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范文10篇

提要：现行反腐存在偏差，将腐败的根源归结为剥削阶段的和残留，不能解释当下党处于鼎盛时期腐败反而滋生蔓延的事实。应当摒弃阶段的宣传而追究到基本的人性。笔者以为，以往我们在制度建设中，对人性的预设过高，应当在、养廉和防范方面有所分别。

关键词：腐败根源人性预设

同志指出“党风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如果任凭腐败现象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①他在多处讲话中，都表明了中央根治腐败的坚强决心。

要根除腐败，首先必须对腐败的根源有的认识。以往我们解释腐败的原因，都归结为两方面，一是剥削阶级的影响，二是制度尚未完善。笔者以为这二者都与我们在理论上的人性预设有关。

一、腐败的根源在人性

关于腐败的根源，笔者以为有必要重新评价现有的理论。

一、阶级的划分

为什么划分阶级？为了更好地认识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进而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社会进步。我们认识和分析事物，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分门别类的认识分析。认识分析人类社会，划分阶级是最根本的方法。

谁不愿意划分阶级？自己代表或属于少数人组成的阶级的这部分人不愿意划分阶级，他们也不愿意显露自己的阶级本质。虽然他们愿意显示自己属于少数人组成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分子队伍，但不愿意显示自己代表或属于少数人组成的那个阶级。为什么？因为阶级的划分，是以统治或被统治、圧迫或被圧迫、剥削或被剥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来划分的。过去的阶级社会(包括现在仍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少数人组成的统治、剥削阶级，已在广大民众中名声很臭了，所以属于这个统治剥削阶级的人和它的人、代言人是不愿意划分阶级的。

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发生了奴隶阶级由完全没有经济和人身自由到具有一定经济和人身自由的农民阶级的进步性转变，但其受统治、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地位没有变；不论奴隶主阶级还是封建地主阶级，其统治、压迫和剥削的地位同样没有变，由于解放了生产力，其统治、压迫和剥削的能力相应也加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农民阶级到工人阶级，由地主阶级到资产阶级，发生了土地圧迫和土地剥削到资本圧迫和资本剥削的方式转变。在这三种类型阶级社会中，少数人统治、压迫和剥削多数人的性质没有变。

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性质由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生了根本变化。只有共产党敢于划分阶级，因为它自己代表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广大民众处于社会的执政党统治地位，领导着人民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过去的统治阶级总是说天下为公，天下一家，实质上是在给广大民众灌迷魂汤，麻痹迷惑广大民众，掩盖他们剥削掠夺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这种见不得人的行径。

二、阶级和阶级思想

一、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返祖现象”的出现

北京“找到啦”网站是一家靠美国投资支撑的公司，他们提出的时尚社区概念，曾经被认为是低潮期的IT行业中的一个亮点。“9·11”之后的11天，美方投资的停止把“找到啦”推入裁员的绝境，而由裁员招致的诉讼，令昔日的亮点变成了“黑点”。在网络的低潮期中，一批批白领遭到裁员，当他们追讨被欠工资，索取“单方面解除合同”的补偿时，有人忽然发现他们甚至连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也没有。和大多数民工一样，他们打的一直是“黑工”。而来自劳动仲裁部门的消息更加引人注目：“白领黑工”现象不仅普遍存在，并且呈现逐渐上升趋势。

较之白领，一些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极端缺乏的民工，处境格外需要引起重视。当广西南丹矿难事故中矿工与矿主的“生死合同”被发现的时候，当大量民工春节期间要求政府帮助讨还拖欠的微薄工资时，有的学者开始呼吁关注“转型期中国的劳资关系出现返祖现象，再度泰勒化现象(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管理现象)”。他们指出：在亚洲国家投资的“三资”企业与中国本地的一些民营企业中，劳资关系有的似乎退回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工业革命初期。而目前，劳动纠纷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的企业在改组改制、兼并破产过程中没有妥善安置好职工，致使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受损；二是一些非公有制企业不依法与职工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有的甚至搞“生死合同”，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同时，强迫工人长期加班加点；任意克扣、拖欠工资；拒不缴纳社保基金；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甚至任意打骂、侮辱工人，严重侵犯人身权利。使社会底层的工人和一些民工的生活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

