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范文10篇

［摘要］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文章在分析当前农业农村总体形势、阶段和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指出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力处理好战略性问题和技术性问题、粮食总产量和品种结构、粮食数量和质量、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扶持小农生产、政府和市场、藏粮于技和藏粮于地、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这8大关系，最后提出了稳步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7个方面的思路建议。

［关键词］农业;农村;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度重视，就推进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题，这是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坚持问题导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破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问题的治本药方，也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农业建设再上新台阶的必然选择。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学术界已对其开展了不少研究。在推进粮食供给则改革的必要性方面，刘妍杉(2016)认为，受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乏力、终端消费持续疲软等因素影响，我国粮食阶段性结构性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亟需对粮食生产和流通体制进行改革［1］。张越杰和王军(2017)认为，供求紧平衡下“调结构”问题、粮食“去库存”问题、粮食生产“降成本”问题是当前粮食产业面临的难点，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促进粮食产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协调发展［2］。在改革的目标方面，成升魁和汪寿阳(2017)认为，应该从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树立全球视野和双底线思维以及倡导健康与绿色生活方式等方面着眼，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出路提供科学合理的视角和解决方案［3］。雷平和詹慧龙(2017)通过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在多种组合条件下粮食供给侧要素的变化过程，认为我国应建立降低储备率和维持高自给率相结合的粮食安全调控目标［4］。在改革的措施建议方面，孙正东(2017)基于对粮食加工企业的调研，认为发展专用品牌粮食是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引擎［5］。蒋辉和张康洁(2016)在分析粮食供给侧面临的八大紧迫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的路径建议［6］。段观照(2017)则从互联网视角提出了对我国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建议［7］。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某个方面，本文则将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到农业农村总体形势和阶段中去观察，全面梳理粮食生产流通领域需处理好的8大关系，并提出稳步推进改革的7项具体措施建议。

