阶级性的宪法。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作为法律科学,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宪法学中科学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因而是没有阶级性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相一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宪法学,有助于接近真理,获得真理。宪法学的科学性和阶级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