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关系、劳资关系、“白领黑工”等问题的出现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由于许多问题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一时难以解决，使有些人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司法公正态度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甚至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稳定大局。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上的重要讲话，是一篇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它回答并澄清了一系列长期困扰、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理论问题。他一再呼吁并强调要重视对当代中国阶级和阶层问题的研究，要注意两极分化问题，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精神。这对解决中国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夏积智认为，国企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劳动纠纷应慎重对待，它不仅关系到国企改制能否顺利进行，还关系到社会稳定。因为不少国企由于常年亏损，造成拖欠职工工资，无法为职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在裁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补偿金问题上也不能使职工满意，同时加深职工不满的还有国企中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从职工角度来讲，由于过去“铁饭碗”的观念根深蒂固，还不能适应市场就业机制下的竞争以及与竞争伴随的某些残酷现实，认识的转化还需要过程。因此，认真学习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理论，研究分析中国转型期的劳资关系“返祖现象”，是解读并解决好“白领黑工”、“民工黑工”等社会现象的关键。

在21世纪的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加剧的过程中，要解读并解决劳资矛盾不容易，从一定的角度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是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世俗化的时代呼唤。在国内外无数仁人志士的探索研讨中，在各种不同方案模式的解决途径比较研究中，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又重新聚焦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分析法中来了。这是“多样性社会实现观统一性”的历史回归，也是现代人思维方式返璞归真、寻求创新的又一有益尝试。

二、马克思阶级思想的原型和阶层理论的转折

摘要：传统观点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的法，无疑集中体现了法所具有的阶级性与社会性，而作为在经过对传统观点的反思之后，对宪法的阶级性的传统观念提出问题与挑战。在充分分析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真实内涵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阐述，从中揭示二者概念与关系的根本意义所在。

关键词：阶级性社会性共有性

在经过一段时期，有关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后。目前，法学界对此问题却避而不谈，似乎各学者对此问题已达成共识。作者姑且把共识称为传统权威观念。作者认为，对此问题，不是没有讨论的必要，而是需要提出更多的问题，并予以澄清和解决。

一对宪法阶级性观念提出的挑战

对于宪法概念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表述，诸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宪法是确认民主制度，表现阶级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根本大法。”等等。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对宪法阶级属性的高度重视，把其视为宪法的内涵及本质必要且重要的要素之一。其根源于列宁在《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一文中那句名言，新版的〈〈列宁全集〉〉已将该句话改译为：“宪制的实质在于和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表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表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体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质对比关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统治者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人都有效。他们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即是法律。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无疑也是阶级性的集中的体现。宪法的阶级性也就是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活条件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使社会上所有人都一体遵行的属性。作者对此观点并不否认，但马克思主义提出法的阶级性又其自身存在的社会背景与理论前提。马克思经典理论学者把其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性对立十分明显的阶级社会。因此，法的阶级性也必然很明显，作者并不否认该理论的相对真理性，也正是由于真理的相对性，才激发我们不断地对该理论进行反思，以期丰富，完善法的阶级性理论以及宪法的阶级性理论。