一当前农业农村的形势、阶段与挑战

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形势处于建国以来一个最好的时期，这可以从粮食生产、农民收入和农民获得感3个方面去把握。首先，粮食生产能力大幅提升。我国粮食产量在1996年突破1万亿斤，到1998年达到了阶段性峰值10246亿斤，此后经历了5年连续滑坡，到2003年下降到了8614亿斤［8］，当时粮食的供求关系非常紧张，粮食价格飞涨，市场甚至有一种恐慌的心情，这充分说明粮食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的问题。随着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的实施，2004年到2015年间粮食产量取得了“十二连增”，2016年略有减少，2017年又继续增加，产量达到了12358亿斤。在粮食“十四连丰”、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的背景下，我国粮食供给充裕，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其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村形势要看农民的钱袋子。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3%，继续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这一向好的形势自2004年以来已延续了十多年，近12年来平均增长率在8%以上。从农民的钱袋子来看，农村形势是好的。再次，当前是农民最有获得感的时期。近年农村民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07年农村自来水集中供给到村的比例只有43%，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是57%，到2016年已达到了66%。2007年农村垃圾处理的比例是10%，5年前这个比例是不到30%，现在达到了65%，同时现在也已有20%的村实现了污水集中处理。2016年农村道路硬化比例达到96%，实现了通村通户。2008年到2012年5年间农村的危房改造1033万户，2012年到现在又改造了1278万户，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党和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密切相关。2006年农业税条例废止，2004年以来建立了农业的直接补贴制度，到目前补贴规模已经达到了一年1600多亿，实现了对农民由“取”到“予”的转折，贯彻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十八大以来，党的工作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就是问题导向，直面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既要看到当前农业农村形势总体上持续向好、亮点很多，也要深入分析当前农业农村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当前我国农业存在高成本、高补贴和高价格的问题，并带来了资源配置错位和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问题。在经过多年的发展的同时，我国的农业也累积了不少矛盾。有人指出目前我国农业进入了高价格、高补贴、高成本的“三高农业”阶段，并导致了市场机制的扭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一概括还停留在表象，我们还应看到两个深层次的问题。一是农业资源配置存在错位。2008年到2015年，我国玉米播种面积增加了815万公顷，一些边际土地的产能都在不断被开发利用，包括“镰刀弯”地区、第四和第五积温带都在种植玉米，同期我国豆类种植减少了380万公顷，其原因主要是受比较效益的驱动，导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农产品供需结构的失衡。二是我国的农业资源环境压力在持续加大。例如，据中国农科院调研，由于地下水超采，华北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总的面积可能达7万平方公里。又如，我国农业生产中化肥的利用率只有40%左右，农药的利用率只有35%左右，农膜残留达40%。据环保部公布的数据，现在我国70%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水稻种植区土壤受到重金属不同程度污染的面积超过1亿亩。因此，现有的农业发展模式已使资源环境的压力到了一个极限，不具备可持续性。第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如前所述，近十多年以来农民收入得到了较快增长，但从历史比较来看，农民收入增长的势头近年有所放缓，2011年是农民收入增长率的峰值，达11．1%，到了2012年降为10．7%，2013年是9．3%，2014年是9．2%，2015年7．5%，2016年是6．2%，2017年是7．3%。其中2016年的增长率6．2%，是近年来首次出现的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低于GDP的增长率，农民收入增长率“双高”(高于GDP增长率、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的目标只实现了“一高”。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警惕，因为我们无论怎么样推进改革，不能把农民增收的势头逆转了。具体分析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的成因，一是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和城镇化发展速度减缓，导致了农民工资性收入下降;二是我国农业竞争力不足导致种粮收益、农业综合效益下降。第三，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从劳动力方面看，目前有纯农民，有兼业农民，还有的连兼业农民都算不上。同时随着务农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今后“谁来种地”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从土地方面看，这些年房地产开发、商业地产占了大量土地，1978年以来全国耕地减少了1200万公顷。而由于城市占用了用地指标，现在农业农村发展要寻求新动力，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用地难。从金融方面看，2016年我国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中县及县以下的23万亿，占比21．6%，全口径的涉农贷款余额是28．2万亿多，占比26．5%，这个数据初看比较令人振奋，但细看之下，农户贷款余额为7．1万亿，占比是8%，农林牧渔4大产业(不包括副业)贷款余额3．7万亿元，占比只有3．4%。可见农业信贷与农业在GDP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农村金融是“抽水机”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此外，目前农业保险“广覆盖，低标准”的问题依然存在，保险公司给三大主粮的保额不足生产成本的40%。面临这样一系列的挑战和复杂局面，可以说三农领域是我国实体经济中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领域之一。因此，“十三五”乃至今后更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将进入一个内外矛盾并存的胶着期，也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持续增收“双目标”难度加大的一个挑战期，更是一个改革发展政策调整的转型期。

二准确把握农业主要矛盾转变，着力处理好8大关系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唐山市经济一直处于全速增长状态。自从进入新常态以后，唐山经济供求开始失衡，出现产能过剩现象，抑制了经济的增长。要实现唐山经济的稳健发展，有效的切入点即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首先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背景着手，分析了唐山目前的经济形势，给出了影响供给侧改革的因素。其次，构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素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模型，明确了供给侧改革攻坚的重点领域和主要着力点。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产业结构升级;动力模型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背景

在2015年～2016年多次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自改革开放以来，唐山经济片面追求高速度增长，主要通过需求侧改革来实现。强调规模扩张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构成的总需求来实现目标。自唐山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已经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转变到依靠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来提供新动力。

二、唐山当前的经济形势

从唐山当前的形势来看，一方面，经济发展速度与其他省市相比仍然领先，经济增长总量逐年递增，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却连年下降。在2007年达到15．0%的峰值后连年下降，从2010年的13．1%，2011年的11．7%，2012年的10．4%，2013年的8．3%，2014年唐山GDP增长速度下降到5．1%，从2010年～2014年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同期相比，当前唐山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一、第二产业占比过大，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低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究其原因，从宏观角度来看，国际发达国家依然处于金融危机之中，对国际商品需求不旺。从微观角度来看，唐山企业成本不断上升，产品价格偏高，缺乏市场竞争力。唐山市场机制运行不畅，致使经济总量过快增长掩盖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出现严重“求而未供，供非所求”现象。

无论在世界，在中国，当代社会实践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变，也显示了它具有的两股巨大力量——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波进程的力量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的力量。我们把研究这种结构性巨变及其两维力量的理论称之为“实践结构的社会会学理论及其两维视野””(简称实践结构论)。这种新探索，可看作是在以前提出的四个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八种趋势

应当说明的是，所有这八种趋势都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由于我们的着眼点是如何防范、消除那些影响和谐社会的失谐因素，因此我们的简要分析可能会更多地涉及这一方面。

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从而更易形成社会矛盾、更易引发社会动荡。这种发展趋势完全改变了传统上的时空内涵和形式，在地理限制几乎终结的同时，对时间限制的突破也达到了极致，社会事件更为频繁地从特定时空形式以及组织实体中抽脱出来，社会关系日益与“面对面的互动情势”相分离。一方面，社会事件所受到的各种有形的、可见的、实体性的制约和限制，正在迅速地被弱化。另一方面，一些不可触及的远距离事件甚至虚拟过程却越来越与我们的生活形成直接的牵扯。总体上看，当代社会生活更趋向迅速流变、动荡不居。我们在理论上将这种状况描述为“轻盈”、“灵动”、“流畅”，等等。在这种趋势下，社会现象往往是“无形无像无痕”的，一些难以察觉的迹象可以快速扩散蔓延，发展成为重大的社会事件，因而这一过程也更难以预料、捕捉和把握。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各种失谐因素极易得到激活，形成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今天的现代性已经远远超越了以大规模集体行动和大型组织过程来锻造历史的那个伟大时期。从许多方面看，这促使社会内部的分离趋势得到了明显增强。正如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的，这种变化一方面为“个人自由、自我实现、民主化、去中心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减少了工作场所和社会中的等级制度”，但同时，企业“规模不断压缩、长期雇员不断裁减”、“劳动力的使用变得随机化，社会分化也会逐步加深”。在中国，自改革以来，社会组织模式的改造和重组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去集体化”、“去组织化”在近30年中也一直在持续。尽管这种“去集体化”、“去组织化”既是现代性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社会改革的一种必经过程，但在客观上，这一趋势毕竟在许多方面造成了个人与集体和组织的分离，助推了社会的离散趋势，从而对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起了较强的增效作用。

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资本的自由度在全球范围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劳动的束缚度却由于多种因素而有增无减。因此，资本的自由化与劳动的屈服，颠覆了古典现代性时期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对于传统的劳资盟约造成了极大的动摇。同时，由于资本对劳动的雇佣越来越趋于流动性、临时性和随机性，劳动的自我组织性也因之大大被削弱了，在与资本的对峙过程中，劳动的协商、抗议和抵制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丧失。在中国，这一过程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劳动的过剩供给在一个较长时期中仍将持续，同时，劳动对资本的依赖远远超过了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使得劳动要素对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也使得资本的“违约”更加频繁，劳资关系因而也更容易出现紧张和激化，甚至造成相互对峙的局面。更重要的在于，由于资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抽象的非物质性劳动过程(如思想、符号以及象征和意义系统)来获得高额利润，这种情形直接导致了劳动世界本身的两极分化。出现在高新产业与下游产业、核心技术部门与边缘生产部门、高级白领与熟练工人、稳定就业与临时就业等等区分，典型地表现了劳动本身的深刻裂痕，也表现了新一轮的社会二元化趋势。

外汇结构性存款风险及对策分析

2002年以来,国内金融机构纷纷推出个人外汇理财产品,外汇结构性存款即是其中之一｡外汇结构性存款是结构性产品的一个种类｡结构性产品是指将固定收益产品和某类金融衍生品进行组合而成的一种复合金融产品,其中的金融衍生品一般是期权｡[1]外汇结构性存款的核心特性是指银行在外汇定期存款这一固定收益产品的基础上,根据客户对利率汇率等资产价格的预期,嵌入与利率汇率等标的相挂钩的期权,提供给投资者｡[2]投资者是期权的卖方,收取期权费;银行是期权的买方,交纳期权费,享有执行期权与否的权利｡投资者的收益来源于外汇存款利息收入和卖出期权所获得的期权费;银行收入源于外汇存款拆放利率与客户存款利率之差､将期权转售卖出价与从客户买入价之差及持有期权到期所赚取的投机利润｡

大多数投资者投资外汇结构性存款时看中的是其高收益的特点,并把它当成不存在风险损失的银行定期存款,对于外汇结构性存款的风险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风险收益是永远相配比的,高收益必然高风险,本文试图对其实际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为外汇结构性存款运作提供一些合理的建议｡