（一）从逻辑结构上分析

知识分子历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各类专门技术的脑力劳动者阶层,只能依附于一定的阶级。因此,正确判断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就成了认识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关键。在1956年1月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这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的基本原理,对我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判断和表述。然而,时隔一年,在1957年3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却这样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2从此,把在事实上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错误地划入资产阶级行列,在私有制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中国,人为地制造出一支为数不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并据此夸大了资产阶级力量和政治思想影响,过高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导致了一次又一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历史证明,晚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的失误,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并直接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果。那么,他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失误的原因是什么?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我们认为,探讨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失误的原因,首先应该从当时的社会存在中寻找答案,即考察其认识出现错误的客观现实因素。就客观现实原因来说,首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在整体上的估量出现了偏差。建国初期,新中国从旧社会接收了大约200万的各类知识分子。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其中大多数人又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基本上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等原因,因而就世界观和立场而言,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状况与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正由于此,解放初期,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知识界开展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这场改造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面貌在整体上较前有了很大的改观,并为广大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的转变创造了重要条件。在1956年1月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对过去六年中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方面取得的成就予以肯定和高度评价,还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3这一分析是符合当时知识分子政治思想状况的实际的。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与一年前的分析基本一致的结论。他说:“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4就是说,从政治态度和立场看,不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还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到底应该怎样判断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呢?不是从他们的政治态度而是依据其是否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他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5虽然这也符合当时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但问题在于,无视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而以熟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程度作为衡量知识分子世界观的依据,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是错误的。世界观毕竟是意识的东西,衡量的标准只能是客观实际。一个人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主要是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6照此标准,应该说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经过思想改造以后,已经基本上具备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但是,主要用是否掌握马克思主义衡量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必然会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在整体上是资产阶级的(按此标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也是极少数,但决不能因此把工农阶级大多数划入资产阶级)。所以,他依然强调要对知识分子继续长期不懈地进行改造(知识分子确实仍需改造,但改造在以后则成了整人的代名词),并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7到反右斗争时,竟然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最容易翘尾巴,但决定大局的是劳动者和无产阶级,从而把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对立起来。

其次,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这是他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失误的又一现实原因。

从民主革命时期到建国以后一个时期,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有所认识并予以肯定的。1939年底,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就指出,革命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可能胜利的。在1956年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8。尽管这样,但从总体上看,对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缺乏深刻、系统的认识,且存在着认识上的不稳定性。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对知识分子心存或多或少的不信任感。50年代初,在思想文化领域相继展开的“批电影《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及“批梁漱溟反动思想”运动就是有力证明。如果说50年代初对知识分子只是开始有所怀疑和不信任的话,那么,匈牙利事件后这种不信任感明显增强。导致他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看到了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分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二是受匈牙利事件和国际风波的影响,当时国内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主要表现是,全国发生了万名学生罢课事件,在一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中出现了各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不要党的领导,要求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大民主”的错误言论,称其为“怪议论”。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匈牙利事件后,及党中央十分注意知识分子的动向”9,尤其“对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怪议论颇为警觉”10,认为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想搞复辟。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要搞“大民主”就是要学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同时批评大学教授说:“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11在这里,把大学教授列入了资产阶级范围,列入了批判和改造的对象。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则把知识分子、派和资本家混为一谈,说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并认为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中出现的怪议论,跟共产党、社会主义和人民是对立的,也就是说,他开始把知识分子视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识急剧“左”倾,越来越偏离实际。1957年3月29日,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说:全国知识分子大约500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面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2。

民主制度是好制度，因为它使得政治生活有了更多的开放性，它不仅缩小了特权阶级独霸政治权力的可能性，也制约了政治权力被任何人滥用的可能性。但是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可能不是现实的制度，因为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现实且稳定的社会支持率即合法性基础，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制度的。对于民主也是如此。从理论上来看，以自由为导向的法治民主制度可能是最稳健的民主制度，但是它要成为现实的制度，必需有适当的社会基础，如果没有适当的社会基础，即使勉强实行了民主制度，它也无法持久，这是每一次民主浪潮出现回流的重要原因，也是每一次民主化之后军事政变接踵而来的重要原因。而所有重要条件里面，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就是庞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基础。这是本章理论分析的结论，也是古希腊的经验，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现实，更是发展中国家建设稳健的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

一、古希腊的经验

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可能是最早研究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学者。在《政治学》1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古希腊社会商业化导致了商业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从而改变了古希腊社会的政治力量结构，这导致了古希腊社会政治结构的迅速变化：海军探险队和公民武装力量变成了新兴军事组织，理性科学的世界观发展了，传统产权制度崩溃了，中产阶级和较穷阶级政治参与的欲望扩张了，民主制也就逐渐取代了君主制和军事贵族制。