一､投资者在外汇结构性存款中面临的风险

1.市场风险｡投资者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就是市场风险｡外汇结构性存款与利率､汇率等标的挂钩,投资者的未来收益取决于所挂钩标的变动是否与其原先预期一致,如果市场发生出乎投资者意料的情况,他们将面临重大不利局面,不仅正常收益不能实现,甚至存款本金都会受到侵蚀｡投资者面临的市场风险因产品种类不同而不同,以市场上常见的与美元LIBOR利率挂钩的外汇结构性存款产品为例:固定收益型外汇结构性存款的收益是固定的,不因挂钩标的波动而波动,其主要风险是美元LIBOR利率上涨,使投资者丧失获取更高收益的机会;浮动收益型-正向浮动型的收益是浮动的,可以避免利率上升带来的损失,但在LIBOR走低时,产品与LIBOR正向挂钩可能带来损失;浮动收益型-反向浮动型可以避免利率下跌带来的损失,其风险在于LIBOR走高时,产品与LIBOR反向挂钩可能带来损失;浮动收益型-利率参考型可以有效避免利率浮动损失,其风险在于LIBOR不在参考区间内的天数越多,利息越低｡如某一与利率区间挂钩的结构性产品,名义收益率为6%,实现这一收益的要求是投资期内三个月的美元LIBOR利率在0-5%区间内,假如这一年利率实际只有一半时间落在该区间,则该外汇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率只有3%,极端情况下,利率没有一天落于0-5%的区间内,投资者的收益将为零,与所说的6%差距甚大｡

2.流动性风险｡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可以流通转让,普通定期存款一般可以提前支取,而目前各家银行的外汇结构性存款都还不能转让,部分产品规定在任何条件下客户都不得提前支取,另外有些产品虽然可提前支取,但也得交纳很高的违约金｡客户一般只有持有到期的义务,而没有提前支取的权利;银行则有权提前终止存款,这根本上也是由期权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决定的｡客户在未到期前存在应急资金需要时,不能够提前支取,面临流动性风险｡目前,有些银行也推出了能够用来进行质押融资的外汇结构性存款产品,客户有应急之需时,可以结构性存款作质押获得融资,为客户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但受制于质押融资比率,客户获得的流动性也会不同,同样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摘要：气象服务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气象服务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进行完善。文章通过介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气象服务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希望对提高我国气象服务水平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气象服务；供给侧；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对策

气象服务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工农业生产、防灾减灾、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对气象信息有极为迫切的需求。长期以来气象服务部门收到体制的约束，不能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优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气象服务部门应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不断改善自身服务质量，满足人民对气象信息越来越多样化、专业化、高端化的需求。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为了提高我国企事业单位的质量和竞争力，确保我国的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在2015年10月高瞻远瞩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经济政策。供给侧改革不同于中国多年来激发需求侧潜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更注重供给端和生产端管理、生产质量的提升，从而更优地实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资源的利用，使之产生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从根本上有效提升我国社会和经济的整体质量和实力[1]。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气象服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摘要：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五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迅速壮大，经济结构更加优化，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拉动和依靠第二产业、三次产业共同带动的局面初步形成，“这是我们多年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重大结构性变革”。如何深刻认识理解中国经济实现的重大结构性变革，笔者将就这一问题阐述自己的研究。

关键词：中国经济；重大结构性变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五年来中国经济实现的重大结构性变革

五年来，中国经济依据资本论的原理指导，从生产力方面，不断淘汰落后产能，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生产关系方面，协调推进生产和分配、生产和消费间的关系，实现了重大结构性变革：1．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实现重大变革2001年后，入世红利带动中国经济开启了长达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尽管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冲击，但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带动下，中国经济依靠投资拉动，一度挺过了当时内外交困的局面，经济增长速度未有大幅度下滑，基本稳定了就业民生，物价和国际收支也基本平稳，但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弊端逐渐显现，如出口低迷、产能过剩等问题。新时代，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的形势，中国要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依靠国内消费驱动经济发展，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年来，中国经济在增长动力结构方面取得了重大变革，有数据显示，2013年～2017年五年间，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年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6．2％和43．8％，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年平均贡献率几乎为0。也就是说，过去五年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外需的贡献基本为0。其中，消费已经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特别是五年来我国在改革、转型、创新方面的成就显著，“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等层出不穷，量子通信和卫星、深海探测等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年均增长11．7％，分享经济、共享经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迅速成长。整个经济发展生态良好，健康稳定。2．产业结构实现重大变革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煤钢铁、煤炭、石油等资源，以至于过去我们突出的产业结构是依赖一些产能过剩的像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低能耗、低成本运作起来的可持续的产业占比不高，第三产业服务业还有很大差距。2015年中央做出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重大战略安排，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大力作用下，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有数据显示，尽管我国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但是第三产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在不断上升，已经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其中，201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51．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谁58．8％。而2013年～2017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分别为4．6％、42．6％和52．8％。可以看到，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一般，可以说，我国经济实现了由工业主导型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的重大转变。未来，农业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中以及中央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动下，必将呈现欣欣向荣局面，而工业在转型发展、创新驱动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不断纵深融合发展中，传统产业深刻重塑，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局面也将不断涌现，而我们更加重视咨询、研发、会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带动作用及其对企业发展效率的提高作用，来进一步引导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持续健康发展，三大产业结构将更加优化，形成螺旋式的上升通道，带动中国经济实现现代化。但在改革过程中要防止经济“脱实向虚”，要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放在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实体经济上，这是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命题。3．投资结构发生重要转变继报告提出，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优化投资结构，鼓励民间投资，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引导更多资金投向强基础、增后劲、惠民生领域。基于投资结构的重大战略安排，可以说，近五年尽管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已经不再依靠投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不断下降，但是我国经济的投资结构却在不断优化，对社会民生、装备制造和高技术制造等领域的投资增长较快，而对污染能耗较高的制造业的投资却在不断下降，投资从生产关系的供给侧出发，对供给结构的优化作用日益明显，有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是7．2％，较2013年回落12．4个百分点，但是对生态环保的投资却高达19％，对高技术制造业的投资达17％，这充分显示了投资的引导作用，在“强基础、增后劲、惠民生领域”日益发挥着重要的关键作用。4．城乡结构不断协调优化城乡结构协调发展，一方面我国的城镇化率稳步提高，有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化已经达到58．5％，逐步接近国际上传统农耕历史国家的城镇化率峰值，该峰值一般是65％，同日本、德国、法国等情况类似，我国人多地少，地势崎岖不平，城镇化率达到如此高度接下来就易出现“逆城镇化”情况，乡村地形地貌、乡村风土人情，乡村特色餐饮等会成为稀缺资源，党中央作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发掘乡村资源，为我国经济提高更强大发展动力的重大战略调整，有力地弥补了城镇化的不足，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战略的稳定实施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另一方面，有数据显示，当前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减少，2016年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是2．72倍，2017年差距缩小0．01倍，特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别是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农业、农民、农村的经济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基层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这些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下将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城乡结构会进一步重塑升级。

二、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等各项工作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能够取得重大结构性变革，最关键的一招是党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工作方略，尽管成就很大，但是经济改革、经济转型的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打持久战，而且稳定经济增长、保障就业民生的任务也很艰巨，需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等各项工作，这是因为，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方面推动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了产业体制、金融体制等各项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从需求侧，新的有效供给拉动了新的有效需求，供给需求呈螺旋上升趋势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巨大，因此，需要坚持这一改革主线，从而推动三大公关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等工作。未来，供给测结构性改革从要素、主体到制度各个方面全方位发力，通过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激活要素积极性，提高市场活力；不断挖掘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人才资源；通过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和非税负担等措施进一步发挥市场主体企业的积极性，同时通过放管服改革等不断促进政府管理体制、制度的完善，制定支撑民营企业的发展、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各项制度措施，不断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作用，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等各项工作。

摘要:我国经济若要获取更进一步的发展便应拟定多元化举措，多方共进，在拓张整体需求期间对产业结构合理整改、优化，促进供给侧变革，特别是促进金融业改革。在此形势下，商业银行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需应对相应挑战，这就促使对商业银行的变革发展加以研究凸显得极为重要。基于此，本文基于供给侧视角，对商业银行的结构性改革展开了探索、讨论，望以此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供给侧视角;商业银行;结构性改革