亚里士多德说，在古希腊社会里，有权有势的富人建立的政府形式必然是寡头制，在这种体制中，只有拥有大笔财富的人才拥有投票权或者有机会担任公职，排除了大多数人参政的可能性，这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参政欲望日益扩张的时代里必然导致激烈的斗争。如果穷人为数众多并且组织良好，穷人就会建立"极端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没有教养的穷人倾向于"暴民统治"，他们常常践踏法律，以多数的暴政取代法治，经常因为盲从魅力型民众领袖的领导而使极端民主制向专制制度蜕化。

这说明，由富人和穷人建立的政治制度均具有政治不稳定性，容易导致激烈的破坏性的阶级斗争。那么，稳健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呢？亚里士多德说，凡是中产阶级很发达的地方，均倾向于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尽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不仅是民主的(包括人民或者民众)，并且也是守法的。这种制度有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来制约和引导公民大会的决定，来制约公民大会可能具有的多数专制倾向，制止多数专断地对待少数派，使多数派避免为一时的群众激情所诱导而误入歧途，使多数派不象羊群一样为魅力型的独裁者所左右。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和独裁。贫富之间的战争一旦为富人所取胜，富人就会建立寡头制，把中产阶级和穷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统治目的名义上是为了所有人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富人自己的利益。贫富之争穷人得势时，穷人则会建立极端民主制，它不尊重法律，为群众心理所左右，是恶劣的、独裁的，为穷人所推崇的英雄所统治，而魅力型的英雄虽以穷人的名义进行统治，但实际上则可能是为自己的利益或偏好服务。

民主制度是好制度，因为它使得政治生活有了更多的开放性，它不仅缩小了特权阶级独霸政治权力的可能性，也制约了政治权力被任何人滥用的可能性。但是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可能不是现实的制度，因为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现实且稳定的社会支持率即合法性基础，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制度的。对于民主也是如此。从理论上来看，以自由为导向的法治民主制度可能是最稳健的民主制度，但是它要成为现实的制度，必需有适当的社会基础，如果没有适当的社会基础，即使勉强实行了民主制度，它也无法持久，这是每一次民主浪潮出现回流的重要原因，也是每一次民主化之后军事政变接踵而来的重要原因。而所有重要条件里面，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就是庞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基础。这是本章理论分析的结论，也是古希腊的经验，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现实，更是发展中国家建设稳健的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

一、古希腊的经验

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可能是最早研究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学者。在《政治学》1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古希腊社会商业化导致了商业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从而改变了古希腊社会的政治力量结构，这导致了古希腊社会政治结构的迅速变化：海军探险队和公民武装力量变成了新兴军事组织，理性科学的世界观发展了，传统产权制度崩溃了，中产阶级和较穷阶级政治参与的欲望扩张了，民主制也就逐渐取代了君主制和军事贵族制。

亚里士多德说，在古希腊社会里，有权有势的富人建立的政府形式必然是寡头制，在这种体制中，只有拥有大笔财富的人才拥有投票权或者有机会担任公职，排除了大多数人参政的可能性，这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参政欲望日益扩张的时代里必然导致激烈的斗争。如果穷人为数众多并且组织良好，穷人就会建立"极端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没有教养的穷人倾向于"暴民统治"，他们常常践踏法律，以多数的暴政取代法治，经常因为盲从魅力型民众领袖的领导而使极端民主制向专制制度蜕化。

这说明，由富人和穷人建立的政治制度均具有政治不稳定性，容易导致激烈的破坏性的阶级斗争。那么，稳健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呢？亚里士多德说，凡是中产阶级很发达的地方，均倾向于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尽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不仅是民主的(包括人民或者民众)，并且也是守法的。这种制度有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来制约和引导公民大会的决定，来制约公民大会可能具有的多数专制倾向，制止多数专断地对待少数派，使多数派避免为一时的群众激情所诱导而误入歧途，使多数派不象羊群一样为魅力型的独裁者所左右。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和独裁。贫富之间的战争一旦为富人所取胜，富人就会建立寡头制，把中产阶级和穷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统治目的名义上是为了所有人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富人自己的利益。贫富之争穷人得势时，穷人则会建立极端民主制，它不尊重法律，为群众心理所左右，是恶劣的、独裁的，为穷人所推崇的英雄所统治，而魅力型的英雄虽以穷人的名义进行统治，但实际上则可能是为自己的利益或偏好服务。

漫步于世界政党的百花园中，你可以发现，几个老牌政党，不仅寿命长，而且在政治舞台上颇有些老当益壮的气度。就拿英国的保守党来说，它今年已经323岁了，但仍保持着英国第一大党的地位。而美国的共和党和光轮流坐庄的历史就有上百年，至今没有第三个党能够撼动它们的地位，取而代之，上台执政。这些老牌的资产阶级政党何以能经得起风吹雨打，既长命又长盛呢？

“与时俱进”的英国保守党

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英国的保守党。英国是现代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源地。英国保守党不仅是英国，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党。纵观英国保守党三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能够保持老而不衰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的还是这个党在自身建设上有一些自己的独到之处。

保守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党的理论的非教条性和发展性，用句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党的理论与时俱进。理论上不搞教条主义，给保守党带来不少好处，比如，它使党摆脱了理论教条的束缚，这样就避开了因为意识形态的争论而带来的麻烦，诸如党内斗争，党的分裂等等。从而使党内的团结问题、党在理论上的革新问题以及党的政策的变化问题都变得容易解决了。

理论上的发展性则使保守党的理论成为一个开放性的理论，它可以不断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吸收新的东西，增添新的内容，甚至奉行“拿来主义”，吸收它的政敌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人们看到，在党派竞争中，保守党人经常是靠夺过敌人手中的武器来装备自己，同时使对手变得赤手空拳。这样，保守党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上都有所建树，不断推陈出新，各种“主义”环生。比如，70年代中期撒切尔主义的出现，不仅给保守党带来生机，使其顺利进入80年代的黄金时代，而且也使英国这个60年代末及整个70年代的“欧洲病夫”，摆脱了病魔。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保守党并不保守。

实行权力的制约和集中与民主的有效结合，是保守党运作机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英国保守党是在议会制条件下运作的，因此，它的组织机构自然带有强烈的议会党的色彩。议会党团、中央总部和全国联合会是保守党组织架构中三个彼此独立的系统。它们各司其职，相互之间的关系，只是工作上的协作关系，而不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

内容摘要：目前，中国正成为世界重要而且快速增长的新奢侈品消费市场，而中产阶层正逐渐成为新奢侈品的消费主流。本文在对中产阶级界定的基础上，结合其群体特征，分析了其社会导向下的新奢侈品消费动机（炫耀、领先、从众、社交）和个人导向下的新奢侈品消费动机（表现内在自我、自我享乐）。

关键词：新奢侈品中产阶级消费动机

新奢侈品的内涵

相对于处在消费类产品金字塔塔尖、用来炫耀的传统奢侈品来说，新奢侈品是一类质优、价高、能够批量生产、工艺上乘的商品。这类产品强调内涵与技术，工业设计及工艺细节处理上都彰显品牌的高品质与高品位；产品诉求基于情感需求之上，并对时尚和潮流具有高度的敏感；价格不菲，介于普通消费品与传统奢侈品之间，给消费者一种超值和溢价的感觉。