伴随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需求端的不断刺激促使经济提升效果差强人意，导致供给抑制变为了干扰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关键因子。特别是位于“三期叠加”这一繁杂的境况中，基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成为了“十三五”阶段调节经济结构、达成要素优化配置、改善经济发展质量与数量的核心战略方针。在此形势下，商业银行应对自身发展所处环境给予足够关注，与时代所提出的万众创新等要求相符，有效认知实体经济，以推动自身发展。本文正是以此为背景，对供给侧视角下商业银行的结构性改革进行了相应分析，望以此为商业银行获取更进一步的发展给予相应借鉴。

一、供给侧视角下商业银行结构性改革的优势与劣势

(一)优势分析

1.新兴产业、传统行业的创新发展使得信贷资金需求骤增

摘要：本文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出发，对音乐艺术人才培养供需进行专业结构性矛盾、层次结构性矛盾、质量结构性矛盾的表象及原因分析。结合音乐艺术院校的专业特色，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指导思想，在人才选拔，分层、分类人才培养和实现高校自主管理三个方面提出了改革措施，以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和人才培养目标。进一步实现了音乐艺术院校作为音乐艺术人才培养的供给体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实质性探索。

关键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层次分类化培养；高校自主管理

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2016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2018年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3]。高等院校作为人才供给的核心源头和重要基地，更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下功夫、深思考，以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和发展的人才为己任。

一音乐艺术教育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如果用一个公式来描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含义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4]。高等教育领域的需求与供给也同样存在不对位、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大量的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是市场的人才难求甚至用工荒。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曾指出，“中国高校的转型发展，实质上是中国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于化解当前存在的教育供需矛盾，通过改革推进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提高教育供给端的质量和效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成为大学生提供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教育服务模式的新供给侧结构，替代和打破原有单一的培养模式、统一的课程资源、僵化的考试评价供给结构，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教育需求。（二）音乐艺术教育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音乐艺术人才的培养，当今社会既需要高精尖的精英型艺术人才，也需要一专多能的复合应用型艺术人才，而文化自信、全民文艺素养的提升更呼唤服务创新型艺术人才。这些多元化的社会需求警醒着我们单科性专业艺术院校，必须转变艺术人才的培养模式，突破仅仅培养“高端”、“高等”艺术精英和艺术大家的窠臼，加大对艺术人才的通识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培养比重，为后两类人才的成长提供对应的教育资源。最终搭建起国家和社会急需的“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的专业艺术人才与自幼就寒来暑往、苦练童子功的专业学生实现心中梦想、学以致用之间畅通的桥梁。

二音乐艺术人才培养供需结构性矛盾表现

摘要：新常态经济周期中，近年来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观要求愈加强烈。随着绿色发展战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青海省普惠金融示范区建设的纵深推进，辖区内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融资体系短板日益凸显。本文梳理绿色债券的特征、功能和比较优势，分析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当前推动绿色债券发行的难点和瓶颈，在此基础上，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维度提出了运用绿色债券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选择和政策建议，以期为相似的欠发达地区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色债券;政策建议

“十三五”时期是青海省海西州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期。随着经济的较快发展，试验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愈显滞后，直接融资，特别是债务融资短板明显，结合国家绿色发展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和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绿色金融示范点建设要求，大力推广绿色债券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服务支撑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

一、金融体系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状

2015年以前，间接融资在海西州融资结构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进入2015年后，金融机构资金供给呈现总量增加、内外开花、渠道拓展、模式出新等积极变化。截至2017年6月末，全州实体经济境内外融资余额突破千亿元，其中，贷款余额895.8亿元，债券余额46.9亿元，基金余额56.1亿元，其他融资余额15.7亿元。海西州金融机构积极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贷需求，2017年6月末，第三产业贷款占比提高达到19.4%，较年初提升4.6个百分点。注重培育新兴行业增长动能，新增新能源贷款4.3亿元，增长8.3%；新增新材料贷款1.1亿元，增长7.2%；高原特色生物、旅游等行业都保持增长。

二、现阶段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瓶颈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迅猛发展，对国家GDP做出了巨大贡献，三分天下有其二。民营经济以其数量大、分布广、规模小、涉及范围广、灵活性强的特点在吸纳就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力量。当前在全球经济复苏艰难和国内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融资难”“融资贵”已经成为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金融资源供给的错配，民营企业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都未能获得良好的融资支持。因此，从金融供给侧发力，改善民营经济的金融供给是打通金融活水流向民营企业“最后一公里”的治本之策。