《奢华，正在流行：新奢侈品时代的制胜理念》一书指出，新奢侈品相对于普通消费品的优势，体现在工艺、功能、情感上，且这三种优势是层层递进的。首先，产品必须在工艺层次取得成功，在材料、做工或者工艺上有所不同，使其真正具有竞争能力。在这个与众不同的工艺层面上，体现着产品的内在质量，即该产品在质量上没有任何瑕疵。其次，在工艺上有与众不同之处，使其有助于产品达到更卓越的运转性能。如果这个产品实际上没有任何改进，只是看上去有所不同，或者只是进行了使其显得有所变化的“改良”，是远远不够的。最后，产品在工艺和功能上的优势必须结合符号性象征因素，如品牌标准、公司精神等，使其与消费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新奢侈品的三大优势迎合了中产阶层高层次的符号性消费需求（即中产阶级追求社会身份认同及心理满足的需求），成为塑造中产阶级文化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葛兰西在承认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政治变革及最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作用之后，强调了相对自主的政治力量及意识所起的协调作用。国家具有两种阶级统治的方式，即使用军队也实施文化上的绝对统治，而后者则要得到被统治阶级的主动同意才行。要实行这种绝对的统治，并不能单纯地靠灌输一套虚伪的思想，而要向大众的利益做出让步，还要诉诸国家或民族的目标和价值来激励群众，这样做就必然超越阶级利益的范畴。换言之，资产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和阶级利益，就必须在手法上超越这一范畴才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精英的领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受葛兰西影响，密利本德和普朗策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家问题，但两人都相互指责对方采取了过分狭隘的决定论观点。密利本德使用了社会学方法去分析那些控制国家重要职位的人，说明统治阶级是怎样在经济上控制国家机器的，但他表示他不同意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观点。当国家“代表统治阶级采取行动时，它多半并不按照统治阶级的指令行事。……当它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时拥有高度的自主和独立，而且，如果它是要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的话，必须真正拥有这种高度的自主和独立。”[21]密利本德支持阿尔都塞的观点，即把国家描述为一毓结构，其性质是注定要为统治阶级的最终利益发挥作用的。而普朗策斯却认为，正是为了实现这种长期利益，国家就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短期利益的工具，更不可能是资产阶级某一部分的工具。[22]尽管两人的意见相左，但结果是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作用的更加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事实上已经表明，国家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性。

这类争论已经激起人们尝试着限定，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相对自主的含义，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此加以论证，但迄今为止，只有普朗策斯所作的分析最为深刻。他认为国家客观上最必要的基本功能是维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结构的凝聚力，这样才能保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得以持续下去。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具有社会凝聚的功能，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与经济相对立的政治领域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以超经济强制来占有剩余劳动价值，国家因而直接介入了经济的阶级斗争，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功能主要通过市场力量去实现。国家可以制定专门化的有凝聚力的制度，这些制度看上去是合乎大众利益的，公正的，是超然于各种经济利益之间的斗争之上的。反过来，这又使得组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权力集团成为可能，在资产阶级或其一部分实行全面垄断的同时，这个集团总包括几个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派别。而国家由于其制度上的自主性和内聚力，便无须去充当任何一个阶级或派别的工具，而是对他们全体都有相对自主性。[23]

普朗策斯在相当程度影响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三世界的分析，即假定国家所做的都是为了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最终利益，它也不可能成为任意一个阶级的工具。这样也才能解释边缘地区往往是国家强大而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这一“不合逻辑”的现象。

事实上，在对第三世界政权的分析中，密利本德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的对手的观点。他认为，权力膨胀这一现象在第三世界十分普遍，其原因是，那些对限制和控制国家权力感兴趣的社会集团并没有权力或意志来这样做，然而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却发现，一个强有力的采取高压手段的国家来代表他们行动是对他们有利的。[24]换言之，“虚弱的阶级”和“强大的政权”可以并存，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虚弱才需要强大的权力膨胀的国家机器。

当然，这种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和其他地方的统治阶级也一样不纯正不统一，它容易变得四分五裂，加上权力高度集中在个别人身上，极易发生频繁和激烈的变动。这些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表达能力都很差，这些社会连同国家本身实际上都是“非政治化的”，并经常处于军事统治之下，通过政党和其他集团垄断着政治活动，这些政党和集团只不过是官僚的外壳，很少有生动的实质内容，在此情况下，国家确实表现出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权，而且几乎变成“为国家的国家”，或至少是为着那些统治着国家的人的国家。[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