关键词：金融供给侧；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影响力不断增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上一个最为庞大的群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截至2017年底，中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和贡献可以用“56789”五个数字来概括：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民营企业数量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中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1］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泛起。日趋复杂的外部发展环境，给中国经济和市场预期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国内又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样一个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在国内外因素、主客观原因等多重矛盾交织的背景下，民营企业面临资金、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生存困境堪忧。一时之间“三座大山”成了许多民营企业不可承受之重，而中国民营企业90％以上是中小微企业，据《2017年中小企业融资发展白皮书》：2016年，98％的中小企业主要问题是融资难、融资贵。2018年1月31日世界银行等机构联合的《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报告显示，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潜在融资需求达4．4万亿美元，融资缺口达1．9万亿美元，有41％的企业存在信贷困难。［2］当前，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一般比大型企业高30％以上。［3］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成为长期困扰民营企业发展的一大难题。

1民营企业面临着金融排斥的困境

1．1难以从银行获取贷款。长期以来，银行信贷都是中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2018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7．1％，同比高两个百分点。［4］2015年以来的“去杠杆”，银行信贷开始收紧。据中国中央银行的数据，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包括小微型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33万亿元，商业银行正常贷款余额106．5万亿元，小微企业的贷款占贷款比重是31％，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所占比重存在一定差距。民营经济产出在全国GDP中占60％，而银行给民营企业的贷款只占30％。［5］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但民营企业所获得的融资渠道和规模却并没有获得对等的扩张，其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和它在经济中的贡献极不相匹配。从贷款的成本看，资金成本居高不下，大型银行小微贷款平均利率在5％～6％之间；各种新金融、类金融机构普遍在15％以上，而民间借贷一般在20％以上，中小银行介于大银行和他们之间。［6］民营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除了支付贷款利息外，还要应对繁琐的贷款办理手续、贷款担保等问题，承担各种额外的费用，这些都增加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实际融资成本高达17％～20％。［7］因此，造成了小微企业贷款总成本要高于正常贷款成本40％～50％。［8］1．2直接融资渠道狭窄。美国的中小型企业在股票、证券、企业债券等途径的直接融资高达50％以上，而中国只有3％左右。［9］我国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单一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市场融资的条件较为严苛。一是主板市场准入门槛过高且流程相对复杂。根据中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公司上市必须要满足一些条件，要求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营业额以及利润水平等，还需要在过去的3年内具有持续增长。在这些众多条件中最难到达的便是财务指标要求，这使得很多民营企业被排除在外。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虽然超过了50％［10］，但多数集中在中小板和创业板，单次融资量较小。当前资本市场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质押融资现象。统计资料显示，目前A股股票质押市值约4．55万亿元左右，其中，2177家民企股票质押市值约在3．4万亿元左右，民企股票质押占比为74％。［11］然而，中国股市连绵不断的“阴雨”导致部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已触及平仓线，从而引发了市场担忧。二是债券市场融资相对困难。民企在债券市场融资比例低，与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严重不符。根据Wind统计数据，2016年民企发行的债券数量占比为23．16％，金额占比为18．96％；而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23日这段时间，民企融资已有所回暖，但民企发行的债券数量占比降至14．6％，金额占比降至11．53％。［12］2018年以来，受融资环境整体偏紧、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市场风险偏好降低以及“去杠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债券市场违约率出现明显上升，且违约主体多为民营企业。根据光大证券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债券市场共有101个主体发行的236只债券发生了违约，涉及违约的债券本金规模达1919．98亿元，其中民企违约占主导。数据显示，2018年民企违约的情况尤为突出，违约的101个主体中民企占比83．17％（此处为广义民企概念，非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均纳入民企口径统计），单年发生过违约的民营企业数量高达37家，相比较2017年的9家有大幅增长。［13］民营企业频发违约，导致市场对民营企业产生了一定的恐慌情绪，对民企的风险偏好进一步下降，甚至在金融市场上出现非理性的“羊群效应”，加剧了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和资金流动性问题，导致一些经营正常的民营企业也遭遇了融资困境。

2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成因